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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业堂《二十四史》书箱二十四史是我国古代二十四部正史的总称。即:《史记》(汉·司马迁)、《汉书》(汉·班固)、《后汉书》(南朝宋·范晔)、《三国志》(晋·陈寿)、《晋书》(唐·房玄龄等)、《宋书》(南朝梁·沈约)、《南齐书》(南朝梁·萧子显)、《梁书》(唐·姚思廉)、《陈书》(唐·姚思廉)、《魏书》(北齐·魏收)、《北齐书》(唐·李百药)、《周书》(唐·令狐德棻等)、《隋书》(唐·魏征等)、《南史》(唐·李延寿)、《北史》(唐·李延寿)、《旧唐书》(后晋·刘昫等)、《新唐书》(宋·欧阳修、宋祁)、《旧五代史》(宋·薛居正等)、《新五代史》(宋·欧阳修)、《宋史》(元·脱脱等)、《辽史》(元·脱脱等)、《金史》(元·脱脱等)、《元史》(明·宋濂等)、《明史》(清·张廷玉等)。
“正史”之名,始见于《隋书·经籍志》:“世有著述,皆拟班、马,以为正史。”清代乾隆皇帝钦定“二十四史”,“正史”一称即专指“二十四史”。按《四库全书》的规定,正史类“凡未经宸断者,则悉不滥登。盖正史体尊,义与经配,非悬诸令典,莫敢私增”,即未经皇帝批准,不得列入正史。
二十四史总共3249卷,约有4000万字。它记叙的时间,从第一部《史记》记叙传说中的黄帝起,到最后一部《明史》记叙到明崇祯17年(公元1644年)止,前后历时4000多年,用统一的本纪、列传的纪传体编写。二十四史的内容非常丰富,记载了历代经济、政治、文化艺术和科学技术等各方面的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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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史的发展
商务印书馆百衲本《二十四史》三国时期社会上已有“三史”之称。“三史”通常是指《史记》、《汉书》和东汉刘珍等写的《东观汉记》。《后汉书》出现后,取代了《东观汉记》,列为“三史”之一。“三史”加上《三国志》,称为“前四史”。
历史上还有“十史”之称,它是记载三国、晋朝、宋、齐、梁、陈、北魏、北齐、北周、隋朝十个王朝的史书的合称。后来又出现了“十三代史”。“十三代史”包括了《史记》、《汉书》、《后汉书》和“十史”。
到了宋代,在“十三史”的基础上,加入《南史》、《北史》、《新唐书》、《新五代史》,形成了“十七史”。
明代又增以《宋史》、《辽史》、《金史》、《元史》,合称“二十一史”。
清朝乾隆初年,刊行《明史》,加先前各史,总名“二十二史”。后来又增加了《旧唐书》,成为“二十三史”。后来从《永乐大典》中辑录出来的《旧五代史》也被列入正史,经乾隆皇帝钦定,合称“钦定二十四史”。乾隆四年至四十九年武英殿刻印的《钦定二十四史》,是中国古代正史最完整的一次大规模汇刻。
1920年,柯劭忞撰《新元史》脱稿,民国十年(1921年)大总统徐世昌以《新元史》为“正史”,与“二十四史”合称“二十五史”。但也有人不将新元史列入,而改将《清史稿》列为二十五史之一。或者,如果将两书都列入正史,则形成了“二十六史”。[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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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版本
毛泽东点评二十四史明南京国子监刻“二十一史”(南监本)
明万历北京国子监刻“二十一史”(北监本)
明崇祯毛氏汲古阁刻“十七史”
清乾隆武英殿刻“清乾隆武英殿本二十四史”
清同治光绪间五省官书局合刻“二十四史”
民国商务印书馆印张元济辑“百衲本二十四史”
中华书局排印“点校本二十四史”
“毛泽东评点二十四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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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评价
梁启超评价二十四史
梁启超在《中国史界革命案》中说:“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
点校本二十四史评价
点校本二十四史,底本选择精当,点校体例谨严,点校确当,版式设计,清晰便览。
点校本动员了全国史学家许多学有建树的专家学者和古籍整理工作者,历时二十余年,于1978年全部出齐,是迄今为止最好的二十四史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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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史内容
史记
汉·司马迁著,130卷。
《史记》最初没有固定书名,或称“太史公书”,或称“太史公记”,也省称“太史公”。“史记”本来是古代史书的通称,从三国开始,“史记”由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名。
作者司马迁,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人。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大约卒于汉武帝征和三年。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在汉中央政府做太史令,负责管理皇家图书和收集史料,研究天文历法。司马谈打算编写一部通史,愿望没有实现就死去了。临死的时候,嘱咐司马迁完成他未竟的事业。
司马迁幼年时就很刻苦,十岁开始学习当时的古文,后来跟着董仲舒、孔安国学过《公羊春秋》、《古文尚书》。汉武帝元朔三年,司马迁二十岁,满怀求知的欲望,游遍了祖国的名山大川,到处考察古迹,采集传说。通过对历史遗迹和西汉建国前后的史实的实地调查,司马迁开阔了胸襟,增长了知识,为后来编写《史记》作了很好的准备。司马谈死后,司马迁承袭父职,做了太史令,有条件看到大量的图书文献和国家档案,这对司马迁编写《史记》是一个不可缺少的条件。
汉武帝太初元年,司马迁开始编写《史记》。天汉二年,李陵率兵随李广利出击匈奴,兵败投降。汉武帝向司马迁询问对李陵的看法,于是,司马迁说,李陵投降,是因为众寡不敌,又没有救兵,责任不全在李陵身上。汉武帝认为司马迁有意替李陵庇护开脱,贬责汉武帝的爱姬李夫人的哥哥李广利。于是,把司马迁投进监狱,处以腐刑。三年后他被赦出狱,更加发奋写作《史记》。大约在征和二年,基本上完成了编撰工作。司马迁死后许多年,他的外孙杨恽才把这部五十二万多字的不朽名著公诸于世。
《史记》是一部贯穿古今的通史,从传说中的黄帝开始,一直写到汉武帝元狩元年,叙述了我国三千年左右的历史。《史记》序中写道,全书有本纪十二篇,表十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三十篇。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提到《史记》缺少十篇。三国魏张晏指出这十篇是《景帝本纪》、《武帝本纪》、《礼书》、《乐书》、《律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列传》。后人大多数不同意张晏的说法,但《史记》残缺是确凿无疑的。今本《史记》也是一百三十篇,有少数篇章显然不是司马迁的手笔,汉元帝、成帝时的博士褚少孙补写过《史记》,今本《史记》中“褚先生曰“就是他的补作。《史记》取材相当广泛。当时社会上流传的《世本》、《国语》、《国策》、《秦记》、《楚汉春秋》、《诸子百家》等著作和国家的文书档案,以及实地调查获取的材料,都是司马迁写作《史记》的重要材料来源。特别可贵的是,司马迁对搜集的材料做了认真地分析和选择,淘汰了一些无稽之谈。对一些不能弄清楚的问题,或者采用阙疑的态度,或者记载各种不同的说法。由于取材广泛,修史态度严肃认真,所以,《史记》记事翔实,内容丰富。
汉书
东汉·班固著,100卷。
继司马迁撰写《史记》之后,班固撰写了《汉书》。班固,字孟坚,扶风安陵人,生于东汉光武帝建武八年。父亲班彪是一个史学家,曾作《后传》六十五篇来续补《史记》。《汉书》就是在《后传》的基础上完成的。和帝永元元年,班固随从车骑将军窦宪出击匈奴,参预谋议。后因事入狱,永元四年死在狱中。那时《汉书》还有八表和《天文志》没有写成,汉和帝叫班固的妹妹班昭补作,马续协助班昭作了《天文志》。班昭是“二十四史”中绝无仅有的女作者。
《汉书》包括本纪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篇,后人划分为一百二十卷。它的记事始于汉高帝刘邦元年,终于王莽地皇四年。
《汉书》的体例与《史记》相比,已经发生了变化。《史记》是一部通史,《汉书》则是一部断代史。《汉书》把《史记》的“本纪”省称“纪“,“列传”省称“传”,“书”改曰“志”,取消了“世家”,汉代勋臣世家一律编入传。这些变化,被后来的一些史书沿袭下来。
《汉书》记载的时代与《史记》有交叉,汉武帝中期以前的西汉历史,两书都有记述。这一部分,《汉书》常常移用《史记》。但由于作者思想境界的差异和材料取舍标准不尽相同,移用时也有增删改易。
《汉书》新增加了《刑法志》、《五行志》、《地理志》、《艺文志》。《刑法志》第一次系统地叙述了法律制度的沿革和一些具体的律令规定。《地理志》记录了当时的郡国行政区划、历史沿革和户口数字,有关各地物产、经济发展状况、民情风俗的记载更加引人注目。《艺文志》考证了各种学术别派的源流,记录了存世的书籍,它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图书目录。《食货志》是由《平准书》演变来的,但内容更加丰富了。它有上下两卷,上卷谈“食”,即农业经济状况;下卷论“货”,即商业和货币的情况,是当时的经济专篇。
《汉书》八表中有一篇《古今人表》,从太昊帝记到吴广,有“古”而无“今”,因此引起了后人的讥责。后人非常推崇《汉书》的《百官公卿表》,这篇表首先讲述了秦汉分官设职的情况,各种官职的权限和俸禄的数量,然后用分为十四级、三十四官格的简表,记录汉代公卿大臣的升降迁免,详细的展现了当时的官僚制度和官僚的变迁。
从思想内容来看,《汉书》不如《史记》。班固曾批评司马迁“论是非颇谬于圣人”。这集中反映了两人的思想分歧。所谓“圣人”,就是孔子。司马迁不完全以孔子思想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正是值得肯定的。而班固的见识却不及司马迁。从司马迁到班固的这一变化,反映了东汉时期儒家思想作为封建正统思想,已在史学领域立稳了脚根。
后汉书
南朝宋·范晔著,120卷。
《后汉书》九十卷,南朝宋范晔撰。范晔字蔚宗,顺阳人。出身于一个世族家庭。他的祖父范宁曾任晋豫章太守,著《谷梁集解》一书。《十三经注疏》中的《谷梁传注疏》就是以《谷梁集解》为基础写成的。他的父亲范泰官拜金紫光禄大夫,加散骑常侍,是宋武帝刘裕的得力助手。他博览群书、潜心著述,作《古今善言》二十四篇。所以范晔有很深的家学渊源,一直以名门之后自居,生性孤傲,不拘小节,仕宦不甘居人后,著述也不甘居人后。以此成名,也以此丧身。
元嘉九年,范晔在为彭城太妃治丧期间,行为失检得罪了司徒刘义康,被贬为宣城太守,范晔郁郁不得志,就借助修史来寄托他的志向,开始写作《后汉书》。元嘉二十二年,当他完成了本纪、列传的写作,同时又和谢俨共同完成《礼乐志》、《舆服志》、《五行志》、《天文志》、《州郡志》等五志的时候,有人告发他参与了刘义康的篡位阴谋,因此下狱而死。谢俨怕受牵连,毁掉了手中的志稿,使《后汉书》只有纪传部分流传了下来。
在范晔《后汉书》之前,已问世的有关东汉历史的重要著作不下十部,范晔以《东观汉记》为基本史料依据,以华峤书为主要蓝本,吸取其他各家书的长处,删繁补缺,整齐故事,超越众家,后来居上。所以到了唐代,范晔《后汉书》取代《东观汉记》,与《史记》、《汉书》并称“三史“,盛行于世。而诸家《后汉书》,除袁宏《后汉纪》外,都相继散亡。于是范晔《后汉书》成为我们现在研究东汉历史的最基本的依据。范晔《后汉书》的记述,起于刘秀起兵推翻王莽,终于汉献帝禅位于曹丕,详载了东汉一百九十五年的历史。
三国志
西晋·陈寿著,65卷。
《三国志》,六十五卷,包括《魏书》三十卷,《蜀书》十五卷,《吴书》二十卷,主要记载魏、蜀、吴三国时期的历史。作者陈寿,字承祚,巴西安汉(今四川南充)人,生于汉后主刘禅建兴十一年(233年),死于晋惠帝元康七年(297年)。他在蜀汉做过官,三十岁时,蜀汉政权灭亡,入晋后做过晋平令、著作郎。陈寿写《三国志》以前,已出现一些有关魏、吴的史作,如王沈的《魏书》,鱼豢(换)的《魏略》,韦昭的《吴书》等。《三国志》中的《魏书》、《吴书》,主要取材于这些史书。蜀政权没有设置史官,无专人负责搜集材料,编写蜀史。《蜀书》的材料是由陈寿采集和编次的。陈寿写书的时代靠近三国,可资利用的他人成果并不多,加上他是私人著述,没有条件获得大量的文献档案。我们阅读《三国志》时,就会发现陈寿有史料不足的困难,内容显得不够充实。陈寿没有编写志。我们要了解三国时代的典章制度,只好借助于《晋书》。《三国志》善于叙事,文笔简洁,剪裁得当,当时就受到赞许。与陈寿同时的夏侯湛写作《魏书》,看到《三国志》,认为没有另写新史的必要,就毁弃了自己的著作。后人更是推崇备至,认为在记载三国历史的史书中,独有陈寿可以同《史记》、《汉书》相媲美,可惜的就是内容太少。因此,其他各家的三国史相继泯灭无闻,只有《三国志》一直流传到现在。
晋书
唐·房玄龄等著,130卷。
《晋书》一百三十卷,包括帝纪十卷,志二十卷,列传七十卷,载记三十卷,记载了从司马懿开始到晋恭帝元熙二年为止,包括西晋和东晋的历史,并用“载记”的形式兼述了十六国割据政权的兴亡。
唐太宗是一位有所作为的君主,他非常重视史书的撰修工作,而在唐太宗以前,有关晋代的史料,没有一家令人满意的。唐太宗在修晋书诏中对各家史著逐一进行了批评。撰写一部系统、完整、旨趣较高的晋史,是唐太宗的一大心愿。贞观二十年他下诏让房玄龄、褚遂良、许敬宗担任监修,组织编写《晋书》。
众人撰写《晋书》,从受命到成书,仅历时两三年。成书时间之所以较短,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晋书》由于有政府作后盾,人力、物力、财力和图书档案资料都有保证,这些条件,是私人修史无法比拟的。二是有多种晋史著述可供参考。由于有蓝本作为依据,成书自然较为容易。
《晋书》在取材方面,不十分注意史料的甄别取舍,喜欢采用小说笔记里的奇闻轶事,《搜神录》、《幽明录》中一些荒诞不经之谈也加以收录,有损于它的史料价值。另外,书中有记事前后矛盾和疏漏遗脱的地方。《晋书》的执笔人,大多数擅长诗词文赋,撰史过程中,有片面追求词藻华丽的倾向。因此,后人批评它“竞为绮艳,不求笃实”。这也是《晋书》的缺点之一。
宋书
南朝梁·沈约著,100卷。
《宋书》是一部纪传体断代史著,记述南朝刘宋王朝自刘裕建基至刘准首尾六十年的史实,为沈约所撰。全书一百卷,纪十卷,志三十卷,列传六十卷。作者根据何承天、徐爱等所著宋史旧本,旁采注纪,撰续成书。
纪传部分成于南齐永明六年,诸志当成于隆昌元年之后。全书以资料繁富而著称于史林,为研究刘宋一代历史的基本史料。
各志工程巨大,内容详备,篇幅几占全书之半。志前有《志序》,详述前代修志情况,并上溯各志所记制度源流,可为考补前史缺志之助。《州郡志》记三国以来地理沿革并及东晋以来侨州郡县情况,有补于史事考证。《律历志》全载景初、元嘉、大明三历文字,为历法学的珍贵资料。
《乐志》记叙汉魏及两晋乐府情况,乐府诗章有分类开录,并保存有汉魏以来大量乐府诗篇及乐舞文辞,其中“古辞”多为汉代遗篇,是研究乐府及诗史的重要文献。纪传叙事详密,列目入载二百三十余人。纪传中收录的大量诏令、奏疏、书札及文章,虽冗长,但有多方面的史料价值。
《宋书》的作者沈约,是南朝著名史学家、文学家、声律学家,字休文,吴兴武康人。父沈璞,刘宋时为淮南太守,元嘉末年于皇族争权夺位之乱中被害,沈约时年十三岁。少年时代,沈约横遭家难,潜窜流寓,家境孤贫。他笃志好学,读书昼夜不倦,遂博通群籍,善属诗文。天监十二年卒,年七十三岁,谥曰“隐”,后世亦称“隐侯”。
南齐书
南朝梁·萧子显著,59卷。
《南齐书》记述南朝萧齐王朝自齐高帝建元元年至齐和帝中兴二年,共二十三年史事,是现存关于南齐最早的纪传体断代史。原名《齐书》,至宋代为区别于李百药所著《北齐书》,改称为《南齐书》,撰著者为萧子显。
萧子显,字景阳,南朝历史学家、文学家。出身皇族,萧子显博学多识,长于写作,又是自齐入梁的贵族人物,对南齐许多史事、王室情况是熟悉的或是亲自经历过的,加之梁朝取代南齐,未经重大战乱,许多图书文籍得以保存,都为萧子显撰著史书提供了有利条件。
《南齐书》现存五十九卷,其中帝纪八卷,志十一卷,列传四十卷。所缺一卷为《自序》。
梁书
唐·姚思廉著,56卷。
《梁书》记载自梁武帝萧衍建国至梁敬帝萧方智亡国共五十六年间的历史,是姚察及其子姚思廉两代人辛勤撰写完成的。
姚察,字伯审,吴兴武康人,南朝历史学家。历经梁、陈、隋三朝,于陈朝任秘书监、领大著作、吏部尚书等职,于隋朝任秘书丞。入隋后于文帝开皇九年又受命编撰梁、陈两代历史,未竟而卒。临终时遗命,嘱其子姚思廉继续完成撰史工作。
姚思廉,字简之,姚思廉在撰史工作中,充分利用了其父已完成的史著旧稿。自贞观三年至贞观十年,历时七年最终完成了《梁书》与《陈书》的撰写工作。
姚察及姚思廉父子虽为史学家,但都有较深厚的文字素养,于史文撰著方面,文字简洁朴素,力戒追求辞藻的华丽与浮泛,继承了司马迁及班固的文风与笔法,在南朝诸史中是难能可贵的。
陈书
唐·姚思廉著,36卷。
《陈书》是南朝陈的纪传体断代史著作,记载了自陈武帝陈霸先即位至陈后主陈叔宝被隋文帝灭国首尾三十三年间的史事,由姚察及其子姚思廉两代人撰写的。姚察,字伯审,吴兴武康人,姚思廉,字简之,陈亡后,迁家关中,为万安人。两人事迹已于本书《梁书》前言中作了介绍,可以参阅。
《陈书》中的帝纪六卷,列传三十卷,共三十六卷,无表志。
陈朝封建政权只存在了三十三年,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没有特别的建树,或许与此有关。《陈书》内容比不上《梁书》那样充实,本纪和列传都过于简略。
魏书
北齐·魏收著,130卷。
《魏书》,一百二十四卷,其中本纪十二卷,列传九十二卷,志二十卷。因有些纪、列传和志篇幅过长,又分为上、下、或上、中、下三卷,实共一百三十卷。北齐魏收撰。
鲜卑族是我国古代东北大兴安岭东麓一个古老的民族。公元一世纪末,随着匈奴帝国的解体,鲜卑族逐渐向西迁徙,成为大漠一个强大的民族集团,公元三世纪初,鲜卑拓跋部首领猗卢在塞北建立了代国,公元376年,代政权被氐族建立的前秦消灭。公元386年,拓跋鲜卑各部复拥拓跋珪为代王,重建政权。拓跋珪解散了拓跋鲜卑原有的部落组织,定居农耕,迁都平城,于公元398年改称魏,史称北魏。由于吸收先进的汉族文化,北魏国力日益强盛,终于在公元439年统一中国北方,结束了十六国时期的动荡局面。公元493年,孝文帝拓跋宏迁都洛阳,改姓元氏,推行了一系列汉化改革措施。到宣武帝元恪时,北魏达到鼎盛时期,在西边夺取汉中,进窥巴蜀,在东边巩固了洛阳周边的防御,并与梁朝争夺淮南,但不久就由于政治腐败和人民的反抗而崩溃,分为东魏和西魏两个对峙的政权。《魏书》记载了鲜卑拓跋部早期至公元550年东魏被北齐取代这一阶段的历史。
拓跋时就曾命令邓渊撰《代记》十卷,按年月编次本朝史事。太武帝拓跋焘神嘉二年,诏撰《国记》,由崔浩定为编年体,成书三十卷。
《魏书》在流传过程中亡佚甚多,本纪缺二卷,列传缺二十二卷,此外又有三卷残缺不全,分别由后人取其它史书补足。
魏收,北齐钜鹿下曲阳人,字伯起,小字佛助。他机警能文,与温子升、邢子才号称三才子,但生性轻薄,人称“惊蛱蝶”。他奉命著《魏书》时曾声称:“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色,举之则使上天,按之则使入地。”书成之后,众口喧嚷,指为“秽史”,魏收三易其稿,方成定本。
北齐书
唐·李百药著,50卷。
北魏末年,北方六镇发生声势浩大的反叛浪潮,后出身于怀朔镇低级武官的高欢获得了对二十余万鲜卑人的领导权,控制了北魏朝政。公元534年,高欢所立的孝武帝元修被逼西奔长安,高欢于是另立孝静帝元善见,迁都邺城,史称东魏。公元550年,高欢之子高洋废孝静帝自立,建立北齐。东魏、北齐统治区域南至长江,与梁、陈两朝先后对峙,西边在今山西、河南、湖北,与西魏、北周分界。公元577年,北齐被北周吞并。
《北齐书》本名《齐书》,宋时才加一“北”字而成今名。它虽以记载北齐历史为主,但实际上记述了从高欢起兵到北齐灭亡前后约八十年的历史,集中反映了东魏、北齐王朝的盛衰兴亡。
李百药(公元565--648年),字重规,定州安平(今河北安平)人,出身仕宦之家。李百药从小好学,博览经史著作,隋初曾任太子舍人,袭父爵为安平公。贞观二十二年卒,享年八十四岁。
北齐政权中,皇族内部叔侄、兄弟相互残杀,使这个二十年的短命王朝换了六个皇帝。《北齐书》对封建统治者之间的权势争夺有较多的叙述。《北齐书》在流传过程中残缺严重,现在只有十七卷保持原貌,其他都是后人用《北史》等著作增补,这使《北齐书》的价值大大降低。
周书
唐·令狐德棻等著,50卷。
《周书》,五十三卷,其中本纪八卷,列传四十二卷。唐令孤德主编,参加编写的有岑文本和崔仁师。
北魏末年,政治动荡,乱事遍起。出身于北魏北方六镇中武川镇的宇文泰,率领一批以武川镇人为主的鲜卑族军队,联合关陇地区的汉人豪族武装,建立起西魏政权。后宇文泰的第三子宇文觉在公元557年代魏建周,史称北周。西魏、北周这两个前后相续的政权,统治区域大致包括今天陕西、宁夏、甘肃和四川的大部,山西西南部、湖北西部及河南西部。与东边的东魏、北齐和江南的梁、陈成鼎足之势。公元577年,北周灭北齐,统一中国北方。公元581年,杨坚代周,建立隋朝。
《周书》虽以“周”题名,但实际上记述了从公元534年东、西魏分裂到杨坚代周为止四十八年的西魏、北周的历史。
《周书》由于根据的资料贫乏,再加上它所记载的人物多是本朝显官的祖先,因而显得单薄而不尽合事实。但它基本上反映了宇文政权的建立,建立后三个封建政权之间的战争,以及宇文政权上层集团内部斗争的情况,是研究和了解西魏、北周历史最基本、最原始的一部史书。
隋书
唐·魏征等著,85卷。
《隋书》共八十五卷,其中帝纪五卷,列传五十卷,志三十卷。本书由多人共同编撰,分为两阶段成书,从草创到全部修完共历时三十五年。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令狐德提出修梁、陈、北齐、北周、隋等五朝史的建议。次年,唐朝廷命史臣编修,但数年过后,仍未成书。贞观三年(公元629年),重修五朝史,由魏征“总知其务”,并主编《隋书》。《隋书》的作者都是饱学之士,具有很高的修史水平。
《隋书》是现存最早的隋史专著,也是《二十五史》中修史水平较高的史籍之一。
首先,它有明确的指导思想。下令修隋史的唐太宗亲历了灭隋的战争,在执政之后,他经常谈论隋朝灭亡的教训,明确提出“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的看法。汲取历史教训,以史为鉴就成了修隋史的指导思想。其次,《隋书》弘扬秉笔直书的优良史学传统,品评人物较少阿附隐讳。主编魏征刚正不阿,他主持编写的纪传,较少曲笔,不为尊者讳。如隋文帝之“刻薄”专断,“不悦诗书”,“暗于大道”,隋炀帝矫情饰貌,“锄诛骨肉,屠剿忠良”等情况,都照实写来,了无隐讳。再次,《隋书》保存了大量政治、经济以及科技文化资料。其中十志记载梁、陈、北齐、北周和隋五朝的典章制度,有些部分甚至追溯到汉魏。
南史
)《四库全简明目录》(广西民族大学馆藏)
20卷,清朝永瑢等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本目录不收存目书,只收四库全书所收录的
3461种书籍,据文渊阁所藏四库全书著录书名、卷数,以及撰著者的时代、姓名等,并删减提要原
文,略述作书大意,文字简明(钦定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广西民族大学馆藏四库全书简明目
录)。作为一般读者来说,查检《简目》即可。
(3)《书目答问》(广西民族大学馆藏)
[清]张之洞撰,初刊于清光绪二年(1878)。此书是一部指导治学门径的举要书目,共列举古
籍2200种左右。其中《四库》书未有者十之三四,《四库》虽有其书而校本、注本晚出者十之七
八。全书按经、史、子、集、丛(丛书目)五部、三十余类编排。每部书先列书名,次注著者,再注
各种版本、卷数异同,并且对一些书籍加简单的按语,指导人们读哪些书,选择什么版本。它所标
明的版本都是经过斟酌的,以不缺少误、习见常用的为主。
(4)《贩书偶记》(广西民族大学馆藏)
近人孙殿起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贩书偶记)。《贩书偶记》及《贩书偶记续
编》是孙氏在经营古籍贩卖事业几十年中所见古籍的详细记录,绝大部分是清代的著作、同时兼收
少许明代人的著作,以及辛亥革命至抗战前(止于1935年)的有关古代文化的著作。是一部清代以来
的著述总目,其作用相当于《四库全书总目》的补编。其著录项目,一般包括书名、卷数、作者姓
名、籍贯、刻版的年代等。《贩书偶记》初刻于1936年,著者在初版刊印以后,又积得资料六千余
条,并由他的助手雷梦水先生对这些资料进行了整理,于1980年以《贩书偶记续编》名义出版。这
次重印,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新一版《贩书偶记》、1980年第一版《贩书偶记续编》全二为
一,以《〈贩书偶记〉附续编》的形式分为上下册出版。书后附有《〈账书偶记〉书名著者名四角
号码综合索引》。
(5)《续修四库全书提要》
王云五主持,台湾商务印书馆1972年出版。本书共13册,收录《四库全书总目》未收的古籍提
要10070篇.尤重道藏、佛经的史传与有关中国佛教史之著作、明人著作、一部分禁毁书,以及现
存海内外的我国著名古典小说、戏曲和《四库全书》编纂以后的书籍等等。它收了经部书2384部,
史部书4443部,子部书2115部,集部书1128部。
(6)《古籍整理图书目录(1949—1991)》
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办公室编,中华书局1992年出版。本书采用按年编排的方式收录
了建国以来(1949年10月至1991年12月)我国(港、台除外)历年来整理出版的古籍。图书内容除文、
史、哲等之外.还收藏书画艺术,以及医书、农书、科技等方面的古籍,还酌收—部分已译成汉文
的少数民族古籍。所收古籍大致包括辛亥革命以前的著作,辛亥革命以后对古籍整理加工的著作,
以及有关古籍的工具书。本书之末附有按四角号码编排的书目索引,这样,既可以了解古籍整理各
个阶段的概况,又可通过索引查阅到每种古籍出版的年月。
1)《中国丛书综录》(广西民族大学馆藏)
上海图书馆编,中华书局1959-1962年出版;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1983年再版。全书收录全国
41所主要图书馆(上海古籍出版社版增至47所)所藏古籍丛书2797种,包括子目汇集古籍38891
种。全书共3册。
第一册“总目”,按汇编与类编进行编排。汇编分为杂纂、辑佚、郡邑、氏族、独撰5类;类
编分为经、史、子、集4类。每一丛书,著录丛书名、编辑者、版本、并详细列出该丛书所含子
目。书后附有“全国主要图书馆收藏情况表”与“丛书书名索引”。
第二册是“子目”,是子目分类索引,将该书中所收的全部古籍按经、史、子、集四部(下
再分若干类)分类编排,注明每一书的卷数、著者时代、著者姓名、所属丛书等。可按类查出某部
古籍及收在哪些丛书中。
第三册是“索引”,是子目书名索引和子目著者索引。按四角号码顺序编排,与第二册配合使
用(中国丛书综录书影)。
(2)《中国丛书练录补正》
阳海清编撰,蒋孝达校订,江苏广陵古箱刻印社1984年出版。本书对《综录》中各丛书的版
本、异名、子目作了很多补充和订正工作,增录了1958年以后重印、复印、影印,以及校点排印的
新版丛书。书后所附的“丛书异名索引”也很有参考价值(中国丛书综录补正)。
(3)《中国丛书目录及子目索引汇编》
施廷镛主编,南京大学1982年印行。本书重在增补《中国丛书综录》所收或未收丛书,共977
种,其中包括一些西学丛书与台湾编印的丛书。全书分丛书目录与子目索引两部分。书前附“丛书
概述”,书后附“丛书书名索引”与“子目书名索引”。
(4)《中国丛书广录》
全书16开2369页,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该书是新出版的查古籍丛书的工具书。凡《中
国丛书综录》已收录者,不再收录,只收录书名、版本或子目多寡不同者。该书不仅收目前实存的
丛书,也收历史曾经存在、今为“存目”的丛书;既收原刻本、影印本,也收铅印等整理本;既收
大陆地区出版的丛书,也收台港澳地区出版的丛书。该书上册是总目,包括丛书分类简目、丛书分
类详目、丛书书名索引、丛书编纂者、校注者刊刻者索引;下册是索引,包括子目分类索引、子目
书名索引、子目著者索引。该书与《中国丛书综录》相补充,反映了我国历代的丛书出版情况(图
片中国丛书广录书影)。
(5)《中国丛书综录续编》
本书是在我国著名图书馆学专家、目录学家施廷镛的遗著的基础上,重新整理而成的。书中删
除了与他书重复者,并又补充了许多丛书,包括不少港、台、日本等地的资料,现共计收录1100余
种。书后附《丛书备考》、《丛书书名索引》、《丛书著者索引》、《丛书子目书名索引》、《丛
书子目著者索引》、《丛书子目分类索引》。它的出版弥补了上海图书馆编《中国丛书综录》和阳
海清编《中国丛书广录》所收丛书的不足,并订正了上述两书著录中的一些错误,是一本研究中国
历史、文化和古籍的工具书。
(6)《丛书总目续编》
庄荣芳编,台北德浩书局1974年印行。是《中国丛书综录》第一册“总目”的续编,收录台湾
出版的丛书683种。可用来查考台湾1974年前丛书的出版情况和收藏情况。
此外,我国近代出版的三套大型古籍丛书《四部丛刊》、《四部备要》和《丛书集成初编》
虽巳收录在《中国丛书综录》里了,但它们都各自编有目录,可供查检。
(7)《丛书集成初编目录》
商务印书馆编,1935年出版,中华书局1983年重编。《丛书集成初编》,商务印书馆自1935年
起编辑出版,汇集宋、元、明、清100部有价值的丛书,收书约4100种,原拟分订4000册,每册一
号,计划分四批出齐,后因抗日战争爆发而中断出书,巳出版的3467册,未出版的533册。1982年3
月在北京召开的古籍整理出版规划会议之后,中华书局决定将巳出版的重印。本目录便是根据1935
年版重编的,共收书4l07钟,按总类、哲学、宗教、社会科学、语文学、自然科学、应用科学、艺
术、文学、史地等10类编排。每种书均注明书名、编著考,所届丛书、卷数、册数。凡已出版各
书,书名前均冠以书号,并按书号顺序排列;未出版各书,书名后均注明“未出”字样。
3、古籍善本书目
(1)《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广西民族大学馆藏经部、丛部)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辑委员会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1996年版。中国大型古籍目录。该书
目编辑委员会编。该书目共著录除台湾地区以外中国各省、市、自治区公共图书馆、博物馆、文物
保管委员会、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图书馆、科学院系统图书馆、名人纪念馆和寺庙等781个单位的
藏书57500种,13万部。凡是有历史文物性、学术资料性和艺术代表性并流传较少的古籍,年代下
限大致断到清代乾隆以及在此之后辛亥革命前有特殊价值的刻本、抄本、稿本、校本,都作为善本
在收录之列。编排方法基本按四部分类法排列,并增设丛书部,故分为经、史、子、集、丛书五
部。198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经部,丛书部和史部分别于1990年和1992年出版。著录项目有书
名(含卷数)、著者和著作方式、版本等。每部书均有编号,书末附藏书单位代号及检索表,并另
编书名、作者、版本、批校题跋者索引。收录中国782家收藏单位所藏善本书57500种约13万部。中
国现代最大的善本书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1、中国古籍善本书目2)。
(2)《稿本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书名索引》(上、中、下册)
天津图书馆编,齐鲁书社2003年04月第1版,2041页(稿本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书名索引)。
(3)《中国古籍善本总目》(全7册)
线装书局2005年出版。《中国古籍善本总目》共收录了善本书目6024种,对所选书目的著者、
版本、刻书年代、行款及刻书者,均依据相关馆藏资料,做了详细的介绍。编制了四角号索引。同
时考虑到多途径检索方便,还编制了书名四角号码的笔画字头检索和汉语拼音字头检索。凡收入该
书的书目,均标明了藏书单位,这些古籍善本书,分藏于中国各省、市、自治区图书馆、博物馆、
文物保护委员会、高等院校、科学院系统图书馆;中等学校、文化馆、寺庙等800余家。一书在
手,中国古籍善本分布情况尽收眼底(中国古籍善本总目)。
(4)《中国善本书提要》(广西民族大学馆藏)
王重民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出版。本书所录善本书达4200余种,包括北京图书馆、北京
大学图书馆和美国国会图书馆所藏的善本古籍。本书最突出的特点是著录版本特征内容齐备。以往
书录,多只录书名、卷数、册数、撰著校辑者人名、刻本堂名、年代等,本书则尽量录齐各项特
征,除上述各项外,更详记其版框尺寸、行款字数、残存卷数、版藏处所、原书款识序跋、刻字铺
号、刻工姓名等,凡有助于鉴定古籍刊刻年代之特征者,都尽量录入,以帮助读者对版刻情况进行
判断和对源流加以考订。此外,本书对《四库提要》、《明史艺文志》等书录,颇多纠谬补阙之
功,因此是一部极有价值的善本书录。本书基本上采用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而略加变
更。书后附有索引4种:“书名索引”、“撰校刊刻人名索引”、“刻工人名索引”、“到书铺号
索引”(中国善本书提要、中国善本书提要2)。
(5)《中国善本书提要补编》
本书是著名目录版本学专家王重民先生《中国善本书提要》的续编。计有史部提要770余篇 ,
涉及纪传、编年 纪事本末、杂史、传记、政书、地理、金石、目录等九类;子部提要近 10篇。编
辑体例与“正编”基本一致。类目、书名、版本、册数、撰者、序跋等清晰明白,具有很高的资料
价值,其中所收地方志提要最多。全书目录为:《补编》前言、编例、补编提要目录、中国善本书
提要补编、后记、书名索引、撰校刊刻人名索引、刻工人名索引、刻书铺号索引、正补编联合索引
字头笔书检字表(中国善本书提要补编)。
(6)《古籍版本题记索引》
罗伟国、胡平编,上海书店1991年出版。本书著录有关古籍版本的书目、题跋、读书志、书影
等102种。全书包括《书名索引》《著者索引》两部分,均用四角号码法排列。《书名索引》著录
书名、编著者、版本和出处等4项。这里所谓的“出处”就是版本题记的出处。这部分索引提供给
读者的就是什么古籍有什么人的题记,有多少题记。为了节省篇幅,引用书目都编制了代号,查阅
时可查检《采用书目及其代号表》。书名代号是阿拉伯数字加方括号,卷数是中文数字,页码是阿
拉伯数字,特殊者另外注明。《著者索引》著录编著者姓名及其著作两项。从中我们可以查检到某
人著有哪些版本题记。本书对古籍的版本题记,收罗宏富,编排科学,为我们查检善本右籍提供了
重要的资料线索。
禁毁书目(补遗)·清代禁书知见录》
商务印书馆1957年出版。《清代禁毁书目(补遗)》为清人姚觐元撰,邓实补遗。姚氏收禁毁书
目4种,即《全毁书目》、《抽毁书目》、《禁书总目》、《违碍书目》,其中《抽毁书目》部分
在每书之下均说明抽毁原因.其余三种都仅记书名和人名。邓氏补遗三种,每书之下均说明禁毁之
故。姚氏四种,加上邓氏的补遗,收录清代禁毁书3100种151000余部。《清代禁书知见录》,孙殿
起辑。孙氏在北京开设通学斋书店,专售古旧书籍:他嫌姚氏所撰的几种禁书目录著录简赂,于是
在收书过程中遇见禁书,便洋记卷数、著者、刊刻年代,然后按书名笔画顺序排列编成此书。孙氏
还将一部分不见于禁书目录而似在禁毁范围的古书,作为外编附于书后。商务印书馆将姚氏和孙氏
的禁书目录(包括邓实的补遗)合印在一起,并另编书名索引附后,检索方便。
(2)《中国禁书大观》
安平秋、章培恒主编,上海文化出版社1990年出版发行。本书由《中国禁书简史》、《中国禁
书解题》、《中国历代禁书目录》三部分组成。它们分别叙述了中国禁书的历史,对220种禁书作
了举例性的介绍,开列了一个从秦代到清末的全部禁书目录。本书能使读者对我国古代禁书总貌获
得一个大致的了解,并对一些具体的禁书具有若干理解,特别是前两部分具有较好的知识性和可读
性。第三部分《中国历代禁书目录》把历代禁书分为秦及汉初、晋至隋唐、宋元明、清代四个阶段
排列,各书目均以书名笔画顺序排列。查检时可与第一部分《中国禁书简史》参照。
(3)《伪书通考》(上、下)
近人张心澄撰,上海商务印书馆1957年三版修订本。本书1939年初版时,辨书1059部,修订本
增至1105部。张氏把明宋濂《诸子辨》、胡应鳞《四部正讹》及清姚际恒的《古今伪书考》三部书
拼合起来,分经、史、子、集、道藏、佛藏六部,以书名为纲,再征引其他各书中有关的辨伪材料
汇编而成。张氏本人的意见,加括号注以“澄按”字。每书题下所注的“伪”、“疑伪”、“非
伪”“误认撰人”等,是编者对某部书真伪的结论。书末附有按四角号码编排的“伪书通考书名及
著者索引”供查检。书前有“总论”一篇,论述了辨伪的意义、伪书的产生、作伪的原因、伪书的
发现、辨伪的规律、辨伪的方法和条件等,值得一读。
(4)《续伪书通考》
郑良树编撰,台湾学生书局1984年出版。本书分上、中、下三册。据著者在“凡例”中说:散
见学报、学术期刊之辨伪沦文,新刊古籍书前书后涉及辫伪之序跋等,已入古史辨而为新、旧版伪
书通考所未搜集者.皆尽可能悉为编入;各专书内涉及辨伪之章节,或著录其书名、作者及主要之
结论,或略为裁剪编入。本书内容比较丰富,从中我们可以获得很多重要的辨伪资料
(5)《古书真伪及其年代》
梁启超著,中华书局1955年出版。本书是根据梁启超讲课笔记整理而成的。全书分“总论”与
“分类”两卷。“总论”共5章,论述辨伪及考证年代的必要、伪书的种类及作伪的来历、辨伪学
的发达、辨别伪书及考证年代的方法、伪书的分别评价等;“分论”共6章,依次讨论十三经的真
伪。书后附录“子书五种”,讨论《本草》、《素间》、《灵枢》、《甲乙经》、《阴符经》五部
书的真伪。
5、古籍地方志目录
(1)《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广西民族大学馆藏)
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主编,中华书局1985年版。本目录著录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190
个公共、科研、大专院校图书馆、博物馆、文史馆、档案馆等所藏的地方志8200余种,收录范围包
括通志、府志、州志、厅志、县志、乡土志、里镇志、卫志、所志、关志、岛屿志等。本书所收方
志的年代截止于1949年。本书的著录项目包括书名、卷数、纂修者、版本、藏书单位和备注。书后
附有“书名索引”供查俭。本书是中国目前最完备的地方志目录(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
(2)《中国地方志综录》
朱士嘉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58年增订本。本书初版于1935年,解放后重行修订,共著录我国
41个主要图书馆所藏的地方志7413种.用表格的方式依行政区划排列。后附书名和人名索引供查
检。
(3)《中国地方志综览(1949—1987)》
来新夏主编,黄山书社1988年出版发行。本书是一部全国性地方志资料的综合汇编与著述。其
中“新志简介”部分著录了新编纂的地方志119种。
(4)《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国方志目录》
朱士嘉编,中华书局1989年出版。本书是编者40年代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工作期间编的,共著录
中国方志2939种。
(5)《日本见藏稀见中国地方志书录》
崔建英编,书目文献出版社l 986年出版。本书著录日本所藏方志140种,其中除两部是明代方
志的抄本外,其余全部是清乾隆以前刻本,大多是第一代方志和不同内容体系的始修忘,具有重要
的文献价值。
(6)《中国古方志考》
张国淦撰,中华书局1962年出版。本书所录方志,起自秦汉,止于元代,存佚皆录,是一部古
代地方志综录。每书的考证,除辑录旧著的分析论断外,编者的论述则附于按语之中。全书共考各
代方志2271种,元以前的方志可以说是收录殆尽了。
(7)《台湾公藏方志联合目录(增订本)》
台湾“中央”图书馆特藏组编辑,台湾“中央”图书馆1981年发行。本书著录台湾各学术文化
机关及党政机构图书馆(室〕或档案室所藏地方志568部。
(8)《(嘉庆)广西通志·艺文略》
(清)谢启昆修。艺文略在该志第205~214卷,它收录了后汉至清嘉庆间广西地方文献259
种,分上下两编,上编录广西人著述,下编录外省人有关广西著述,可供查找广西古代地方文献之用。
(9)《广西近代经籍志》
近人蒙启鹏编纂。民国十六年(1928)出版,收嘉庆以来广西地方文献478部,分经史子集四
部编排,可续《广西通志·艺文略》供检索广西近代人著述(清·嘉庆至民国十七年)之用。
(10)《广西省著述目录》
广西统计局民国二十三年(1934)编印,收录广西籍或纯广西人团体论著、译述、纂辑、笺
注,按杜威十进分类法分十大类编排,书末附作品分类、作品时代、作品分县比较表,可作检索民
国二十三年以前广西地方著述之用。
(11)《广西地方史志文献联合目录》
广西通志馆、区图书馆、桂林图书馆合编。全套目录分三部分。一是图书资料部分:收录了广
西十个收藏地方文献最多的大型图书馆(室)的地方文献;二是地方志部分:收录现存解放前广西
地方志245种;三是报纸杂志部分:收录区内外41个主要图书馆所藏1911—1949年广西各地出版的
报纸296种,区内外38个大型图书馆所藏1898—1949年出版的广西地方期刊和广西籍人士在外地编
辑出版的期刊832种。该目录是一部综合性的解放前广西地方文献联合目录,是著录广西地方文献
较完全的书目工具,可作了解广西地方文献收藏全貌和馆际互借的主要工具。
(12)《广西通志馆史志图书目录》
该馆编辑,1986年出版。本目录分三部分:一是“广西地方志总目录”;二是“馆藏地方志目
录”(略):三是“馆藏广西地方文献目录”,部分介绍广西通志馆所藏解放前地方文献541种,
期刊51种,族谱复印本12种,按广西行政区划编排,可了解广西大部分地方文史文献。
(13)《广西通志馆史志图书目录、广西地方志总目录部分》
广西通志馆编,收录区内外146个大、中、小型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县(市)修志办所
藏解放前广西地方志230种,按地方行政区域编排。
(14)《广西地方志提要》
广西通志馆编,1988年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本书收录1949以前广西历代纂修的通志、府、
州、厅、县志、乡土志、寺庙志250种,书末附《广西方志佚书目录》.与别的广西方志书目相
比,本书有篇目和内容,作者简介, 可供读者了解每部志书概貌;有附录佚志274种,据此研究者
可窥见历史上广西各地志书编纂全貌:所收录方志虽多,但未录馆藏情况,检索时需与《广西地方
史志文献联合目录》地方志部分合用。
满文(满语:ᠮᠠᠨᠵᡠ ᡥᡝᡵᡤᡝᠨ,转写:manju hergen)是用来拼写满语的文字。满文主要借鉴了传统的回鹘式蒙古文,后在此基础上加以改进,形成了符合满族本民族语言表达要求的新满文。1满族作为曾经建立过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民族,不仅创造了自己的文字——满文,而且将满文作为清朝的法定文字来推广和使用,形成了大量的满文古籍文献,包括图书、档案、碑刻、谱牒、舆图等等。在中国55个少数民族古籍文献中,无论是数量,还是种类,满文古籍文献都属于最多的一种。它在中国文字史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领域,有重要地位,是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的有机组成部分,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
描写中国历史悠久的古文_中国古文字作业 《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 读后感 学校:内蒙古大学 学院:蒙古学学院 专业:历史文献学 学号:31221005 姓名: 白哈斯格日勒 班级:12 级《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读后感《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是 1984 年 8 月初,来自全国的少数民族 古文字研究者参加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 由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 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4 年 8 月出版。本书涉及到很多种少数 民族古文字,这些文字分别有佉卢文字、焉耆——龟兹文、于阗文、 突厥文、回鹘文、察合台文、西夏文、吐蕃文、傣族文字、彝文、 纳西族古文字、契丹字、女真文、回鹘式蒙古文、八思巴字、朝鲜文 字、满文等。我国少数民族对祖国历史和文化的发展起了极为重要的 作用。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形成的各种少数民族古文字,不仅促进了本 民族历史的发展, 同时也为我国光彩夺目的历史文化宝库增添了重要 的内容。读《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这本书后,对古代少数民族古文 字有了以下浅薄的认识。
一、据研究关于“佉卢文字”的名称的词源与涵义有不同的观点。
马雍在 《古代鄯善、 于阗地区佉卢文字资料综考》 里认为 “佉卢文字” 是一种文字符号, 用这种文字书写的语言并不称为 “佉卢语” 。
“佉卢” 二字是“佉卢虱吒”一词的简称,该词来源于梵文。
“佉卢虱吒” 在印度语中的意义为“驴唇” ,这既在梵文中找到实有的根据。认为 “佉卢文字”是出自印度语是没有理由怀疑。 佉卢文字的母体阿拉 美文字是由古波斯帝国的征服者引进印度河流域的。
“佉卢文字”在马雍《古代鄯善、于阗地区佉卢文字资料综考》载于《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 (中国社会 科学出版社 1984 年半)的地 10 页。古代曾使用印度西北部、巴基斯坦、阿富汗、苏联境内的乌兹别克、 塔吉克、土库曼等地以及我国新疆昆仑山北麓的古于阗、鄯善一带。
二、关于焉耆—龟兹文的研究包括语法、文献和语言史等几个方 面。
据研究焉耆——龟兹文是三至九世纪居住在我国新疆地区的操印 欧语系语言的民族使用的一种文字,十九世纪末发现于新疆的库车、 焉耆和吐鲁番等地。这是一种印度婆罗米字母斜体,同于阗文字形相 似,旧称“吐火罗语” 。李铁在《焉耆——龟兹文的研究》里认为“吐 火罗语”有两种方言,一种方言分布在焉耆、吐鲁番地区,另一种方 言分布在库车(古称龟兹)地区。法国考古学者已经发现了真吐火罗 语,赞同把“吐火罗语”改称焉耆——龟兹语。1980 年在北京举办 的中国民族古文字展览会上,就正式把旧称“吐火罗语”改为“焉耆 ——龟兹文” 。
三、于阗文是使用在古代中西交通的今新疆和田一带。黄振华在 《于阗文研究概述》里认为“公元六世纪以前,于阗地区通行汉文和 佉卢文,在公元六世纪后,则通行汉文和于阗文” 。佉卢文和于阗文 都来自印度,不过文字渊源各有不同,佉卢文源出于阿拉美文字,于 阗文源出于印度婆罗米文字的笈多王朝字体。
于阗文有楷书、草书和行书三种,字多合体连写。有很多字母和 古藏文相似, 两者的附加元音符号也相同。
现存于阗文献以佛经居多, 是研究于阗佛教甚至西藏佛教的第一手资料。
我国的于阗文研究目前 还是一大空白,这主要是由于几乎全部于阗文文献原件都已流散国 外。四、据我国汉文史籍记载六世纪左右突厥人已有文字。关于古代 突厥文的起源有各种意见, 大体确定为古代突厥文为我国历史上曾活 动于蒙古草原的突厥汗国(552——744 年)和回鹘汗国(744——840 年) ,使用的文字。这种文字除为突厥汗国和回鹘汗国使用外,也为 古代居住在叶尼塞河流域的黠戛斯人(今柯尔克兹人的祖先)使用。
古代突厥文,因其在外形与古代日耳曼民族使用的如尼文相似,也有 人称为古代突厥如尼文。
又因这种文字的碑文在蒙古鄂尔浑河流域和 西伯利亚叶尼塞河流域发现,所以也有人称为鄂尔浑——叶尼塞文。
古代突厥文解读方面俄国拉德洛夫和丹麦著名语言学家汤姆森 很有名。关于古代突厥文的音节方面,很多学者都认为是古代突厥文 是音节文字。耿世民在《古代突厥文》里认为“古代突厥文是一种音 素、音节混合型文字” 。西德普里察克认为古代突厥文完全是一种音 节文字。古代突厥文碑文研究以及新碑的发现,对古代突厥文的研究 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尤其是苏联人提出阙特勤碑、毗伽可汗碑是用用 韵文写成的说法,目前尚未定论。但看来散文中插有韵文是可信的。
古代突厥文写成的碑文看作是突厥各族的第一批文学作品。五、回鹘文也称回纥文。自唐代至回鹘文的《金光明经》回鹘文译本,证明这种文字一直到 17 世纪仍在使用。回鹘——名为我国 史籍上对唐代时期游牧在蒙古高原一带古代维吾尔族的称呼 (或更正 确地说是汉文中的写法)。九世纪中期,回鹘汗国(744——840 年) 在黠戛斯人的攻击下灭亡的。回鹘各部分散至西迁。其中重要的一支到了吐鲁番盆地,建立了高昌回鹘王国。不久,又扩展其势力到今新 疆焉耆、库车一带。
耿世民在《回鹘文》里认为:“回鹘文来源于中亚粟特文”。十 三世纪初,回鹘文为蒙古族所采用,经过若干变化后,形成为现代的 蒙古文。
回鹘文在新疆的吐鲁番、 哈密一带一支使用到十四十五世纪。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以来, 由于新疆南部和甘肃敦煌等地发现了用 回鹘文写成的各种内容的宗教文献。
于是一时形成了世界各国研究回 鹘文文献的热潮。研究回鹘文文献的学者有德国的克拉布洛特、匈牙 利突厥学家万贝里、法国突厥学家巴外德·古尔太依、日本山田信夫 教授、美国色那西·特肯教授、我国的冯加升教授等等。
六、关于西夏文的研究,史金波在《西夏文概述》里认为创制于 西夏建国前夕,即第一代皇帝李元昊时期。当时称为蕃书或蕃文,后 世始称之为西夏文,除外也有不同的观点。西夏 (公元 1038——1227 年)是以我国古代党项族为主体建立的封建王朝,国号大夏。其地域 包括今宁夏、甘肃大部,陕西北部、内蒙古西部和青海东北部。首府 兴庆,即今宁夏银川市。境内除党项族外,还有汉、藏、契丹、回鹘 等族。
西夏立国凡一百九十年, 共传十代帝王, 前期与北宋、 辽并立, 后与南宋、 金相鼎足,是我国中古史上一个很重要的王朝。公元 1227 年为蒙古所灭。此后,党项族历元、明而渐同化于其他民族之中。
在解读西夏文字的过程中,西夏语的秘密也逐渐被揭开。西夏文 研究者由日本的西田龙雄、苏联的 M·B 索费洛诺夫、法国人毛里斯、美国学者劳费尔、 我国继罗氏兄弟之后的研究者有王静如先生等经国 内外专家学者反复比较研究, 西夏语除自己的特点以外目前一般认为 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
据西夏文资料表明历史上西夏文的使用范围较 广、使用时间较长、使用地区较广等现象。西夏文岁已成为死文字, 但保存至今的的文献相当丰富,用西夏文记录的典籍很多。可见西夏 印刷事业的发达。目前国内有关部门很重视西夏文的研究工作,但这 一工作有长足的进展,还需要进一步的互相协助。
2007 年初,《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意 见》 明确指出, 少数民族文字古籍是古籍保护工作的重点之一。
2008— 2010 年连续三批发布的 《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包含了 14 种民族文字, 共 618 部图书。这些民族文字涉及焉耆—龟兹文、于阗文、藏文、回 鹘文、西夏文、蒙古文、察合台文、白文、彝文、满文、纳西东巴文、 傣文、水文、古壮文及多种文种合璧的古籍。近年来,国家还启动了 新疆、西藏古籍保护专项工作,并于 2010 年和 2011 年分别在乌鲁木 齐和北京举办了“新疆历史文献暨古籍保护成果展”,反映了新疆文 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启动的“中华再造善本工程”包 含约 30 多种著名珍贵民族文字古籍。此外,由民族文化宫主持编制 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字古籍定级标准》,也将对我国少数民族古籍保 护工作更加科学化、法制化发展起到推动作用。国家重大科技工程 “中华字库”提出的为少数民族文字建立编码和主要字体字符库的 项目,将全面打通少数民族文字的数字化发展瓶颈,让各民族文字的 使用更加方便和高效。该工程的目标是在 5 年内研制成近 30 种少数民族古文字的字符库和输入法方案。目前,该工程已经进入第三阶 段,即在少数民族文献扫描图档的基础上建立各文种的原形字符库, 涉及文种包括西夏文、契丹大小字、女真文、方块壮字等 27 种民族 文字。“这项工程的实施,标志着我们的学术研究已经开始走出象牙 塔,向服务国际社会、服务广大人民迈出关键的一步。”参考文献 1、马雍《新疆所出佉卢文书的缎带问题》 《文史》第 7 辑,1979 年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新疆出图文物》 2、李铁《焉耆——龟兹文的研究》载于《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 (中 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4 年半)的地 56 页。
3、见《敦煌出图于阗语秘密经典集研究》 4、耿世民《古代突厥文》载于《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 (中国社会科 学出版社 1984 年半)的地 90 页。
5、荷兰莱登出版《突厥学》中该氏所撰《古代突厥语》一章。
6、耿世民《回鹘文》载于《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1984 年半)的地 97 页。
7、史金波《西夏文概述》载于《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 (中国社会科 学出版社 1984 年半)的地 142 页。
8、 《宋史·夏国传》中华书局点校本 1977 年 第 3995 页。
描写中国历史悠久的古文_学好文言文对高考历史的重要意义-精选作文
学好文言文对高考历史的重要意义文言文是我国悠久文化的重要标志,文言文精练,概括性极 强,是古代人们交流和沟通的重要工具,在我国的历史上闪烁着 熠熠的光辉。文言文是语文教材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文言文学好 了,学生就可以通读古文典籍,而历史多数是用文言文记载的。
比如《资治通鉴》 《史记》等。如果学生具备一定的文言文基础, 既可以阅读大量的古籍,对于了解历史也有极大的帮助作用。所 以学好文言文既是语文学习的必要, 也是提高历史学习效率的保 证。在高中阶段学生面临高考的选择,历史作为高考科目,学生 对历史的学习显得尤其重要。
本文2023-08-05 10:49:01发表“古籍资讯”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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