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比如说是历史上的周礼，另外还有尚书之类的，应该都是那个时期，因为周分为西周和东周，所以说东周时期的诸子百家事实上应该都是属于那个时代，所以从这一方面来说，各个学派的一些学说，比如说像孔子，老子庄子这些应该都是属于那个时期。

西周爵位制度

       西周春秋爵称，可大致分为王、公、侯、伯、子、男六级：  

王。在周王朝辖区内，王是指周天子而言。另有个别并非天子的王者，如■王、吕王、丰王等，都属戎狄首领。春秋金文中的称王诸侯，仍限于同周室关系较疏的蛮夷君长，即徐、楚、吴、越四国。  

公。身居高位的天子重臣称公，所见有周公、召公、毕公、明公、井公、毛公、芮公等。可以肯定的称公诸侯，有宋公戌（宋平公）、宋公差（宋元公）、宋公■（宋景公）、宋公得（宋昭公）。   

       侯。西周春秋时代行用最普遍的爵称是侯。金文所见主要是周初始封的周姓诸侯，如■（燕）侯、鲁侯、康侯、邢侯、蔡侯、滕侯、虞侯、荀侯、曾侯等。称侯的异姓国君，除与周室关系非同寻常的姜齐以及取而代之的田齐外，大都是周初褒封的前代帝王之后，或者早已存在的“先封”之国，有铸、陈、纪等。  

伯。西周时代称伯的诸侯，多为文献记载较少的小国之君，有的是畿内封君，如荣伯、井伯、杜伯、单伯、散伯、徵伯、过伯、夷伯等。春秋时代明确称伯的国君，主要有郑伯和曹伯。  

        子。金文中的子明确属于爵称的，主要有北子和沈子。文献中其他诸子，尚无金文印证。  

男。《春秋》所见男爵仅有许国。1967年陕西长安县马王村出土一件西周晚期的■（许）男所作铜鼎，证实许国国君的爵称确为男爵。

其他：西周管官制 

1宫中杂役类

　　①宰、大宰。《周礼》家宰官职极富，而所属则都是宫中近臣，如庖人、宫人、世妇、女御之属。由蔡殷：“昔先王既令女乍宰嗣王家，今余隹乃令，令女眔舀……死王家外内，毋敢又不闻。百工，出入姜氏令，厥有见又即令，厥非先告素毋敢庆又入告。”（白川静，1968B：　

　　103—106）宰的职务是宫内的主管，虽说兼管王家外内，但出入王后姜氏的命令，则其实际地位，仍是内廷主管。蔡也管理百工，百工的地位不高，在伊殷列在臣妾之下（白川静，1969C：68）。宰的名称，后世成为首辅，究其起源，则不外是内廷总管，只因身是近臣，可以出入王命（或后命），遂发展为重要的亲信人员。　

　　②善夫、膳夫、膳宰。《周礼》膳夫，司王的饮食，是以名称与宰夫也常相混。孙诒让在《周礼正义》“天官序”的膳夫条下，疏解甚明白。师晨鼎中善夫与小臣官犬并列，是家臣中仍有善夫一职（白川静，1968A：18）。但大克鼎，善夫克的职掌已是出纳王命，性质与宰相同（白川静，1969C：498—500）。斯维至注意到善夫常是锡命礼中奉王命召唤受锡臣工的人员，正符合“出人王命”的职务。斯维至，1947：3）。　

　　③小臣、小子。殷代卜辞中，小臣是颇显赫的官员。金文中的小臣，则仍是地位不高的家臣，如上文引师晨鼎，小臣与善夫官犬同列。但也有颇为重要的小臣，如静殷的静，原是小臣，奉命与小子服及夷仆在学宫习射。静作器颇多，除习射一事外，王也曾赐弓于静（白川静，1966C：124—138）。大约是成康间颇得宠的小臣，也许即因射而得宠。“小子”常见，静习射同人中，也有小子。　　

　　④仆、大仆。静有夷仆，已见前引文。又殷：“王若曰：，命女乍师家嗣马，啻官仆射士，小大又邻。”（白川静，1966C：115—116）仆在军中为司马的属下。《周礼》司马官属有射人、隶仆、司土、司右，官属与此铭所记正合。仆也见于师雝鼎，师雝的众仆没有从王出征，主帅白懋父特命惩罚（白川静，1966：　

　　753—756）。仆的原意为仆役，但在金文中已专事射业。师旅鼎一例，则众仆似乎自成一个作战单位，当然也不再是厮役之属了。

2职有专司类　

　　①土、家嗣土。：“命女作嗣土，官嗣耤田。”（白川静，1967C：414）籍田是王家举行农事仪式的专用田。《国语》“周语上”记述籍田的仪式颇详。其中司徒负责调动人力。“周语上”也记述料民（调查人口）工作时，司徒的任务是“协旅”，也是在动员人力方面。金文中司徒仅二见，一为扬殷的嗣徒单伯。一为无鼎的嗣徒南仲（白川静，1968B：83）。《国语》及其他典籍中的司徒都是金文中的司土，原意不在管理人众，而是管土地。因此免盒：“令免作土，奠还，吴眔牧。”（白川静，1968：460）管理的是郑地区的林野、猎场及牧地。同：“王命同，左右吴大父，司易林吴牧，自淲东至于河，厥逆至于玄水。”（白川静，1969A：330）未说明同的官称，其正官吴大父的职务则与免几乎相同，也是管辖一定地区内的土地资源。舀壶：“王乎尹氏册令舀曰：更乃祖考作家嗣土于成周六师。”（白川静，1968B：149）成周六师是周室在成周的常备军，舀的职务大约是管理六师驻地的土地资源。据南宫柳鼎，六师有牧场，也有虞泽及田地（白川静，1969B：465）。嗣土一职，高可至王室三有司之一。十三年壶：“王才成周嗣土淲宫。”嗣土的宅第，可以为王临幸举行锡命大典，其地位之高可知。诸侯也有嗣土，如康侯的渣嗣土（白川静，1963A：153），等而下之，分邑也各有其土，师：“王若曰：师，才先王既令女乍嗣土官嗣闇，今余佳肇乃令。”（白川静，1969A：346）散氏盘记矢散的土地交涉中，双方有司中均有嗣土在场（白川静，1968C：199）。

秦朝的爵位制度

       秦朝，继续使用自商鞅变法后定下的自公士至彻侯二十等爵，专门用以赏功。彻侯食县，其他诸爵得食俸禄如官吏。

       上造 秦、汉二十等爵的第二级，只高于公士。《汉书·百官公卿表》颜师古注：“造，成也，言有成命于上也。”此爵仅高于无爵，仍须服役。

       簪袅

秦、汉二十等爵的第三级，高于上造，仍须服役。公元前186年汉代的《田律》和《户律》规定受田数额为簪袅3顷（300亩），簪袅3宅（宅地的标准是以30步见方的土地为一“宅”）。出土秦代竹简表明：在军中，每顿吃的饭菜因爵位不同而不同。簪袅可以有精米一斗，酱半升，菜羹一盘，干草半石。

       不更 秦、汉二十等爵的第四级，不更者，即可免充更卒（轮流服役的兵卒）之意，其他之役，仍须照服。

       大夫

1、大（da)夫：古代诸侯国中，在国君之下有卿、大夫、士三级，因此为一般官员的通称。秦汉以后，中央要职有御史大夫，备顾问者有谏大夫、中大夫、光禄大夫等。至唐宋尚有御史大夫及谏议大夫之官，至明清废。又隋唐以后以大夫为高级官阶之称号。清朝高级文职官阶称大夫，武职则称将军。宋徽宗政和年间重订官阶时，在医官中别置“大夫”以下官阶，故今仍沿称医生为大夫。

       官大夫

秦、汉二十等爵的第六级。《汉书·百官公卿表》颜师古注：“加官、公者（接第七级为公大夫），示稍尊也。”汉时，第八级公乘以下仍须服役。汉代《田律》和《户律》规定官大夫受田数额为7顷（700亩），宅地的标准是7宅（30步见方的土地为一“宅”）

       公大夫

秦、汉二十等爵的第七级，又名七大夫。高于大夫、官大夫。秦时，民爵公大夫以上者，见县令、丞揖而不拜。汉高祖令七大夫以上均有食邑，文帝后，第九级五大夫始为高爵，仅得免役，公大夫仍须服役。

       公乘　秦、汉二十等爵的第八级。以得乘公家之车，故称公乘。秦与汉初，从第七级的公大夫（七大夫）起，即为高爵，汉高祖规定：七大夫以上均有食邑，文帝后，第九级五大夫以上始为高爵，五大夫的侍遇不过免役，公乘以下仍须服役，东汉明帝规定：赐民爵不得超过公乘。

       五大夫 秦、汉二十等爵的第九等。汉初以第七级公大夫以上为高爵，都有食邑。汉文帝以后，改五大夫以上为高爵，仅得免役。

       左庶长 秦、汉二十等爵的第十级

商鞅变法之前，秦国有四种庶长：大庶长、右庶长、左庶长、驷车庶长。四种庶长都是职爵一体，既是爵位，又是官职。大庶长赞襄国君，大体相当于早期丞相；右庶长为王族大臣领政，左庶长为非王族大臣领政，驷车庶长则是专门执掌王族事务；四种庶长之中，除了左庶长可由非王族大臣担任，其余全部是王族专职。商鞅变法之后，秦国官制仿效中原变革，行开府丞相总摄政务，各庶长便虚化为军功爵位，不再有实职权力。

      大庶长 秦、汉二十等爵的第十八级，仅次于列侯、关内侯。据《史记·秦本纪》，宁公（前716－704年在位）时已有此官。

商鞅变法之前是职爵一体，既是爵位，又是官职。大庶长赞襄国君，大体相当于早期丞相。

      关内侯

秦、汉二十等级之第十九级，位于彻(列)侯之次。有其号，无国邑。一般系对立有军功之将的奖励,封有食邑多少户,有按规定户数征收租税之权,可世袭。南北朝时沿用,仅成为爵位的一种品级。

      彻侯

秦、汉二十等爵的最高级。汉武帝时，以避帝名讳（武帝名彻），改名通侯，亦称列侯。汉初列侯封邑，大者万户，小者五六百户。封邑一般为县，东汉初有封四县者，小者为乡或亭。汉初户口稀少，历年既久，人口增加，萧何、曹参、周勃、灌婴等的封地，户数最多者达四万户。列侯得征收封地租税，地方行政由中央政府所派官吏治理，列侯不得预闻。后又有仅赐名号不给封邑者，加霍去病封冠军侯，另行指定地方为封邑。列侯多居京师，与所封之地关系淡薄，奉命“就国”（回到封邑居住）者，反似贬逐。  

1913年，十五岁的周谷城考入湖南长沙省立第一中学，这是湖南省内第一所省立中学，创办人和第一任校长是符定一。符定一治校严谨，以“公、勇、勤、俭”为校训，对学生进行勉励。进入省立一中，周谷城像跨进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对英语和数理化等每门学科都感兴趣，如饥似渴地学。

他曾有过八年在“周氏族学”中读书的经历，养成了很好的古文功底。周谷城的作文在班上一直名列前茅，那时他已经系统地读了《史记》《汉书》《国语》《战国策》等古籍，作文时喜欢引经据典，阐述道理。国文老师袁吉六后来说：“我在第一师范教书时，古文最好的学生是毛泽东；在省立一中教书时，古文最好的是周谷城。”袁吉六是前清进士出身，既是湖南第一师范的老师，又受聘在第一中学教国文，在一中的作文讲评时他经常引周谷城的文章为例。

周谷城与毛泽东有三个共同的老师，另两位便是杨昌济和符定一。杨昌济是杨开慧烈士的父亲，当时在省立一中教修身课，他的学问、道德和风采，给周谷城留下很深的印象。符定一是一位前清宿儒，袁世凯称帝时，杨度发起成立“筹安会”，符定一紧紧跟上，在湖南筹安会当上了会长，但他跟杨度一样，后来的思想也转到社会主义这边来了。 1917年周谷城从湖南省立一中毕业，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英语部。甫入大学，即逢中国近代史上一次伟大的爱国主义运动——五四运动。周谷城后来回忆，正是在那段时间里，他如饥似渴地阅读了《新青年》和许多哲学原著。他十分赞同科学和民主的观点，还广泛接触各种新思想，阅读了大量反映当时社会政治思潮的中外书籍，有马克思主义的，也包括实用主义的。

广泛涉猎，兼收并蓄，百家争鸣，推陈出新，这是“五四”时期知识界、学术界的风气，也是当时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学术风气，可以说，影响了他一生的学术道路。从那时开始，周谷城在学问道路上一直是解放思想，打开视野，广博地阅读，不断地求知，贯通中西，穷究今古，自立新说而成一家之言。进入盛年以后，除历史学领域外，这位学人在哲学、美学、教育学、逻辑学、社会学各个领域，都有深入研究和独到的见解，令人刮目。 1921年，周谷城离北京高师毕业还差半年，便回到湖南长沙，在第一师范执教英语和论理课了。当时，毛泽东正在一师附小任主事。一见之下，引为知己。在那段令周谷城终身难忘的日子里，通常是，晚饭之后，毛泽东去到周谷城处，说古论今，作竟夜长谈。读过马克思的《资本论》和不少共产主义小丛书的周谷城，和中国最早的共产主义者毛泽东之间，自有说不完的话题。

1921年8月，毛泽东、何叔衡等在长沙创办湖南自修大学。1922 年底，何叔衡出任船山学社社长。周谷城应毛泽东之邀，做过自修大学和船山学社的教师，教心理学。与此同时，周谷城又将教学与学术研究相结合，开始了长达一生的笔耕生涯。1923年，周谷城出版了第一本译作《实用主义论理学》。

192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周谷城构建自己学术思想体系的《生活系统》一书。在这本兼融心理学与哲学于一体的著作中，他认为知、情、意三者前后承续，首先是物我浑然一体，而后是物我分立，进而是信仰生活。这部著作既是对构造派心理学的批判，也是周谷城向哲学领域挺进的起始，其早年的创新思维由此可见一斑。 1942年春，周谷城经进步教授陈望道、张志让介绍，受聘于迁址重庆北碚的国立复旦大学，任历史系教授，并在陈望道任系主任的新闻系开设英文报纸分析课。周谷城仍继续积极参加抗日民主活动，还协助陶行知开办社会大学，被聘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民盟前身）顾问。他的学问人品受到学生们的景仰，1945年春周谷城任系主任，历史系的学生曾以他的名字成诗：“周谷城里，春光明媚，鸟语花香，人才济济”。

周谷城还致力于对世界历史的研究，他仔细研究和分析了当时流行的世界史著作，认为缺憾多在于堆砌历史事件，而且都是以欧洲为中心，置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古老文明于不顾。周谷城认为，不能也不应该追随以欧洲为中心的学术思想，希腊、罗马并非驾驭其他地区的文化中心，中国、印度跟希腊、罗马是可以相提并论的。在这样的思想前提下，周谷城着手编写格局一新的《世界通史》，力求将人类社会发展的全局综合为统一整体，阐明欧洲的古老文明和近代文明，中国、印度等各自都有其独立发展的文化系统，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互相渗透、互相作用，蔚成一幅波澜壮阔的世界历史画面。

1949年，周谷城的三卷本《世界通史》正式面世。在这部通史中，周谷城以埃及、巴比伦、波斯、印度、中国和墨西哥六大文化中心的相互关联、日趋融合为主旨，描绘了世界文化彼此交流和互为因果的内在联系。周谷城提出，世界是一个多元的有机整体，尽管世界上多文化区、多国度并存，但并非各自孤立活动，而是从一开始便蕴涵着互相往来、互相交叉和互相渗透的趋势，这种趋势又是必然的。 除《世界通史》外，周谷城还著有《中国通史》。

1946年，周谷城随复旦大学由重庆回到上海，出任史地系主任，又与张志让、潘震亚、翦伯赞等人发起组织了上海大学民主教授联谊会(简称“大教联”)。周谷城作为“大教联”中坚分子，上了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的黑名单。

上海解放后，周谷城被任命为新复旦的首任教务长，接着又受郭沫若、翦伯赞、侯外庐的委托，创办了上海市历史学会，并长期担任会长。1952年高校实行院系调整，调入复旦大学的全国知名学者、学术界的权威人物多达十五人。作为复旦教务长，周谷城代表校长陈望道，带着车队把十五位名教授接进复旦，其中包括浙大的苏步青、陈建功，沪江大学的蔡尚思等。多年以后，苏步青仍感慨不已道：“望老不容易，把十五个大头团结了起来；周谷老也是有功劳的，我就是周谷老代表望老带了车队接来复旦的。” 60年代初，周谷城陷入了一场“斗争哲学”的重围。那就是围绕周谷城美学思想展开的大论战。1961年至1962年间，周谷城先后发表了三篇阐述其美学思想的文章，即《光明日报》上的《史学与美学》，《文汇报》上的《礼乐新解》，还有《新建设》上的《艺术创作的历史地位》。在以后针对他的美学思想展开的论战中，他又先后发表了五篇文章。

当时的中国大地，已经历了1957年的反右斗争，1958年的“拔白旗，插红旗”，1959年的反右倾，1960年的反修防修。阶级斗争的弦正越绷越紧。而周谷城在自己的那些文章中，厚积薄发，坦诚地表述了自己在“正确认识矛盾斗争的限度”、“正确认识矛盾斗争与矛盾统一的关系”等问题上的观点和看法。尤其在《艺术创作的历史地位》中，周谷城表述了一个主要观点，即“时代精神汇合论”。他是这样诠释的：

在原始氏族社会，因着人与自然的斗争，部落与部落的斗争，常形成各种不同的思想意识，汇合而为氏族社会的时代精神。封建时代又有各种思想意识，汇合而为当时的时代精神。资本主义时代，又有各种思想意识，汇合而为当时的时代精神。各时代的时代精神虽是统一的整体，然从不同的阶级乃至不同的个人反映出来，又是截然不同。 这就是周谷城的“时代精神汇合论”。周谷城的解释，自然又引起轩然大波，成为被围追堵截的又一焦点，一时间，“商榷”文章蜂起。关于时代精神的讨论，从1963年至1964年，前后延续了两年。各方来稿踊跃。仅《光明日报》一家，在1964年夏、秋之际三个月里，讨论的稿件就有近三百篇，其中批评周谷城观点的占大多数，赞成他观点的仅三十余篇。在这段时间里，有人为显示其革命的彻底性，与周谷城在《光明日报》上多次交锋。

毛泽东一直密切关注着这场讨论。他看过周谷城、姚文元在报刊上发表的论战文章及其他有关文章。而对于金为民、李云初的《关于时代精神的几点疑问——与姚文元同志商榷》一文，他还在发表以前看过报社排印的清样。7月6日他看完这篇文章清样后，立即让中宣部把这篇文章和姚文元的文章编成一本小册子付印出版，并亲自写了一段按语作为序言：

这两篇文章，可以一读。一篇是姚文元批驳周谷城的，另一篇是支持周谷城批驳姚文元的。都是涉及文艺理论问题的。文艺工作者应该懂一点文艺理论，否则会迷失方向。这两篇文章不难读。究竟谁的论点较为正确，由读者自己考虑。

从今天的眼光看，毛泽东的这段序言并不显得咄咄逼人，但对这场讨论的态度，对辩论双方观点的态度，对老朋友周谷城的态度，意思全在里面了。不久“文化大革命”爆发，“时代精神汇合论”被列为全国重点批判的“黑八论”的第二位，周谷城终究还是为此吃了不少苦头。 粉碎“四人帮后，周谷城迎来了人生和学术道路上的第二个春天。

1978年以后，周谷城在学术研究上著述频频，先后发表《秦汉帝国的统一运动》《继往开来的史学工作》《关于艺术创作地位》《看重统一整体，反对欧洲中心论》等论文，创言立论，老而弥坚。与此同时，他还出版了《史学与美学》一书，重新修订出版了《中国通史》。1982年，他编著的《中国通史》和《世界通史》被列为全国高等院校文科教材。

周谷城晚年一直担任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他以八十高龄登上教坛，讲授世界史，培养了“文革”后第一批史学硕士和博士研究生，撰写了《中外历史的比较研究》、《所谓意境》、《论古封建》等有影响的专论。1984年，他主持创办了《中国文化研究集丛》，并主编了“中国文化史丛书”。1986年，又担任了“世界文化史丛书”主编。1988年，又主持编纂出版了大型学术丛书“民国丛书”。199 0 年11月和1992年3月，周谷城两次写信给全国人大和上海市人大负责人，表达对自己身后事的态度：“谷城去世以后，不要搞告别仪式，不要骨灰，一切书籍、文物交给人大科教文委员会。” 复旦大学教授周谷城是著名的历史学家，曾任历史系主任， 复旦大学教务长。代表作《中国通史》 上、下册，《世界通史》一、二、三册。这两史可说是影响了中国几十年。

史学名家不少，但一人撰写《中国通史》和《世界通史》，这在中国史学界至今还没有第二人。

1932年，周谷城赴上海暨南大学任教授兼史地系主任，开始以历史学为专业，主讲《中国通史》课。这时，他在既从事反帝爱国运动，又担负繁重的教书任务的情况下，埋头编写《中国通史》上下册。1939年他出版了《中国通史》，提出了“历史定形论”，指出历史事件的有机组织和必然规律，力图以历史唯物主义论述中国历史，在广大进步知识分子中产生了很大影响。由于这本书被当局认为“有马克思主义嫌疑”，视为禁书，责令周谷城停止教中国历史课，改教世界史课，周谷城从此跨入了世界史领域。 从1942年秋天到重庆开始，周谷城担任复旦大学教授长达半个多世纪。周谷城研究了当时流行的世界史著作，认为都是历史事件的堆砌，不能给人以全局或统一的整体感，而且都是以欧洲为中心，轻视亚洲、非洲和美洲的古老文明。他批评“欧洲中心论”，提出要诸区并立，同时着手编写具有新格局的《世界通史》，力求综合人类社会发展的全局为统一整体，阐明欧洲的古代文明与近代文明，只是构成世界文明史的一个部份，中国、印度等各有其独立发展的文化系统，与西文文化系统渗透，相互竞争，构成一幅生动而又壮丽的世界画面。1949年，他出版了《世界通史》，这部著作并不是仅仅将以往国外各项研究成果汇集综合起来，从体系构成到具体论断，都表现了作者鲜明的个性与独到的见解。和国外同类著作相比，该书有着极为鲜明的特色。它堪称自成一家之言，打破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史旧体系，在世界史研究方面起了拨正方向的作用。这两部个人奋力编写的通史，实为中国现代史学史上所仅见。

这两部巨作奠定了周谷城在历史学界的地位，也曾让他从困境中得以解脱。1966年夏天，“文革”开始了，周谷城被关进“牛棚”，受尽了折磨。1968年11月，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毛泽东说：“周谷城的《世界通史》还没有写完，书还是要让他写下去。”周谷城由此得到了解放。但由于张春桥、姚文元的百般阻挠，《世界通史》终于没能续写下去。

《世界通史》一至三册，叙述从古代世界到近代世界的历史。第四册，计划叙述产业革命展开以来的历史，当时未得来及写出，后来周谷城一再想补写，可惜，终其一生未能如愿。

顾颉刚 著《中国上古史研究讲义》

本书是顾颉刚先生三十年代在燕京大学开设“中国上古史”一课时的讲稿。作者旁征博引，对先秦、两汉典籍中的三皇五帝等古史传说作了详细的考辨，把它们分为七个大类。他严密地考证了古史传说的演变过程、发生背景，推翻了它们的史实地位而恢复其传说地位，澄清古史系统中的非历史成分，并在此基础上创立了自己独到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创建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堪为信史的古史系统。本书深入浅出，文字生动活泼，趣味隽永，引人入胜。无论是对上古史研究，还是古文学研究，本书都具有很高的学术参考价值。

在中国古代，农业、地理等领域有许多著名的著作。让我们往下看看吧！

一些著名的农业著作包括《齐民要术》、《禹贡》和《农书》等。这些著作包含了古代中国农业的历史、知识和技术，提供了许多对于古代农业的重要信息。

（1）《齐民要术》是一部古代中国农业著作，主要介绍了农业生产、政治、生活、信仰、教育等方面的知识。这部著作的作者是楚汉之际的农学家顾炎武。

（2）《禹贡》是一部古代中国农业著作，主要记录了距今约 4000 年前的国家建设者传说中的禹王所做的农业改革。

（3）《农书》是一部古代中国农业著作，主要介绍了农业方面的知识，包括土壤类型、农作物种植、农具制作、农田管理等内容。这部著作的作者是汉代的农学家陶宏景。

在地理领域，一些著名的著作包括《山海经》、《周礼》和《国别志》等。这些著作涵盖了中国古代的地理知识，包括地图、地形、气候和地理概况等。它们对于了解古代中国的地理状况非常重要。

（1）《山海经》是中国古代一部著名的地理学、神话传说、民间信仰等内容交织的著作。它记载了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诸多传奇故事，并对中国古代地理环境进行了描述。

（2）《周礼》是中国古代的一部法典，记载了周朝时期的礼仪制度、政治制度、宗教信仰等方面的信息。它对于了解周朝时期的历史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3）《国别志》是中国古代一部地理志书，记载了中国各地的地理、民族、历史、宗教等方面的信息。它为研究中国古代地理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

此外，在中国古代也有许多关于天文学和历法的著作，包括《淮南子》、《春秋左传》和《天文志》等。这些著作对于了解古代中国的天文学知识和历法有着重要的价值。

（1）《淮南子》是中国古代一部重要的哲学著作，作者是著名的思想家项羽。它包含了项羽对于道德、政治、教育等诸多领域的思考。

（2）《春秋左传》是中国古代一部著名的历史著作，作者是司马迁。它记载了从周文王到哀帝间的五霸之争的历史。

（3）《天文志》是中国古代一部天文学著作，其中包含了当时人们对天文现象的观测和记录。它对于了解中国古代天文学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总之，在中国古代，农业、地理和天文学领域都有许多杰出的著作。这些著作为我们了解古代中国的历史、知识和技术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

有贾谊《过秦论》、班固《两都赋》、张衡《二京赋》、诸葛亮《出师表》、韩愈《师说》等。

一、《过秦论》

《过秦论》是贾谊政论文的代表作，分上中下三篇。全文从各个方面分析秦王朝的过失，故名为《过秦论》。此文旨在总结秦速亡的历史教训，以作为汉王朝建立制度、巩固统治的借鉴，是一组见解深刻而又极富艺术感染力的文章。

二、《两都赋》

《两都赋》是唐代李庾赋作。唐文宗太和年间，李庾作《西都赋》《东都赋》，直接上继班张，写长安与洛阳，成了唐代少见的大赋（注：李庾《西都赋》《东都赋》载《文苑英华》卷四四。

其创作时间，马积高考证作于唐文宗太和四年或五年（830或831年），是也。参马先生《赋史》342-34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7月版。）。

三、《二京赋》

《二京赋》是东汉辞赋，为张衡的代表作之一。《二京赋》包括《西京赋》、《东京赋》两篇。二京，指汉的西京长安与东京洛阳。《二京赋》由于其结构的严谨精密，被多数人认为是汉赋中的精品。

四、《出师表》

《出师表》是三国时期（227年）蜀汉丞相诸葛亮在决定北上伐魏、克复中原之前给后主刘禅上书的表文。出自《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卷三十五。 

这篇表文以议论为主，兼用记叙和抒情。全文以恳切委婉的言辞劝勉后主要广开言路、严明赏罚、亲贤远佞，以此兴复汉室 还于旧都（洛阳）；同时也表达自己以身许国，忠贞不二的思想。文章既不借助于华丽的辞藻，又不引用古老的典故，多以四字句行文。 

五、《师说》

《师说》是唐代文学家韩愈创作的一篇议论文。文章阐说从师求学的道理，讽刺耻于相师的世态，教育了青年，起到转变风气的作用。

文中列举正反面的事例层层对比，反复论证，论述了从师表学习的必要性和原则，批判了当时社会上“耻学于师”的陋习，表现出非凡的勇气和斗争精神，也表现出作者不顾世俗独抒己见的精神。全文篇幅虽不长，但涵义深广，论点鲜明，结构严谨，说理透彻，富有较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