2020年度全国考古十大新发现经过层层选拔，最终揭晓了“十大”考古新发现，它们之中有来自距今45万年的旧石器时代的贵州贵安新区招果洞遗址、有距今8300—7800年的浙江省和长三角地区最早的典型海岸贝丘遗址——浙江宁波余姚井头山遗址、有距今5300年前的河洛古国——河南巩义双槐树遗址、有距今4000—3700年左右的夏朝最早粮仓——河南淮阳时庄遗址，以及来自各地区具有神秘色彩的古墓遗址。十大考古新发现是中华民族传统文明的瑰宝，其中我最感兴趣的是贵州贵安新区招果洞遗址，是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中当之无愧的榜首。

一、年代距今最为久远

招果洞遗址跨越了整个旧石器时代晚期和新石器时代，在考古界十分罕见。在历经5个年度的考古发掘后，45万年就有古人类在这里生活繁衍了，发现了火塘51个，你可以想象古人类围着这儿烤火畅谈人生的场景吗？是不是在讨论恐龙？

二、3万多年之前磨制骨器

该遗址还发现了2座墓葬，大量石制品、磨制骨角器，在距今3万多年地层中发现的磨制骨器，是目前中国发现的最早磨制骨器之一。发现的两具古人类遗体，有着较完整的头骨和肢骨，是黔南地区最完整的人类骨骼遗骸之一，为研究黔南地区早期人类居住活动，对复原史前社会发展是一大飞跃。

三、多学科协作，历史意义深远流长

招果洞遗址考古发掘是区域考古协作和多学科团队攻关的优秀案例，对考古界具有开创性意义。因为整合了第四纪洞穴沉积学、动植物考古学、体质人类学、古环境学、石器分析等多学科协作，从不同角度共同讲述着源远流长的中华故事。

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在北京揭晓。十大新发现分别是，贵州省贵安新区赵国栋遗址、浙江宁波余姚荆头山遗址、河南巩义双槐树遗址、河南淮阳柿庄遗址、河南宜川徐阳公墓、西藏赞达龙国公墓、徐州土山二号墓，江苏省、陕西西安少陵十六号墓、青海省都兰热水公墓群学卫一号墓、吉林省图们市磨盘墓遗址。

由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自主发掘的陕西省西安市少陵十六大古墓，逐级进入最终评估，最终跻身前十名。这项比赛已成功举办了30年。一年一度的大赛已成为文博界公众关注度最高的一件大事，引起了社会各界和全国各地的广泛关注。入围终评的20项考古发现来自全国15个省、市、自治区；从时间上看，史前考古发现6项，夏商周考古发现4项，秦汉魏晋南北朝考古发现6项，唐朝考古发现4项，宋、元、明考古发现。从时间跨度上看，参与最终评审的项目始于距今45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历经新石器时代、夏商周、秦汉魏晋南北朝、唐宋元代。

从地域分布上看，主要涉及从黄土区到江浙沿海，从西南山区到边疆地区。从遗址类型上看，包括窑洞遗址、培丘遗址、原始城址、粮仓聚落、铸铜遗址、墓葬、祭祀遗址等，还有灯塔。十六国时期发现了三座规模巨大、造型独特、结构完整的高级墓葬。出土了土雕建筑、精美壁画和彩陶俑，对研究十六国时期大型高等级墓葬的分布和结构具有重要价值。

由于墓葬规模大、情况复杂，在发掘过程中，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多次召开专家咨询会。考古发掘和文物保护等相关工作进行研讨。在发掘和收集资料信息方面，该墓注重运用科技手段，加强文物保护，采用无人机航拍、地理信息系统制图、元素分析、色素成分测定等方法，采用紫外和红外摄影等技术手段，取得了阶段性的科研成果。

中国是人类起源的发祥地之一，根据现有的考古资料，人类已有300万年的历史。

一、植物药的发现和使用

神农氏尝百草而始有医药的传说故事，流传久远《淮南子·修务训》：“神农……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皇甫谧《帝王世纪》：“伏义氏……选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画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所以六气六腑六脏，五行阴阳，水火升降得以有象，万物之理，得以类推，炎黄因斯乃尝味百药而制九针，以拯夭枉焉”。又说：“（黄）帝使歧伯尝味草木，典主医药，经方、本草、素问之书咸出焉”“炎黄因斯乃尝味百药而制九针”，从而对炎帝神农氏在药物的原始发现所作的贡献予以肯定。这一论点为学界的普遍观点，例如：《世本》有“神农和药济人”；《通鉴外记》有“民有疾病，未知药石，炎帝始味草木之滋，尝一日而遇七十毒，神而化之，遂作方书，以疗民疾，而医道立矣”；晋·干宝《搜神记》有：“神农以赭鞭鞭百草，尽知其平毒寒温之性臭味所主”；《史记补三皇本纪》也有“神农氏以赭鞭鞭草木，始尝百草，始有医药”。

二、动物药的发现和使用

动物药的发现和人类的狩猎和畜牧活动有着密切的联系。在未发明用火之前，只能生啖其肉，渴饮其血；随着用火特别是人工取火的发明，使很多动物肉类成为人们的主要食品来源，使人们更多地接触到了动物的肉、脂肪、内脏、骨各及骨髓等，从而促进了人们对各种动物对人体营养以及毒副作用的认识，并进一步为认识其药用功效而有了不断的经验积累。

夏商西周时期　

甲骨文中包含有大量的象形、会意文字，从文字的形体上，可以看出商朝人对人体已有一定的认识。首，象人的侧面头形；耳，象耳的轮廓；目，象人的眼睛；鼻，象人的鼻子；口，口腔的象形；舌，象舌从口中伸出状；齿，象牙齿从口中露出；项，是在脖子后面加指示符号标明；手，象手的侧面形。肱，在甲骨文中是在肱部加指示符号。身字是在人的胸、腹部加指示符。臀，在人臀部加指示符号。足字则象脚的形状。膝，在人的膝关节加指示符号。趾字就象脚趾形。眉则象眼睛上面长着眉毛。腋字即是在人的两腋下加指示符号，等等。商、周时期人们对人体的认识，是处在一个以直观的外部形态为主，并已经由表入里，认识到内脏器官的某些结构，由局部认识开始而涉及到人身整体及其生理活动的一些现象，反映了商周时医学对解剖与生理的认识日益深化。

春秋战国时期　

一、本草知识的丰富

1．出土医书中的药物

《五十二病方》

（1）阜阳汉简《万物》所载药物：

此书简残损太甚，根据可辨认者统计，共收载药物七十多种。其中玉石类、木部类、兽部类、虫鱼部类、果部类、米谷部类、菜部类等等。《万物》的记载非常古朴，如“鱼与黄土之已痔也”，“姜叶使人忍寒也”，这些都是比较原始的用法。

（2）马王堆帛书《五十二病方》所载药物《五十二病方》因残损较多，很难确知原来所载方药总数。据帛书整理小组统计，共列药物247种。其中矿物药21种，草类药51种，菜类药10种，木类药29种，果类药5种，人部药9种，兽类药23种，鱼类药3种，虫类药16种，器物、物品类30种，泛称类药10种，待考药名14种。此外，在马王堆一号汉墓的随葬物品中，还发现不少盛放在香炉或熏炉里有茅香、高良姜、姜、桂、蒽（蕙）、贲、花椒、辛夷、藁本、杜衡、佩兰等。从《万物》和《五十二病方》来看，说明在战国时期，已经发现了众多的药物，而且对药物的性味功能已有了初步的认识。《万物》是我国迄今发现的以记载药物知识为主的专书，但所载几乎都是单功能药物，其内容简略而古朴。《五十二病方》虽是记载临床治疗的方书，而所载药物之多却是空前的，仅次于后来的药物学专著《神农本草经》。该书所记述之每一种药物已具有多种治病功效，比《万物》前进了一大步。

2．《山海经》、《吕氏春秋》等书对药物的论述

（1）《山海经》：是一部约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地理著作，在叙述山川地域及其物产时，也记载了各地出产的药物，共一百多种。其中约有：如食之多力，食之不愚的补养药；食之宜子孙的生育药；服之不字食之无子的避孕药；服之美人色的美容药：食之无疫疾；食之无大疾；可以御疫的防病疫药；食之可以杀人的剧毒药；可以御百毒，可以为（治）毒的解毒药；可以杀虫的杀虫药；食之不眠，食之无卧的兴奋剂等。此外，约在这一时期在成书的非医药专著如：《管子》、《离骚》、《吕氏春秋》、《礼记》、《尔雅》等，也都其不同的角度论及了不少的药用植物、动物、矿物等。

二、方剂学的萌芽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用药知识的积累，逐渐由使用单方过渡到使用复方，并且不断探索组方的原则和理论，方剂学萌芽。阜阳汉简《万物》记载有一些复方。如“倍力者以羊与龟”，认为龟羊合用，其强身健体之功更著，是复方的萌芽。五十二病方》，收载医方283个，如治癃病方、治牡痔熏蒸方等等。从上举诸例可以看出，帛书《五十二病方》，复方大量增加了，而且剂型多种多样，既有内服的，又有外用的，洗浴、熏蒸、涂擦、外敷、充填诸剂齐备。《内经》奠定方剂理论：《素问·至真要大论》说：“主病之谓君，左君之谓臣，应臣之谓使，非上下三品之谓也。”又说：“君一臣二，制之小也；君一臣三佐五，制之中也；君一臣三佐九，制之大也”。《内经》并非方书，但对方剂理论和组方配伍原则作出了出色的归纳与总结，对后世有很大的影响。

秦汉时期　

秦汉是中国医学史上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发展时期。其表现有以下主要特点：

1、辩证论治思想的确立。辩证论治的思想出现于先秦。秦汉时期，经过无数医家的努力，特别是东汉张仲景《伤寒杂病论》中以六经论伤寒、以脏腑辨杂病，形成了一套理法方药相结合的体系，建立了辨证论治的基本规范。确立了四诊、八纲、脏腑、经络、三因、八法等辨证论治的基本理论。

2、出现了医案。西汉淳于意在继承前入学术经验的基础上，记录所诊治病人必详列姓名、身份、籍里、性别、病名、病因、脉证、诊断、治疗（方药、针灸、含漱药、窜药等），预防等，反映了早期医案淳朴可鉴的学术风格，为后世医家书写医案树立了榜样。

3、在临床医学进展突出。华佗创用麻沸散施行外科手术，虽然其方药、操作技术失传，但它却在学术思想上启迪了外科医家。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在外感热病和内科杂病等辨证论治方面的理论与实践，被历代医家奉为圭臬。

4、初步奠定药物方剂学体系。以《神农本草经》为代表，集东汉以前药物学术经验之大成，对历代本草学和方剂学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伤寒杂病论》所载方剂及方剂学理论，被尊为众方之祖。 （一）人民群众和许多医家面对战争连绵，社会动荡局面，以及民族融合文化交流的情况，有更多的机会进行大量医治伤病疾苦的实践，从而使临床医学迅速发展，各科临证经验进一步充实。据记载，本时期问世的医方书籍近200种，在内科、外科、骨伤科、妇儿科以及各种急救处理等方面，均有很大进步。

（二）诊断学和针灸学的基础理论和实践规范化，在总结整理前代成就的基础上，有重大发展，晋·王叔和的《脉经》，魏晋间皇甫谧的《针灸甲乙经》等著作为其卓越代表，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三）药物学有突出进步，本时期本草著作达70余种，最有影响的是南北朝时陶弘景的《本草经集注》，他将前代本草学成就进行了较彻底的整理，又总结《本经》后数百年的新经验，参考《名医别录》和本人研究心得著成此书，不但药物品种成倍增加，对药物限制、度量衡、剂型等严加考订，更重要的是开创了新的本草分类方法，影响深远。雷敩所撰《雷公炮炙论》是我国现知药物炮炙的最早专著。

（四）在玄学思想影响下，服石之风大盛，并使炼丹术迅速发展，由此既引起许多新的疾病的产生，也推动了药物学的发展，这是本时期医药学另一个显著特点。

隋唐五代时期　

一、隋唐时期特别是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医药文化也绚丽纷呈，医药学思维活跃，内外交流频繁，出现空前昌盛的局面。以前只以局部地区或医学个人经验从事医疗实践和著述活动的局面已被打破。

二、医药学术和疾病防治的研究，趋向深入细致，对每一类疾病和每一症侯的病因、病理、临床表现在更深的层次中提高了认识，治疗的针对性更强，也更为有效。

三、兴办医学教育，形成较完整的医学教育体系，同时注意医药学术和防治知识的规范和普及，培养医学后继人才，促进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唐代，从中央到地方已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医学教育体系。还吸收外国留学生入学，从而极大地促进了医学整体水平的提高，到唐代先后编有《广济方》、《广利方》等颁行，对普及医药知识促进卫生事业发展起了良好的作用。

四、国家的统一，中外交通的发达，民族文化的融合，如唐代文成公主、金城公主入藏，带去大批医书药物等，对藏医学的形成和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中外医学交流也有发展，如在唐代医学著作中有明显的印度医学的影响，而日、朝留学生的来华，中国医学对日、朝医学的形成和发展也有不可低估的作用。

辽夏金元时期　

学术争鸣与创新：金元时期战争频仍，人民经历着长久的战乱，生活极端痛苦，疫病广泛流行，过去对病因、病机的解释和当时盛行的经方、《局方》等医方，已不能适应临床需要，当时一些医家产生了“古方不能治今病”的思想。刘完素、张元素、张从正、李杲、王好古、朱震亨等医学家相继兴起，他们从实践中对医学理论作出新的探讨，阐发了各自不同认识，创立成各具特色的理论学说，形成以刘完素为代表的河间学派和以张元素为代表的易水学派，展开了学术争鸣。他们在医学理论和医术方面，勇于创新，各成一家，风之所被，延续至明清两代，开拓了中医学发展的新局面。

清代前中期　

清代前中期的医学发展，呈现出一个比较错综复杂的局面，中医学传统的理论和实践经过长期的历史检验和积淀，至此已臻于完善和成熟，无论是总体的理论阐述，抑或临床各分科的实际诊治方法，都已有了完备的体系，而且疗效在当时的条件下是卓著的，与世界各国医药状况相比还略胜一筹。尤其是温病学派形成，在治疗传染性热病方面，降低死亡率、预防传染，起到了积极作用。其中人痘接种以预防天花方法的大力推行，更是中国乃至世界医学史上光辉灿烂的一页。次如解剖学的革新趋向，也说明了中医学在努力寻找新的突破口。但是，长期的闭关自守，浓厚的尊经风气使这一时期的医学停滞于既有的“完美”，而不能真正全方位地有所突破。西医传入的势头在清初之后不久就低落下来，新鲜的知识和观念没有机会进入中医社会，这种冲击要到清代晚期才真正到来。中医界在寻找多途发展，但时机还没有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