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是相对于“今”而来的，未采用现代印刷技术印制的书籍，皆可称之为古籍。 当人们开始有意识地将文字刻写在特定形式的材料上，借以记录知识、传播思想，图书才开始出现。在《中国古籍编撰史》中提出图书必须具备以下六个构件：

（1）知识信息； （2）著作方式；

（3）文字；

（4）物质载体；

（5）文字制作技术；

（6）装订形式。

以这六条标准来衡量诸多图书起源的几种说法：“陶器说”过分强调陶文的作用，但陶文是可有可无的装饰品；“河图洛书”只是出自荒古的神话传说，不足为凭；甲骨、青铜、石刻均不能称之为图书。

著名书史学家钱存训指出：书籍的起源，当追溯到竹简木牍，编以书绳，聚简成篇，如同今日的书籍册页一般。

先解释“古籍”的“籍”。“籍”在这里就是书，“古籍”是古书的雅称。什么样的东西才算书，殷商时龟腹甲、牛肩胛骨上的文字只是占卜后刻上去的卜辞，并未构成书。商周时青铜器上的铭文即所谓“金文”是王公贵族们对铸器缘起的记述，尽管有时为了夸耀自己的功勋，文字很长，但其性质仍和后世纪功颂德的碑刻相近似，也不能算书。中国殷商时已开始在竹木简上写文字，《尚书》的《多士》篇里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册”的古文字就像两根带子缚了一排竹木简，“典”则像以手持册或将册放在几案上面。但这种典册在殷商时仍不是书，而只是诏令之类的文字，保存起来犹如后世之所谓档案。到西周、春秋时，档案留下来的就更多了。西周、春秋时人做了不少四言诗，草拟了贵族间各种礼仪的节目单或细则；还有周人用蓍草占卦的卦辞、爻辞；春秋时诸侯国按年月日写下来的大事记即“春秋”或“史记”。这些，都归祝、史们掌管。其中除大事记是后来史书的雏形外，其余所有的仍都没有编成书，只能算档案，或称之为文献。到春秋末战国初，学术文化从祝、史手里解放出来，孔子以及战国时的学者才把积累的档案文献编成《诗》、《书》、《礼》、《易》、《春秋》等教材，作哲理化的讲解。这些教材叫做“经”，讲解经的记录编写后叫做“传”或“说”，经、传、说以外的记载叫做“记”。同时，战国各个学派即后人所谓先秦诸子也有不少论著，并出现了自然科学技术方面的专著。这些经、传、说、记和先秦诸子论著、科技专著才是中国最早的书，最早的古籍。《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最早的书也就是这一批古籍。以后收入列朝公私书目属于经、史、子、集的各种著作，在今天也被公认为古籍。 学术观点：中国有6000年的文明史，图书作为重要的标志文明的牌记，与中国古老的文明社会并驾齐驱发展着。从壁石、钟鼎、竹简、尺牍、缣帛到纸张，无一不向社会传播文明，传递知识。但久经改朝换代、天灾人祸，能保留下的古书少之又少。所以，古书收藏爱好者认清古籍中孤本、善本、珍本的界定是非常有必要的。孤本的概念比较清晰。凡国内藏书只此一部的，未见各家收藏、著录的，一概称为国内孤本。珍本与善本的界定，历来为版本鉴定学者所争论。宋效先老师曾在1987年发表论文指出：“珍本是比较稀见或比较珍贵之本，善本是凡内容有用，流传稀少，校刻精良，具有文物、学术或艺术价值之本。”而在李致忠老师的观点中认为：在西方人的观念里和词汇中，“善本”就是珍贵的、值钱的、罕见的传本，这实际上是以“珍本”概念替代了“善本”的含义。时代久远，传世孤罕的书籍，自然珍贵。甚至虽有明显的文字讹脱，反被视为珍贵版本，这在古今中外都有实例可举。本来“珍”并不等于“善”，罕见的东西并不一定真好，可是谁也不会把珍贵的东西视若粪土。这就在实际上把“珍”、“善”合流了。彭令先生认为，从广义的角度说，凡是有利于国家有利于人民的古籍精品，都应视为珍本；珍本与善本的核心价值都是文献价值，文物价值为基础，文物价值主要是在确定古籍的真赝、年代、版本的基础上得出的，艺术价值对于古籍来说是形式。文物价值、文献价值与艺术价值都高的古籍，无疑是善本；有时候，对于某种价值特别突出的古籍，也应视为善本。 中国古籍传统的分类法采用经、史、子、集四部分类，四部下再细分为四十四类：

经部，以儒家经典及其释作为主，例如《御笔诗经图》，也收录古乐、文字方面的书籍。

史部，主要收录各种体裁的史书，另纳入地理、政书及目录类图书。

子部的范围比较广，诸子百家、算术、天文、生物、医学、军事、艺术、宗教、占卜、堪舆、命算、笔记、小说、类书等，皆入子部。 集部，则录诗文集、文学评论及词曲方面的著作；个人著作称“别集”，集体创作称“总集”（例如：《六家文选》）。 中国印刷术的演变：

雕版印刷发端于唐代，宋代以后成为传统中国图书制作生产重要方式。较早的雕版，一次只能印出一种颜色，称为“单印”；若将规格完全一样的几块版面，分别在不同的部位着上不同的颜色，重复迭印，就可产生二色、三色、四色，甚至五色的效果，称为“套印”；以套印技巧印制的书，就称为“套印本”，是中国古代最具特色的彩色印刷术。活字印刷术是用铜铸或木造成一个个独立的字体，再拼成版面印刷（图4《御制数理精蕴》），乾隆皇帝将宫中以木活字印刷的书称为“聚珍版”。石板印刷是西洋技术，在清末传入中国，因有快速、价廉的优点，很快地通行起来。 古籍的结构是指一部具体古籍外在形式和内容的各个组成部分，在流传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特定的名称。

1．书衣：俗称书皮，也称封皮。（修复技术规范228）是为保护书而在书的前后加的封皮，一般选用较硬的纸作为书衣的材料，并在书衣上题写书名。

2．书签：用作题写书名的长方形纸条，一般贴在古籍封皮左上角。有时还有册次和题写人姓名。（修复技术规范229）

3．书叶：按文稿顺序排列的书写、印制的单张纸叶。（修复技术规范29）

4．封面：位于护叶之后、所有书叶之前。常镌刻书名、作者、刊刻时间及地点等项内容。（修复技术规范218）

5．护叶：也称副叶，用以保护书芯或连接书衣。（修复技术规范219）一般是一张空白纸。在书名叶或前或后。

6．书芯：指书衣以内或未上书皮以前已订在一起的书册。（修复技术规范220）

7．书脑：书芯订捻、缝线以右的部分。（修复技术规范224）即装订时，锥眼订线的地方。

8．书背：又称书脊，与书口相对，上下封皮相隔或连接的部分，相当于书籍的厚薄度。（修复技术规范225）即一书装订处的侧面，如同书的脊背，所以称书脊。

9．书头：书籍上端切口处。修复技术规范221）又称为书首。

10．书根：（修复技术规范222用的术语叫“书脚”，解释为：书籍下端切口处，亦称书根。）有些古籍在书根上有书名、卷数、册数，但书根上这些题名不一定准确，有些是刻板时印上，有些是藏书者自己为方便翻检、阅读或者保护而写上去的，多半是简名。 11．书角：天头和地脚右端。（修复技术规范227）

纪传体：纪传体史书创始于西汉司马迁的《史记》，它以人物传记为中心，用“本纪”叙述帝王；用“世家”记叙王侯封国和特殊人物；用“表”统系年代、世系及人物；用“书”或“志”记载典章制度；用“列传”记人物、民族及外国。历代修正史都以此为典范。又如《汉书》。有个别的正史没有书或者志，比如《三国志》

编年体：编年体史书按年、月、日顺序编写，以年月为经，以事实为纬，比较容易反映出同一时期各个历史事件的联系。以编年体记录历史的方式最早起源于中国。如《左传》、《资治通鉴》等都属于这一类。《春秋》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编年体史书。

纪事本末体：创始于南宋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这种体裁的特点是以历史事件为纲，重要史事分别列目，独立成篇，各篇又按年、月、日顺序编写。现有九部纪事本末体的古籍。

国别体：国别体史书创始于《国语》。国别体史书是一部分国记事的历史散文。分载多国历史。如《战国策》都属于这一类。

“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勾勒了一幅喝酒的场面，这两句以轻快、幽美的笔调，歌颂了兰陵美酒。第一句从酒的质量来赞美酒，第二句进一步从酒器、酒的色彩烘托出酒的可爱。

兰陵，点出作客之地，但把它和美酒联系起来，便一扫令人沮丧的外乡异地凄楚情绪，而带有一种使人迷恋的感情色彩了。

著名的兰陵美酒，是用香草郁金加工浸制，带着醇浓的芬芳，又是盛在晶莹润泽的玉碗里，看去犹如琥珀般的光艳。诗人面对美酒，愉悦兴奋之情自可想见了。

扩展资料：

创作背景

《客中行》诗作于东鲁的兰陵，而以兰陵为“客中”，应为入长安前的作品。据考证，此诗约作于唐玄宗开元二十七年（739），当时李白初至东鲁后前往兰陵游览。

这时社会呈现着财阜物美的繁荣景象，人们的精神状态一般也比较昂扬振奋。而李白更是重友情，嗜美酒，爱游历。祖国山川风物，在他的心目中都充满了美丽。

他在东鲁任城（今山东济宁）尝与张叔明、孔巢父、韩准、裴政、陶沔会于徂徕山（在今山东省泰安县东南四十里）中。此时李白虽抱有经世济民之志，但对隐逸山林也很羡慕。

人物生平

清雍正十三年乙卯（1735年），段玉裁出生于江苏省金坛西门外大坝头村，有一姐二弟一妹，父亲虽为塾师，但收入微薄。由于父亲常年在外执教，家务全由母亲史氏操劳。全家人衣着粗布，常年是大麦粥糊口，很少吃上白米饭，家境非常清贫。

乾隆一十三年（1748年），十三岁补诸生，曾至扬州安定书院就读。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二十五岁中举人，任国子监教习，入都会试，屡不中。经人介绍，段玉裁在京就教职，获读顾炎武的《音学五书》，有意于音韵之学，遂边教边做学问，历时约10年。在京时，师事戴震，并结识了钱大昕、邵晋涵、姚鼐等学者。返里后，又得与刘台拱、汪中、金榜等人相交。

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吏部铨授贵州玉屏县知县，两年后，调到四川省，先后任富顺、南溪和巫山县知事，仕宦期间，均携《六书音韵表》于身边，每每处理完公家事务至深更半夜，经常置灯于笼中，或以口气嘘物取暖，编著、修改文章。经10年，他以父母年迈多病、自身有疾为由，辞官归故里，卜居苏州枫桥，潜心著述和藏书，时年仅47岁。

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二次入都，得识王念孙、王引之父子，商讨音韵、训诂，颇为契合。

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移居苏州阊门外之枝园。出身寒素的段玉裁，毕生铭记“不耕砚田无乐，不撑铁骨莫支”的祖训，一生以著述为乐事，他克服重重困难，潜心注释《说文》。

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的四月，不幸跌坏了右腿，从此成为残疾之人。当时的段玉裁曾对友人说，“《说文注》三年必有可成。可谓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段氏坏足，《说文注》成。”其后健康每况愈下，盖春夏秋三季多不适，而春季尤甚，疮烂疥烦，两眼昏花，心脉甚虚，稍用心则夜间不能安宿，又左臂疼痛不可耐。此时段玉裁最为担心的事，是注释《说文》能否完成，他曾对友人说，他身体旧病如故，担心《说文注》难成，加上精力不足。假如完成后死了，就很欣慰了。到段玉裁注释《说文》完成时，他对自己的学生说，他如春蚕一般，茧织成了，只待等死矣。

经过三十多年的时间完成的《说文解字注》30卷。嘉庆二十年（1815年）五月《说文解字注》全书刻成，为将此书刻成付印，他用去了全部积蓄。

嘉庆二十年乙亥（1815年），9月8日在贫病交加之中去世，卒年八十一。

主要成就 学术成果

哲学思想

实事求是是乾嘉学派学人的共同旗帜和人生信仰。段玉裁是戴震的大弟子，他虽未能像他的老师那样写出一系列哲学著作，但在学术理想、路线方面基本遵循了戴震所开创的皖派学术风格，并有其独 献，特别是他在古典语文学研究中所贯彻的追求真知的精神，与戴震是相通的。他说：“凡著书者，将以求其是而已，非将以求胜于前人而要名也。将以求胜于前人而要名，则吾斯未信，而欲天下后世信之，无是理也。虽然，吾非以要名，吾非以求胜于人而诚求其是，则其书之成，宜必可信矣。”

在哲学立场上，段玉裁也继承了戴震反宋儒的观点，坚持“阴阳气化即道”、“必于物上求理”，反对“执意见以为理”。他在《十经斋记》一文中说：“余自幼时读四子书注中语，信之惟恐不笃也，即壮乃疑焉。既而熟读六经、孔孟之言，以核之四子书注中之言，乃知其言心、言理、言性、言道，皆与六经、孔孟之言大异。六经言理在于物，而宋儒谓理具于心，谓性即理；六经言道即阴阳，而宋儒言阴阳非道，有理以生阴阳，乃谓之道。言之愈精而愈难持循，致使人执意见以为理，碍于政事。”而戴震在《孟子字义疏证》一书中，就反复批评宋儒视理为得于天而具于心的观点，认为宋儒执意见以祸国殃民，甚至造成“以理杀人”的恶果。

段玉裁在“求真”学术理念的支撑下，批评王应麟著《困学纪闻》和顾炎武著《日知录》的著书方法，认为这种著书方法有两种弊端，一是好为异说，二是剿说雷同，中无所得，仅邀名而已。王应麟与顾炎武都以博学著称，而顾炎武的《音学五书》还曾接引段玉裁进入古典语言学。但段玉裁受戴震影响，领悟为学真谛，不再博学以夸能，而是以追求真知与十分之见为人生信仰。他说：“闻之东原师曰：知十而皆非真知，不若知一之为真知也。洞彻其本末，剖其是非，核诸群书而无碍，反之吾心而帖然，一字一句之安妥，亦天地位，万物育之气象也。久能所说，皆得诸真知，故近以自娱娱亲，远以娱人，涣然冰释，怡然理顺，其传世行后无疑也。”

不仅如此，段玉裁还认为，通过追求真知的活动，上可以神交古人，下可以神交后人，使人的生命存在超越时间限制，进入永恒的境界：“夫人有心得之处、超乎古人者，必恨古人不我见，抑余以为古人有言有为，未尝不思后人处此必有善于我者，未尝不恨后之人不可见也。”在追求真知的活动中寻求短暂生命的永恒意义，这一价值理想说明，乾嘉学者的学术活动并不仅仅是外在的政治压迫的结果，他们在考据学中找到了精神寄托。

段玉裁并未简单重复老师的观点，而是在“求是”的问题上发展了戴震的学说。他认为“追求真是”是一个历史过程，从原则上说后代胜于前代，后人通过研究不得已要与前人不同，是追求真理的一般规律所致，并非有意难为前人。他说：“著书者，固以天下后世信从真是之为幸，而非以天下后世信从未必真是之为幸。左氏非不乐公羊、谷梁之后出，杜氏非不乐刘炫辈之后出，朱子在今，必深幸诋议之有人。夫君子求为可信，不求人之信。求其真是，而亦不敢自必为真是。此真是之所以日出也。”与戴震所说的“十分之见”的自信相比，段玉裁更明白“真是”不易得，而且伴随着时代的发展、学术研究的深入，“真是”也在不断发展。

经学研究

在“经学”研究方面，段玉裁没有写出系统的哲学著作，但他通过对《春秋》、《左传》、《大学》等经典文本中的具体字义、句子的辨析，尤其是对明世宗继统问题的系统研究，阐发了其政治伦理思想，也提出过一些突破传统经学思想的主张。晚年的段玉裁在写《十经斋记》一文时，对于训诂、名物、制度、民情物理四者三致其意，而且自称“不敢以老自懈”。段玉裁对于名物、训诂、制度的研究，主要表现出“求是”精神，而对于“民情物理”的关心，则表达了“求道”的理想。

段氏博大精深的小学是段氏经学的方法论支撑。清初顾炎武在回答什么是经学问题时曾说：“理学，经学也。”就是“舍经学即无理学”，同样，我们也可以说，舍小学即无经学。段氏小学为解经服务，小学是治经的工具。段氏小学伟岸，经学成就亦因此富厚。经学史在段玉裁那里，实在是围绕群经的语学工具逻辑应用史，经学史是经书传注史。

《周礼汉读考》（1794年）对读经的语言逻辑指要。段玉裁《周礼汉读考》最重要的贡献是，为读懂《周礼》提出了汉代人注释《周礼》的体例：《周礼汉读考序》提出的“汉注正读”三式。段说：“汉作注，于字发疑正读，其例有三：一曰读如、读若；二曰读为、读曰；三曰当为。”这段文字，同样见于《说文段注》“读”字下，正可看做独立之古代语学移置于经学用作辞例。读如、读若：“拟其音也”，是用来拟比同音字、近音字的。读为、读曰：主要是用来指明意义的变化。当为：段说：“字误、声误而正之，皆谓之当为。”

《尚书》学领域建功勋。清初声讨伪古文《尚书》是有思想启蒙意义的，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称之为“诚思想界之一大解放”。《尚书》为十三经之一，十三经为封建社会正统指导思想，揭露《尚书》伪作，当然是对封建统治思想的冲击。乾隆年间段玉裁研核今古文《尚书》，为揭梅赜伪作的余绪，意义不凡。

自然科学与读经。段玉裁十分重视自然科学入经，章炳麟《检论清儒》曾说段玉裁以“十三经”为少，“宜增《大戴礼记》、《国语》、《史记》、《汉书》、《资治通鉴》，及《说文解字》、《周髀算经》、《九章算术》，皆保氏书数之遗，集是八家，为二十一经”，这样，段氏所增八经中有两经是数学书，足见段氏说经对自然科学的重视。

还有一点也很值得注意，就是段玉裁对今文经的包容态度。段玉裁曾特别要他的外孙龚自珍向古文经学者程瑶田学习。后来今文经学家龚自珍写成《明良论》四篇，揭露清代官僚政治的腐败，段玉裁80岁时读到此文，盛赞其“切中今病”，“髦（出类拔萃）矣！犹见此才而死，吾不恨（遗憾）矣。”

语言文字学

段玉裁主要继承、深化并细化了戴震的语言学研究，在声音与意义的关系、经典中“本字”的考订、 注经原则的发明等古典语文学方面，成就突出。

段玉裁一生最重要的学术成就在语言文字学，主要成果集中在《说文解字注》一书中。“注释”是古人著书立说的重要体裁，如果说东汉许慎《说文解字》重在经汉字字形揭示汉字的本义，清代段玉裁则重在用传世文献揭示汉语词的引申义。我们今天讲段注在词义学、词汇学上的贡献，主要是以段注引申义为基础的。段注把古今的字形、字音、字义都贯通起来，因而更显得体大思精。

段注的另一个重要贡献，就是把九千多个汉字安置于新的古音韵系统，一一标明各字的韵部。附于段注书后的《六书音韵表》就是九千多字的位置系统，即上古韵部系统。段玉裁古韵学成就可以归纳成两个方面：一是提出了一系列古音学的原理，成为古音理论的集大成者，特别是开辟了从谐声偏旁入手来研究古韵分部的新途径和新的方法系统。二是分上古韵六类十七部，超迈前人，启导后来。段玉裁、戴震论韵十五年成为学术史上的佳话。经过研讨，在上古“支、脂、之”三韵部分立问题上，双方达成共识。但在上古真部与文部的分立问题上，戴始终没有接受段的意见，今天，上古真、文分部已成定论，段是正确的。

段注的再一个重要贡献是，除了指出《说文》各部首内相关汉字之间的意义联系，使许慎《说文》变得井井有序，“如一篇文字”以外，还就全书范围内意义相关字不断勾稽指示，使之组合类化。

段玉裁高足弟子之中，长洲徐c、嘉兴沈涛、女婿仁和龚丽正（龚自珍之父）较为知名，长洲陈奂尤其得其学识真传。

个人著述

文字训诂

段玉裁博览群书，著述宏富，由经学以治小学。在小学范围内，又从音韵以治文字训诂。根基充实，深得体要。所著有《六书音均表》、《诗经小学》、《古文尚书撰异》、《周礼汉读考》、《仪礼汉读考》、《汲古阁说文订》、《说文解字注》及《经韵楼集》等书。《六书音韵表》在顾炎武《音学五书》和江永(1681～1762)《古韵标准》的基础上剖析加密，分古韵为17部，在古韵学上是一部划时代的著作。中国当代语言学家周祖谟认为此书“在古韵学上是一部划时代的著作”。

《说文解字注》积30余年的功力写成，体大思精，为前所未有。他先为《说文解字读》，每字之下博引群书，详注出处，晚年才删去繁文，简约成《说文解字注》。嘉庆二十年（1815年）五月全书刻成，风行一时，大为学者所称赞，《说文》之学也由此而盛。

《说文》段注的主要特点是：①比勘二徐（徐铉、徐锴）本，刊正传写和刻本的谬误。②阐明许书著作的体例。③引证经传古籍，解释许说，推求许说所本。④在许慎训解之外，说明字义的引申和变迁；指出字有古今，义也有古今。⑤阐发音与义之间的关系，根据谐声声符说明音义相通之理。与同时学者桂馥、朱骏声、王筠并称《说文》四大家。

段玉裁注《说文》的成就极大。他不仅贯串全书，详加注释，把《说文》在考订文字、声音、训诂三方面的真实价值阐发无遗，而且创通许多研究词义的方法，对汉语训诂学的发展开拓了新的内容和新的门径。尽管书中不免有偏执武断之处，可是其中精粹之处终不可没。

文献整理

段玉裁不但在整理文献的实践中作出了不朽的业绩，同时他总结实践经验，又提出很多卓越的见解，诸如“改字”问题、误校问题、分别作者之是非与本子之是非等，卓识宏议，发人之所未发，至今为学者所称道。关于“改字”问题，总的说来，他是主张“勇改”的，认为当改则改，知错不改反而会留下后果。但是他同时又反对妄改、擅改，因为妄改、擅改会造成更恶劣甚至难以挽回的后果。甘苦有得之言，发人深省！段玉裁校书不迷信古本，而是主张依靠自己的学识，善加判断。他分析经书的“疏”与“经注”本来都是各自单行的，各家所守的“经注”以及单行的“疏”受授不同，其字其说龃龉者多，自《十三经》合刊注疏音释，学者能够识别其源流同异的并不多。在这样复杂的情况下，仅仅依靠古本来校勘经书的文字，已不能够解决问题，最后只有凭借自己的学识作出抉择。《十三经注疏·释文校勘记序》指出：“顾自唐以来，而徒沾沾于宋本，抑末也。”可见段玉裁不独鄙视俗本为不足据，就是通常以为的精善宋本，也亦去其积误而探其义理以定是非，这就恐怕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到的了。他认为校勘者必须具备深厚的学力和扎实的基本功。段玉裁在校勘方面的绝诣，有很多校例已为当代发现的敦煌写本、阜阳汉简所证实，不能不令人叹服。其所著《古文尚书撰异》勘正今本误字甚多，当时无别本可参，仅凭理校，今与敦煌写本对校，每多合者。王重民《敦煌古籍叙录》云：曾以《尚书》残卷《益稷》、《禹贡》两例“持与段氏《撰异》对读”，其中段氏所定“脞字从肉”、“繇字不从草”等例，“今照此写本，段君之言为定谳矣”。又如段玉裁在《诗经小学》中判断《诗经墓门》“夫也不良，歌以讯之”的“讯”为“谇”之误，安徽阜阳汉墓出土的《诗经》竹简正作“歌以谇之”，证实了他的判断完全正确。

家富藏书

与段玉裁同时的知名学者和藏书家如顾广圻、卢文、臧镛、顾之逵等，均有藏书和校书之记载。有藏书处“晚翠轩”、“经韵楼”等，藏书印有“玉裁校正”、“平江段氏晚翠轩藏书”、“经韵楼”等。著述宏富，有《古文尚书撰异》、《毛诗小学》、《周礼汉读考》、《汲古阁说文订》、《六书音韵表》、《经韵楼集》等30余种700余卷。

史籍记载

《清史稿·列传二百六十八·儒林二》

人物轶事

不撑铁骨莫支贫

段玉裁可考之远祖叫段百三。百三本北宋河南人，靖康之变，随宋南渡，遂卜居金坛。此后日就月将，十五世，生有段武，这个人就是段玉裁的曾祖。段玉裁的祖父名叫段文。段家大概从段文时起，开始定居在金坛县的大坝头村。在这个农家里，从段武到段文，父子二人却都是邑庠生，也就是县学的生员，亦即秀才。段文生段世续，即段玉裁的父亲。段世续字得莘，得莘和他祖、父一样，也是秀才，所不同的是他是个邑廪生。廪生每月由官府供给粮米，由有关部门供应鱼肉。段家祖孙三代都是读书人，因此，在当时的金坛，段家是属于书香门第的一族。

在科举盛行的年代里，学而优则仕，年青人要想改变自己终生被束缚在土地上的命运，就只能走读书这条路。而在封建社会里，利禄所系，儿孙走科举之路是每个家庭的最大愿望，只要生活条件稍有可能，谁都会这样做的。段家祖上自然不能例外。可惜的是在段玉裁以前，段家的读书人在进取的路上拼搏，到头来也只争到个秀才而已，举族之中没有一个中举者。秀才不中举，又惜着自己的满肚子学问，那就只好走村塾师这条路，因此，从段玉裁祖父开始。不中举之后，就都作了村塾师。村塾师的地位低卑自是不待言的了，但在知识的占有上却胜过普通的耕种人家，这种占有使他有条件课子，致令书香门祚不衰。但是和有些书香门第不同，段家并不是良田万顷的富户，只是普通的耕读人家。段家先人有句家训，叫作“不撑铁骨莫支贫”。

师恩不忘

清朝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流落在北京的段玉裁不是去逢迎达官贵人，而是仰慕当时的经学大师戴震的学问，恭敬地拜他为师。当时他穷困潦倒，时日难度，但仍不放弃学习，戴震深受感动，并将自己一年酬金的一半借给段玉裁，帮他度过难关。段玉裁对恩师的雪中送炭十分感谢，就是到了80岁高龄，每一提到戴震时，立即毕恭毕敬地垂手而立，而且每逢初一、十五必定要庄重诵读戴震的手札。

笔耕不辍

俗话说，十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段玉裁作为乾隆盛世的县官退休回乡时，带回了72箱子沉甸甸的宝贝，一下子让人红了眼。当天夜里，十几个强盗即来洗劫一空。可是，第二天，他们又原物奉还。原来，强盗们发现箱内全是书，都被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举人感动了。

段玉裁辞官回家后，闭门谢客，继续撰写《说文解字注》一书。他对考证每个字的形、音、义，一丝不苟。有一次为了几个字要考证清楚，时值寒冬腊月，他骑着毛驴晓行夜宿到杭州，来回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终于把几个难解的字弄清楚了。他在著书时，为了弄清麦子开花的情况，他曾请教过老农，并待到麦子开花之时，深夜亲自掌灯到麦田里去观察，一直等到五更时分，麦子开花了。他把这一观察的结果概括为：“花开两瓣，花色微黄，开而仍含，中挺一须，须头黄蕊出瓣外，夜开朝精英”，可见他治学之严谨。

人物评价

中国当代语言学家周祖谟：在古韵学上是一部划时代的著作。

清小学家王念孙：千七百年来无此作矣。

王念孙：若膺死，天下无读书人矣！

章太炎评：其言闳达，为雅儒所不能论。

殷孟伦（《段玉裁和他的〈说文解字注〉》）：段注“说文”的问世，标志着中国语言的研究已进人近代语言的革命阶段，是一个划时代的里程碑。

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黄耀遥憾斡癫檬且晃怀时代、具有现代语言学视野的清代学者。他的《说文解字注》不单是为古书作注，而是通过疏解，直接分析当时行用的语言，他的成果更对现代语文工作有指导意义。

中国训诂学研究会会长 ：段玉裁秉承孔子所开创的儒学传统，信而好古，守道不渝，终身学习。他以经学为体，小学为用，数十年致力于音韵、文字、训诂之学，著作《说文解字注》，述而不作，使《说文注》一举而为研治经史之学的训诂要典和研究古文字学的必备参考书。

光明网 （《段玉裁的学术成就及其现代转换》）：段玉裁是我国清代著名学者，他在文字学、训诂学、音韵学等方面有着十分深厚的研究功底和学术素养，为继承和发展汉语言文字学作出了重要贡献。尤其是段玉裁为之倾注大量心血浇灌而成的《说文解字注》，可以说代表了中国古代文字学研究的最高峰，被后辈学人推崇为著名的“段注”。

后世纪念

段玉裁纪念馆

段玉裁纪念馆位于江苏省金坛市城南风景区，占地15000平方米，是一座仿清式的古建筑，砖木结构，四合院布局。于1985年10月25日开馆。

段玉裁纪念馆门楼上悬挂著名书法家舒同书写的“段玉裁纪念馆”匾额。大门内宽阔的庭院，地面是绿茵茵的草坪。穿过庭院就是纪念大厅，其厅飞檐画栋，古色古香。正厅门上挂着书法家沙孟海书写的“朴学宗师”的金字大匾。大厅正中是段玉裁的半身石膏塑像，气势庄严。两边墙上挂着名人字画。两侧是厢房和长廊，厢房里陈列着段玉裁的有关著作、生平和年表。

常州段玉裁墓

常州段玉裁墓，在常州金坛花山乡大坝头村。墓区四周以青砖砌作护墙，墓门前石砌九级，连接甬道为出入口。两旁刻有楹联："砚田乐事千秋业，铁骨家风七品官"。墓区正中为段玉裁墓，东侧为段母墓，西为金坛县人民 、中国训诂学会新立重修墓碑记。现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内容很广泛，主要包括解释词义、注明音读、疏通文意、阐明思想、分析句读、讲解语法、说明修辞手段、诠释典故、校正文字、考证人名、地名等，例如：

解释词义例

《诗经·邶风·静女》：“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毛传：“静，贞静也。女德贞静而有法度，乃可说也。姝，美色也。俟，待也。城隅，以言高而不可逾。”

《左传·庄公十四年》：“蔡哀侯为莘故，绳息妫以语楚子。”杜预注“绳，誉也。”

注明音读例

《诗经·周南·关雎》：“君子好逑”。《经典释文》：“逑，音求。”又如《诗经·召南·何彼 矣》：“何彼 矣，唐棣之华。”《经典释文》：“棣，徒帝反。《字林》‘大内反’。华如字。”

1、《中庸》

《中庸》是中国古代论述人生修养境界的一部道德哲学专著，是儒家经典之一，原是《礼记》第三十一篇，相传为战国时期子思所作。

其内容肯定“中庸”是道德行为的最高标准，把“诚”看成是世界的本体，认为“至诚”则达到人生的最高境界，并提出“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学习过程和认识方法。

宋代从《礼记》中抽出，与《大学》《论语》《孟子》合为“四书”。宋元以后，成为学校官定的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必读书，对中国古代教育和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其主要注本有程颢《中庸义》、程颐《中庸解义》、朱熹《中庸章句》、李塨《中庸传注》、戴震《中庸补注》、康有为《中庸注》、马其昶《中庸谊诂》和胡怀琛《中庸浅说》等。

2、《春秋》

《春秋》，即《春秋经》，又称《麟经》或《麟史》，中国古代儒家典籍“六经”之一。也是周朝时期鲁国的国史，现存版本由孔子修订而成。

《春秋》是中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共三十五卷，是儒家经典之一且为十三经中篇幅最长的，在四库全书中列为经部。记述范围从公元前722（鲁隐公元年）至公元前479年（鲁哀公十六年）。

《春秋》用于记事的语言极为简练，然而几乎每个句子都暗含褒贬之意，被后人称为“春秋笔法”、“微言大义”。

后来出现了很多对《春秋》所记载的历史进行补充、解释、阐发的书，被称为“传”。代表作品是称为“春秋三传”的《左传》、《公羊传》、《谷梁传》。

2019年2月报道，从海昏侯墓出土简牍5200余枚，专家释读后发现包括《春秋》在内的儒家经典及其训传。

3、《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常简作《通鉴》），由北宋司马光主编的一部多卷本编年体史书，共294卷，历时19年完成。

主要以时间为纲，事件为目，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写起，到五代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征淮南停笔，涵盖16朝1362年的历史。

在这部书里，编者总结出许多经验教训，供统治者借鉴，宋神宗认为此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即以历史的得失作为鉴诫来加强统治，所以定名为《资治通鉴》。《资治通鉴》全书294卷，约300多万字，另有《考异》、《目录》各三十卷。

4、《史记》

《史记》最初称为《太史公》或《太史公记》、《太史记》，是西汉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纪传体史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上至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太初四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

太初元年（前104年），司马迁开始了《太史公书》即后来被称为《史记》的史书创作。该著作前后经历了14年，才得以完成。

《史记》全书包括十二本纪（记历代帝王政绩）、三十世家（记诸侯国和汉代诸侯、勋贵兴亡）、七十列传（记重要人物的言行事迹，主要叙人臣，其中最后一篇为自序）、十表（大事年表）、八书（记各种典章制度记礼、乐、音律、历法、天文、封禅、水利、财用）。

《史记》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余字，比《淮南子》多三十九万五千余字，比《吕氏春秋》多二十八万八千余字。《史记》规模巨大，体系完备，而且对此后的纪传体史书影响很深，历朝正史皆采用这种体裁撰写。

《史记》被列为“二十四史”之首，与后来的《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其首创的纪传体编史方法为后来历代“正史”所传承。《史记》还被认为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刘向等人认为此书“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

5、《诗经》

《诗经》，是中国古代诗歌开端，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收集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前11世纪至前6世纪）的诗歌，共311篇。

其中6篇为笙诗，即只有标题，没有内容，称为笙诗六篇（《南陔》、《白华》、《华黍》、《由庚》、《崇丘》、《由仪》），反映了周初至周晚期约五百年间的社会面貌。

《诗经》的作者佚名，绝大部分已经无法考证，传为尹吉甫采集、孔子编订。《诗经》在先秦时期称为《诗》，或取其整数称《诗三百》。

西汉时被尊为儒家经典，始称《诗经》，并沿用至今。诗经在内容上分为《风》、《雅》、《颂》三个部分。《风》是周代各地的歌谣；

《雅》是周人的正声雅乐，又分《小雅》和《大雅》；《颂》是周王庭和贵族宗庙祭祀的乐歌，又分为《周颂》、《鲁颂》和《商颂》。

孔子曾概括《诗经》宗旨为“无邪”，并教育弟子读《诗经》以作为立言、立行的标准。先秦诸子中，引用《诗经》者颇多，如孟子、荀子、墨子、庄子、韩非子等人在说理论证时，多引述《诗经》中的句子以增强说服力。

至汉武帝时，《诗经》被儒家奉为经典，成为《六经》及《五经》之一。

《诗经》内容丰富，反映了劳动与爱情、战争与徭役、压迫与反抗、风俗与婚姻、祭祖与宴会，甚至天象、地貌、动物、植物等方方面面，是周代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

——古代文史典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