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示：1要重视农业和科学实践，不要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破坏生态环境；

　　2可以学习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技术，与时俱进；

　　3可以修建水利工程，改变西南地区季节性用水困难问题。

　　附上剖析。

　　宋朝农作物单位面积产量相当惊人。据蒙文通先生考证，唐时平均每亩产量约15石（唐比汉代高50％），而宋代平均每亩产量约2石，比唐代高约30％。经济作物无论种茶、种棉、种植甘蔗、栽桑养蚕均产量高于唐。生产分工也很仔细，其主要表现在经济作物上，比如宋代的茶叶生产，在秦岭两淮以南的地区出现了以专门种植和加工茶叶为生的园户，而且产量颇丰。而农产品种类也有明显增多的迹象。

　　宋朝对传统农作物也是大为推广，尤其是小麦在南方的推广尤为显著。而水稻在北宋时的淮河黄河流域也进行了推广。同时，棉花种植也普遍推广了。南宋后期棉花种植从两广和福建扩展到了长江流域(甚至北宋时期还有“木棉收千株，八口不忧贫”之说)，南方农业生产水平已超过北方。

　　而农业发达原因主要无外乎两点:

　　一、宋政府的政策以及行为。比如有奖励农耕的政策，对广大农民进行激励提高了其劳动生产的积极性，还科学的推广农业促进了农业的发展（比如着力推广占城稻等）……

　　二、生产技术的迅猛发展。农业生产作为直接受影响者也随之迅猛发展……

　　此外宋朝的地方官员也是非常注重水利设施的维护和兴建的。这就使宋朝的农业发展有了一个很良好的基础。同时，高产粮食作物的广泛播种使单位面积的粮食作物产量大大增加，也促进了经济作物种植和发展。因此，使得小农经济内部产业结构发生一定的变化，形成了农副业生产彼此促进的经济格局，农业结构也相应发生了变化。

　　宋代南方农民培育了许多优良稻种，并引进外来的优良品种。引进的外来优良稻种中最著名的有占城稻（越南）和黄粒稻（高丽）。当然占城稻（又称早禾或占禾属于早籼稻）的影响无疑是最大的。它原产于越南中南部，北宋之初传入我国福建地区。占城稻有很多优点，以耐旱生长期短适应性强著称。

　　关于占城稻还有这么一个真实的故事：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1012年)江淮两浙大旱，水田无粮可产，宋真宗便遣使于福建取占城稻种三万斛(旧量器单位容量为10斗)分给江淮两浙地区播种。不久河南河北一带也种上了占城稻，南宋时期占城稻遍布各地成为早籼稻的主要品种，也成为了广大农民常年食用的主要粮食。

　　宋代的农业生产技术也发生了变革，出现了专门除草用的弯锄，碎土疏土用的铁耙，安装在耧车上的铁铧……这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效率。此外，在水利灌溉方面主要出现了龙骨翻车等工具。由此可见，宋朝的农业技术比隋唐时期是有很大的提高。

　　宋朝的土地田亩制度也是很先进的。宋代由门阀私有制和国家分配土地制转变为土地自由买卖和契约化，导致世族门阀的消失，使魏晋以来盛行的"庄园制度"为地主制度与小农耕作所取代，佃农从此更加自由了。至于国家方面以减轻土地兼并调节贫富不均来施政，避免了非常化的恶性循环。宋的土地政策是“田制不立”、“不抑兼并”，国有土地虽仍存在，占全部土地的小比例，是允许土地自由买卖的，国家只收登记费用。自由化程度有了很大提高，均田制也随之彻底瓦解。私人地主土地所有制逐渐发展已成为主要的土地占有制，形成了“千年土地八百主”的局面。至于租佃的契约则多半由私人之间决定，非常自由。租佃制普遍发展，这种情况和体制一直被延用到清朝末年，可见其先进性。

　　由于均田制的废除，国家对社会的干涉不再是平均地权，而是对小农作出贷款。即是提高生产发展国民经济，而不是搞平均主义。这些是王安石的主张。

　　另外，值得一说的是，他把百姓对国家的服役用现钱折算价值，地方对中央的进贡改为比较市价后进行采购，这都是市场和货币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才可能出现的政策。

　　在赋税方面宋代可以说是继承了并发展了唐代“两税制”(务实的逐步实现私有制和货币经济)，租庸调制度废除改进后为“二税”(把税制简单化只收户税和地税分摊夏秋两季征收地税征收谷物户税则全以现钱计算)，因此在整个封建社会中也是很先进的赋税制度。

　　宋代的佃农地位也有所提高，虽中古式的身份制仍残存，但政府基于财政的考虑把全国居民分为“主户”与“客户”。也就是说，只看财产不看身份。拥有财产的主户直接承担各种赋税，没有产业的客户则不直接承担。在农村客户是指佃农一类的人，他们不再是世族地主的“私属”，而是直接编入国家的户籍，在城市主户身份并不以房地产之有无为唯一标准，也包括有无店铺库房以及从事经营的资本等等为标准。可见，是相当内容细致的。客户则是雇员或房客。

　　由于农业的高度繁荣，不少农户直接进入市场进行谋生或合伙从事买卖活动，其他经济领域宋代也不甘示弱，宋朝面临着中国有史以来最为显著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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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望采纳。

1、大量土地开垦。

2、耕作技术进步。铁农具推广和施肥技术的兴起。

3、农田水利兴修

4、农作物品种增多，土地利用率提高。

但是各地发展不平衡，三吴地区最发达，洞庭、鄱阳湖流域和成都平原也是主要产粮地区。

先秦原始社会时期，农业水平低下，畜牧、园艺欠发达，食物种类不算丰富。以周为例，周代主食为黍、稷、稻、梁，这些也是祭祀神灵的贡品。稻梁是在贵族的宴席上才有，后代人们熟悉的麦麻豆等尚不普及。菜馔中有多种家禽，也有野味，食肉是贵族的特权。周代的蔬果有萝卜、苦瓜、葫芦、枣、桃、梅等。酒有谷物酿造的醴酒。

秦汉时期，不仅贵族仕宦之家能够烹牛宰羊，一般中等人家也可以吃肉喝酒了。主食方面，麦的地位提高，平民主要吃以麦粒煮成的饭，高贵点的是以羹浇饭。副食方面，据长沙马王堆出土的随葬清册所记载，肉类食品有：牛、马、狗、猪、兔、鸡、鲫鱼等，可以说天上地下的动物应有尽有。烹饪方法有煎、炒、炙、蒸、炸等。一般平民主要吃葱、韭、冬葵、芋头等，肉是很少能吃到的。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主食有饭、饼（蒸饼、油饼、烧饼等）、粥等。佐餐的菜肴副食，富贵人家以鱼、肉、禽、蛋为主，穷人则以蔬菜、盐豉为主。饮茶在这一时期主要盛行与南方。酒为这一时期不可缺少的物品，官方民间酿酒十分普遍，如荆楚的菊花酒、巴东的巴乡酒等。

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根深蒂固的矛盾：

游牧民族落后的社会制度有一定的两面性

我就拿成吉思汗时代的蒙古举例：

蒙古当时还处在原始的氏族公社制度，这是一个处于野蛮时期的中高级阶段，落后的社会制度一方面制约了生产力的发展，一方面又使得整个部落成了一个军事化的组织，没有中原王朝繁琐的等级和规章制度，非常利于军事通讯和军事单位的组建。

蒙古人的生产方式，蒙古男子从小就要学习骑射，并且过惯了居无定所，逐水草而居，靠天吃饭，还时刻为了部落的财产和猛兽以及其他部落发生冲突的日子，能够很快完成从牧民到士兵的角色转换，可以说，成吉思汗时代的蒙古战士各个都是久经沙场且精于骑射的职业骑兵，而同时代中原王朝的士兵多是从农民和市民中募来的，虽然经过过一定的训练，但是军事素质和心理完全没有办法和游牧民族相比。

游牧民族居无定所，农耕民族主动出击，往往在人口密度极低的荒原上很难找到游牧民族的主力，农耕民族则世世代代束缚在自己的土地上，因此农耕民族注定了将处于被动防御的地位。

游牧民族袭击中原王朝，是为了生存，如果袭击失败等待他们乃至整个部落的将是非常悲惨的命运，而农耕民族生活比游牧民族稳定很多，物质也更加丰富，农耕民族只是为了保卫自己的财产而战，如果打败了，还有一定的回旋余地。这注定了农耕民族士气上又要落后一截。

后勤补给上，中原王朝的军队，一旦被切断后勤补给，那就面临很危险的境地，而成吉思汗的蒙古军队往往通过携带大量的羊来解决士兵口粮，另外还依靠掠夺战利品来以战养战。

当时是一个野蛮征服文明的时代，先进科技带来的先进生产力并且依靠绝对武器的优势征服野蛮民族那是欧洲大航海时代后的事情。罗马帝国，东罗马帝国，这些创造了辉煌的文明帝国最后都是被落后于他们的民族征服。

另外蒙古人能够入主中原，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他们吸收了中原优秀的工匠，出色的骑兵加上中原工匠造出的精良兵器，这样的军队想打败都难。

农耕经济对中国传统文化特征形成的影响

一

　　文化一词，在中国典籍中最初见于西汉，刘向《说苑·指武》：“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晋人束皙《补之诗》：“文化内辑，武功外悠。”南齐王融《曲水诗序》：“设神理以景俗，敷文化以怀远。”皆承其义，“文”“武”对举，文化即取“文治与教化”义。文化原义，在中国先秦时代混同于“文明”、“文学”。《说文解字》：“文，错画也。”有三层意义：一是由语言文字象征符号引申为文物典籍、礼乐制度；二是由伦理导出彩画、装饰、人为修养义；三是美善德行之义。而“化”则是配合“文”而取“化成”之义。

　　对文化的理解，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者专指文、史、哲，广义者则包括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全部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论其结构，又主要表现在器物、制度、行为、精神四个层面。文化从来都是与社会的经济紧密联系的，它由经济决定，又对经济有巨大的反作用。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类型特征、价值取向等受到中国的地理环境、经济基础等历史因素的影响。本文要讨论的是中国传统文化所依托的经济基础——农耕经济对其特征的形成所产生的影响。

二

　　中华大地处于亚洲东部太平洋西岸，疆域辽阔，地理位置优越，气候温和，大河大陆型的自然地理生态环境孕育了华夏民族以农耕经济为主体的经济生产形态。农业在中国的发展有着极其悠久的历史和相当辽阔的地域。中国农业发生很早，考古资料证明，在距今四五千年前黄河中下游地域已有相当发达的原始农业，三代时期，农耕业已成为中原华夏民族社会生活资料的主要来源。秦汉以后，大一统的中华帝国更把“重农固本”奉为治国的不易之道。汉晋以后，中国农耕区域向长江中下游和江南地区转移，中国南方优良的自然气候条件和生态环境，使农耕经济进一步显示出巨大的发展潜力。中国的农业经济几千年一直稳定发展没有中断过。稳定的农业生产，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经济基础。中华的农耕文明早就在河流相交的三角地带黄河中游流域和长江中下游流域形成。在中国占主导地位的传统文化，无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都是建立在农业生产基础上的，它们形成于农业区，也随着农业区的扩大而传播。

三

　　农耕经济贯穿于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始终直到近代，中国传统文化主要特征的形成与农耕经济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1．务实精神

　　长期的农耕生产，形成了中华民族质朴的品格和务实精神。中国文化的重实际而黜玄想的务实精神与农耕经济中“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生活经验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中国民众在农业劳作中领悟到：利不幸至，力不虚掷，说空话无补于事，实心做事必有所获。这种农人的务实作风也感染了士人。“大人不华，君子务实”是中国贤哲们一向倡导的精神。章太炎在《驳建立孔教议》中说：“国民常性，所察在政事日用，所务在工商耕稼，志尽于有生，语绝于无险。”作为农耕民族的国人从小农业的简单再生产过程中形成的思维定势和运思方法是注意切实领会，中华民族被西方人称为“最善于处理实际事务的”民族。

　　2．爱好和平,追求和谐

　　农耕经济的生产方式主要是劳动力与土地的结合，农耕民族的生活方式是建立在土地这个固定的基础上，稳定安居是农耕社会发展的前提。这种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形成中国民众安天乐土的生活情趣。农民希望固守在土地上，起居有定，耕作有时。他们追求安宁和稳定，以“耕读传家”自豪，以穷兵黩武为戒。《论语》云：“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墨子》曰：“若使天下兼相爱，国与国不相攻，家与家不相乱，盗贼无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则天下治。”农耕民族反对敌对和冲突。同时，因农业生产常常受天时和地理的影响,因此,古人崇拜自然、崇拜天地，十分重视宇宙自然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特别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主张天人协调、天人合一。这些都表现出农业社会的民众爱和平、求和谐的理想。

　　3．持续性与延续力

　　生活在东亚大陆上的华夏人及以后的汉人，栖息于由大河灌溉的辽阔而肥沃的原野间，自结束流动性的渔猎生活，很早就从事定居农业。定居农业的优越性诱使他们对于土地产生一种特别执著的感情。他们这样赞美大地：“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坤厚载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对土地的深深眷恋，使汉民族养成一种“故土重迁”的习惯，所谓“鸟飞返故乡兮，狐死必首丘”。除少数行商走贩和从事“宦游”的士子外，大多数汉人，尤其是农民，终身固着在土地上，“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如果没有极端严重的灾荒和战乱，一般是不愿脱离故土的。由于人员少有迁徙，商品生产和流通规模有限，从氏族社会遗留下来的，由血缘家族组合而成的农村乡社，便世世代代得以保存。这种可变性少的农耕经济，求延续、重稳定的特征，影响产生的中国文化就具有较强的持续性和延续力。《易传》所谓“可久可大”，《老子》所谓“天长地久”，董仲舒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都是求“久”观念的典型表述。中国传统文化的持续性与延续力是十分明显的，从先秦诸子到汉代经学到唐代义疏到宋明理学，有着一条传统的横线延续。

　　4．多样性和巨大的包容性

　　由于中国疆域辽阔，有着各种不同的自然地理区域，因此，在农耕文明日益发展的时候，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族也在不断繁衍生存，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长期对垒，促进两者之间经济文化互补和民族的融合。一方面北方民族的勇猛善战、粗犷强劲，富于流动性，善于吸取从远方带来的异域文化，成为中原稳健儒雅的农耕文化的补强剂；另一方面农耕民族的先进生产方式、政治制度和文化技术，促进游牧民族社会形态的变化。这一切形成了古代中国不同区域文化格局，如秦晋文化、吴越文化、齐鲁文化、楚宋文化，使中国文化具有了多样化特点。

　　农耕文明的源远流长，使中国农耕经济的发展从纵的方面讲始终保留着各个历史发展阶段的经济成分，从横的方面讲农耕经济并不仅仅是以农业生产为界限，而是包含着手工业、商业等多方面的经济成分。从历史发展看，中国经济在三代时是原始协作式农业自然经济，秦汉至明清则为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经济，至近代始出现农业与工商业并存的经济形态。中国古代农耕经济的多元化结构，造就了中国传统文化兼收并蓄的包容性特点。《易传·系辞下》提出“天下百虑而一致，同归而殊途”，如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秦汉时期的儒道融合，这些不同派别、不同类型之间思想文化的交相渗透，兼容并包，多样统一，表现了中国文化“有容乃大”的宏伟气魄。

　　5．循环论所显示的凝重性

　　中国农业文化成熟较早，农业生产周期和植物从种子到种子周而复始衍化以及四时、四季循环的现象，启示了中国文化中循环论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长期制约着中国人的思想方法。《易传》中有：“寒往暑来，暑往则寒来。”政治生活中朝代的盛衰更迭，治乱分合的往复交替，所谓“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以及人世间的种种变幻离合，更强化了人们的循环观念。金、木、水、火、土“五行相生、相克”的观念，便是循环论的表现。在循环论思维方式的制约下，农业社会中的人们满足于维持简单再生产，缺乏扩大社会再生产的能力，社会运行缓慢迟滞。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中人们容易滋生永恒意识，认为时间是悠久的、静定的，因而往往表现出习故蹈常的惯性，好常恶变，使中国文化显露出凝重的保守性格。保守的意识形态，导致社会普遍安于现状，缺乏远见和开拓精神。

　　6．以中庸之道为高级哲理

　　中国传统文化重和谐与统一，崇尚中庸。“看中和谐，坚持中道，是浸透中华民族文化肌体每一个毛孔的精神。”［3］（p351）中庸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中庸》说：“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着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庸之道承认对立面的对立、统一，强调用缓和、和谐、适度的方法来解决矛盾。在中国古代，中庸之道可以说是一种调节社会矛盾使之达到中和状态的高级哲理。它是一种生存智慧，它把无过无不及的庸常之道作为天下的定理、正道，它要求人们凡事要适中、适度，不偏不倚，保持均衡。这种人生智慧，源自农耕经济的土壤。

　　7．集权政治与民本思想依存冲突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与集权政治是相反相成的，这是由中国以农耕经济为主的特色形成的。中国农业社会比较分散，为抵御外敌，维持社会安定，就需要君主集权政体，建立统一的、权威巨大的帝国。在中国古代，多数学派的思想家都有程度不同的尊君思想。与集权主义相伴而生的就是民本主义。一个集权政体赖以生存的物质资料，都要由以农民为主体的民众生产出来。民众安居乐业，农业宗法社会才能正常运转，社稷家国才得以保全。一个以农业为生存根基的中国，必然产生尚农、重农的社会共识，统治者要求得社会的安定，首先必须懂得农耕的重要和农人的艰辛，体民恤民。老子的“圣人无常心，以百姓为心”、孔子的“节用爱人，使民以时”、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荀子的“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以及“仁政”、“王道”学说，都是中国传统政治中民本思想的反映。集权政治和民本思想两者是在相互依存、相互冲突的关系中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