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以鲜

向以鲜，又名向一鲜；祖籍四川。1963年春天，出生于四川东部一个小村庄。1970年秋天至1979年夏天，在四川大巴山腹地读完小学和中学。1979年秋天至1983年夏天，在重庆西南师范大学中文系就读，大部分时间在图书馆度过。1983年秋天考入天津南开大学中文系，攻读中国古典文学硕士，师从闻一多高足王达津教授，主修唐宋文学。1986年夏天自南开大学毕业，分配到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工作至今，专职从事宋代文化研究。

中文名：向以鲜

外文名：Xiangyixian

别名：向一鲜

国籍：中国

民族：汉

出生地：四川

出生日期：1963年

职业：教师

毕业院校：南开大学

主要成就：发起、参与、主持香格里拉大型文化工程

代表作品：《花木兰传奇》

研究方向：宋代文化

学位：硕士

专业方向：中国古典文学

人物经历

1983年秋天考入天津南开大学中文系，攻读中国古典文学硕士，师从闻一多高足王达津教授，主修唐宋文学。其间开始创作现代诗歌，先后前往北京拜晤著名诗人顾城、北岛和四川籍九叶诗人陈敬容等，诗作《小屋子》曾获《飞天青年诗报》1985年优秀作品奖。著有论文《润州诗派考》和日文译著《中国历代职官辞典》。

1986年夏天自南开大学毕业，分配到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工作至今，专职从事宋代文化研究。

诗作《割玻璃的人》曾获《诗歌报》首届中国探索诗大赛特等奖、《偶然》获《青年世界杂志》社新诗潮优秀作品奖。作品被收入多种诗歌选集。

1987年与中国第三代诗人的代表作家赵野、邓翔、文化学者查常平等人创办《王朝》诗报，同年与前卫诗人柏桦、孙文波、潘家柱、付维等人创立《红旗》诗刊。

1991年与钟鸣、柏桦等人发起命名成立《象罔》杂志，一共出了十多期，这个杂志对中国当代诗歌的发展产生过深刻影响。这套刊物完整的资料在国内已很难找到，研究中国当代诗歌史的人要看到它的全貌，可能只有到远在荷兰的莱顿大学的汉学研究中心才能找到。

在这期间，参与了巨型古籍整理工程《全宋文》的编纂工作，并出版了研究宋代江湖诗派的代表人物刘克庄的专著《超越江湖的诗人》。

2000年始，发起、参与、主持香格里拉大型文化工程，与中国当代著名音乐人小柯和诗人赵野等联合制作出版了概念唱片《最后的香格里拉》和画册《寻梦香格里拉》，得到社会的高度重视和好评，曾接受湖南卫视和北京《信报》等多家媒体的专题采访。

同年与诗人钟鸣策划主持了中国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主题博物馆鹿野苑石刻艺术博物馆，并担任学术顾问。该馆曾以影像资料和缩微的方式入选欧洲权威艺术展览德国“阿依达斯”展览和法国“篷皮杜”艺术展览。

个人作品

2002年，撰写《圣贤画传》及《打开夜花园》。

2003年，撰写《文奎画传》。

2013年7月，其所创作的《花木兰传奇》在中央一套黄金时段热播。

　　古籍整理作品的著作权是古籍出版者十分关心的一个问题，正在进行的著作权法第三次修改再度引起业内人士对此问题的关注和讨论。业内人士围绕与古籍整理作品相关的修改草案第13条进行讨论，该条规定，“以改编、翻译、注释、整理等方式利用已有作品而产生的新作品为演绎作品，其著作权由演绎者享有。使用演绎作品应当取得演绎作品的著作权人和原作品著作权人许可，并支付报酬。”业内人士认为，应当明确古籍整理作品的著作权，加大古籍整理作品著作权的保护力度，建议在《著作权法》修改草案条款中增加注释权、整理权。那么，古籍整理是一种什么作品，是否应当赋予古籍整理者“注释权”“整理权”，如何加强对古籍整理作品的著作权保护笔者就此阐述一些个人观点。

古籍整理作品的性质与著作权

在著作权法中，古籍整理作品属于演绎作品。整理作品一般是指对内容零散、层次不清，或者缺失格式要求的作品进行条理化、系统化加工而形成的新的作品。古籍整理作品是整理者通过注释、修改、审定、校勘等方式对古籍进行加工整理，而形成的便于现代人学习、欣赏或研究的新的作品。一方面，古籍整理作品围绕着古籍内容展开，无法脱离古籍内容而孤立存在，例如，整理加工应保留原作的思想、文字表达应体现原作的风格，因而古籍整理作品是对原作品的利用；另一方面，古籍整理作品是运用专业知识，花费大量时间物力，投入智力创造而产生的结果，整理所产生的新的作品是在已有作品基础上，进行再创作而产生的不同于原作的作品，即使是对同一部作品进行注释、整理，不同人的整理结果会有差异，整理者会因为各自的独创性而形成自己的作品，因而古籍作品具有独创性。

由此可见，演绎是一种在原作的基础上进行的二次创作活动，改编、翻译、注释、整理等都是演绎创作的不同方式，各种演绎活动的结果都是产生一个独立于原作之外的新的作品，统称为演绎作品。所不同的是各种演绎方式适用对象有所区别，改编适用于任何类型作品，翻译适用于语言文字作品，注释、整理主要适用于进入公有领域的古代作品，也可适用于受著作权保护的现代作品。

演绎作品既然是作品类型的一种，其著作权必然体现“著作权属于作者”的基本原则，古籍整理作品的著作权属于古籍整理者，这是独立于原作者的著作权人，整理人对古籍整理作品的著作权与其他作品的著作权没有什么不同，包括在作品上署名、保护作品完整等著作人身权，复制、发行、改编等著作财产权。著作权的实质是著作人控制对作品进行使用的权利，以改编权为例，此权利是著作权人控制他人“改变作品，创作出具有独创性的新作品的权利”，倘若有人要把古籍整理作品改编成漫画、通俗读物出版发行，就受到改编权的控制，改编者应当经过古籍整理作品整理者的许可后方能从事上述行为。

演绎作品既依附于原作品，又独立于原作品的特性，使得著作权法对它的保护一分为二：演绎作品的著作权归演绎者享有，但演绎者演绎他人受著作权保护的作品时，应当尊重原作者的著作权，《著作权法》第12条：“改编、翻译、注释、整理已有作品而产生的作品，其著作权由改编、翻译、注释、整理人享有，但行使著作权时不得侵犯原作品的权利”，即是这一原理的立法体现。著作权法修改草案第13条规定，在坚持这一原则的前提下，以“演绎作品”统称之，使得此类作品的著作权地位更加清晰。一般演绎作品由于存在双重著作权，因此演绎者出版、发行、改编其演绎作品时还应当获得原作者的许可。但是，古籍均超过了著作权保护期而进入了公有领域。这就使得整理者可以不再受“原作者”的控制，自由地对古籍进行注释、整理和对古籍整理作品进行使用。古籍整理者因此比一般演绎作品的作者享有了更为完全的著作权。

古籍整理者“注释权”“整理权”是否必要

如上述，古籍整理者对古籍整理作品享有完整的著作权，在这种情况下，是否还有必要规定古籍整理者的“整理权”“注释权”呢

注释权、整理权同注释作品、整理作品和演绎权与演绎作品一样，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演绎权是原作者享有的自己演绎或授权他人演绎作品的权利，它体现的是对原作者的维护；演绎作品是演绎者在已有作品基础上创作的新的作品，体现对演绎者的维护。就古籍而言，注释、整理是使用作品的特定方式，而注释权、整理权是著作权人控制他人以此种方式使用其作品的权利，这里的“著作权人”即古籍的作者。不言而喻，古籍的作者早已作古，而古籍也已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遗产。因此，为古籍作品设立“注释权”“整理权”，无异于让早已作古的先人来控制他们的作品“被注释”“被整理”，这样的权利实无必要，也是没有用途的。这也正是《著作权法》未明确列举注释权、整理权的主要原因。

对古籍工作者来说，增加注释权和整理权也不能使他们拥有某部古籍的专有权利去限制他人对该古籍的注释、整理行为。原因同样是，古籍已经进入了公有领域，是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遗产，任何人都可以对古籍进行注释、整理。即便为古籍整理者设立注释权、整理权，也只能适用于一种情况：古籍整理者禁止其古籍整理作品被再注释、再整理。然而，这种情况不是绝无仅有也是非常少见的，试想：经过注释、整理已形成古籍整理作品的再注释、再整理，意义何在，有什么价值呢现代人对古籍整理作品的使用，主要用于教学研究、改编、翻译，这些使用方式受复制权、改编权、翻译权的控制，或者构成合理使用而不受著作权控制。因此对古籍整理作品的保护，将其规定为演绎作品而享有完整的著作权已经足够，无需再增设注释权、整理权。

当然，注释作品、整理作品不仅仅是针对古籍的，现代作品也有注释、整理的情况。但是现代作品需要注释、整理才可理解和阅读的情况实属罕见。也正因为如此，《著作权法》在著作财产权中为列举注释权、整理权，而在有关条款如第35条、第37条等提到注释、整理，其意义就在于，如果使用的作品是注释、整理有著作权作品而产生的，使用人应当取得注释、整理作品和原作品著作权的双重许可。

古籍整理作品著作权保护的着眼点

古籍整理作品是整理者投入了大量的创造性劳动的智慧结晶，对于学习、研究古代文化经典具有重要意义。保护古籍整理作品的著作权，使得整理者的劳动得到尊重，利益得到保护是著作权法司法和行政执法所面临的问题之一。笔者认为，目前古籍整理作品保护应着眼于以下几方面。

第一，加强司法保护。司法上对构成演绎作品的古籍整理作品，应切实维护整理者享有的著作人身权和著作财产权，制止抄袭古籍整理作品行为，惩治复制盗版古籍整理作品的行为。古籍的校点、补遗等不产生演绎作品的，应当根据版式设计权保护出版者的利益，使非法盗版行为得到应有制裁。

第二，加大古籍整理作品盗版者的法律责任。古籍整理作品的创作过程周期长、投入大，而购买群体特定、受众小。有组织的盗版活动，特别是近年来出来的数字化盗版对于正版古籍整理作品的出版和销售造成了很大的消极影响，对此，应根据古籍整理作品的特殊性，适用法定赔偿来加大民事赔偿力度，并运用行政处罚震慑多次从事古籍整理盗版活动的组织和个人。

结论

古籍整理作品是一种演绎作品，整理者对其享有完整的著作权。古籍的“注释权”“演绎权”属于早已作古的先人。古籍整理的著作权保护是鼓励整理者创作出不同的古籍整理作品，繁荣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著作权法》修改草案进一步明确了注释作品、整理作品属于演绎作品，从而为古籍整理作品提供了充分的立法保障。当前，保护古籍整理作品的重点在于行政执法和司法。古籍整理形成演绎作品的，整理者对该演绎作品享有完整的著作权，有权控制他人对其作品的使用。古籍的校点、补遗不产生演绎作品的，按照版式设计权保护出版者的利益。

(作者单位系中国政法大学)

位于玉龙雪山下的云南丽江大研古镇，作为世界文化遗产，每年都吸引着大量的海内外游客。当来自世界各地、具有不同文化的人们在这里，都会被神奇的纳西族文化所吸引，尤其是在游览丽江古城时，随处都能看到用世界记忆遗产——纳西族东巴文书写的指路牌、宣传标语等以及用东巴文制作的文创产品。

东巴文古老而常人难懂，然而有这样一个专业机构数十年如一日，在默默地进行专门的整理研究。

穿过丽江黑龙潭公园，走进依山傍水、绿树掩映的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纳西族院长李德静早早就迎在门口。

“东巴”，是丽江纳西族山村和民间集巫、医、艺、匠为一身的“智者”。 他们不仅能写、能画，也能唱、会跳，渗透到纳西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既是东巴文化的主要传承者和倡导者，又是传播者和 社会 文化人。

作为纳西族东巴文化载体的东巴象形文字，是纳西族古代先民创制并沿用至今的一种用来记录纳西语言的文字符号，通过象形、会意、假借等手法形成了原始图画文字。 纳西话称东巴文字为“思究鲁究”，大意为“木痕石迹”，见木画木，见石画石。

研究表明，以纳西东巴象形文字写成的古籍（东巴经典）达1500种，计有3万多册，其中尤以创世诗史《崇搬土》、爱情诗史《鲁般鲁饶》、战争诗史《东埃术埃》著称，而相关的研究现已经发展成为国际性的一门学科——东巴文化学。

任继愈说：“东巴文化记载的东巴古代典籍是纳西族古代 社会 的百科全书，记录了原始宗教中万物有灵的观念以及东巴教所特有的宗教仪轨和其它 社会 文化生活活动，这对研究宗教、文字等原始文化方面，有着极高的艺术价值。”

季羡林先生则认为：“东巴文献是用图画、象形文字记载人类起源及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一重大主题的文献。”

新中国成立后，云南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与研究得到了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与扶持。20世纪60年代初，当时的丽江县委就拨出专款组织专业人员，聘请一批纳西学者和东巴先生在县文化馆成立东巴经翻译组，对东巴文化古籍进行搜集、整理、译注等工作。

1981年，为及时抢救整研究纳西族东巴文化，经云南省委批准，成立了东巴文化研究室，1991年改为云南省 社会 科学院东巴文化研究所，2004年改为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同时加挂云南省 社会 科学院丽江分院的牌子。主要职责是对纳西族东巴文化进行抢救整理和科学研究。

李德静说， 这些年来，研究院克服人手紧缺、经费不足等诸多困难，主要做了东巴经典的整理和研究、东巴文化的传承和保护、东巴文学艺术研究等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

最突出的成果是在纳西东巴文化抢救方面，研究院整理翻译出版了《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100卷，《哈佛大学燕京学社藏纳西东巴经书》（1-6卷），《纳西阮可东巴古籍译注》（1-3卷）。2003年东巴古籍文献成功申报为世界记忆遗产，2009年4部东巴古籍入选首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完成《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纳西族卷》，是第一个完成该项目任务的少数民族。

从2002年开始，研究院先后与云南民族大学民族文化学院合作办学，与西南师范大学文献所共建“中国少数民族言文学”硕士学位授权点，使东巴文化登上大学殿堂，为民族文化的传承教育 探索 了一条可行的路子。

与此同时，研究院在着力培养东巴传人和传承东巴文化上狠下功夫。多年来 探索 出一条老东巴传授和研究人员辅导相结合，在研究院学习和民间实践学习相结合的“两结合”路子。 其中有些新培养的东巴已成为东巴传承人中的佼佼者，能够为民众举行各种东巴仪式、到各个传承点教授传统文化知识，并作为文化使者，先后前往美国、德国、比利时、泰国和国内各地进行文化交流宣传。

2011年，研究院开始实施“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田野保护研究基地”建设项目，在一些东巴文化保存较好或正在恢复东巴文化生态的村落挂牌，其目的是增强当地民众保护文化的意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并对传统文化传承工作给予指导，将基地作为研究对象，挖掘、保护民族文化。现已在玉龙、宁蒗以及川、藏纳西族聚居区域， 设立了东巴文化田野保护研究基地，对东巴文化传承点及文化传人予以业务指导和支持，在资金、学习材料、服饰、学习工具等方面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为了帮助大众形象直观感受东巴文化，世界记忆遗产东巴古籍文献博物馆在研究院旁边落成。古老的东巴文化凭借现代技术形式再次走进了人们的日常生活。

据介绍，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荣获了第七届中国图书奖、第五届国家图书奖、云南省第八次哲学 社会 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被丽江市委、市政府授予宣传文化工作“突出贡献奖”，2010年被国家民委表彰为“全国少数民族古籍工作先进集体”。

历史沿革

上海古籍出版社前身是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成立于1956年11月，1958年3月，与中华书局上海办事处合并改组为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成为上海地区整理出版古籍的专业机构。1978年1月改为今名上海古籍出版社。

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成立之初便已开始对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不同时代有代表性的作家及诗词散文等不同文学门类的作品选读、选辑，加以通俗的解说、详尽的注释。有的更用现代汉语翻译。精选历代名篇，加上说明、注释，以单篇或合订本形式，出版《中华活页文选》。还有古代重要典籍的今译，如《四书》、《五经》、老庄诸子，以及《孙子兵法》等，语译而外，有的还附原文。并出版一部分高等学校的文科教材。出版当代老中青著名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化各个方面的学术论著，如陈寅恪、郑振铎、郭绍虞、钱钟书、饶宗颐、吕思勉、岑仲勉、俞平伯等著名学者，或编为文集，或作为专题论著。此外，对海外汉学研究成果，有选择地出版《海外汉学丛书》。1962年起出版了不定期的学术刊物《中华文史论丛》。已成系列的有《文化春秋丛书》、《三百题系列新刊》、《十大系列丛书》、《生活文化丛书》、《文物鉴赏丛书》、《中华文明宝库》等等。

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时期出版了《中国丛书综录》、《诗韵新编》、《变文字义通释》等等。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时期已设立了影印组。历年来影印的有《中国古代版画丛刊》、《古本戏曲丛刊》、《古本小说集成》、《敦煌吐鲁番文献集成》、大型的《四库全书》等。

上海古籍出版社下设5个编辑室和1个编辑组。第一编辑室负责文学类;第二编辑室负责除文学以外的哲学、经济、军事、历史、艺术、科技等类以及《中华文史论丛》;第四、第五编辑室分别负责敦煌吐鲁番文献和《续修四库全书》，此外的影印工作由第三编辑室负责;一个编辑组负责临时性或突击性的某些书稿。

上海古籍出版社前身古典文学出版社，由李俊民任社长兼总编辑;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时期，自1959年3月至1966年12月，由金兆梓任主任，总编辑一直是由副主任李俊民兼任。上海古籍出版社成立后先后担任社长、总编辑的有李俊民、戚铭渠、魏同贤、钱伯城、李国章、赵昌平。

组织机构

上海古籍出版社的主要组织机构有:党委办公室、社长、总编办公室、编审室、一编室、二编室、三编室、四编室、五编室、六编室、七编室、美编室、校对科、出版科、发行一科、发行二科、文化经营部、宣传信息科、人事科、财务科、行政科、储运部。

主要业务

大型集成性文献丛刊与古籍整理

《敦煌吐鲁番文献集成》已出:《俄藏敦煌吐鲁番文献》(全17册)、《法藏敦煌吐鲁番文献》(全34册)、《上海图书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全4册)《上海博物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全2册)、《北大藏敦煌吐鲁番文献》(全2册)、《天津艺术博物馆藏敦煌文献》(全7册)，以及《俄藏黑水城文献》(已出11册)，别外还推出《俄藏敦煌艺术品》(已出5册)，《英藏黑水城文献》(全4册)等。中国出版史上规模最大的工程《续修四库全书》，1800册于2002年全部出齐。

大型集成性资料《上海道契》，这是研究上海开埠史乃至中国近代经济史、社会史的第一手资料，全套30册于2004年出齐。举世瞩目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是近百年来所发现，战国商牍中数量最大，内容最丰富的文物史料。作为文学古籍整理的大型骨干工程《中国古典文学丛书》共100种。此丛书是经重新整理的规模最大、最系统的古代文学家别集丛书。

学术著作

该社已出《中华学术丛书》、《海外汉学丛书》在海内外享有很高声誉。

《中华学术丛书》汇集海内外一流专家的研究论著，《海外汉学丛书》译解日、美、欧洲汉学家经典性的古籍类论著，分别出版了10多种，《晚清民国学术书系》等均为学界重视而屡获嘉奖。

王运熙、顾易生主编的《中国文学批评通史》七卷本1997年整套推出，荣获第三届国家图书奖，标志着我社传统形态的学术论著迈上了一个新台阶。1998年将继续推出版郭预衡先生耗时十余年的力作《中国文学史》(全四册)，也以缜密精当为基本特色。《中西纹饰比较》、《諡法研究》、《求索真文明》、《夏商周青铜器研究》、《恩辨录》、《隋唐帝国形成史论》、《上海史研究译丛》等论著更以崭新的视角向读者展示了学术研究的新成果。

高品位、系列化的普及读物

该社按照"普及读物要出精品"的指导思想，出版了《中华古籍译注丛书》中《周易译注》、《仪礼译注》、《孟子译注》、《论语译注》等;《二十五史新编》更集全国各地二十四位专家，在保留旧史基本构架的基础上，兼取通史之长，删重补缺，并吸纳其他史乘乃至考古资料，以新的视角进行新编、新撰、新评，使五千年的中国历史跃然于读者眼前。《二千年前的哲言》从数百万字的系统资料中反复研究筛选出561则语录，既集中体现了先秦哲人的主体精神，又构成切合时代需要的可读可诵的少而精的新体系，被青年学生誉为通向中华文化殿堂的门户， 副总理为此书题词。《新世纪文史哲经典读本》自2002年起陆续出版了40种，着重介绍了古代文学、历史、哲学方面的名家与名作，为深入浅出的基本读物。《唐诗三百首》图文本系列10余种，以译文精当，通俗易读，版式新颖，深受广大读者喜爱。《民俗文化丛书》10种和《文化中国经典旅程》5种，均以适合当代青年的笔调，系统介绍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和光辉灿烂的文化遗产。

大中型画册与工具书

大中型画册以有高度的文化价值并具独占性的项目，与文物收藏、鉴定、欣赏相结合的系列画册为主。如《中国古代军戎服饰》、《追忆--近代上海图史》、《上海360°》、《古玩真赝对比系列》、《十九世纪中国市开风情》《大清帝国城市印象》、《中国大佛》等，以内涵的独占性与编撰的丰富文史价值为读者喜爱。《中国瓷器鉴定与欣赏》、《中国家具鉴定与欣赏》、《中国书画鉴定与欣赏》、《中国紫砂鉴定与欣赏》和《中华奇石》实用而高雅，兼具工具书性质。 权威性的古代工具书与集成性的今人编纂工具书是该社工具书出版的重点。前者以《说文解字注》、《王引之校改康熙字典》为代表，因版本精良，版面设计清晰，索引细致准确，长销不衰。后者先有《中国丛书综录》、《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后有《中国历代人名大辞典》等规模宏大，倾注了一代专业人员的心血，为学人所必备。

社会荣誉 获奖名单

1978年来该社共有300多种图书分获国家图书奖、中国古籍整理优秀图书奖、金钥匙奖、上海市优秀图书奖等、中国图书奖。其中《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中国文学批评通史》分获第一、第三届国家图书奖，《续修四库全书》获第六届国家图书荣誉奖;《文心雕龙义证》、《上海博物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集成》、《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全祖望集汇校集注》、《朱子全书》(与安徽教育社共同出版)分获第一、第二、第三届、第五届、第六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中华奇石》、《中国古代军戎服饰》、《中国历代人名大辞典》、《戴敦邦新绘全本红楼梦》分获第九、第十届、第十二届、第十三届中国图书奖。

参加书展

2008年8月上海古籍出版社推出《历史上的大事件书系》参加上海书展。第一辑推出了《历史上的大阴谋》(骆玉明著)、《历史上的大谋杀》(梦寒生著)、《历史上的大预言》(寰视人著)、《历史上的大冤案》(成云雷著)、《历史上的大巫术》(黄晓峰著)等5种。

这套书选取了中国古代历史上七十多桩大事件，以严谨翔实的史实材料和生动活泼的小说笔触，揭示这些大事件的来龙去脉及深远的历史影响，而其中所总结出的深刻历史规律和教训，又不啻为一面反省现在、展望未来的宝鉴。把这些历史上的大事件串联起来阅读，其思索能达到一个更加深刻的程度。整个书系风格轻松活泼，图文并茂。

评价

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图书在海内外学术界、读书界产生良好的影响。1978年来共有300多种图书分获国家图书奖、全国古籍整理优秀图书奖、金钥匙奖、上海市优秀图书奖等。其中《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中国文学批评通史》分获第一、第三届国家图书奖，《续修四库全书》获第六届国家图书荣誉奖;《文心雕龙义证》、《上海博物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集成》、《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全祖望集汇校集注》、《朱子全书》(与安徽教育社共同出版)分获第一、第二、第三届、第五届、第六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中华奇石》、《中国古代军戎服饰》、《中国历代人名大辞典》、《戴敦邦新绘全本红楼梦》分获第九、第十届、第十二届、第十三届中国图书奖。

保存古籍我们一定要忌用化学胶水、化学浆糊、玻璃胶纸等修补古籍。 中国古籍的纸张,多采用天然原料的手工制纸,而现今通用的化学胶水、化学浆糊及玻璃胶纸对中国式纸张具有极强的腐蚀力,一般不隔多时,便会使纸张变质黄脆,触手即碎,故而绝不可用。正确方法应为采用天然面粉浆糊,调以麝香、花椒,可达到最有效的保存。

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

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北京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

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

山东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

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武汉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中山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所

东北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陕西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研究所

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暨南大学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

浙江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南开大学地方文献研究室

西北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西南师范大学汉语言文献研究所

南开大学古籍与文化研究所

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