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伪改书名、著者以充罕见之书

过去的藏书家选择善本书时，罕见之书是一条重要的标准。书贾利用藏书家以稀为贵、奇货可居的心理就剜改书名、著者，伪造罕见的书。如杜氏《通典》二百卷，明嘉靖十七年王德溢、吴鹏有刻本。因为唐杜佑撰的《通典》流传较广，倘若以原书真实面貌出现，对藏书家不会有多大吸引力。书贾就将书名剜改为《国史通典》，同时剜去题下杜佑的名衔，加印“南宋礼部尚书锡山郡宝国贤撰”字样，序文也作删改，还在书名和著者剜改的地方钤了“南京翰林院印”和季振宜的藏书印，以掩饰剜改的痕迹，经过这样的剜改，就成了罕见的奇书乐。元刻明修本《晋书》，书贾动手剜改了书名，称为《两晋人物传》，并伪题“无锡王达撰”。这样一改，使人感觉书名既冷，著者亦奇，比大家熟知的二十四史之一的《晋书》更容易吸引某些藏书家的注意，大可收到射利的目的。明徐弘祖《徐霞客游记》是地理方面的名著，书贾为了制造罕见书的假象，把书名改为《游名山记》。类似的例子还可以举出很多，很需要引起警惕，切不可一见假造书名、著作不见各家著录便认为奇货可居，故应谨防受骗上当。

2．增删刻书牌记

古书中的牌记是考证一书的出版人、出版地和出版年代的重要依据。有这块牌子无这块牌子，书的版本价值是很不一样的。书贾抓住这一点，怎么对他有利，他就怎么干。北京图书馆藏有一部王国维亲笔题跋的明嘉靖刻本《孔子家语》，刻印精良，书品极好。但书贾硬在书前加了一页刻书牌记，右上角竖行题称“陈眉公先生重订”，中间竖行大字题名《孔子家语》，左下角署“古关杨敬泉梓”。陈眉公即陈继儒，明万历时人。本来是嘉靖时刻的书，却安上了一块万历时的刻书牌记，目的在于借重陈眉公的大名以抬高本书的学术价值，并想利用这块牌子来说明此书版本的完整性和确切性。二者合一，此书便可以身份大增，书贾从中获利。清初刻本《诗人玉屑》，书前原有“处顺堂藏板”的刻书牌记，且有“重刊元本”字样。由于书机时作伪，撤去了这块刻书牌记，竟骗过了墨海楼蔡氏。蔡氏以元刻本收进，察觉上了当，却又反手卖给了别人。这种增换刻书牌记的情况，往往在明清之际所刻的从书中和翻刻本中时常发生。尤其是翻刻本貌似原刻本，作伪方法简单，只需抽去牌记，略加伪饰即成。从以上例子可以看出，牌记虽是鉴定版本的重要依据，但不能轻信，应该多方考证，审慎鉴定。

3．剜改序跋。

剜改序跋中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或撤换序跋冒充古刻旧刻而从中获利，在古书版本造伪中亦属司空见惯的现象。尤其是在配合其他作伪手段时，挖改序跋中紧要之处，更是屡见不鲜。如时彭大翼辑的《山堂肆考》二百二十八卷，明万历二十三年刻本。书贾将书名控改为《书言故事》，同时将题下彭大翼纂著的“纂著”两字剜下，偷梁换柱贴在书贾加印的“锡山陈幼学”名字下面，投藏书家所好。为了证明这部书确系无锡陈幼学纂著，书贾还对《山堂肆考》原书序文进行剜改，在凌儒的序中就有两处被挖改：一是交序文第六页后半页害虫去后，杜撰墨"无锡陈夫子好古士也"二是第七页文字也作了篡改：“集而成编，总之二面四十卷，名曰《书言故事》”，与剜改书名著者相呼应。因此，凡古书中无序有跋，或序跋与的内容自相矛盾时，切不可轻信其中所题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而应当多方考证后，再做决断。

4．染纸造蛀以充古刻旧刊。

明高濂在《遵生八笺》中曾对染纸和伪造蠹鱼虫蛀痕以作伪有精细的描写和精彩的议论：近日作假宋版书者，神妙莫测。将新刻摹宋版书，特抄微黄厚实竹纸，或用川中茧纸，或用糊褙方帘绵纸，或用孩儿白虎纸，简卷用棰细细敲过，名之曰刮，又墨浸去臭味印成。破碎重补。或改刻开卷一二序文年号，或贴过今人注刻名氏留空，另刻小印，将宋人姓氏扣真两头角处。或用沙面磨去一角，或作一二缺痕，以灯火燎去纸毛，仍用草烟薰黄，俨然古人伤残旧迹。或置蛀米柜中，令虫蚀作透漏蛀孔。或以铁线烧红，锤书本子，委曲成眼，一二转折，种种与新不同。用红色装衬绫锦套壳，入手重实，光赋可观，初非今书仿佛，以惑售者。或札伙囤，令人先声指为故家某姓所遗。百计数人，莫可窥测，收藏家当具真眼辨证。

以上说明，染纸以充旧刻，这种作伪手法早在明代就已经有人采用。同时明代还有书坊染仿旧纸，然后印行古书的，关于这一点，商濂还没有谈到。而近代书贾则是利用清时的影寮刻本进行染色，以充旧刻。

5．版本杂拼。

用几种不同版本杂拼成一部书，是书贾出售残本的一种作伪手段。一般以一种较好的残本作为基础，残缺卷用其他版本或其他书拼配，再进行加工，掩饰杂拼的痕迹，以完整的原刻本的面貌出现。有一部《史记》，一百三十卷，明嘉靖四年汪谅刻本。残存一百十卷，其中卷缺四十八对五十五、八十二至八十七、一百十二至一百十七。书贾为了将这部《史记》配成足本，从明喜靖四至六年王延哲刻本凑齐二十卷配予汪谅刻本。这样就成了一部完整的汪谅刻本的《史记》。为将这部明嘉四年汪谅根据宋绍兴刻本翻刻的书充宋本，书贾剜去目录后“明嘉靖四年乙酉，金合汪谅氏刊行”两行刻书年款，同时剜去题下校题者姓氏，把纸染成暗**，给人以古得古色的感觉。还在序和目录前后伪钤敢“季振宜印”、“钱谦益印”、“牧斋藏书”等名家藏书印。因王延哲刻本也是翻宋刻本，书贾同时染了纸，初看似宋椠，如果不找书影对比，很容易上当。无锡市图书馆藏的《唐诗品汇拾遗》十卷，书贾竟用了三种明刻本拼凑而成。卷一至卷五是半页十一行，行二十字，白口，单鱼尾，卷端题《唐诗品汇拾遗》；卷六、卷七、卷十是半页十行，每行二十字，白口，双鱼尾，卷端、书口均题《唐诗拾遗》；卷八、卷九则是明俞宪辑的《删正唐诗拾遗》的残卷，但版刻年代、版刻者不同，而后一种是另一著作辑本，书贾硬把这三种书凑合在一起，在书前加了一篇明成化十二年陈炜撰的字，就把这部残本伪造成明成化间刻的《唐诗品汇拾遗》了。

6．割改目录、卷数。

目录是全书的纲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古书的章节体例，可以借以了解古书由于刊刻者、刊刻时间不同，目录卷数会产生差异。书贾常常利用这个特点，删割目录，剜改卷数，以残本充全书。书贾除剜瞩目录、纂改卷次外，还有伪加目录一法。此法常见于丛书零种扫作伪；即将几种丛书零种合在一起，加上一个目录，另成一书。如元陶宗仪编的《说郛》，清顺治三年两浙督学周南刻本，存五面六十种。书贾将这些书合起来伪题书名《儒林学海》，明无锡万镗辑，还在书前杜撰了和篇尤镗自序。尽管存书多达五面多种，书贾还是不厌其烦地伪加了目录，同时还钤了清名家阮元的藏书印“文选楼”，将若干丛书零种改头换面，冒充一部完整的稀见丛书。

按活字性质分为:泥活字本、铜活字本、木活字本、铅活字本、铁活字本、瓷活字本等。

印刷术是我国发明的，开如发明的是雕版印刷，这应是家喻户晓的事情。所谓雕版，是指用木板雕刻。木板选料有讲究，质地太松不适宜，所以一般用梨木和枣木，前人把刻印书叫做“付之枣梨”，印书一般都用黑墨，但第一遍印时为了便于三校，有时也用蓝色或红色印，清代以到民国时刻书则多用红印，也有用蓝印，当然也可以不用红蓝试印直接用黑墨印。雕版印刷发明的时代，明清以来有种种讲法。其中比较有影响的是隋文帝开皇时说和唐太宗贞观时说。雕版印刷进入五代，出现了一个崭新的局面，即不再停留于刻民间需要的日用印刷品以及一些字书、宗教读物，而转入刻印正统的书籍。重点是刻经，这不仅因为在封建社会中经是最主要的、为人所必读的书籍，而且和唐以来推地科举制有很大关系。 编辑本段书册制度 是指书籍的形式，再具体点可以说是单指书籍的外形，而不包括书籍的内容，也不包括书籍的材料，以及抄写、刊刻或其他印刷的方法。“旋风叶”是从卷子演变成册叶的第一步，或者可以说是从卷子到册叶的过渡形式。翻到哪里就可翻到哪里，查找起来极其方便，即使从头到尾翻一遍也极其迅速，迅速得像旋风一样，于是给它起了个“旋风叶”的名称。旋风叶进一步演变就成了“蝴蝶装”。到蝴蝶装书已不用长条木板印刷而改用长方块木板印刷，成为若干单页装订起来的书籍。     纸面上印版所占的地方，叫“版面”。版面以外空白的余纸，上边叫“天头”，下边叫“地脚”，左右都叫“边”。版面的四周叫“版框”，拼成版框的粗线叫“边栏”，也叫“栏线”，。上方叫“上栏”，下方叫“下栏”，左右叫“左右栏”。边栏只有一条线的叫“单边”或“单栏”，在粗线内侧现加一条细线叫“双边”或“双栏”。有“四周单边”、“左右双边”、“四周双边”三种形式，而绝无作上下双边而左右单边的。版面用直线划分成若干“行“。版面中间一行，不刻正文（当然也不刻小注），叫“版心”，也可叫“中缝”。版心往往用花纹或横线分划成三段，花纹按其形状叫“鱼尾”。只有上面一个鱼尾，下面用横线的叫“单鱼尾”，上下都有的叫“双鱼尾”。

《丰山集》

（明）孙存撰，明嘉靖三十三年刻本。

此书版刻精美，半叶十行十八字，白口，黑鱼尾，左右双边。卷首钤“拙者之庆”竖长方阳文印。《中国古籍善本总目》仅著录本馆有藏，已入选第二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古文渊鉴》

（清）徐乾学等撰注，清康熙内府刻五色套印本。

此本为清代康熙内府朱墨黄绿蓝五色套印本，版式精美，色泽鲜豔。半叶九行二十字，粗黑口，双顺黑鱼尾，四周单边。

《广金石韵府》

（清）林尚葵辑，清康熙刻本。

此本为清康熙九年周亮工赖古堂朱墨套印本，刻印精良，半叶六行，字数不等，白口，四周单边。

《重刊明心宝鉴》

（元）范立本辑，明嘉靖刻本。

此书刻印精良，宽行大字，粗黑口，双对花鱼尾，有元刻之遗风，且保存完好，品相上乘。此本已入选首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王状元集百家注编年杜陵诗史》

（唐）杜甫撰，（宋）王十朋集注，（宋）鲁訔编年并注，宋刻本。

此书版刻精美，纸墨优良。谢国桢先生认为其所刻字体、刀法、行款与宋黄善夫所刻《王状元集百家注分类蘇东坡先生诗》大致相同，断为南宋建阳麻沙坊刻本，刻于孝宗之後。此本已入选首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宋）欧阳修等撰，元刻明递修本。

此书具有典型元刻风格，书中有三页出现三黑鱼尾，上顺下对，原刻与递修本都有刻工。元刻遗留已罕，虽经递修，亦属难得，具有特别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版本价值。此本已入选第二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唐）陆德明撰，明汲古阁影宋钞本。此书系明末汲古阁毛氏影宋钞本，墨妙笔精，与真刻无异。本叶钤有“席鉴之印”、“ 萸山珍本”等印记。此本已入选首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雕版印刷为扬州历史文化重要特色之一。清代扬州雕版印刷空前发展，刻印之书不可胜计，最值得一提的要数《全唐诗》，世称“中国雕版印刷第一书”。康熙年间皇帝命两淮盐政曹寅于扬州天宁寺内设扬州诗局，召集全国各地雕版印刷的能工巧匠前来效力，集中写刻印制，用将近两年的时间刻印完毕。《全唐诗》分装一百二十册，十二函。版式为半页十一行，每行二十一个字，白口，双鱼尾，左右双边。全书写、刻、校、印皆精。工楷写刻，字体秀润，墨色均匀，用开花纸印刷，纸张坚韧洁白。康熙皇帝阅览进呈的样书后，大为赞赏，御笔朱批道：“刻的书甚好！”

清代扬州雕版刻印的书质量高，精品多，有学者认为金农刻本（1733雍正十一年）《冬心先生集》较《全唐书》更精美。或许从刻印的质量来看，《冬心先生集》的确较《全唐诗》更胜一筹，但笔者认为其历史文化意义远不可与《全唐诗》相比。因为《全唐诗》的刻印乃“钦定”，规模大，影响深远；《全唐诗》刻印较《冬心先生集》早近三十年，代表了当时雕版印刷最高成就，堪称雕版印刷史上划时代的作品。

扬州雕版印刷技艺精湛、独特，在雕版印刷术基础上发明的活字印刷术也与扬州有着密切的联系。活字印刷由毕升在宋代庆历年间（1040—1048）发明，由沈括的《梦溪笔谈》记载，《梦溪笔谈》又以扬州州学刻本得以面世。由此可知，没有毕升，就没有活字印刷。没有《梦溪笔谈》，活字印刷就得不到流传。而没有扬州州学，

《梦溪笔谈》就不能面世。活字印刷术出现后，扬州雕版印刷技艺由于它独特的魅力和价值，没有被活字印刷所取代。据《中国古籍版刻辞典》载录，活字印刷《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刊行后，扬州淮南书局随之影刻《武英殿聚珍版丛书》，以利于其更好保存。期间，扬州雕版印刷以空前辉煌的业绩跃居中国刻书名区之列。如今，扬州广陵古籍刻印社作为雕版印刷技艺的保护单位也积极致力于活字印刷技艺的传承、保护。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开始，刻印社采用活字技术生产了大量线装书，如《唐诗三百首》《毛泽东诗词》《论语》《老子》《孙子兵法》《周易》等，受到了各界的好评。

是指书籍的形式，再具体点可以说是单指书籍的外形，而不包括书籍的内容，也不包括书籍的材料，以及抄写、刊刻或其他印刷的方法。

“旋风叶”是从卷子演变成册叶的第一步，或者可以说是从卷子到册叶的过渡形式。翻到哪里就可翻到哪里，查找起来极其方便，即使从头到尾翻一遍也极其迅速，迅速得像旋风一样，于是给它起了个“旋风叶”的名称。旋风叶进一步演变就成了“蝴蝶装”。到蝴蝶装书已不用长条木板印刷而改用长方块木板印刷，成为若干单页装订起来的书籍。纸面上印版所占的地方，叫“版面”。版面以外空白的余纸，上边叫“天头”，下边叫“地脚”，左右都叫“边”。版面的四周叫“版框”，拼成版框的粗线叫“边栏”，也叫“栏线”，。上方叫“上栏”，下方叫“下栏”，左右叫“左右栏”。边栏只有一条线的叫“单边”或“单栏”，在粗线内侧现加一条细线叫“双边”或“双栏”。有“四周单边”、“左右双边”、“四周双边”三种形式，而绝无作上下双边而左右单边的。版面用直线划分成若干“行“。版面中间一行，不刻正文（当然也不刻小注），叫“版心”，也可叫“中缝”。版心往往用花纹或横线分划成三段，花纹按其形状叫“鱼尾”。只有上面一个鱼尾，下面用横线的叫“单鱼尾”，上下都有的叫“双鱼尾”。

蝴蝶装有个缺点，即由于书页的后半页的背面和第二页前半页的背面不相连，读下去必须连翻两页，平时打开书来，也往往遇上空白的背面，不方便。于是，有人把书页的反面对后面折起来（像后来的线装书那样），让书页的两个外边粘在书背上，就成为“包背装”，也叫“里背装”。

现在的线装，是明代中期出现的。其所以出现，当是由于包背装在书背处易于破损，破损了光靠两三个纸捻不能把书脑部分压平伏，书的右上右下两角卷起来很不美观。于是在包背装的基础上加以改良，即在打孔订好纸捻后，不再用整张书衣而改用两张半页大小的书衣，分置书前书后，然后在书脑处再打孔穿线订成，所以叫线装。线装是有一定规格的，一般只打四个孔，叫“四针眼装”，厚一点的书有时在上下角各多打一个孔，叫“六针眼装”。书衣在明代多用蓝色（也称磁青色）和棕色（也称古色、古铜色），清代则棕色多一点，个别也用混金的，但清末民国时又喜用蓝色。绝大多数用纸裱两至三层，也有用绫或绢裱制的。在前后书衣和正文之间至少订进一张空白纸，有时可多至两三张，叫“护页”或“副页”，也有人称之为“看页”。

明清时喜欢给线装书做“书套”，雅一点也称之为“函”。用硬纸做亲里，外面裱糊蓝布，里面裱糊白纸，把书四边包起，用两个牙签插紧，只空出书头和书根，讲究的则不用蓝布而用锦，有时还把书头和书根也包起来，叫“四合套”。四合套中讲究的更把书头、书根的两块接边处挖成云纹镶嵌，叫“云字套”。但这些书套因为用桨糊裱 ，易被鼠咬，日子外了又易散坏，因此好多人喜欢用所谓“夹板”。这是用两块和书册一样大小的木板，上下两头各穿上一根布带子，把书册夹住扎牢。木板要结实，多用梓木、楠木、花梨木、枣木、樟木之类。此外，还有些文物性的善本书除了用书套或夹板外还常做精致的木匣子或小木箱子装起来，匣里或社会公德同上刻上书名、版本、册数以及收藏者姓名字号。

古代书籍的版式有六种：木简（牍）、卷轴、雕版印刷线装本、手抄（绢、纸）本、活字刊印本、刻印本。

资料链接：

1、记录文字用竹木，在竹子上称简。木者，称牍。把字写在狭长的竹片或木条上叫做竹简或木简；写在较宽的竹片或木板上叫竹牍或木牍。

2、隋以前，其形式基本为卷轴。史料记载：“宋以前之书籍均系若干卷，并无若干本……”刻印技术，始于隋。唐朝时宰相冯道、李愚等奏请刊印九经，从此，重要经书均要刻印。刻书风气，由此转入鼎盛。

3、雕版印刷；造纸术的发明，人们便开始利用纸作为书写材料，雕版印刷技艺的传承方式按组织形式可分为官刻、坊刻和家刻，官刻、坊刻、家刻这三种传承方式对传播和传承扬州雕版印刷技艺，都曾起到重要作用传承的特点各不相同。宋版书有“纸香墨润，秀雅古劲”的美誉。

4、刻印本；明以后，其字均为匠人雕刻，不古不今，字体奇异，与宋元均不相同。正文字体是宋体，白纸，黑字，彩色评点，令读者赏心悦目。清初的刻本，字体分为软、硬两体。硬体是明末的方笔体，软体为手写体。康熙后，又恢复了呆板平庸的“宋体字”。

5、东汉时期，出现了成熟的造纸术。唐朝7世纪，已出现雕版印刷术。但在古代，印刷出版的书仍是少数。大量的个人作品，是用手抄的形式留存的。文房四宝是每个文人书房里必备的书写工具。书法也是士大夫的必备素养之一。中文古典典籍按照书写、还是印刷而成，区分为“抄本”和“刻本”两种。“抄本”即“手抄本”的简称。名家抄本具有更珍贵的收藏价值。

6、刊印本：刊印，指刻版或排版并进行印刷，泛指文章书籍印刷流行。

卷轴制度到唐代发展至顶峰，唐代后期开始演进到折叠式样。在此过程中，我国发明了雕版印刷术。雕版印刷术的发明，不仅大大提高了书籍的复制速度，有力地推动了文化知识的广泛传播，而且对册页制度的发展和完善，也具有相当大的推进作用。

折叠形制的书籍，阅读或查检虽比卷轴方便，但折叠处容易断裂，断裂后整册书就变成了一张张的散叶，容易弄乱。于是有人想到，既然卷轴和折叠形制的书籍本来就是由一张张的印张连接而成，为什么不可以直接用印张来装订呢？大约从五代时期开始，人们便开始采用散叶装订的形式了，首先是蝴蝶装，后来改用包背装，最后是线装。蝴蝶装出现以后的散叶装订书籍，彻底改变了延续一千多年的卷子式样，是我国书籍制度上的又一次革命。其方法经不断的改进、革新，一直沿用到今天。

（一）散叶上的名词术语：

书籍采用散页装订法后，刻字版片的式样也随之变化，不仅由原先的长条形变为长方形，还有一套相应的版式，出现了一些专门术语。

散叶装订的书都是单面印刷，一张纸上印版所占的地方，叫“版面”，版面以外空白的地方，上叫“天头”，下叫“地脚”，左右都叫“边”。

版面的四周由线条拼连而成“版框”，拼成版框的线条叫“边阑”。“阑线”，也省称为“边”、“阑”（又写作“栏”）。版框上方的边阑叫“上阑”，下方的叫“下阑”，在左右的叫“左右阑”。边阑有单、双之不同。只有一条线的称“单边”或“单阑”，一般用粗线条；在粗线条内侧加上一条细线，就构成“双边”，也叫‘双阑”。雕版印刷的古籍，版框有四周单边、左右双边、四周双边三种形式，一般没有上下双边而左右单边的。

版框内，用直线划分为行，称“界行”或“界格”。正中的一行叫“版心”或“中缝”，不刻正文，有时刻上书名、篇名、卷数、页码、本页字数、刻工姓名等等。蝴蝶装以后的书籍，版心上往往有鱼尾形的花纹，鱼尾交叉之处，正当版面的中心，可作为书页对折的标准点。鱼尾是全黑的，称“黑鱼尾”；白色的称“白鱼尾”，白鱼尾上加各种花纹，是“花鱼尾”。版心上有时只刻一个鱼尾，叫“单鱼尾”，上下各刻一个鱼尾，称“双鱼尾”，在上的叫“上鱼尾”，在下的叫“下鱼尾”。还有的版心上不刻鱼尾，只有上下两道横线，甚至有连横线也不用的。

古籍采用包背装和线装时，一张散叶沿中缝对折，使两个半页的背面相合，有文字的一面露在外面，这时对折的中缝处在书籍开合的一边，因此也称“书口”。为了折叠整齐，有时书口在上鱼尾之上、下鱼尾之下各印一条黑直线，这是版心线。每页的版心合在一起，从书口上看是黑色的，叫作“黑口”。不印版心线的称“白口”。黑线宽粗的称“大黑口”或“粗黑口”，细窄的称“小黑口”或“细黑口”。在上的是“上黑口”，在下的是“下黑口”。鱼尾和黑口连起来看有点像大象，所以又称“象鼻”。

蝴蝶装时期的书籍，有时在左阑外上方刻一个小小的长方格，内刻篇名或篇名省称，叫作“书耳”。因为蝴蝶装书籍每页是沿中缝将有文字的一面对折，背面空白处在外，装订时每页的版心在书背一侧，左右阑线在开合的书口一侧，左阑外有书耳，以便查阅。到了包背装和线装，版心转到了书口一侧，并且时常刻有书名、篇名，书耳也就很少用了。

有些书籍在目录后或卷末空白处刻有“牌记”，也叫“书牌”或“木记”。内容一般是说明刻书人、刻书的时间、地点、所据版本等等。牌记的外形多样，一般是一个长方框，坊刻本的牌记则往往搞得比较花哨，有的还加上几句广告式的宣传文字，以招徕顾客。

（二）蝴蝶装

蝴蝶装始于唐末，盛行于北宋。前面提到，蝴蝶装的装订法，是每页从中缝将有文字的两个半页对折，背面空白处在外，然后把这样对折的一叠散叶用一张纸从前包到后面，并将各页折口处牢牢地粘连在这张纸上，以免脱落，这样就成了蝴蝶装的书。

蝴蝶装书籍继承了折叠形制书籍翻阅方便的优点，装订成册后又不易断裂、散乱，所以很快成为书籍的主要形制。其所以得名，是因为书册打开后左右对称，犹如蝴蝶展开双翅。省称“蝶装”。蝴蝶装用以包裹书册前后、形成封面和封底的纸，叫“书衣”（今称“书皮”）。书衣往往内用软纸，外加一层硬纸，有时还用绫锦力表，很像现在的精装书。书衣封面左边有时贴上张狭长的签条，叫“书签”，上写书名、册次，有时加上卷次。书册的上端叫“书头”或“书首”，下端叫“书根”，右边粘连的一边叫“书背”或“书脊”，左边翻阅的一边叫“书口。

（三）包背装

蝴蝶装有一个缺点，就是由于每页有字的一面对折在内，空白的背面在外，打开书，往往尽碰上空白的背面。而且读完一页，必须连翻两页，才能继续读下去，也很不方便。于是有人把书叶的背面同背面对折在内，有文字的一面露在外（与后来的线装书各页相同），再用一张书衣，把折叠好的一叠散叶从前到后包裹起来，就成了“包背装”，也叫“裹背装”。包背装的书籍版心转到了书口一侧，一页书版面之外的两个余边粘在书背上，这样，展读时就不会遇到空白，可以逐页读去而不间断。

包背装始于北宋末，经元代，一直沿用到明代中叶。包背装书籍，书口正是书页的版心，上刻篇名、书名、卷次、页码后，作用如同蝴蝶装的书耳，查阅方便。但如果仍然采用蝴蝶装的插架办法，书口向下压在书架上，经常磨损后势必导致书页从中缝处断裂为两半。这样，不仅版心上的书名、篇名等不可辨识，翻阅和展读时又会像蝴蝶装那样屡遇空白。因此，人们便改用平放上架的方法，把许多书平叠放置。既然是平放，书衣也就不必用硬质的材料了，这样就出现了软书衣。而书根上的书名、篇名之类，也就由上下直写改为横写，如同后来的线装书一样。

包背装的书籍，要想把每页的两边牢牢地粘在书背上，比起蝴蝶装更为费事。而需要粘连的两个外边，版框外又总有较宽的余纸，因此有人便采用新方法，在余纸上打小孔，一般打二至三个孔，再用纸捻穿进小孔，把一册书订牢。这打孔穿订的一边叫做“书脑”，外边再用整张的书衣包裹起来，外表依然和起初的包背装一样。这种经过改进的包背装，就已经为后来的线装打开了通路。

（四）线装

线装起源于唐末，盛行于明代中叶，是在经过改进的包背装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包背装在书背处容易破损，此时仅靠二三个纸捻，不能把书脑部分压平伏，书脑的上下两角纸张容易卷起，影响外观和阅读。于是又有人作了改进：在打孔订好纸捻后，另外打孔用线穿订，这就是“线装”。线装书不像蝴蝶装、包背装那样用整张的书衣裹背，而是改用两张半页大小的软纸，分置书册前后，作为封面和封底，与书册一起装订。

线装书书脑一侧的上下两角容易磨损，有些贵重的书籍便用绫锦之类把书角包裹起来，叫“包角”。有时旧书修补或重装。在每页书里衬上一张白纸，叫“衬纸”。衬纸往往比原书纸长大，这样修补或重装的书籍，原书纸一般黄旧，衬底则洁白，黄白相间，人称“金镶玉”，又称“袍套装”或“惜古衬”。

由于线装书都是软书衣，为保护书籍，也为便于上架收藏，明清以来的藏书家，还常为线装书制作书套，又称为“函”。套函一般用硬纸作衬里，外面裱糊蓝布，里面裱糊白纸，把书籍的四边包起，只留书头和书根，再用两个牙签插紧。有的则把书头和书根也包裹在内，树为“四合套”。书套因为是用糨糊裱糊而成，易被鼠咬虫蚀，日久又易散坏，所以有些人爱用“夹板”，就是用两块与书册一样大小的木板，上下两头各穿上一根带子，把书册夹紧扎牢。现在图书馆及私人收藏古籍，还常用套匣。

如上所述，我国古代的书籍由简牍到册页（叶），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和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的书籍制度，总是与那一时期人类的文明程度相适应的，书籍制度的发展历程，也同人类文明的各个方面一样，是沿着由低到高、由粗转精的道路在不断前进，其间凝聚着我国历代人民的心血和智慧。由于书籍制度反映并决定着书籍的外部形态，因此可以说，无论哪种书籍形式，在历史上都曾对记录和交流人类的思想、情感，保存和传播各种文化知识，起过举足轻重的作用，因而对于中华民族几千年悠久文明的形成，也有过不可低估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