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海经》山海经是先秦古籍,是一部富于神话传说的最古老的地理书。它主要记述古代地理、物产、神话、巫术、宗教等,也包括古史、医药、民俗、民族等方面的内容。

到现在都不知道山海经的作者是谁

　　摘 要《左传》作为中国第一部编年体例的历史著作，被誉为先秦史书的“记籍之冠冕”。历代学者研习不已；为其作注者更是层出不穷，及至近代，杨伯峻先生以严谨的治学态度对《春秋左传》进行注释和整理，是总结古今左氏注疏学的一部力作，其注文丰赡完备，广征博引，成为后代研读《春秋左传》一部必不可少的工具书，本文从左传文本出发，试对杨注的优点长处进行梳理和分析。

关键词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注释整理

《左传》是我国第一部形式完备的编年体史书。该书主要记述春秋时期各诸侯国的史事及其相互关系，内容涉猎面广，记述也丰富详尽。它形象地反映了春秋时期的社会面貌。因其重要的历史价值，历代对左传研读评点分析作注的人层出不穷，也涌现了大量极具价值的新作。

及至近代，对古人研究成果有创新性突破的注本当属杨伯峻先生的《春秋左传注》。杨本《春秋左传注》有着突出的诠释性特点，在注释上内容丰富、注释完备、广征博引。还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尊重史实，真实的再现了当时的社会风貌。在释词方法上，遵从古制，结合义形声进行训释。在解句方法上逐一解析，说明性较强。无论释词，还是解句，在每个大类之下，又可酌情层层划分，细化为各个小类，每一类都各具特点，却又形成统一的诠释体系。在对史实的考辨上，杨本《春秋左传注》对古籍整理的体式比较全面，对旧注进行筛选，依据实际需要酌情使用。在一个注释上融合了集注、校勘、标音、考辨为一体。这种训释方法就更为可靠和丰赡，便于读者的阅读和使用。在正文前还附有修订工作小记、出版前言、凡例和引用书目。这就使得这部书更为完备和精当，适用于各种程度的学习者使用，同时也为读者研读本书指明了方向并提供了研究方法。本文的主要目的是试通过分析比较，概括出杨本《春秋左传注》的诠释特点。

第一、尊重历史事实，具有很强的考辨性

《春秋左传》是一部史书，关于历史的研究就容不得半点虚构和想象。对待其书中所记载的史实，他去伪存真，深入细致的考辨。对于同一史实，如果在其他的史书上有所记载的，杨先生则比较它们的异同，做出判断，如果不能判断的，绝不附会其意，而是以存异的方法来解决。《春秋左传》成书年代较早，对于很多书籍都加以引用，但是因为所引文献或者历史的局限性，所记载的事件或有不同版本。注解中都一一注明，必要时还加以分析。这样，不仅可以准确的把握史事的来龙去脉，还可以通过比较，互相补充，使读者更加容易理解《春秋左传》记事的特点。如：《左传·文公十八年》有这样的记述“文公二妃，敬赢生宣公。”原文仅九个字，杨注却用了二百余字进行阐释。他征引《史记·鲁世家》和《左传》进行相互比较。认为司马迁所言当出自于《左传》，但是对整个事件的记载要比《左传》详尽全备，所以就引用了《鲁世家》的文字来补充说明左传，使其更加完整。

由于《左传》年代久远，所以其中所记载之事有很多都已找不文献书证或者文物证据了，有些问题，不同的学者持有不同的看法，在学界上得不到统一的解释，在这个问题上，杨先生充分尊重史实，在想尽办法不得其解的时候，便注明“姑阙疑”、“不得其详”、“存疑”等字样。这充分体现了其科学严谨的治学态度。比如在《左传·庄公二十八年》记载了：晋献公娶于贾，无子。烝于齐姜，生秦穆夫人及大子申生。关于齐姜这个人物产生了不同的说法，杜注云：齐姜，武公妾。《晋世家》云：太子申生，其母齐桓公女也，曰齐姜，早死。顾栋高《大事表》卷五十二卫夷姜齐姜辨疑之，谓齐姜为献公未即位时所娶之适夫人。章炳麟《左传读卷》八又谓齐姜非哀侯之妾，则小子侯之妾，对于这些不同的看法，杨本经过考证认为皆臆说不足据。在后面就注明：“存疑可也”。

杨注运用可以掌握的所有文献材料对其一一进行分析和考辨，在广征博引中找到较为合理的解释，不主观臆断，不盲从他人见解，充分尊重历史事实，这正是其独树一帜的特点所在。

第二、注释方面分类细致全面，注解丰富内容翔实

杨先生的注本注释内容相当丰富，包括历史知识、名物制度、风俗习惯等等。如《春秋左传》所载关于古“礼”内容较多，比较晦涩难懂。杨伯峻则对其中涉及“礼”的部分，详细加以阐释。通常和《周礼》、《仪礼》、《礼记》这三礼中的有关记载相互比证，从中探求春秋礼制的真实状况。在训释上，不单单是对原文进行释字解句，在句读、标音、解释语法上也多有涉及。如在句读上，杨注采用了新式标点符号，不但标点了传、注，还标注了其他一切引文。对于一些疑难的文句，杨先生往往会作出注，进行详细考辨，纠正出旧注的不当之处。标音方面，以直音法为主，也有标明声调，以区别意义的。如《左传·庄公二十二年》：“饮桓公酒，乐。杨注：饮，去声。我们现在一般读饮作上声，这里读作去声，就有了使动用法的含义，意为使某人饮。杨先生作为一位语言大家，在释词解句上极为严谨。比如在《春秋左传》中涉及器物、礼制、服饰有很多。现今名称多有变化，很多器物我们今天也难以看到，如果弄不清楚这些物名，往往会影响对整体文意的理解．杨注对于物名的注解也非常重视，他主要运用解释类属和特征、用途、以及名称由来和演变过程等方法来向大家展示这些器物。《左传·哀公八年》“拘鄫人之沤菅者”杨注：菅为禾本科植物，泡浸其茎，而后剥之，以为绳索或编草鞋，细者又可以葺屋，《诗·陈风·东门之池》‘可以沤菅’是也。这里不但生动说明了菅的用途，还把它所属的科属做一介绍，这就更加具有科学性了。综合运用几种方法使得读者在阅读后能清晰地了解这四物，呼之欲出的形象跃然纸上。本来枯燥无趣的古汉语，在他的阐释下就变得富有生命力了。

第三、旁征博引删繁就简 详略得当的解释说明

杨先生撰写《春秋左传注》，所引书目上到天文、下及地理，涉及音韵、文字、训诂、语法修辞、氏族家谱等等。同时，他也注意到吸收近代地下考古发现的新材料，将一些甲骨文、金文、帛书、简册等出土的古文物也灵活的运用到《春秋左传》的注释中来。

如此数量庞大完备齐全的材料，在实际运用到注释的过程中杨先生并不是一味的堆积，而是本着去粗取精、博采众长的理念一一进行校对，对于前人在《左传》上的研究成果，他更是本着科学的态度细心辨析，择善而从。在吸收借鉴前人的基础上又充分挖掘，产生了很多有见地的看法。使得很多理念又成为新的讨论和研究内容。

古人对春秋三传的阐释各有区分并未打通研究，杨注就看到了这一空白，打破了这一桎梏，在给《春秋左传》注解时，对《公羊传》和《榖梁传》多有借鉴。如《左传·桓公二年》记载宋督攻孔氏，杨注：“《公》、《榖》二传记此事，以为宋督欲弑殇公而先杀孔父，与《左传》所叙有出入。《宋世家》全用《左传》。”这里就参照了《公》、《榖》二传进行对比，不但突出了《左传》的重要地位，也拓展了对《左传》研究的视野。

以上三点充分印证了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注释的可靠性和科学性。该书集前人注释论述之大成，通古今，重实证，辨疑难。说其是近代关于《春秋左传》的最好注本也是当之无愧的。无论在注释内容上还是在整理体式上，该书都在继承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有所突破和创新，对于学习者而言无论是左传学习还是对古籍的注疏了解上都大有裨益。

参考文献

[1]杨伯峻《春秋左传注》 [M]北京：中华书局，1981

[2]王卫峰《春秋左传注》语词札记[J]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9,(02)

[3]陈恩林《春秋左传注》注文商榷五则[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 2000,(04)

[4]庄建东沈玉成先生《左传译文》质疑[J]新乡师专学报 2000,(03)

春秋战国时期的有五本：《孙子兵法》、《吴子兵法》、《司马法》、《尉缭子》、《六韬》。

1、《孙子兵法》

《孙子兵法》又称《孙武兵法》、《吴孙子兵法》、《孙子兵书》、《孙武兵书》等，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兵书，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军事著作，作者为春秋时祖籍齐国乐安的吴国将军孙武。

《孙子兵法》是中国古代军事文化遗产中的璀璨瑰宝，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内容博大精深，思想精邃富赡，逻辑缜密严谨，是古代军事思想精华的集中体现。

2、《吴子兵法》

《吴起兵法》又称《吴子》，《吴子兵法》，是一部重要的军事著作，由战国名将吴起著，是反映古代军事思想的代表作之一。

《吴子》是在封建制度确立后，战争和军事思想有了显著发展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这时，军队成分的改变，铁兵器和弩的广泛使用以及骑兵的出现，引起了作战方式的明显变化。它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的战争理论、军队建设和作战指导方面的观点。

3、《司马法》

《司马法》，是重要的春秋时期军事著作之一。据唐朝宰相李靖所说，《司马法》本出自姜太公之手。

《司马法》流传至今已两千多年，亡佚很多，现仅残存五篇。但就在这残存的五篇中，也还记载着从殷周到春秋、战国时期的一些古代作战原则和方法，对我们研究那个时期的军事思想，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4、《尉缭子》

《尉缭子》是中国古代的一部重要的兵书，对于它的作者、成书年代以及性质归属历代都颇有争议。一说《尉缭子》的作者是魏惠王时的隐士，一说为秦始皇时的大梁人尉缭。一般署名是尉缭子。

最早著录于《汉书·艺文志》，书中杂家类著录《尉缭》29篇，兵形势家类著录《尉缭》31篇。1972年在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了《尉缭子》残简，说明此书在西汉已流行，一般认为成书于战国时代。

5、《六韬》

《六韬》又称《太公六韬》、《太公兵法》，据说是中国先秦时期典籍《太公》的兵法部分。中国古典军事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内容博大精深，思想精邃富赡，逻辑缜密严谨，是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精华的集中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