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于写刻古籍正文的字体：一种是手写体,即软体;一种是匠体,即硬体。

宋人写字，多学唐代书法家欧阳询、颜真卿和柳公权等，故宋刻本的字体，多含有这些书法家字体的笔意。

宋代的浙本多用欧体，宋代建本多用颜体，而宋代的蜀本却在颜体之中糅进了柳体的笔意。元人刻书“多用赵松雪字体”，后世多称作“元体字”。赵松雪即元代著名书画家赵孟頫。

明正德之前，袭承元风，字体多用赵体。但“自正德，嘉靖以降……字体亦一变而为方体字，僵硬呆滞。万历以后，字体又一变而为横轻直重……天启、崇祯，字体又一变而为狭长的横轻直重字样。”

古代雕版印刷图书，按其组织形式可分为官刻、坊刻和家刻，传承的特点各不相同。官刻是由官方从各地征集优秀匠人集中刻印图书。匠工们来自四面八方，在一起相互交流技艺，对

雕版印刷术的提高和推广起到重要作用。坊刻是由坊主聘请雕版印刷艺人，集中于书坊内刻印图书，其选题与刻印种类都与坊主的学识水平、兴趣爱好有着密切关系，长此以往，便逐步形成某个书坊独特的刻印风格或在某个地区形成坊刻的流派。如民国中期，扬州的陈恒和父子创办了“陈恒和书林”，从事刻版修版校印古籍，他们悉心搜集乡邦文献遗稿，辑刊《扬州丛刊》，被誉为扬州坊刻后起之秀。清末至民国期间，雕版印刷走向衰微，能够传承与延续下来的一支主要力量便是坊刻。最后是家刻，他们以家族传承或拜师带徒的方式传承下来。清末以后，这种传承方式也走向衰败。

清代以来这一带雕版艺人众多，以陈开良、陈正春、陈礼环、陈开华、王义龙、刘文浩、陈兴荣等为代表的“杭集扬帮”，写工、刻工、印工、装订工齐全，世代相承。陈开良去世后，其子陈正春继为 “扬帮”领头人。1958年，陈正春受聘于扬州古旧书店，并参与建社。

这是白居易新科进士后在慈恩寺题写的一句诗，全篇就这有这一句，意思是在所有中进士的十七人中自己是最年轻的，这句话表达了作者的喜悦之情和得意之情。

唐代新科进士在曲江宴会后，都前呼后拥前往慈恩寺，聚集在专供题名用的题名屋。他们先各各在一张方格纸上书写自己的姓名、籍贯，并推举其中书法出众者，作文一篇以记此盛事。

然后交与专职石匠，刻在大雁塔的石砖上。白居易二十七岁时进士及第，在同时考中的十七人中最为年轻，得意之余挥毫写道：“慈恩塔下题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

扩展资料：

雁塔，即西安慈恩寺内的大雁塔，唐永徽三年(公元六五二年)为保存玄奘由印度带回的佛经而建。“雁塔题名”始于唐代。当时每次科举考试之后，新科进士除了戴花骑马遍游长安之外，还要雁塔登高，留诗题名，象征由此步步高升，平步青云。

这在当时是很高的荣誉。唐代伟大诗人白居易考中进士后，登上雁塔，写下了“慈恩塔下题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的诗句。他们在曲江宴饮后，集体来到大雁塔下，推举善书者将他们的姓名、籍贯和及第的时间用墨笔题在墙壁上。

这些人中若有人日后做到了卿相，还要将姓名改为朱笔书写。尽管新科进士们诗兴不减，而慈恩寺的墙壁毕竟空间有限，不久，白墙便成“花墙”。但可惜的是，这些题名都已经看不到了。

其原因，据说是唐武宗时的宰相李德裕不是进士出身，故深忌进士，下令取消了曲江宴饮，并让人将新科进士的题名也全数除去了。

到了明代，长安虽已不是国都，但当地的文人学士追慕唐代雁塔题名的韵事，在每次乡试（相当于省级考试）结束后，考中的举人都要相携登塔，题诗留名。直到现在，大雁塔有的门楣和石框上还有前人的部分题诗留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