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比推理是行政职业能力测验中判断推理模块必考的一种题型，随着题目出的越来越灵活，考查知识点越来越广泛，大家的错误率也越来越高。要想提高类比推理这种题型的正确率，除了要大量刷题参考解析外，更重要的是在做题时要将我们的思路与出题人的思路并轨，也就是要求我们需要掌握在历年真题中，出题人喜欢考查的、经常考查的词语关系。整理总结了大量联考真题不难发现，类比推理必考且考查题量很多的一种词语关系就是对应关系，那么接下来就和大家分享几个常考的对应关系。

当两个词语用某种关系建立联系，我们就说这两词具有对应关系，在联考中，常见的对应关系有以下几种：

一、时间顺承对应

考查词语的发生顺序有先后，如：

例1小学∶中学∶大学

A下单∶转账∶交易

B招聘∶录用∶培训

C购房∶首付∶中介

D买票∶登机∶安检

答案B

解析第一步，确定题干逻辑关系。

“小学”“中学”和“大学”是教育的三个阶段，三者属于并列关系，且先“小学”再“中学”后“大学”，三者属于时间顺承对应关系。

第二步，辨析选项。

A项：“转账”不是“下单”流程中的必然过程，三者不属于时间顺承对应关系，排除;

B项：“招聘”“录用”和“培训”是员工入职的三个阶段，三者属于并列关系，且先“招聘”再“录用”后“培训”，三者属于时间顺承对应关系，与题干逻辑关系一致，符合;

C项：“购房”“首付”和“中介”不属于并列关系，排除;

D项：“买票”“登机”和“安检”是乘机的三个阶段，三者属于并列关系，但先“买票”再“安检”后“登机”，但是词语顺序与题干不一致，排除。

因此，选择B选项。

二、因果对应

考查词语之间有因果关系，如：

例2酒驾对于()相当于()对于尊敬

A处罚;善良

B拘留;轻视

C交通规则;价值观

D交警;道德

答案A

解析分别将选项代入题干，确定逻辑关系。

A项：“酒驾”可能会被“处罚”，二者属于因果对应关系，“善良”可能会得到“尊敬”，二者属于因果对应关系，前后逻辑关系一致，符合;

B项：“酒驾”之后可能被“拘留”，二者属于因果对应关系，“轻视”与“尊敬”属于反义关系，前后逻辑关系不一致，排除;

C项：“酒驾”违反“交通规则”，二者属于对应关系，“价值观”与“尊敬”无明显逻辑关系，前后逻辑关系不一致，排除;

D项：“交警”会追查“酒驾”，二者属于对应关系，“道德”与“尊敬”没有明显逻辑关系，前后逻辑关系不一致，排除。

因此，选择A选项。

三、成品与原材料对应

考查原材料由一定加工过程制成成品的对应关系，如：

例3()对于口罩相当于竹子对于()

A耳挂;竹炭

B无纺布;斗笠

C卫生用品;竹叶

D医用口罩;箭竹

答案B

解析分别将选项代入题干，确定逻辑关系。

A项：“耳挂”与“口罩”属于包容关系中的组成关系，“竹子”与“竹炭”属于原材料对应关系，前后逻辑关系不一致，排除;

B项：“无纺布”与“口罩”属于原材料对应关系，“竹子”与“斗笠”属于原材料对应关系，前后逻辑关系一致，符合;

C项：“口罩”是“卫生用品”，二者属于包容关系中的种属关系，“竹子”与“竹叶”属于包容关系中的组成关系，前后逻辑关系不一致，排除;

D项：“医用口罩”是“口罩”，二者属于包容关系中的种属关系，“箭竹”是“竹子”，二者属于包容关系中的种属关系，但词语先后顺序不一致，排除。

因此，选择B选项。

以上就是在类比推理中常考的对应关系的总结，希望能给大家带来一些帮助，咱们在下期再给大家分享其余的常考关系。

类比推理题中，成语时常出现在考题中，而且成语的考法多样，常考成语的语义关系，语法关系，对应关系。

语义关系

主要考查两个成语间是反义关系还是近义关系。要正确判断语义关系，必须掌握成语意思。

例：大义凛然∶卑躬屈膝

A安分守己∶好高骛远

B穷奢极欲∶节衣缩食

C得心应手∶百无一能

D持之以恒∶虎头蛇尾

答案D

解析

第一步，确定题干逻辑关系。

“大义凛然”形容有骨气，“卑躬屈膝”指低声下气地讨好奉承，形容没有骨气，二者属于反义关系，且“大义凛然”是褒义词，“卑躬屈膝”是贬义词。

第二步，辨析选项。

A项：“安分守己”指规矩、本分，不做违规、违纪、违法之事，“好高骛远”指脱离实际地追求目前不可能实现的过高、过远的目标，二者属于反义关系，但“安分守己”是中性词，排除;

B项：“穷奢极欲”形容奢侈和贪欲到了极点，与“节衣缩食”属于反义关系，但“穷奢极欲”是贬义词，“节衣缩食”是中性词，排除;

C项：“得心应手”形容技术熟练，“百无一能”指什么都不会做，二者不属于反义关系，排除;

D项：“持之以恒”指长久坚持下去，“虎头蛇尾”比喻做事有始无终，二者属于反义关系，且“持之以恒”是褒义词，“虎头蛇尾”是贬义词，与题干逻辑关系一致，符合。

因此，选择D选项。

语法关系

成语之间没有语义关系时，接下来分析成语内部的语法关系。主谓关系，偏正关系，动宾关系。

例：愚公移山∶郑人买履

A弄巧成拙∶囫囵吞枣

B杞人忧天∶庖丁解牛

C邯郸学步∶东施效颦

D凿壁偷光∶田忌赛马

答案B

解析

第一步，确定题干逻辑关系。

“愚公移山”和“郑人买履”都属于主谓宾结构，且“愚公”和“郑人”为主语，“移”和“买”为谓语，“山”和“履”为宾语。

第二步，辨析选项。

A项：“弄巧”和“成拙”均为动宾结构，排除;

B项：“杞人忧天”和“庖丁解牛”都属于主谓宾结构，且“杞人”和“庖丁”为主语，“忧”和“解”为谓语，“天”和“牛”为宾语，与题干逻辑关系一致，符合;

C项：“邯郸”为地点状语，“学”为谓语，“步”为宾语，“邯郸学步”不属于主谓宾结构，排除;

D项：“凿壁”属于动宾结构，“偷光”属于动宾结构，“凿壁偷光”不属于主谓宾结构，排除。

因此，选择B选项。

对应关系

成语之间存在某种关系，或者成语内部的两词存在关系。

例：杀鸡∶儆猴

A得陇∶望蜀

B唇亡∶齿寒

C居安∶思危

D凿壁∶偷光

答案D

解析

第一步，确定题干逻辑关系。

“杀鸡儆猴”指杀鸡给猴子看，比喻用惩罚一个人的办法来警告别的人。“杀鸡”的目的是“儆猴”，二者属于目的对应关系。

第二步，辨析选项。

A项：“得陇望蜀”指已经取得陇右，还想攻取西蜀，比喻贪得无厌，“得陇”与“望蜀”不属于目的对应关系，排除;

B项：“唇亡齿寒”指嘴唇没了，牙齿就会感到寒冷，比喻利害关系十分密切，“唇亡”与“齿寒”属于因果对应关系，排除;

C项：“居安思危”指在平安稳定的时候要想到可能会出现的危险灾难，“居安”与“思危”属于并列关系，排除;

D项：“凿壁偷光”原指西汉匡衡凿穿墙壁引邻舍之烛光读书，后用来形容家贫而读书刻苦，“凿壁”与“偷光”属于目的对应关系，与题干逻辑关系一致，符合。

因此，选择D选项。

思维导图

c光一定是亮的。其他不对。

行政职业能力测验主要测查与公务员职业密切相关的、适合通过客观化纸笔测验方式进行考查的基本素质和能力要素，包括言语理解与表达、数量关系、判断推理、资料分析和常识判断等部分。

判断推理主要测查报考者对各种事物关系的分析推理能力，涉及对图形、语词概念、事物关系和文字材料的理解、比较、组合、演绎和归纳等。常见的题型有：图形推理、定义判断、类比推理、逻辑判断等。

扩展资料：

例题：在一次考古发掘中，考古人员在一座唐代古墓中发现多片先秦时期的夔（音kuí）文陶片。对此，专家解释说，由于雨水冲刷等原因，这些先秦时期的陶片后来被冲至唐代的墓穴中。

以下哪项如果为真，最能质疑上述专家的观点？

A．在这座唐代古墓中还发现多件西汉时期的文物

B．这座唐代古墓保存完好，没有漏水、毁塌迹象

C．并非只有先秦时期才使用夔文，唐代文人以书写夔文为能事

D．唐代的墓葬风俗是将墓主生前喜爱的物品随同墓主一同下葬

（答案：B。该选项中“古墓保存完好，没有漏水、毁塌迹象”从根本上排除了“雨水冲刷”的可能性，最能质疑专家的观点。）

-判断推理

国学的核心典籍

一、国学的核心经典

国学的核心经典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意识思想——儒家经典，而儒家思想的核心是“十三经”。

发展演变：十三经是由先秦的六经、西汉的五经逐渐发展而来的，最终形成于南宋。先秦，六经：《易》、《诗》、《书》、《礼》、《乐》、《春秋》；汉朝，五经：以《易》、《诗》、《书》、《礼》、《春秋》为“五经”，立于学官。唐朝，九经：唐朝时，《春秋》分为“三传”，即《左传》、《公羊传》、《谷梁传》；《礼经》分为“三礼”，即《周礼》、《仪礼》、《礼记》。这六部书再加上《易》、《书》、《诗》，并称为“九经”，也立于学官，用于开科取士。晚唐，十二经：唐文宗开成年间，在国子学刻石，内容除了“九经”之外，还加上了《论语》、《尔雅》、《孝经》。五代，十一经：五代十国时后蜀国主孟昶刻“十一经”，收入《孟子》，而排除《孝经》、《尔雅》。南宋，十三经：正式形成于南宋时《孟子》正式成为“经”，和《论语》、《尔雅》、《孝经》一起，加上原来的“九经”，构成“十三经”。

至此，儒家的十三部文献确立了它的经典地位。清乾隆时期，镌刻《十三经》经文于石，阮元又合刻《十三经注疏》，从此，“十三经”之称及其在儒学典籍中的尊崇地位更加深入人心。清孔尚任《桃花扇·逮社》：“你看十三经、廿一史、九流三教、诸子百家、腐烂时文、新奇小说，上下充箱盈架，高低列肆连楼。”清昭连《啸亭续录·石经》：“雍正中，有生员蒋衡字湘帆者善书法，立志书十三经，十余年乃成。”（参阅清顾炎武《日知录》卷十八；清钱泰吉《曝5书杂记》卷上）

《十三经》的内容极为宽博：

《周易》是占卜之书，其外层神秘，而内蕴的哲理至深至弘。

《尚书》是上古历史文件汇编，主要内容为君王的文告和君臣谈话记录。

《诗经》是西周初至春秋中期的诗歌集，内分“风”、“雅”、“颂”三部分，“风”为土风歌谣，“雅”为西周王畿的正声雅乐，“颂”为上层社会宗庙祭祀的舞曲歌辞。

《周礼》主要汇集周王室官制和战国时期各国制度。

《仪礼》主要记载春秋战国时代的礼制。

《礼记》是秦汉以前有关各种礼仪的论著汇编。

《春秋》三传是围绕《春秋》经形成的著作，《左传》重在史事的陈述，《公羊传》、《谷梁传》重在论议。

《论语》是孔子及其门徒的言行录。

《孝经》为论述封建孝道的专著。

《孟子》专载孟子的言论、思想和行迹。

《尔雅》训解词义，诠释名物，经学家多据以解经。

儒家文化在封建时代居于主导地位，“十三经”作为儒家文化的经典，其地位之尊崇，影响之深广，是其他任何典籍所无法比拟的。最高统治者不但从中寻找治国平天下的方针大计，而且对臣民思想的规范、伦理道德的确立、民风民俗的导向，无一不依从儒家经典。儒家经典施于社会的影响无时不在、无处不在。

二、《十三经注疏》

“十三经”各注释版本中，以清代学者阮元主持校刻的《十三经注疏》最为完善，是研究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参考资料，是文史研究工作者经常要查检的书。十三经注疏清代由阮元主持校刻的一部，号称善本，但卷帙浩繁，不便查检。原世界书局将阮刻本缩印为两巨册，使用较方便。

《周易正义》，魏·王弼、晋·韩康伯注，唐·孔颖达等正义。

《尚书正义》，魏·王肃伪孔安国传、唐·孔颖达等正义。

《毛诗正义》，汉·毛亨传、郑玄笺、唐·孔颖达等正义。

《周礼注疏》，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

《仪礼注疏》，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

《礼记正义》，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等正义。

《春秋左氏传正义》，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等正义。

《春秋公羊传注疏》，汉·何休解诂、唐·徐彦疏。

《春秋谷梁传注疏》，晋·范宁注、唐·杨士勋疏。

《论语注疏》，魏·何晏集解、宋·邢昺疏。

《孝经注疏》，唐玄宗注、宋·邢昺疏。

《尔雅注疏》，晋·郭璞注、宋·邢昺疏。

《孟子注疏》，汉·赵岐注、宋·孙奭疏。

《十三经》是儒家文化的基本著作，就传统观念而言，《易》、《诗》、《书》、《礼》、《春秋》谓之“经”。《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属于《春秋经》之“传”。《礼记》、《孝经》、《论语》、《孟子》均为“记”。《尔雅》则是汉代经师的训诂之作。这十三种文献，当以“经”的地位最高，“传”、“记”次之，《尔雅》又次之。十三种儒家文献取得“经”的地位，经过了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南宋宿儒朱熹以《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与《论语》、《孟子》并列，形成了今天人们所熟知的《四书》，并为官方所认可。

三、十三经简介

（一）《周易》

原称《易》，又称《易经》，是古人卜卦用的书。周朝统治者习惯用蓍草来占卜吉凶。称为占筮。占卜时根据蓍草茎数量的奇、偶，排成各种卦，再参照占筮书的记述，判断出吉凶。《周易》就是这类占筮书的一种。

《周易》中用“”和“”两个最基本的符号代表阳和阴，分别称为阳爻、阴爻。把和叠列三层，可以形成八种组合形式，叫做八卦，又称经卦。即乾，坤，震，巽，坎，离，艮，兑。为了记住这八卦的符号，古人总结了顺口溜：

乾三连，坤三断

震仰盂，艮覆碗

离中虚，坎中满

兑上缺，巽下断

这八卦的每一卦代表一种物象，一种事物，如乾为天，坤为地，震为雷，巽为风，坎为水，离为火，艮为山，兑为泽。对于每一卦象的含义还可以进一步引申，例如乾既代表天，又可以代表国君、朝廷、君子、男人、刚健、阳气等，而坤除了代表地外，还可以代表臣子、女人、柔弱、阴气等。用八卦的卦象两两重7叠，又能组合成六十四卦，称为别卦。在《周易》中，对于每一卦以及卦中的各爻，都有阐述其意义的解说，这就是卦辞和爻辞，它们是《周易》的正文部分。

《周易》的作者和著作时代是怎样的？《周易》的起源为河图、洛书。传说远古时代，黄河出现了背上画有图形的龙马，洛水出现了背上有文字的灵龟，圣人依此制定出八卦。到了殷商末年，周文王把八卦演为六十四卦，春秋时期，圣人孔子为之作《易传》十文，即《十翼》。可见《周易》是不同时期由不同的人写成的。班固《汉书·艺文志》有“人更三圣，世历三古”的说法。就是说：《周易》的成书，经历了上古、中古、下古三个时代，由伏羲、文王、孔子三个圣人完成。古代曾有伏羲氏、神农氏推演八卦的说法，那只是传说，并不可信。近代学者们根据卦辞、爻辞记载的一些历史材料，比较有把握地推断这部书是西周初年的作品，但具体的作者仍然难以判断。

现今传世的《周易》中，还包括解释经文的传，称为十翼。十翼是由《彖传》上下、《文言》、《系辞》上下、《说卦》、《序卦》、《象》上下、《杂卦》等十部分组成的。十翼的作者并非一人，而且也不是作于同一时代。据研究，《彖传》写作最早，似在春秋、战国交替之际，其余的则是战国至西汉初年的作品了。这十翼对《周易》的解释未必都能符合经文的原意，因此不能完全依赖它们去理解《周易》的正文。

《周易》本是一部占卜算卦的书，但是书中在讲到阴阳二者之间的矛盾变化时，也反映了古人的某些朴素辩证法的观点。到了汉朝，《周易》被尊为六经之首，人们认为它包含了其他各经最根本的道理。汉朝在国家学校中教授《周易》的博士就有施、孟、梁丘三家；此外，民间还有大约十家，它们都属于不同的流派。20世纪70年代，在长沙马王堆汉墓中曾经出土帛书《周易》的残本。它同今天流行的《周易》相比，虽然六十四卦的卦名全都相同，但是卦的次序却很不一样。汉朝的学者们大多以象数之学来讲解《周易》，也就是依据形象和数量来推测自然界的变化对社会政治的影响，因此《周易》常常成为他们预言灾异的工具。三国时期，王弼改变了大谈象数的风气。他注释《周易》主要是借机阐发自己的哲学思想。王弼在注中糅合了《老子》、《庄子》的道家学说，为魏晋时期的“玄学”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在古代有大量解说《周易》的著作，除了一部分涉及古代哲学思想的以外，还有许多是宣扬封建迷信的，必须注意把它们区分开来。

（二）《尚书》

原来仅称为《书》，是中国夏、商、周时代一些政治文献和传说资料的汇编，其中也包括某些追述更古时代的史事记录，因此它属于政治书。春秋以后，《书》被儒家学者们尊奉为经典，称之为《书经》。自汉朝开始，又称它为《尚书》。“尚”即是“上”，“尚书”就是指上古时代的史书。

最初《尚书》中保存的历史文献是很多的。至西汉初年，由山东人伏生传授下来的《尚书》只有28篇了。这部《尚书》是用汉代通行的隶书文字抄写的，所以汉朝人称它为“今文尚书”。传授今文《尚书》的学者们常常利用阴阳五行的观点阐发他们的迷信思想，形成了《尚书》的今文经学派，并且由朝廷立为博士官。西汉中期以后，又多次发现先秦时期用古文字体抄写的《尚书》，人们称之为“古文尚书”。它比今文《尚书》多16篇。东汉学者贾逵、马融、郑玄等人对古文《尚书》做了大量的注释工作。他们多从名物制度、文字训诂等角度来解释经文，形成了《尚书》的古文经学派。在汉朝，古文《尚书》未被朝廷所承认，没有能立于学官，以致西晋以后它全部散失，现今只能看到它的篇目名称了。东晋时期，豫章内史梅赜向朝廷贡献了一部《尚书》，共58篇。梅赜根据一些散佚的《尚书》文字，编撰成所谓古文《尚书》25篇，后人称之为“伪古文尚书”。梅赜同时又吸收了原来今文《尚书》的28篇（但被离析为33篇了），共凑成58篇。这就是现今通行的《十三经注疏》本《尚书》，它实际上是由今文《尚书》和伪古文《尚书》两部分合成的。此外，梅赜还贡献出一部《尚书孔氏传》，十三卷，说是西汉经学家孔安国解释《尚书》之作。这部书后来经清朝学者们考定，实系后人伪造，于是称它为伪《孔安国尚书传》，但也收入《十三经注疏》之中了。

（三）《诗经》

最初只称为《诗》，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春秋时期被儒家学者尊奉为经，以后称为《诗经》。书中收入了上起西周初年（公元前11世纪）下至春秋中叶（前6世纪）约五百年间的诗歌，保存到现在的作品共305篇。这些诗分为《风》、《雅》、《颂》三大类。《风》是十五个国家和地区的民歌，其中有揭露、斥责统治者的残暴压迫，也有对庶民的爱情、劳动等社会生活的歌颂。《雅》又分为《大雅》和《小雅》。《大雅》主要是颂扬周统治者的文治武功，其中有许多内容是涉及周初及“宣王中兴”等有价值的史料。《小雅》多是西周后期和东周初期的作品，内容以反映王室统治危机的政治诗为主。《颂》主要是统治者敬神祭祖的庙堂颂歌。需要指出的是，《风》、《雅》、《颂》三部分在内9容上不是截然分清的，它们也有混杂交错的情况。这三部分的区别，除了在内容上各有侧重外，还有音乐方面的不同。一般地说，十五国《风》要配以具有地方特色的民间乐曲歌唱；《雅》大多是用西周都城镐京（今陕西西安市西）一带乐调谱曲的；《颂》的配乐表现出庄重、肃穆的特点。

古代传说周王朝有定时派人到民间搜集诗歌的做法，叫做“采诗”。这大约就是《诗经》的最早来源。在周朝上层社会的政治活动中，人们常常借用《诗》的一章或一两句来委婉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所以孔子曾经告诫他的儿子伯鱼说，“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不学《诗》便无法和人交谈。

《诗经》传至汉代，有齐、鲁、韩、毛四家。其中前三家都属于今文诗学，西汉时得到朝廷的承认，立于学官，各设了博士官并教授门徒。今文诗学至魏晋以后逐渐衰亡。毛《诗》相传为西汉初年毛亨、毛苌所传授，属于古文诗学。现今传世的是毛《诗》，共311篇，其中有6篇仅存名而无诗文。《诗经》中记载了许多周人早期的开发活动和一些重要的历史事件，因此它不仅作为文学巨著对中国两千多年的文学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且对于中国古代史的研究也具有极为重要的史料价值。

（四）《仪礼》

原来只叫《礼》，汉朝时又称它为《士礼》、《礼经》，到了晋代才称为《仪礼》。

讲究各种典礼仪式是儒家学说的重要内容。儒家希望通过“礼”来区分人们的贵贱尊卑地位、维护封建等级制度，《仪礼》就是详细记载古代各种礼仪的书。传说此书是周公所作，但缺少根据。《史记》等书则认为它出于孔子之手。现代学者一般认为，《仪礼》成书约在东周时期，不过书中记载的各种典礼仪式，应该在成书以前就存在了。孔子很注重采辑、整理各国礼仪，他把演习礼仪作为自己教学的重要内容，甚至在他游说列国的路途中，也坚持与弟子们在大树下演习礼仪。

现今传世的《仪礼》包括：士冠礼、昏（婚）礼、士相见礼、乡饮酒礼、聘礼、觐礼、丧服、士丧礼等，共17篇。它们记载了周朝统治阶级的加冠、婚丧、交际、敬老、宴饮、外交、觐见、祭祀等各种礼仪。西汉初年，由鲁高堂生传授下来的《士礼》即今《仪礼》17篇，至西汉中期分为戴德（大戴）、戴圣（小戴）、庆普三家礼学，它们都属于今文经学派，朝廷也设立了博士官。1959年在甘肃省武威发现了汉代抄在简上的《礼》多篇，为我们校定今本《仪礼》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本子。另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又有《礼古经》56篇，是汉武帝时发现的古文《礼经》，其中有17篇与今文的《仪礼》内容基本相同。至于另外的39篇，汉代称为《逸礼》，早已失传。

（五）《礼记》

先秦时期，儒家学者们在传习《仪礼》的同时，也传授一些有关的参考资料。这些资料可以进一步解释、补充《仪礼》经文，阐发其经义，人们称之为“记”。当时这种《记》很多，作者也只一两个人。至西汉时期，礼学家们也都各自选取一些《记》作为讲授《仪礼》的辅助教材。这些《记》流传到东汉中期，只剩下了两种：一种是相传为戴德选辑的85篇本的“大戴礼”；另一种是相传为戴圣选辑的49篇本，称为“小戴礼”。东汉学者郑玄为其中的49篇本作了注解，从而使它的影响越来越大，由原来从属于《仪礼》的地位转变为独立成书，人们称它为《礼记》。在唐代，《礼记》更被列为九经之一，它与《仪礼》、《周礼》鼎足而三，称为“三礼”。

《礼记》是一部儒家关于各种礼仪的论著、杂说汇编。它的内容庞杂，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几方面：有专为说明《仪礼》的，如《冠义》，《昏义》、《乡饮酒义》等篇；有杂记丧服、丧事的，如《檀弓》、《丧大记》、《问丧》等篇；有记述各种礼节、礼制和守则的，如《投壶》、《礼器》、《明堂位》、《曲礼》、《内则》等篇；有记述孔子言论的（其中许多是假托孔子之名来阐发儒家的言论），如《仲尼燕居》、《孔子闲居》等篇；有比较系统地论述儒家某一思想的论文，如《礼运》、《学记》等篇。此外还有一篇属于授时颁政的《月令》，记述了夏历一年十二月的时令及有关的事物。《礼记》中有些篇章如《大学》、《中庸》等，谈及儒家关于如何修养道德、为人处世的哲学伦理观念，被后世理学家编入《四书》中，加以大力宣扬。《礼记》中还有《学记》、《乐记》两篇，从理论上对教育、音乐作了精辟的论述，至今仍可资借鉴。

《仪礼》仅仅记载了一些礼仪制度，而《礼记》则更多地论述了这些典礼制度的意义、作用，从理论上阐述了战国末期至秦汉时期儒家的“礼治”思想。《礼记》对于封建统治者强化思想文化统治、利用封建礼教束缚人们的思想、言行，可以产生更为深刻的影响，因此它越来越受到历代封建统治者的重视，在儒家经典著作中的地位也不断地上升。

（六）《周礼》

原名《周官》，西汉末年，学者刘歆将它改名为《周礼》。这是一部记载政治制度的书。

关于《周礼》的成书，过去古文经学家认为是周公所作，今文经学家则指斥为刘歆所伪造。现在一般学者都认为这部书是战国时期的儒家学者搜集了周王室的官制以及春秋时各国政治制度，并根据儒家的政治理想加以增减排比而成的汇编。据《汉书》河间献王本传记载，汉景帝时，河间献王搜集到流散在民间的古本《周官》，才使此书为世人所知。因为这部书是古文经，所以长期遭到古代今文经学家的诋毁。

《周礼》记有三百多种所谓周朝的职官，并对其所司职务作了介绍，其中也涉及周代的一些典章制度。全书共由《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等六大部分组成。书中的《冬官司空》早已佚失，西汉时以先秦古籍《考工记》补入。《周礼》一书对后世的政治有较大影响，诸如西汉末年的王莽改制、南北朝时期的宇文泰改革官制以及宋代的王安石变法等政治改革，都曾以《周礼》为号召，试图以此为依据。

近代学者曾以周代铜器铭文所记职官对照《周礼》的官制进行考查，找出一些不相符合之处，以此证明《周礼》系战国人所杜撰，并非是周朝政治制度的如实纪录。然而《周礼》中记述的另外一些制度，又确实在周代实行过，这可以从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那里得到证实。因此，这部书至今仍然受到人们的重视。《周礼》是我们研究周代典章制度的重要文献资料。

（七）《春秋》及其三传

“春秋”曾经作为东周各国史书的通称，同时也是春秋时期鲁国史书的专称。现存的《春秋》一书记述了鲁隐公元年（前722年）至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年）共244年间的鲁国历史。这是目前我国最早的一部编年史书。据记载，孔子曾对《春秋》进行了修订、整理，并且把它列为六经之一，作为教授学生历史知识的重要教科书。相传孔子在修订《春秋》时，曾经运用一些隐微的言辞，暗喻、示意某种深远的意义，后世儒家学者们把孔子这种文笔曲折而意含褒贬的所谓“春秋笔法”称为“微言大义”。例如《春秋》经于鲁隐公元年下说“郑伯克段于鄢”。《左传》对此则解释说，由于共叔段的表现违背了做弟弟的伦常，所以《春秋》经不用“弟”字称呼他；这一事件如同两个国君之间争权，所以用“克”字；又由于共叔段的失败是因郑庄公蓄意逼迫造成的，所以经文不称郑庄公的谥号，而用“郑伯”，以批评他对弟弟有失教诲。不过我们今天看来，《春秋》经的这种“微言大义”被古人过分渲染、夸大了。

古代为《春秋》经作的传，流传至今有三部，即《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和《春秋谷梁传》。《春秋》经本来有自己的单行本，后来按照编年次序，人们把它同各种传文合并起来，先列经文，后述传文。经文对史事介绍十分简短、概括，所以后世学者都要配合传文加以研读。

《春秋左氏传》又称《左氏春秋》或《左传》。旧传作者为春秋时的左丘明，近代学者们根据《左传》中所述史事，认为它当成书于战国初年。《左传》编年起于鲁隐公元年（前722年），终于鲁悼公四年（前464年），比《春秋》经多出17年；《左传》所记史事更延至鲁悼公十四年（前454年），比《春秋》经晚27年。

《左传》以叙事为主，书中用大量史实补充、说明了《春秋》经，有时也订正《春秋》经的某些错误。因此《左传》有助于我们了解《春秋》经的那些概括、简略的记载，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古代史料，加之它叙事生动流畅，成为中国古代著名的史学和文学著作。

《左传》成书于战国时期，本是用战国时的古文字写成的，因此在汉代它属于古文经传，而且长时期只在民间传授，未能被朝廷立于学官。《春秋公羊传》也称《公羊春秋》或《公羊传》，《春秋谷梁传》也称《谷梁春秋》或《谷梁传》。它们的编年都与《春秋》经一样。古代学者曾经认为《公羊传》和《谷梁传》分别为战国时的学者公羊高和谷梁赤所撰写，并且二人同受学于孔子的学生子夏。但是这种说法缺乏足够的根据。可以肯定的是，二书在战国时仅是口传心授，直到西汉初年才用隶书字体写成定本，因此它们都有属于今文经传。

《公羊传》和《谷梁传》的内容都有着重于解释《春秋》经文，很少述说史事，所以它们不是史书，只是儒家后学们以自己的主观臆测来阐释《春秋》“微言大义”的著作。《公羊传》、《谷梁传》二书的作者是要把所谓孔子的“春秋笔法”点破、说明，让人明了其中的意义。不过，实际上这两部书的内容冗长空洞，所讲的“大义”也未必符合《春秋》的原旨。同《左传》相比，这两部书没有给我们提供新的史料，也谈不上文学价值。不过汉代及以后历代的今文经学家常常利用它们来发挥自己的政治观点，把它们作为议论时事的理论根据，因此这两部儒家经传、特别是《公羊传》，在中国古代经学史、思想史上还是有一定影响的。

（八）《论语》

这是孔子弟子及其再传弟子关于孔子和他的少数弟子的言语行事的记录，其成书在战国初期。《论语》在西汉时还只作为经书的辅翼，被看作是传、记一类的著作。直到东汉时，才作为正式经书列入“七经”之中。

孔子名丘、字仲尼（前551—前479年），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也是春秋末期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孔子一生的学术活动以及他创立的儒家学说，对于传播和发展中国古代文化作出了重大贡献。《论语》是研究孔子思想和儒家早期学说的最基本的依据，也是研究中国古代思想史、教育史、文化史的重要文献。

《论语》一书传到汉朝时，已有三种不同的本子，即今文本的《鲁论》、《齐论》以及古文本的《古论》。现今传世的《论语》，是东汉学者郑玄参照上述各种本子整理而成的，共20篇。汉代以后，《论语》成为读书人的必读之书。南宋时，理学家朱熹把《论语》同《孟子》、《中庸》、《大学》合为《四书》，并为之作集注，使《论语》在宣扬封建礼教方面，处于更加突出的地位。

（九）《孟子》

这是一部记录孟轲言论行事、包括他和当时人及门人弟子们相互问答的谈话记录。《孟子》一书主要是由孟轲的门人万章、公孙丑二人所记，大约孟轲本人也亲自进行过润色。书中记载了孟子的政治活动、政治学说以及他的哲学、伦理、教育等思想。

孟子名轲，字子舆（约前372—前289年），是战国时期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曾受业于孔子之孙子思的门人。在封建社会，孟子被认为是孔子学说的继承者，他发展了孔子的儒家思想，在儒家哲学中形成了一个理论体系。孟子在政治上提倡“民贵君轻”思想，是有进步意义的，但是他主张恢复古代的井田制度以及宣扬人性善等思想，则反映了他的好古、唯心观点。

在汉代，《孟子》同《论语》一样，仅被当作“传”、“记”一类著作。直到宋代，《孟子》才由理学家们作为经书列入“十三经”。南宋朱熹把它编入《四书》，并为之作集注，更加深了它在封建文人中的影响。《孟了》现今只存七篇。相传另有“外书”四篇，早已佚失，今本“外书”系明人伪作。

（十）《孝经》

今本《孝经》仅1799字，分为十八章，基本内容是儒家倡导的封建孝道，宣扬“孝，德之本也”、“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等说教。虽然《孝经》通篇提倡行孝，但也由讲孝进而劝“忠”，主张孝子对待国君应该忠贞不贰。因此历代封建统治者对于《孝经》十分重视，要求所有的读书人都必须熟读它，特别是汉代，是读书人第一部必读的书。

《孝经》在内容上，有许多地方抄袭了《左传》、《孟子》、《荀子》等书，有时是撮取其大意加以复述，加上书中某些方面内容陈腐、文字粗陋的缺点，因此它有明显的局限性。

关于《孝经》的作者，历来有“孔子”、“曾子”、“孟子门人”等多种说法，但都不足信，不过认为总是孔门后学所作，当不致有误。《孝经》成书于战国末期，东汉时被列为“七经”之一。汉代曾有古文《孝经》，南北朝时已亡佚。

（十一）《尔雅》

这是一部古代训诂知识的汇编，即对古代经典中的词语进行解释的书。所以《尔雅》是考证词义和古代名物的重要资料，后世经学家常常用它来解说儒家经义。

《尔雅》共十九篇。前三篇《释诂》、《释言》、《释训》为一般词语的解释，其余则按各种名物分类解释，如《释亲》、《释器》、《释山》、《释草》、《释鸟》、《释畜》等等。关于《尔雅》的作者，旧说或认为周公所著，或指为孔子及其弟子所作，也有人以为出于汉代儒生之手。这些说法都缺乏足够的证据。据近世学者们的研究，《尔雅》一书并非一人一时之作，它是缀辑多家训诂材料汇编而成的。《尔雅》大约在战国时期初具规模，后来又经过汉初学者们增补润色，最后才成为今本的样子。

一：全同关系

全同关系是指两个概念的全部外延(一个概念所反映的对象的范围)完全重合。常见的全同关系有“土豆”和“马铃薯”，“番茄”与“西红柿”。但是全同关系的考察十分广泛，可能会考察同一事物的全程、简称，谦称、敬称，美称，古代名、现代名，中文名、音译名，书面语、口头语等等。

例：长安：西安

A状元：探花 B河南：洛阳 C番茄：西红柿 D蹴鞠：足球

华图解析：本题中长安和西安是全同关系，长安是西安在古时的称谓。A选项是并列关系;B选项河南和洛阳是组成关系，洛阳是河南的一部分;C选项番茄和西红柿是全同的关系，番茄常在书面语中使用，西红柿常在口头语中使用;D选项蹴鞠和足球也是全同的关系，蹴鞠是足球在古时的称谓。此题考查全同关系中的古代名与现代名，故选择D。

二：全异关系

全异关系包括两种——矛盾和反对。矛盾关系就是两个概念之间不存在中间状体，非此即彼，如生：死。反对关系是指两个概念间依然存在中间状态，如老人：孩子，除了老人和孩子外还有其他年龄段的人群。

例：白天：黑夜

A男人：女人 B喜欢：憎恨 C老人：小孩 D黑色：白色

华图解析：本题中黑钛与白天是一种矛盾的关系，男人和女人是矛盾的关系。而B、C、D中仍然存在其他的中间项。故本题选择A。

三：包含关系

包含关系很容易和组成关系放在一起来考察。这里大家可以记住一个口诀：当所有A是B成立的时候，A和B为包含关系，如杨树：树木。当所有A是B不成立时，为组成关系，如轮胎：汽车。

例：自然地理：人文地理：地理

A居民区：商业区：城市 B水果糖：芝麻糖：糖果

C乌鲁木齐：伊犁：新疆 D文学家：中国人：鲁迅

华图解析：本题中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为一组并列的关系，故可排除D选项(文学家与中国人为交叉关系)。而所有自然地理、所有人文地理都是地理，为包含关系。A选项居民区、商业区和城市是组成关系，C项乌鲁木齐、伊犁和新疆也是组成关系。故选择B。

四：顺承关系

顺承关系是表示前后两个行为之间只有时间的先后、空间上的远近或者事情发展的变化。

例：申请 ( ) 之于 批准 相当于 准备 起跑 之于( )

A同意，领奖 B审核，冲刺 C产权，资金 D学校，球鞋

华图解析：本题中考察顺承关系中事情的发展顺序。先申请，再审核，最后批准。先准备，再起跑，最后冲刺。故本题选择B。

　　《孟子》散文的艺术成就

　　孟子和《孟子》一书 缜密纯熟的论辩技巧 气势浩然的文风

　　《孟子》七篇主要记录了孟子（前372－前289）的谈话，是孟子和其 弟子共同所著。该书反映了孔子以后，最重要的儒学大师孟子对儒家学说的继承 和发展，表现了孟子的思想和理论，千百年后，人们仍能清晰地感受到孟子的个 性、情感和精神，看到一个大思想家的鲜活形象。这正是《孟子》千百年来一直 具有无究魅力的重要原因之一。游说诸侯，进行政治活动，宣传自己行王道、施 仁政的政治主张，是孟子一生的主要活动内容。在此过程中，孟子表现出鲜明的 个性特征。孟子初到齐国，齐王以有病为托辞，不亲自来咨询政事，而是派人召 见他，孟子也辞以疾，不去朝见。次日却出吊东郭氏，故意表明自己其实并没有 病。齐王派人来问病，孟仲子一面替他周旋，一面要求孟子不要回家，赶快去朝 见，孟子仍然不去（《公孙丑下》），坚持非礼之召则不往，表现出傲岸的个性， 这说明，战国时期的士具有相当高的社会地位。孟子仕于齐，极力向齐宣王宣传 自己的“仁政”理论，希望齐宣王推行“仁政”，让黎民百姓不饥不寒，从而实 现天下大治。这种积极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藐视统治者，鄙视权势宝贵，希望 能够消除世乱，救民于水火之中的热忱，是孟子游说诸侯的原因所在，也是孟子 精神世界最具闪光点的方面。正是这种精神境界，才使他具有刚正不阿、大胆泼 辣的个性特点。书中还记录了孟子和其他学派的代表人物的论辩。在这些论辩中， 孟子攻乎异端，感情毕露，有明晰的说理、逐层的批驳，层层进逼，气势凌人， 也有偏激的言词、幽默的讽刺，甚至破口大骂，同样反映了孟子激越的情感和刚 直的个性。

　　长于论辩，是《孟子》散文的特征。孟子曾说：“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 （《滕文公下》）在百家争鸣的时代，要阐明自己的观点，维护自己的立场，批 评其他学派，就不得不进行论辩。事实上，好辩不仅是《孟子》的特征，《墨子》、 《庄子》、《荀子》、《韩非子》等莫不如此。先秦说理文的论辩术，由《墨子》 开始，逐步走向成熟。《墨子》采用了类比推理、归纳推理等逻辑方法。其论辩 中的逻辑思辨色彩，对先秦说理文的定型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但墨家重质轻文， 《墨子》文章质朴无华，缺乏文采，不够生动，从而使其论辩文虽逻辑严谨，文 学意味却不浓。《孟子》的论辩文，在逻辑上也许不如《墨子》严谨，但却更具 有艺术的表现力，具有文学散文的性质。

　　《孟子》中的论辩文，也巧妙灵活地运用了逻辑推理的方法。孟子得心应手 地运用类比推理，往往是欲擒故纵，反复诘难，迂回曲折地把对方引入自己预设 的结论中。如《梁惠王下》：

　　孟子谓齐宣王曰：“王之臣有托其妻子于其友而之楚游者，比其反也，则冻 馁其妻子，则如之何？”王曰：“弃之。”曰：“士师不能治士，则如之何？”王曰：“已之。”曰：“四境之内不治，则如之何？”王顾左右而言他。

　　先以两个设问，使齐宣王顺着自己的思路，得出两个不言而喻的结论，而后 类推下去，使齐宣王陷入自我否定的结论中而无言可对，只好“顾左右而言他”。 利用对话体论辩文的特点，巧妙设问，缓缓道来，引人入彀，“辞不迫切而意已 独至”（赵岐《孟子章句·题辞》）。《孟子》这种特点在一些长篇论辩文中， 更是表现得淋漓尽致。《孟子》对二难推理的灵活运用和机智的反应，使其论辩 更有左右逢源之妙。如陈臻利用孟子在齐不受馈金，在宋、薛却受馈金的矛盾态 度，提出诘难：“前日之不受是，则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前日之不受非 也，夫子必居一于此矣。”将孟子置于两难境地，而孟子则以“皆是也”，肯定 受与不受都对，都有理由，因为导致受与不受的条件不一样。（《公孙丑下》）

　　“孟子长于譬喻”（赵岐《孟子章句·题辞》），在论辩中常用比喻，把抽 象的道理用具体生动的形象表现出来。孟子的比喻性推理，从逻辑上来说，有些 未免牵强，但却使孟子的论辩，富于形象性，具有极大的艺术感染力。《孟子》 中的比喻，大多浅近简短而贴切深刻，如“民之归仁也，犹水之就下，兽之走圹 也（《离娄上》），以一个简单的比喻，表现民众归仁的必然趋势。再如，“以 若所为，求若所欲，犹缘木而求鱼也”（《梁惠王上》），生动形象地揭示出欲 以霸道达到“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的目的，是多么荒唐可笑。 这种简短浅近的比喻，在《孟子》中大量运用。此外，《孟子》中也有少数就近 取譬，生动有趣的寓言故事，如“齐人有一妻一妾”（《离娄下》），人物毕肖， 结构完整，情节生动，具有很强的戏剧性，成功地以齐人言行譬喻官场中那般钻 营富贵利达之徒，讽刺他们的卑鄙无耻，揭露他们灵魂的丑恶。

　　气势浩然是《孟子》散文的重要风格特征。这种风格，源于孟子人格修养的 力量。孟子曾说：“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公孙丑上》）“养气”是指按照 人的天赋本心，对仁义道德经久不懈的自我修养，久而久之，这种修养升华出一 种至大至刚、充塞于天地之间的“浩然之气”。具有这种“浩然之气”的人，“ 说大人，则藐之”（《尽心下》），在精神上首先压倒对方，能够做到藐视政治 权势，鄙夷物质贪欲，气概非凡，刚正不阿，无私无畏。写起文章来，自然就情 感激越，辞锋犀利，气势磅礴。正如苏辙所说：“今观其文章，宽厚弘博，充乎 天地之间，称其气之小大。”（《上枢密韩太尉书》）气盛言宜，孟子内在精神 修养上的浩然气概，是《孟子》气势充沛的根本原因。同时，《孟子》大量使用 排偶句、叠句等修辞手法，来加强文章的气势，使文气磅礴，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御。

　　《孟子》的语言明白晓畅，平实浅近，同时又精练准确。和古奥难懂的《尚 书》及铜器铭文显然不同。它继承发展《论语》《左传》《国语》等开创的新的 书面语言形式，形成了一种精练简约、深入浅出的语言风格。可以说，后来统治 了我国两千多年的标准书面语，在《孟子》那里已经成熟了。

　　2《荀子》文章醇熟圆厚，理正辞雅，于缜密周详的论述中，时有雄辞丽藻相调剂，显示出温厚可亲的长者之风。研究者对荀文的语言修辞技巧也进行了探讨。

　　首先是荀文比喻运用独具特色。夏麟勋《试论荀子散文的风格》认为，《荀子》比喻更多是“譬于事”，即“用一种事情来比另一种事情”，并且往往“以多种事物并列起来作比，从各方面求证，来证明他的论点，使人信服其不可移易的结论。”章沧授《论〈荀子〉散文的文学成就》把荀文用喻概括为五大特征：一是广比博喻，《荀子》很少用一物喻一理，擅长于一连串地用多种事物从不同角度来说明一个道理；二是喻体源于生活而富于哲理；三是善于将喻体作生动的描绘，给人以可见可触的具象；四是用同一事物多侧面地喻明某种事理，通过多面模拟，寻找出共性特征，喻理显得丰厚深刻；五是多方对比设喻。谭家健《〈荀子〉的议论散文》认为，《荀子》议论散文的一大特色是博喻和群证。作者指出：荀子比喻往往引类联篇，一举一大串，有如落英缤纷，蝶舞蹁跹，使人应接不暇；不但用于解释，而且据以说理，深入浅出，生动巧妙，使读者既在思想上得到启迪，又在情绪上受到感染；荀文用喻又有例证的作用，“以证代议，寓议于证，议证交融，合为一体，使文章更有光彩，理论更加深化。”

　　其次是荀文寓言，沈起伟认为：《荀子》“是质朴的说理文，引用寓言故事不多。”（《先秦寓言选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郭预衡亦认为，《荀子》文章引物连类、设喻说理，“只是简单的比况，而不讲寓言故事。”（《中国散文史》（上）第14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郭志坤则认为，在运用寓言以说理的战国，荀子当然也离不开寓言，只是荀子运用寓言与诸家不同，其最大特点是“言简意赅，一语破的，具有格言性质”，舍去了细致的描写、完整的故事和曲折的情节，凝缩为成语格言，从而人使不觉其在运用寓言；同时这些格言化的寓言又具有拟人化的特点，蟹躁蚓一式的比喻实具寓言的特性，既高度凝练又入情入理，文学意味浓郁。（《荀子的语言艺术》，《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6年第4期）

　　另外，对于荀文的其它语言修辞技巧，研究者也予以了关注，认为特有的句法和入情入理的修辞手法，是形成荀子散文独特风格的重要原因。陈柱认为：“荀卿之文富有骈文化，为后世骈文家之祖。”（《中国散文史》第66页，商务印书馆，1937）夏麟勋《试论荀子散文的风格》对此作了深入的探讨，认为：“荀子的散文中对称整齐，音节和谐的排句特别多，有时甚至全段或全文的大部分都是”，或以排句将所论问题的另一面提出，使之相互映衬，加强语言的感人效果；或用排句铺陈事实，使所论问题全面周密；或用一连串的排句将问题一口气说出，以创造气氛，加强语势；排句中多有韵语，或双句句末用韵，或句中用韵，或句句叶韵，具有极强的音乐性，加之长短相间的句式，抑扬顿挫，错落有致，骈化倾向十分明显。章沧授《论〈荀子〉散文的文学成就》对荀文排比句式作了探讨，指出：荀文中排语多到惊人的程度，议论、叙事以及用喻、引典均用排比句来表达；格式灵活多样，有并列和承接的排比，有同类和正反的排比，还有词组和分句的排比，以及字句整齐和参差的排比；这些排句大多字数相等，句式相似，重语反复，因而具有明快的节奏，读来雄健有力，铿锵入耳，具有音律之美，近乎韵文，而且往往连接而起，缀句成段，集段成篇，使荀子长篇大论的散文条理井然，层次分明，文势雄健，豪放自如，产生强烈的艺术效果。谭家健《〈荀子〉的议论散文》也论述了荀文运用排比和骈偶的情况，认为：“书中大量出现排比和骈偶，方法之多样，手法之娴熟，在先秦散文中显得格外突出”，“骈散结合，长短相间，错落有致，抑扬顿挫，潇洒自如”，并指出：“荀子是在有意追求散文语言的音乐美、节奏感以及语句整齐、匀称等形式美。”

如飞机与鸟类、飞机与蜻蜒，由鸟的飞行运动制成了飞机，飞机高速飞行时机翼产生强烈振动，有人根据蜻蜒羽翅的减振结构设计了飞机的减振装置。天津一个学生根据小狗爬楼的运动方式创作了狗爬式上楼车等都是类比的结果。

类比思维是根据两个具有相同或相似特征的事物间的对比，从某一事物的某些已知特征去推测另一事物的相应特征存在的思维活动。类比思维是在两个特殊事物之间进行分析比较，它不需要建立在对大量特殊事物分析研究、并发现它们的一般规律的基础上。

因此，它可以在归纳与演绎无能为力的一些领域中发挥独特的作用，尤其是在那些被研究的事物个案太少或缺乏足够的研究、科学资料的积累水平较低、不具备归纳和演绎条件的领域。

原理

类比作为一种重要的思维方法和推理方法，在数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我认为在数学课堂教学中，我们必须认真审视和对待它。其基本模式是：若A对象具有属性a、b、c、d，且B对象具有属性a、b、c，猜想：B对象具有属性d。

类比推理的过程，是从特殊到特殊，由此及彼的过程，可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从两个或两类对象具有某些相似或相同的属性事实出发，推出其中一个对象可能是有另一个或另一类对象已经具有的其他属性的思维方法。

该方法是古今中外许多知名人士最常运用的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由这种方法所得出的结论，虽然不一定很可靠、精确，但富有创造性，往往能将人们带人完全陌生的领域，并给予许多启发。

论证手法的本身没有价值大小的区别，只有论证作用的不同，将一种论证方法用在最恰当的时机以达到自己的论证目的就是最完美的方法。

从以下三点举例说明二者之间的不同用法：

一、从属性上区别：

类比论证是用两个具有相同属性的事物进行比较。甲事物（指客体）具有某种属性，从而论证乙事物（指主体）也具有某种属性。邹忌和齐王同为统治阶级，他们具有同样的阶级属性。邹忌通过自身的经历：妻私臣，妾畏臣，客有求于臣，故美于徐公。推出同为统治者的齐王也具有相似的属性：宫妇左右莫不四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之内莫不有求于王，王之蔽甚矣。

比喻论证是用人们熟悉的、易懂的具体事物证明人们较生疏的、难以理解的抽象道理的一种论证方法。喻体和主体两个事物属性不同（即不是同类），而只是有某些相似点。譬如：《谏太宗》中，治理国家需要积累德义与“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本身属于不同属性的事物，只是存在相似点。这一点是基于比喻的修辞手法。

二、从论证的基础不同上区别：

类比论证的基础是类比推理，应从事实出发，又要回到事实，并受事实的检验。如《邹忌讽齐王纳谏》，如果邹忌不是以自身经历为事实基础，那么，类比推理就没有起点。又如齐威王没有和类比的事实有相同的属性，也不能推出“王之蔽甚矣”的正确结论。由此可见，客体事物（邹忌受到不切实际的赞美的事实）在论证中起着印证主体事物（齐王“蔽甚矣”）的作用。

比喻论证的基础是比喻辞格，不一定是实有其事的，可以合理地想象、虚构出某种情况或形象，如寓言、神话、小说等都可以作为比喻论证的材料。如《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中“滥竽充数”的南 郭先生是在当作寓言中的一个典型形象出现在古籍中的，它具体形象地说明革命队伍中的某些不懂装懂的人。鲁迅《拿来主义》孟子“缘木求鱼”“五十步笑百步”

三、从论证效果上区别：

类比论证着重点在说理的逻辑性和严密性。如《邹忌讽齐王纳谏》里是通过相同的属性“妻私”、“妾畏”、“客求”和“宫妇私”、“朝臣畏”、“庶民求”的两两相比，令人信服地推论出“王之蔽甚矣”的结论，从而有力地说服了齐王纳谏。因此，类比论证是在严密的说理中使人信服地承认某个道理。

比喻论证却侧重在说理的形象和具体化。譬如《谏太宗》中，文章开头的一段比喻论证的目的在于说明“积累德义对于国家安定的重要性”，由于德义本身比较模糊，可能导致说理较抽象。所以就运用比喻论证，使得说理显得生动、形象，让人易于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