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学理论体系初步形成于战国至两汉时期，《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等医学专著的成书，标志着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初步形成。汉代以后的医学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又逐渐充实和完善了这一理论体系。

　　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和确立，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战国以降，社会的急剧变革和学术的百家争鸣，为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创造了有利的社会文化氛围。

　　此时，古代医家也加速了对人体自身奥秘及人与自然关系的探讨，力图将医学的经验上升为理论。他们在吸收了诸子学说中的精华部分，在医学实践与解剖学成就的基础上，创立了藏象、经络、气血津液精神等学说，并在探讨人与自然关系的过程中创立了六*致病学说；

　　同时又将古代哲学的气、阴阳、五行诸学说引入医学领域，作为方法论用以阐释人体的生理和病理，指导疾病的诊断和防治。于此建立起中医学理论体系。

　　战国至秦汉时期，是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时期。这一时期问世的《黄帝内经》、《难经》、《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等医学典籍，标志着中医学理论体系的确立，即理、法、方、药体系的基本形成。

中医四大经典是指：

《黄帝内经》

简称《内经》，原书18卷。其中9卷名《素问》；另外9卷无书名，汉晋时被称为《九卷》或《针经》，唐以后被称为《灵枢》，非一人一时之作，主要部分形成于战国至东汉时期。每部分各为81篇，共162篇。《素问》主要论述了自然界变化的规律、人与自然的关系等；《灵枢》的核心内容为脏腑经络学说。它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研究人的生理学、病理学、诊断学、治疗原则和药物学的传统医学巨著。它总结了春秋至战国时期的医疗经验和学术理论，并吸收了秦汉以前有关天文学、历算学、生物学、地理学、人类学、心理学等学科，运用阴阳、五行、天人合一的理论，对人体的解剖、生理、病理以及疾病的诊断、治疗与预防做了比较全面的阐述。在理论上建立了中医学上的“阴阳五行学说”“脉象学说”“藏象学说”“经络学说”“病因学说”“病机学说”“病症”“诊法”“论治”及“养生学”“运气学”等学说。反映了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思想，确立了中医学独特的理论体系， 成为中国医药学发展的理论基础和源泉。

《难经》

中医理论著作。原名《黄帝八十一难经》，3卷。原题秦越人撰。“难”是“问难”之义，或作“疑难”解。“经”乃指《内经》，即问难《内经》。作者把自己认为难点和疑点提出，然后逐一解释阐发，部分问题做出了发挥性阐释。

全书共分八十一难，对人体腑脏功能形态、诊法脉象、经脉针法等诸多问题逐一论述。但据考证，该书是一部托名之作。约成书于东汉以前（一说在秦汉之际）。该书以问难的形式，亦即假设问答、解释疑难的体例予以编纂，故名为《难经》。内容包括脉诊、经络、脏腑、阴阳、病因、病理、营卫、俞穴、针刺等基础理论，同时也列述了一些病证。该书以基础理论为主，结合部分临床医学，在基础理论中更以脉诊、脏腑、经脉、俞穴为重点。其中1～22难论脉；23～29难论经络；30～47难论脏腑，48～61难论病；62～68难论俞穴；69～81难论针法。书中对命门和三焦的学术见解以及所论七冲门（消化道的7个冲要部位）和八会（脏、腑、筋、髓、血、骨、脉、气等精气会合处）等名目，丰富和发展了中医学的理论体系。该书还明确提出“伤寒有五”（包括中风、伤寒、湿温、热病、温病），并对五脏之积、泄痢等病多有阐发，为后世医家所重视。全书内容简扼，辨析精微，在中医学典籍中常与《内经》并提，被认为是最重要的古典医籍之一。有多种刊本和注释本。

《伤寒杂病论》

东汉张仲景所著。张仲景（公元150年-219年）名机，字仲景，南阳人。

《神农本草经》

又名《神农本草》，简称《本草经》、《本经》，中国现存最早的药学专著。

中医理论体系的形成与发展

    中医学是研究人体生理、病理、疾病的诊断与防治，以及摄生康复的一门传统医学科学，它有独具特色的理论体系。

    中医学发源于先秦，其理论体系形成于战国到秦汉时期。中医学理论体系是在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影响和指导下，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基础上，通过长期的医疗保健的经验积累和理论总结而形成的。

中医学以中国古代朴素的唯物论和自发的辩证法思想，即气一元论、阴阳五行学说构建其理论体系。

    中医学理论体系形成的标志是《黄帝内经》的问世。《黄帝内经》吸收了秦汉以前的天文、历法、气象、数学、生物、地理等多种学科的重要成果，在气一元论、阴阳五行学说指导下，总结了春秋战国以前的医疗成就和治疗经验，确定了中医学的理论原则，系统地阐述了生理、病理、·经络、解剖、诊断、治疗、预防等问题，建立了独特的理论体系，成为中医学发展的基础和理论源泉。

    《黄帝内经》的成书，实际上标志着中医学基本理论的确立，它与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分别是中医学基本理论和辨证论治的奠基之作。二者与《神农本草经》《难经》一起，被历代医家奉为经典，由此而确立了中医学独特的理论体系，给后世医学的发展以深远的影响。

    魏晋隋唐时期：晋·王叔和著《脉经》，丰富了脉学的基本知识和理论。皇甫谧的《针灸甲乙经》是一部针灸学专著。隋·巢元方的《诸病源候论》是一部病因、病理和证候学专书。唐·孙思邈的《千金要方》《千金翼方》以及王焘的《外台秘要》等，集唐以前医学之大成，从理论到临床均有新的发展。金元四大家(刘完素（约1100年，卒年不详）以火热立论，被称为“寒凉派”；张从正（约1156——1228年）传河间之学，认为病由邪生，攻邪已病，主张“邪去则正安”，用汗、吐、下三法以攻邪，所以被称为“攻下派；李东垣（约1180--1251年）提出了“内伤脾胃，百病由生”的内伤学说，治疗重在升补脾阳，被称为“补土派”；朱丹溪（约1281—1358年、重视相火妄动，耗伤真阴，提出“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之论，治病以滋阴．降火为主，因此被称为“养阴派”。）

    明清时期：在中医学术发展史上，这一时期温补学派颇为盛行，其中薛立斋、孙一奎、赵献可、张景岳、李中梓等大抵俱重视脾肾，善于温补。温病学派的出现，标志着中医学术发展又取得了突出成就。吴又可创立了传染病病因学的“戾气学说”的新概念，提出了治疗传染病的较完整的学术见解，著成《温疫论》，为温病学说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叶天士《温热论》，首创卫气营血辨证；吴鞠通《温病条辨》，创三焦辨证；薛生白《湿热病篇》，指出“湿热之病，不独与伤寒不同，且与温病大异”；王孟英《温热经纬》“以轩岐仲景之文为经，叶薛诸家之辨为纬”。这些温病学家大胆地突破了“温病不越伤寒”的传统观念，创立了以卫气营血、三焦为核心的一套比较完整的温病辨证论治的理论和方法，从而使温病学在证因脉治方面形成了完整的理论体系。温病学说和伤寒学说相辅相成，成为中医治疗外感热病的两大学说，在治疗急性热病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