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书收藏知识
从总体看来,历代流传下来的古籍分为抄写本、刻印本两类,抄写本即人工抄写的图书,那古书的收藏知识是什么呢下面是我为你整理的古书收藏知识,希望对您有用。
古书收藏知识
古籍的装帧
在印刷术发明以前,图书是抄写的缣帛和纸张上,采用长卷形式,阅读时展开,平时卷起。这一时期的图书只能是卷轴装。韩愈《送诸葛亮觉往随州读书》诗称:"邺侯家多书,插架三万轴,一一悬牙签,新若手未触。"欧阳修《归田录》也说:"唐人藏书皆作卷轴。"雕版印刷普及以后,由于书版各自成块,卷轴装已不适用,古籍装帧改进为册页形式,先后出现旋风装、经折装、包背装、线装几种形式。线装的形式一直沿用至今。
卷轴装 又称卷子装,早期的图书装帧形式。与装裱好的书画相似。在长卷帛书、纸书的左端安装木轴,旋转卷起(图1)。敦煌石室中发现的大批唐五代写本图书,都采用这一方式。据记载,古代宫廷收藏的卷轴装图书十分考究,《隋唐经籍志》描述秘阁藏书:"上品红琉璃轴,中品绀琉璃轴,下品漆轴";《唐六典》描述内府藏书:"其经库书,钿白牙轴,黄带红牙签;史库书,绿牙轴,朱带白牙筌。"进入版刻时代,图书改为册页形式,仍有一些采用卷轴装,如《开宝藏》、《赵城金藏》等。
旋风装 在一素纸长卷上面依次粘贴书页,每页正反两面书写文字,展开长卷可翻页阅读。守张邦基《墨庄漫录》形容其"逐叶翻飞,展卷至末,仍合为一卷。"这种装订特点是外表仍为长卷,里面却是错落有致的书页,实为介于卷轴装和经折装之间的一种装订形式。大约盛行于唐代。故宫博物院藏有唐写本《刊谬补缺切韵》五卷,即是采用这种旋风装。
经折装 又叫梵夹装、折子装。将图书长卷按一定宽度左右折叠起来,加上书衣,使之成为可以随时展读的册子。历代刊刻佛经道藏,多采用这种装订形式。古代奏折、书简也常采用这一形式。
蝴蝶装 将每页书在版心处对折,有文字的一面向里,再将若干折好的书页对齐,粘贴成册。采用这种装订形式,外表与现在的平装书相似,展开阅读时,书页犹如蝴蝶两翼飞舞,故称为蝴蝶装。蝴蝶装是宋元版书的主要形式,它改变了沿袭千年的卷轴形式,适应了雕版印刷的一页一版的特点,是一重大进步。《明史艺文志》序称秘阁书籍皆宋元所遗,无不精美。装用倒折,四周外向,虫鼠不能损。"但这种版心内向的装订形式,人们翻阅时会遇到无字页面,同时版心易于脱落,造成掉页,所以逐渐又为包背装取代。
包背装 将印好的书页版心向外对折,书口向外,然后用纸捻装订成册,再装上书衣,由于全书包上厚纸作皮,不见线眼,故称凶背装。包背装出现于南宋,盛行于元代及明中期以前。清代宫廷图书如历朝实录、《四库全书》也采用这种装订方式。包背装改变了蝴蝶版心向内的形式,不再出现无字页面,但未解决易散脱页的缺点,所以后来又发展为线装形式。
线装 线装书是传世古籍最常用的装订方式。它与包背装的区别是,不用整幅书页包背,而是前后各用一页书衣,打孔穿线,装订成册。这种装订形式可能在南宋已出现,但明嘉靖以后才流行起来,清代基本采用这种装订方式。其特点是解决了蝴蝶装,包背装易于脱页的问题,同时便于修补重订。
从以上可以看出,古籍的装订有一个发展演进过程。不同时期流行不同的形式,了解这一进程,对古籍的年代鉴定十分重要。传世宋版书多经过后人重新装修,或改为包背装,或改成线装,但仔细观察,仍能在版心处发现粘贴痕迹,书页外沿则有磨损痕迹。
几部古籍版本著作比较谈
版本学的研究与探讨源于宋代。汉、唐虽经过几次大规模的古书校勘、注释、编目,但印刷业尚未形成,零星的版本记载仅限于正经正史的修订。南宋尤袤著《遂初堂书目》开创了一书兼载数种版本的先例;(宋)岳珂著《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被后世称为第一部系统记录版本知识的著作。明代视宋版为珍稀之物,藏书家、校勘家逐步摸索各种版本的特征、优劣,可惜这些版本学史料只散见于笔记、杂记中。清代学者开始罗列诸本、考证源流、登录刻工、详论纸墨。钱曾著《读书敏求记》奠定了古籍版本鉴定的基本原则。《天禄琳琅书目》及它的《后目》已把版本学的核心——善本书的收藏与鉴定推到了极致。清代学者对版本学贡献最大的当属专门记载版本状况的各种题跋记,尤以“顾批黄跋”为最。后人汇集成书的有为顾千里著的《思适斋书跋·书跋辑存》,为黄丕烈著的《士礼居藏书题跋》、《续记》、《再续记》,《荛圃藏书题识》等。
近现代是版本学集大成的时代。叶德辉著《书林清话·书林余话》是古籍版本学第一部专门著作;张元济著《中国版本学》(1916年)与孙毓修著《中国雕板源流考》(1918年)把版本学从史学中独立出来;钱基博著《版本通义》总结了前人的成就,把版本学列入学术研究体系。
新中国成立后,介绍版本知识的书,有毛春翔的《古书版本常谈》(1965年初版,1977年再版)。此书已是收藏品,配有插图,通俗易懂,可惜明代部分较凌乱,清代部分过于简单;陈国庆著《古籍版本浅谈》于版本学名词解释简明扼要,但不全面,适于入门者;魏隐儒著《古书版本鉴定丛谈》(1984年初版),体例较完备,也有实际经验的总结,只是不谈价格,宜专业人员参考;李致忠著《古书版本学概论》、《中国古代书籍史》,刘国钧著《中国书史简编》,曹之著《中国古籍版本学》,张绍勋著《中国印刷史话》等,都是从史的角度论述版本学、目录学、内容系统可靠,又有最新史学发现佐证,惟厚古薄今,实用性差些。
在谈到版本学专门著作时,不能不谈到两部流传稀少的油印品:一是北京大学陈宏天教授的《古籍版本概要》(1987年讲义稿),其特点是专业性、系统性强,表列详尽,论断精到,清代部分尤为各书所不及;可惜重学术、轻市场,非专业人员不感兴趣。二是北京中国书店编《古籍版本知识》(上、下),1980年油印本。书出于古籍鉴定大师雷梦水、张宗序手笔,在内部流传。笔者珍藏此书初版本,且有雷梦水先生签名,捧读二十年,收益最大。该书列举资料极为丰富,如清代武英殿刻书、官书局刻书、民国精刻本等都是各书所论不及的。关于版本鉴定方面,该书也极富特色,真假俱呈,详辨优劣,特别是从价格上来判断版本取舍,“实战”性极强;当然系统性、条理性就不够了。从价值、价格上判断版本的著作,最具参考性,爱好者也颇关心,但学者们却言之甚少。笔者醉心古籍收藏多年,有几本书在论及版本价格方面很实用,也很具史料价值,一并开列出来,供书友参考:
《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1983年商务初版,详列1912年至1947年古籍善本收集价格及善本影印、复制印刷史话;
《艺风堂友朋书札》(上、下),1980年上海古籍初版(中华文史论丛增刊本),详载缪荃孙先生等七十人清末民初收售善本价格及藏书聚散史话;
《弢翁藏书年谱》,李国庆编,2000年黄山书社出版,详载藏书家周叔弢先生六十年购书、访书、藏书史料,价格精准,详备。
目前北京中国书店联合中国嘉德、北京翰海、上海国拍、上海朵云轩、上海敬花等各大拍卖公司合作整理出版九年来《中国拍卖古籍文献目录》(2002年1月上海书店出版)及《续集》(2002年8月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详载百余场(2000年底前)拍卖实况,极具市场参考价值。书中对拍品的断代、提要、说明等都经专家审核、把关,恐怕这就是最新的版本学参考资料了。
版本目录与鉴定古籍
我国古代,虽自图书诞生之日起,藏书管理者就开始编制图书目录,但是直到雕版印刷术发明以后,人们才真正开始重视编制藏书的版本目录。
所谓版本目录,就是指著录图书的篇目和主要内容,并详细著录图书的作者或编者,以及出版者、出版年代等情况的书籍,是著录和记载版本简况的专用工具书。南宋初年尤袤编制的《遂初堂书目》,被公认为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版本目录。
明清时期,是著述版本目录的鼎盛时期。这一时期的公私藏书版本目录,对版本的著述更加详细,不仅记载了图书的篇目、主旨、作者、出版者,还简略记述了版本的特征、源流等情况。但明代的版本目录学术价值不大,而清代的则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与参考价值。如钱曾的《读书敏求记》、于敏中等的《天禄琳琅书目》、纪昀等的《四库全书总目》等,著录古籍版本最为翔实,在藏书界影响很大,是权威性很高的版本目录书。
民国以后,著名版本学家孙殿起所著的版本目录《贩书偶记》及《贩书偶记续编》,是近一内蒙最实用和常用的版本目录工具书。新中国建立后,国家专业古籍出版社陆续编辑和出版了《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上海图书馆善本书目》、《中国古籍善本书提要》、《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等重要版本目录工具书,成为当代图书馆、藏书家及古籍藏书爱好者最好的参考书。
古籍版本目录的编制,按不同标准有如下分类:一是按国家目录、私人目录、史志目录3种;二是按学术内容分类,有综合性目录和专科目录2种;三是按编篡目的分类,有举要目录、缺书目录、辨伪目录3种;四是按收录范围分类,有丛书目录、地方目录、个人著述目录、善本目录、知见目录等。
版本目录与古籍鉴定紧密联系。因为从古至今的版本目录,系统揭示了各个时代古籍图书的存佚状况,著录了历代古籍不同版本的源流、特征及概况,成为鉴定古籍版本真伪及其价值的重要依据。具体来说,版本目录对于古籍鉴定有如下几个方面的作用:
第一,帮助了解古籍概况。我国古代典籍浩如烟海,这些典籍分别著录在历代正史艺文志、经籍志、官修书目、私藏书目等目录中。阅览这些目录,能使我们较清楚地了解到各个朝代古籍的刊流、流通、收藏及存佚概况,从而便于比较、鉴定新近发现和收藏到的古籍。如果你看到一部古籍实物,可先对其外观、纸张等等进行初步鉴定,然后再与相应年代的版本目录进行对照。如果古籍实物与版本目录著述相符,即可做出鉴定结果;如果实物与著录不符,则要进一步查找资料,弄清是非,不能轻易下结论。
第二,便于识别版本真伪。凡对版本目录了若指掌的人,都能详细了解古籍的书名、篇卷、作者、版刻、函册、提要的等情况,从而可以具体考证和辨别古籍的真伪。如汉代刘向父子所著《七略》,在《隋书经籍志》与《新唐书艺文志》两部目录书中均有著录,而在《宋史!艺文志》中却不见著录,说明《七略》一书在唐宋间已经失传。如果在宋代以后发现署名《七略》的古籍,除辑佚本外,其余可判定为伪本。
第三,公正审定版本价值。当你发现收集到一部古籍时,可通过查阅《四库全书总目》、《贩书偶记》等版本目录,了解该书的递藏、传承等情况,从而可以正确判定其收藏价值;如果该书在以上版本目录中没有著录,则会有两种可能:一是伪书,二是海内孤本。到底属于哪种情况,则需进一步查阅其他古籍鉴定工具书,或请教有经验的鉴定人员协助鉴定。运用各种方法验明其正身后,就可以准确判定其价值。
历代古籍版本目录有时也难免出现一些讹误。所以,利用版本目录鉴定古籍,还要有清醒的头脑和主见,不可盲从,以免出现错误。
古籍的收藏与辨伪
自古以来,中国人就有藏书的传统,在书房内放大镜置几册古书,既能显示出儒雅的生活情趣,又能体现出藏书者的文化修养。如今太平盛世,收藏风日渐趋浓,继字画、瓷器等收藏品之后,古籍又成为收藏者收藏投资的一个新热点。尤其是在拍卖会上,线装古籍连连拍出令人吃惊的高价后,更是激发了人们对古籍收藏的兴趣,同时,引得深藏民间的古籍纷纷浮出水面。近日,记者就古籍的收藏采访了南昌的古籍收藏家王令策和周海鹰先生。
哪些古书具有收藏价值
上世纪90年代以来,古籍拍卖会场场火爆,且价格越拍越高。书价大幅提升是否等于所有古籍都能升值王令策认为,善本古籍和版画古籍的增值潜能较大。
善本古籍主要指具有历史文物、学术资料和版本艺术价值的版本书。它包括内府刊刻的殿版书,海内外绝无仅有的孤本,内容好、书法精的明清抄本,以及清初以前的精美刻本。年代越久远,书品就越珍贵。往往衡量私人藏书是否达到藏书家水平,也经常以收藏多少善本书为标准。
宋版书一向被认为善本书之佼佼者,有“一页宋版,一两黄金”之说。由于宋版书弥足珍贵,有宋版书的人大都不愿意轻易出手,特别是收藏家手里的宋版书,别说让他出让,甚至从不示人。所以,一旦有缘与宋版书相遇,只要财力允许,下决心买下定是一条增值财路。元版书虽不能同宋版书相提并论,但收藏界一向认为,宋元本同属珍稀善本,爱好者值得关注。现在随着时光的流逝,许多年代较近的古书便自然升华,明版乃至清初版本,凡是具有文献价值和刻印精美的古籍,也已步入善本行列。王令策说,目前明清善本尚不难寻,价格也不算太高,但增值潜力颇大,收藏者值得关注。
王令策告诉记者,善本的古籍有以下9种代表性:
①元及元以前刻印、抄写的图书;②明刻本和明抄本(刻印模糊和流传较多的除外);
③清代乾隆以前的流传较少的刻本和抄本;④太平天国及历年农民政权所刻印的图书;⑤辛亥革命前在学术研究上有独到见解或有学派特点,或集众说较有系统的稿本,以及流传很少的刻本、抄本;
⑥辛亥革命以前反映某一时期、某一领域或某一事件资料方面的稿本,以及流传很少的刻本、抄本;
⑦有名人学者亲笔批校、题跋、评论的刻本;⑧在印刷上能反映我国古代印刷技术发展,代表一定时期技术水平的各种活字印本、套印本,或有较精版画的刻本。
⑨明代的印谱、清代的集古印谱、名家篆刻的印谱(有特色又系足本或有亲笔题记)。
版画古籍
在收藏者关注善本古籍的同时,也越来越重视版画古籍的收藏了。王令策说,从历次书刊拍卖会的图录看,无不将漂亮的版画画面精印拍卖图册中,哪怕书中只有一幅也从不放弃。我国版画古籍很多,诸如《芥子园画谱》、《芥子园画传》、《晚笑堂画传》、《百孝图说》、《红楼图咏》、《唐诗画谱》、《鸿雪因缘图记》、《三才图绘》、《孔子圣迹图》、《御制避暑山庄三十六景图诗》以及《耕织图》、《棉花图》和《蝴蝶秋斋所藏画册》等。最为精美的要属明末画家胡正言的版画力作《十竹斋书画谱》和《十竹斋笺谱》,这两套版画古籍不仅在于艺术上的卓越成就,而且还开创了木版水印先河,解放初年,一部明版装裱成册的《十竹斋书画谱》仅售10元,如今它的价值已经超过10万,可见版本好,刻印精美,书品完整的版画古籍,都值得投资收藏。
古书收藏方法古书有“科学价值、历史价值、艺术(经济)价值”,但不是所有的古书都“值大钱”。李洪啸总结说,总的来说所有藏品的通则是讲究“真、精、新”。因为自古以来,好东西会被精心爱护,很多好的古玩,看起来就像新的一样。除此以外,还有古书收藏的特有原则:
年代是古书收藏的重要因素,现在宋版书论页拍卖,明版书论册拍卖。明版书普遍刻印较精美,万历前的书少而更珍贵。清光绪之后的受西方印刷技术冲击,书普遍质量下降。带画的书比纯文字的好,多色印的比黑的好。
同一时代版本的看内容,古书以“经、史、子、集”四部分类。除了佛教道教带图的经书外,儒家的经类不值钱。“史”多是“够古不够玩”,价值居中。而“子”和“集”中,则不乏珍贵之物。越是冷门,生僻,少见的越珍贵。
同内容的看印刷,在版本上,初印本最珍贵,一般只有几本,是红色印刷,用来校对和主人自留。其次是蓝本,一般也就10来本,送朋友。最后才是大批量印刷的黑本。黑本里,字迹清晰的版本较好。印刷到最后,版已被磨损,甚至断裂,此时书籍印刷模糊,价值较低。
此外,特殊内容(如禁书)、知名度高的书的早期印本、精印本及殿刻本、官刻本、名家刻本等较珍贵。名家批校本或收藏本价值高。白纸比黄纸价值高。
丛书名。清乾隆时编纂。1772年开始,经十年编成。中国古代最大的一部官修书,也是中国古代最大的一部丛书,分经、史、子、集四部,故名四库。据文津阁藏本,该书共收录古籍三千五百零三(3503)种、七万九千三百三十七(79337)卷、装订成三万六千余册。保存了丰富的文献资料。“四库”之名,源于初唐,初唐官方藏书分为经史子集四个书库,号称“四部库书”,或“四库之书”。经史子集四分法是古代图书分类的主要方法,它基本上囊括了古代所有图书,故称“全书”。清代乾隆初年,学者周水年提出“儒藏说”,主张把儒家著作集中在一起,供人借阅。此说得到社会的广泛响应,这是编纂《四库全书》的社会基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又是一部重要的目录学著作。
四库全书的编纂历史
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十一月,安徽学政朱筠提出《永乐大典》的辑佚问题,得到乾隆皇帝的认可,接着便诏令将所辑佚书与“各省所采及武英殿所有官刻诸书”,汇编在一起,名曰《四库全书》。这样,由《永乐大典》的辑佚便引出了编纂《四库全书》的浩大工程,成为编纂《四库全书》的直接原因。《四库全书》的编纂过程共分四步:第一步是征集图书。征书工作从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开始,至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结束,历时七年之久。为了表彰进书者,清廷还制定了奖书、题咏、记名等奖励办法:“奖书”即凡进书500种以上者,赐《古今图书集成》一部;进书100种以上者,赐《佩文韵府》一部。“题咏”,即凡进书百种以上者,择一精醇之本,由乾隆皇帝题咏简端,以示恩宠。“记名”即在提要中注明采进者或藏书家姓名。在地方政府的大力协助和藏书家的积极响应下,征书工作进展顺利,共征集图书12237种,其中江苏进书4808种,居各省之首;浙江进书4600种,排名第二。私人藏书家马裕、鲍士恭、范懋柱、汪启淑等也进书不少。
第二步是整理图书。乾隆皇帝为了存放《四库全书》效仿著名的藏书楼“天一阁”的建筑建造了南北七阁。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十二月,第一部《四库全书》终于抄写完毕并装潢进呈。接着又用了将近三年的时间,抄完第二、三、四部,分贮文渊阁、文溯阁、文源阁、文津阁珍藏,这就是所谓“北四阁”。从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七月到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又抄了三部,分贮江南文宗阁,文汇阁和文澜阁珍藏,这就是所谓“南三阁”。每部《四库全书》装订为36300册,6752函。七阁之书都钤有玺印,如文渊阁藏本册首钤“文渊阁宝”朱文方印,卷尾钤“乾隆御览之宝”朱文方印。
《四库全书》的底本的四个来源
1内府藏书;
2清廷官修书;
3从各地征集的图书;
4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佚书。
四库馆臣对以上各书提出应抄、应刻、应存的具体意见。应抄之书是认为合格的著作,可以抄入《四库全书》。应刻之书是认为最好的著作,这些著作不仅抄入《四库全书》,而且还应另行刻印,以广流传。应存之书是认为不合格的著作,不能抄入《四库全书》,而在《四库全书总目》中仅存其名,列入存目,这类著作共有6793种、93551卷,比收入《四库全书》的著作多出将近一倍。对于应抄、应刻的著作,要比较同书异本的差异,选择较好的本子作为底本。一种图书一旦定为四库底本,还要进行一系列加工,飞签、眉批就是加工的产物。飞签也叫夹签,是分校官改正错字、书写初审意见的纸条。这种纸条往往贴于卷内,送呈纂修官复审。纂修官认可者,可用朱笔径改原文,否则不作改动。然后送呈总纂官三审,总纂官经过分析之后,可以不同意纂修官的复审意见,而采用分校官的初审意见。三审之后,送呈御览。第三步是抄写底本。抄写人员初由保举而来,后来,发现这种方法有行贿、受贿等弊病,又改为考查的办法,具体做法是:在需要增加抄写人员时,先出告示,应征者报名后,令当场写字数行,品其字迹端正与否,择优录取。考查法虽比保举法优越,但也有不便之处,因此最后又改为从乡试落第生徒中挑选,择其试卷字迹匀净者予以录用。这样,先后选拔了3826人担任抄写工作,保证了抄写《四库全书》的需要。为了保证进度,还规定了抄写定额:每人每天抄写1000字,每年抄写33万字,5年限抄180万字。五年期满,抄写200万字者,列为一等;抄写165万字者,列为二等。按照等级,分别授予州同、州判、县丞、主簿等四项官职。发现字体不工整者,记过一次,罚多写10000字。由于措施得力,赏罚分明,所以《四库全书》的抄写工作进展顺利,每天都有600人从事抄写工作,至少可抄60余万字。第四步是校订。这是最后一道关键性工序。为了保证校订工作的顺利进行,四库全书馆制定了《功过处分条例》,其中规定:所错之字如系原本讹误者,免其记过;如原本无讹,确系誊录致误者,每错一字记过一次;如能查出原本错误,签请改正者,每一处记功一次。各册之后,一律开列校订人员衔名,以明其责。一书经分校,复校两关之后,再经总裁抽阅,最后装潢进呈。分校、复校、总裁等各司其职,对于保证《四库全书》的质量确实起了重要作用。
四库全书的内容
《四库全书》的内容是十分丰富的。按照内容分类,包括4部44类66属。分经、史、子、集四部,故名四库。经部包括易类、书类、诗类、礼类、春秋类、孝经类、五经总义类、四书类、乐类、小学类等10个大类,其中礼类又分周礼、仪礼、礼记、三礼总义、通礼、杂礼书6属,小学类又分训诂、字书、韵书3属;史部包括正史类、编年类、纪事本末类、杂史类、别史类、诏令奏议类、传记类、史钞类、载记类、时令类、地理类、职官类、政书类、目录类、史评类等15个大类,其中诏令奏议类又分诏令、奏议2属,传记类又分圣贤、名人、总录、杂录、别录5属,地理类又分宫殿疏、总志、都会郡县、河渠、边防、山川、古迹、杂记、游记、外记10属,职官类又分官制、官箴2属,政书类又分通制、典礼、邦计、军政、法令、考工6属,目录类又分经籍、金石2属;子部包括儒家类、兵家类、法家类、农家类、医家类、天文算法类、术数类、艺术类、谱录类、杂家类、类书类、小说家类、释家类、道家类等14大类,其中天文算法类又分推步、算书2属,术数类又分数学、占侯、相宅相墓、占卜、命书相书、阴阳五行、杂技术7属,艺术类又分书画、琴谱、篆刻、杂技4属,谱录类又分器物、食谱、草木鸟兽虫鱼3属,杂家类又分杂学、杂考、杂说、杂品、杂纂、杂编6属,小说家类又分杂事、异闻、琐语3属;集部包括楚辞、别集、总集、诗文评、词曲等5个大类,其中词曲类又分词集、词选、词话、词谱词韵、南北曲5属。除了章回小说、戏剧著作之外,以上门类基本上包括了社会上流布的各种图书。就著者而言,包括妇女,僧人、道家、宦官、军人、帝王、外国人等在内的各类人物的著作。
四库全书的不足之处
第一,重视儒家著作,把儒家著作放在突出的位置。把儒家经典放在四部之首,把一般儒家著作放在子部之首。
第二,轻视科技著作。认为西方现代科学技术,是“异端之尤”,可以“节取其技能,禁传其学术”。除了农家、医家和天文算法类收录少数科技著作之外,一般科技著作是不收录的。
第三,不收戏剧著作和章回小说。
第四,图书正文或有删节或篡改。
编纂《四库全书》的过程
编纂《四库全书》的过程,也就是寓禁于征的过程,也就是大兴文字狱的过程。据统计,在长达10余年的修书过程中,禁毁图书3100多种、15万部以上。在收入《四库全书》的图书中,也有不少删节或挖改。 在编纂《四库全书》的过程中,还编了《四库全书荟要》、《四库全书总目》、《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四库全书考证》、《武英殿聚珍版丛书》等。这几种书可以看作编纂《四库全书》的副产品。《四库全书荟要》是《四库全书》的精华,收书473种、19931卷。开本大小和装帧形式与《四库全书》相同。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共抄两部:一部放在宫中御花园的摛藻堂,一部放在圆明园东墙外长春园内的味腴书屋。《四库全书总目》二百卷是《四库全书》收录书和存目书的总目录。该目录前有“凡例”,经史子集四部之首冠以总序,大类之前又有小序,每书之下都有著者介绍、内容提要、版本源流等考证文字。由于这些考证文字出于纪昀、戴震、姚鼎、邵晋涵等著名学者之手,因而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二十卷是《四库全书总目》的简编本,它不列存目书,只列《四库全书》收录的图书,每种书的提要也写得比较简单。《四库全书考证》一百卷是四库馆臣对应抄,应刻各书校勘字句的记录汇编,该书对于校订古籍有较高的参考价值。《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是用木活字印成的。它包括《四库全书》中138种“应刻”之书。该丛书在刻印4种之后,主持人金简通过比较,认为木活字花钱少,实用价值高,改为木活字印刷出版。金简把木活字印刷过程写成《钦定武英殿聚珍版程式》一书,并收入《四库全书》,它是古代印刷史上的重要文献,已被译成德文、英文等流传世界。
《四库全书》编纂成功的原因
第一,安定的社会环境。修书期间,正当康乾盛世,天下无事,没有战争的干扰。四库馆臣坐在书案之前,一坐就是10年,没有后顾之忧。第二,最高统治者的重视。《四库全书》从酝酿到修成,乾隆弘历始终参预其事,并由他精心策划。从征书、选择底本,到抄书、校书,乾隆都一一过问,亲自安排。第三,雄厚的资金来源。《四库全书》卷帙浩繁,所需经费难以数计,清廷一概包揽下来。第四,严密的组织系统。四库全书馆的最高职务是总裁和副总裁,多由郡王,大学士以及六部尚书、侍郎兼任,负责总理馆内一切事务,下设纂修处,缮书处和监造处。纂修处负责校理勘定全部书籍,并兼任缮书处缮写书籍的分校工作;缮书处负责全书的缮写及校勘事宜;监造处负责武英殿刊刻、印刷、装订、整理书籍事宜。四库馆臣总计360人,因故革职、身死除名、调用它任者,不在此数。第五,破格录用人材。四库全书馆堪称人才之宝库,集中了大量优秀人才,其中不少人是破格录用的,如邵晋涵、余集、周永年、戴震、杨昌霖等人,入馆前不仅不是翰林,而且戴震、杨昌霖等连进士都不是,仅是举人。人才云集,为编纂《四库全书》创造了更加有利的条件。
《四库全书》的流传情况
从《四库全书》修成至今已有200余年。七部之中,文源阁本、文宗阁本和文汇阁本已荡然无存,只有文渊阁本、文津阁本、文溯阁本和文澜阁本传世至今。文渊阁本今藏台湾省,文津阁本今藏北京图书馆,文溯阁本今藏甘肃省图书馆。文澜阁本在战火中多所残阙,后来递经补抄,基本补齐,今藏浙江省图书馆。
评价《四库全书》
虽然《四库全书》在编纂过程中,有删削、挖改内容等过错,但就整体而言,应当是功大于过。首先,它保存了大量古籍,是古代文化的一次总结。
《四库全书》的编纂,对于弘扬民族文化,对于传播古代文化作出了重要贡献。200多年来,递经战乱,如果没有集众书于一身的《四库全书》,古籍将会大量散失,从而造成无可弥补的损失。其次,在古籍整理的方法上,尤其是在辑佚、校勘、目录学、汇刻丛书等方面给后人留下许多有益的启示:在辑佚方面,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出佚书并收入《四库全书》者共有385种,不仅使不少亡佚已久的古籍珍本重见天日,而且为后代的辑佚工作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范例;在校勘方面,四库馆臣网罗众本、慎选底本等做法,为后代的校勘工作树立了一个良好的榜样;在目录学方面,《四库全书总目》的学术价值是古代任何官私书目无与伦比的,其编纂方法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汇刻丛书方面,清人以《四库全书》为榜样,掀起了编刻丛书的热潮。近年《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和《续修四库全书》的出版,正是弘扬民族文化、继承和发扬《四库全书》的优良传统而结出的丰硕之果。
《四库全书》的编修可以说是全国图书都要进献检查,不仅不利于满清的文献被禁毁,连前人涉及契丹、女真、蒙古、辽金元的文字都要进行篡改。查缴禁书竟达三千多种,十五万多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七十万部,禁毁书籍与四库所收书籍一样多。“初下诏时,切齿于明季野史。其后,四库馆议,维宋人言辽金元,明人言元,其议论偏谬尤甚者,一切拟毁,……隆庆以后,至于晚明,将相献臣所著,靡有孑遗矣”。明清之际,黄道周、张煌言、袁继咸、钱肃乐、顾炎武、黄宗羲、孙奇逢诸人的著作,均于例禁。后来稍稍放宽,有些人的著作,只要“改易违碍字句,无庸销毁”。但对钱谦益、吕留良、屈大均、金堡以及戴名世、王锡侯、尹嘉铨诸人的作品,查禁特别严厉。乾隆时被销毁的书籍“将近三千余种,六、七万卷以上,种数几与四库现收书相埒”。吴晗说过“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矣!”连宋应星的科技著作《天工开物》也因为有碍于愚民而禁毁,文字狱如此之彻底,一篇吴三桂的“反满檄文”,一本《扬州十日记》,一本《嘉定屠城记略》,竟在中华本土湮灭二百多年,二百多年后才从日本找出来!
《四库全书》所收古籍许多经过篡改是尽人皆知的事实。与清代统治者利益相关的明朝人的文学和历史作品遭到大力剿灭,而且殃及北宋南宋。《四库全书》的编纂者对于反映民族矛盾、民族压迫和民族战斗精神的作品尽量摒弃和抽毁,对于不能不收录的名家名作则大肆篡改。如岳飞《满江红》名句“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胡虏”、“匈奴”在清代是犯忌的。于是《四库全书》馆臣把它改为“壮志饥餐飞食肉,笑谈欲洒盈腔血”。张孝祥名作《六州歌头·长淮望断》描写北方孔子家乡被金人占领:“洙泗上,弦歌地,亦膻腥。”“膻腥”犯忌,改作“凋零”。陈亮的《水调歌头·不见南师久》词云:“尧之都,舜之壤,禹之封。于中应有,一个半个耻臣戎。”“耻臣戎”犯忌,改作“挽雕弓”。还有更荒谬的,辛弃疾的《永遇乐·千古江山》中的“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被改作“人道宋主曾住”。“寄奴”是南朝宋开国皇帝刘裕的小名,“宋主”可以说是他的尊称。这两句的格律也应作“仄平”,两个字的音也都是“仄平”,改为“宋主”并不涉及音律问题;“寄奴”二字也与清朝犯忌的“胡”、“戎”、“夷”、“虏”等了无关涉。那么为什么还要改呢?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用小名称呼帝王,做惯了奴才的《四库全书》馆臣看到就感到别扭,因此即使没有“违碍”之处也要改。
总而言之,《四库全书》是18世纪70到80年代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的一项特大型文化工程,在人类文化史上写下了重要的一页。
《四库全书》的命运
《四库全书》完成至今的两百年间中国历经动乱,《四库全书》也同样饱经沧桑,多份抄本在战火中被毁。其中文源阁本在1860年英法联军攻占北京,火烧圆明园时被焚毁,文宗、文汇阁本在太平天国运动期间被毁;杭州文澜阁藏书楼1861年在太平军第二次攻占杭州时倒塌,所藏《四库全书》散落民间,后由藏书家丁氏兄弟收拾、整理、补钞,才抢救回原书的四分之一,于1881年再度存放入修复后的文澜阁。文澜阁本在民国时期又有一次大规模修补,目前大部分内容已经恢复。因此《四库全书》今天只存3套半,其中文渊阁本原藏北京故宫,后经上海、南京转运至台湾,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也是保存较为完好的一部)。文溯阁本1922年险些被卖给日本人,现藏甘肃省图书馆,近些年对这部书是否要归还沈阳,甘肃、辽宁两省一直未能达成一致。避暑山庄文津阁本于1950年代由中国政府下令调拨到中国国家图书馆,这是目前唯一一套原架原函原书保存的版本。而残缺的文澜阁本则藏于浙江省图书馆。
1966年10月,当时正处于中苏关系紧张时,为保护《四库全书》安全,林彪下令将文溯阁《四库全书》秘密从沈阳运至兰州,藏於戈壁沙漠中。目前,辽宁有关人士要求归还,以书阁合璧。甘肃方面也修建藏书楼,加强保护。文溯阁《四库全书》其最终归属仍处争议中。
民国初期,商务印书馆影印了《四库全书珍本初集》,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了文渊阁本《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曾将之缩印。1999年香港的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分别与上海人民出版社以及香港中文大学在中国大陆及香港出版发行文渊阁本《四库全书》电子版。
1、二十一史及其续、补、增、评品类书籍
2、地方通志、地志、山、水文记志、等。
3、海外、檄外纪要、见闻录等。
4、非正史史料:《世本》《世纪》《纪年》《路史》等。
《孙批胡刻文选》,五卷,胡克家撰《考异》一卷,置为“卷首”,孙月峰眉批,清嘉庆十四年雕版,版框158mm×320mm,双栏,单鱼尾,白口,白竹纸印刷。
孙月峰(1543-1613),明浙江慈溪人,官至兵部尚书,并入阁参赞机务,政治上无所建树,但文学上著作丰富,批注过多部名著,如:《书经》(《尚书》)、《诗经》、《礼经》(《礼记》)、《左传》、《文选》等等,名重当时。此胡刻《文选》的眉批选用的就是孙月峰的批注。
胡克家,江西鄱阳(今波阳)人,清代著名的刻书家、学者,官至漕运总督,胡氏名扬至今并非因其官大,而是因其刊刻的书籍和其所撰《文选考异》。清代有三位高官热衷於出版事业,胡克家就其中之一(另两位:一是阮元,其任江西巡抚时,在南昌刊刻的《十三经注疏》一直是“十三经注疏”最权威的版本;一是清末的沈家本,沈为清末法律专家,官至法部右侍郎,主持过晚清的法制改革,其所刻多为法学著作,但沈刻《元典章》近来多为版本家所诟病),胡氏所刻之书在当时就是精本、善本(高官刻书,因其能利用手中的行政资源保障足够的人力与物力以成其事,故其所刻多有精善之本),其中著名的就有胡刻《资治通鋻》、胡刻《文选》,中华书局的点校本《资治通鋻》就是以胡刻本为底本整理的,上海古籍出版社上世纪80年代出版的“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中的《文选》是直接用胡刻《文选》标点的,并且保留了胡克家的《考异》一卷。胡刻古籍在古籍拍卖会上一直都是抢手货而且都是高价成交。
陈森(约1797~约1870),字少逸,号采玉山人,又号石函氏,江苏常州人。他科举不得意,道光中寓居北京,熟悉梨园旧事,遂以清代乾隆、嘉庆中优伶生活为题材,写出《品花宝鉴》前30回。道光二十九年(1849)作者自广西返京,始成全书,共60回。作者以优伶为佳人,狎客为才子,将二者之间写得情意缠绵。小说以主人公青年公子梅子玉和男伶杜琴言神交钟情为中心线索,写了像梅、杜这样的“情之正者”,和商贾市井、纨绔子弟之流的“情之*者”两种人,以寓劝惩之意。然而所谓“情之正者”亦是一种病态生活的反映。此书实开近代狭邪小说之先河。
生平简介
毛奇龄四岁识字,由其母口授《大学》,即能琅琅成诵。少时聪颖过人,以诗名扬乡里,十三岁应童子试,名列第一,被视为“神童”。当时主考官陈子龙见他年幼,玩笑说:“黄毛未退,亦来应试?”毛奇龄答道:“鹄飞有待,此振先声。”众人皆惊。明亡,哭于学宫三日。后曾参与南明鲁王军事,鲁王败后,化名王彦,亡命江湖十余年。明亡,清兵南下,他与沈禹锡、蔡仲光、包秉德避兵于县之南乡深山,筑土室读书。毛奇龄生性倔强而恃才傲物,曾谓:“元明以来无学人,学人之绝于斯三百年矣。”评判言词过激,得罪人多,因此仇家罗织罪名,遭几度诬陷。后辗转江淮,遍历河南、湖北、江西等地。赖友人集资向国子监捐得廪监生。康熙十八年(1679年)举博学鸿儒科,授翰林院检讨、国史馆纂修等职,参与纂修《明史》。其间以《古今通韵》1卷进呈,得到赞赏,诏付史馆。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任会试同考官。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因两膝肿胀,关节僵硬,辞职归隐,居杭州竹竿巷兄长万龄家,专心著述。曾结识汤斌,与阎若璩等多有辨难。从学者甚多,著名的有李、邵廷采等。毛奇龄70岁时,自撰墓志铭,提出死后“不冠、不履,不易衣服,不接受吊客”。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在家病逝,葬于萧山北干后浦滩。
著述名录毛奇龄的学识渊博,能治经、史和音韵学,亦工词,擅长骈文、散文、诗词,都自成家数。精通音律,并从事诗词的理论批评。他在书法艺术上也功力深厚,有自己的艺术风格,在清代初年很受推崇。毛奇龄的书法,骨力骏健、笔势挺拔,儒雅清奇、个性强烈,是文人书法中很有代表性的一位。
毛奇龄博览群书,经学词章,各擅胜场。遇有异说,必“搜讨源头”、“字字质正”,好持自己独特见解。其所撰《四书改错》是针对朱熹《四书集注》之抨击。毛奇龄一生以辩定诸经为己任,力主治经以原文为主,不掺杂别家述说。他在少林寺写的《大学知本图说》,为其得意之作。以及其他众多著作,均阐明他的治经思想。除潜心经学外,对地方志也有研究,著有《湘湖水利志》3卷、《萧山县志刊误》3卷等。此外,毛对文学、音乐颇有造诣,好诗词歌赋,著有《西河诗话》、《西河词话》多卷;又曾教授乐律,著有《竟山乐录》4卷、《乐本解说》2卷等。近人邵瑞彭评其词“雅近齐、梁以后乐府,风格在晚唐之上”。
毛奇龄以经学傲睨一世,挟博纵辩,务欲胜人,抨击朱熹《四书集注》,撰《四书改错》,阮元尝推他对乾嘉学术有开山之功。他亦好为诗。初受知于陈子龙;反复变化,由三唐而上窥齐梁。其论诗,主张以“涵蕴”、不着□际“见难”,以“能尽其才”为妙;大抵尊唐抑宋,甚至痛诋苏轼。所作亦颇博丽窈渺,声名甚著。曾有琉球使者过杭州拜访他,并觅买其诗集。但毛奇龄自谓其诗“酬应者十九,宴游者十一,登临感寄无闻焉”,张维屏也说:“名家古诗多存寿诗者,殆无过毛西河。”(《国朝诗人征略》)可见其内容比较狭窄和贫乏。他还写了一部《仲氏易》,把宋人讲的《易经》推倒了。毛奇龄认为周敦颐的《太极图》是来自道佛的文献。
藏书故实博览群籍,蓄书甚富,藏宋元版古籍几十种,每日归来摩挲不忍释手。建藏书楼为“冰香楼”、“友汉居”等。其夫人悍强,夫人有病,而他仍然藏书、校勘不辍。一天,趁他外出之时,夫人说他整天搬弄花花绿绿古书,而不助于米盐生计,一气之下,竟将西河所藏古书付之一炬。藏书印有“西河毛氏藏书之印”、“史官”、“太史氏”、“大可氏”、“文学侍从之臣”、“友汉居藏”、“冰香楼”、“毛之印”、“西河季子之印”、“东吴毛子图书”、“简香图书”等。工诗文,善书法。著有《毛诗续传》、《古今通韵》、《春秋毛氏传》、《经集》、《竟山乐录》、《西河诗话》、《词话》、《四书改错》、《河图洛书原舛编》、《太极图说遗议》等数十种,诗赋杂著230余卷,后人编为《西河合集》。《四库全书》收有其著述40余种。
毛奇龄著述甚富,仅《四库全书》收录他的著录者就有52种。他的遗著由学生编为《西河全集》,共493卷,系诸子及门人所著的文章编辑成集,分为《经集》和《文集》二部。其当归于集部者,文119卷,诗50卷,词7卷。另有《诗话》8卷,《词话》2卷。
人物评价梁启超《梁启超全集》第3卷:“其纯然为学界蟊贼,煽三百年来恶风,而流毒及于今日者,莫如徐乾学、汤斌、李光地、毛奇龄。……汤斌、李光地,皆以大儒闻于清初,而斌以计斩明旧将李玉廷,光地卖其友陈梦雷,而主谋灭耿、郑,皆坐是贵显。然斌之欺君,圣祖察之,光地之忘亲贪位,彭鹏闽人,给事中,与光地同乡。劾之,即微论大节,其私德已不足表率流俗矣。而皆窃附程朱、陆王,以一代儒宗相扇耀,天下莫或非之。质而言之,彼二氏者,学术之醇,不及许衡,而隳弃名节与之相类;阶进之正,不及公孙弘,而作伪日拙与之相类。程朱、陆王之学统,不幸而见纂于竖子,自兹以往,而宋明理学之末日至矣。” (梁启超.《梁启超全集》第3卷 新民说: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611页)
作品特色 诗词清初诗界名家中,毛奇龄正是在诗歌创作中有所追求、有所创新的诸多大家之一。著名词学专家、已故龙榆生教授在其编选的《近三百年名家词选》中评日:“奇龄小令学《花间》,兼有南朝乐府风味,在清初诸作者,又为生面独开也。”晚清词人陈廷焯(字亦峰)对己作自视过高,爱以个人偏见讥评前辈词家的词没他写的好,说毛奇龄词“造境未深,运思多巧。”现代作家、著名教授施蛰存不以为然,在他选定的《花间新集》中选人毛奇龄词12首,他说:“右毛检讨词十二阕,可与李波斯比美。而取境之高,直是南朝清商曲辞。陈亦峰乃讥其‘造境未深,运思多巧’,殆不知词之本源者。”施老在集中的陈廷焯词后则评之日“白雨斋(按:廷焯之号)论词主沉郁,谓‘沉则不浮,郁则不薄’,论小令主唐五代,谓‘晏欧已落下乘’。持论甚高。其自作词,亦刻意揣摩温、韦,用功于文字声色之间,但得貌似耳。”的确,对毛奇龄词(特别是小令),采取武断否定,只能说明否定者本人“殆不知词之本源者”;对清初生面独开、自成一格的毛奇龄词,简单地斥之为“造境未深”,不仅不公允,而且不符事实。总之,毛奇龄在诗文词曲方面的成就是客观的历史存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奇龄善诗歌乐府填词,所为大率托之美人香草,缠绵绮丽,按节而歌,使人凄怆,又能吹箫度曲。”他的《西河词话》,对词曲的发展演变“缕陈始末,亦极赅悉”(《总目》卷一九九,《词话》条)。决不能因为他没有“大江东去”式豪放词赋而对其妄加菲薄。毛奇龄和清初的钱谦益、王士桢、吴伟业、朱彝尊、陈维崧等等大家一样,在诗文词曲上的成就是不容抹杀的。
毛奇龄的诗作,体式多样,不乏佳作。如五绝《览镜词》:“渐觉铅华尽,谁怜憔悴新。与余同下泪,只有镜中人。”寥寥20字,托出了咏叹年华易逝和自己早年坎坷中的落寞心情。清代著名诗人沈德潜评点此诗谓:“其实无一同心人也,然道来曲而有味。”又如七绝《除夕作》:“旅馆椒花红欲燃,椒盘愁向客中传。 如何才听金鸡唱,便唤今宵是客年。”沈又评述“人人能道者,却未有人道及,新故之感,凡事类然,不独除夕也。”再如七绝《秦淮老人》:“秦淮高阁拟临春,中有仙翁鬓似银。话到陪京行乐处,尚疑身是太平人。”沈评述甚高:“明处离乱之后,偏云尚疑身际太平,词弥曲意弥悲矣!”的确,毛奇龄诗的一个共同特点,是他擅长在寻常的景物情事上力创新境,别出新意。如七律《少年》、《朔方》、《钱唐逢故人》、《送人之耒阳》等等,都无不“自我胸中出”,“妙语出平淡”。毛奇龄有不少七言古诗,写得非常凝炼,栩栩如生,堪称清代叙事诗中的上乘之作。像收录在《清诗别裁集》里的《杨将军美人试马请歌》、《钱编修所藏司马相如玉印歌》、《诏观西洋国所进狮子……》诸篇,入神之笔屡见,其中尤以《打虎儿行》为最佳。沈德潜在《清诗别裁集·卷十一》中选毛奇龄诗16首,高度评价毛之诗“学唐而自出新意”,并把此诗列在卷首,评之日:“正说小儿之忘身救父,易乎平直,得‘假虎隐幔恐小儿’一衬,则小儿之至性愈出,见此时小儿知有父不知有虎也。”并说此诗是毛奇龄的“拔萃之作”。在毛奇龄所作众多诗篇中,诗中点明有关吟咏故乡景物情事的不下20首,这些篇什,“情之所发,根于至性”,诗韵优雅,读之琅琅上口,其中五绝如《苎萝村(二首)》,五律如《山行过美施闸(二首)》,七绝如《湘湖采莼歌(二首)》,七律如《江令宅》、《重阳日同姚监郡张广文徐征君城山晚眺》等,不仅有相当的文学价值,而且有很高的地方文献价值。
书法毛奇龄的书法处处都能使人体味到一种纯情,一种超逸的格调,通篇洋溢着诗的纯情,纯得醇厚高古,出尘超迈,具有饱学之士的风雅。纯中孕有无限的意趣与生机,雅拙中藏有万般轻灵,纯而不弱,其行笔结体有魏碑的支撑,有铮铮铁骨之感,拙中富巧,巧中含拙。毛奇龄以行书笔意入魏楷,任笔结体,丝毫没有夹生感、造作感、局促感,也着实难能可贵。其楷中的行意,点画潇洒,自然而然,顺理成章,水到渠成,流畅有序,没有无病 的媚态,没有故作多情。在用笔上不浮不躁,不激不厉,舒展自如,一笔一画急缓徐驰,节奏铿锵,依法而又不为法度所拘束。全幅格局疏朗宕润,气度轩昂,情调统一而和谐,意态紧密相联,没有经营的辛苦,而更多是自作诗的纯情,学富五车者的恬淡,一切也都不遮不掩,情真而率直。犹如古诗歌中的那种只可意会不能言传的空灵淡远的意境之美,欲辨已忘言,可谓入神入理。但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看似漫不经意,但不激不厉而风规自远,实为千耕万耘,千锤万炼后成果而决非一朝一夕之事。
毛奇龄有五言诗吟道:“四海既统一,六国威归秦。不虞汉代儒,犹自著美新。草泽甫窃发,郡国先埃尘。三川即沦亡,轵道气不伸,人生有义分,各自为君臣。季布思项羽,五烛一齐,乌鹊自有侣,毛()亦有伦。不观
山谷间,尚有秦遗民。”其书轻松自如,其诗朗朗上口,如春风拂衣,似疏林摇曳,那里有林塘曲园的幽雅,有清流泛舟、花开见佛的虚灵,有先秦遣民的风范。这是毛奇龄这位书法家、诗人的诗书化一,韵余笔外的超逸的艺术天才,在这幅作品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究其形迹,笔致凝练而秀逸,结字大小一任自然,意态松秀而天真,翩翩欲倾;章法最有意趣,风致散洒疏宕,其潇洒而漫不经意的韵度恰似瑶岛散仙,而通幅又意连势重,浑然为一体,如此这般意韵高超而又能超乎于形迹之外的书法作品,在当时确实是不多见的。也正如前贤所说:书者,抒也。当今书坛又有众多的“著名书家”无物可抒,无言可抒,只争抄录唐诗宋词。书法美的本质在于书者将心灵以点线的形式外化,借文字为载体(最好是自己的诗文),去表现自己的性情。所赏这幅作品,感到毛奇龄的心境是那么的恬淡和清静,一枝毛笔信手拈来,笔尖触纸即收,点到为止,所以点画的方圆,粗细,轻重长短,随意而安。如仰碧空纤云轻缭,清虚浩杳,确乎笔未到而意到,笔虽短而意长,笔虽短而神远。虽然从清劲洒脱的笔画中不难看到深厚的碑帖功底,但是产生强大诱惑力的还是那笔势中飘飘的一种仙气,字态如白云初晴、幽鸟相逐般的典雅和晴雪满竹、泉流石上般的清奇,其意境甚为清淡空灵,观之甚感静寂、疏远。字里行间如遥望缓步徐行的长老项背,一副超然物外的风采;亦仿佛精钢百炼,去尽渣滓,进入了至高境界。正谓前贤所指:“百炼钢化为绕指柔,柔非弱,刚极乃柔。”用此语来说毛奇龄的书法,当受之无愧。 诗词选摘览镜词
渐觉铅华尽,谁怜憔悴新。
与余同下泪,只有镜中人。
过采石有怀李白
李白扬帆出,曾披宫锦袍。
我来寻旧迹,空见水滔滔。
坠石分风急,清江蹙浪高。
绿萝寒月下,一咏醉 。
赠柳生
流落人间柳敬亭,消除豪气鬓星星。
江南前朝多少事,说与人间不忍听。
除夕作
旅馆椒花红欲燃,椒盘愁向客中传。
如何才听金鸡唱,便唤今宵是客年。
秦淮老人
秦淮高阁拟临春,中有仙翁鬓似银。
话到陪京行乐处,尚疑身是太平人。
长相思
长相思,在春晚。朝日瞳瞳熨花暖。黄鸟飞,绿波满。
雀粟衔素,蛛丝断金剪。欲着别时衣,开箱自展转。
江城子二首
日出江城鸡子黄。照红妆。动江光。采莲江畔,锦缆藕丝长。欲问小姑愁隔浦,长独处,久无耶。
赭门东上海潮青。古西陵。雨冥冥。越王宫女,着屐在樟亭。亭下教兵遗竹矢,秋日晚,堕鸦翎。
颍州道中谢野人献菊
晨发颍州路,朝光启城。修涂接林端,遥见菊蕊新。微霜逗寒馥,宿露滋清神。驻马一回眄,驾言逾前津。野人折相赠,顿使幽意亲。苞含紫贝,琢玉规芳鳞。佳色满辔,流芬袭衣巾。故园有遗侣,高兴发上辰。东篱坐相待,西苑归何因。餐英解颔,酿酒酬苦辛。眷言谢修涂,雅意长相伸。
本文2023-08-05 11:07:50发表“古籍资讯”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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