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很广泛，主要包括解释词义、注明音读、疏通文意、阐明思想、分析句读、讲解语法、说明修辞手段、诠释典故、校正文字、考证人名、地名等，例如：

解释词义例

《诗经·邶风·静女》：“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毛传：“静，贞静也。女德贞静而有法度，乃可说也。姝，美色也。俟，待也。城隅，以言高而不可逾。”

《左传·庄公十四年》：“蔡哀侯为莘故，绳息妫以语楚子。”杜预注“绳，誉也。”

注明音读例

《诗经·周南·关雎》：“君子好逑”。《经典释文》：“逑，音求。”又如《诗经·召南·何彼 矣》：“何彼 矣，唐棣之华。”《经典释文》：“棣，徒帝反。《字林》‘大内反’。华如字。”

注释与参考文献的区别：

参考文献是作者撰写论著时所引用的已公开发表的文献书目，集中列表于文末。注释主要包括释义性注释和引文注释，一般排印在该页地脚或集中列于文末参考文献表之前。

相关介绍：

1、注释，是对书籍或文章的语汇、内容、背景、引文作介绍、评议的文字。为古书注释开始于先秦时期。中国古代分得较细，分别称之为注、释、传、笺、疏、章句等。包含的内容很广。诸凡字词音义、时间地点、人物事迹、典故出处、时代背景都是注释对象。有脚注、篇末注、夹注等形式。古籍注释列在正文之中，有双行夹注和夹注。现代书籍注释列于正文当页之下，称脚注，亦称本面注；列于文章之后或列于书籍之后者称篇末注。

2、参考文献是在学术研究过程中，对某一著作或论文的整体的参考或借鉴。征引过的文献在注释中已注明，不再出现于文后参考文献中。

对于“古书”的上限，我给的比较宽，不管是传世文献、还是出土文献，我一律都划在“古书”的范畴里。对于下限，我以辛亥革命为界。这样的话，时间跨度就相当大。在这段时间内，中国到底产生了多少书籍，这些书籍有多少传世非常难统计。但是我们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古书，哪怕是历经“十厄”、流传至今的数量也是相当惊人的（我手头上没有一个很精准的数据，但是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根据《丛书集成》作一个很粗略的统计）。这些批书籍成书有先后，内容驳杂，很难一概而论。因此如果统统冠以”中国古书“的名目一概而论，难免把以偏概全，挂一漏万。因此，在此我仅就我相对熟悉的”经史子集“中的经部文献来谈其价值与意义。

经部文献，简单地（当然也很粗疏地）说就是，十三经以及对十三经的注释之作。经部，曾是中国古书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尽管在数量上经部文献可能并不占优势。经部文献的地位，可以分两方面来谈，一方面自西汉起，经书就是士人最熟悉的行事守则与处事规范。他们是知识阶层道德与知识最主要的来源。另一方面，自从科举取士开始，十三经也是士人进入官僚体系的敲门砖。通俗得说，经部文献一方面是读书人最主要的精神食粮，一方面也是读书人获取功名，换取物质利益的最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途径。因此，经部文献在相当漫长的一段时间内，具有一种非常超然的地位。

但是”五四“之后，经部这种超然的地位被迅速瓦解。经部文献所包含的知识与宣传的行事准则都视为是与西方现代文明格格不入的、”旧“的传统被摒弃。在西方的学科体系下，并没有一个与经部对应的概念，因此经学自晚清之后就被飞速地边缘化，其内涵也被彻底肢解。比如《诗经》被解释为上古民歌，成为文学研究的对象，《尚书》被解释为商周时期的公文档案，成为历史系研究的资粮。而经学本身不复存在。

既然经学本身已被摈弃，那么阅读经部文献，是不是只剩下了历史学上的意义？（这个问题，我硕导也曾经问过我）。在我看来，并非如此。首先，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最重要的源头之一，经学文献本身虽然已经被边缘化，但其对日常生活的渗透是显而易见的。这种渗透也可以分两个层面来谈，其一，是对其他文本的渗透。虽然我们今天还可以看到不少来自民间的文本（比如敦煌变文），但是绝大部分我们接触到的文本都是来自文人创作。而上面谈到了，经部文献是文人群体最重要的知识来源，因此即便读文学作品，甚至是现当代文学作品，经学的身影依然隐隐约约挥之不去。而文学作品，其二，经学曾经给知识阶层提供了一套完全自足的道德行为准则，而这套准则虽然不断被阐释，最后又被大力摒弃，但是并没有完全被消解。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仍然很难与“旧道德”一刀两断。国人日常生活中的一些”人情世故”归根结底还是来自于十三经。比如，在父母子女关系上，对“孝”的强调（虽然这个字眼越来越少地被提起），在家庭生活中，对子嗣的强调等等。我很难对这种“人情世故”作评价，但是不可否认，这些原则在日常伦理中所起的作用。因此阅读经部文献，在某种意义上，仍然是我们理解当代中国一个很重要的维度。

上面有人谈到中西比较的问题，这个问题同样非常大。在此我也谈一点自己的浅见。用“现代”的眼光看，西方经典无疑具有绝对的优越性。但是当我们跳出西方的学科框架，我们就会发现我们自己传统的价值。在某种意义上，传统是我们区别于其他民族的一个重要属性。一旦我们真的切断了与旧传统之间的脐带，那么我们就会丧失独立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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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汉代的注和唐宋的疏

由于语言的发展和口授传抄的错误，汉代人已不能完全读懂先秦古书，于是有人作注。汉注虽多是儒家的经书，注家思想也受儒家局限，但因时代距先秦较近，对字句的解释至今仍有很高的价值。同理，唐人不易读懂汉注，于是出现了新的注解方法“疏”（又叫“正义”），既解正文，又解注文。宋人也沿用这种方法。

（二）注疏的体例

后人把注疏与唐代陆德明《经典释文》的注音合刊成《十三经注疏》。以《毛诗正义》为例，注疏的体例是：用双行小字排在正文下，开头没有“笺云”的是汉毛亨的“传”，“笺云”是汉郑玄的“笺”，圆圈以后是陆德明的注音，“疏”字后是唐孔颖达的“疏”。疏的体例一般是举出所要疏的经文或注文的首尾各二三个字，用圆圈隔开，然后用“正义曰”再疏解。 （一）汉唐人的注解

1内容：汉唐人注解重在训释字句，加注读音，也有通释大意的。唐代又发生了一些变化，有的重在注明典故的来源和某些词语的出处，有的重在阐明哲学思想。

2范围：汉注从经书开始，后渐扩大。唐人除给经书作疏外，也注子书，还为汉代以后古书做笺注。

（二）宋人的注解

风格与汉唐大不相同，常利用注解来发挥自己的政治、哲学思想，习称“六经注我”。

（三）清代的注解

1详尽可靠。一些学者对文字、音韵、训诂有较深的研究，注解风格为之一变，重视从材料出发，方法也有进步，所作注解大都详尽可靠，因此称为“朴学”。但有的不免于烦琐。

2注重校勘。

[附]两个校勘术语：（1）　“衍文”，指古书中误增的字。（2）　“脱文”，指脱落的字。

四、旧注中常见的术语

（一）曰、为、谓之：用来释义或辨析同义词，相当于“叫做”。被释词在后。

（二）谓：用来说明前面词语所指的范围或比喻，相当于“是指”、“是说”。被释词在前。

（三）貌、之貌：表明所解释的是形容词，相当于“……的样子”。

（四）犹：用来说明是以同义词解释同义词，或用引申义释本义，注释的词和被注释的词意义不完全相同，相当于“等于说”。

（五）之言、之为言：常用于声训。

（六）读为、读曰、读若、读如：用来注音（注释和被注释字不完全同音）。读为读曰：用本字说明假借字，注音兼释义；读若、读如：主要是注音，偶尔也用本字说明假借字。

五　对待旧注的态度

了解旧注的局限；不抹煞古人，也不迷信古人。吸收其有价值的东西

古书注音的对象，主要是一些多音多义词。注音的方法常用反切和直音，有时也以“读若”、“读如”、“如字”等用语指出读音。例如：

　　《诗•秦风•黄鸟》：“黄鸟，哀三良也。国人刺穆公以人从死，而作是诗也。”郑笺：“三良，三善臣也，谓奄息、仲行、针虎。从死，自杀以从死。”音义：“行，户郎反，下皆同。针，其廉反，徐又音针。从死，上才容反。”

　　上面的注文中陆德明给“行、针”、“从”的注音释用反切方法。“行，户郎反”说明这里的“行”读háng，不读xíng。“下皆同”是说下文中的“行”的读音与此相同。“从死，上才容反”，是说“从死”的上字“从”读才容反。“针其廉反”，说明“针”在这里读作qián。“徐又音针”，这是陆德明引用东晋徐邈的注音，说明“针“还读作zhēn。徐邈在这里注音用的是直音法。《礼记•玉藻》：“君羔幦虎犆。”郑注：“读如‘直道而行’之直。”

　　《仪礼•士丧礼》：“幎目用缁。”郑注：“幎，读若《诗》曰‘葛藟萦之’之萦。”

　　这两得分别用“读如”、“读若”来注音。古书中在某字下注以“如字”，这是又一种注音方法，说明此字在这里应读本音，用本义。如：

　　《礼义•大学》：“故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者，天下鲜矣。”音义：“其恶恶，上如字，下乌路反。”

　　这段注音是说“恶恶”的上字要读本音è，用本义，当缺点、毛病讲；下字读wù，当讨厌、憎恨讲。

　　古书注音，有时隐含着释义。例如：

　　《左传•昭公三年》：“寡人愿事君，朝夕不倦；将奉质币，以无失时，则国家多难，是以不获。”音义：“朝，如字。难，乃旦反。”

　　这野对“朝”、“难”的注音，实际上已指出“朝”当“早”讲；“难”当“危难”讲，是名词，不是形容词。

古书的注释形式很多，各有特点。例如：“诂”，就是用当代的语文去解释古代的语言，或用普通话去解释方言。“训”，是用通俗的词语去解释难懂的词语，如《尔雅》有《释训》一篇。“传”，即传述的意思，如《论语》有《齐说》二十九篇。“记”，其作用接近传和说，如《五行传记》十一卷。“注”，就是解释古书，如《吕氏春秋注》。“解”，分析的意思，如韩非的《解老》，就是解释《老子》一书。“笺”，引申前人的说法称为重复，如东汉郑玄写的《诗笺》，引申毛公的《诗传》又不与其相杂。“章句”，在训释词义之外，再串讲一次经文大意，如《公羊章句》三十八篇。“集解”，即各家说法的总汇，如《论语集解》。“义疏”，和集解很接近，如《论语义疏》，盛行于南北朝。“正义”，统一整理前人的义疏，盛行于唐代，如《五经正义》。

注释，顾名思义，当然是解答疏导正文中不甚清楚的问题。古书的注释大体可以分为两大类，即随文释义的注疏和通释语义的专著。 先说前者。

随文释义的注疏向来有很多名称，最初叫做“传”，叫做“说”，“解”，也称为“诂”“训”，后来又有“笺”、“注”“诠”“述”“学”“订”“校”“考”“证”“微”“隐”“疑”“义”“疏”，“音义”“章句”等别名。这些名称有的名异实同，有的意义微殊，有的互相结合，成为新的名称，如“训诂”“诂训”“解诂”“校注”“义疏”“疏证”等，其用途各不相同。现试举主要者一二：

传，即传授讲解的意思，《春秋》有三传（《左氏传》、《公羊传》、《谷梁传》）。传有的阐明大义，有的引申未言之意，有的逐句解释。古语云“圣人作其书，贤者作其传”。传有内传、外传、大传、小传、补传、集传之分。

注，取义于如水注物，对文字古奥、文义艰深之处，略疏典故。注也是现在通用的注释名词。

注疏的内容大致有：1．解释字义，2．串讲文意，3．分析名读，4．校勘文字，5．阐述语法，6．说明修辞手段，7．诠解成语典故，8．考证古音古义，9．叙事考史，10．记述说川，11．发凡起例。就形式而言又可分成八类。1．注和疏（注只释、疏兼释注），2释义和叙事，3他注和自注，4补注和集注。

再说通释语义的专著。

所谓通释语义的专著，是对随文释义的注疏说的。两者都是释义的书，但所释的义和释义的方法却都有些不同。后者所释的义被局限在某种语言环境中，即只是某一词语在某一书或某一句中的意义，它和这个词语在别的书或别的句中的含义一定相同。就释义的方法来说，注疏的释义是随文而释，不必考虑这个词语在别的书或别的句中所含的各种不同的意义。通释语义的专著刚好相反，它所释的义并不局限于某一书，更不局限于某一句中的含义，而是某一词语常用的、基本的或全部的含义。因此，它的释义方法就不应随文而释，而要一面研究各个词语的含义，融会贯通，给以准确的、简明的解释。但有些书既随文释义，又通释群书，其体式介乎注疏与专著之间，如《经黄释文》、《读书杂志》、《经义述闻》、《群经平议》、《诸子平议》等。还有一种情况，在随文释义的注疏著作中有通论、序录，这种通论与序录大部可以纳入通释语义一类。

通释语义的专著在我国是很多的，按其内容看可分为专释语义、音义兼注、形音义合解三大类。此种专著中多为工具书。从一部古书 中挖掘出更多的精华，为后人易读易懂，是历代学者所付出的辛勤劳动。古人曾说，著书难，注书更难。因为注释者必须对一字一事追本溯源，多方考察，具有博大精深的学识，饱览群书的阅历，探微究疑的钻研精神。他们所费的功夫要超出作者好几倍，有的为此倾注了毕生的精力。郦道元为注《水经》，跋山涉水、考异辨难，订正讹误，使《水经》这部书焕然生色，而《水经注》本身也成为规模更为宏大的科学著作，这已经超出注释的范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