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收藏，主要包括刻本、墨迹本、碑帖、印谱、信札以及其他文献。刻本是使用雕版技术印制的书籍，其顶峰期的宋元刻本在流通市场上已廖廖无几，继而由明清及民国时期的精刻本引领风潮；墨迹本为文人稿本、手抄本等，一般存世量稀少，且多为孤本；碑帖、印谱、信札、文人墨迹等，是近年来古籍拍场上重要的品种，其中明清名家或现当代名人信札尤受欢迎。古籍善本收藏原则古籍收藏的原则：除了看年代外，还要注意刻本优于印本，初刻优于翻刻，套色优于单色，图画优于文字。随着印刷技术的日新月异，除了进入图书馆、博物馆等专业机构收藏保护外，流通于民间的线装古籍日益稀少，能称得上是“善本”的线装古籍更是屈指可数。历史上流传下来的雕版线装古籍，已成为不可再生的社会资源，稀缺性可见一斑。收藏古籍善本，不仅要有一定的经济实力，还应具备深厚的文化功底、鉴伪欣赏能力和市场分析能力。

辨别伪籍善本，古籍善本收藏市场的赝品虽没有字画杂项多，但冒名人批校、加盖伪章、残本充全、挖改描补、撕去序跋的事也时有发生。制作古籍伪本必须将纸做旧，方法有两类：一是染纸，用各种方法将纸染成黄褐色，以求使纸显旧色。二是旧纸新作，如果作伪者存有古纸，就可在纸上新印古书内容，然后订成“古籍”，这种作伪方法尽管较少，但却使人很难从纸上辨别真假。一些重复刻印本上，除保留有原书的序跋外，又增刻新的序跋，序跋后还写有姓名、年月等。这些都表明了书籍的真实年代。作伪者往往裁掉对其作伪不利的序跋，或涂改其中的年代，也有重新伪造对其作伪有利的序跋。

对戏曲亦颇爱好，家蓄戏班，“曲皆手自校定”，曾聘著名曲师顿仁，研讨音律。此书亦以搜采广博见称，所汇多明代掌故，分经、史、杂记、子、释道、文、诗、词曲、续史等十七类，共三十八卷。其谈曲论剧之语，主要载于卷二十七《词曲》之部，共三十条。分别叙述南戏和元杂剧的源流和兴衰，品评作家作品的高低得失，提出了“填词须用本色语”，“不可刻画太过”的著名本色理论。批评“《西厢》全带脂粉，《琵琶》专弄学问，其本色语少”。而推崇南戏《拜月亭记》的本色语言。又主张作剧须恪守音律，“宁声叶而辞不工，无宁辞工而声不叶

”。这些戏曲主张对万历年间出现的吴江派具有重要影响，他对《西厢记》、《琵琶记》、《拜月亭》三剧的评价，也引起了广泛争论。

全书分经四卷，史十三卷，子二卷，杂记一卷，释道二卷，诗文四卷，书画三卷求志、崇训、尊生、娱老、考文、词曲、续史各一卷、正俗二卷等十七类。有考证和评论，一般说来，考证较平常，而议论多可取。书中涉及到明代苏松地区政治、经济、赋役、徭役、黄册、防倭、饮食、养生，以及土地丈量、人口消长等等方面，是记述苏、松等处地方综合性笔记资料。其谓《史记·游侠列传》序论为司马迁愤激之言，并非庄语。其文章之抑扬变化，不是《汉书·游侠传序》所能比（“史一”）；又谓明成祖修《五经四书大全》之后，不用汉儒之说，专重程朱传注，学者但据以略加敷演，凑成八股，便取科第（“经三”）等，皆为切中时弊之论。其中记南京各衙门摆酒席的陋习（“史八”）；正德十年后松江征收钱粮的情况（“史九”）；记隆庆时纂修“实录”的草率（“史四”）；松江百姓以歌谣、对联对县府官员的讽刺（“杂记”）均能反映明代中叶以后政治面貌。明朝的学者，大都矜尚广博而忽略了专精的一面，所写笔记一类的书，总是兼收并蓄，细大不捐，《四友斋丛说》也不能例外。此书搜采既广，间有传闻失实之处，且沾染明末文士习气，书中掺杂一些无聊之语。

《四友斋丛说》初刻於隆庆三年（1569），仅三十卷，后又续撰八卷，合并为三十八卷，重刻於万历七年（1579）。后来沈节甫摘钞其中的明代掌故，编为六卷，刻入《纪录汇编》中。邓秋枚又摘取其论曲之语，刻入《古学汇刊》二集中。现时流传的《四友斋丛说》，都是这两家的删节本，很难看到全貌。中华书局根据万历刊刻的足本，加以断句，作为“元明史料笔记丛刊”一种于1959年出版，1997年再版。

1958年中华书局据此标点重印出版，其卷三十七《词曲之部》，于民国元年(1912)被收入邓实编辑之《古学汇刊》，与徐复柞《三家村老委谈》中论曲各段，合题《何元朗、徐阳初论曲》。1959年，又被收入《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题为《曲论》。 衡山（人名）精于书画，特别擅长鉴别画作真伪。吴中地区收藏书画的人，只要有人带着书画请求他鉴定的，即便是赝品，他也一定说这是真迹，人们问他原因。他说：“凡是买名人字画的人家境一定是富裕的，这个人因为贫困才卖掉这些字画，有的人就等着这（卖画得来的钱）维持生计，如果是因为我的一句话而没法生活下去，全家都会受到挨饿受困。（如果）我因为想要得到一时的名利，却让别人全家挨饿受困，我于心何忍呢。”而且有人以他的名义做的画却拿过来请求他题字的，他也很随和的给他题字落款，没有一点为难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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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至今可见的几部明代水浒戏，有朱有墩的两部剧作。

朱有墩，号诚斋，朱元璋之孙，生于洪武（1368-1398）十二年，卒于正统（1436-1449）四年，撰有杂剧三十一种，结集成《诚斋乐府》，全部完整保存下来了。

《诚斋乐府》中有两部水浒戏，《豹子和尚自还俗》排序在《黑旋风仗义疏财》之后。在这两部杂剧中，仅将三十六人作了一个阶段性总结，还没有七十二地煞的说法 。

2

江苏太仓人陆容连赌博用的水浒人物叶子也留心记载。

陆容，字文量，号式斋，生于正统元年，于成化（1465-1487）二年进士及第，曾任兵部职方郎中，于浙江参政任上致仕，弘治（1488-1505）九年去世。

陆容的《菽园杂记》中有关于叶子戏的记叙，在列举了叶子上所绘二十名水浒英雄的价值数额后，陆容写道：

“或谓赌博以胜人为强，故叶子所图，皆才力绝伦之人。非也，盖宋江等皆大盗，详见《宣和遗事》及《癸辛杂识》。”

可知，陆容所记叶子上人物图像、姓名、绰号，以《宣和遗事》、《癸辛杂记》中所记《三十六人赞》为据。

3

弘治六年，《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忠义水浒传》也即开始编纂，且是由多个水浒英雄故事拼凑起来。不须《 三国志通俗演义》刊刻完毕，《忠义水浒传》就已编辑成册。

弘治九年，《三国志通俗演义》出版，《忠义水浒传》亦即开始刊刻。弘治十一年，《忠义水浒传》百卷本得以出版，署名“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

在百卷本《忠义水浒传》问世后的杂剧里， 就不再是提三十六人， 而是一百零八人了。

4

嘉靖（1522-1566）年间的郎瑛在笔记杂著《七修类稿》中这样记述：

“《三国》、《宋江》二书，乃杭人罗本贯中所编。予意旧必有本，故日编。《宋江》又日钱塘施耐庵的本。”

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中言：

“元人武林施某所编《水浒传》，特为盛行。其门人罗贯中亦效之为《三国志演义》，绝浅陋可嗤也。郎（即郎瑛）谓此书及《三国》并罗贯中撰，大谬。二书工拙深浅，若霄壤之悬，讵有出一手之理？世传施号耐庵，名字竟不可考。”

5

郭勋是开国勋臣武定侯郭英的六世孙，于正德三年承袭武定侯爵位。

郭勋的曾祖郭镇、伯父郭珍均能诗会文，其父郭良“好聚书为诗，乐与文儒交。”

正德（1506-1521）十二年，郭勋第二次奉调入京。

正德十四年，郭勋以武定侯的名义刊刻了《白乐天文集》，题署为“元微之纂集，郭勋重编”。

嘉靖元年，刊刻《三国志通俗演义》，题署为“陈寿史传，罗本贯中编次”，即壬午初刻本，其它嘉靖年间的版本均据壬午初刻本覆刻或翻刻，包括司礼监刻本。

嘉靖五年，刊刻《忠义水浒传》，题署为“施耐庵集撰，罗贯中纂修”。几年后，又刊刻了收录有金、元、明三代散曲、戏曲的《雍熙乐府》，无题署。

6

当时，诗文乃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而小说、戏曲等通俗文艺形式，则被视为“稗官野史”，不登大雅之堂。

郭勋刊刻的《白乐天文集》各卷首页，都赫然题署“太保武定侯凤阳郭勋重编”，而这种题署既不见于《雍熙乐府》，亦不见于《三国志通俗演义》和《忠义水浒传》中。

嘉靖十年，郭勋模仿《三国志通俗演义》和《忠义水浒传》编撰《皇明开运辑略武功名世英烈传》，即《皇明英烈传》。

嘉靖十八年，《英烈传》为其先祖郭英争得与徐达、常遇春等六王并列配享朱元璋太庙的殊荣。

7

嘉靖初年，闽地建阳有书坊刊刻《京本忠义传》，是一个由繁本向简本过渡、转化的版本。所谓“京本”，乃是明末刻书业特有的用语。

嘉靖十九年，涿州人高儒就其先人所藏古籍编纂了一部版本目录学著作《百川书志》二十卷，该著作中云：“《忠义水浒传》一百卷，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

高儒字子醇，自号百川子，嘉靖年间为兵部下属武官，喜文翰，嗜诗文，家中富于藏书，他本人在《校刻序》中坦白，属于他自己的书籍不过“数年之藏”。

高儒曾于嘉靖五年请求郭勋篆书墓志顶盖，郭勋仅为顶盖篆书十余字。

9

沈德符生于万历六年，祖父、父亲都曾进士及第，在京城为官，万历四十六年中举，中年回到位于浙江的故乡秀水，撰《野获编》，尽载万历前之朝章典故、里文教、历史巷琐语，卒于崇祯十五年。

沈德符在《野获编》卷之五《武定侯进公》写道：“武定侯郭勋，在世宗朝号好文，多艺，能计数。今新安所刻《水浒传》善本，即其家所传，前有汪太函序，托名天都外臣者。”

新安为歙州、徽州所辖地的别称。万历年间，新安和闽地的建阳是刻书中心。繁本出自新安，简本出自建阳。

武定侯郭勋刊刻的《忠义水浒传》被明末文人通称为“郭武定本”。

10

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来，被认定是“郭武定本”的《忠义水浒传》有郑振铎藏嘉靖残本和大涤余人序本。民国人李玄伯曾从书摊上购得大涤余人序本的残本，仅有前44回，并以此为底本，另外截取清初郁郁堂翻刻版本的56回，拚凑一起以五册（一百回）排印出版，声称此书“郭武定本”，实则虚张声势，作伪欺人。

《封神演义》作者的问题，目前大约有三种说法：

一为鲁迅等之许仲琳说

二为孙楷第、柳存仁等之陆西星说I

三为章培恒等之许仲琳与李云翔之合作说

《封神榜》取材于《武王伐纣评话》、《列国志传》以及各种民间传说等写成《封神演义》。明朝。

《西游记》成书于16世纪明朝中叶，自问世以来在中国及世界各地广为流传，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在中国，乃至亚洲部分地区西游记家喻户晓，其中孙悟空、唐僧、猪八戒、沙僧等人物和“大闹天宫”、“三打白骨精”、“火焰山”等故事尤其为人熟悉。几百年以来，西游记被改编成了各种地方戏曲，及**、电视剧、动画片、漫画，版本繁多。在日本等亚洲国家也出现了以孙悟空为主角的文艺作品，样式众多，数量惊人。关于西游记的作者，一般认为是明朝的吴承恩。

《西游记》向人们展示了一个绚丽多彩的神魔世界，人们无不在作者丰富而大胆的艺术想象面前惊叹不已。然而，任何一部文学作品都是一定社会生活的反映，作为神魔小说杰出代表的《西游记》亦不例外。

正如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指出，《西游记》“讽刺揶揄则取当时世态，加以铺张描写”。又说：“作者禀性，‘复善谐剧’，故虽述变幻恍忽之事，亦每杂解颐之言，使神魔皆有人情，精魅亦通世故。”的确如此。 通过《西游记》中虚幻的神魔世界，我们处处可以看到现实社会的投影。如在孙悟空的形象创造上，就寄托了作者的理想。 孙悟空那种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奋起金箍棒，横扫一切妖魔鬼怪的大无畏气概，反映了人民的愿望和要求。他代表了一种正义的力量，表现出人民战胜一切困难的必胜信念。又如取经路上遇到的那些妖魔，或是自然灾难的幻化，或是邪恶势力的象征。他们的贪婪、凶残、阴险和狡诈，也正是封建社会里的黑暗势力的特点。不仅如此，玉皇大帝统治的天宫、如来佛祖管辖的西方极乐世界，也都浓浓地涂上了人间社会的色彩。而作者对封建社会最高统治者的态度也颇可玩味，在《西游记》中，简直找不出一个称职的皇帝；至于昏聩无能的玉皇大帝、宠信妖怪的车迟国国王、要将小儿心肝当药引子的比丘国国王，则不是昏君就是暴君。对这些形象的刻画，即使是信手拈来，也无不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西游记》不仅有较深刻的思想内容，艺术上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它以丰富奇特的艺术想象、生动曲折的故事情节，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幽默诙谐的语言，构筑了一座独具特色的《西游记》艺术宫殿。《西游记》在艺术上的最大成就，是成功地创造了孙悟空、猪八戒这两个不朽的艺术形象。 孙悟空是《西游记》中第一主人公，是个非常了不起的英雄。他有无穷的本领，天不怕地不怕，具有不屈的反抗精神。他有着大英雄的不凡气度，也有爱听恭维话的缺点。他机智勇敢又诙谐好闹。而他最大的特点就是敢斗。与至高至尊的玉皇大帝敢斗，楞是叫响了“齐天大圣”的美名；与妖魔鬼怪敢斗，火眼金睛决不放过一个妖魔，如意金箍棒下决不对妖魔留情；与一切困难敢斗，决不退却低头。这就是孙悟空，一个光彩夺目的神话英雄。说到猪八戒，他的本事比孙悟空可差远了，更谈不上什么光辉高大，但这个形象同样刻画得非常好。 猪八戒是一个喜剧形象，他憨厚老实，有力气，也敢与妖魔作斗争，是孙悟空第一得力助手。但他又满身毛病，如好吃，好占小便宜，好女色，怕困难，常常要打退堂鼓，心里老想着高老庄的媳妇；他有时爱撒个谎，可笨嘴拙腮的又说不圆；他还时不时地挑拨唐僧念紧箍咒，让孙悟空吃点苦头；他甚至还藏了点私房钱，塞在耳朵里。他的毛病实在多，这正是小私有者的恶习。作者对猪八戒缺点的批评是很严厉的，但又是善意的。他并不是一个被否定的人物，因此人们并不厌恶猪八戒，相反却感到十分真实可爱。唐僧的形象写得也不错，但比起孙悟空、猪八戒来，则要逊色得多。沙僧更是缺少鲜明的性格特点，这不能不说是《西游记》的缺憾。尽管如此，《西游记》在艺术上取得的成就仍是十分惊人的，孙悟空、猪八戒这两个形象，以其鲜明的个性特征，在中国文学史上立起了一座不朽的艺术丰碑。 而且，这里的人物也给现代管理学带来很多值得参考的价值。

《封神演义》成书年代考实——兼及《西游记》成书的一个侧面

《封神演义》的成书年代问题，不仅关系到对其文学史价值的准确认定，也关系到对中国古代长篇小说发展脉络的认识。本文通过几方面的考证，比较圆满地解决了这一问题。 ＊ ＊ ＊ 《封神演义》是我国明代产生的一部长篇小说，在它问世后一段时间内，曾对当时小说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但是，由于目前的文学史著述缺少对该书成书年代的准确认定，致使该书文学史地位无形受到贬低。概略地说，国内文学史一般认定《封神》产生于百回本《西游记》问世（1592年）之后，而复旦新版《中国文学史》则认定其产生在天启年间(1621)，即《金瓶梅词话》亦已问世之后。这样，论者无意中自然要用《封神》与“先出”的两部小说名著比较，着重的只是该书本身的文学价值乃至缺点。于是它不可避免地受到贬抑。因此，要客观地评论《封神演义》的成败得失，摆在我们面前的首要任务是，必须准确地认定它产生的年代。然后才能论及它的文学史价值。 一、《封神》可能成书于天启年间吗？ 在中国小说史研究中，鲁迅先生最早提出了关于《封神》成书年代的判断：“日本藏明刻本，乃题许仲琳编，今未见其序，无以确定为何时作。但张无咎作《平妖传序》，已及《封神》，是殆成于隆庆万历间（十六世纪后半期）矣。”（《中国小说史略》第十八篇《明之神魔小说下》）这个论断审慎清晰，所以现行文学史一般均采纳沿用。 但是，近年复旦大学章培恒教授发现了鲁迅先生引用资料上的一点失误，即张无咎在泰昌元年为《平妖传》作序时实未提及《封神》，提及《封神》是在崇祯年间重修此序时补加进去的。章先生据此提出逆推断，认为泰昌元年作序未提及而几年之后补加进去，说明《封神》应成书或出版于此期间，即天启年内。从此基点出发，章先生进一步探讨《封神演义》卷首李云翔序，根据序中“余友舒冲甫自楚中重资购有钟伯敬先生批阅《封神》一册，尚未竟其业，乃托余终其事”一语，断定该书在天启年前仅有许仲琳编写的一册十回左右，系未完成稿，后经李云翔修改补写，而且补写的是主要部分，尔后方才出版。章先生不仅把自己观点写进《封神演义》前言《江苏古藉版》，而且经过压缩郑重写进自己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产生了广泛影响。 章先生的论点，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它是不能成立的。首先鲁迅先生误引资料可以纠正，但其推论却是不能逆推的。某些人在某年提及一本书，可证书必出版于某年前，这是必然判断；但某人至某年尚未提及某书，则既有该书尚未问世的可能，也有已问世而该人没有看到，甚或已看到而有意不提的可能，不顾及并彻底排除二、三种可能，第一种可能就是孤立片面站不住脚的，以此为基础去考虑问题就缺乏推断应有的必然性。今日高度发达的信息社会，我们还会遇到出版已久而自己竟无所闻的小说、书籍，四百年前的明代怎么可能每一小说出版后都是尽人皆知呢？何况章先生涉及的张无咎余家斗等人都是在写序做评论，不是搞类编目录，了解不到的也就无意去追寻提及，这不是正常不过的事情吗？ 由这种不充分推断出发，章先生引出的推论颇为惊人：“李云翔序中明说‘自楚中重资购有钟伯敬先生批阅《封神》一册’，而《封神演义》这样的大书，在当时绝不是‘一册’的篇幅所能容纳的，这一册显然并非《封神演义》全书，既然不全也就必须续写。因此，所谓‘尚未竟其业，乃托余终其事’这一段文字，是说舒冲甫购来的《封神演义》并未写完，托李云翔续成。”（《封神演义的性质·时代与作者》，《献疑集》311页）细一琢磨，章先生此论颇近呓语：因为《封神》不同于《三国》、《水浒》那种先在民间形成全部故事的小说，任何一段都可以抽出来称之为《三国》、《水浒》；《封神演义》书名已经直接指明了小说的内容所有，今本是三十五回方始出现封神榜，九十九回才完成了“封神”工作，如果没有这一部分内容那它只能称为“商周演义”（《封神演义》第一回回首古风），绝不能称为《封神演义》，而李云翔笔下所透露的却恰恰是“封神”二字，工作已经完成了他又由何补起呢？再加上舒冲甫购买的显系印本而非手稿，那么请问“一册”未完成稿在流入舒氏手中之前是如何出版的？打着“封神”招牌却只有一册非封神的内容，读者会答应吗？仅只一册，批者钟伯敬（不管是否托名）怎么批阅，难道也删头略肚仅仅抓住书“脖子”（10～20回仅十回左右）就来批侃吗？只要思索，相信人们会得出结论，章先生的解释无论如何是说不通的。那么，为什么会出现“一册”二字呢？合理的解释是，舒冲甫重资购买的《封神演义》一部，内中有钟伯敬已经批阅的一册，尚未完成全部工作，余下的批阅由李云翔续成。只要不胶柱鼓瑟吹毛求疵，相信人们会接受，而且几百年来人们也正是如此看待这段文字的。退一步讲，册部形近，笔误或讹刻也并非没有可能。总之，仅仅抓住“一册”二字，就硬要再为《封神》添上一位“续写者”，实在牵强，再把这种猜测写进一部整体水平很高很严肃的文学史著作，给人感觉至少是不够慎重，为此白璧之瑕而惋惜。 二、《封神》成书早于万历的铁证 其实，当年鲁迅先生断定《封神》“殆成于隆庆万历间”，除了前述推断外还有潜在理由，可惜章先生忽略了鲁迅先生的整体论断，思考只及一隅反造成自己推论的偏颇失误。

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论及明代另一长篇神魔小说《西洋记》时说到：其“所述战事，杂窃《西游记》、《封神传》而文词不工，更增支蔓”，言外之意即二书产生在《西洋记》前，为其抄袭。《西洋记》有明确出版年月，作者罗懋登自叙署期为“万历丁酉岁菊秋之吉”，即万历二十五年(1597)秋天；叙中提及该书写作目的是因“今日东事倥偬”，即日本丰臣秀吉于万历二十年(1592)发动的侵略朝鲜威胁中国的战争，则其写作开始可能即在此时。产生于万历二十至二十五年间的作品已经杂窃到《封神传》（封神演义），则其出版一定远在此前，这道理简单明确。所以鲁迅先生将《封神》定在隆庆万历之间，并在评述中把《封神》安排在《西洋记》前。可惜章先生并未领略鲁迅先生全部意图，以至造成失误。 至于《西洋记》杂窃《封神传》的证据，我们来看两书中一些对应抄传的诗歌。这是非常简单明了而又无可辩驳的事实论据。《封神演义》十三回有一首太乙真人劝阻石矶娘娘追赶哪吒时自我分剖身份的诗歌，诗曰：

交光日月炼金英，一颗灵珠透室明。摆动乾坤知道力，避移生死见功成。逍遥四海留踪迹，归在三清立姓名。直上五云云路稳，紫鸾朱鹤自来迎。

此诗诗意符合元始弟子太乙真人的身份，特别是“一颗灵珠透室明”，关系到哪吒是“灵珠子化身”，一出生即“满地红光”、“金光射目”，是“金光洞里有奇珍，降落尘寰辅至仁”，和书中人物情节配合无间，绝对是《封神演义》特定情节中的原装诗歌，不可能在另种情况下写成。许仲琳因为是自己写的诗，所以在四十五回将其抄充为同等身份的惧留孙“作歌”时，下意识将“一颗”改为“二粒”，这说明他充分了解自己诗意。但在《西洋记》十二回回首，我们也看到这首诗，仅仅改动了几个无关紧要的字：

交光日月炼金英，一颗灵珠透室明。摆动乾坤知道合，逃移生死见功神。逍遥四海留踪迹，归去三清立姓名。直上五云云路稳，紫鸾朱凤自来迎。

两相对照，罗懋登连“一颗灵珠”的含意都没有捉摸到，只顺手改了莫明其妙的几个字，就把一首有针对性的诗变成“这都是说道家的诗儿”，其强抄硬挪的手法实在无可避讳，由此即充分证明了鲁迅先生的《西洋记》“杂窃”《封神传》，言之有据不可移易，换言之即要《封神》出版一定在《西洋记》前。 考虑到章先生的“一册”说，此诗正在“一册”数内，为避口舌之争，我们再看一个对应传抄例证。《封神》四十七回赵公明追赶燃灯道人，路遇萧升曹宝搭救，赵询问“尔是何人”，二人笑答：

堪笑公明问我家，我家原住在烟霞。眉藏火电非闲说，手种金莲岂自夸。三尺焦桐为活计，一壶美酒是生涯。骑龙远出游苍海，夜久无人玩物华。

此诗结合答问，流畅完整地表达了两位道者的生活风貌，诗意雅驯，在《封神》中不失为好诗。但在《西洋记》十三回回首，它以另一种面貌出现，诗曰：

你是僧家我道家，道家丹鼎煮烟霞。眉藏火电非闲说，手种金莲不自夸。三尺太阿为活计，半肩符水是生涯。几回远出游三岛，独自归来只月华。

后诗抄袭套用至为明显，由于不敢改动韵脚，竟然让道家的丹鼎去“煮烟霞”，烟霞若能煮成金丹，道家岂不真成了喝风吃烟的人物？而罗懋登自注此诗为“这一首诗也是说道家要胜僧家之意”，可是除了抄袭者强行改造的第一句外，哪里有一点僧道相争的意思？联系罗懋登的其他抄改手段，如“西洋那识绮罗香，未拟良媒自主张”（四十八回回首诗，全篡唐秦韬玉《贫女》诗），他的杂窃抄袭者身份定在那里，是谁也无法为之辩解的。 由于这两首诗明显的抄袭行为，“杂窃”说论据至为有力铁定不移，还有一些琐碎论据我们就不一一交代：如《西洋记》十二回张天师自夸道法的诗句是从《封神》中很零碎地“倒”过来的；二十三回“响冬冬陈皮鼓打”照抄《封神》六十回诗赞；《西游记》的许多人物身份面貌法宝乃至故事明显留有《封神》独有的痕迹等等。这里我们就不赘述了。 三、《西洋记》与《西游记》关系试探 证明《封神演义》一定早于《西洋记》即早于万历二十五年。实际上又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鲁迅先生说《西洋》杂窃《西游记》（此指百回本）、《封神传》，后者可以证实，前者却是初刻于万历二十年，这几年工夫它可能影响到《西洋记》吗？笔者对比了这两本可说先后出现的小说，发现它们事实上是两部平行著作，互相之间并没有因袭关系。证据是：凡《西洋记》中与百回本《西游记》有所重合的地方，罗懋登采用的都是绝难想象的与百回本大异的说法，现将主要例证列举如下： (1)《西洋记》提到唐僧四众的名字叫朱八戒（这是很早的写法）、淌来僧（把唐僧小名加在沙和尚身上），这绝对不会是从百回本中吸收来的； (2)《西洋记》写到取经原因时，泾河作金河；鬼魂要求唐太宗亲自取经，后因“国不可一日无君”才选了“替身”唐三藏，这明显是传说异变造成； (3)《西洋记》五十六回与《西游记》二十一回有一首立意相同、词句大意也相近的“风赞”，开头结尾句子甚至都相同（“冷冷飕飕天地变”），但前面的《西游记》句子较为雅驯：“这风吹倒普陀山，卷起观音经一卷”，《西洋记》却作“一刮刮倒了补陀岩，直见观音菩萨在磨面”，其粗俗戏谑明显来自民间，如果罗懋登读过百回本，相信不会再坚持这些“土”不可耐的词句； (4)《西洋记》中称“匹毛枝草俱是载不起的‘软水洋’”被齐天大圣换了硬水，唐三藏方得过去，其实这是《西游记》“鹅毛飘不起”的流沙河变种，但罗懋登竟然不知沙和尚，足见他并未研究过《西游记》； (5)《西游记》六十九回曾论及“无根水不是井河中者，乃是天上落下不沾地的才是”，《西洋记》十三回却偏说：“那长流的活水通着江海，这就叫做是没根”，坚持的正是《西游记》批判的“俗论”； (6)《西游记》同一回还搞过孙悟空“悬丝诊脉”，《西洋记》却说是张三峰用百丈红丝把永乐帝的灵魂传回去， “号脉只是衍文，故此流传至今”； (7)《西游记》里无底洞是洞穴名称，《西洋记》却变人名；鹰愁涧的名称来源据《西洋记》讲的是因为龙虎杂交生下的“妖神”连天上飞的鹞鹰，身上没有肉，也要拢他几根毛，才叫做鹰愁涧。 总之，在两部书可以重和相交的十余处故事、名物中，我们找不到完全结合的地方，《西洋记》总是异端突起出人意料，如用无底洞做人名，按读过《西游》的正常思维来说，简直无法想象。因此我们可以肯定地说，罗懋登在写《西洋记》时并未读过百回本《西游记》。他在小说中涉及到《西游记》的地方，一是可能来源于一种较早较简单的《西游》传说；二是来源于一些与百回本同源，后来被百回本吸收改造的传说，但罗懋登还保存了这些传说、赋赞较为原始的面貌。由此，我们倒可以窥见到百回本《西游记》成书的另一个侧面，即吴承恩除了从古籍（如唐传奇）、小说（《释厄传》、《封神传》）中吸收养料之外，亦从当时的民间传闻中吸收了不少养份，踵事生华，巧妙安插，使它们成为百回本很合理的组成部分。 比较一下两书情节或细节元素相同而立境却差异极大的部分，我们即可知道作家与作家之间艺术思维的差异，也真是不可道里计算。 (1)《西洋记》中有一个作者很自负的幻想，就是燃灯古佛用一颗凤凰蛋，把撒发国江山人民都装了进去，避难三年；大约就是这类传闻成了《西游记》中孙悟空要有葫芦装天的幻想，因这幻想实在不现实，小说改成哪吒与玉帝合谋，用闭天术瞒过了小妖，充满了灰谐趣味。同一故事元素，在不同作者手中实虚各异效果却大不相同，从中正可以看出作者的功力。 (2)《西游记》中红孩儿曾假扮观音，前提是猪八戒正要到南海去找观音来降妖；《西洋记》中是两位战将到妖仙洞口探听军情，妖仙出洞后他们一男一女匆忙扮成观音，妖仙就祈祷并透露了自己的身份、行动计划，可见罗懋登连起码的联贯情节所需的逻辑思维都没有。 (3)《西洋记》中僧道斗法祈雨，张天师用49张桌子迭起来，站在上面连烧了48张飞符，却被燃灯古佛用一钵盂水淹了南天门，神将未曾接到不能下雨；《西游记》中孙悟空是每当道士令牌响后就迎头堵住下雨的神灵，告以情况阻止下雨，49张桌子转变成“云梯显圣”高台坐禅。总之《西洋记》中活动的是“法术”，《西游记》中活动的却是人物，《西游》显然更多了一番情味。 (4)《西洋记》写女儿国时，故意让从不见战阵的郑和到国中“倒换通关牒文”，就此展开太监耍弄女王的恶作剧。文字已经走入下流。《西游记》的同一内容却写得唐僧等人既有坚定信念又不伤害女人，一点不沾邪念，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吴承恩与罗懋登思想品质的差异。 (5)《西游记》中孙悟空被小雷音寺假佛祖用“金铙”扣住，好不容易逃脱后立即将其打碎；《西洋记》中是燃灯用金钵盂盖住火母，惊动玉皇大帝观音菩萨同时来讲和。前者活动的是性格，情节细节都是为性格服务的，后者却只是宗教神话的无聊改写，两者应同出于《鬼子母揭钵记》，应用上却有天渊之别，《西游》就好像妖怪应有之宝悟空必经之难，丝毫不见牵强，《西洋》却只是为凑数而硬性搬用改写。 诸如此类的事例还多，本文不再比较。有比较才能鉴定优劣，同时代平行的两本神魔小说，告诉我们的绝不仅是考证问题，而是两个思想差异，艺术思维差异，语言文字功力差异的作家，如何在差不多的基础材料上，一个创造出一流的世界名著，另一个却做出除了考证之外，大体上只能博人一哂的的三流作品来。此中道理是值得探讨深究的。本文暂不及此，还是回到考证正传—— 四、《封神演义》成书年代考实 1995年，笔者曾作《两部神魔小说成书先后考》一文（《载中国人民警官大学学报》95年第1期），以《西游记》曾大批抄袭沿用《封神演义》的赋赞事例，证明了《封神》出版一定在《西游》之前。现在，我们再通过《西洋记》袭用《封神演义》诗赞的事实，进一步证明了《封神演义》不仅早于《西洋记》，而且也早于《西游记》，因为以古代的印刷条件，不可能在五年（万历二十～二十五年）间完成三本书的叠相抄袭沿用，这就为我们判断《封神演义》的出版年代提供了必要条件。因为我们实在无法想象，如果《封神》没有正式出版的话，后两部神魔小说的作者，如何能都从它那里抄用诗文。 那么《封神》出版在哪年呢？《西游记》百回本在万历二十年出版。写作时间却在隆庆至万历初年(1567～1580)间。（参见笔者《再论西游记的作者与性质》一文）根据古代小说出版、传播至被消化袭用的一般规律，这中间至少应有十五～二十年的间隔。比如百回本《西游记》，它独有的诗歌被袭用。据笔者了解，第一次是《金瓶梅词话》中续补的53～57回部分，该书57回回首诗直接袭用了《西游记》三十五回回首歌颂“孙大圣的道妙”的诗，这时约为万历三十五年，此时百回本出版已十五年了；第二次即已到了《隋史遗文》，（万历四十二年）其中有关蹴＠①的赋赞描写完全连抄《西游记》七十二回“盘丝洞七情迷本”。如果这个推断有道理，从隆庆元年(1567)上推15年，则《封神演义》的出版至迟应在嘉靖三十年(1552)年完成，其时正当明皇帝迷信道教宠信道士的高峰，出现这么一部宣扬道教法力法统的作品，完全是正常应当的。至天启年间，此书出版已历半个多世纪，不仅小说文种本身面貌已大变，小说出版的面貌如“出相”、“评点”等等也已出现，此时有人认为此书“未有缮本”，乃至出重资购得这么“一册”尘封已久的“古”本小说来重刊营利，就是没有什么可怪的事了。至此，我们已将《封神》成书出版的有关材料考察完毕，结论与章培恒先生的文学史迥然不同。正确与否，晚辈不敢自专，祈请章先生等学界长者赐教为幸。 如果笔者的论点论据能够成立，那么相应地必然会引起文学史真正应该关心的问题：《封神演义》有哪些文学史价值？在它之前我们可以考清的长篇小说只有《三国志通俗演义》，《水浒传》即使出现也只能是简本，比起这些书来，《封神》的情节组织、结构安排直至语言文字功力，绝不会稍逊一筹，这两部书是又经过几代人的磨砺改作才成为名著的，《封神》则没有那么好的运气了，它始终是许仲琳“编辑”出来的原汁原味的作品。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国第一部群众创作与文人创作相结合，而文人创作的比例远远超过群众创作基础的作品，应该是非《封神演义》莫属了。仅仅为此，我们在文学史上也应该为《封神》书上一笔，何况《封神》在写法上有许多比《三国》、《水浒》新鲜的地方呢？比如对闻仲愚忠的刻划描写；姜子牙虽属传统的仁义方代表，《封神》也写出他的奸诈无能乃至与“夫人”马氏间的一段趣事，这些都是小说新变中的现象；再如妲己，这是长篇小说第一次出现贯穿全书的女主角，她的出现不正预示着《金瓶梅词话》中潘金莲的行将登场吗？从某种意义上说，《封神》的艺术价值虽比不上四大奇书，但它处于前两种奇书向后两种奇书转变的关口，没有它，至少《西游记》的出现是不好想象的。换言之，《封神演义》究竟是明代嘉靖中叶以后社会文艺思潮变化的迎春第一枝，还是一部后起的无关大局而有着众多疵病的宗教宣传小说？这是我们新文学史必须考虑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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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是华夏大地上最后一个由汉族人完成大一统的封建王朝，国祚绵延276年。

在明朝的这二百多年里，曾经无论是制造业、 科技 、铸造业、织造业、文化等等各个方面都遥遥领先于世界，明太祖朱元璋接手时也是中国封建王朝 历史 上版图最辽阔的时候。

可即使是这样偌大的家业，大明王朝的历代君王活脱脱的把明朝治理成了中国封建王朝 历史 上最动荡、最乱套、最奇葩的朝代，明朝的276年里，百姓没有几天过的是安稳的日子。

尽管如此，这仍旧不耽误后宫妃子们争芳斗艳，争夺宠位。七嫔墓出土的文物，就有一个金灿灿的小瓶子，据说装着的是明朝后妃美容养颜的“神秘武器”——“金汁”。

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什么是“金汁”，让这些文物带我们梦回大明，看看奇葩王朝那些事儿。

明朝是很罕见的在中期就出现衰败状态，却还颤颤巍巍地坚持了16任皇帝的王朝。除了前三位皇帝很有皇帝样外，其他的皇帝都属于“奇葩”类型。

有胖到要两个人架着才能走路的皇帝；有即使被敌人俘虏，还能完好无损地被送回来的皇帝；有宠爱年长自己17岁老宫女的皇帝；有偷偷摸摸活到6岁，才知道自己是皇子的皇帝；有一言不合就出宫游玩一年半载的皇帝；

有专心修仙问道的皇帝；有三十多年不上朝的皇帝；有在位只有30天的皇帝；还有专业木匠“兼职”做个皇帝的皇帝。总之，看上去没一个正常皇帝。

万历皇帝就是这个奇葩皇帝中不算太奇葩的一员，他在位的48年里，有三十几年不上朝。万历十岁继位，因为年幼，朝中大事皆由太后以及大臣张居正做主，张居正实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使得万历年间国力渐渐有了恢复的势头。

但可能是被母亲和首辅管得太严了，万历在亲政之后，不但一改张居正执政时的改革政策，更是对朝政大事不理不睬，贪图享乐。

万历皇帝的定陵也是迄今为止，唯一被发掘的皇帝陵寝。在发掘定陵前的几年，万历皇帝的七嫔墓先被发掘，一系列明朝文物得以重见天日，让我们对明朝有了更深一步的了解。

这就是著名的 董四墓村 ，所谓“董四墓村”的称呼也是由坊间对《海淀杂诗》的“东四墓西四墓”讹传而来。

金山陵园是明代的皇家园陵，后妃、王公大臣、公主等都安葬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景帝朱祁钰因为与皇兄朱祁镇之间的嫌隙，死后也被安葬在金山陵园。

金山陵园中的陵墓众多，在明嘉靖到清顺治的百余年间，由二十几个升至五十三个。到清乾隆年间，这里因陵园荒废而逐渐形成了村落。

乾隆年间的《重修天仙庙记》和魏源的《海淀杂诗》中都有记载，此处是明代的贵族陵园，后聚集了人烟，变成了现如今的村落。

考古工作人员现如今发掘的两座妃陵，一处是天启帝朱由校三个妃子的合葬墓，另一个就是我们本文要重点讲述的，万历皇帝朱翊钧的七个内嫔合葬墓。

从出土的圹志能够看出，这七位合葬与墓陵中的女性皆是万历皇帝的内嫔，她们分别被安葬在这座嫔墓之中，享年不尽相同。按照先后亡故的年纪，去世的先后时间差竟长达五十多年。

嫔陵的形制有宝顶、墓门、前室和后室组成，大小、长短和规格都是严格按照明朝后妃等级制度修建的嫔墓形制。

但是，其中有四个墓室都被洗劫一空，看得出来，先后有很多批盗墓贼光顾。可不知为什么，其中三个墓室却幸免于难。

保存完好的三间墓室里，陪葬品数目众多、品种齐全，为专家研究明朝的制度及后妃生活提供了相当完整的实物考证。

出土文物包括金银盆、手镯、耳环、凤冠、法器、银元宝、全幅头面等等，还有十分珍贵的仿宋隐花“大明嘉靖年制”白瓷梅瓶和“大明万历年制”梅瓶。

这其中最最引人注意的就是一个精致的小瓶子，摇晃一下感觉里面装着液体，这支全金打造的瓶子，外表无花很是素雅，混放在后妃的头面首饰之中，难道是什么神秘的美容“药水”？

清理好了墓室中的陪葬品，专家组把它们带回研究所里进一步清理研究，随着进一步的研究，这个小金瓶的真身显露人前。

按照陪葬品的一般习惯，珍贵的东西都要贴近墓主人，甚至是放在棺椁里。

这样看来，这一小瓶不明液体就显得十分贵重，因为它是与梅瓶放在一起，最靠近墓主人位置安放的。这瓶不明液体是古方的防腐产品吗？可一般墓室里的防腐用品怎么会被密封在瓶子里？

带着这样的疑问，专家组的工作人员小心翼翼的打开了小金瓶，专家手法娴熟，并未损坏金瓶，瓶中液体也并未洒出。

打开金瓶之后，瓶内的液体澄清透明、无色无味。专家们一时也拿不准这是什么，只好把液体送到检验部门进行化验，得知具体成分之后，才好顺藤摸瓜、翻找史料，再来确定液体究竟何物。

很快成分检验结果出炉， 专家们再经过翻找古籍、详细对比之后得出结论——这个小金瓶中的液体就是“金汁”，又叫“粪水金汁”！

“金汁”听起来就是很金贵的东西，可是再一听“粪水”，相信很多人顿时就明白这是什么东西了吧！没错！就是字面意思！

“粪水金汁”就是粪水。不必诧异，这“粪水金汁”在古代是一种圣品一样的存在，能解毒凉血、消痘祛疮。如此说来，被当做珍贵物品放入陪葬品中也就不是奇闻了。

粪水怎么会是金贵的药材？明明应该奇臭难闻，又怎么会清澈无味？怎么会有“金汁”这么雅致的名字？这些疑问古籍中都有解释。

古籍中首次记载“ 粪清 ”一词是在《日华子本草》中：“ 粪清，冷。腊月截淡竹，去青皮，浸渗取汁 ”。

之后，再被医学世家取名为“金汁”。可见，“金汁”果然是人类粪便的提取物。至于为什么能被称为“金汁”，应该源于这味中药的提取过程太过繁琐吧。

很多古籍医书中都有记载“金汁”的制作方法，传统的制作方法描述都是大同小异的。被大家最为广泛了解的医书《本草纲目》中记载，“金汁”的制作方法不仅繁琐，还需要很久才能完成。

在冬至前后一个月左右，采取十一二岁男孩子的粪便为原料。因为中医学者认为，在这个时候是人身体状况最好的时候，这时候人的粪便最不容易变质，是制作“金汁”最好的原材料。

把粪便加五桶上好的井水或者是泉水后，充分搅拌均匀。

此后，再依次用竹筛和纱布进行两道过滤，把原浆中的杂质彻底滤除，再把剩余液体倒进准备好的瓦罐中。之后，加入一小碗甘草水，用碗碟将瓦罐口盖住，再用赤土进行密封。最后，还要埋入两米深的泥土里。

接下来，就跟酿酒的方式大概相同了。瓦罐中的液体需要经过长时间的封存，而且是封存的时间越久，药效越好。

古籍中记载，至少要密封一年才可取用，而密封时间越长效果越好。启封取用的液体分为三层，最上一层的液体即为可以入药的“金汁”。

制成的“金汁”是微**的，有点像浅茶的颜色，无毒无味。由此可见，“金汁”的制作过程耗时数年，这样看被称为“金汁”就不足为奇了。

“金汁”不仅制作程序繁杂，成药需耗时数年，从古籍中记载的疗效看，“金汁”也确实是一味难得好药。总结起来，关于“金汁”的药性药效是这样的：性大寒，无毒，味甘苦，入心经。

可以治疗阳亢、解毒、消热痰、祛疮毒、退烧、凉血消斑，是一味难得的凉药。这也就能解释为什么“金汁”是后妃之宝了，因为它能祛痘消斑，是一个美容圣品！

翻阅众多的古今文献中，关于“金汁”的使用很是频繁，疗效也是非常显著。因为“金汁”属凉药，就被频繁的使用在真对治疗各种热病、毒伤等等病症中，这在《本草纲目》、《白喉条辨》、《伤寒指掌》等古籍中均有治疗的医案作为佐证。

而且据这些古籍中记载，“金汁”对内火旺盛、中毒等病症都有很好的效果，针对很多毒热之症可以说是效果立竿见影也不为过。

“金汁”不仅能治疗毒热之症，治疗疫病也是一位难得的良药。

在《吴医汇讲》中记载，“治疫之法，总以毒字为纲领，凭他如妖似怪，自能体会无疑”，书中详尽的阐述了，古往今来治疗疫病的方子都是以解毒为主的。

因此，“金汁”这味解毒凉药一下子就成为了治疗疫病的良药，效果也是毋庸置疑的。可这些都仅仅证明，“金汁”在古代被应用甚广，现代医学基本上没有人应用。

非也！现代医学家也有运用“金汁”成功治疗的案例。孟澍江老先生就曾记载过，一例运用“金汁”治愈瘟疫昏痉的案例。孟老曾经跟随岳父学医，一年的夏天，当地疫病四起，成流行趋势。

其中一位姓周的夫人找到了他们治病，这位夫人三十岁左右，按脉象看来是温热病，内热、口渴、烦躁不安、舌苔黄、舌头焦红、有痉厥的症状，脉数滑。

之前看过医生，但是医生误诊给她开了疏肝理气的方子，这一下病情不但没好，还更加严重了。

孟老的岳父少江公给这名妇人号脉问诊后，开了“金汁”为药，让她自己去寻找“金汁”服用。妇人遵医嘱服用了“金汁”，第二天傍晚病情就有所好转，在经过几天的调养就痊愈了。

泉州市中医院的张永树教授也曾公开表示“金汁这一珍贵药材的疗效确实很好。”张教授的讲述中就说道，在他很小的时候，就知道有人用“金汁”给小孩子退烧。他当医生后，也用过“金汁”治疗高烧不退的孩子。

张教授还说，在《泉州民间偏方选编》里也记载了“金汁”治疗发热的方法，还曾经在2007年向上级部门报告过“金汁”的治疗方法。

但是，“金汁”治疗发烧的应用还是很复杂的，不是所有人都能用。这要区分不同人的体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来制定治疗方案。

这很考究医者的基本功，医者需要对病人的诊断和药理都很熟练才行。张教授还详尽的推测过“金汁”能清热解毒的原因，他说，埋“金汁”的红土本身就是能清热解毒的凉药，“金汁”的药性和疗效可能与制作材料和过程都有关系。

福建中医药大学施文荣副教授也认为，“金汁”的疗效来自于红土。

因为红土中存在放线菌，这种放线菌在发酵过程中可以产生抗生素。通过这样的方式产生的抗生素很多且都有毒性，所以“金汁”有疗效，但同时也存在毒副作用很大的风险。

虽然“金汁”在医学界很有研究价值，但是缺少实验数据来对毒副作用的大小作为实际支持，还是要谨慎使用于临床中。

可见，无论古代还是现代，医家都认可了“金汁”的药效。

这味很好用的凉药曾经不只一次被医者使用，无论从解毒、消热、凉血、消痘、治疗疫病等方面，都能收到很好的疗效。

但是，随着医学的进步，这味良药几乎很少被使用在临床上，而且很多医生都很少听说，这不得不说是医学界的遗憾。

[1]刘精义，明代妃嫔陵园及圹志期刊>·哲学与人文科学·考古；《故宫博物院院刊》,1980年02期32_47

[2]赵妍,基于古今文献金汁及人中黄考析期刊>·医药卫生 科技 ·中药学；《辽宁中医药大学学报》,2015年04期94_95

参考答案一： （1）明清时期的商业诚信问题（2分） 第一种经营现象：诚实守信、注重信誉（2分）； 背景：明清时期小农经济与市场联系日益密切，城镇经济空前繁荣；出现地域性的商帮如徽商和晋商；社会上对轻视商人的观念也有所改变，一些商人遵守文化传统，合法经营，赢得了良好的信誉。（4分） 评：这种经营现象的出现有利于推动商品经济的发展，有利于形成诚信经营、顾客至上、重视产品的质量与良好的服务的商业文化氛围。 （4分）（其他言之成理者，均可给分） 参考答案二：（1）明清时期的商业诚信问题（2分） 第二种经营现象：掺假造假、骗取钱财（2分） 背景：明清时期小农经济与市场联系日益密切，城镇经济空前繁荣；出现地域性的商帮如徽商和晋商；人们更加渴望对财富的追求，但部分不法分子缺乏应有的文化素质和相应的法制观念，投机钻营，为牟取暴利，坑蒙拐骗。（4分）（其他言之成理者，均可给分） 评：这种经营现象会有损于商人的形象，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影响正常的经济秩序的运行。（4分）

试题分析：根据材料一“有钱神也怕，无钱鬼亦欺”，材料二“商业信誉极好”，材料三“隐藏着不容忽视的虚假性”，材料四“宁叫赔折腰，不让客吃亏”“售货无诀窍，信誉第一条”。可知是关于商业诚信问题。材料一、材料三反映的是掺假造假、骗取钱财；材料二、材料四反映的是诚实守信、注重信誉。再根据题干要求，结合明清社会背景选择其中的一种经营现象加以评析。 点评：小论文式或评述类材料解析题。这种着眼于“文字表达”的命题方面，第一步提出要求，指示作答的方向；在表述方面，要求成文，有时还了字数限制；在评分方面，采取分档给分的办法。解答这类题，除了对材料题的一般要求外，更应注意： 　　①由于小论文式的材料题的设问比较笼统，因此，不可能用设问来提示阅读。所以审题时，对材料的阅读要更加求精求细，力求不漏掉任何一个有息。 　　②处理材料时更要注意理解，把握其立场、观点，理解所反映的历史现象的特点和时代特征，把历史材料的有效信息融人已学知识的体系中去，才能形成正确结论。 　　③回答此类解析题时更要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要表述成文。它是论文，不是问答题，不能像回答问答题一样。 　　第二，要有史有论，史论结合，最大限度地体现历史学科的特点。历史材料题的最大特点就是“历史”性。不论论据还是观点都应与“历史”有关，抛开所提供的材料、抛开历史知识乱发挥，是不可取的。因此，历史小论文不管是评述题，还是论证题，都应紧扣材料，从材料出发进行回答。

古籍的版本类型 自从图书产生以来，特别是自从版印图籍产生以来，从内容、性质、形式等方面派生出许多版本类型和版本称谓。主要有：稿本、写本、抄本、刻本、活字印本、官刻本、坊刻本、私宅刻本、家刻本、自刻本、监刻本、经厂本、内府刻本、藩府刻本、殿本、局本、聚珍本、套印本、百衲本、书帕本、巾箱本、袖珍本、初刻本、重刻本、翻刻本、影刻本、重修本、递修本、朱蓝印本、四库底本、毛抄本。 稿本 古书版本著录中运用稿本概念大约有三种情况，一是指手稿本，二是指清稿本，三是指修改稿本。手稿本指的是由作者自己亲笔书写的自己的作品，判断这个极不容易，没有绝对把握，不敢运用手稿本的概念。清稿本指的是誊清的书本。誊清就有两种可能，一种是由作者自己誊清，这在实际上应该归入手稿本；另一种是由别人誊清，实际上这已不具备稿本性质。故对清稿本概念的运用要特别慎重，不能以今度古，把现代人关于稿子的概念硬加在古稿本的头上去。修改稿本指的是在誊清的本子上又由作者亲笔加以修改。这也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作者自己誊清后自己又作修订，这在实际上又应归于手稿本；一种是别人誊清后作者亲笔加以修订，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可用修改稿本的概念。这三种概念在通常的古书著录中都见有人运用，但在实践上并不十分确切，且容易造成混乱。国家图书馆在处理这个问题时，只用“稿本”一个概念，将作者亲笔书写、誊清、修改的情况，通通包容在“稿本”概念里边。而对由别人誊清的书本，则以“写本”或“抄本”称之；别人誊清作者自己亲笔修改的书本，则仍以“写本”或“抄本”称之，紧接着于其后注明某某校改。 写本 写本是相对于稿本、抄本和印本的名称。在古书版本著录中，凡运用写本概念，大约也有三种情况。一是时代早。唐以前，书籍生产都靠手写传抄，无所谓刻本印本，故统称为写本。人唐以后，刻本书渐行，至宋而盛。然唐宋所处的时代仍是较早，故唐宋时期手写传抄的书籍，仍称为写本。元以后传抄的书籍，便以抄本名之了。二是地位高。无论时代早晚，印本书是否盛行，一书的传抄凡出自名流学者之手，往往也要以写本名之，而不称其为抄本。三是涉及宗教。凡是抄写佛经、道经，抄写者常是为了还愿或做功德，有对宗教的崇信和虔诚包容在里边，故只称其为写经，而绝不称为抄经。至于早期写经生抄写的经卷，虽不是为了自己还愿做功德，而是为了佛门的善男信女们买去还愿，但由于其抄写时代早，也只能以写本名之。至于自己著作，自己抄写流传，那就不论其时代早晚，地位高低，便一律以稿本名之了。 抄本 在古书版本著录中，抄本的称谓经常应用，经常出现。除了写本、稿本之外，凡依据某种底本而再行传写者，均可以抄本名之。 刻本 刻本，亦称刊本、椠本、镌本，均指雕版印刷而成的书本。中国雕版印刷术发明很早，唐代已有雕版印刷的书籍流行。五代已由政府指令国子监校刻《九经》及《经典释文》。至宋代，雕版印刷的书籍大兴，旁及辽、金、西夏；直至元、明、清，前后盛行1000余年。在发展过程中，因时代不同，又有宋、辽、西夏、金、蒙古、元、明、清刻本的不同称谓；因地域不同，又有浙刻本、蜀刻本、闽刻本等不同称谓：具体细分，又有杭州本、越州本、婺州本、衢州本、潭州本、赣州本、池州本、建阳本、麻沙本、崇化本、平水本、眉山本等不同称谓；因出资和主刻性质不同，又有官刻本、私刻本、家刻本、自刻本、坊刻本等不同称谓；具体区分，又有内府本、监本、府州军本、仓台本、计台本、殿司郎局本、公使库本、郡斋郡庠本、兴文署本、广成局本、行中书省本、各路儒学本、书院本、司礼监本、经厂本、藩府本、布政司本、廉访司本、殿本、局本等不同称谓；因刻版形态不同，又有大字本、小字本、书帕本、巾箱本、袖珍本等不同称谓；因版印技术不同，又有墨印本、朱印本、蓝印本、套印本等不同称谓；因版印早晚不同，又有初刻本、复刻本、初印本、后印本、重修本、递修本等不同称谓。总之，什么时代、什么地区、什么单位、什么部门刻的书本，就可题为某某时代、某某地区、某某单位、某某部门刻本。 活字印本 用活字排版印刷的书本，均称活字印本。北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平民毕昇首先发明了泥活字。南宋的周必大，蒙古太宗十三年至海迷失后三年(1241-1250)时期的姚枢，清道光十二年(1832)的李瑶、二十四年(1844)的翟金生，都曾依据毕昇泥活字印书的原理，自制泥活字，实践并光大了泥活字印书的创举。元大德年间(1297-1307)，农学家王祯又制成了木活字，并印刷《旌德县志》。此后，木活字发展较快，非但有汉文木活字，还有西夏文、回鹘文木活字。进入明、清，木活字书普遍流行，江南各省的祠堂常用木活字排印宗谱。还出现了串乡走镇专为人排印家谱的谱匠。明崇祯十一年(1638)以后，北京朝廷发行的“邸报”，也改用木活字排印。清代无论官署、私宅、坊肆，木活字印书更为普遍。规模最大的是乾隆时期用木活字排印的《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凡134种。金属活字包括铜、锡、铅活字，其中以铜活字印书较多。明朝弘治、正德时期无锡华、安两家的铜活字印书最有名，清雍正年间内府用铜活字排印的《古今图书集成》，是规模最大的金属活字印刷工程。著录活字印本，就要根据不同材料的活字，采取不同的著录称谓，如泥活字印本、木活字印本、铜活字印本等。 官刻本 官刻本是指清及清以前历代出公帑或由国家某种机构、单位主持雕印的书本。中国雕版印书始自唐朝。自五代起，始由国子监校刻经书，开官刻本之先河。两宋国子监、中央各部、院、司、局、殿，地方各府、州、县、军官署，各府、州、县学，各地仓台、计台、公使库；元代兴文署、广成局、中书省、行中书省、各路儒学、各地书院；明代两京国子监、中央各部、院，内府各监，各藩府，各布政使司，各府、州、县衙署，各级各地学校；清代武英殿、内府各监、中央各部、地方各级行政、文化机构、各省官书局等，凡由这些单位出资或主持刻印的书，均可称为官刻本。但在著录实践中，历来不采用“官刻本”这种称谓，而是将其分解，具体著录。国子监刻的书就称为国子监本，公使库刻的书就称为公使库刻本，经厂刻的书就称为经厂刻本，武英殿刻的书就称为武英殿刻本等。 坊刻本 坊刻本指唐至清历代各地书坊刻印的书本。书商编刻图书并经营书业的书坊，唐代已经出现，至两宋而兴盛。北宋的开封、南宋的杭州，都开有很多书坊、书斋、书轩、书林、书堂、书肆、书棚、经籍铺、纸马铺等。四川、两湖、江、浙、皖、赣、闽，尤其是福建建阳的崇化、麻沙等，也都有很多书坊。元代四川书坊衰落，山西平阳(今临汾)书坊兴起，福建书坊继续发展。明代南北两京，苏州、扬州、杭州、徽州、常熟、建阳，仍是书坊林立。清代书坊遍布全国各地，但有的已是单纯经销并不编刻图书了。所有历代这些书坊刻印的书，都可以称为坊刻本。但在版本著录的实践上，一般不使用坊刻本这个称谓，而是分解之后具体著录，如唐刻《陀罗尼经咒》，便著录为“唐成都府成都县龙池坊卞家刻本”，《十七史》便著录为“明毛氏汲古阁刻本”等。 私宅刻本 私宅刻本指历代私家出资或主持刻印的书本。私宅家塾刻书的性质，与书坊刻书不尽相同。书坊刻书以出售营利为主要目的，私宅、家塾刻书多出于对圣贤、先辈、师友的崇尚，要推广某种思想和学说。明、清私宅刻书，有时也为了传布某些罕见的版本。但在版本著录实践上，一般并不使用私宅刻本这个称谓，而是分解之后具体著录。如宋黄善夫家塾之敬室所刻的《史记》，便著录为“宋黄善夫家塾刻本”；宋蔡梦弼东塾刻印的《史记》，便著录为“宋蔡梦弼东塾刻本”；宋蔡琪家塾之敬室刻印的《汉书集注》，便著录为“宋蔡琪家塾刻本”；南宋廖莹中世彩堂刻印的《韩柳集》，便著录为“宋廖莹中世彩堂刻本”；元代天历间褒贤世家家塾刻印的《范文正公集》，便著录为“元天历褒贤世家家塾岁寒堂刻本”。 家刻本 家刻本指历代自家出资或主持刻印的自己家人著作的书本。家刻本与私刻本性质不同。家刻本的实施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出资委托书坊，按自家满意的版式行款刻印；一种是自备木板，召雇刻印良工上门，让他们按自家的意愿设计行款版式刻印。这两种方式雕刻的书版都归自家所有，自家收藏。故古书雕版处与藏版处不全都一致。家刻本多为家族中晚辈实施，故校勘刻印一般都比较好。 自刻本 自刻本指历代由作者自己出资或主持刻印的自撰的书本。从出资的角度看，与家刻本性质近似；从所刻书的作者看，则与家刻本绝然不同。家刻本的作者范围限在本家族中，自刻本的作者仅指作者自己。自刻本始自五代和凝。《旧五代史·和凝传》说他平生为文章，长于短歌艳曲，尤好声誉。有集百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