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甄置堑墓撞脑诖笤嶂前，要经过几个过程，小出殡和大出殡。小出殡是从宫中移到殡宫，大出殡是由殡宫到陵寝。出殡的日期由钦天监测算，选择黄道吉日。因为棺具不可能总停留在宫中。在宫中停棺时间最少为3天。在这里，我讲几个问题。 一是小出殡，由宫殿到殡宫。

在这里，我先讲讲清朝皇帝的小出殡。清朝皇帝的棺椁一般都要在乾清宫停灵。大行皇帝停灵于乾清宫的时间长短不一，这要根据具体情况而定：世祖25天、圣祖20天、世宗18天、高宗20天、仁宗18天、宣宗18天、文宗11天、穆宗17天、德宗11天。皇帝的殡宫在康熙前后，略有变化。入关后，世祖和圣祖的殡宫设在景山寿皇殿，世宗登极后，将寿皇殿变成供奉圣祖圣容之所，不便再存放后世帝王之棺，因而自高宗迄德宗，除宣宗外，均将梓宫供奉于景山观德殿。世宗因其为皇子时居住在雍和宫，因而，死后将梓宫供于雍和宫之永佑殿，宣宗的殡宫则在圆明园之正大光明殿。当大行皇帝梓宫由乾清宫移往殡宫时，皇帝要恭送，但各朝情况不一。圣祖送世祖时，由于孝庄文皇后的关照，圣祖只出东华门，便由另道乘轿前往寿皇殿等候。世宗送圣祖时，世宗步送到景山寿皇殿，这一步送制度，为以后历代帝王所效法。高宗送世宗时，扶棺步行至雍和宫，为清帝送灵最远者。仁宗送高宗、宣宗送仁宗，均步行到观德殿。文宗送宣宗时，殡宫设在圆明园，路途较远，文宗素有腿疾，文宗便步送到地安门外，乘舆由另道前往圆明园大宫门外跪迎。穆宗送文宗时，小皇帝只有6岁，自然效法康熙，扶棺步送出东华门，由另道乘舆预往殡宫等候。

梓宫抵达殡宫后，要停放于正殿。世祖之前，遵从满族火化习俗，将巨大的梓宫举火烧掉。太祖时，由于典制未备，加之太祖留有遗嘱，要求丧事从简，梓宫很快就火化掉了。太宗在顺治元年八月初九日，于昭陵火化，这一时间距其崩逝正满一年，符合天子奇年而化的规定。世祖的梓宫是在百日后大祭礼这天火化的，世祖火化后，其宝宫照旧供奉于观德殿中。梓宫在殡宫期间，嗣帝要按规定及时而准确地前往行礼。陈设纷繁，仪式复杂，前后计有：初祭礼、绎祭礼、初满月礼、大祭礼、清明礼、殷奠礼、百日礼、岁暮礼……最重要的是上册谥、册宝礼，这一礼节先在皇宫中举行，皇帝亲自阅视，行礼，然后，将其奉安于黄亭内，抬往殡宫，按左册右宝的位置供奉于观德殿内，届时，其绢册、绢宝要焚化掉。列后和皇帝一样，她们在宫内停留几天后，就要小出殡到殡宫。她们的殡宫地点并不一样，所以，抬棺人数会多少不等。孝庄、孝惠、孝懿在朝阳门外殡宫;孝康在坝上殡宫;孝诚则初在西华门外殡宫，后又移至都城北沙河巩华城;孝昭初在武英殿，后也移到都城北沙河巩华城;孝恭在寿皇殿;孝敬在田村殡宫;孝圣在圆明园的九经三事殿;孝贤、孝和、孝德则均在景山观德殿;孝静在绮春园迎晖殿;孝哲在永思殿殡宫。

梓宫在移送的过程中颇费人力。有卤簿前导，卤簿可以说是梓宫出殡时的庞大仪仗队，由于内容众多，在此不必赘述。卤簿之后为丹恚舁怼⒕籴Φ娜朔治6班，每班32人，由部院官、内务府官各4人，共8人管辖。怼⑨χ后为梓宫，梓宫的抬运是关键，首先要讲究排场，但又受条件的限制。如果用人太多，出门过桥则摆布不开，因而要预设大舆和小舆，在京城之内，大舆80人，小舆32人。由宫内到殡宫一般为6班，每班80人，这些抬棺之人，首班末班用銮仪卫校尉，以示庄重齐整;其他班次之人，要由五城之内选用的健壮青年民夫组成，发给衣服鞋帽，令其洗澡，身穿红绣团花衣服，头戴插黄翎毡帽，称为逊衣或驾衣。梓宫所过门或桥，都要祭酒，焚香钱。在殡宫大门外，还要预设鹰和狗，这可能与满族早期习俗有关，带有满族特色。

我还是先讲讲皇帝的大出殡。清帝的棺椁停留在殡宫，时间长短不一。世祖2年2个月，圣祖近4个月，世宗1个月，高宗6个多月，仁宗6个月，宣宗10个半月，文宗1年，穆宗10个半月，德宗4个半月。可以这样说，梓宫在殡宫停放时间越长，嗣帝去行礼上香的机会就越多，尽孝的次数也就越多。可是，梓宫不能无限期地停留在殡宫，当陵寝工程完毕之后，钦天监就要择日选时，清廷就要安排出殡日期了。数百里的送殡路程，恭送人员是十分辛苦的。所以，世祖出殡时，王大臣引用古礼，阻止玄烨亲送宝宫，当时的孝庄文皇后也极力阻止，玄烨未能亲送宝宫至陵。自世宗开始，清帝打破了这一制度，均能亲送梓宫至陵。可是同治年间，咸丰帝出殡时，两宫太后接受了王大臣的奏请，以同治帝年幼为由，引用古礼，停止了同治帝亲送梓宫到东陵隆福寺，两宫太后及同治帝均在东直门外向咸丰梓宫辞行。然而，光绪年间，穆宗帝后梓宫出殡，两宫太后却未接受王大臣的请求，年幼的光绪帝被迫亲送，备受劳顿之苦。

关于卤簿，出殡时备有两种。一为法驾卤簿，一为骑驾卤簿。法驾卤簿使用于禁城内停棺之所，以及殡宫、芦殿、暂安处、陵寝大红门内、陵寝隆恩殿前，也就是灵驾停驻时，要设法驾卤簿。骑驾卤簿设于送殡队伍的前方，有起自京城内的，也有设在第一站芦殿后的，总之，是灵驾在行走过程中的卤簿。法驾卤簿在用后要交归陵寝大臣妥为保管，遇有大事时，在陵寝内使用。骑驾卤簿在灵驾到后第2日的享奠礼后，随同楮钱与冠服一同焚化。灵驾到东西陵，其梓宫并不马上就入葬地宫，要暂时安奉。世祖宝宫安奉于陵寝内芦殿之中;圣祖、世宗、高宗、仁宗、宣宗安奉于陵寝隆恩殿正中;文宗、穆宗安奉于隆福寺殡殿正中。安奉时间长短不一，多者数年，少者仅几天，如高宗10天，仁宗7天，而穆宗梓宫则多达近5年的时间。皇后棺椁停留在殡宫，时间长短也不一。与皇帝一样，当陵寝工程完毕之后，钦天监就要择日选时，恭请朝廷安排出殡日期。梓宫出殡前，要做好充分的准备，首先要准备好32人小舆及80人大舆、128人大升舆。然后要选用抬棺的夫役，从京畿选用。由皇帝、太后到皇后，俱选用7920人为抬棺夫役。这些年轻的夫役一旦被选中，要发给衣、鞋、帽，并给以银两。

出殡时，由于恭送人员众多，身份又不同，要修有不同的道路。梓宫所走路线为一条，人员众多，路宽而平坦。皇帝走另一条路，称御路，凡御路所经，要提前平整道路，黄土铺垫，以备应用。在梓宫启行后，皇帝从御路提前到芦殿等候，一旦灵驾到来，要跪迎;皇太后、皇后等女眷，要在灵驾起行后瞻望，俟灵驾走远，随后而行。从京师到东西陵，一般分作5程，每程1个芦殿，日暮以后，停棺其中，凡遇雨也停驻在此，或临时扎搭罩棚。芦殿，称黄布城、黄幔城、黄网城等。灵驾到时，陈卤簿于门前，皇帝率王公大臣，跪于北门外，灵驾由北门进，奉灵驾于殿内正中，陈册宝于左右案上，行夕奠礼，早晨行朝奠礼后，皇帝跪送灵驾从芦殿南门启行。灵驾所过地方，百里内文武大臣预先跪迎于路右百步外，候灵驾过，随至宿次，在黄幔城外行三跪九叩大礼，夕奠礼时，文官在正蓝旗末，武官在镶蓝旗末。灵驾过门桥时，要派内大臣2人轮流祭酒，焚楮钱。灵驾到东西陵，其梓宫和皇帝棺椁一样，要暂时安奉，再入葬地宫。

大葬是清帝后丧礼中最为关键的，也是最隆重的礼仪，称为永安大典。届时，皇帝、后妃、王公百官要云集陵寝，按序排立。奉安前1天，皇帝要率群臣行迁奠礼，然后，梓宫登小舆，皇帝亲引梓宫由殿之中阶降，循殿东行，接着，梓宫走陵寝中门，皇帝扶棺上方城前平台上，奉安梓宫于芦殿正中的龙上，设册宝于左右案上。第2日，梓宫安奉地宫，由皇帝亲自扶棺下去，前面10名太监执灯引导，钦点之王大臣随同梓宫进入，敬视永安于石床之上，然后撤出龙车。

如果皇后是陪葬在帝陵里面，皇帝尚未去世，那么石门就不可掩闭，要等到皇帝葬入后，才可由内而外逐道掩闭石门。否则，就会铸成大错。嘉庆八年，孝淑皇后准备葬入昌陵地宫，拟仪注时，办事大臣有“掩闭石门，大葬礼成”（《钦定大清会典事例》）这样的糊涂话。嘉庆帝看后十分震怒，当即下旨严斥：“试思石门岂可闭？既闭不可复开。此吉地乃皇考赐朕之地，非赐皇后之地，若关闭石门，欲朕另卜吉地乎？”结果处置了一批承办丧事大臣。

清军入关后，广泛吸收汉族传统文化和生活方式，这种变化也体现于宗室成员的起名上。后金及清初，宗室成员的名字多用满语音译，如莽古尔泰、多尔衮、阿济格、多铎、豪格等。后来逐渐汉化，按照辈分取固定用字。乾隆年间，皇六子永画了一幅《岁朝图》，进献孝圣皇太后钮祜禄氏。乾隆帝弘历在该画上题诗，内中有“永绵亦载奉慈娱”诗句。后来，弘历取其中的“永绵亦载”四字为近支宗室的字辈，并将“亦”字改作“奕”。道光五年（1825），道光帝F宁又钦定“溥毓恒启”四字，接续“载”字辈。咸丰六年（1857），咸丰帝奕定“焘增祺”四字，作为“启”字以下的字辈。这样，宗室辈分的取字，前后计有十四字：“胤弘永绵奕载溥，毓恒启焘增祺”。

清代宗室不仅确定了辈分用字，并且根据亲疏之别，对第二字的偏旁也作出了明确的规定。自康熙朝始，对宗室成员取名用字的偏旁有较为严格的规定。如康熙帝玄烨诸子之名第二字均用示字旁，如胤、胤等；乾隆帝弘历诸子则用斜玉旁，如永琪、永等。另一方面，远支宗室取名均不得采用与近支宗室相同的偏旁字样，以免混淆亲疏。

不难看出，这时宗室取名已经基本上不再采用满语音译的方式，而是直接用汉语取名，除了姓氏尚保留满族文化特征外，名字已经愈来愈汉化了。然而，随着宗室人口的繁衍，宗室成员起名出现了违规现象，并引起了皇帝的关注和相应处罚。

其一是同名现象。

人口众多，同名现象自然难以避免，但是在宗室群体中，同名就有可能带来尊卑长幼失序的问题，甚至冲犯皇帝的圣讳。康熙三十二年（1693），针对宗室同名现象制订了处理办法。规定自王以下，至闲散宗室，如有同名者，“令卑者、幼者改”，并且更换诰册。（《光绪朝大清会典》）

乾隆十一年（1746），乾隆帝弘历给刚刚出生的七阿哥起名为永琮。岂料第二天，弘历在西苑瀛台举行宴会时，发现一个出席宴会的宗室成员也叫永琮。甚感扫兴的弘历为此责问宗人府和敬事房，为何没有将有宗室成员起名永琮一事及时上报，并要求将所有永字辈的宗室成员人名进行检查，看有无重名。遵照前述康熙三十二年制定的成例，那个名叫永琮的宗室由于身份卑于七阿哥，故不得不改名，弘历将其改名为永常。余怒未消的弘历还要求宗人府“嗣后外闲起名，不得复用内廷拟定字样”。（《钦定大清会典事例》）

尽管乾隆帝屡次降旨申明，但是同名现象仍时有出现。甚至出现了低级官员、兵丁与王公大臣同名的现象。嘉庆年间，嘉庆帝琰发现即将升任迪化知州的昌吉知县景安，与时任湖南巡抚景安（钮祜禄氏）同名。琰认为此事“殊属不合”，并无可奈何地说：“从前有与王公大臣同名者，经皇考高宗纯皇帝屡降训谕饬禁。今官员兵丁内，与王公大臣同名者甚多。此皆该管大臣平素并不留心，一任属员兵丁等率意命名所致。”琰下令将景安之名按照满文语义更改，又命令宗人府、吏部、兵部、八旗、内务府三旗“查明宗室觉罗旗员兵丁内，有与王公大臣同名者，俱著更改，毋令与王公大臣同。”（《钦定大清会典事例》）

这些禁令并没有彻底根除同名现象。到了咸丰、光绪朝，宗室溥字辈甚至已经有与末代皇帝溥仪同名者。此溥仪系载堪之第七子，其祖父是奕勋。咸丰十一年（1861），载堪卒，溥仪遂承袭奉国将军。光绪九年（1883），溥仪死，其子毓秀承袭奉恩将军。光绪十二年，毓秀死，身后无嗣。（《清史稿》）就在这个名叫溥仪的宗室成员去世的当年，宣统帝溥仪之生父载沣方才出世。载沣之子命名时，内务府没有发现溥仪这个名字已经被人起过。在民国初年，清史馆的前清遗老们也没有注意这个冲犯“今上”圣讳的问题，直接写入《清史稿》中的宗室年表中。

其二是用字偏旁不当。

前面已提及近支宗室人名第二字的偏旁亦有严格规定，但有些宗室成员取名用字并未严格遵循。嘉庆十一年（1806），近支宗室多罗荣郡王绵亿，其长子和次子均属奕字辈，故其名第二字应用糸字旁的字样，但是却分别起名为奕铭和奕。嘉庆帝大为光火，认为绵亿未经奏请，即自行为两个儿子命名，实属非是，而且又不用糸字旁，故将此事交宗人府议处。嘉庆帝还质问绵亿“私用金字偏旁，为伊两子取名，不似近派宗支，自同疏远，是何居心？”并宣布：“伊既以疏远自恃，朕亦不以亲侄待伊。”结果，绵亿被革除领侍卫内大臣之职，退出乾清门。奕铭和奕也分别被改名为奕绘和奕。绵亿面对如此严厉处分，纵有百口，也无法申辩，唯有接受而已。（《光绪朝大清会典》）

有些远支宗室取名用字与近支宗室偏旁相同，造成亲疏难辨。嘉庆十三年，远支宗室成员绵瑚取名用斜玉旁的“瑚”字，而他的哥哥绵开和弟弟绵卞都没有用斜玉旁字。嘉庆帝知悉此事后，认为绵瑚取用玉旁，“大属非是”，并指责所属总管王公、贝勒、族长怠玩疏忽，下令将其改名为绵胡，并谕旨重申：“嗣后各宗室中，遇有命名不合者，随时饬改，以符定制，不得再有疏漏。”（《钦定大清会典事例》）

其三是未遵照辈分用字原则。

乾隆十一年，弘历在一次宴席中发现一个名叫诸尔杭阿的宗室成员，系庄亲王永之子，论辈分系弘历之孙，却依照满语音译取名。为此弘历谕旨：“昨入燕宗室内，有名诸尔杭阿者，乃朕孙辈，已令改名绵庆。著传谕履亲王、庄亲王等，朕初次见孙，以后永字下辈即用绵字。并将朕此旨载入玉牒。”（《清高宗实录》）

其四是有过度汉化之嫌。

尽管入关已久的宗室成员已经深受汉文化的影响，习用汉语，可是清朝皇帝又处处防范过度汉化，以鄙薄的语气称汉文化为“汉人习气”，要求宗室不得沾染。为此，乾隆帝和嘉庆帝等曾屡次在宗室起名问题上重申这一原则。

乾隆三十二年，吏部带领一个叫满吉善的宗室成员入宫接受引见。满吉善系闽浙总督满保之子，而且又属于正黄旗下。结果，乾隆帝大为不悦，认为此人取名满吉善，是以满为姓。为此，他将其名改为吉善，并在谕旨中斥责道：“吉善乃系觉罗，甚属尊贵。吉善竟不以觉罗为尊，以满为姓，照依汉人起名。是何道理？似此者，宗人府王公等，理应留心查禁。今竟不禁止，王公所司何事？恐尚有似此等者，著交宗人府王公等查明俱行更改，将此严禁。嗣后不可如此。”（《钦定大清会典事例》）然而，到了嘉庆朝，嘉庆帝在刑部呈进的题本内看到有一个叫“觉罗太”的人名，质问此名“是何取意，竟染汉人习气矣”。为此，琰下令将觉罗太“交宗人府即令按照满洲语意更改其名外，并著该衙门及八旗满洲蒙古都统，通行查明。如有似此指姓命名者，俱著饬禁，均令按照满洲语意，另行更改，毋得再行指姓命名，致蹈汉人习气”。（《钦定大清会典事例》）

嘉庆十三年，琰在宗人府呈交的一个题本内，发现奉恩将军英智之次子名叫清永泰。琰认为此名也属违规。为此，他在谕旨中指出：“向来满洲命名，除清语（即满语）不计字数外，若用汉文，止准用二字，不准用三字。今清永泰之名，几与汉人姓名相连者无异，殊乖定制。”为此，他命令清永泰改名为永泰，并将管理宗人府的王公予以罚俸三个月的处分，清永泰本人的族长、学长也受到罚俸六个月的处分。（《清仁宗实录》）

道光三年（1823），道光帝F宁将一名叫永恒泰的宗室佐领改名为永恒，认为永恒泰之名“并非满洲成语，殊属不合”。但他并未处罚其他人员，仅是重申道：“嗣后宗室有似此命名者，著宗人府于呈报时，即行饬改。”（《钦定大清会典事例》）

既用汉字取名，却又认为宗室取三字名是沾染汉人习气，这种论断显然带有主观随意性，令宗室难以适从，也极大限制了他们取名用字的范围。前所述及的先后两个溥仪重名的现象，正反映了宗室取名用字日益受限的困窘。

作者简介

孙P，1973年生，陕西西安人。历史学博士，商务印书馆编辑。主要从事晚清外交史、中国近代社会史和文献学研究，著有《西北哥老会与辛亥革命》。

　　一、在这一部规定中，和反腐败有关的方略主要涉及到三点，分别是监查官的选择和审判时候的回避制度以及对监察官的监督。有关的解释如下：

　　1、有关监察官的选择：

　　清代皇帝认为，御史为朝廷“耳目之官，关系最要，必须选用得人，方能称职”。因此，对都察院各官的考选历来较严，监察官选任，大多要经过严格的考试。监察官必须是德才兼备之士，忠于皇上，忠于职守，这是最基本的政治素质要求。此外，还必须符合以下几个条件，才能被选为监察官。

　　首先，监察官要具有清正刚直、嫉恶如仇的品质，较高的文化素质也是必须的。清代还要求监察官要具有实际经验和工作能力，任职不满三年者，不得选充科道官。因为这样的官员往往能通晓行政业务，能驾轻就熟地行使监察职权。在年龄方面，一般会选择30至65岁经验丰富、思想成熟、精力充沛的中年人。

　　二、回避制度：

　　值得一提的，还有监察官选任时的回避制度。为防止各级文武官员利用宗族、姻亲、师生、同乡等关系，结党营私，破坏法纪，清政府制定出一整套任职回避本籍和亲族的官员回避制度。简单讲，就是“同官避亲，外官避籍”。有亲属关系的，特别是直系亲属，京官不得在同一衙门、外任官不得在同一地区任职；外任官不得到本籍、祖籍和寄籍任职；科考监试官员子弟回避在本地考试。

　　此外，为官有瑕疵者也不得选任。清代对于监察官人选的这些高标准、严要求，在削弱封建裙带关系的影响、避免被监察者控制监察者、保证监察部门行使职权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3、清代的监察体制。这种与行政、司法并立，有“上可谏君，下可纠臣”之权力的监察体制，保证了监察权的相对独立性，有利于监察权的有效行使。除此之外，采用多轨制加强对地方官吏和政务的监察，也有可取之处。同时，清代除对在京各机构及各地形成系统的监察机构网外，对一些重要机构及特殊系统和边远地区，另设有专门的监察御史和巡按御史，以补其不足，这也值得当前学习借鉴。

　　此外，还有清代的互察互监制度，尤其是对监督者的监督，清代监察法是有明确规定的。例如《大清会典事例（卷一〇二九/都察院）》规定，御史之间“互相纠举”，都察院的普通小御史，也可以通过“封章密劾，直达御前”的程序，弹劾其顶头上司，直至左都御史。我个人认为，借鉴我国古代和外国的做法，结合我国现阶段的国情，建立中国特色的弹劾制度，应是新的“反腐败法”中完善监督权的重要一环。

　　二、补充解释这部法典：

　　《钦定台规》是我国封建历史上最完备的一部监察法典，是因为它详细规定了古代监察机关的性质、地位、建制、职能、任务、监察程序，以及对监察官的选任、迁转、纪律、责任和考核。整部台规分为训典、宪纲、六科、五城、各道、稽查、巡察和通例等八类。每类又分若干目。各类、目内容按文件产生时间顺序排列，间有若干文献附于各类之后，内容详细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