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古籍，需要专门的知识和专门的人才；出版古籍，也需要有专业的审稿和编辑人员。中央的指示中指出，“整理古籍，需要有一个几十年陆续不断的领导班子，保护连续的核心力量”；“从事整理古籍的人，不但要知识基础好，而且要有兴趣”。这对于出版古籍的出版社和古籍编辑来说，同样也是重要的。而要做一个胜任的古籍编辑，第一要具备必要的基础知识，练好基本功；第二要有从事这项工作的兴趣与事业心。二者不可缺一。 经过整理和编辑加工的古籍，有两种形式：排印本和影印本。

排印本：分标点本、点校本、笺校本、新注本、选注本等；今译和索引也属于排印本。

影印本：分线装和平、精装两种形式。过去的影印本，大都采用线装，保持中国古书古雅的特色；但当代的趋势，要求影印的古书采用平装、精装的形式，这样价格可以低廉，又便于插架。影印的古籍也可以加以断句或校勘，有部分影印的古籍已是断句本或校勘本。

排印古籍与影印古籍，一般说各不相涉。但是过去商务印书馆创造了在一部丛书内排印与影印并举的格式，这就是古籍爱好者所熟悉的《丛书集成》(初集)。它收录 100种丛书，去其重复，有的排印(加黑点断句)，有的影印。这个例子说明古籍整理出版的形式，可以不拘一格，只要有一定的体例就行了。20世纪30年代的出版界，在这方面的创造性是应该肯定的。

标点、分段是古籍整理中最基本的一项工作，这就是将古籍加上新式标点，分出段落。标点中又分加专名线与不加专名线两种。专名线指人名、地名，也包括书名。加有专名线的标点本，比不加专名线的要高一个层次，因为判断一个人、地、书名该不该加专名线，需要较高的学识水平。从当前的古籍出版物来看，有直排与横排两种形式，采用横排形式的大都不加专名线，书名线则用尖角号(《　》)标明。

古籍的影印本主要是选好底本、配补缺页、残页，描修或换字、补字，这几项都是学术性与技术性密切结合的工作。影印书也常发生错误，原因主要出于学术性注意不够。 古书的文字比较艰深难读,特别是对于青少年,古书更是难以读懂。为了祖国传统文化得以继承延续，发扬光大，所以今译也是当前古籍整理应该重视的工作。过去古诗方面的今译较多，散文方面的今译几乎没有，现在这种局面已经有所改变。当然今译要求做到准确、优美，达到信达雅的标准，难度也是相当大的。

索引是研究与使用古书必不可少的辅助手段，所以也应视作古籍整理的一个组成部分。日本和美国的汉学家有专门的研究人员,从事中国古籍索引的编制工作,做出了突出成绩。中国近年也开始重视古籍索引的编制工作。索引可以附在一部书的书后，篇幅大的则可以单行。古籍索引的检索，一般采用笔划方法和四角号码方法。

“九年规划”曾将部分近代和现代人对于古代文史哲的研究，包括对专书、专人、专题史的研究著作，列入古籍整理出版范围，如《中国天文学史》、《中国通史》等。这是就广义的古籍整理而言。

　　刘文典（1890-1958715），字叔雅，原名文骢，笔名刘天民。安徽合肥人。校勘学家。九三学社成员。

　　自幼入教会学校学习英语，1906年入芜湖安徽公学，受到老师陈独秀、刘师培的影响，积极参加反清活动，1907年加入同盟会。1909年东渡日本，就读于早稻田大学，其间积极参加革命活动，随章太炎学习《说文》。1912年回国，同于右任、邵力子等在上海办《民立报》，任编辑和翻译。1913年再度赴日，任孙中山秘书处秘书，并参加中华革命党，从事反对袁世凯复辟活动。1916年回国后，由陈独秀介绍到北京大学任教，发愤从事古籍校勘，经过数年努力，完成第一部学术著作《淮南鸿烈集解》，受到学术界好评，学术声誉由之大振。五四前后曾任《新青年》英文编辑。在北京大学期间，讲授《淮南子》研究、校勘学、先秦诸子研究等课程。1927年出任安徽大学文学院院长、兼预科主任、校长等职。1928年重回北京大学任教。1929年任清华大学国文系教授兼主任，同时兼任北大教授。1938年辗转至昆明，任教于西南联大。1943年任云南大学文史系教授直至退休。曾当选全国政协第一、第二届委员。1958年去世。

　　刘文典一生主要从事高等教育和学术研究，在校勘学方面有很深的造诣，成就尤为突出。在高校开设过的课程有：《淮南子研究》、《庄子研究》、《先秦诸子研究》、《大唐西域记研究》、《论衡研究》、《杜甫研究》、《史通研究》、《校勘学》、《文选学》等，为培养从事传统文化研究的人才做出了重要贡献。主要著作有：《淮南鸿烈集解》、《庄子补正》、《说苑斠补》、《三余札记》、《群书校补》、《杜甫年谱》等。

　　自许

　　○刘文典对庄子研究颇深，每次登堂讲授《庄子》，开头第一句必是：“《庄子》嘛，我是不懂的喽，也没有人懂！”有人问刘古今治庄子者的得失，刘大发感慨道：“古今以来，真懂《庄子》者，两个半人而已。第一个是我刘文典，第二个是庄周，另外半个嘛……，还不晓得！”

　　○刘文典曾讲元好问、吴梅村诗，讲完称：“这两位诗人，尤其是梅村的诗，比我高不了几分。”

　　气节

　　○刘文典任安徽大学校长时，发生学生风潮。蒋介石来到安庆，召见刘文典。见面时，刘称蒋为“先生”而不称“主席”，蒋很是不满。蒋要刘交出在学生风潮中闹事的***员名单，并严惩罢课学生。刘当面顶撞说：“我不知道谁是***。你是总司令，就应该带好你的兵。我是大学校长，学校的事由我来管。”说到激烈处，两人互相拍桌大骂，一个骂“你是学阀”，一个骂“你是新军阀”。蒋介石恼羞成怒，当场打了刘文典两记耳光，并给他定了个“治学不严”的罪名，把他关进了监狱。

　　○据说，刘文典见蒋介石之前曾有豪言壮语：“我刘叔雅并非贩夫走卒，即是高官也不应对我呼之而来，挥手而去！我师承章太炎、刘师培、陈独秀，早年参加同盟会，曾任孙中山秘书，声讨过袁世凯，革命有功。蒋介石一介武夫耳！其奈我何！”

　　○卢沟桥事变后，刘文典未能及时撤离北平。日本人通过周作人多次请刘出任伪职，均被他严词拒绝，因此惹怒了日本当局，其住宅连遭日军搜查，刘毫无惧色。先是，刘文典曾两度赴日留学，日语颇为流利，但在日寇面前，竟“以发夷声为耻”。他说：“国家民族是大节，马虎不得，读书人要懂得爱惜自己的羽毛”。

　　风采

　　○学生曾形容在大学任教时的刘文典：“记得那日国文班快要上课的时候，喜洋洋坐在三院七号教室里，满心想亲近这位渴慕多年的学术界名流的风采。可是铃声响后，走进来的却是一位憔悴得可怕的人物。看啊！四角式的平头罩上寸把长的黑发，消瘦的脸孔安着一对没有精神的眼睛，两颧高耸，双颊深入；长头高举兮如望空之孤鹤；肌肤黄瘦兮似僻谷之老衲；中等的身材羸瘠得虽尚不至于骨子在身里边打架，但背上两块高耸着的肩骨却大有接触的可能。状貌如此，声音呢？天啊！不听时犹可，一听时真叫我连打几个冷噤。既尖锐兮又无力，初如饥鼠兮终类寒猿……”

　　○刘文典在西南联大讲《文选》课，不拘常规，别开生面。上课前，先由校役带一壶茶，外带一根两尺来长的竹制旱烟袋。讲到得意处，便一边吸旱烟，一边解说文章精义，下课铃响也不理会。有时他是下午的课，一高兴讲到5点多钟才勉强结束。或称刘“俨如《世说新语》中的魏晋人物”。

　　○有一次，刘文典上了半小时的课便结束了上一讲的内容。学生以为他要开讲新课。这时，他忽然宣布说：“今天提前下课，改在下星期三晚饭后七时半继续上课。” 原来，下个星期三是阴历五月十五，他要在月光下讲《月赋》。届时，校园里摆下一圈座位，刘文典坐在中间，当着一轮皓月大讲其《月赋》，生动形象，见解精辟，让听者沉醉其中，不知往返。

　　○刘文典上课征引繁富，经常一堂课只讲一句话，故而讲《文选》，一个学期只能讲半篇《海赋》。后因吸食鸦片，有时上课中间瘾发便狂抽香烟，由于发音多通过鼻腔，故而发音混混不清，讲《文选》时，只能听到嗫嚅而言：“这文章好！这文章妙！”

　　妙论

　　○刘文典性滑稽，善谈笑，尝自称“狸豆鸟”；因“狸”、“刘”古读通；“叔”者豆子也；“鸟”则为“鸦”，乃“雅”之异体（刘文典字“叔雅”）。因刘喜自谑，与道貌岸然者有别，故“学生们就敢于跟他开点善意的玩笑”。

　　○西南联大时，刘文典教学生写文章，仅授以“观世音菩萨”五字，学生不明所指，刘解释说：“观，乃是多多观察生活；世，就是需要明白世故人情；音，就是文章要讲音韵；菩萨，就是救苦救难、关爱众生的菩萨心肠。”学生闻言，无不应声叫好。

　　○刘文典是民国时期著名的红学家，持论多有“索隐派”的色彩。有一次，原定在西南联大一小教室中开讲《红楼梦》，后因听讲者太多，容纳不下，只好改在教室前的广场上去讲。届时早有一批学生席地而坐，等待开讲。其时天已近晚，讲台上已燃起烛光。不久，刘文典身着长衫，慢步登上讲台，缓缓坐下。一位女生站在桌边从热水瓶里为刘斟茶。刘从容饮尽一盏茶后，霍然站起，如唱“道情”一般，有板有眼地念出开场白：“只、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满筐！”然后拿起粉笔，转身在旁边架着的小黑板上，写下“蓼汀花滁”四个大字，并解释说：“元春省亲大观园时，看到这幅题字，笑道：‘花滁’二字便好，何必蓼汀？花滁反切为薛，蓼汀反切为林，可见当时元春已然属意薛宝钗了。……”

　　臧否

　　○刘文典自称“十二万分”佩服陈寅恪，二人曾在西南联大共事。一日，刘跑警报时，忽然想起他“十二万分”佩服的陈身体羸弱，视力不佳，行动更为不便。便匆匆率领几个学生赶赴陈的寓所，一同搀扶陈往城外躲避。同学要搀刘，刘不让，大声叫嚷：“保存国粹要紧！保存国粹要紧！”让学生搀扶陈先走。

　　○刘文典一意钻研古典文学，很瞧不起搞新文学创作的人，认为“文学创作的能力不能代替真正的学问”。一日，有人偶尔问及当时以《激流三部曲》名噪一时的巴金。他沉思片刻后，喃喃地说：“我没有听说过他，我没有听说过他。”

　　○刘文典在西南联大中文系当教授时，对讲授语体文写作的作家教师沈从文甚有偏见。当他获悉联大当局要提升沈为教授时，勃然大怒，说：“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该拿四百块钱，我该拿四十块钱，朱自清该拿四块钱。可我不给沈从文四毛钱！他要是教授，那我是什么？”

　　○在讨论沈从文提升为正教授的教务会议上，大家都举手同意，惟有刘文典表示不满，他说：“沈从文是我的学生。他都要做教授，我岂不是要做太上教授了吗？”

　　○西南联大时，有一次跑警报，沈从文碰巧从刘文典身边擦肩而过。刘面露不悦之色，说：“我跑是为了保存国粹，学生跑是为了保留下一代的希望，可是该死的，你干吗跑啊？”

　　交游

　　○刘文典在清华任教时，需要查阅某种佛经，闻北京西山香山寺有此佛经。该寺藏书有严格规定，非佛教人士，不准借阅，借阅必须在寺内念经堂正襟危坐，也不得以手指沾口水翻书页，必须用寺院制作的蔑子翻阅，违者受罚。寺中和尚深知刘文典是知名学者，特准他借阅，阅前详细介绍了阅读规则，刘先生当即承诺，严守规约。和尚去后，刘文典先生静坐读经，因车马劳顿，未看多久，便生困意。见室内有一空床，便趁机持书卧床阅读，不料竟然进入梦乡，手中佛经也掉在地上。不知过了多久，正在梦中的刘忽然听到骂声，头面受到扑打，睁眼看到老和尚边打边斥责“您言而无信，竟把佛经丢在地上！”，头面受到扑打。他睁眼一看，老和尚边打边斥责说：“你言而无信，竟把佛经丢在地上！”无奈，刘文典只好一面承认错误，一面“抱头鼠窜”（自称），佛堂是关闭的，既逃不出去，自己也不想逃出，因外面还有游人，出去难免丢人现眼！只有且喊且逃，苦苦求饶。和尚见刘先是狼狈不堪，后又甘心挨打，全无名教授的架子，竟然怒容一变，“噗哧”一声笑了，也便赦免了他。因这一打，刘竟和老和尚成为好友，还在清华园设素斋招待招待这位朋友。刘后来回忆此事说“我的脑袋虽然不太高贵，但也不是任何人可以打的。但这次挨打应该，君子不可失诺！”

　　○西南联大青年教师陶光是刘文典的得意门生，经常为学问之事登门请教。但有一段时间陶因课务繁忙，没有去看望恩师，心存愧疚。后专门抽出时间拜望恩师。不料，两人甫一见面，刘就劈头大骂陶，骂其是“懒虫”、“没出息”、“把老师的话当耳旁风”，等等。陶一时莫名其妙。他虽一向尊重恩师，但刘文典如此辱骂。他也忍无可忍，正要怒目反击时，忽见刘用力一拍桌子，更加大着声音说：“我就靠你成名成家，作为吹牛本钱，你不理解我的苦心，你忍心叫我绝望么？”刘的口气又由硬变软，从愤怒之声到可怜之语。陶光听到老师把自己当成“吹牛的本钱”，很受感动，于是该怒为笑，向恩师倒茶赔罪。自此以后，两人的师生情谊更见深笃。

　　新声

　　○建国后，李广田任云南大学校长，口口声声称刘文典为“老师”、“刘老”。开大会请刘老坐前排，开座谈会请刘老先发言。学校评职称，他被评为一级教授，并任全国政协委员。朋友们祝贺他“喜事重重，旧貌换新颜”。他说：“我热爱***，热爱社会主义，是早有思想基础的，我早年参加同盟会，跟随过孙中山，坚决拥护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工农政策，那时已扎下了拥护共产主义的根，今天实现了我的夙愿。”

　　○刘文典在西南联大时染上了抽鸦片的恶习，还赞美“云土”为鸦片中上品，又因他喜云南火腿，故有“二云居士”、“二云先生”的称号。后深受其苦，不能解脱。谁知解放后，刘竟彻底戒掉鸦片，思想改造也顺利过瓜，逢人便称：“处于反动统治的旧社会，走投无路，逼我抽上了鸦片，解放后，在***领导下，社会主义国家蒸蒸日上，心情舒畅，活不够的好日子，谁愿吸毒自杀呢！”

　　http://cnzhanjunnet/articlephparticleid=61（刘文典近照）

　　http://wwwguoxuecom/master/liuwendian/lwd03htm（刘文典轶事）

书者，述也，以文字记述事物者也，书之含义甚多，今人称述书为书籍，为别于书法言也。书籍之肇始甚早，文字发明之后，即有书籍。不过，各代所用书写之质料，及其装订之形式，多有不同耳。从古至清，所有之书籍，以其形式可分为三期。由古至周末，为简牍时期；由秦至唐，为卷轴时期；由宋至清，为线装时期，兹分别述之如下：

简牍时期：三代以前，所用以载文者，竹木而已。载于竹者，曰简；载于木者，曰牍；连编简牍，则谓之策。古者，大事书之于策，小事则书之于简牍而已。初以刀刻，继以漆书，周宣王时，始有墨书。三代以上社会之文化，完全赖此以推进，国家之文明，亦完全赖此以保存，与后世之书籍功用正同。是简牍者，实即当时之书也，创之最早，行之最久。降及周末，尚仍流行“孔子读易韦编三绝”。既以韦编，其为简策也可知。是孔子之时之所谓书籍者，仍为简牍也。由古至周，所有书籍完全为简为牍，故谓之为简牍时期。 卷轴时期：嗣以简牍之书写烦难，而所载之文字有限，在秦以前人文简易之时，尚足应用。及秦灭六国，事务增繁，官私文书，日益增多，以前书写之方式，在事实上已感运用不能圆滑，不适于使用。而首感棘手者，厥为狱隶。因狱隶之文字，时间有限，不能任意积压，遂由狱隶之片倡而自动发生改革。篆书之耗时也，而改篆为隶；竹木之难治也，而代以缣素。以帛作书，从此肇始。但缣素价昂，一般平民无力购用。故缣素虽兴，只于官方通行，社会尚不普遍也。即以前所遗传之典籍文书，仍以简策保存者为多；钞录于缣素者，尚少也。迨至汉时，发明造纸，从此书写上又发生一极大之转变。盖纸为书写之惟一合适质材，有缣素之长而无竹木之短，价值既廉，得之亦易。此后遂以纸张为书写之独用品，缣素竹木均受自然之淘汰，而无人使用矣。惟无论缣素或纸张，其文字均系手写，所谓书籍者亦不过手写之纸卷，并非如今日之书也。及隋文帝开皇十三年，敕废像遗经，悉令雕撰。从此始有刻板印刷之书籍。以常理言之，刻印与抄写，其难易何止倍蓰，宜乎刻印发明，社会景从，各种书籍均改刻印也。乃事实竟大谬不然，除敕令刻印之刻经典外，其余文书仍均手抄，且以抄本为贵。此固由于提倡者之不力，要亦由于刻印之不佳使然。盖刻印初创前无取法，办理者既非有经验之人，而从事者又系毫无训练之辈。刻印度既不精良，文字尚多错误，其不受社会欢迎，固其宜也。且当时之士子，尚有一种特殊之成见，以为手抄一次，足抵目读数次。故多数上层社会家庭，仍多为其子弟聘请名师，专为指示抄写一切经史，印刷之书，概不购读。故刊印之木虽发明于隋，然终隋之世，未有特殊之进展。及唐，刻印之事，仍未畅行，社会心理仍贵抄录，不尚雕撰。迨至五代，后唐长兴三年二月，冯道、李愚等奏请刊印九经，从此重要经书均用刻印，而不再事抄写矣。雕刻刷印，至此方为成功。然一般每易误会，以为一代所刻之经书，即与现之经书同。其实则相去悬殊，极为不同。盖自以缣素作为以来，直至五代所有之书籍，无论缣素或纸张，无论手抄或刻印，均系成卷成轴，所谓邺候架插三万轴者是也。并非如今装辑成本、成册、成部、成套者，其一卷即系一卷书。《史书》载宋以前之书籍，均系若干卷，并无若本者，盖系统记实。非如今以卷为虚以设之符号，有名无实地。其后，以卷本之舒卷为不便，检阅烦难，乃变而为折，又以折之久而易断，乃分为薄帙。及至有唐中叶，又创用叶子，即将长卷折叠成为若干叶，其形式宛如今之手折，或前清朝考之籍，无论缣素或纸张，无论手写或刻印，其形式完全为卷轴，故谓之为卷轴时期。 线装时期：至宋，因长卷之种种不便，遂依据叶子之格式，而改进为今日之线装式。即将一叶分割，使不连续，以一叶为一板，一叶为变易，但在检阅上、诵读上以及收藏，其为便利已不可以道里计也。故吾人所读之线装书，其实际肇始于宋，为时仅千年。宋以前，绝未有线装书也。文字多为刻印，抄写者甚少。至宋仁宗庆历中，有布衣毕升为活板，用胶泥刻字，从此又有活字印板之发明。元王桢亦有活字印刷法。明弘治嘉靖中，无锡华燧、安国先名曰“了聚珍板”。是均活字印刷也。在印刷上比较经济，但在书籍上，固与刻印无殊也。总之，自宋至清，其书籍之形式完全相同，均为线装，故此时期谓之为线装时期。清末则渐有洋装，民国后且有取线装而代之之势，其形式与装订，尽人所悉，毋庸赘述矣。 历代流传下来的古籍分为抄写本、刻印本两类，抄写本即人工抄写的图书，刻印本即采用雕版印刷或活字印刷的图书。但具体区分，又有种种不同的版本名称。

写刻情形：

按照写刻的不同情情形，可分为祖本、写本、影写本、底本、抄本、精抄本、稿本、彩绘本、原刻本、重刻本、精刻本、修补本、递修本、配本、百衲本、邋遢本、活字本、套印本、巾箱本、袖珍本、两截本、石印本、铅印本等等。

祖本，版本学中的专业术语。中国古籍中无论是刻本或是写本，最接近著作人或成书年代的本子最为真实完整，错误也最少，称为祖本或母本。

底本，是古籍整理工作者专用的术语。影印古籍时，选定某个本子来影印，这个本子就叫影印所用的底本。校勘古籍时要选用一个本子为主，再用种种方法对这个为主的本子作校勘，这个为主的本子也就叫校勘所用的底本。标点古籍时也要选用一个本子在上面施加标点，这个本子也可叫标点使用的底本。注释、今译以及做索引时，也都要分别选用一个本子来注，来译，来做索引，这个本子也可叫注释、今译或索引的底本。除影印外，其他各种整理方法所用的底本，通常也可叫做“工作本”。

写本，早期的图书，都依赖于抄写流传，雕版印刷术普及之后，仍有不少读书人以抄写古籍为课业，所以传世古籍中有相当数量是抄写本。宋代以前，写本与抄本、稿本无较大的区别，但宋元以后，写本特指抄写工整的图书，例如一些内府图书，并无刻本，只以写本形式传世，像明代《永乐大典》、清代《四库全书》以及历朝实录。

影写本，明清时期，藏书家为保存稀见宋元版书原稿，雇请抄手，用优良纸墨，照原样影摹下来，版式、字体往往与原本相差无几，这样的写本被称作影写本，又叫影抄本。其中以汲古阁毛氏影宋写本最为著名。

抄本，精抄本，由于工抄写的图书，非抄写者亲撰。其中抄写精美，字体工整的称为精抄本。

稿本，已经写定尚未刊印的书稿，称为稿本。其中，由作者亲笔书写的为手稿本，由书手抄写又经著者修改校定的为清稿本。稿本因其多未付梓，故受人重视，尤其是名家手稿及史料价值较高的稿本，一向为藏书家珍爱。

彩绘本，以两种或两种以上颜色绘写的图书。多用于插图或地图较多的图书，如民间流传的《推背图》等。

原刻本，据原刻本重印的图书。其中凡版式、行款、字体依照原刻本摹刻的，称为仿刻本、翻刻本、覆刻本、影刻本；对原刻本内容进行增删校订或添加评注的，则称为增刻本、删刻本、评注本。

精刻本，指校勘严审、字体工整、纸墨优良的刻本。其中请名人书写上版的刻本（多在书版上留有姓名）称为写刻本。

修补本，递修本，将旧存书版重新修整、补配之后印出的图书称为修补本或重修本。有的书版保存时间较长，历经多次修补，则称递修本。如果宋朝书版经过宋、元、明三朝修补的，则称为三朝递修本或三朝本。

配本，将不同地区的书版，配合起来印成一种完整的书，称为配本。如清代金凌、淮南、江苏、浙江、湖北五省官书局出二十四史，版式不同，却同为一部书。

百衲本，百纳即补缀很多的衣服，利用零散不全的版本全成一部完整的书，称为百衲本。清初人宋荦汇集宋元三种版本印成百衲本《史记》，近代又有百衲本《资治通鉴》和《二十四史》。其中，商务印书馆于1930-1937年影印的百衲本《二十四史》最为著名。该本选用当时最古的善本影印。如《史记》用宋庆元黄善夫家塾本，《汉书》用宋景佑刻本，《晋书》以几种宋刻本配齐，南北朝七史均用宋眉山七史本，《隋书》和《南史》、《北史》用元大德刻本，《旧唐书》用宋绍兴刻本，《新唐书》用宋嘉佑刻本，《旧五代史》世无传本，用清人自《永乐大典》中辑出的本子，《新五代史》用宋庆元刻本，宋、辽、金三史均用元至正刻本，系初刻本，《元史》用明洪武刻本，《明史》用清乾隆武英殿原刻本。

邋遢本，古代书版因刷印多次，已经模糊不清，印出的书被称为邋遢本，如著名的宋眉山七史到明代还在使用，印出的书字迹迷漫，被称为“九行邋遢本”（因眉山七史9行18字）

活字本，用胶泥、木、铜、铁、铅、锡、磁、瓢制成方块单字，然后排版印刷的图书，称为活字本。据沈括《梦溪笔谈》记载，北宋中期，毕升首先发明了泥活字，元代王祯又用木活字排印了《农书》，但均未见存本。现存最早的活字本是1972年发现的西夏文木活字排印本《大方广佛华严经》。明清时期活字本较多，明弘治五年（公元1492年）华燧以铜活字排印了《锦绣万花谷》，弘治八年（公元1495年）又排印了《容斋随笔》和《古今合璧事类备要》等书。清雍正年间，内府以铜活字排印了一万卷《古今图书集成》，乾隆间又以枣木活字排印了《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此外，流传到中国的还有朝鲜活字本。

套印本，用两种或两种以上颜色分版印刷的图书。常见的有朱墨二色套印本，被称为朱墨本。此外，还有三色、四色、五色、六色套印本。明代发明分版分色套印和凹凸版印技术，称为饾版和拱花，这种印刷方法，常用于版画。

巾箱本，袖珍本，巾箱即古人放置头巾的小箱子，巾箱本指开本很小的图书，意谓可置于巾箱之中。宋戴埴《鼠璞》载：“今之刊印小册，谓巾箱本，起于南齐衡阳王手写《五经》置巾箱中。”由于这种图书体积小，携带方便，可放在衣袖之中，所以又称为袖珍本。古代书商还刻印有一种儒经解题之类小册子，专供科举考生挟带作弊之用，这种袖珍本则称为挟带本。

两截本，有的书在版面中增加一条横线，使之分为上下两块，称为两截本或两节本。常见于图文并茂的小说戏曲，便览大全之类图书。

铅印本，采用现代铅印技术排印的古籍。清道光二十三年（公元1843年），上海成立了中国最早的铅印出版机构“墨海书馆”，咸丰七年（公元1857年）出版了最早的汉文铅印本《六合丛谈》。此后，不少古籍也采用铅印法。晚清及民国铅印古籍多用线装，与刻本外观形式相似，要注意鉴别。

石印本，用石印印刷的图书。这也是晚清时传入中国的一种现代印刷方法。采用药墨写原稿于特制纸上，覆于石面，揭去药纸，涂上油墨，然后用沾有油墨的石版印书。石印与铅印本均是油墨印刷，与水墨印书的刻本古籍有区别，而且石印本多为手写软件字，易于辨认。

刊刻时代：

按照刊刻时代区分，有唐刻本、五代刻本、宋刻本、辽刻本、西夏刻本、金刻本、蒙古刻本、元刻本、明刻本、清刻本、民国刻本等等。

唐刻本，唐代中晚期雕版印刷刚刚出现，抄写本仍是图书的主要形式，流传下来的印刷品多为佛经和历书。

五代刻本，五代十国时期（公元907-公元959年）刻印的图书。包括后唐、后晋、后周刻印的蓝本九经及后蜀、吴越、南唐刻印的类书、别集、佛经。五代刻本大都亡佚，现能见到的多是刻经，有敦煌发现的后晋天福八年（公元934年）所刻《金刚经》，吴越所刻《宝箧印经》等。

宋刻本，两宋时期（公元960-公元1279年）在宋王朝统治区域内刻印的图书。由于雕版印刷术的普及，官私刻书业极为繁盛，刻书范围已包括经、史、子、集各类图书，刻印质量上乘，被历代藏书家视为珍本。

辽刻本，与北宋同时代，在契丹统治区域内刻印的图书。契丹书禁甚严，辽刻本极少流传。1974年，在山西应县佛宫寺木塔中发现了60余件印刷品，多为辽代刻经，还有最早的刻本《蒙求》。

西夏刻本，西夏建国于1032年，1227年为蒙古所灭。西夏自创文字，并以西夏文刻印了《大藏经》等书，但传世很少。考古工作者在宁夏贺兰山中发现了8册蝴蝶装西夏文刻经。

金刻本，大致与南宋同时，在金代统治的中国北方地区刻印的图书。其中以平阳府（今山西临汾）刻书最为发达，官方设有经籍所，主持刻书。金刻本流传下来的不多，较著名的有《刘知远诸宫调》和《赵城金藏》。

蒙古刻本，元朝立国之前在平阳刻印的图书。基本沿袭金代平阳经籍所旧规。传世品有1247年刻《析城郑氏家塾重校三礼图注》，1249年平阳府张存惠晦明轩刻《重修政和经史证类本草》，1244年刻《玄都宝藏》残卷等。

元刻本，元代（公元1279-公元1368年）刻印的图书。北方以大都（北京）、平阳为中心，南方以江浙、福建为书坊集中心。元代刻本流传较多，且有独特风格。

明刻本，明代（公元1368-公元1644年）刻印的图书。这一时期，无论在刻书地区、刻书形式、刻书范围等方面都远胜前代。流传下来的明刻本以中后期作品较多，正统以前较少。明中期以后刻本有两个显著变化，一是出现了适应于印书的仿宋字，二是线装取代了包背装。

清刻本，清代（公元1645-1911年）刻印的图书。这一时期，官私刻书业均达到鼎盛。尤其是乾嘉时期，考据学兴起，学者热衷于版本校勘，出现了大批校核精审，刻印典雅的图书。现今流传的古籍大部分是清刻本。其中，乾隆前后所刻精刻本受到学者重视，有不少被列为善本。

民国刻本，中华民国时期（公元1912-1949年）刻印的图书，以汇刻、翻刻历代珍本、善本居多。这一时期，影印、铅印技术已大量采用，传统的雕版印刷势渐衰微。

刻书地域：

按照刻书地域分，则有浙本、建本、蜀本、平阳本、外国本（日本本、高丽本）等。

浙本，宋代浙江地区刻印的图书。宋代两浙路经济文化比较发达，刻书数量大，质量高，杭州、衢州、婺州、温州、明州、台州、绍兴等地均刻印图书，因而有杭本、衢本、婺州、温州、明州、台州、绍兴本的区分。

建本，又称闽本，为宋元明福建地区刻印的图书。宋代福建刻书集书于建宁、建阳两地，建阳麻沙镇盛产榕木竹纸，易于雕印图书，因而书坊林立，一些著名书坊历宋元明三代未衰，所印图书又称为麻沙本。

蜀本，五代及两宋时期四川地区刻印的图书。以成都、眉山较发达，成都在北宋初刻印了著名的《开宝藏》，眉山则刻有《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七史及《资治通鉴》等书。蜀本又分大字、小字两种。

平阳本，又称平水本，金元时期山西平阳（又叫平水，今山西临汾）地区刻印的图书。金灭北宋以后，将北宋开封的刻工掠至这里，又设立刻书机构，从此平阳成为北方刻书中心。

日本本，又称东洋本，古代日本刻印的古籍。多用日本皮纸，与高丽本相似，惟质量不及高丽本。日本本常间用平假名和片假名，较易识别。

朝鲜本，又称高丽本，古代朝鲜刻印的汉文古籍。中国印刷术最早传入朝鲜，朝鲜刻本继而传入中国。朝鲜本刻印比较精美，书品宽大，写刻清晰，多采用洁白的皮纸。

刻书性质：

根据刻书的性质，又可区分为官刻本、家刻本和坊刻本。

官刻本，由官府刻印的图书。五代以来，历朝中央和地方官府均有刻书之举，但所设机构不同，所以官刻本又有各种不同名称。主要有：

监本，历朝国子监刻印的图书。主要是各种儒家经典、文史名著。据文献记载，从五代开始，国子监刻印有九经，北宋承其遗制，继续刻印经史，南宋时，旧版不存，遂征调地方版片至京师国子监印书，称旧版为“旧监本”，新版为“亲监本”。明朝在南京和北京均设国子监，都刻印了二十一史，因而又有“南监本”和“北监本”的区别。

公使库本，两宋地方官府动用公使库钱刻印的图书。

经厂本，明代司礼监所辖经厂刻印的图书。多《五经》、《四书》、《性理大全》等常见古籍。特点是书品宽大，字大如钱，但由于主持其事的是宦官，因而校勘不精，错讹较多。

内府本，明清两朝宫殿刻印的图书。明内府刻书主要是经厂本，清内府刻书多殿本。内府刻书往往不惜工本，讲究形式，但清内府本校勘亦精。昭连《啸亭杂录》续录有内府刻书目录。

殿本，清康熙间，于武英殿设修书处，乾隆四年（公元1739年）又设刻书处，派亲王、大臣主持校刻图书，所刻之书称为殿本。殿本校刻精致，纸墨上佳，堪与宋刻本相媲美。所刻《明史》、《通典》、《通志》、《文献通考》等书，一向被列为清刻善本。

聚珍本，清乾隆年间选刻《四库全书》珍本，武英殿采用活字印刷，共刻木活字25万余个，乾隆定名为“聚珍版”，所印图书遂称武英殿聚珍本。后来各地官书局也仿聚珍版印书，被称为“外聚珍”，而武英殿活字本被称为“内聚珍”。

书局本，清同治间，由曾国藩提倡，江西、江苏、浙江、福建、四川、安徽、两广、两湖、山东、山西、直隶先后创立官书局，所刻图书称为“书局本”或“局本”。

私刻本，即私人出资刻印的图书，其中不以营利为目的的私家刻书称为家塾本或家刻本。自宋代以来，私家刻书持续不衰，有的以室名相称，如宋廖莹中“世彩堂本”，余仁仲“万卷堂本”，明范钦“天一阁本”，毛晋“汲古阁本”，清纳兰性德“通志堂本”，鲍廷博“知不足斋本”，黄丕烈“士礼居本”；也有以人名相称，如宋“黄善夫本”，明“吴勉学本”。

坊刻本，历代书坊、书肆、书铺、书棚刻印的图书。坊刻本以营利为目的，刻印较差，往往校勘不精，惟宋代坊肆刻书，如临安陈氏、尹氏书籍铺等，所刻图书与官刻本、家塾本不相上下。

流传情况：

根据流传情况和珍贵程度，古籍又可分为足本、节本、残本、通行本、稀见本、孤本、珍本、善本等等。

足本，内容完整无缺的图书。

节本，因原书篇幅过巨，刻印时只节取其中一部分，或是因为其它原因予以删节，称为节本或删节本。

残本，指内容残缺的图书。古籍在流传过程中，由于各种原因造成残缺，有的仅是缺卷、缺册，经过抄配，仍能补全；有的残缺过甚，只能作为他书的配本。一般说来，残本较足本的价值要降低很多。

通行本，指刻印较多、流传较广、年代较晚的古籍版本。

稀见本，刻印较少，流传不多的古籍。如明刻方志，历代族谱、家谱，均不多见。

孤本，世所仅见的古代图书，往往不见于诸家著录，如明《永乐大典》。国内仅存一部的书则可称为“海内孤本”，如宋刻30卷本《五臣注文选》。

珍本，写刻年代较早，流传很少，研究价值较高的古籍，通常指宋元刻本，内府写本，有史料价值的稿本及名人批校本。

善本，最早是指校勘严密，刻印精美的古籍，后含义渐广，包括刻印较早、流传较少的各类古籍。由于历代藏书家中，善本肯定是旧本，那些抄写、刻印年代较近的只能是普通本，如晚清藏书家丁丙在其《善本书室藏书志》的编例中，规定收书范围是：1．旧刻、2．精本、3．旧抄、4．旧校。他按照那个时代的标准，将旧刻规定为宋元版书，精本为明代精刻。依据这一划分，随着时间的推移，收藏家心目中的善本年代界限也日益后移。民国时期，明刻本渐渐进入旧刻行列，20世纪中期以后，乾隆以前刻本全都变成了善本，甚至无论残缺多少，有无错讹，均以年代划界。实际上，真正的善本仍应主要着眼于书的内容，着眼于古籍的科学研究价值和历史文物价值。1970年代末，《中国善本书总目》开始编纂，在确定收录标准和范围时，规定了“三性”、“九条”，这应该是对善本概念的一个完整周详的表述：

（1）元代及元代以前刻印或抄写的图书。

（2）明代刻印、抄写的图书（版本模糊，流传较多者不在内）。

（3）清代乾隆及乾隆年以前流传较少的印本、抄本。

（4）太平天国及历代农民革命政权所印行的图书。

（5）辛亥革命前在学术研究上有独到见解或有学派特点，或集众说较有系统的稿本，以及流传很少的刻本、抄本。

（6）辛亥革命前反映某一时期，某一领域或某一事件资料方面的稿本及较少见的刻本、抄本。

（7）辛亥革命前的有名人学者批校、题跋或抄录前人批校而有参考价值的印、抄本。

（8）在印刷上能反映中国印刷技术发展，代表一定时期印刷水平的各种活字本、套印本，或有较精版画的刻本。

（9）明代印谱，清代集古印谱，名家篆刻的钤印本（有特色或有亲笔题记的）。

校勘是古典文献学中最基本的一门学问，也是民族古典文献整理工作中最重要的内容，不懂校勘方法，就很难读懂古代文献。

古代把校勘工作视为文献整理工作的主体，所以校勘学有时被人们当作文献学的代名词。因为文献的校勘，是保证书籍质量的关键。大多数古代遗留下来的各少数民族古典文献，无论是档案资料，还是古籍、经卷，大部分都是抄本，其间“衍、夺、脱、讹”等情况在所难免（衍指原稿本无而传写、刻印、排印误增的文字称衍文，又称羡文、衍字。；脱文指献文字在传写中脱去一字或数字，也称夺文或阙文。从脱文的多少看，有脱字、脱句、脱简、脱行、脱页等多种；讹又称“误文”，就是文献原有文字写错了）所以，校勘已成为一项必不可少的重要工作。

任何一种古文献，经过反复传抄和版刻，不免会有文字上的纰缪、词语的脱落、橘子的增衍和缺漏等错误。一般来说，古籍文献没传抄或版刻一次，旧的错误改正了，又有新的错误发生，有时则原来的错误还未克服，又增加新的错误。错误的东西以讹传讹，反复多次后，是原著与重负多次的抄本之间面目全非。所以无论对具体的古籍文献解读、翻译工作而言，还是从整个民族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出发，对文化典籍和文献资料进行严格的校勘都是非常必要的。

除了之前提到的传抄过程出现的错漏外，各民族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方言差异，抄录者往往按其方言语音，以自己习用的同音假借字和异体字抄写，使得文献面目

一门综合群书，比勘其文字、篇籍的异同，纠正其讹误，力求接近原文真相的学问。或称为「校雠学」。

广义的校勘学，前人称为校澈学，它包括了版本、校勘、目录、考证、华伪、辑佚等内容，今谓之文献学。因广义校勘界定不明，今己不用，成为历史名词。现代所谓校勘学，即狭义校勘学，指专门研究古籍整理的文字比勘的科学方法和理论的学问。校勘学始于汉，成于宋，大盛于清。

古籍校勘的前期准备包括下列内容：

1准备底本——校勘古籍所采用的工作本；

2翻书，查目录工具书、各地图书馆古籍目录、官私目录、各种题跋，尽可能全面调查古籍的现存版本、存佚情况、藏本地点；

3鉴别，进行一种版本一种版本的具体翻阅、比较鉴别。主要着力版本的时代先后、卷帙分合、内容多寡、版刻优劣、行款、板式、牌记、题识、印文。及其初刻、补订、传抄、校勘、递修、收藏等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