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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稻田大学收藏的汉籍如四库系列丛书、敦煌系列丛书、地方志系列等，以及四部丛刊、四部备要等，还收藏了大量从韩国以及中国大陆、台湾地区购买的汉文古籍珍本，如《礼记义疏》和被视为日本国宝级的《玉篇》。其汉籍目录有1991出版的《早稻田大学图书馆所藏汉籍分类目录》和1996出版的索引。

1946年夏，王思治初中毕业。兼任班主任的文老师充满深情地为这个毕业班亲手填词作曲，谱了一首《班歌》：

三十年前好用功，男儿有志即英雄。

三不朽德最崇，我校训"能"与"功"。

盈盈卅二子，融融坐春风。

但愿淡如水，不愿如醴浓。

这首内涵丰富的《班歌》是文老师送给学生的最好礼物。古人讲"三十而立"，故有"三十年前好用功"之句，"三不朽"是指"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立德"是最能得到尊崇的。蜀光中学的校训是"能"与"功"二字，要求学生在校时一定要有志向，要学到真本事，将来到社会上才能建功立业。"盈盈卅二子"以下是说全班32个学生，正是风华正茂的时候，你们今后一定要做到君子之交淡如水，不能像小人那样以利相交，如甜酒般浓稠。《班歌》蕴含着为人处世的深刻哲理，一直为王思治所铭记不忘，而文老师循循善诱的师德也给王思治留下了永恒的风范。上高中后，文理分班，已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浓厚兴趣的王思治非常干脆地选择了文科。

中学国文老师和《班歌》

王思治1929年8月22日生于四川自贡。这是中外闻名的盐都，王思治的家就因为盐业而跨入殷实之家的行列。那是个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时代，能够上学堂读书并能持续下来已非易事，但王思治却幸运地完成了高小、中学的学业。1942年，他考入在全川有名的蜀光中学。位于自贡城的这所学校与南开中学齐名，校长就是著名教育家张伯苓。受盐商经济支持，该校能够在全省招聘优秀教师，因而一直能够保持很高的教学水准，王思治正是在这里遇到了一位深刻地影响他人生道路的国文老师。

这位从川东受聘到蜀光中学执教的文玉笙老师有很深的国学根底。刚开始，王思治和他的同学们对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尚浑然不知，当然也谈不上兴趣，是这位诲人不倦的先生引导他们步入传统文化的殿堂。王思治至今仍能清晰地记起初中课堂上常见的一幕：文老师身着长衫，背着手，踱着方步为学生朗读和讲解古文名篇，他的朗读高吟低唱，十分投入，很有韵味，他的讲解旁征博引，通俗易懂，蕴含丰富的感情。开始同学们都笑他迂腐，但在潜移默化中，传统文化所展示的新奇天地就犹如巨大磁石一般深深地吸引着王思治的心。在文老师的影响下，王思治从初二就开始在当地报纸上发表文章。1944年到1945年，僻处大后方的自贡也经常遭到日本飞机的轰炸，王思治等被迫转移到乡下躲避，直到抗战胜利才回到那令他魂牵梦绕的国文课堂中。

学争鸣中一个年轻的声音

1949年夏，王思治高中毕业后考入华西大学哲史系，大学第一学期尚未结束，成都解放。时代的转换在使青年王思治备感振奋的同时也极大地影响着他的治史之路，从此他得以在新的时代氛围中走上一条迥异于先辈学者的学术道路。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观点重新认识和诠释中国历史，成为时代对新老史学工作者提出的共同要求。因了这样的机缘，依靠勤勉、多思和青年人善于吸收新事物的特点，王思治的史学研究才华得到了初步的展现。

在华西大学，本已对历史学有浓厚兴趣的王思治如鱼得水，在广泛涉猎中国历史典籍的求学道路上进一步领略到传统文化的魅力。他潜心学习，沉浸于对历史知识的"贪婪"摄取中，鲜有闲暇和娱乐的时间。这时，他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尝试着用唯物史观观察、思考和认识历史发展的进程。1952年，高等院校院系调整，王思治转入四川大学历史系。史学名家徐中舒、缪钺、蒙文通、蒙思明等在精心讲授的同时，还让学生每个月到家中探讨学术问题，师生关系融洽而密切，系统的学习和名师的指点使王思治很快打下比较深厚的国学根底。1953年，大学毕业的王思治考入人民大学历史教研室读研究生，缪钺先生致信王思治，对这位得意弟子的进一步深造提出"厚植基础"的希望。

1998年8月，王思治夫妇和学生们在一起

在人民大学读书期间，许多同行都发现，王思治的史学论文思路开阔，具有浓厚的思辨色彩和理论魅力，常常是一气呵成，有高屋建瓴之势，具环环相扣、层层递进之效，而这都得益于他刚入人大时的理论训练。王思治回忆说，进入人大的第一年学校给他们发的理论著作就有两尺多厚，如《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文选》、《毛泽东选集》、《资本论》等，还有各式各样的辅导材料，开的课程也是传统的四大理论课，即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和中共党史，学生们被要求完全研读原著，那真是一项吃力又费神的事情。通常的安排是，上午专家讲授，下午研读，晚上辅导，最后的考试又颇为严格，是在几百道口试题中抽签回答。事隔多年，王思治还感叹道："那一年真是读了不少书。"

五六十年代，是传统史学到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转型期，在"重新改写"历史的潮流中，史学界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热闹场面，关于中国历史发展的诸多重要问题都在学者之间展开热烈的争鸣。

最引人注目的是被形象地称为"五朵金花"的五个问题的争鸣，即古代史分期问题、历代土地制度问题、封建社会农民战争问题、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汉民族形成问题，其中又以古代史分期问题的争鸣历时最久、影响最大，吸引了许多专家学者。这里主要有三种意见，即西周封建说、战国封建说、魏晋封建说，王思治是魏晋封建说的重要代表之一。

1954年，刚刚创刊的《历史研究》发表了翦伯赞先生的《关于两汉的官私奴婢问题》一文，旨在论证汉代是封建社会，以支持其西周封建说。针对这篇文章，王思治在《历史研究》1955年第1期上发表《关于两汉社会性质问题的探讨》一文，长达两万多字，显示了青年王思治敢于向权威挑战的勇气，其时他还是不满26岁的在校研究生。这是《历史研究》创刊后第一次发表年轻人的文章。文章发表前，尹达副主编特意把王思治叫到编辑部，说："文章写得不错，有自己独立的见解。《历史研究》在学术界的地位，你是知道的，在这上面发表文章很不容易，特别是发表你们在校研究生的文章。你千万不要骄傲，不要翘尾巴，不要自我陶醉、自我满足。"不久，王思治又相继发表了《再论汉代是奴隶社会》、《三论汉代是奴隶社会》、《关于中国奴隶社会的崩溃问题》等一系列论文，对社会性质划分标准、两汉生产力水平、生产关系状况、奴隶劳动的社会影响、中国奴隶社会解体的基本途径等问题进行了全面深入的分析。其论文资料丰富，考证精当，论述周详，引起了史学界的高度重视，也使"魏晋封建说"成为关于古代史分期诸观点中一种比较成熟的理论。以参与古代史分期问题的争鸣为契机，王思治得以愉快地遨游在史学的王国里。

科学是不分地位、不讲辈分的，在史学争鸣中出现年轻的声音正是历史科学发展的内在要求。

那个时期，王思治经常有幸参加中国史学会在北京饭店或中山公园来今雨轩举办的学术活动，从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等前辈名家那里获益良多。随着学术视野的开拓和研究领域的扩大，业已承担繁重教学任务的王思治还参与了"农民战争"、"历史人物评价"和"清官"等问题的讨论和争鸣。王思治与吴晗先生关于"清官"问题的两次辩论发生在1964年的六七月份。

吴晗以海瑞为例，认为封建社会存在着清官，他们站在农民的立场上，是代表农民阶级利益的。王思治则在《光明日报》撰文指出，在封建社会的统治集团中，有一种人能起到缓冲和调节的作用，他们的确为百姓所拥戴，亦会得到皇帝的表彰，他们就是所谓的清官、好官。他们的存在，说明封建统治集团在如何实现统治的问题上是有分歧的。清官、好官们所信仰的是封建统治思想中仁政的思想，并以此作为自己的政治理想，但是从阶级分析的角度来看，归根结底他们和他们的思想都不可能超越封建制度的范围，都是服务于封建国家长治久安要求的。吴晗对后学者的意见非常重视，双方又进行了第二个回合的辩论。岂料辩论的双方后来都受到了政治运动的冲击，吴晗因撰写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引发"文革"中的一大冤案，他的悲剧结局尽人皆知；王思治的"清官论"也在"文革"中遭到批判和围攻。当时有的观点认为，封建社会中的清官比贪官更坏，因为他们麻痹了农民的反抗意识，不利于阶级斗争的进行和社会的发展。这自然是荒唐年代形成的荒唐逻辑，而王思治只能以沉默应对。

1978年8月，在解放思想的新形势下，《光明日报》专门请王思治三论清官政治，他结合现实问题畅所欲言。他强调：对历史人物或事迹的评价要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和社会进步为标准，有针对性地批判了"四人帮"所奉行的法西斯文化专制。

潜心于清史

"文革"初期，大学校园首先受到冲击，正常的教学、科研秩序陷于停顿。同许多知识分子一样，处于盛年的王思治被迫中断了教学和科研工作，他时常被一些单位借用，做临时性的文字工作。更为严重的是，1969年11月，全体人大教师被下放到江西省余江县"五七"干校，王思治和爱人及3个孩子也全部到余江安家落户。王思治作为主要劳力，从事的是打石头、盖房子、做农活一类的重体力劳动。尽管他费尽心思地将自己的藏书全部带到"干校"，但鲜有时间读书自娱和从事研究。看到许多名教授无谓地消磨时光，想到自己一辈子都要在余江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和改造，王思治深深感到这样的思想禁锢岂止是人才的极大浪费，更是中华民族的一场灾难！在费解、忧愁以及多少有些无可奈何的心境中，王思治在余江度过了两年多的时光。1972年2月，因为著名历史学家尚钺修改《中国历史纲要》的需要，他被抽调回京，而人大其他教师是在半年之后才全部回来的。

人大教师回京后所面对的是学校解散的厄运。王思治和历史教研室的同行们集体转到北京师范大学。1972到1978年，王思治在隶属于北师大、由郭影秋和尚钺先后担任组长的清史研究小组工作，1978年初人大复校时又回到人大。清史研究小组不久发展成为清史研究所，王思治具体从事清前期历史的研究，他的学术研究发生了重要的转向，同众多学者一样，他的研究风格从过去注重宏观历史问题的阐述发展到偏向具体历史课题的探索了。

发生这样的转向是很自然的。清前期不到200年的历史是一块亟待开发的处女地，长期以来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史料浩繁而研究成果寥寥，研究者在这里大有用武之地。谈到清史资料的丰富程度，王思治常讲："内阁大库的清朝档案，每份上面点一个点，就要900多万下，更甭说提炼内容提要了。"而各种类型的官修史书、私家著述、文人笔记、外文资料等等，更可谓汗牛充栋，以至于说清任意一个具体的历史问题都要以占有大量的史料为基础，研究对象的规定性决定了掌握和辨析大量史料的重要性。研究者不仅要长于从宏观角度探寻历史演变的规律，而且要精于具体史实的考证，也就是说，必须兼具宏观把握和探幽发微的双重眼光。

挟秦汉史研究的雄厚基础，王思治在清史这一广阔的研究领域纵横驰骋，步入其学术生涯的全面收获阶段。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他在清前期历史地位、清代皇位继承制度之嬗变、明清之际社会矛盾、明清之际历史人物评价、明清文字狱、宗族制度、清代封建官僚政治、清少数民族政策及国家统一问题、清代中俄关系、承德避暑山庄、两淮盐商的兴衰以及清代重要历史人物皇太极、康熙、雍正、范文程等诸多问题上都发表了精辟的见解。他参与主编的《清代人物传稿》历时十余年，是一项兼具学术性和资料性，为编纂大型清史而准备的基础性工程。

过去，由于人们过分强调清朝政权的民族压迫性质，对其许多带有积极意义的政策和措施视而不见，这就难免得出一些失之偏颇的结论。王思治主张学者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公正、客观地评价有清一代的历史。他指出，清朝所处的国际环境不同于以往的朝代，这就是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已经东来，试图寻求殖民地和市场，而封建社会一直存在的多民族国家内部的民族问题，在边疆地区也因外国侵略势力的插手改变了以往的性质（当然不能认为这些地区发生的每一事件都与此有关）。如果殖民势力的侵略阴谋得逞，后果之严重是不言而喻的。因此，当中外两种不同社会制度从最初相遇时起，中国就面临着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多民族国家、抵御外国殖民主义的历史任务，也就是说我们必须从世界历史的范围来观察明清之际的历史。尽管当时早期资本殖民势力还没有力量占领中国，中国被瓜分的危险也不是现实的存在，然而，殖民势力既然已经到来，就一定会接踵而至。在18世纪、19世纪，正是西方殖民主义在亚洲十分猖獗的时期。历史业已证明，已经腐败的明朝是难于肩负起抵御正在到来的外国殖民主义的使命的，而明清之际的内战又给他们以可乘之机。因此，清军入关、清王朝的统一、重建统一的封建中央集权，结束分裂恶战局面，从当时的历史大局看，是应予肯定的。而清朝在加强国家统一问题上所作出的历史贡献是以往任何朝代所不能比拟的。然而，也要指出，在"康雍乾"时期，与西方世界相比，中国落后的差距加大了，这种现象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清王朝加强封建专制主义及其一系列政策的恶果，其影响也是深远的。

中国史学向来有察古知今、经世致用的传统，史学的功能可以从历史和现实的紧密联系中找到答案。谈到清史研究的价值，王思治坦言：作为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离现在比较近。要科学认识国情，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遇到的许多问题都要回溯到清代，研究清史不仅是很有价值的学术课题，也是富有现实意义的，对我们认识和解决现实生活中的诸多重要问题大有启迪。比如，我们今天基本上继承了清代的版图，与周边国家谈边界走向问题，所依据的就是清代形成的各种边界条约等资料；清代实行的闭关政策，造成了严重的恶果，非常典型地说明一个民族要想发展，要想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绝不能走闭关自守的道路，这就从历史教训的角度论证了对外开放的必要性；再如，清朝有过"康雍乾"盛世，也由于由盛转衰遭到列强的欺凌，承受了半个多世纪的国耻，这显然是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素材。如此等等，都说明了清史研究是一项应予加强的文化事业。

心血凝成的治学之道

孜孜治学半个世纪的王思治对于治学之道有着深刻而独到的理解。他认为，史学就是治史者通过自己的研究所形成的对历史的认识和理解。治史第一原则是尊重史实，切忌作无根之游谈，于史无据或史实失真的观点犹如插地不深的杆子，看起来巍巍然高耸入云，其实一碰就倒，只能哗众取宠。而认识历史，则需要站在一定的理论高度，透过历史的表象，把握其时代特征，这是历史认识能否富有哲理性、能否高屋建瓴的重要标志；历史的发展是一个充满矛盾的极其复杂的过程，不同历史时代的发展和演进各有其深层原因，它往往是多种社会力量彼此制约、相互作用的结果，因而常常伴随着阵痛或付出巨大代价，有时还要出现局部的、暂时的倒退，呈现出波浪式前进和螺旋式上升的态势；历史和现实是密切联系的，由历史形成的民族传统是使一个民族具有独特性和凝聚力的重要力量。对治史者而言，科学地认识历史及其发展轨迹和规律性，自然会从历史的启示中倾注对国家、民族的关心。换句话说，治史者对历史的认识，在尊重客观历史的前提下，将从现实生活中决定自己的价值取向，从而最大限度地、准确地发挥史学的社会功能。

王思治不仅是治学精深的学者，而且是诲人不倦的严师，多年来，他一直坚持在教学第一线，先后培养了十余名博士研究生。他对学问的认真，对学生的严格要求是每一个了解他的人都能体会到的，这使他有时甚至显得迂阔，他只是按自己对于做学问的真诚理解去说话、去办事，绝无任何遮掩和造作，真正属于一个本色的学者。1997年夏天，他不慎扭伤了腰部，当时恰好要为一青年学者的论文进行评阅，他就半躺着仔细地阅读，家人和学生都劝他注意休息。但他认为马虎不得，终于逐字看完，并提出了6000多字的详细修改意见。事后，他又多次问自己的学生，自己的批评是否过于严厉，那位同志能否受得了，对后学者严格而又关爱的态度溢于言表。对自己带的研究生，他更是不讲虚礼，严格要求。一般来说，在答辩会和主题报告会这样重大的场合，导师都不会对自己的学生提出难题，而他在这样的场合所提的问题往往比其他老师还要尖锐和深刻，常常令学生下不了台。他常对学生讲："丢脸要丢在家里，我现在不给你们指出，你们出去以后会真的被人笑话。"

积半个世纪治学的经验，王思治强调，研究历史，第一要学会"潜心"，第二要做到"陈言务去"。 与上述要求相对应，治史者应注意克服研究工作中的大忌，其一是空腹高心，缺乏脚踏实地埋头苦干精神，有似"襄阳走马客，意气自生春，朝嫌剑花净，暮嫌剑光冷。"其二是频繁换题。其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或稍受挫折，便畏难而退，或一个题目开始不久，因受外力影响而心猿意马，另觅他题，或是被资料牵着鼻子走，读到有兴味的材料，本已与自己研究的课题关系不大，却恣意驰骋，离题远去，这就很难在学术上取得优秀成果。

写到这里，笔者忽然想起一位哲人的话："把兴趣转化为职业的人是最幸运的。"果如是，王思治这一辈子当是充实、愉快和令人羡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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