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古籍整理工作，主要有校勘、辑佚、辨伪、注释、评点、序跋、目录等方式，而以校勘、注释为核心。若以文献载体、制作方式而论，则可以划分为简帛时代、纸写本时代、印本（含刻本、活字本、石印本）时代。

开宝四年(971年)，皇帝发布“访医术优长者诏”以集中著名医学家；太平兴国六年(981)发布“访求医书诏”，大量“购求医书”，并明确规定凡献书在200卷以上者，均给奖励；公元1026年，宋政府又下令全国，再次征集医药书籍，并令医学家、目录学家于国家图书馆内予以整理。《宋史·艺文志》等所收载的医药卫生保健书目达590部，3327卷之多。这些措施使国家藏书在多年战乱之后，又达到了更加丰富的水平。为了能使如此众多的医药书籍更多地为宋代的医药卫生事业服务，他们召集知名医学家在全面整理编目的基础上，于公元1057年由政府正式下令在京城设立了“校正医书局”，这是我国医学发展史上的创举。

“段玉裁曰：‘校书之难，非照本改字不讹不漏之难，定其是非之难。’所谓理校法也。遇无古本可据，或数本互异，而无所适从之时，则须用此法。此法须通识为之，否则卤莽灭裂，以不误为误，而纠纷愈甚矣。故最高妙者此法，最危险者亦此法。昔钱竹汀先生读《后汉书·郭太传》，太至南州过袁奉高一段，疑其词句不伦，举出四征，后得闽嘉靖本，乃知此七十四字为章怀注引谢承书之文，诸本皆儳入正文，惟闽本独不失其旧。今《廿二史考异》中所谓某当作某者，后后得古本证之，往往良是，始服先生之精思为不可及。经学中之王、段，亦庶几焉。若《元典章》之理校法，只敢用之于最显然易见之错误而已，非有确证，不敢藉口理校而凭臆见也。”

即碰到古书无可依据，或数本无所适从时，只好用理校法，以理分析，断其是非。它通常根据史书的体例原则、遣词造句的特色来校勘，需要研究者对古籍、音韵、训诂、历史、典故等知识有很深的造诣。

选择底本。这不是整理古籍的方法而只是整理的一个工序，但在所有工序中是最主要的、起决定作用的工序。古籍不论用哪种方法来整理，都必须尽可能选择好底本。而选择好底本，又需要具备多方面的学问。

影印：这是整理古籍的一种方法。由于具体影印是印刷厂的事情，有了底本就可以送印刷厂影印成书，所以有些人把它看得很简单。其实，光选择底本这件事就需要不少学问，有些影印本还要加标点，附校记，做索引，就更不容易了。

校勘：这是整理古籍的一种方法和工序，而且是一种重要的、最常用的方法和必备的工序。除非找到古籍的原稿写定本，可以不必再作校勘外，要整理古籍就少不了做校勘。有时影印本也要做校勘附校记。同时，校勘这个工作做起来比较繁难，需要用上各种学问，因此要做好也最不容易。

辑佚：这是整理古籍的一种方法。是从类书、古注以及《永乐大典》中把已经佚失的古籍搜辑出来，虽不能恢复该古籍的全貌，至少能起豹窥一斑的作用。有些从《永乐大典》中搜辑的，还可以大体接近全貌。当然这不是整理古籍常用的方法，整理现存的古籍除发现有佚篇佚文外，就用不到辑佚。

标点：这是整理古籍的一种方法和工序，而且和校勘一样也是常用的方法和必备的工序。不仅新整理出版的古籍都得施加标点，有些古籍影印时也得加上标点。标点这个工作，看起来比校勘简单一些，其实也需要学问，要做好并不容易。

注释：这是整理古籍的一种方法，但并不是常用的方法。有的古籍并不需要注释，有的已有合用的旧注释就不需要再做新注释，还有的分量太大而不可能作注释。注释当然要有学问，做出高水平的注释比自己写书更不容易。

今译：这是整理古籍的一种方法，在某种意义上可说是注释工作的延续。要作今译的古籍比要注释的为数更少，其难度则并不亚于作注释。

索引：这是整理古籍的一种方法和工序，但不是常用的方法和必备的工序。有些索引附在古籍原书之后，有的则可脱离原书独立成册。有的索引做起来比较简单，有的则极为繁难，必须具有专门学问方能胜任。当今又有使用计算机技术编制古籍索引和全文数据库的，已取得可喜的成绩。

序跋：这不是整理古籍的方法而是整理的一个工序，但任何古籍在整理后都少不了这个撰写序跋的工序。当然，只有在做好其他工序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写出好序跋，但真正要写出好序跋，还得有更多的学问。

附录：这也不是整理古籍的方法而是整理的一个工序。有些古籍本来有附录，有些虽无附录，但有许多有用的材料可收集起来编成附录。如何收集、如何编都有讲究，不可等闲视之。

古籍整理的方法、工序一共有以上十项。古籍整理工作说具体点是要做这十项工作，或者可以说，这十项工作构成了古籍整理工作的全部内容。 一些珍贵的古籍善本，若沾上各种污渍将大大影响该书的收藏价值。因此，对各种不同的污渍应采用不同的除污方法，现简介如下，不妨一试：

除霉斑。用棉花球蘸上氨水或明矾水，轻轻地在书页的霉斑上擦拭，至除净后再用吸水纸吸干；也可用水和高锰酸钾冲浓汁，用毛笔将浓汁涂在霉斑处，等五六分钟后再用草酸水涂之，并用毛笔轻轻擦拭，如此数次能去除霉斑，最后用棉花球蘸上清水擦净。

除墨渍字迹。在染有墨渍字迹的书页下边，先垫一张吸水纸，再用20%的双氧水溶液或高锰酸钾溶液浸湿污迹，然后在书页上边放一张吸水纸，并压上重物，等干后墨水迹就会消失。如果用高锰酸钾溶液时留有褐斑，可以再用草酸或柠檬酸溶液除去。若书页上仅有一些字迹也可用褪色灵涂之即可。

除脏手指印。先用肥皂蹭去手指印，再用湿布擦去肥皂迹，最后在书页间衬上吸水纸，把水吸干；也可用棉花球蘸以温水冲兑的洗衣粉或洗洁精液轻轻擦拭，再用清水擦洗，最后将水分吸干。

除油迹。在油迹上放一张吸水纸，用熨斗轻轻地熨几遍，便可以把油分吸尽；也可用棉花球沾少许汽油或酒精轻轻擦除。

除苍蝇便迹和蚊虫污迹。用棉花球蘸上醋液或酒精，在苍蝇便迹和蚊虫污迹上轻轻擦拭，至除净污迹为止。

对于书籍上其他的一般污迹，只要用肥皂细心地擦拭，再用干净湿布轻轻抹净，然后在书页衬上吸水纸吸干水分，就基本上可以获得整旧如新的效果。 保存古籍我们一定要忌用化学胶水、化学浆糊、玻璃胶纸等修补古籍。

中国古籍的纸张，多采用天然原料的手工制纸，而现今通用的化学胶水、化学浆糊及玻璃胶纸对中国式纸张具有极强的腐蚀力，一般不隔多时，便会使纸张变质黄脆，触手即碎，故而绝不可用。正确方法应为采用天然面粉浆糊，调以麝香、花椒，可达到修复与避虫双重功能。如果藏家一时无法具备以上条件，也应宁可暂时不修，待请到行家里手，再行修复，绝不可仓促滥修，加厄典籍。

忌用洋纸夹衬古籍。

许多民国版本的拓片、字帖、纸墨拓工皆属精良，可版面之上却是黄斑累累，令人扼腕。这是因为民国时期的一些书贾作坊，贪求省惜工料费用，采用了一种叫做“油光纸”的纸张（当时流行的一种廉价的西式工业法制纸），作为字帖的衬纸。由于西式纸酸碱性不合量，具有一定腐蚀力，以致许多民国旧帖惨遭“黄斑之厄”。这一遗憾也使得当今的古籍藏家得出了一条教训，即：中国古籍必须远离一切西式纸张，二者隔离，方为上策。

忌用化学杀虫剂防杀蠹虫。

一些新手藏书家，因为惧怕蠹虫蛀毁古籍，便时常使用一些化学杀虫剂喷洒书橱，结果蠹虫猖獗如故，而古籍却反遭其害，黄斑遍布书身。惨痛之余，古籍藏家们也悟出一点，传统古籍的纸张极为“娇贵”，受不得任何化学品的侵害，而化学杀虫剂的腐蚀只会造成“爱而毁之”的结果。传统的正确防虫方法应为：在书橱中放置麝香、芸香或花椒（也可采用质量上乘的印度奇南香），以香气驱杀蠹虫，效果极佳。

古籍校勘的前期准备包括下列内容：

1准备底本——校勘古籍所采用的工作本；

2翻书，查目录工具书、各地图书馆古籍目录、官私目录、各种题跋，尽可能全面调查古籍的现存版本、存佚情况、藏本地点；

3鉴别，进行一种版本一种版本的具体翻阅、比较鉴别。主要着力版本的时代先后、卷帙分合、内容多寡、版刻优劣、行款、板式、牌记、题识、印文。及其初刻、补订、传抄、校勘、递修、收藏等过程。

古籍校勘完毕，一般需要撰写一篇点校说明，向读者介绍该书的基本概况、校勘的依据和出校的原则及对校文的处理情况等内容，便于读者阅读与利用。点校说明的位置，可置于书前，亦可放于书后。放于书前者，一般称点校说明，或名凡例、叙言、前言；置于书后者，一般称校后记，或名跋。从其篇幅长短而言，书于前者宜短，书于后者可长。若书中校注兼备者，则多称校注说明或校注后记。

点校说明的撰写，应做到条理清楚，简明扼要。一篇完整的点校说明，应包括以下内容：①作者生平简介；②著作年代、流传情况、学术思想及对后世的影响；③版本源流系统；④底本和校本的选择及各本中存在的主要问题；⑤校勘本书引用的资料及汲取前人的校勘成果；⑥校勘体例和原则，包括对错误性异文、非错误性异文、难以判定是非的异文的处理方式；⑦其他方面，如版本简称或引书简称等。上述各项内容，根据所校古籍的具体情况不同，可详可略。

校后记的内容，亦应包括作者生平、成书年代、流传情况、版本源流、学术评价、社会影响等情况。其篇幅长短不一，短者可数百字至几千字，长者可达数万字。如《诸病源候论校注》、《黄帝内经素问校注》、《针灸甲乙校注》等书，不仅前有校注说明，而且后有校注后记。其校注后记的篇幅均较校注说明长。其中张灿玾教授为《针灸甲乙经校注》撰写的校注后记长达5万余字。内容包括：①《甲乙经》作者生平及成书年代，②《甲乙经》的名称及卷数，③《甲乙经》版本源流及现存本一般情况，④《甲乙经》主要内容及体例结构，⑤对林亿等新校正基本情况的解析，⑥《甲乙经》的主要贡献及对后世的影响，⑦历代整理研究《甲乙经》概况，⑧本次整理的几点说明，⑨本次中医古籍整理缘起与工作概况等，内容翔实，学术价值很高。

校勘学·校勘源流及校勘的基本方法·校勘应特别注意的几个问题

前人有云：校书如扫落叶，随扫随生。极言校勘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当然，从表面上看，拿几本书一对，既轻松，又机械，但这仅仅是表象而已。正如段玉裁和陈垣等人指出的，用诸本对校，确是一种机械的工作，只要有耐心，能细心就可以了。但这只是校勘的第一步工作，而重要的工作则是判定是非，决定弃取，这则要看一个人的功力和学术水平。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勉学》说：

校定书籍，亦何容易，自扬雄、刘向方称此职耳。观天下书未遍，不得妄下雌黄。或彼以为非，此以为是;或本同末异;或两文皆欠，不可偏信一隅也。

这就是说，学问不到，很难改得正确，前人十分强调“通儒”校勘，原因就在这里。清代学者段玉裁在《重刊明道二年国语序》中说：

校定之学，识不到则或指瑜为瑕，而疵颣更甚，转不若多存其未校定之本，使学者随其学之浅深以定其瑕瑜，而瑕瑜之真固在。古者之坏于不校者固多，坏于校者尤多。坏于不校者，以校治之; 坏于校者，久且不可治。

段玉裁的意思很清楚，校错的后果更严重，现举一例为证。《韩诗外传》元刊本卷五有载：

用万乘之国则举错而定，一朝之自。《诗》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可谓白矣。谓文王亦可谓大儒已矣。

这段话出自《荀子·儒效篇》，荀文作“举错而定，一朝而伯”，无“诗曰”以下云云。唐杨倞注《荀子》，谓“伯读为霸”，故清代学者赵怀玉(味辛)根据杨注，将《韩诗外传》的“一朝之自”改成“一朝而伯”，并删去“可谓白矣谓”五字。顾千里在给赵味辛的信中谈了对这校改的看法：

今以广圻考之，则 “自”当为 “白”之讹，即《荀子》“伯”亦“白”之误，杨所读非也。何以言之有二书之本文可证也：《荀·儒效篇》又云： “则贵名白，而天下治也。”《王霸篇》云：“仁人之所务白也”句屡见。又云：“故曰一国齐义，一日而白，汤武是也。”《君道篇》云：“欲白贵名。” 《致士篇》云： “而贵名白天下愿。”《天论篇》：“则功名不白。”《外传》卷一同。《荣辱篇》：“身死而名弥白。”《尧问篇》末云：“是其所以名声不白。”然则 “白”也者，固荀卿习用之语，惟此处传写误为“伯”耳。杨他注或云“显白”，或云“明白”，或云“彰明”，其义皆是。而此据误字，望文生义则非。幸《外传》未误，尚可证之。乃元刊既以形近讹为“自”，后来刻本又辄改为“间”，遂无由知其当为“白”矣。下文“可谓白矣”云云，若依此说，而作申说上文之 “白”解，则不须复删而已，无不可通矣。

(《与赵味辛论〈韩诗外传〉误字书》，见 《思适斋集》卷六)

据《白虎通·爵》引《春秋元命苞》：“伯之为言白也，明白于德也。”故《荀子》作“伯”犹不算大错，但杨倞“伯读为霸”，赋伯以霸意，则完全错了。因不明“一朝而白”之意，将其改为“一朝之间”，从而掩盖了“白”、“自”，乃至于“伯”之间的讹误演变过程，难怪段玉裁有书 “坏于校者尤多”的感叹。

然而，校书毕竟是学术研究的基础性工作，很多学者都不免涉足此事，为了避免前人指出的弊病，有几点是务必要注意的：

①凡校一书，一定要将其版本、前人校勘成果调查清楚，以便统观全局。

②校勘强调重证据，如果有确凿证据才改，没有证据即存疑，就不会出现较大纰漏。

③不要借“理校”一说，主观臆测，妄改原文，否则是很危险的。

校勘学作为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其研究成果多体现于点校的古籍中，而专门论述校勘学的著述较少。除上文多有引证的陈垣《校勘学释例》外，还有蒋元卿《校雠学史》、倪其心《校勘学大纲》，以及王云海、裴汝诚《校勘述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