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的所有过错?
秦始皇的功是把春秋战国分裂了4、5百年一下子统一了,还统一了文字,钱币,度量衡。这是他的功,而他在后期有坟书坑儒把当时的好多的对现在有用的书籍都烧毁了,这就是过了,所以在我们学历史的时候对他的评价是功大于过,其实他还是个很有能力的人,要不也不能统一六国,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我很喜欢这个历史人物,虽然他很残忍,但是他的功是不可磨灭的,也为以后的发展起了一个推动的作用不要误导新来的朋友,秦始皇穷兵黩武、好大喜功,统一六国天下,滥用民力,大兴土木,留下长城兵俑。这些都是事物的两面性,不好说对或是错。至于焚书坑儒,不过是听了法家李斯的谗言,烧了百家诗书(但保留了医学、占卜、农业的书籍),杀了数十个鼓吹分封制的儒生。比起满清大兴文字狱、编纂四库全书,毁灭、篡改中华文明典籍,扼杀文人独立思考的能力,摧残人民反抗的意志,不断为人民灌输奴性,苟且度日来说,是小巫见大巫了。 四库热可以休矣● 苏 启 戈 ● 近年来颇有一股四库热高烧不退。不但介绍和评价清修四库的言论文章屡见于报纸、杂志、电视和网站,连大部头的《四库全书》也变着头脸地一出再出。据笔者不完全统计,仅今年就有上海古籍出版社推出的“新一版”精装本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鹭江出版社推出的线装本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以及商务印书馆推出的精装本和线装本两种影印《文津阁四库全书》,真有点铺天盖地的气势。 如今是市场经济时代,那些唯利是图的书商出什么,跟风炒作的媒体说什么,当然无须较真。但是,在这股四库热中,也有一些顶着“国学大师”、“学术泰斗”、“权威学者”桂冠的人煽风点火,他们为了颂扬清修四库和吹捧《四库全书》,不惜颠倒历史的黑白,混淆学术的是非,这就让人不能再置之不理了。 据“大师”、“泰斗”和“权威”们说,清廷修纂《四库全书》是对中国文化的一次大总结,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文化盛事。事实真是如此吗?根据《东华续录》所载乾隆帝在四库开馆后的几次上谕可知,清廷修纂《四库全书》怀有险恶的政治企图,就是要借修纂四库、搜求遗书之机,查明幷销毁不利于其统治的前代和当代典籍 ,也即所谓“寓禁于征”。乾隆三十九年诏谕各省督抚搜求遗书时要严查“明末国初悖谬之书”,特别指出“明季末造野史者甚多,其间毁誉任意,传闻异辞,必有抵触本朝之语,正当及此一幷查办,尽行销毁,杜遏邪言,以正人心而厚风俗,断不宜置之不办”,至于其它书,凡“字义触碍,亦当分别查出奏明,或封固进呈,请旨销毁;或在外焚弃,将书名奏闻”。在乾隆四十三年上谕中,更严令限期二年收缴所有“违碍”之书,“至二年期满后,仍有隐匿存留违碍悖逆之书,一经发觉,必将收藏者从重治罪,不能重邀宽典”。在此*威之下,大批明末清初的典籍被销毁,其有据可查的全毁之书有二千四百五十三种,抽毁之书有四百零三种,合计约三千余种。如果加上复本,销毁总数当不下于十万余部(见清姚觐元《禁毁书目四种》)。而且毁书之后,又毁其版,从乾隆三十八年到四十六年之间,先后销毁书版六万八千多块,致使许多珍贵典籍由此绝种 。 伴随毁书运动,更将矛头指向作者,大兴文字狱。据统计,在清廷修纂《四库全书》的过程中,锻造的文字大狱就有四十余起。其中著名的如乾隆四十年的金堡案,因其所著《偏行堂集》诗文中有反清字句,不仅销毁其所有著作,而且牵连为其书作序的高纲父子;又如乾隆四十二年的王锡侯案,因其所著《字贯》擅改《康熙字典》又不避圣讳,将其所有著作全部销毁,又杀其子孙七人;再如乾隆四十三年的徐述夔案,因其诗中有“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邦”之句,被指为反清复明,不但其著作全部销毁,且将其人剖棺戮尸。一次又一次空前严酷的书毁人亡惨剧,致使数十年后的读书人仍为之心悸色变,所谓“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梁谋”(龚自珍已亥杂诗)。近人章太炎在《哀焚书》一文中回顾此段历史时说:清廷“初下诏时,切齿于明季野史。其后四库馆议,虽宋人言辽金,元明人言元,其议论偏谬尤甚者,一切议毁。及夫隆庆以后,诸将相献臣所著奏议文录若诸家丝帙寸札,靡不然爇”,“至于晚明将相献臣所著,靡有孑遗矣。”近人孙殿起在《清代焚书知见录》中亦慨叹道:“各书多有未经镌刻只系传抄孤本传留者,如黄宗羲辑《明文案》一部五十本,采集可谓繁富,竟因销毁而散亡。此外如明末之史书、清初之小说戏曲等,亦多因查禁而失传。至于其它所进各书,凡未经刊刻而湮灭者,尤不知凡几。且由于当时专制*威,影响所及,有著书在禁毁之例者,以后修地方志、编辑史传者,即其人名及地名都予删除,因而哲人学士泯没无闻者,殆不可胜道矣。”无数事实说明,清廷修纂四库幷不是对中国文化的一次大总结,而是一次大清洗;幷不是空前绝后的文化盛事,而是秦始皇焚书坑儒后又一次文化浩劫。 “大师”、“泰斗”和“权威”们又说,《四库全书》保存了大量的文化典籍,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这也是不符合事实的。笔者曾对《四库全书》做过认真的核查,发现至少有六个方面的严重问题:其一,著录失当。《四库全书》共收书3461种,有一百二十多种是所谓御制、御批、御注、钦定、敕纂的书,其中多数没有价值或价值不高,如康熙、雍正、乾隆祖孙三人的诗文集以及歌功颂德的千叟宴诗等等。相反,另有多达数千的价值很高的书被摒弃在外,如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顾祖禹《读史方舆记要》、李贽《焚书》等等。其二,肢解典籍。《四库全书》中许多书因其中有“违碍”内容,被无端抽出数卷、数篇销毁,使之成为肢体不全的残书。如黄宗羲《明文海》,抽毁其中涉及晚明史事的118卷;又如冯可宾的《广百川学海》,抽毁其中涉及满洲史事的《建州考》、《夷俗考》等5种;其三,删改内容。《四库全书》中大量书因其中有“违碍”字样,被肆意挖补、窜改,甚至不惜颠倒次序,变易意义。如将《黄氏日钞》、《桯史》、《茅亭客话》、《老学庵笔记》等书中的“蛮夷”、“夷狄”改为“中外”、“外裔”,将“胡”改为“金”,“虏”改为“敌”,“贼”改为“人”,将《嵩山文集》中的“金贼何其厌,敢肆求黄金重币”,改为“我之所以奉金人者,黄金重币”等等。其四,底本欠佳。《四库全书》中相当多的书未能找到最好的版本做为底本,有的是因为当时未能征集到,如张燕公文集所用二十五卷本缺佚不全,而有宋蜀本三十卷足本未能得到;太白阴经所用为八卷残本,另有影宋抄十卷足本未能得到 ;还有的是已经采进到而未能择优选用,如《四库采进书附录》所指出的:“明朱睦□《五经稽疑》四库据浙江进抄本著录,窜改卷第,非复旧观,而江苏所进自有八卷刊本,孤帙仅存,不知何故取彼舍此也。宋赵汝愚《诸臣奏议》、唐黄滔《黄御史集》幷注明天水旧椠,如此佳本有裨校勘者 , 不知又何故不取也”。其五,辑录失误。《四库全书》在辑佚方面有严重失误。如《元和郡县志》缺七卷半,而“(永乐)大典中有可校,董其役者以烦重不付”。又《太平寰宇记》缺113 — 119卷,当时永乐大典各条之下仍可录出足本,但也未能校补,以致留下永久缺憾。而已经辑录的书又多有遗漏,有人据现存永乐大典详查《四库全书》别集类辑录之书,发现不存在漏辑问题的仅有八种,“种数漏辑率竟达百分之九十五”(栾贵明《四库辑本别集拾遗》)。其六,抄写讹漏。《四库全书》全部手抄,抄后未能认真校对,以致错讹百出,缺卷缺页缺书屡见不鲜。乾隆五十七年查出文津阁本经部书中空白和错误一千多处,乾隆五十九年查出文源阁本《盐铁论》漏写卷末杂论一篇,道光四年查出文澜阁本《大学衍义》卷五十八缺二十页,《书画汇考》卷十缺120页,《藏一话腴》缺外集2卷,《遗山集》缺附录1卷,民国十八年查出文渊阁缺抄《司空图诗品》、《卫生十全方》、《郑敷文书说》等九种书计30卷。张之洞有诗云“乾隆四库求遗书,微闻写官多鲁鱼”,应该说是蛮客气的批评。综上所述,可知《四库全书》的学术价值是大可商榷的,“全毁、抽毁、剜去之类也且不说,最阴险的是删改了古书的内容”,“不但捣乱了古书的格式,还修改了古人的文章”。《四库全书》哪里是在保存典籍,正如鲁迅所抨击的:“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 当然,把清修四库和《四库全书》批得一无是处,也有欠公允。无论清修四库的主观意图如何,《四库全书》在效果上还是有贡献,这个贡献就是收录了五百种左右的珍本秘籍。这些珍本秘籍有的是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等书中辑出的亡佚已久的唐宋元人著作,如《蛮书》、《旧五代史》、《续资治通鉴长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有的是采自宋元旧刊精刻的善本,如《唐百家诗选》采用宋干道中倪仲传本,《增修互注礼部韵略》采用宋绍定旧刊本,《资暇集》采用钱氏也是园蔵南宋刊本、《嘉佑集》采用徐干学传是楼蔵宋本等。民国时有人编了一部《四库全书珍本丛书》,专收《四库全书》中此类书,影印以广流传,算是做对了。其实我们今天应该做的,正是这种取其精华的事,而不是把85%左右都是经过肢解和删改的伪古书的《四库全书》再拿出来一印再印,幷进而赞美之,吹捧之,完全忘记了清修四库带给民族文化的灾难,泯灭了一个文化人应有的良心。 乾隆时抄了七部的《四库全书》,经过太平军和八国联军的大火,还剩下四部,保存在北京、兰州、杭州和台北的公共图书馆;另外上世纪八十年代台湾商务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600套,上海古籍出版社翻印台湾商务版《四库全书》1200套,总计有1800套左右的《四库全书》流传在民间。应该说对于了解清修四库这一场文化浩刼和传播《四库全书》中五百种左右的珍本秘籍已经足够了,再也没有必要浪费有限的社会资源了。四库热可以休矣。
《收藏》杂志和《中国收藏》这两本都是收藏界比较有权威的杂志,上面有各大拍卖公司的拍卖藏品征集公告,可关注。
“各朝代字画,瓷器,玉器,青铜器,古籍善本及杂项等”由于涉及的物件比较多、范围比较广,可以与拍卖行取得联系,就拍卖流程、税费、鉴定等事宜与拍卖行接洽。
雕版印刷的出现
书册制度
宋刻本(包括辽金刻本)宋浙本
宋建本
宋蜀本
辽本和金平水本
元刻本元浙本
元建本
明刻本明前期即从洪武到弘治的刻本
明中期即从正德到隆庆的刻本
明后期即从万历到崇祯的刻本
清刻本(以及清以后的民国刻本)清前期即从顺治到雍正的刻本
清中期即从乾隆到咸丰的刻本
清后期到民国即从同治到宣统民国的刻本
活字本
套印本
插图本
抄本
稿本
批校本
影印本雕版印刷的出现
书册制度
宋刻本(包括辽金刻本) 宋浙本
宋建本
宋蜀本
辽本和金平水本
元刻本 元浙本
元建本
明刻本 明前期即从洪武到弘治的刻本
明中期即从正德到隆庆的刻本
明后期即从万历到崇祯的刻本
清刻本(以及清以后的民国刻本) 清前期即从顺治到雍正的刻本
清中期即从乾隆到咸丰的刻本
清后期到民国即从同治到宣统民国的刻本
活字本
套印本
插图本抄本稿本批校本影印本展开 我国古代的图书,主要是以写本和印本两种形式流传后世的。由于写刻的时代不一,地区有异,写刻者不同,以及抄写方式和刻写方式的差别等原因,古代图书就有了各种各样的版本。我们通常把研究这些版本的学问叫古籍版本学。
编辑本段雕版印刷的出现
印刷术是我国发明的,开如发明的是雕版印刷,这应是家喻户晓的事情。所谓雕版,是指用木板雕刻。木板选料有讲究,质地太松不适宜,所以一般用梨木和枣木,前人把刻印书叫做“付之枣梨”, 印书一般都用黑墨,但第一遍印时为了便于三校,有时也用蓝色或红色印,清代以到民国时刻书则多用红印,也有用蓝印,当然也可以不用红蓝试印直接用黑墨印。 雕版印刷发明的时代,明清以来有种种讲法。其中比较有影响的是隋文帝开皇时说和唐太宗贞观时说。雕版印刷进入五代,出现了一个崭新的局面,即不再停留于刻民间需要的日用印刷品以及一些字书、宗教读物,而转入刻印正统的书籍。重点是刻经,这不仅因为在封建社会中经是最主要的、为人所必读的书籍,而且和唐以来推地科举制有很大关系。
编辑本段书册制度
是指书籍的形式,再具体点可以说是单指书籍的外形,而不包括书籍的内容,也不包括书籍的材料,以及抄写、刊刻或其他印刷的方法。 “旋风叶”是从卷子演变成册叶的第一步,或者可以说是从卷子到册叶的过渡形式。翻到哪里就可翻到哪里,查找起来极其方便,即使从头到尾翻一遍也极其迅速,迅速得像旋风一样,于是给它起了个“旋风叶”的名称。旋风叶进一步演变就成了“蝴蝶装”。到蝴蝶装书已不用长条木板印刷而改用长方块木板印刷,成为若干单页装订起来的书籍。
纸面上印版所占的地方,叫“版面”。版面以外空白的余纸,上边叫“天头”,下边叫“地脚”,左右都叫“边”。版面的四周叫“版框”,拼成版框的粗线叫“边栏”,也叫“栏线”,。上方叫“上栏”,下方叫“下栏”,左右叫“左右栏”。边栏只有一条线的叫“单边”或“单栏”,在粗线内侧现加一条细线叫“双边”或“双栏”。有“四周单边”、“左右双边”、“四周双边”三种形式,而绝无作上下双边而左右单边的。版面用直线划分成若干“行“。版面中间一行,不刻正文(当然也不刻小注),叫“版心”,也可叫“中缝”。版心往往用花纹或横线分划成三段,花纹按其形状叫“鱼尾”。只有上面一个鱼尾,下面用横线的叫“单鱼尾”,上下都有的叫“双鱼尾”。 蝴蝶装有个缺点,即由于书页的后半页的背面和第二页前半页的背面不相连,读下去必须连翻两页,平时打开书来,也往往遇上空白的背面,不方便。于是,有人把书页的反面对后面折起来(像后来的线装书那样),让书页的两个外边粘在书背上,就成为“包背装”,也叫“里背装”。 现在的线装,是明代中期出现的。其所以出现,当是由于包背装在书背处易于破损,破损了光靠两三个纸捻不能把书脑部分压平伏,书的右上右下两角卷起来很不美观。于是在包背装的基础上加以改良,即在打孔订好纸捻后,不再用整张书衣而改用两张半页大小的书衣,分置书前书后,然后在书脑处再打孔穿线订成,所以叫线装。线装是有一定规格的,一般只打四个孔,叫“四针眼装”,厚一点的书有时在上下角各多打一个孔,叫“六针眼装”。书衣在明代多用蓝色(也称磁青色)和棕色(也称古色、古铜色),清代则棕色多一点,个别也用混金的,但清末民国时又喜用蓝色。绝大多数用纸裱两至三层,也有用绫或绢裱制的。在前后书衣和正文之间至少订进一张空白纸,有时可多至两三张,叫“护页”或“副页”,也有人称之为“看页”。 明清时喜欢给线装书做“书套”,雅一点也称之为“函”。用硬纸做亲里,外面裱糊蓝布,里面裱糊白纸,把书四边包起,用两个牙签插紧,只空出书头和书根,讲究的则不用蓝布而用锦,有时还把书头和书根也包起来,叫“四合套”。四合套中讲究的更把书头、书根的两块接边处挖成云纹镶嵌,叫“云字套”。但这些书套因为用桨糊裱 ,易被鼠咬,日子外了又易散坏,因此好多人喜欢用所谓“夹板”。这是用两块和书册一样大小的木板,上下两头各穿上一根布带子,把书册夹住扎牢。木板要结实,多用梓木、楠木、花梨木、枣木、樟木之类。此外,还有些文物性的善本书除了用书套或夹板外还常做精致的木匣子或小木箱子装起来,匣里或社会公德同上刻上书名、版本、册数以及收藏者姓名字号。
编辑本段宋刻本(包括辽金刻本)
宋浙本
北宋继承五代的传统,以官刻为主,官刻中又以国子监词条一即监本为主。 南宋泊本中的官刻本仍以国子监粞为主。当时礴京国子监的书版都被金人弄走了,为了满足读书的需要,新京城颐安府即杭州的国子监覆刻了北宋监本的经注和单疏,现存的《周易正义》、《春秋公羊传疏》、《尔雅疏》就都是南宋初年的监本,不过有的版片已经后来修补过。
宋建本
北宋时福建地区刊刻的书,现在留下来的只有两部佛教的《大藏经》,一部是北宋元丰三年在今福州开刻的《万寿藏》,一部是政和二年在同地开刻到南宋乾道八年才完成的《毗卢藏》。 古藉版本学上所说的宋建本,主要是指建宁府建阳县的坊刻本。因为建宁府在宋代属于福建路,而福建地区古称为闽,所以也有人称之为闽本。北宋时的建阳坊刻本没有能流传下来,传世的都是南宋时所刻,其为数不多,几不亚于浙本官刻而大大超过杭州的陈、尹诸家坊刻。
宋蜀本
唐五代以来,今四川成都成为与杭州东西对峙的全国雕版印刷中心。北宋开宝四年中央政府专门派人到成都开刻了我国最早的一部印本佛教《大藏经》,也称《开宝藏》,是卷子本,字体颇有唐写卷子本的味道,多少夹杂点北魏字体的成分,现在还保存有一些零卷。早期的蜀本已经看不到了,保存下来的最早也只是北宋末南宋初的刻本,此外都是南宋本。
辽本和金平水本
辽的刻书技术应是从宋传过去的。刻书中心大概不会在今内蒙古巴林左旗的辽的政治中心上京,辽的南京即今北京,倒有成为刻书中心的可能,但也无明文可稽。刻本则长期以来从未有人见过。今天见到的辽刻本,是在山西应县发现的。应县有个佛宫寺,寺里有座辽清宁二年建筑的木结构的释加塔,1974年在塔第四层主像释加牟尼腹中找出六十一件辽刻本。 金初兴时虽然以武力称雄,但也颇重视文化。现存的金平水本为数极少,只有《南丰曾子固先生集》、《壬辰重改正吕太尉经进荘子全解》、《刘知远诸宫调》、《南帝内经素问》、《重编添补分门事苑撮要》、《萧间老人明秀集注》、《新修■音引证群籍玉篇》等几种,基本上都是坊刻。
编辑本段元刻本
元浙本
国子监这个名称当然取消了,但原先南宋的国子监并没有拆毁,而改成了西湖书院,元黄溍《西湖书院义田记》说:“西湖书院,宝宋之太学,规制尤甚,书所刻经史群书,有专宫以掌之,号书库官,宋亡学废,而板库具在。”据考证,其中绝大多数是南宋国子监遗留下来的,也有个别是元代浙江地区刊刻的元浙本。这些地区的家刻本,也和南宋一样还不如官刻之多。现存较有名的有在今浙江淳安的邵桂子编刻《邵氏世谱》,在今江苏松江的业曾南阜书堂刊刻《东坡乐府》,在今江西南丰的西思敬刊刻《元丰类稿》,在今江西南丰王常刊刻《王荆文公诗笔注》。
元建本
元建本上多有牌记,或曰某某书堂,或曰某某书舍,或曰某某精舍,或曰某某书院,一概都是书铺的牌号,和政府设立的书院是两回事。和南宋时一样,在元代官方有时也把书交给建阳书坊刊刻。
编辑本段明刻本
明前期即从洪武到弘治的刻本
明前期的刻本,基本上延续了元刻本的风格。除了北方的临汾人明后不再成为别具格局的刻书中心,不再有明平水本之称外,大体分成一大一小两个系统。即建阳的坊刻建本继续局守一隅成其小系统,此外全国各地几悉继承元浙本系统成为大系统。此大系统的主要特点即和元浙本同样使用赵体字,而且不论官刻、家刻、坊刻在字体以至版式上几无甚出入,仅管刻手有精粗之别。这种所谓明初本以官刻为多。官刻中包括内府本,国子监本,其他中央机构的刻本,地方官刊的所谓书帕本,以为介于官刻和家刻之间的潘府本。明前期家刻本传世的似不如官刻之多。明前期坊刻本除建本外也不算多。
明中期即从正德到隆庆的刻本
明刻本到这个时期起了一次大变化。变化的最显著之点,即字体由前此的赵体突然改换成整齐的欧体,而版式也由前此的大黑口变成了白口。这个变化始于正德,剧于嘉靖,下及隆庆,其中尤以嘉靖时所刻的数量既多,质量又高,成为明刻本以至我国版本史上的一大特色。“嘉靖本”也随之成为了版本目录上的专用词语。 大概由于这种刻书风格新鲜受欢迎,很快传播到外地,不仅影响到外地的家刻,还影响到官刻、藩府刻、坊刻。这种标准嘉靖本的风格,到隆庆时才逐渐起了变化,向后期的万历本过渡。
明后期即从万历到崇祯的刻本
从万历开始,明刻本又出现不同于标准嘉靖本的新风格。其主要特点仍在字体和版式,尤以字体的转变更为显著,即由原先虽见方板整齐但仍出于南宋浙本欧体的标准嘉靖本字体,转变成为更加方板整齐、横平竖直,而且横细竖粗、完全脱离欧字的新字体。这种新字体世称“方体字”,但也有人称之为“宋体字”。从现有资料来看,开始用这种方体字刻书是在安徽的徽州。明以来徽州人多外出经商,人称“徽商”。徽商们常到南京、扬州、杭州等地活动或定居,往往会把徽州的刻工带过去,同时徽州刻书又常请苏州的文人主持校勘,因此江浙的刻书风气很快受其影响,随之这种方体字刻本普及到全国很多地区。 万历时还出现了一种所谓“写刻本”。所谓“写刻本”,而是由于嘉靖、万历时刻书字体日益整齐规范,最终产生了完全脱离普通书写字体而专用来刻书的方体字,这时再重新用普通书写字体来刻书,就被称之为“写刻”,称其本为“写刻本”。万历时出现的写刻本仍用赵体字,但讲究的已不像所谓明初本的赵体那样笔道丰利刚健,而转趋流利生动。 天启、崇祯两朝的刻本通称为明末刻本。明末刻本中除保持了万历时的方体字和少数写刻者外,在杭州的坊刻中又使用了一种新的方体字。它不像万历时始创的方体字那么方,那么横细竖精,而变为字体稍长、笔画较瘦的方体字,可称之为长方体字,看上去颇有清朗醒目之感。
编辑本段清刻本(以及清以后的民国刻本)
清前期即从顺治到雍正的刻本
清代前期,顺治、康熙、雍正三朝的刻本,多数继承了明代后期的传统刻方体字本,其中以万历传下来的方体字为主,也有用天启时创制的长方体字和汲古开创制的扁方体字。这时期的方体字本有粗有精。长方体字的本子比方体字本刻得少。清前期这种方体字本以及写刻本的纸张,一般用厚一点的毛边纸或薄一点的毛太纸,而以毛太为多,早一点的也使用明末刻本常用的质地更差的竹纸,另有用一种白色的纸叫连史纸,这些都比较常见。 清代坊刻的章回小说一般也通用方体字,但多数比明后期的建本小说还要拙劣。清代前期刻本中比上述几种方体字本更具特色的是写刻本。顺治时清世祖还宠用宦官,设立十三衙门,汉经厂等依然存在,内府刻书当仍由宦官掌管。世祖死,宦官即被整肃,其首脑吴良辅处斩,十三衙门撤销,其后修书刻书当转归文职职人员办理。所以清代皇家刻书笼统地自可称为内府本,而习惯上将康熙及其后的专称“武英殿本”,还常简称为“殿本”,而顺治时刊刻的仍称之为内府本。
清中期即从乾隆到咸丰的刻本
清武英殿刻书在乾隆整六十年间可说进入了全盛时期。所刻书据统计多至三百零八种,到嘉庆时的二十九部、道光时十二部、咸丰时二部就明显地在走下坡路。进入后期同治一部、光绪二十二部、宣统二部然后清朝的统治结束。
在乾嘉学派的推动下,又一次出现了刊刻古书的高潮。这次高潮和明嘉靖时出现的不完全一样,嘉靖时刻古书重在作诗文,乾嘉时则重在讲学问,所刻古书的特点一是注重校勘,多数要写出校语,叫校勘记或考异。再是不惜工本地刻仿宋本,版式行款一依旧本不让变动。这时期不论仿宋本、写刻本、方体字本一般都有内封面,多数是正面题书名卷数,背面题刊刻者或年月,不像明万历以来坊刻本的内封面具有广告性质。
清后期到民国即从同治到宣统民国的刻本
就刻书事业来看,乾嘉的全盛时期过去之后,到这时却颇有点复苏的气象。其标志则是在好些省会正式办起了公家的刻书机构,叫书局,刻印了大量价廉而质量也不坏的书籍。前此地方官刻书全凭官们个人的喜好或需要,不曾设立过专职的刻书机构,所以这时书局的设立可说是我国出版史上一件大事。以致到民国时好多公私出版机构还承用了书局这个名称,即至今日仍有中华书局之称。 按设置地点来讲,在南京的有金陵书局,人民国幷入江苏省立第一图书馆,即今南京图书馆,有江楚书局(人民国并入江苏省立第一图书馆),在扬州的有淮南书局(人民国并入江苏省立第一图书馆),在苏州的有江苏书局(人民国并入江苏省立第二图书馆),在杭州的有浙江书局(人民国改为浙江省立图书馆附设印行所),在南昌的江西书局,在武昌的崇文书局(人民国改湖北官书处),在长沙的有传忠书局、思贤书局,在成都的有存古书局,在济南的有皇华书局(后改山东书局),在太原的有浚文书局(后改山西书局),在福州的有福州书局,在广州的有广雅书局(人民国改为广雅版片印行所),在昆明的有云南书局,在贵阳的有贵州书局。这些书局刊刻的书,人们通称之为“局版”、“局本”。
编辑本段活字本
不用整片的木板来刻书,而改刻单个可刷印的反体字,不要印书不须雕版用这些单个字拼排就能印,印毕拆散这些单个字又可用来印别的书,灵活而不像雕版印刷那么固定死。所以当年沈括把这种用单个字拼排的书版叫“活板”,后来就称这些拼版用的单个字叫“活字”,印成的书叫“活字本”,以便和整片雕版的刻本相区别。
编辑本段套印本
不论刻本或活字本,一般都用一种颜色来刷印,其中最常用的自然是黑色,试印本或其他特殊情况有用蓝色或红色的。套印本则印一部书一页书用两种颜色,即除黑色外还用红色,而且是把这印黑色的文字和印红色的文字分别刻成两副版片,先在纸上刷印黑色的,再把红色的套上去刷印,刷印成既有黑色即墨色、又有红色即朱色的本子,人们称之为“朱墨套印本”,更常省称之为“套印本”。
编辑本段插图本
在书上配刻了图书的
,通称为“插图本”,也可称“带图本”,再由此派生的以图书为主体的书则通称为“书谱”。这些都是我国雕版印刷中固有的东西。
编辑本段抄本
抄本,过去多写作“钞本”,如今则习惯作“抄本”。这里讲的抄本是指刻本出现后派生的抄本,即绝大多数是从当时已难得的旧刻本抄录及展转抄录的本子。
编辑本段稿本
“稿本”,广义的是凡撰写的文章著作没有付印的都应叫稿本,付印了那原稿也仍是稿本。但古籍版本里的稿本,只是指总论第一章古籍范围之内的书籍的稿本。此外的近现代人著作的稿本如是名字且有价值者自宜珍藏,但不在这古籍的稿本之列。
稿本又应分为三类,即“原稿”、“清稿”和“写样待刻稿”。原稿:是作者的手稿,一般是亲笔。清稿:原稿往往要经作者涂改,涂改得多了,就由作者自己或请别人重抄一遍,叫清稿。写样待刻稿:著作要刊刻时,如第三章所说要在印好的方格纸上用刻书的字体、刻书的要求把全书腾写一遍,叫做“写样”。
编辑本段批校本
“批校本”,是一个笼统的广义词,它包括了“批本”、“校本”、以及既校又指的“批校本”。批本:是在刻本或抄本上施加批评圈点。校本:是在刻本或抄本上用其他刻本抄本或其他古籍来校出异文,改正文字。批校本:这是狭义的批校本,即指既校又加圈点评语的本子。
这三种之外,还有一种叫“过录本“的,是借到了一部名人或有价值的批本、校本或批校本,自然另找一部相同的刻本把这种批校原样过录在上面。
编辑本段影印本
这里所说的是影印本,是狭义的专指我国古籍的影印本,是把古籍的刻本以及前面讲过的活字本、套印本、插图本、抄本、稿本、批校本等摄影后制版印刷,
印成基本上保留原书面貌的本子。这种摄影和制版的技术,都是从国外引进的,在这以前要新本子保留原书面貌,只能用前面讲过的仿刻、覆刻等办法,但即使最精细的覆刻,也不如这种影印的新技术之能不走样。因为这种新技术引进后,很快地“洋为中用”用在影印古籍上面,从清后期开始,到民国时已基本上取代了前此仿刻、覆刻而成为古籍出版的一种重要方式。 我国用来影印古籍的技术,大体有石印、珂罗版印、金属版印、照相胶版印几种。
会不会有一天
古琴声飘飞成不可归来的绮梦
琅琅书声只存在于精致的插图
泛黄的古籍化作史书中无法抓住的尘埃
古圣先贤的智慧就像飞向天际的彗星一样一去不返
斥责声代替了往昔的敬仰
误解带来了无尽的批判
不,不要
民族的命脉不能就这样消失在历史的波浪里
确实,传承传统文化是个浩大的工程
但是仍然需要有人来完成
不要让“弱小”成为我们退却的理由
不要让上古的文明遭遇误解
请关注一下传统文化
毕竟
没有了五千年的文明
没有了民族的精神
我们又该拿什么来照亮下一个黎明
本文2023-08-05 10:47:16发表“古籍资讯”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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