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培翚（1782～1849），字载屏，号竹村，安徽绩溪人。胡匡衷之孙，胡秉钦之子。培翚于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举进士，后官至内阁中书，转户部广东司主事。浮沉郎署，因无知遇而拔擢之者，故不得大显。然其居官勤且处事密，故时人有称其治官如治经者，一字不肯放过。其为人廉直，“绝不受胥吏财贿；而扶隐指弊，胥吏咸惮之”[1]。后假照案发，司员失察者数十人，胡培翚及蔡绍江虽无所污，终因随同画诺，被镌级归里。后为东南大吏所延聘，胡培翚历主博山、皋比、钟山、惜阴、云间、娄东、泾川诸书院，又自立东山书院，汲汲以引翼后进为己任。士饫其教，从学者百数十人，成材者不乏其人，汪士铎即其佼佼者，甚为曾国藩所器重。培翚不仅引翼后进，且笃于友谊。郝懿行、胡承珙之遗书，即赖其为之付刻。培翚一生虽不得大显，但其于学却孜孜以求，自少至老，研几探微，励学不倦。

胡培翚为学，幼承家训，颇得治学之要。按绩溪胡氏，自明诸生东峰以来，世传经学。延至培翚祖匡衷，尤精于礼，故培翚得以闻其绪言。及培翚十三岁时，从学于从祖父匡宪，获益良多，他亦自称沐匡宪之教最深，是知其为学渊源矣。且皖中江、戴之遗风未泯，治经者一循家法，亦对胡培翚治学影响不少。加之胡培翚博闻笃志，广交士林学者，故其多能纳诸人所长，发人所未发，卓有独见。他曾言：“培翚年二十余始知厉学，广学师友，见有方正博闻之士，必就谘访。”[2]正是这一广博的为学胸襟，使胡培翚得以扫除门户之见，博采诸儒为学所长，融会贯通，建构起自己的思想框架。胡培翚幼既得祖父礼学熏陶，及其从学凌廷堪，邃精《三礼》。他又曾问学夏郎斋、汪莱，其学力益深。他如江筠、方体、胡承珙、朱兰坡，亦对培翚多所启益。至同他一起考定郑康成生年之人，如陈用光、朱珔、徐璈、光聪谐、张成孙、蒋廷恩、陈奂、陈兆熊、冯启蓁、魏源诸人，更是知己同调，为学颇能相互促进。正是濡染于这些师友的资益，胡培翚治学，日益大进。

就其为学宗尚而言，胡培翚承其祖父不苟与先儒同异、实事求是、以经证经之旨，立学意在贯通，不标门户。在《答赵生炳文论汉学宋学书》中，胡培翚指出：“人之言曰：‘汉学详于训诂名物，宋学详于义理。’以是歧汉宋而二之，非也。汉之儒者，未尝不讲求义理，宋之儒者，未尝不讲求训诂名物。义理即从训诂名物而出者也，特汉承秦焚书之后，典籍散亡，老师宿儒之传不绝如线。汉儒网罗搜讨，务期博采而兼收之，故于名物训诂特许。宋承五代之敝，人心盲昧，正学不明，故宋儒以言心言性为急，此亦运会使然，非其有偏重也。……宋之儒研求性命精微之旨，先其大者而亦不遗乎小。”然而前儒这一为学特点，却被后人曲解，至使“得其糟粕，耳食空谈，一切儒先古谊轻于背弃，以致声音训诂之不详，而讹文脱字日多，制度名物之不讲，而蔑古荒经者众。”有鉴于此，胡培翚强调道：“以孔门之教论之，汉儒先博学致知，而不废躬行；宋儒重躬行，而亦必本于博学。考据之学，则又兼博学、审问、慎思、明辨以求致知者也。以汉学为难，得其门径，亦非难；以宋学为易，则诚有非者也。”[3]又曰：“汉儒说经，各有家法，不为向壁虚造之谈。历魏晋至隋唐，遵循勿失。宋时周、程、张、朱诸子，讲明义理，而名物制度犹必以汉儒为宗。”[4]即此可见，胡培翚之超出门户之见，兼采汉、宋诸儒所长，其识见是相当卓越的。

基于以上学行及为学宗尚，胡培翚乃得以完成《仪礼》学巨著《仪礼正义》四十卷。此集大成之作的完成，标志着《仪礼》学新局面的开启。然就此书的撰作过程来看，其成书实非易事。观胡培翚之致力于此，前后历四十余年，穷思极研，俯仰其间，颇有一段艰辛历程。先是，其祖父匡衷致力于礼学之探讨，著有《三礼札记》、《周礼井田图考》、《仪礼释官》、《郑氏仪礼目录校证》等，其中，后两种尤显其礼学根底。就《仪礼释官》而言，其意乃在于明侯国之官制也。胡匡衷指出：“自泰古辅有三名，厥后云鸟之纪，代重其号。唐虞官百，夏商官倍，其详不可得闻。至于《周官》三百六十，详且备矣，然皆纪天子之官，而诸侯之官弗传。春秋列国之官，莫详《左氏传》，而往往出东迁后，所僭设不尽可据。惟《仪礼》制自周公，燕、射、聘、食诸篇，皆诸侯之礼。而其官名与《周礼》或异或同，因而考之。侯国之制，略具于斯。司徒为宰，执政之官也。……余不揆檮昧，取注疏之说，究其得失，略者补之，疑者正之；又复搜取诸经所载侯国官制，编附于后，广《仪礼》所未备，庶以见有周一代侯国设官分职之大略云耳。”[5]是书之作，虽非所论皆精，然能如此系统地考侯国之官，却系开山之作。吴廷燮尝论之曰：“按胡氏以《周礼》所纪，皆天子之官，特详考《仪礼》诸篇所见诸侯国之官，分别胪列，根据注疏，采摭其他经传，次第诂释，用心殊苦。……特是书于诸篇，所有官名，皆能指事类情，……洵为有见。至春秋强国置官之僭，……又岂得以其僭而削之。此又论侯国官职者，所当识别也。”[6]洵为持平之论。又匡衷尝就散见于三礼疏中的郑玄《仪礼目录》，集而出之，并校其讹字，且引诸儒说附证于后，每经各为一卷。胡匡衷这一对礼的考究，遂开胡培翚治《仪礼》之先声。胡培翚既承其训，自然有所启发。及匡衷书成，胡培翚为之付梓，且嘱洪铎为之校。洪铎因谓培翚，当取匡衷所集《目录》，冠诸简首，俾阅者知十七篇之属，而官之属诸侯属大夫士者，益易晓。培翚采其言，录付剞劂。这一过程，无疑对胡培翚研礼极有促进。后胡培翚再受礼于凌廷堪，以前此根基，益有所得。然此时，胡培翚尚属问学阶段，虽有感于治《仪礼》者少，但还没开始专意于此。其《复夏郎斋书》称：“比入都来，见为《毛诗》学者，尚不乏人。独《三礼》之书，讲求者少，因校《仪礼释官》，取全经复读之，而贾氏之疏，疏略失经、注意者，视孔《诗》疏更甚，颇有重疏《仪礼》志，然此事甚大，非浅学所能任。而以昔日粗闻于先祖及丁卯、戊辰间（指1807~1808年——引者注）从次师（按即凌次仲先生）游，窃窥涂径，又有未敢自诿者。”[7]又其《石埭训导汪先生行略》自称：“时（指在京师时——引者注）方读《周礼疏》，即举所疑以问，先生（指汪莱——引者注）为言郑注若何，贾疏若何。不惟详其义，并诵其辞。私以为偶然熟是条耳，及数问皆然。惊然起敬，遂介郡学夏师（指夏郎斋——引者注）受业焉。”[8]是知培翚之有志于《仪礼》，乃因缘于校《仪礼释官》而疑贾疏之弊，因欲有志为之新疏。

方向既定，胡培翚遂于二十五岁之后。致力于《仪礼》之考究，勾稽排纂，旁搜博证，矻矻求之，不间寒暑。他尝言：“嘉庆甲戌（1814年——引者注），培翚在都，馆于君（指胡承珙——引者注）邸。时方草创《仪礼疏》，昕夕与君谈论。”[9]其《与罗椒生书》曰：“贾氏之疏，或解经而违经旨，或申注而失注意。《正义》间亦辨正，然必悉加驳辨，恐卷帙繁多，有失轻重之宜，因制为《仪礼贾疏订疑》一书。又宫室制度非讲明有素，则读《仪礼》时，先于行礼方位盲然，安问其他。今以朝制、庙制、寝制为纲，以天子、诸侯、大夫、士为目；又学制则分别庠、序，馆制则分别公馆、私馆，皆先将宫室考订，而以十七篇所行之礼，条系于后，名曰《宫室提纲》，冠于《正义》之首。又陆氏《经典释文》于《仪礼》颇略，拟取各经音义，及《集释》以后各家音切，依次补录，名曰《仪礼释文校补》，草创未就。”[10]这是其考订阶段。此后，胡培翚再加精研，渐有所著。胡肇智尝曰：“道光乙巳（1845年——引者注），智奉讳南归，见《丧服经传》、《士丧礼》、《既夕礼》、《士虞礼》四篇已成。《特牲馈食礼》、《少牢馈食礼》、《有司彻》诸篇，草稿粗具。其余各篇，皆经考订，尚未排比。先叔父（指胡培翚——引者注）初意专解《丧服》，故从丧、祭诸礼起手也。”[11]这是胡培翚为《仪礼正义》成型阶段。嗣后，胡培翚虽患风痹，犹力疾从事，以左手作书，又以族侄肇昕素留心经学，乃引之助校。如此几年，用力不懈。至辞世前，胡培翚尚致书肇智，称：“假我数月，全书可成。”[12]可惜的是，这一愿望未及实现，他便谢世，致使遗留下《士昏礼》、《乡饮酒礼》、《乡射礼》、《燕礼》、《大射仪》五篇未成完帙。此后，其弟子杨大堉据胡肇昕所采辑诸说以为底本，补纂成之，以“堉案”及“肇昕云”以区别，遂将胡培翚夙愿付诸实现。虽其体例与原书时有未合，毕竟得闻培翚绪言，基本符合培翚之意。嗣后，黄元同尝贻书培翚从弟培系，勉以改订，卒不果。

与《仪礼正义》相发明，胡培翚所著《研六室文钞》中，于礼亦多所阐发。如卷一之《仪礼为人后者为其本宗服述》、《仪礼士冠礼韡韐注正读》、《六经作自周公论》、《井田论》；卷二之《宗庙路寝明堂同制考》、《大夫二朝考》、《东夹西夹考》、《校仪礼聘礼及郊注脱字》；卷三之《仪礼非后人伪撰辨》、《礼记寝东首于北牖下辨》、《仪礼丧服记于所为后之兄弟之子若子解》、《周礼嫁殇说》、《仪礼姑姊姊妹说》、《养母不宜服斩衰三年议》；卷四之《与郝农部论庙寝书》、《与费耕亭论继父服书》、《与陈硕甫论禘祫及国语注书》；卷五之《答洪筠轩论燕寝书》、《答张阮林论燕寝书》、《答家墨庄论燕寝书》、《答包孟开论燕寝书》、《答汤茗孙论本生祖服书》、《答章生遇鸿问韦弁书》；卷六之《读<仪礼私记>序》；卷七之《<仪礼集释>书后》、《<仪礼经注校本>书后》等，所论皆足与《仪礼正义》相印证。胡培翚此书，乃主泾川书院时所成，其主导思想在于探讨有关经义诸问题。胡先翰、先頖尝曰：“翰等间请梓其著述，吾师谓所著书尚须改订，惟说经之文，久思就正四方有道，而苦钞写不及，若以刻代钞，其可。于是出所作古文，命择其有关经义者，得八十余篇，编为《研六室文钞》十卷，授之剞劂；其无关经义者，虽已传于外，概命勿付梓。……其解经不尚新奇，不事穿凿，惟以经证经，心得最多。”[13]即此可见，胡培翚之于《仪礼》，亦可谓审慎矣。

胡培翚之《仪礼正义》，主旨在以郑注为宗，辨贾疏之不足，旁证博辨，辅翼郑氏。罗惇衍曾指出：“绩溪户部胡先生，夙承家学，邃精《三礼》，以《仪礼》为周公作，有残阙而无讹托，郑注而后，惟唐贾氏公彦疏盛行，而贾疏或解经而违经旨，或申注而失注意，因参稽众说，覃精研思，成《正义》若干卷。”[14]陆建瀛亦称：“《仪礼》经文古奥，世所罕习。郑氏以前无注本，其后自贾疏外，传者甚尠。盖墨守者多涉穿凿，师心者复病芜陋，古典所存，几成绝学。绩溪胡农部撰《正义》，以郑注为宗，而萃辑群言，辨析精密，洵足辅翼郑氏，嘉惠来学。”[15]此乃胡培翚大旨所在。

然胡氏这一基调的确立，实与其对《六经》及《仪礼》的认识密切相联。在他看来，《六经》乃周公所作，而非出于后世。其辨之曰：“《六经》传自孔氏，然后之儒者祗言孔子删《诗》、《书》，定《礼》、《乐》，赞《周易》，修《春秋》而已，未尝言作也。然则孔子以前，作之者谁欤？曰：周公也。……设非有周公作之于先，后人安从得其法以垂为经，孔子又安从删之、定之、赞之、修之也哉！……孔子志周公之志，崇周公之学，欲以周公之治治天下，故曰：‘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及其所如不偶，退而修公之书，则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又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此其证也。”[16]

以此为基础，胡培翚进而指出，《仪礼》并非后人伪撰。其言曰：“《仪礼》有经、有记、有传，经制自周公，传之孔子。记与传则出于孔门七十子之徒之所为。……夫《仪礼》之书，叙次繁重，有必详其原委而义始见者，非若他经之可以断章取义也。故各书引其辞者颇少，然其仪文节次为诸经所称引者多矣。……夫《三礼》之书，惟《仪礼》最精。自诸侯去籍，而后礼文散逸，五家之传不绝如线。以为残缺不全，固有之矣。若以为出后人之撰辑，则未有也；且其书亦非后人所能撰辑也。……培翚初治是经，每于静夜无人时，取各篇熟读之，觉其中器物陈设之多，行礼节次之密，升降揖让裼袭之繁，无不条理秩然。每篇循首至尾，一气贯注，有欲增减一字不得者。呜呼！此岂后儒所能缀辑也哉！……夫自昔疑《仪礼》者，如乐史徐绩之说，前人皆已辨之。今顾氏（指顾栋高——引者注）以各经未引及《仪礼》为疑，余恐读经者少，而耳食附和，贸然不察，致使球图彝器之重，漫与赝鼎同类，而共识之也，故不可以不辨。”[17]又其言曰：“然十七篇文词古奥，而义例昭显，亲亲尊尊之等杀存焉。未可任其稍有晦塞于其间，以致先圣制作之精意蔑如也。”[18]胡培翚此一认识，乃承陆德明、孔颖达、贾公彦、朱子等人之说而起，以之作为其撰作《仪礼正义》的指导思想、立论的根本。

基于上述对《仪礼》的认识，胡培翚立为义例，指导自己的撰作。其要有四：“曰补注，补郑君注所未备也。曰申注，申郑君注义也。曰附注，近儒所说，虽异郑恉，义可旁通，附而存之，广异闻、佉专己也。曰订注，郑君注义偶有违失，详为辨正，别是非、明折衷也。”[19]其实，胡培翚所定义例，并非仅此四项。胡肇智曾言：“惜书之义例，仅见于罗椒生先生序中数语，而其余皆不存。”[20]可见，胡培翚所定义例，除补注、申注、附注、订注四例外，尚有其他义例。可惜的是，后人无从见原稿而得其详。不过，今人段熙仲先生在点校《仪礼正义》时，从中辑出若干适用于全书的通则，名之为“通例”。其目有四：阮之用郑，犹胡之遵阮，一也；善本是从，二也；旁征旧籍，分别异同，三也；章节分明，四也[21]。洵可备胡氏义例之一助。

胡培翚义例的确定，并非空无依凭，而是有着一定的思想学术缘由。其一，与他对清初以来的治经成果的认识有关。其在《国朝诂经文钞序》中曰：“其读书卓识，超出前人，自辟涂径，为历代诸儒所未及者，约有数端：一曰辨群经之伪。……一曰存古籍之真。……一曰发明微学。……一曰广求遗说。……一曰驳正旧解。……一曰创通大义。”[22]这一对先前诸治经经验的高度概括，实别具只眼。

其二，家学渊源。培翚之祖父匡衷著为《仪礼释官》，尝作《例言》，大略谓：“《周礼》以官为纪，《仪礼》以事为纪。而官因事见，节目较《周礼》更密，称名较《周礼》更繁。……若此类纠纷错出，不为疏通而证明之，则于尊卑繁杂之际，必多窒碍而不能展卷了然，以达于制作之意，亦足为读是经者之病，故官制之释非可已也”；“《仪礼》十七篇官制，既有天子、诸侯、大夫、士之不同，而节次详略亦异，今分篇释之。……若诸篇内有义同者，则注明见某篇以从简”；“今每官以《周礼》序官推之，考其爵次，注于官名之下；而经文依次释于名，其已著者不重出”；“《仪礼》郑氏注最为精核，然官制亦间有疏失。……至贾氏之疏，依文敷衍，略少考证，而疑谬转滋。今条列注疏于前，以己意疏释于后，低一格，用案字别之。其有经文无注疏，而关于经义者，亦为补释”；“诸侯官制自《仪礼》、《左传》、《戴记》为详，其余诸经亦间有存者。……今惟一以《周礼》官名考之，凡《仪礼》所未著而见于他经者，别辑为《侯国官制补考》二卷；又次列其爵等，为《侯国职官表》一卷，附于《释官》之后，以备周代掌故焉。”[23]以上匡衷所制义例，培翚自然熟识于胸，从中定会多所启发。

其三，对近代诸儒研治《仪礼》的体认。胡培翚在论汪中《仪礼经注校本》时，深有感触地指出：“《仪礼》一经，自汉注、唐疏外，解者甚希。自宋王安石废罢不立学官，而习者益希。沿及明季，版本传梓，讹文脱字，往往而是。国朝张稷若为《仪礼郑注句读》，始考正石本、监本误字。厥后若吴东壁之《仪礼疑义》、沈冠云之《仪礼小疏》、盛庸三之《仪礼集编》、戴东原之辑《仪礼集释》，皆纠正误字。而其专以校雠为编者，则有金璞园之《正讹》、浦声之之《正字》、卢抱孙之《详校》，至制府阮公《校勘记》出，益详且备。……我朝诸儒于是经订讹补脱，殆经十数家之搜考，至今日而此事大明。”[24]其《福建台湾道胡君别传》曰：“其后在闽渡台，以书笥累重难携，独《仪礼》一经。每日公事毕，辄纂一、二条，成《古今文疏义》。……撮其略例，盖有数端：有必用正字者，取其当文易晓。……有即用借字者，取其经典相承。……有务以存古者。……有兼以通今者。……有因彼以决此者，则别白而定所从。……有互见而并存者，可参观而得其义。”[25]又其论朱兰坡《国朝诂经文钞》曰：“泾邑朱兰坡先生，以许、郑之精研，兼马、班之丽藻，出入承明金马著作之庭二十八年。内府图籍，外间所未见者，辄录副本；又性好表章遗逸，宏奖士类，四方著述未经刊布者，多求审定。是博采本朝说经之文，核其是非，勘其同异，分类编录，名曰《诂经文钞》。……寻其义例，宗主汉儒，惟收征实之文，不取蹈空之论。至于一事数说，兼存并载，以资考证，盖欲读者因文通经，非因经存文也。”[26]而方体所著《仪礼今古文考正》、《仪礼古文考误》二篇，胡培翚亦大加赞扬，谓可见经说之一斑。凡此种种，无不使胡培翚多所启益。胡培翚亦正是在对前儒时彦《仪礼》研究成果的体认中，博采诸儒所长，以己学再加发挥，是为《仪礼正义》义例之发凡。

与义例相应，胡培翚在取材方面，不仅有所宗主，亦能广征博辨。其表现为：一、胡培翚既以扶翼郑氏为职志，故对其所注《仪礼》版本，择选甚严。他认为，黄丕烈士礼居重刻宋严州本最佳，因悉据录之。于经文，则从唐石经。经、注凡有误者，则改从它本，并注明于下。参校者计有明徐氏仿宋《仪礼》单注本、汪士钟重刻单疏本、阮元校刊十三经注疏本、陈凤梧篆书本、明国子监刊注疏本、汲古阁毛氏刊注疏本、李元阳闽本、葛氏刊本、清国子监重修本、张敦仁刊注疏本、汉石经残字、欧阳修《集古录》、谢子祥《三礼图》等。二、凡分章节，多据张尔岐《仪礼郑注句读》、吴廷华《仪礼章句》，亦有所更易，期于畅明其旨。三、凡校刊文字、辨别今古文者，据张参、唐文度、张淳、卢文弨、金曰追、浦镗、胡承珙、阮元等人所考，参互考辨，归于一是。四、凡有关通解《仪礼》全书及有关《仪礼》专著者，如贾公彦、李如圭、朱熹、魏了翁、敖继公、清三礼馆、凌廷堪、胡匡衷、江永、盛世佐、沈彤、褚寅亮、蔡德晋、王士让、万斯大、金榜、张惠言、胡颐煊、姜兆锡、吴廷华、任启运、朱轼、程瑶田等所著，皆取其所长，以己意贯通之，使之了然可晓。五、凡《通志》、《通考》、正史《礼仪志》及通论礼之专著，有关礼仪名物制度者，悉加参考。六、凡群经传疏、诸子、史地书、小学书、儒者治经札记以及集部、类书有关者，亦旁采博征，多方搜讨。诸如此类，不殚细举。即此一斑，亦略可窥见胡培翚治学之谨，识见之广。

尤可称道者，是他能于浩翰的文献中疏理爬剔，融会贯通，形成自己的思想体系，囊括众长，发前人所未发。虽所论辨未必皆精，然从整体上来看，实无出其右者。其所成书，不唯总结《仪礼》研究成果，亦为后之研是经者，开辟了新的门径。故罗惇衍论之曰：“……是非旁搜博考，神与古会，念释所在，回翔反复，即器数以考谊理之存，使精融形释，若亲接古人而与之进退、酬酢于其间，亦安能抉经之心，析异同之见，以折衷一是哉？余于兹识先生为之之勤，研之之久，而益信其所择者精，所成者大也。昔郑君自以年老，乞于礼堂写定经说，后遂梦征起起，岁阨龙蛇。今先生亦力疾成书，书甫成而遽归道山。后先之轨，千载同符。然则先生绍业郑君，将于是在。”[27]吴廷燮亦曰：“搜采之博，鉴核之精，论说之持平，诂解之求是，实为治《仪礼》家所罕觏。……胡氏广罗古今治《仪礼》者言，兹不备列。洵可谓集是经解诂研考之大成；而求圣作明述之精意，有功文教，殊匪浅鲜。……但就大体而论，自贾疏而后，尚无如是书之博大精深者，洵治礼家之杰作也。”[28]时人段熙仲更论之曰：“胡竹邨之著《仪礼新疏》，可谓尽博观约取，取精用玄之能事。依其全书大例，凡所取材可分四类：或取之以申郑注，或取之以订郑注，或取之以辅郑注所未及，或取之以广异闻，其说虽异于郑注而仍可通则仍录之。原文之有脱者则补之，讹者则正之，衍者则删之，其倒互者则乙正之，皆有助于来学者之是其正、纠其非，释疑存参。苦心孤诣，卓见特识，既不为官书而轻从偏见，又不为汉学、宋学门户之见所囿。择善而从，实为新疏之优点，亦为对贾疏不得不有所匡正之因由。”[29]以上诸人所论，可谓深得胡培翚《仪礼正义》大旨，亦体现出胡氏治《仪礼》之特色和学术价值。

然而，可惜的是，胡培翚差五篇未能完帙，后虽有杨大堉为之辑补，终因学力不及，不唯体例与前不合，识力亦远不及培翚，致使《仪礼正义》未能尽善。

又此书成后，未能及时付梓，历经周折，始得于同治戊辰（1868年）再度付之剞劂。其间，陆建瀛、光祖父子，及胡肇智甚有功焉。先是，陆建瀛于道光三十年（1850年），持节两江，尝延长州陈硕甫奂校勘郝氏《尔雅义疏》、金氏《求古录礼说》、江氏《韵书》三种，以为家塾课读，次第刊成。而胡培翚之《仪礼正义》因卷帙最繁，虽付剞劂，然工未竣，军事遂起，此事遂被搁置。及咸丰三年（1853年）陆建瀛战死金陵，其家迁往山左，培翚之书虽在姑苏刻局，亦无暇顾及。翌年，其家再迁袁江，建瀛之弟子岷方至苏州取回。逮咸丰九年（1859年），其家回归故里，又因难于运载，此书遂寄存于山阳一友人处。中经捻军起义，直到同治六年（1867年），建瀛之子光祖，于北行途中，再将此书取回挟至京寓。经此一番周折，此书虽间有残蚀，幸好不太严重。陆光祖从而为之补刻成帙。[30]胡培翚从侄肇智得悉陆光祖观政比部，乃前往询《仪礼正义》下落。喜闻此书已运至京师，遂请求以他物相易。陆光祖甚为慷慨，允其请。至此，流寓多年的《仪礼正义》，再度回归故家，得以公之于世。[31]

综观以上所述，胡培翚于礼学兴起之际，沿凌廷堪、阮元“以礼代理”之说而起，以家学为根底，发扬了凌廷堪礼学思想及阮元打破“疏不破注”的精神，将前此《仪礼》学成就再度深化；且其为学不标门户，旁征博稽，精审细择，务于融会贯通，畅发《仪礼》大旨，遂卓然成《仪礼》学之大著作《仪礼正义》。要之，《仪礼正义》之结撰，不仅集此前《仪礼》学研究之大成，亦有力地推动了礼学演进的历程，于后继者多所启益。

[1] 蔡冠洛《清代七百名人传》第四编《学术》，《朴学》，《胡培翚》。

[2] 胡培翚《研六室文钞》卷9，《石埭训导汪先生行略》。

[3] 胡培翚《研六室文钞》卷5，《答赵生炳元论汉学宋学书》。

[4] 胡培翚《研六室文钞》卷6，《国朝诂经文钞序》。

[5] 胡匡衷《仪礼释官序》，《仪礼释官》卷首。

[6] 《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礼类》，《仪礼释官》条。

[7] 胡培翚《研六室文钞》卷5，《复夏郎斋书》。

[8] 胡培翚《研六室文钞》卷9，《石埭训导汪先生行略》。

[9] 胡培翚《研六室文钞》卷10，《福建台湾道胡君别传》。

[10] 胡培翚《研六室文钞》卷5，《与罗椒生书》。

[11]胡肇智《仪礼正义书后》，《仪礼正义》附录一。

[12]胡肇智《仪礼正义书后》，《仪礼正义》附录一。

[13] 胡先翰、先頖《研六室文钞·谨识》，《研六室文钞》卷首。

[14]罗惇衍《仪礼正义序》，胡培翚：《仪礼正义》卷首。

[15]陆建瀛《校刊仪礼正义序》，胡培翚：《仪礼正义》卷首。

[16] 胡培翚《研六室文钞》卷1，《六经作自周公论》。

[17] 胡培翚《研六室文钞》卷3，《仪礼非后人伪撰辨》。

[18] 胡培翚《研六室文钞》卷7，《<仪礼经注校本>书后》。

[19]罗惇衍《仪礼正义序》，胡培翚：《仪礼正义》卷首。

[20]胡肇智《仪礼正义书后》，《仪礼正义》附录一。

[21] 详见段熙仲《仪礼正义·胡氏<仪礼正义>释例》。

[22] 胡培翚《研六室文钞》卷6，《国朝诂经文钞序》。

[23] 胡匡衷《仪礼释官·例言》，《仪礼释官》卷首。

[24] 胡培翚《研六室文钞》卷7，《<仪礼经注校本>书后》。

[25] 胡培翚《研六室文钞》卷10，《福建台湾道胡君别传》。

[26] 胡培翚《研六室文钞》卷6，《国朝诂经文钞序》。

[27]罗惇衍《仪礼正义序》，胡培翚：《仪礼正义》卷首。

[28] 《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礼类》，《仪礼正义》条。

[29] 段熙仲《胡氏仪礼正义引用书目》，《仪礼正义》附录四。

[30] 参见陆光祖《仪礼正义书后》，《仪礼正义》附录一。

[31] 参见胡肇智《仪礼正义·谨记》，《仪礼正义》附录一。又见胡晋甡：《研六室文钞·谨识》，《研六室文钞》卷首。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辑委员会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开始出版“经部”的《中国古藉善本书目》，是集录了全国各省、市、县公共图书馆、博物馆、文管会、文献馆、高等院校、中国科学院及所屑各研究所，其他科研单位等781个单位所藏古籍善本13万部，是我国目前收录善本书最为齐全的一部书目。全书分为经、史、子、集、丛五部分。各书著录了书名、卷数、编著注释者、版本、批校题跋者等。从本书目还可查知有关善本书的收藏单位。

《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北京图书馆编，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出版。本书是北京图书馆编制的第六部馆藏善本书目，在一九五九年由赵万里、冀淑英先生主持编制、由中华书局出版的《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的基础上，又增加了新选入善本的古籍一千余种，使总数达到12 000千种以上。这本书目继承了前五部书目在收录标准、版本考订、款目著录、编目体例、分类原则等方面的优良传统，纠正了一些以往著录的失误，按照经、史、子、集四部分类，丛书类归于子部下，每种书著录书名、卷数、著者、板本、稽核、附注等项，于版本注明刻本活字本的行格字数，以供考订各书板本。北京图书馆是国家图书馆，它所收藏的善本书在全国最为宏富，因此该书目对于我们了解古代文化遗产、整理利用古籍以及图书馆古籍、编目都有重要作用。本书后附书名和著者的四角号码索引，便于检索使用。

这两本书说不上谁好谁不好。他们都是我国珍贵的古籍善本书目录，只不过前者的范围要宽一点。

参考资料：

读秀词条：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中国文学答问总汇》

　在各种收藏门类中，古书是最早的收藏品之一。那么古书收藏的知识是什么呢下面是我为你整理的古书收藏的知识，希望对您有用。

古书收藏的知识

　按照图书所有者性质的不同，中国历史上藏书系统可分为四类：官藏(即国家藏书)、私藏(即私人藏书)、书院藏书和寺院藏书。

　有确切记载的我国的国家藏书起于周朝，著名的思想家李耳(即老子)是已知最早的国家图书馆馆长，当时馆长称为“守藏室之史”。到了秦代，国家藏书处称为“石室”。汉代初年，广征图书，并设立六处公藏图书处，即太常、太史、博士、延阁、广内和秘室。三国魏国设有秘书、中、外三阁国家藏书处，晋沿魏制，国家收藏图书归兰台和秘书两处。到隋唐两宋，国家藏书更加丰富，但却因朝代的更叠或意识形态的原因，而使国家藏书受损。到元代，先崇道贬佛，后崇佛贬道，将《道藏》大统《玄都宝藏》连书带版全部焚毁，以至今日，元《玄都宝藏》只有一二页残片留于世间。明代是中国古代藏书的一个兴盛时期，不只国家藏书，而分封的各藩王也大多喜藏书、刻书，从属性上讲，藩王藏书也是介于官藏与私藏之间的一种藏书形式。到了清代，才是中国藏书——不论公藏、私藏——的黄金时代，其藏书规模及其藏书研究都远胜于列代。

　书有水、火、兵、虫“四厄”。随着时代的发展，越古的书收藏难度越大，故善本的范畴也随之后延。清末藏书家叶德辉说：“南宋人重北宋本，元明人重宋本，国朝收藏家并重元明本。”从而说明了历代藏书的范畴。

　在中唐雕版印刷术发明之初，主要用于印刷佛经、字书和历书等。到北宋，印刷书才逐步取代抄本、写本而成为书之主流，于是隋唐五代及其之前的写本就成为宋人眼中的古书了。但宋初距今已逾千年，宋之前的古本流传至今已近绝迹。上世纪初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的发现，才使得今人可以得见晋唐之珍籍，这些珍本今日仍有机会收藏到，有实力的朋友，当然应当买这些遗珍。

　至明代中叶，宋版书就已经是清中藏书家追求之物了，虽然宋代刻书达数万种，但到这时就稀见难得了。由于宋人刻书态度严肃，刊刻和印刷水平均很精良，所用纸墨也十分考究，再加上文化气息浓厚，自然成了明代藏书家珍藏之物。当时官府藏书也大增，明正统六年，杨士奇查勘文渊阁藏书，编出《文渊阁书目》，著录了图书43200余册，7000余种。可惜政府藏书疏于管理，到万历三十三年再查文渊阁藏书时已十不存一了，再加上明末战争，这些藏书基本上全部毁失了。

　私人藏书在明代大为兴盛，明开国之初分封藩王，他们由于不掌兵权，再加上皇帝赏赐大量宋元留下的善本，故多位藩王热心于藏书活动，如周王朱和宁王朱权都珍藏有大量珍籍秘本，尤其朱五世孙朱睦桔收购了山东章丘李开先的藏书，在开封筑万卷堂，成为皇族中最有名的藏书家。

　明代有名的藏书家有数百人，对后世影响较大的也有十余家，尤其私家藏书楼的兴起，使得私家藏书更加规范化，著名的有宋濂的青萝山房，藏书8万卷以上，叶盛的竹堂，以藏有抄本著称，藏书22700卷。叶氏尤其著名的是他的一方藏书章，章文是：读必谨，锁必牢，收必审，阁必高。子孙子，惟学，借非其人，亦不孝。范钦的天一阁，在嘉靖四十年(公元1561年)于家乡鄞县建天一阁藏书楼，藏书7万余卷。天一阁至今保存完好，为我国保存至今最古老的藏书楼。明代其它著名的还有胡应麟的二酉山房，祁承邺的澹生堂、毛晋的汲古阁、钱谦益的绛云楼等。

　清代是中国古代藏书的鼎盛时期，无论公藏私藏都发展到了顶峰。清初皇帝对文化事业十分重视，除翰林院、国子监有大量藏书外，内府也分别珍藏了大量典籍，如皇史收藏本朝实录、玉牒与《大清会典》;昭仁殿专收宋、金、辽、元、明的善本;武英殿所刻之殿版书均存于此。尤其为后世藏书家所追求的是“天禄琳琅”藏书。天禄琳琅是乾隆皇帝的藏书处，专藏宋元明珍籍善本，到民国年间，这些书被宣统挟带出宫，有些流散到民间。这些书在宫中都进行了重新装潢，五色织锦封面，宣绫包角，尤其一望便知是天禄琳琅之物的特殊处，因其在每册书的封面和封底衬页上都钤上“古稀天子之宝”、“八征耄念之宝”、“太上皇帝之宝”、“天禄琳琅”、“天禄继鉴”等五方玉玺，称之为“乾隆五玺”。天禄琳琅之书大部分都存在故宫、国家图书馆和台湾图书馆，留在民间的已如星凤，藏书家见之自当珍惜机会。

　清代的私家藏书更是藏书史上的黄金时代，出现了几百位藏书大家，如吴骞、孙星衍、汪宪、汪启淑、鲍廷博、卢文、朱彝尊、卢址、徐乾学等。尤其著名的大藏书家黄丕烈，他的藏书观点开一代风气之先，经他手批跋之书成为后世藏书家追捧之物。

　清代四大藏书楼的出现，尤其是其藏书观念，对后世影响深远。

　民国藏书无论从藏书方式还是藏书理念，都是清代的余续，也产生了多位大藏书家，如傅增湘、陶湘、李盛铎、周叔等，他们仍然是按照传统的方式来藏书，但是他们在藏书的分类方式上有许多新观点，可供今日藏书者借鉴。有兴趣深入探求藏书真谛的书友，可读一些他们所著的版本学、目录学和校勘学方面的专著。

　古今善本观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学术思潮，随着时代的变迁，善本书的范畴也在发生着变化。从西汉到清末，中国总计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这期间，总计出版了181755部各类书籍，合2367146卷。这些典籍历经各种磨难，留传至今约有不足8万部。又由于历代的翻刻和改刻，又产生出不同的版本，而只有在内容、学术价值、艺术价值和文物价值皆佳的善本才极具收藏价值。所以首先搞清楚哪些是善本，才是藏书选择的关键。

　朱弁在《曲消旧闻》中写道：“宋次道家藏书，皆校雠三五遍，世之藏书，以次道家为善本。”叶梦得《石林燕语》：“唐以前，凡书籍皆写本，未有模印之法，人以藏书为贵。书不多有，而藏者精于雠对，故往往皆有善本。”从以上可以看出，宋人认为精加校雠的书籍就是善本。明代和清代中前期，基本延续宋之善本标准。清末张之洞从读书角度谈出自己的善本观：“善本非纸白版新之谓，谓其为前辈道人用古刻数本，精校细勘，不讹不缺之本也。善本三义有三：一曰足本(无缺卷、未删削)，二曰精本(精校精注)，三曰旧本(旧刻、旧抄)。”当时的旧刻、旧抄指的是明嘉靖前的刻本及明蓝格抄本。

　建国以后，国家组织专家编撰《全国善本书总目》，制定了《全国古籍善本书总目收录标准和范围》，将善本标准归纳为“三性九条”。虽然有些专家对此有不同看法，但对藏书者来说，这种规定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故录全文如下：凡是在历史文物性、学术资料性和艺术代表性三方面，或其中某一方面具有特殊价值的，应是善本。具体是：1、元及元以前刻印、抄写的图书;2、明刻本和明抄本;3、清代乾隆及乾隆以前流传较少的刻本和抄本;4、太平天国及历代农民革命政权所刻印的图书;5、辛亥革命前在学术研究上有独到见解或学派特点，或集众说较有系统的稿本，以及流传很少的刻本、抄本;6、辛亥革命前反映某一时期、某一领域或某一事件资料方面的稿件，以及流传很少的刻本、抄本;7、有名人学者亲笔批校、题跋、评论的刻本、抄本;8、在印刷上能反映我国古代印刷技术发展，代表一定时期技术水平的各种活字印本、套印本或有较精版画的刻本;9、明代的印谱，清代的集古印谱，名家篆刻的印谱(有特色又系足本或有亲笔题记的)。

清版古书收藏的知识

　传统意义上的藏书以收藏善本古籍为宗旨，善本的概念因不同时期或者不同的取舍而有所区别，但基本上仍是指刊刻精美、流传较少、艺术价值和文献价值高等几个方面，但同时善本古籍的市场价格也随之升高，因此追求善本古籍的收藏不但要求有较高的鉴别水平，还需要相当的经济条件。除善本以外，藏书界还将流传较广、年代较晚或者存世量较大的古籍习惯上称为“通行本”。通行本这一称谓的历史也很悠久，大概有了善本一词以后就相应而生了。不同的时代对通行本的定义也不尽相同，明清时期的通行本，今日已成为了善本。近代的藏书界将清代乾隆朝以后刊刻的一些书籍，包括清末的局本，统称“通行本”，这一概念一直沿用到了今天。

　“通行本”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据清末张之洞的说法，当属于善本求之难得，退而求其次。实际上清代中期以后有很多藏书家，将私藏宋元秘本翻刻成书，又称覆刻本或者影刻本。这其中相当多的书籍不但内容十分重要，且形式上也保存了宋、元善本的不少风貌，只是生产年代较晚，流传广泛，历来是“通行本”中引人注目的内容。其中如黄丕烈刻宋严州本《仪礼郑注》、翁方纲翻刻本《淳熙隶韵》、阮元影刻《古烈女传》、嘉业堂刻本《史记》等，一直为藏书家所珍爱。清代的翻刻本，目前市场价格大约二三百元一册，价格适中，很有收藏潜力。目前有些拍卖行中经常推出此类拍本，似当引起重视。

　清代中期以后，西方的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逐渐向中国传播，其中西方宗教作品通过传教士途径得以输入。在上海土内湾一带(即今日的徐家汇)，开始使用德国海德堡的石印技术，最初是用于印刷宗教宣传品，后为上海点石斋等书肆用来印刷《康熙字典》、《紫光阁英雄谱》等。石印技术是采用近代的油水分离法原理形成的一种新的印刷方法，不仅印刷周期短、生产效率快，而且有的由于采用照相制版，印刷成品也很逼真，且价格低廉，深受当时学人推崇，很快得以风行。清末刊行的石印书籍，大部分采用手工纸，单面印刷，为了降低成本，往往开本很少。这类书中如《点石斋画报》、《芥子园画谱》等印制精美，艺术价值并不低。值得一说的还有清末曾用石印技术印刷过一批开本较小的微型书籍，如《四书备旨》、《五经》等，大不盈寸，可握于掌中，十分有趣。晚清的石印书由于产量大，且历来为藏书家所不取，至今价格仍然很低，不过二三十元一册。但其中有些使用了很白很细的宣纸印刷。制作精良，有些内容也很有参考价值，加之此种石印技术今日也基本废而不用，估计此类书籍今后升值空间乐观，一般初入藏界的书友，不妨从此入手。

　清代刊刻发行的古籍存量非常大，但究其主旨，主要是官刻本、私刻本和书坊刻本三大范围。坊间刻本是民间书坊业的出版物，此类作品由于刊刻者的水平不一，因此同为坊刻但情况差异很大。由于坊间书业大部分以逐利为目的，所刻书籍一般粗糙者较多，且彼此翻刻、校对不精，因此历来不为藏书界所重。但坊刻本中也有一些上乘之作，如南京、苏州等地有些书坊，工匠水平较高，其中如苏州江氏又曾于清晚期开设文学山房，用木活字排印书籍，被称为清季活字版收山之作。又如天津文美斋于宣统时曾刻有《文美斋诗笺谱》，套色丰富，刀法精妙，是为清代版画的终结之作。

　官刻本是封建朝廷的地方官署出版物，其中殿版自不必说。以地方官署而言，由于行政设置不同，又有府、州、县各衙门的不同，清代中期以前，地方官署刻本，常注有“本衙藏版”的特别说明，此表示其地位的特殊。此类刻本多为“官箴”或者“则例”、“章程”三类，内容主要是涉及地方行政、居官心得和地方制度。但由于各地物料不同，组织各异，作为研究清代地方出版历史，颇具文献价值。关于清代晚期的“局本”，其中就有官方组织的，当属官刻本的延续，乃由清朝地方官吏，冀图振兴经义，讲求国文传统，访求造书，详加精校，刊刻成书以为惠取士林。此种官书在清末仍有数十家，在清代的出版史上，可谓独树一帜。另外还有一些“书局”，则为地方新兴出版机构，有些介之于官民之间，有些全系民间出版机构，如北京的开智书局、四川的锦江书局、上海的同文书局等等，这类书局，实际上已经取代了传统的书坊，成为了中国近代新兴出版业的前身。由于书局的情况复杂，对“局本”的评价历来也很有区别，但目前市场“局本”书籍价格仅为每册二二百元，加之其中有很多是内容详实、校勘精到之作，初入藏界的书友如果对此“局本”多有留意，或者会有不少收获。

　鸦片战争以后，洋务运动兴起，清代政府提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这一时期，各地翻译引进了大批的西方政治、法律、科学、文化作品。最初由北京同文馆发端，由西洋传教士主持，中方人士协助，由官方组织出版了大量的国际法学作品，如美国传教士丁冠西翻译的《万国公法》、《公法会通》等，此后上海的制造局，在英国传教士傅兰雅主持下翻译了《法律医学》、《化学鉴原》、《英国水师章程》等等。此后外国政治、法律和科技书籍的翻译出版形成一种热潮，举国上下纷纷效仿。其中较为重要的有严复主持翻译的《法意》、张相文翻译的《契约论》等。甚至还出现了林琴南翻译的《黑奴吁天录》等一批文学作品。这期间大量的西方近代科技书籍被介绍到中国。在所谓“格致救国”的口号下，北京和上海还陆续出版了一些以宣传西学为宗旨的杂志，其中以在北京出版的《中西闻见录》和上海格致书局出版的《格致汇编》最有影响。这类书籍不但宣传了西方的科学与文化，而且印刷制作也有很多更新之举，其中有以传统技术雕版印刷的，也有采用石印技术印刷的，甚至还出现了铅活字排印和铜版插图技术。但可惜这些出版物印刷量一般不多，而且又因其具有较高的文献研究价值，百年以来，被各种公私图书馆网罗了大半，但近来市场上也偶可见到，其价格也在二三百元左右，但往往一露面即为藏界必得之书，可见识货者颇多矣。

　除了通行本之外，还有一些地方的书坊、刻字店、学校、寺庙甚至私人还刻印了大量的学生识字、讲评经义、唱本小曲和一些阴阳数术及劝善公德之类的书籍。有人将此统称为“俗本”，此类书籍内容俗败，刊刻粗糙，收藏价值不大，目前在各地旧货市场上，经常可以见到此类“俗本”，往往已经无数淘选，几成书渣。对于这种“俗本”，初涉收藏的可选来作为“样品”，但随着藏书经验的丰富，对“俗本”的认知也会逐渐改变。

1、《中国古籍善本书目》集部清别集书名编号12237的《遗安堂诗文集四卷》，清王连瑛撰，清康熙五十五年王氏治古堂刻本。《征求意见稿》著录同（见集部清别集，书名编号1325）。查善本目录卡片，著录的是“清康熙五十五年永城王氏治古堂刻本”。仔细阅读此书中的序文后，上述著录中的“王氏治古堂”应为“吕氏冶古堂”之误。吕履恒在康熙丙申年即五十五年的序文中，有“先生（注：指王连瑛）既卒，嗣君安甫属（注：“属”通“嘱”）予序而梓之，区为四卷，卷若干首”句。考“冶古堂”，系吕履恒的室名。《中国古籍善本书目》集部清别集类著录有吕履恒撰的《冶古堂文集五卷》（书名编号12876，清乾隆十五年吕宣曾刻本），系吕履恒去世后，由“淳安方楘如及其门人石屏张汉选定”。

正补：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集部清别集

书名 书名编号

遗安堂诗文集四卷12237

清王连瑛撰

清康熙五十五年吕氏冶古堂刻本

2、《中国古籍善本书目》集部清别集书名编号12599的《聊斋文集》四卷，清蒲松龄撰，清道光二十九年邢祖恪抄本。该书中有抄者邢祖恪写于清道光“己酉”年即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的“自叙”，善本目录卡片和《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对该书版本的著录，应当是据此“叙”的时间而断定的。但笔者认为这种判断似可商榷。根据自叙所言，邢氏曾在“丙午岁（即清道光二十六年，1864年）馆于平舆”时，“同砚绣圃李君”向他出示“在召陵旧家所录”之《聊斋文集》四卷，邢氏当于此时因以抄录成书。据此可知，邢祖恪抄录《聊斋文集》的时间当是清道光二十六年他在“平舆”（注：其地清时隶属于河南省汝南县）坐馆教书期间，而不会迟至三年后他到“苑陵”（古县名，古城在今河南新郑县境）官衙任职之际。所以认为该书版本应著录为“清道光二十六年抄本”。

正补：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集部

书 名 书名编号

聊斋文集四卷12599

清蒲松龄撰

清道光二十六年邢祖恪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