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实是第一次。

自2019年4月1日起，明仁主动退位，太子顺理成章地即位，年号也终于尘埃落定，采用“令和”，是日本第一位不从中国古代书籍中寻找年号的，可谓是开创首例了。

日本作为学习并实践中国年号制度的国家之一，而且是目前为止世界上唯一还在使用年号的国家，对于年号的变更，不仅仅是日本本国人民关注的焦点，更是全世界的话题。

中国封建统治者改年号主要原因是新帝即位。另外，遇到“天降祥瑞”的吉兆或遭受天灾人祸政治危机等厄运时封建统治者希望通过改元为自己歌功颂德，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历史上，日本天皇也出于同样的政治目的频繁改元(据统计，日本从645年至今，共使用过247个年号)。改元的具体原因主要是:

(1) 新天皇即位;

(2) 天象异变、疫病流行或发生天灾、战乱; 

(2)天降祥瑞。 

“令和”是“大化”以来的第248个年号，出自日本古典书籍《万叶集》。现在可以十分确定的“令和”成为历史上日本不借鉴中国书籍的年号，具有强烈的“民族特色”但早在昭和末期，日本政府就有意自己“创新”，委托当时日本东京大学研究文学的著名教授考虑新年号，但没想到最终进入候选名单方案的三个年号，仍是出自中国古书。

事实上，虽然日本很多文化都源自中国汉唐文化、学习中国汉唐文化，但经过这么多年历史发展，日本早已形成了自己的“和风文化”。

这个？

这个是日本的

鵺，古书上说的一种鸟，似雉。

广韵：羊谢切集韵夤谢切，音夜。鸟名。似雉。

山海经：单张山有鸟，如雉，文首，白翼，黄足，名曰白鵺，食之已嗌痛。

异兽大多数都在山海经里能找到

一提起日语，人们自然会联想到它使用着大量的汉字，若再作进一步了解，就会发现日本人最早只有自己的语言，而无自己的文字。古代的日本人曾一度完全借助于汉字来表述自己的语言。由此人们得出一个简单的结论，日语作为一种文字源出于中国的汉字，对此几乎是无人质疑的。但汉字何时传入日本，日本人又何时学会使用文字长期以来却始终是个疑案。

一般日本人只晓得他们的祖先在公元3世纪时还不知道使用文字。但学者们对这个问题则有更具体的推测。一说认为日本的文字最初应是由百济传入的，时间当在公元4世纪下半叶，他们的论据是，大和朝廷是在公元4世纪初征服邪马台国，统治北九洲，与百济的交通最早也应始于公元4世纪下半叶，故日本使用文字应在这之后。但据中国晋朝陈寿撰的《魏志韩传》记载，公元3世纪时，位于朝鲜半岛东南部的辰韩已使用文字，于是就有学者提出辰韩先于百济将文字传入日本。这样一来日本人使用文字就有可能是在公元3世纪左右。另一说认为，日本人使用文字最迟不晚于公元一世纪下半叶，而且日本人并非得通过朝鲜才能接触到汉字。公元一世纪末的中国古籍《汉书地理志》就曾记载过“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岁时以献来见”。也就是说，早在公元一世纪末之前，日本就有人到过中国，由此可以想象当时访问中国京城的倭人一定会接触到包括汉字在内的中国灿烂文化。对此《后汉书倭传》也作了明白无误的记载，书曰：“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这则史料表明，倭奴国使节不仅会使用汉语，而且对当时中国的君臣礼节甚是通晓。因此就有学者根据这两则史料推断在公元一世纪中叶或者最迟不晚于一世纪下半叶日本就已使用文字了。

但有人不同意这种说法，认为这是后人对史料的误解或推测。中国古籍明确记载日本人使用文字的是《魏志倭人传》，该书正始元年条载曰；“倭王因使上表答谢恩诏”。当然也有人持有异议，认为倭王的这篇上表出自中国使臣之手，而非倭人所作。但当时的情况是倭国使节难升米和副使都市牛利自景初二年(238年)六月至正始元年(240年)已在中国逗留了将近两年的时间，他们在逗留中国期间，除了执行例行公务之外，还广泛地接触了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因此，无论从机会和需要来看，倭国使节已通晓汉语，在他们回国后倭王自然也无必要请中国使臣代劳上表。若由此推论，公元3世纪中叶至少在九州这个范围内日本人已使用文字，这是第三种说法。

还有第四种说法的，《注释日本纪》主张汉字是在应神天皇(5世纪初)之时传来日本的。该书的所谓依据就是《古事记应神记》曾记载有个叫和迩吉师的人携带《论语》和《千字文》渡来日本。但这并不意味着是汉字传来之始，而且有种种迹象表明，还在公元4世纪末，中国大陆的先进文化就已通过朝鲜传到日本，其中就包括汉字、儒家思想以及筑沟和养蚕技术等。显然《注释日本纪》的提法是不足为据的。

关于汉字何时传入日本，日本人何时使用文字？现在至少有以上4种说法。看来各说都有证据不足之嫌。而唯一被认为是能说明问题的铭文尚属鲜见，至今发现的最早一例是熊本县玉名郡江田村船山占坟出土的一把刀，上铸有“治天下狻 齿大王世……服此刀者长寿子孙注注得其恩也不失其所统作刀者名伊太加书者张安也”等铭文。有关学者认为铭文中的大王系指反正天皇，故刻此铭文的年代当在公元5世纪上半叶，若以此为据，似又有太晚之弊。尽管如此，因此解开日本文字的疑案还有待地下文物的进一步发掘和整理。

　　大谷光瑞，日本佛教真宗派西本愿寺第22代法主。作为日本大正天皇的姐夫，他在日本曾享有极高的社会地位。但作为一个随侵华日军一起踏上中国土地的掠夺者，这位披着文化考古外衣的僧人，给中国文物古迹造成的破坏之大，恐怕也无人能及。

对于研究中国古典小说的学者来说，大谷文库是一个绕不开的名词，尤其是在明清小说的研究者眼中，大谷文库更是无法取代的经典。可以说，大谷文库已成为公认的一座中国古典小说的宝库，而这座文学宝库最初的建立者，竟然是一位日本僧人。

大谷光瑞，日本佛教真宗派西本愿寺第22代法主。作为日本大正天皇的姐夫，他在日本曾享有极高的社会地位。但作为一个随侵华日军一起踏上中国土地的掠夺者，这位披着文化考古外衣的僧人，给中国文物古迹造成的破坏之大，恐怕也无人能及。

偏爱文化考古的日本僧人

旅顺口区的太阳沟，在伪满时期，曾经一度是东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如今，在太阳沟随处可见的古建筑里，我们仍能依稀领略到它昔日的繁华。

与肃亲王府、关东州厅等宏大的建筑物相比，太阳沟深处，山坡上那栋俄式风格的二层小楼并不十分起眼，但却非常别致。在天气晴好的日子里，坐在小楼阳台上，可以看到不远处海湾里的海鸥是如何觅食的。不过现在这座小楼已经久无人居，显得格外破败，以至于当地文保部门不得不对其进行紧急修缮，好维持它不至于坍塌。但若时光倒退到百余年前，这座小楼却一派风光，是许多政要名流们出入的场所，因为，那时这里曾居住着一位特殊的主人，日本佛教界最重量级的人物：大谷光瑞。

大谷光瑞1876年出生，因为他们家族世代为西本愿寺法主，所以大谷光瑞一出生，就注定要成为僧人。资料显示，大谷光瑞10岁出家，20岁之前，一直是西本愿寺里规规矩矩的宗教领袖继承人。改变发生在1899年，这一年大谷光瑞第一次来到中国，在中国内地游历一个多月。这次中国之行，深刻影响了大谷的一生，让他从一位超然世外的宗教领袖，不知不觉间变成一个贪婪的掠夺者。

那次短暂的中国之行，让这位年轻的僧人对中国古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当时正在伦敦留学的他，很快便出资组建起一支探险队，以探寻佛迹为名，从喀什米尔高原深入到了中国的新疆地区。

事实上，探寻佛迹与文化考古只是一个幌子，大谷最感兴趣的，莫过于掠夺。大量的古城、古墓遗址，遭到大谷探险队的盗掘，他和瑞典人斯文·赫定的探险队一道，在中国新疆地区展开了一场“夺宝大战”。

需要说明的是，与斯文·赫定不同，大谷光瑞和他的探险队员们并没有受过任何考古训练，他们只懂得掘墓，却连最基本的记录工作都不懂得怎么去做。以至于在挖掘过程中，大量古迹遭到毁灭性破坏，还有很多珍贵文物连出土地点都说不清。

大谷曾先后组织过3支探险队，在中国掠夺走了数以十万计的珍贵文物，这些文物多数是通过大连港登船运往日本，其中占比重最大的当数汉籍图书与碑拓。据说这些图书中仅孤本、珍本就多达数千册，而总数则超过40000册。可以说，3次探险让大谷收获颇丰，可巨大的探险经费与后期分类研究费用，也让大谷陷入了沉重的财政危机。再加上大谷一心忙于在中国探险，导致寺规松弛，僧侣贪腐现象泛滥，大谷也因此受到舆论指责，被迫于1914年辞去法主和伯爵的爵位，并于第二年定居到大连，成为满铁公司的文化与宗教事务幕后顾问及大东亚建设审议委员会委员。

大量稀世珍宝被装船运至日本

大谷光瑞是一个狂热的侵华支持者，是日本殖民当局奉行扩张、掠夺政策的先锋人物。

1938年，他针对“七七事变”后的时局，写下《中国事变后对策》一书，极力主张扩大侵华战争，这本书也一度被日本关东军高层奉为经典，要求高级将领人人研读。此外，大谷还主编出版有《兴亚计划》《兴亚论丛》等丛书，不遗余力地鼓吹“南进”政策。

除了是一个狂热的侵华支持者外，大谷还有一个嗜好，那就是收集中国的古籍文献，大量珍贵的汉籍都成了他强取豪夺后的收藏品。在敦煌，他手下的干将吉川小一郎买通王道士，得以顺利地将敦煌藏经洞里的古籍洗劫一空。在楼兰，他手下的另一干将橘瑞超沿着斯文·赫定提供的地理坐标，找到楼兰古城，并从古城里发现了震惊世界的《李柏文书》。《李柏文书》是目前所发现的年代最早的中国纸本书信实物标本，文书中出现的李柏其人，也是在楼兰所发现的全部文书中唯一一位史籍有载的人物。学界普遍认为，《李柏文书》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考古价值，同时也是堪与《兰亭序》相媲美的书法艺术精品。并且，作为与王羲之同时代的人物，李柏高超的书法技艺也改变了我们过去“书法帖学起源于江南”的认识，侧面证明西北可能也是“帖学”的发源地之一。

但可惜的是，这些稀世汉籍多数已被大谷光瑞一船一船地运回日本，其中一部分被他占为己有，另一部分捐赠给了韩国总督府博物馆、日本京都博物馆、龙谷大学图书馆，以及日本各地的美术馆，还有一部分被卖给了文物商人。以《李柏文书》为例，如今已是日本龙谷大学图书馆的收藏品。

大谷不仅是一个中国文物的贪婪掠夺者，同时还是一个疯狂的破坏者。由于他本人并不懂考古，他使用的考古队员也都是对考古一窍不通的年轻僧侣，比如发现《李柏文书》的橘瑞超，当时只是一个不满20岁的小僧人，他不懂得对出土时的情况做记录，以至于后人在研究《李柏文书》时，有很多疑团已无法破解。这些年轻僧侣在所谓的考古过程中，往往会雇用当地老百姓乱挖乱掘，其对遗址古迹所造成的破坏，甚至比盗墓贼还要严重。

古籍幸运地大规模回流

疯狂的掠夺，让大谷迅速成为“当时世界上私人拥有汉籍图书最多的人”，为妥善收藏这些图书，大谷甚至还斥巨资，在神户修建了一座钢筋混凝土结构的私人书库“含秀居”，被当时人称为“山上图书馆”。

谁也不会想到，这些被大谷掠夺走的古籍，却因为一个特殊机缘，竟幸运地迎来一次大规模回流。

那是1915年4月，大谷光瑞再一次到达大连，出席本愿寺关东别院的落成典礼。在满铁高层的极力邀请下，这个刚刚辞去法主职务不久的日本名流，当场决定不再回国，从此定居大连。

晚清、民国年间中国古籍流入日本的一个重要时期，它构成了近代中日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侧面。一般来说，近代中日书籍交流之路的打通当在甲午战争之后。进入20世纪，逐渐形成了一定的规模。这一时期，内藤湖南、田中庆太郎、长泽规矩也是三位有代表性的来华访书学人。

明治，出自《周易·说卦》：“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

大正，出自《易经》第十九卦中的“临，刚浸而长。说而顺，刚中而应，大亨以正，天之道也。”

昭和，出自中国《尚书·尧典》的“百姓昭明，协和万邦”

平成，出自《史记·五帝本纪》中的“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内平外成”以及《尚书·虞书·大禹谟》之中的“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万世永赖，时乃功”，取其“内外、天地能够和平”的意思。

在私塾、官学为主体的时代，中国的学生们手里是不存在“教科书”这种东西的，这是一个“舶来品”，也是近代西化的产物。

具体的时间，需要上溯至“清末新政”。

1902年，清政府颁布了《钦定学堂章程》，1904年，又颁布了《奏定学堂章程》，又称“壬寅学制”、“癸卯学制”，统称“新学制”。

其中，小学阶段教育（初等小学、高等小学）9年，中学阶段教育5年，共计14年，均需设置“历史课”，初等小学为“历史”，高等小学为“中国历史”，中学为“历史”，学习内容为先讲中国史，次讲亚洲各国史，再讲欧洲、美洲史。

可以说，伴随着清政府积极地学习普鲁士式的基础教育模式，新式学堂的广泛建立带来了普遍性的教科书需求。

然而，与我们习惯的国家统一规定和编撰教科书不同，最早的中国历史教科书是由日本翻译而来，为啥？没有。

在上述的《奏定学堂章程》中的《学务纲要》中明确提到：

各种科学书，中国尚无自纂之本，间有中国旧籍可资取用者，亦有外国人所编，华人所译，颇合中国教法者，但此类之书无几，目前不得不借用外国成书以资讲习。

也就是说，“新学制”所需要的各种“科学书”，国内可能根本没有能够拿来做“教科书”的旧作，那就“凑活着用”现成的外国成书译本吧。

不过，相对于一直“空置”的科学而言，中国拥有长达数千年的史学传统和浩如烟海的各类史书，同样没有一本“符合近代标准”的“教科书”，所以，在清朝学部第一次审定高等小学暂用书目时，只能无奈表示：

中国历史一科，尚无适宜之本，故暂从缺如，俟选有佳构，再以本部官报公布之。

这种情景， 堪称凄凉，所以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在海外的留学生积极翻译相关著作，如会文学社、教科书译辑社、东文学社、普通学书室、作新社、镜今书局、广智书局等等，其中出版教科书最用力的当属文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

不过翻译虽多，真正经过清政府学部审定通过的只有四本：

一本是市村瓒次郎撰写的《支那史要》，这本书原本是1888年市村与人合著的六卷本《支那史》，为了作为日本的教科书使用，缩写成二卷本，变成了“史要”，并于1902年被国人翻译为中文，而六卷本也于次年被翻译成中文，均被采用为中国学堂的历史教科书，而在今天，哪怕只看这书名中的“支那”二字，恐怕连翻译都省了。

一本是桑原骘藏撰写的《东洋史要》，1899年由东文学社印行，在中国影响极大，另有文明书局译本《中等东洋史教科书》，商务印书馆译本《订正东洋史要》，均为同书异名。

另外两本更有意思，本就用“汉文”写成，分别为东文书社1899年6月出版的《支那通史》，作者那珂通世；振东室学社1898年出版的《最近支那史》，作者河野通之、石村贞一。

至于另外一本，普通学书室1901年9月翻译出版的《普通新历史》，则是比较特殊的，以日本中等学科教授法研究会所著《东洋历史》为蓝本，经过增删之后，出版的中国历史教科书，所以，属于一个标准教科书体例的“教科书”。

这个“普通学书室”也非常有意思，原名“亚泉学馆”，由近代名士杜亚泉创办，1903年并入商务印书馆，杜亚泉任商务编辑所博物理化部主任，负责编辑教科书。

杜亚泉此人经历绝对神奇，原名炜孙，字秋帆，又署伧父。少时学训诂，甲午后觉得训诂无用，改学历算，1898年应蔡元培之聘，任绍兴中西学堂算学教员，本人熟稔旧学的同时，又精于历算，通日语，长于理化、矿物及动植诸科，属于近代以来少有的文理兼通的“名士”。

不过，上述官方审定的教科书虽然广泛应用，却并无“强制性”，各地的学堂仍可自主选择教科书，所以，除了上述5种日本教科书之外，仍有一批“自主选择版本”：

增田贡的《清史揽要》、田口卯吉的《支那开化小史》（译名为《中国文明小史》）、小川银次郎的《东洋史要》、田中萃一郎的《东邦近世史》、三岛雄太郎的《支那近代三百年史》、白河次郎、国府种德的《支那文明史》以及市村瓒次郎、泷川龟太郎的《支那史》六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