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成下一个时代叫令和。

2019年4月1号，“令和”被选为日本新年号，是日本第126代天皇的年号。它出自《万叶集·梅花歌卅二首并序》中的“于时初春令月，气淑风和”。“令和”是日本历史上的第248个年号，也是首次使用日本古代典籍作为引用来源。

2019年4月3日，日本外务省就新年号“令和”向外国媒体公布了官方英文翻译：“Beautiful Harmony”，为“美丽和谐”之意。2019年5月1日零时（日本东京时间），日本正式启用“令和”为年号。

“令和”创下4个首次

第一，日本宪政史上首次因天皇“生前退位”而进行的改元。战前，日本年号是以天皇为中心决定的，1979年出台的《元号法》规定由内阁负责决定。遵照这项法律，此次是继1989年1月的“平成”之后，第2次由日本内阁决定。不过，与因昭和天皇驾崩而变更年号不同，因天皇“生前退位”而变更年号在日本宪政史上还是首次。

第二，首次在新天皇即位前，由现任天皇签署政令公布新年号。2019年4月1日上午，日本内阁决定新年号“令和”，现任天皇签署政令后对外公布。在新天皇即位前公布新年号的做法史无前例，此前还曾遭到坚持“一世一元”的保守派的猛烈批评。不过，为了避免变更年号带来的不便，日本政府还是决定提前1个月公布，让各界有所准备。

第三，首次出自日本古籍《万叶集》。自645年日本启用首个年号“大化”以来，过去247个年号中辨明出处的均出自中国古籍，多数是《四书五经》等唐代之前的古典文献。比如“昭和”出自《尚书》的“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平成”出自《史记》的“内平外成”和《尚书》的“地平天成”。因为此前负责选择年号的专家多由通晓中国古典文化的学者担任。

第四，首次通过网络现场直播。1989年改元“平成”时，时任日本首相竹下登的讲话由时任官房长官小渊惠三代读，并通过电视转播。然而，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这次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不仅亲自发表讲话，阐明新年号含义，还首次通过首相官邸官方账号在推特等社交媒体上现场直播，此举被认为是符合新时代的宣传手法。

顾颉刚 著《中国上古史研究讲义》

本书是顾颉刚先生三十年代在燕京大学开设“中国上古史”一课时的讲稿。作者旁征博引，对先秦、两汉典籍中的三皇五帝等古史传说作了详细的考辨，把它们分为七个大类。他严密地考证了古史传说的演变过程、发生背景，推翻了它们的史实地位而恢复其传说地位，澄清古史系统中的非历史成分，并在此基础上创立了自己独到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创建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堪为信史的古史系统。本书深入浅出，文字生动活泼，趣味隽永，引人入胜。无论是对上古史研究，还是古文学研究，本书都具有很高的学术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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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景备览（上下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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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岳全书（40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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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4月1日，邻国日本将公布新的年号，这个在历史文化上与我国息息相关的国家，过去从“大化”到“平成”，有出处可考的247个年号，全部引用自我国的古典著作，体现了古代中国在东亚地区深厚的文化影响力。那么就让民族文化为你介绍，2019日本新的年号是什么，平成之后的年号是什么。

2019日本新的年号是什么出自我国经典吗

2019年4月1日，日本政府公布新年号为“令和”，将从2019年5月1日起正式使用。现在的“平成”年号（1989年1月8日启用）将于4月30日停止使用。

新年号“令和”是首次出自日本古籍《万叶集》的年号，字面意思有“美好而和平”的意思，出自《万叶集》卷五《梅花歌序》：“于时初春令月，气淑风和，梅披镜前之粉，兰薰佩后之香。”

自645年日本启用首个年号“大化”以来，过去247个年号中辨明出处的均出自中国古籍，多数是《四书五经》等唐代之前的古典文献。比如“昭和”出自《尚书》的“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平成”出自《史记》的“内平外成”和《书经》的“地平天成”。因为此前负责选择年号的专家多由通晓中国古典文化的学者担任。

日本过去247个年号出自中国古籍

日本年号选定过程中非常重视汉字的出典。在日本从“大化”到“平成”的247个年号中，能够确认到出处的年号全部引用自中国的古典著作，共出自77部中国古代文献，这些文献半数以上是唐代之前的作品。

其中，有36个年号出自《尚书》，27个出自《易经》，25个出自《文选》，24个出自《后汉书》，21个出自《汉书》，出自《晋书》和《旧唐书》的年号各有16个之多。

比如，日本历史上非常著名的明治天皇的年号“明治”，就出自《易经·说卦传》中的“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盖取诸此也”。

而日本现用的“平成”年号，典出《史记》和《尚书》，一为《史记·五帝本纪》中的“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内平外成。”二为《尚书·虞书·大禹谟》之中的“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万世永赖，时乃功”，是取其“内外、天地能够和平”的意思。

截至目前的“平成”，日本从7世纪“大化”年号以来总计使用过247个年号，而这些年号中使用的汉字只有72个。

在这72个汉字中，使用频率最多的是“永”字，共使用过29次；其次是“天”和“元”，各使用过27次；接下来是“治”，21次；第五位是“应”，20次。而由这前5位汉字组成的年号共计115个，占全部年号的约466%。排名第6-10位的汉字是“正、文、和、长、安”。

包括排名前十汉字的年号共有176个，占全部的713%。而仅由前十名汉字组成的年号就有41个，其中包括“天应”、“文永”和“元治”等。

隋唐时期日本派遣唐使向中国学习文化，遣唐使回国后，日本经过大化改新便从奴隶制国家转变为封建制国家，并改国名为日本。日本的茶道、花道、日本文字包括和服都是从中国传来的，就连京都的城市规划建筑也是仿制长安城的。

从公元七世纪初至九世纪末约两个半世纪里，日本为了学习中国文化，先后向唐朝派出十几次遣唐使团。其次数之多、规模之大、时间之久、内容之丰富，可谓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空前盛举。遣唐使对推动日本社会的发展和促进中日友好交流做出了巨大贡献，结出了丰硕的果实，成为中日文化交流的第一次高潮。

启示：要虚心学习和引进吸收世界的优秀文化成果来促进本国文化的创新和发展

第一，我们必须有稳定的政治局面，坚持对外开放的政策。

第二，提高自身素质，努力发展经济文化。

[注]此为本人在江西师大读书时的作业，粗制滥造，拿出来晒一下，也不怕大家笑话，权当留下一段学生时代的追忆。

中国古代文化对日本的影响

内 容 摘 要

中国与日本为近邻之邦，交往已久，但中国自古就为世界文明古国之一，有自己自成系统的先进文化，因而对周边国家产生巨大辐射力。相比之下，日本古代文化并不发达，为求得与先进文化的一致性，便采取拿来主义，尤其表现为不遗余力吸收中国古代先进文化，特别是对隋唐文化，几乎是无所不学，无所不包。结果促进日本古代社会的飞速发展，跻进亚洲大国之林。另一方面，日本虽文化输出功能相对较弱，但却善于吸收外来文化，日本吸收中国古代文化也不是全盘照搬，而是吸收、消化和创新相结合，最终形成具有本民族特色的大和文化。

关键词： 中国 日本 文化 儒学 律令制 禅文化

中日交流历史上由来已久，但中国自古代就是亚洲大国，有着悠久又自成系统的民族文化，对周边各族一直产生巨大的辐射力。日本地处中国近邻，隔海想望，且自身文化与中国文化有较大的差距，深受中国古代文化的强烈影响。先进文化与落后文化在交流中显现出差距，彼此之间便产生了不协调。当人们发现这一不协调后，便产生一系列心理反映。为求得与先进文化的一致性，便产生向先进文化的倾斜，“拿来”则是易容易引进先进文化的方法之一，不遗余力地输入先进文化也就成为必然。

中日交流中，中国古代文化尤其是隋唐文化对日本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它直接影响了日本古代社会的发展，有些方面至今在日本仍有不容忽视的影响。诚然，日本人善于学习和吸收外来先进文化，并非一味地“拿来”，而是有其独特的特点。本文拟从大和民族如何摄取中国古代文化及其吸收特点方面来考察中国古代文化对日本所产生的影响。

日本吸收中国古代文化的历史考察

一、中国物质文明影响日本的阶段

日本形成统一的国家始于公元3世纪至4上半叶。但日本早在绳纹时代就受中国古文化的影响。如日本北九州绳纹文化晚期遗址中曾发现一个表面经过仔细磨光的陶器。日本学者贺川光认为，这是受了中国龙山文化的影响而产生的。张中一认为是受了楚文化的影响[1]。日本山形县饱海郡三崎山出土过一把铜刀，从地层上看，属绳纹文化晚期，其中与中国殷商时期青铜刀形式大致相似[2]。而出土于日本绳纹文化前期精致的漆梳[3]，晚期竹木胎的漆容器和漆弓等[4]，其制作方法和施漆风格均与中国先秦时代漆器相同。

在日本绳纹文化晚期至弥生文化早期，中国大陆有大批移民至日本列岛，带去中国的先进文化。徐福东渡的传说正发生这一时期，其事迹亦可见于两国史籍。《秦始皇本纪》：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始皇“南登琅邪……作琅邪台，立石刻，颂秦德……既已，齐人徐市（福）等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仙人居之，请得斋戒，与童男女求之。于是市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日本《罗山文集》记为：“徐福之来日本，在焚书坑儒之前六七年矣。”徐福入日本后，大规模推广水稻及养蚕桑织技术。此外，还有建倭国的传说，故徐福被日本居民奉为“农耕之神”、“纺织之神”，甚至被日本尊为祖宗，奉为神灵[5]。虽无法考证“倭国”是否为徐福所建。但从《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日本刀歌》等古籍记载来看，徐福确有其人其事，而且是古代东渡日本的移民代表。公元前二、三百年前后北九州之所以出现先进的水稻耕作文化，并进一步向东发展，把水稻耕作推广到全日本，最后促成了日本原始国家的产生。其最大的原因是一大批外来移民，特别是包括徐福一行在内的中国移民的影响。

入汉以后，日本成为中国的臣属之国，文化交流更加频繁。1784年在日本九州福冈志贺县海滨出土的一方金印”汉委奴国王”，即为东汉光武帝颁赐“汉委奴国王”印的原物[6]。表明日本此时已接触到汉字。公元403年，日本最早使用汉字，时值履中天皇四年八月，始设官记言诗以达四观之事。汉字的传入促进日本的文化和思想的发展。

儒学是通过文字而传入日本的，所以日本一开始就接受儒学了。据日本的史料记载，儒教传入日本为公元405年，王仁自朝鲜半岛南部北济到达日本，为应神天皇儿子老师。王仁授之《论语》，这是儒学东传的开始。尔后，儒家思想通过典籍传至日本，规模有限，但对日本影响颇深。一方面，使大和的政治思想发达起来，这在历代的诏敕上表现显著。仁德天皇在诏书中说：“君以民为本。”[7]这是引用荀子的话。表明日本君王已懂重民思想，这是受中国儒学的影响。圣德太子定冠位即以德、仁、礼、信、义、智等道德项目为名称，显然是受儒学伦理思想的影响。这此提倡道德的结果，使日本自上而下养成一种孝顺谦让的美德。另外在风俗上，自儒学传入后，日本上古的娶姑姨，异母兄弟姨妹之间通婚及继母之间通婚等风俗渐减，使日本移风易俗。[8]

东汉时，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尔后又从中国传入日本。据史载，公元522年，南朝梁人司马达到日本后，在大和国高市郡坂田原建造草庵置像礼拜。这是关于佛教传入日本的最早的文献记录。其后，佛教又继续传入日本。佛教教导慈悲，可使当时日本激烈倾扎的阀族之间的斗争平息，但主要的是佛教主张只要忏悔罪过，积功积德，到一定程度便可渡脱成佛，取得永生。这对于今世受苦的广大奴隶和农民来讲，有了来世的憧憬，能给以莫大的希望和安慰。故在日本大受欢迎，全国上下信佛。圣德太子和苏我氏当政时，大兴佛教，在各处大建寺院。苏我氏建飞鸟寺，圣德太子建法隆寺和四天王寺。在建筑样式、佛像雕塑、绘画、手工艺术品等方面，深受中国南北朝文化的影响。

二、制度文化为主的隋唐文化的大摄取

公元603年，圣德太子改革开始，此为日本史上一重大事件，从其改革的内容上可看出其深受中国古代文化影响之深。改革主要由两方面组成：冠位十二阶的制定和十七条宪法。冠位十二阶，其外形起源于中国北朝后周，[9]冠以中国儒学的五常即仁义礼智信加“德”命名。至于十七条宪法，无论从内容上，还是从思想原则上，其源流上也只能在中国求得，即以儒、佛、法等思想为其理论基础，儒为主，佛法为辅，熔东方思想于一炉，这是圣德太子效法中国文化的结果。

7世纪中期后，即日本的奈良平安前期，日本以大化革新为起点进入了律令制国家的形成期。在对中国文化的引进上发生重大变化，出现了第一个全面接受汉文化的高潮，并且吸收形式由间接变为直接，最典型的是举世闻名的遣唐使的派遣，先后共达13次之多。他们如饥似渴地学习唐文化，学习中国的法令、制度、文学、生活、建筑等，几乎无所不学。限于篇幅，这里仅从政治制度、文学艺术和宗教等主要方面考察其深刻影响。首先在政治制度方面，大化革新后建立起来的律令制中央集权国家，国体是完全仿照唐朝的。两官八省制是仿照诏的三省六部制。《大唐律令》和《养老令》是以唐委为样板，班田的土地制度则是参照唐的均田制。与唐一样，日本亦实行租庸调法，两者内容几乎完全相同，只不过数额上有所不同而已。其次在文学方面，日本大量输入唐代书籍。从编辑于9世纪末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录》以及其他文献材料可以看出，那时日本把唐代的主要书籍几乎都收藏了，甚至有的书籍在我国业已失传，但在日本却保存下来。[10]不仅如此，他们还千方百计地积极学习写作汉文、汉诗，努力钻研汉文、汉诗的写作技巧。从白居易的诗歌在日本深受欢迎可见一斑。《怀风藻》被认为是日本现在最早的汉诗集，序文是六体名作。书中收入120首诗歌，其中以五言诗最多，也有七言诗，作者上自天皇、皇子，下至大臣、僧侣，风格与初唐诗相近。[11]唐诗不仅影响古代日本，现代日本亦把唐诗看成自己的古典，仅岩波书店一家就出版了唐诗二古十万册，[12]可见影响之大。再次在宗教方面，唐朝三论宗、法相宗、华严宗、律宗等佛教宗派盛行，入唐僧侣学习这些宗派并将之照样移植到日本，并且出现了许多著名高僧，空海和最澄等为其杰出代表。这里中日人民都不会忘记的是，唐朝的高僧鉴真和尚历经险阻，出生入死，东渡日本，为传播中国佛教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此外，当时日本在天文、历法、医学、教育、修史、艺术、雕刻，生活风俗等方面亦深受唐文化影响。这里不一一叙述。

三、深层精神文化的大力辐射

10世纪后，日本进入镰仓时代，是从古代国家向中世纪过渡的时期。在政治、思想、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发生巨大变化。同时中国由唐进入宋元时代，文化的主人、内容和形式焕然一新。尤其是佛教方面，迎来一大转折时期。这一切刺激了日本禅僧尤其是五山僧人渡海参叩的念头，如无准师范、虎关师炼、义堂周信等名僧，他们千方百计将中国文化移植到日本，掀起了继唐之后第二次学习中国的热潮，丰富了日本文化的内容，加速了日本文化发展。以典型的文学、佛教和儒学为例：五山文学在当时日本的地位很高且具有代表性，但随中国王朝的更迭而分别受其影响。日本五山汉文学一度出现“景定咸淳的浮华”，正反映出中国宋代文化颓废风气，而南北朝室町时期的入元僧大兴偈颂运动则显然是正确的传达了中国元代的偈颂运动。安土、桃山时代，禅林文学的俗化则又是受中国明朝士大夫文学俗化的影响。[13]就宗教来说，当时日本崇兴的佛教是净士宗和禅宗。这即与中国当时的佛教信仰有关。净土教和禅宗是由日本来华僧和中国渡日僧传播而来。中国净土教的依据“三经一论”即《般舟三昧经》、《阿弥陀经》、《观无量寿经》和《往生论》，也是日本净土教的依据。净土教在日本人民中广泛传播，所以今天在日本人生活中仍然到处可以看到净土教艺术的优雅简素的风俗。除净土宗外，后来在日本更为流行的是禅宗，禅宗原为中国所创，后传至日本。尊重现实，应顺自然，重视感性，排斥非现实的、理想的、烦琐的、豪华的东西，一切归于简素淡泊，静闲幽寂，自由自在，这是禅宗的美学思想，而且禅宗修行形式简单，主张顿悟成佛，坐禅求悟，决非偶然。日本武士们不计生死与禅宗教义“生死一如”是相通的，而且日本武士们在现实中纵情声色是直接受禅宗不主张苦行，又不念佛读经，只要直指本心，做到心地“无非”、“无乱”、“无痴”，便是“戒”、“定”、“慧”，外在行亦皆属次要的思想影响。[14]朱子学早在镰仓时期就进入了日本。1200年，一名日本武士大江宗光已读了朱熹的《中国章句》的抄本。[15]1241年，出现朱熹的《论语集注》复刻本，日僧圆尔曾于1257年向镰仓幕府执政北条时赖讲解南宋居士硅堂著作《大明录》。《大明录》讲儒、佛、道三教一致，关于儒则尊奉宋学，[16]后来日本出现了“萨南学派”和“海南学派”就是在儒学普及于地方的过程中形成的。在镰仓室町时代的思想界，宋学势力仍居于佛教之下，未能脱离佛教而独立，但经长期流播，其影响已逐渐扩大，从而为江户时代儒学的独立与全盛打下了基础。

日本进入江户时代后，中国文化继续深刻影响日本社会，这一时期的特点是日本普遍吸收中国的儒学，先是以朱子学为代表的宋学，后为阳明学，也有庄子学，但影响不大，日本武士将儒学和禅宗进行融合吸收，使武士道精神最终完全形成，从而形成具有大和民族精神特色的文化。如武士道强调武士的“忠”“孝”“义”即来源于中国儒学教义。17世纪中期以后，儒学（尤其是朱子学）在武士中间逐渐转播开来，儒学在全国上下成为显学，据日本学者统计，自1630年到1871年，在各藩担任教授的1912人中，属于朱子党派的有1388人。[17]由此可见，朱子学是江户时代居于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江户时代后期，阳明学在日本居重要地位。代表人物有佐藤一斋，门下出现许多活跃于幕末政治舞台的思想家，如佐久间象山、吉田松阴、西乡隆盛等。江户后期，“君道”、“臣道”代替只立足于个人锻炼的禅宗武士道，终于成为日本社会的唯一精神支柱，亦是深受儒学思想的渗透。

不仅在江户时代，德川幕府倒台后，在向西方学习口号下，儒学曾一度衰落，但明治维新成功后，朝野一致兴儒学，修孔庙，儒学又为日本社会一大精神支柱了。中国儒学对日本的影响之深，由日本对孔子的尊敬就可见一斑。

日本吸纳中国古代文化的特点

日本吸纳中国古代文化，并非一味地“拿来”，生吞活剥，而是有其鲜明的特点。

一、既吸收又消化创新的自觉性

古代日本始终清醒地正视自身文化的贫乏，渴望吸收先进的中国文化来丰富自己。奈良时，日本对中国隋唐文化以整个国家规模进行全方位的吸收，但日本吸收中国文化时，具有很强的消化创新能力。如在律令上，唐制重律为“十恶”，而日本则减少为“八虐”，唐代设六部，日本则设八省。在语言方面，日本巧妙地运用汉字意义，制造出好像固有名词那样的语条，来宛转表达用意，使汉字成为自己语言的记录符号，并使汉字词语成为自己的语言有机组成部分。又如在文学方面，逐渐将自己传统的文学加进去，如《源氏物语》就是反映日本人生活的一部杰出作品。另外在佛教思想上，日本的佛教以镇护国家为宗旨，如禅宗带有极浓厚的忠君爱国思想，又主张神佛同体，形式简化，这些为以后的武士道的产生奠定了思想基础。又如在儒学中，中国的儒学以孝为五伦之首，强调忠孝难两全，而日本的儒学中却主张以“忠”为五伦之首，力主忠孝两全。[18]后来“君道”“臣道”代替武士道成为武士的唯一精神支柱，而忠孝仁爱不一定要按宗疏和等级分别对待。因此在日本出现超家庭的集团，这与中国不同。中国的儒学思想虽也重视对统治者的效忠，但对家庭的效忠往往超过对统治者的效忠。同时中国人学儒学尤其是朱子学的目的主要为修心养性，而日本则上升到治国平天下之高度。此外，日本的儒学和佛教甚至和传统的神道结合起来，即儒佛调和，神儒调和，这是儒学日本化的另一特征。在服装上，唐服的引进，经改造后，成为日本的“和服”。

二、混杂性和兼容性

日本的文字，可以说是外来文化的综合。日本人借用汉字的整体写法，发明了平假名，又借用汉字的部首（偏旁或部首）发明了片假名。今日日语中，除汉语外，包含着数十种语言的大量外来语。在信仰上，日本人既敬日本的神，又敬中国和印度的神。在节日上，日本既过日本的节，又过中国的节。在住宅上，“日本间”、“中国间”和“洋间”并行不悖。这些均反映了日本外来文化的混杂性和兼容性。

三、民族性和实用性

日本吸收中国文化时，强调把日本固有精神和中国学问融合起来，即所谓的“和魂汉才”思想。同时，对中国文化的吸收采取的是以实际主义为标准来进行选择的。虽然宗良时代的日本几乎“全盘唐化”，但仍应看到，日本并没有把唐朝一切制度都输入进来，而是有效取舍。如科举制和宦官制，[19]日本从未实行。又如效法宋明时的社会礼信，却不学妇女缠足习俗，主要是因为这些不符合日本的政治社会需要和文化条件。再如从中国引进的唐乐，后逐渐按日本风格改变了形式，并缩小规模，被称为雅乐。还有以中国的茶创建日本的茶道，日本武士吸收中国的儒学和禅宗创建武士道。对待中国的先进文化，日本不仅学习儒家经典和政治制度，也注意对中国的法律、天文、医学、算术、修史编纂、建筑等实用技艺的学习，反映出日本吸收中国文化的民族性和实用性的特点。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中国古代文化对日本古代社会产生过巨大影响，在一些方面一直影响日本古代社会的发展，如儒学和佛学，甚至在今日的日本仍可看到中国古代文化的痕迹。如在日本谚语中，经常用《论语》和佛学用语来打比方，比如“读《论语》而不解《论语》”（意同中国的“死读书”）、“对狗讲《论语》”（意同中国的“对牛弹琴”）、“对释迦讲经”（意同中国的“孔子门前卖文章”）、“三人凑起来抵得文殊菩萨的智慧”（意同中国的“三个臭皮匠，抵得上一个诸葛亮”）。反映出《论语》和佛学在日本的深远影响。[20]另一方面，日本虽是一个文化功能输出较弱的国家，但却善于吸纳外来的先进文化并加以消化创新，最终形成有自己特色的大和民族文化。当前，除极少数狭隘的民族主义者和军国主义者以外，一般日本人都承认日本大量吸收了中国古代文化这个事实。如日本现在推销面条的广告里说，“面条是具有四千年悠久历史的中国人教给我们的”。[21]正视

三皇五帝，是 中国 在 夏朝 以前出现在传说中的“帝王”。现在看来，他们都是部落首领，由于实力强大而成为部落联盟的领导者。基本上，无论是按照神话传说，还是史书的记载，都认为三皇所处的年代早于五帝的年代。但是不同史家对“三皇五帝”都有不同的定义。三皇有五说，五帝也有五说。

燧人 、 伏羲 、 神农

伏羲 、 女娲 、 神农

伏羲 、 祝融 、 神农

伏羲 、 神农 、 共工

伏羲 、 神农 、 黄帝

黄帝 、 颛顼 、 帝喾 、 尧 、 舜

宓戏（ 伏羲 ）、 神农 、黄帝、尧、舜

太昊 、 炎帝 、黄帝、 少昊 、颛顼

少昊、颛顼、帝喾、尧、舜

黄帝、少昊、颛顼、喾、尧

最后一种说法由于《 尚书 》的影响力而得到推广，伏羲、神农、黄帝成为中国最古的三位帝王。

此外， 汉朝 的纬书中称三皇为天皇、地皇、人皇，是三位天神。后来在 道教 中又将三皇分初、中、后三组：初三皇具人形；中三皇则人面蛇身或龙身；后三皇中的后天皇人首蛇身，即伏羲，后地皇人首蛇身，即女娲，后人皇牛首人身，即神农。

关于三皇五帝大部分的意见是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称为"三皇",黄帝颛顼帝喾尧帝舜帝称为"五帝",这些说法起源于春秋战国

盘古氏

就是我们都熟知的盘古开天辟地故事的主人公，传说天地是由盘古用斧开的，这一故事到了北魏，经郦道元传入北方。从此，盘古由流传于南方少数民族的神话，而发展成为传说中的中华民族共同的老祖宗。

有巢氏

有巢氏的传说在先秦古籍已有记载。他是传说中发明巢居的人。这一传说反映了我国原始时代由穴居而进入巢居的情况。

祝融

传说中的古帝，以火施化，号赤帝，后人尊为 火神 。

女娲氏

女娲的名字最早出自屈原的《天问》：“女娲有体，孰制匠之？”意思是：女娲的身体，是谁造出来的。传说女娲炼七彩石补天，并造就了人类。，这是母系社会神话的反映。

女娲娘娘，凤姓，生于成纪，一说她的名字为 风里希 （可能是凤里牺）。传说中人类始祖，人类为她和其兄 伏羲 的后代。又传说她以黄土造人，炼五色石补天，折鳖足撑四极，平洪水杀猛兽，人类始得以安居。

传说她是人首蛇身，在 中国神话 中，她用泥土创造了人类，后来 水神 共工 和 火神 祝融 打仗，共工被祝融打败了，他气得用头去撞西方的世界支柱 不周山 ，导致天塌陷，天河之水注入人间。女娲不忍人类受灾，于是炼出 五色石 补好天空。

除此之外，女娲还创造了 瑟 这样乐器。另外，女娲在死后，她的肠化作了十个神人，到了西方的大荒广粟之野守护去了。

一说女娲后来升天，由 白螭 和 腾蛇 保护著去了天宫。神话中说伏羲和女娲是兄妹，同时也是夫妻。在中国的 图腾 上更有女娲和 伏羲 交合的图像。

在中国南部的 苗族 等 民族 尊其为大神，并建有 庙宇 供奉。

燧人氏

燧人氏是 中国 上古神话中火的发明者，有说法他为 三皇 之一。

《 韩非子 ·五蠹》有记载：“民食果蓏蚌蛤，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曰燧人氏。”

伏羲氏

伏羲氏又称包牺氏，他对人民的贡献是很大的。“包牺氏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他还发明“结绳为网以渔”，造福于民。

神农氏

神农氏是传说中的炎帝。炎帝是中国的太阳神，又说他是农业之神，教民耕种，他还是医药之神，相传就是神农尝百草，创医学。传说神农死于试尝的毒草药。 神农尝百草，教人医疗，传说中的 农业 和医药的发明者。一说神农氏即 炎帝 ，与 黄帝 为兄弟。

传说神农氏的样貌很奇特，身材瘦削，身体除四肢和脑袋外，都是透明的，因此内脏清晰可见。神农氏尝尽百草，只要药草是有毒的，服下后他的内脏就会呈现黑色，因此甚么药草对于人体哪一个部位有影响就可以轻易地知道了。

后来，由于神农氏服得太多种毒药，积毒太深，终于身亡。

共工氏

中国上古传说 中人物。据说共工氏姓 姜 ，是 炎帝 的后代。共工氏是神农氏以后，又一个为发展农业生产做出过重要贡献的人。他发明了筑堤蓄水的办法。关于他的传说，几乎全与水有关，最有名的故事是：共工怒触不周山。一说共工部落活动区域在今河南 辉县 。

黄帝

黄帝被认为是 中华民族 的始祖。根据记载，号 轩辕氏 、 有熊氏 ， 姬姓 ，一说姓 公孙 ，姬姓部落首领，传说中上古时代华夏民族的 共主 ， 五帝 的第一个。黄帝也被 道教 尊为 道家 之祖，在道教中有特殊的地位。

《 史记 ·五帝本记》记载：“黄帝者， 少典 之子，姓公孙，名轩辕，黄帝居于轩辕之丘”。中国古都学会（中国七大古都确认机构）认为轩辕之丘在今日 河南 省 郑州 市轩辕丘，古为有熊国都城，其父少典为有熊国国君。另有传说黄帝出生于中国西北黄土高原 的 沮源关 降龙峡 ，农历二月初二（参见 二月二 ）。在传说中黄帝的母亲是黄土高原上的一名少女，一天傍晚（也有说是夜晚）突然看见 北极光 ，然后就怀孕、生下了黄帝。

根据中国史书的记载，他在 炎帝 之后，统一了中国各部落。建都在 涿鹿 。他推算 历法 ；教导 百姓 播种 五谷 ；发明 指南车 ，造舟车弓矢；兴 文字 ；作 干支 ，制 乐器 ，创 医学 。

今日在 陕西省 的 桥山 有 黄帝陵 ，相传黄帝年老时铸鼎乘龙升天，臣子放箭阻拦，龙被射伤，飞过桥国时降下休息，黄帝被桥国人拉下一只靴子，埋葬于此。

黄帝与 炎帝 都被看作是华夏民族的始祖，故中国人有时自称“炎黄子孙”。

传说中黄帝的正妃是 嫘祖 ，次妃为方雷氏，彤鱼氏和嫫母。

据《 史记 》记载：“黄帝二十五子，得其姓者十四人。” 颛顼 、 帝喾 、 唐尧 、 虞舜 ，以及 夏朝 、 商朝 、 周朝 的君主都是黄帝的子孙。

后世对黄帝的神化是逐渐进行的。《 庄子 》中提到黄帝得道成仙；《 列仙传 》中的黄帝还能够驱使群仙。

历史上尧，舜，夏，商，周，都是黄帝的后裔，故称“轩辕后裔”，“炎黄子孙”。

颛顼

颛顼（拼音：zhuānxū，注音：ㄓㄨㄢ ㄒㄩ），相传是黄帝子昌意的后裔，居帝邱（今河南省濮阳东南），号高阳氏。颛顼曾命重任南正之官，掌管祭祀天神；命黎任火正（一作北正）之官，掌管民事。颛顼又进行了一次重要的宗教改革。被黄帝征服的九黎族，到颛顼时，仍信奉巫教，杂拜鬼神。颛顼禁绝巫教，强令他们顺从黄帝族的教化，促进了族与族之间的融合。传说楚王为其后裔，屈原在《离骚》中自称为帝颛顼之后，屈原与楚王为同族。

帝喾

帝喾，中国上古历史的五帝之一，姬姓，名俊，号高辛氏，黄帝长子玄嚣之孙，颛顼是其伯父。

帝喾十五而佐颛顼，封于有辛（今河南商丘），实住帝丘（今濮阳），三十得颛顼帝位，都于亳(今河南偃师县西南)，在位七十年，享寿百岁。葬于濮阳顿丘城南台阴野之秋山。许多古文献认为帝俊就是帝喾。《山海经·大荒南经》记载帝俊有中容、晏龙、黑齿、季厘等子族，“生十日”，“生月十有二”。

传说帝喾元妃姜原生弃，即后稷，为周之始祖；次妃简狄生契，为商之始祖；次妃庆都生放勋；次妃常仪生挚。帝挚承喾的帝位，九年后禅让给放勋，也就是帝尧。

孔子认为帝喾“博施厚利，不于其身。聪以知远，明以察微。仁以威，惠而信，以顺天地之义。知民所急，修身而天下服，取地之财而节用。抚教万民而诲利之，历日月之生朔而迎送之，明鬼神之义而敬事之。其色也和，其德也重，其动也时，其服也哀”。曹植作《帝喾赞》颂曰：“祖自轩辕，玄嚣之裔，生言其名。木德治世。抚宁天地，神圣灵宾，教讫四海，明并日明。”

帝尧

尧，名放勋，又称陶唐氏，中国上古传说中的五帝之一。《史记·五帝本纪》记载：帝喾有两个儿子—挚和放勋；帝喾死后传位于挚，就是帝挚；帝挚不善，而让位于放勋，也就是尧。尧在位时，他的仁德使百姓爱戴，万国敬服。尧的都城在山西南部。 《尚书·尧典》记载：尧命羲氏、和氏观察天象，授时于百姓；委派禹的父亲鲧治水，可惜不成功；尧认为自己的儿子丹朱暴虐凶恶，没有传位给丹朱；后来因为舜的德行而传位与他。

舜

舜是中国古代传说中三皇五帝之一。舜是否有其人史学家们争论不清。一般认为舜的时代中华文明开始进入农耕的时代，并是道德观的开始。传说舜受尧传位，自己则传位于禹。 作家柏杨的观点认为：舜得王位并非由尧禅让，而是篡权，“除四凶，举十六相”培养自己的羽翼，架空尧的权力。而后由禹重蹈覆辙，所谓"舜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实际情况可能是被禹流放死于途中，因为中国的上古时代江南地区仍属蛮荒之地，舜已是高龄的老人，到蛮荒之地"巡狩"不符合逻辑。 以下引用周时的一些关于舜的记载：

孟子：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

墨子：古者舜耕历山，陶河滨，渔雷泽。尧得之服泽之阳，授之政，天下平。

管子：舜非严刑罚，重禁令，而民归之矣。

司马迁史记中说：天下明德，皆自虞舜始。又说：舜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

炎帝

炎帝，神农氏（有说为神农后人），姜 姓 ，因以火德王，故称炎帝，是中国传说时代（或称上古时代），约西元前三、四千年，今陕西、湖北一带姜氏族部落的共主，出生於烈山（今湖北省厉山镇），所以炎帝之后又称烈山氏。

少昊

少昊，亦作少嗥。五帝之一，黄帝之子。

少昊陵，山东省曲阜市城东。

讲起中国的古籍，很多人就会想到周易、史记、三国志等，而提到上古古籍，许多人又会脱口而出说出“河图洛书”。是的，这些书籍都是中国文化的瑰宝，而且拥有一定的历史。不过值得一说的是，河图洛书并非古籍，而是上古时代的两幅画作。相传能参悟这两幅图案的人就可以成为对圣人，而千百年来，也只有伏羲和周代的文王能够参悟。当然这二人也成为世人心中的圣人。至于像《易经》及战国诸子百家的典籍，也大多是源于河图洛书。

其实，在中国上古时期还有一本不亚于河图洛书的古籍，即《奇门遁甲》。“奇”即乙、丙、丁，“门”为开、休、生、伤、杜、景、死、惊。这部包罗万象的古籍曾被誉为是中国最古老的“天书”。那这本书到底有多老呢？这么说吧，战国距今2400多年，夏朝距今4080多年，而这种上古天书则距今4600多年，属于是三皇五帝时的“古书”。只是书中所讲的内容，世人根本无法解读，有点不知所云的感觉。

那么《奇门遁甲》这书到底是哪儿来的呢？其实跟河图洛书一样，也是源于自然。相传河图洛书是在伏羲氏时，有龙马从黄河出现，背负“河图”，有神龟从洛水出现，背负“洛书”。而关于奇门遁甲也同样有一个传说，那是炎黄时期，除了炎帝跟黄帝所在部落外，还有个强大的部落，即蚩尤。

当时蚩尤的部族在中原一带生存，不过蚩尤是个好战之人，打败了炎帝之后，炎帝合同黄帝对抗蚩尤，不料蚩尤太难对付，于是请天神相助，而后九天玄女下凡，传授奇门遁甲，这才将蚩尤打败。

从这个传说中可以看出，《奇门遁甲》是真天的“天书”，若是有人可以参透其内容，则可以得到兵法、占卜、政治及天文地理方面的知识，那可就堪比“神人”了。根据先秦古籍记载的奇门遁甲，一开始并非现代的18局，而是共有4096局，也就是说当时的轩辕黄帝已经参悟了这本天书，而后来的周文王、姜子牙等人虽然也参司了，不过那会的天书已经不完整了。

如今，这部神秘又神奇的古籍被认为是“妖书”，是封建迷信的书籍。因此，《奇门遁甲》正面临着失传的危险。

日本岛最近也是在三万年前就已经有人类生活的遗迹了（有人类不代表有文明）。日本学者把旧石器文化(包括中石器)叫做“先绳纹文化”或“无土器文化”。日本旧石器文化分为前期和后期，大约3万年以前的为前期，占多数；3万年至1万年前的为后期，数较少。前期旧石器以打制的原始石核石器、手斧和砍砸器为代表。后期旧石器以打制的石片石器为主，其变迁次序为刀形器在前，尖状器在后。此外还有刮削器和雕刻器等石片石器。日本的远古人类，会打击制造简单的生产工具，从事狩猎和采集。当时人们居住在洞穴里。至中石器时代后期，住在竖穴式屋中。火可能已被人们利用。在静冈县休场遗址和上野遗址中，发现了列石成圆形的遗址。有人推定为炉址。那么，这些人是从哪儿来的呢？一些日本学者认为是远古时代从中国、朝鲜半岛等一些地区过去的，因为日本语在语法结构、音韵组织方面具有蒙古语和朝鲜语的一些共同特点。

再往后的绳纹、弥生时代，很多习俗又与中国很相似，也有人认为是中国人遇到风浪等特殊原因到了日本岛之后留下的风俗，比如文身、黥面、拔齿等。其实这些习俗不仅古日本有，朝鲜半岛的南部、硫球群岛、越南、缅甸及我们中国都受到过影响。就拿拔齿为例，日本爱知县稻荷山贝冢竟达到了100%，中国的拔牙习俗最早可追溯到纪元前4000——2500年间的大汶口文化时期，最晚的一直延续到本世纪40年代贵州地区的仡佬族仍在流行。

拔齿习俗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同样是日本，绳纹时代和弥生时代的拔牙的形式就不同，绳纹时代以拔去犬齿为主，共分5种主要形式；弥生时代的拔齿习俗有两种，一是拔去上颌犬齿和下颌犬齿以及拔去门齿为主形，二是拔去上颌侧门齿为主形。关于拔牙的意义，中日学者都有研究，日本学者认为有三种不同意义，即一是成人拔齿，此为一种成人仪式；二是婚姻拔齿，代表此人取得了成婚资格；三为服丧拔齿。中国学者则侧重于前两种含义。但在中国上古时代，与服丧拔齿类似的也有一种习俗，即家庭成员去世后，家族其他近亲属往往会将自己的手指之类的肢体切下随葬。

从文字方面来看，最起码在公元3世纪的邪马台国时代，日本就已经有懂汉字、甚至能写表文的人了。但正式把文字和儒学传到日本的则是在应神天皇时期，这位文化使者就是传说中百济国的王仁。王仁是百济国派去的，他随身带了《论语》十卷和《千字文》一卷，这十一卷书籍均为中国典籍。现在学术界对是否有王仁其人尚存争议，但在王仁之前很早的时候，朝鲜半岛的乐浪郡就居住着王姓汉人豪族，百济国建立后，人们用中国汉人担任文化教育方面的职务是完全可能的。而当时，日本对百济在政治上处于优势地位，把这些有文化的汉人从百济接到日本是非常正常的事。我想，就算‘王仁’这个人不一定真的存在，但他这样的文化传播者应该还是有其很多的。

说到东渡，我想中国人知道最多的应该是徐福渡日吧！据说徐福东带去了3000（这个数字不一，也有些地方记载不是三千人）童男童女，按此说法再加上百工以及船夫，这个数字远远超过了3000。按照一条戈船能载3百人计算，至少需要十余艘，按照一条大翼船载1百人计算，则需要三十余艘。这些船在海上不可能连在一起，随着对马暖流、风向等的影响，应该有些船被打翻沉入海底，有些漂到了其他地方，有些则到了日本。就像蒲公英一样，这些人应该最终在好几个地方登陆了，而不可能只是到了日本。

有关秦人东渡日本的记录在日本的古籍中略有记载，比如《日本书纪》钦明元年载“八月，······召集秦人、汉人等诸蕃投化者，安置国郡，编贯户籍。秦人户数总七千五十三户”。这些人中应该包括了在日本出生的秦人后裔。

最早和中国有所外交的日本岛上的国家是倭奴国，范晔撰写的《后汉书》中就记述了公元57年（东汉光武帝中元二年）“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光武赐予印绶”，倭奴国其实是日本北九州沿海一带的部落小国，汉光武帝曾通过来使授予刻有“汉委倭奴国”五字的金印，这枚印以于1784年在日本博多湾志贺岛（今福冈市东区）上被发现，现珍藏于福冈市美术馆。《后汉书·东夷传》中记载，约在汉武帝授予倭王金印50年左右之后，既后汉安帝永初元年（公元107年），倭国遣使来华献上生口（即会说话的工具——奴隶）一百六十人，愿请见。安帝接受了倭王礼物后，也回赠了赏赐。倭奴国早于邪马台国181年与中国交往。

公元238年6月卑弥呼女王派遣大夫难升米、副使都市牛利等官员携带男奴4名、女奴6名及斑布2匹2丈作为供品，从北九州海滨乘船前往中国。当时的魏明帝为了表达对卑弥呼女王的赞赏而向女王颁以诏书和赏赐，诏书内容非常友好，魏明帝假金印紫绶。卑弥呼去世之后，其13岁的继任者壹与（也有写成‘台与’的）女王继续遣使来华。

除了直接到日本的中国人，还有人是从朝鲜半岛渡日的，尤其是公元前108年，汉朝在朝鲜设立了乐浪、临屯、玄菟、真番四郡后，汉人迁居朝鲜半岛者日益增多，其中不少工匠通过半岛南端前往日本，而日本也有意识地派人到半岛去招收汉工匠。《日本书纪》雄略纪中就记载：雄略大王派欢因知利与弟君等，一同前往新罗、百济等国，让半岛诸国贡献‘巧者’（即工匠）。最后从百济带回‘手末才伎’。百济所贡的这些工匠，很多都是汉工匠及其子孙，其中不乏中国和百济混血后的后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