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了《四库全书》，《四库全书》是在乾隆皇帝的主持下，由纪昀等360多位高官、学者编撰，3800多人抄写，费时十三年编成。丛书分经、史、子、集四部，故名四库。共有3500多种书，79万卷，36万册，约8亿字，基本上囊括了中国古代所有图书，故称"全书"。当年，乾隆皇帝命人手抄了7部《四库全书》，下令分别藏于全国各地。先抄好的四部分贮于紫禁城文渊阁、辽宁沈阳文溯阁、圆明园文源阁、河北承德文津阁珍藏，这就是所谓的"北四阁"。后抄好的三部分贮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和杭州文澜阁珍藏，这就是所谓的"南三阁"。

《四库全书》的内容是十分丰富的。按照内容分类分经、史、子、集四部分，部下有类，类下有属。全书共4部44类66属。

经部收录儒家“十三经”及相关著作，包括易类、书类、诗类、礼类、春秋类、孝经类、五经总义类、四书类、乐类、小学类等10个大类，其中礼类又分周礼、仪礼、礼记、三礼总义、通礼、杂礼书6属，小学类又分训诂、字书、韵书3属。

史部收录史书，包括正史类、编年类、纪事本末类、杂史类、别史类、诏令奏议类、传记类、史钞类、载记类、时令类、地理类、职官类、政书类、目录类、史评类等15个大类，其中诏令奏议类又分诏令、奏议2属，传记类又分圣贤、名人、总录、杂录、别录5属，地理类又分宫殿疏、总志、都会郡县、河渠、边防、山川、古迹、杂记、游记、外记10属，职官类又分官制、官箴2属，政书类又分通制、典礼、邦计、军政、法令、考工6属，目录类又分经籍、金石2属。

子部收录诸子百家著作和类书，包括儒家类、兵家类、法家类、农家类、医家类、天文算法类、术数类、艺术类、谱录类、杂家类、类书类、小说家类、释家类、道家类等14大类，其中天文算法类又分推步、算书2属，术数类又分数学、占侯、相宅相墓、占卜、命书相书、阴阳五行、杂技术7属，艺术类又分书画、琴谱、篆刻、杂技4属，谱录类又分器物、食谱、草木鸟兽虫鱼3属，杂家类又分杂学、杂考、杂说、杂品、杂纂、杂编6属，小说家类又分杂事、异闻、琐语3属。

集部收录诗文词总集和专集等，包括楚辞、别集、总集、诗文评、词曲等5个大类，其中词曲类又分词集、词选、词话、词谱词韵、南北曲5属。除了章回小说、戏剧著作之外，以上门类基本上包括了社会上流布的各种图书。就著者而言，包括妇女，僧人、道家、宦官、军人、帝王、外国人等在内的各类人物的著作。

罗振玉（1866年8月8日－1940年5月14日），字式如、叔蕴、叔言，号雪堂，永丰乡人，晚号贞松老人、松翁。祖籍浙江省上虞县永丰乡，出生于江苏省淮安市淮安区。

罗振玉是中国近代农学家、教育家、考古学家、金石学家、敦煌学家、目录学家、校勘学家、古文字学家，中国现代农学的开拓者，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奠基人。

对中国科学、文化、学术颇有贡献，参与开拓中国的现代农学、保存内阁大库明清档案、从事甲骨文字的研究与传播、整理敦煌文卷、开展汉晋木简的考究、倡导古明器研究。

他一生著作达189种，校刊书籍642种。

基本介绍 中文名 ：罗振玉 别名 ：式如、叔蕴、叔言 出生地 ：江苏淮安 出生日期 ：1866年8月8日 逝世日期 ：1940年5月14日 职业 ：农学家、教育家、考古学家等 毕业院校 ：淮安私塾（今属江苏） 主要成就 ：“甲骨四堂”之一 代表作品 ：贞松堂历代名人法书、殷墟书契、三代吉金文存、高昌壁画精华 官职 ：京师大学堂农科大学监督 生平经历,评价,著作,成就,甲骨研究,敦煌学术,鉴藏大家,轶事,与王国维,溥仪记载, 生平经历 罗振玉（1866年一1940年），祖籍浙江上虞，出生于江苏淮安，字叔言、叔蕴，号雪堂，晚年更号贞松老人。清末奉召入京，任学部二等咨议官，后补参事官，兼京师大学堂农科监督。辛亥革命后逃亡日本，后曾参预制造伪满洲国活动。书法善篆、隶、楷、行，是创以甲骨文入书者之一。所作小行楷题跋精严工稳。曾蒐集和整理甲骨，铜器、简牍、明器、佚书等考古资料，均有专集刊行。编著有《贞松堂历代名人法书》，《高昌壁画精华》、《殷墟书契》、《殷墟书契菁华》、《三代吉金文存》等。 罗振玉5岁入私塾，跟随乾嘉朴学的传人李岷山读书，15岁学作诗词，16岁中秀才。自幼对经史、训诂潜心学习，留意金石名物，尤倾心于经史考据之学，研究经史文字。20岁起专力研读古碑帖，写成《读碑小传》，由此开始著书立说。 1890年，罗振玉在乡间教私塾。甲午战争之后，他深受震动，认为只有学习西方才能增强国力，于是潜心研究农业，与蒋伯斧于1896年在上海创立“学农社”，并设“农报馆”，创《农学报》，专译日本农书。自此与日本人交往渐多。1898年又在上海创立“东文学社”，教授日文，与梁启超齐名的大学问家王国维便是东文学社诸生中的佼佼者。 1900年秋，任湖北农务局总理兼农务学堂监督。后任武昌江楚编译局帮办、上海南洋公学虹口分校校长，并赴日本考察教育。1903年被两广总督岑春煊聘为教育顾问。翌年，在苏州创办江苏师范学堂，任监督。1906年调北京，在清 任学部参事兼京师大学堂农科监督。 罗振玉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罗振玉携眷逃亡日本京都。期间著述《殷墟书契》前编、后编及《菁华》等，并由王国维协助，撰成《殷墟书契考释》及《流沙坠简考释》。 1919年春回国，在天津举办京旗赈灾事务。 1921年，参与发起组织“敦煌经籍辑存会”。 1924年，应清废帝所召，入值南书房。同年11月，清室小朝廷被冯玉祥驱逐出皇宫，他与陈宝琛将溥仪偷送到日本使馆。 1925年，使馆庇护下在1925年2月23日深夜，在日，陪同溥仪秘密迁至天津日本租界地张园，后因功被委为顾问。 1928年末，迁居旅顺。大云书库。内藏《大云无想经》和碑碣墓志、金石拓本、法帖、书画等30余万册。 1932年3月，参加溥仪就任伪满洲国执政典礼，并代溥仪向外宾致答词。伪政权任命他为参议府参议，后改为临时赈务督办。翌年6月，任监察院院长，满日文化协会常务理事。 1934年伪满洲国改行帝制，被邀为大典筹备委员会委员，受到“叙勋一位”的封赏。 1936年任满日文化协会会长。 翌年3月，罗振玉返回旅顺寓所，继续整理刊行所藏古文物史料。他曾蒐集和整理过甲骨、铜器、简牍、明器、佚书等考古资料，均有专集刊行，流传较广者有《殷墟书契》和《三代吉金文存》等。 罗振玉 罗振玉以他的博学，先后培养了容庚、商承祚、柯昌济、关百益、孙宝田及他的儿子罗福葆、罗福颐等人，使之成为中国近代史上学有建树的专家。另外他对校勘学、目录学、姓氏学、宗教学、也多有建树并著述留传后世。其一生著作130多种，刊印书籍500种以上。 罗振玉在政治上十分保守，始终效忠清室。九一八事变后追随溥仪，出任满洲国参议府参议、满日文化协会会长等职，受当时人批判为“汉奸”。 1940年5月14日，在旅顺逝世，终年74岁。 评价 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序言》中写道：“在中国文化史上实际做了一番整理功夫的要算以清代遗臣自任的罗振玉，特别是前两年跳水死了的王国维……欲清算中国古代社会，我们不能不以罗、王二家之业绩为出发点了。”郭沫若对罗振玉的评价，准确地概括了罗振玉国学研究的成就及其贡献。 著作 书法展示 书法展示学术全集： 《南宗衣钵跋尾》 《南宗衣钵跋尾卷二》 《甲云窗漫稿》 《雪堂金石文字跋尾序》 《雪堂金石文字跋尾》 《雪堂书画跋尾》 《松翁近稿》 《面城精舍杂文甲乙合编 》 《雪堂校刊群书叙录上》 《雪堂校刊群书叙录下》 《丙寅稿》 《辽居稿》 《辽居乙稿》 《松翁未焚稿》 《 车尘稿》 《丁戊稿》 《后丁戍稿》 《贞松老人外集 》 《贞松老人外集（卷三）》 《辽海吟》 《辽海续吟》 《集殷虚文字楹贴》 作品 《集殷虚文字楹贴汇编》 《扶桑两月记》 《五十日梦痕录 》 《集蓼编 》 《存拙斋》 《上虞罗氏枝分谱》 《殷商贞卜文字考 》 《读碑小笺1》 《读碑小笺2》 《眼学偶得》 《石交录四卷》 《俗说一卷》 《俑庐日札》 《石交录（卷三、四）》 书法 编著： 《贞松堂历代名人法书》 《高昌壁画华》 《殷墟书契》 《殷墟书契菁华》 《三代吉金文存》 成就 甲骨研究 罗振玉是最早在甲骨学研究方面取得主要进展的学者。 罗振玉 他从1906年起收集甲骨，总数近2万片，是早期收藏最多的藏家。除鼓励刘鹗编集《铁云藏龟》外，还亲自访求，判明甲骨的真实出土地——小屯。在甲骨文研究者中，罗振玉占有重要地位，为“甲骨四堂”之一，是甲骨学的奠基者。他对甲骨学的贡献主要体现在： 1、他蒐集、保存、印行了大批原始资料。著有《五十日梦痕录》《殷虚书契前编》（1913年）、《殷虚书契菁华》（1914年）、《铁云藏龟之余》（1915年）、《殷虚书契后编》（1916年）等书。1933年又编著《殷虚书契续编》。同时他还编有《殷虚古器物图录》（1916年）及《附说》各一卷。 2、他率先正确地判定了甲骨刻辞的性质及出土处之地望。他指出卜辞属于殷商时代，是王室遗物；断定它作为文字学资料能代表中国文字的来源，作为史料，它比正史更可靠。同时他还指出甲骨出土地小屯即殷虚遗址，也就是殷朝国都。这对后来的甲骨学研究具有重大的意义。 甲骨自受到收藏家及学者的注意后，古董商为了谋取高利，隐瞒了真实的出土地。罗振玉一开始研究甲骨就致力于调查其真实出土地，并且考订出这些甲骨出土于商代晚期都城，属于殷室王朝遗物。甲骨出土地和性质的考订，直接导致后来安阳殷虚的发掘。罗振玉派人去小屯，不仅收集甲骨，还收集了一批不为古董商重视的出土物，他以“古卜用龟，辅以兽骨”的文献记载为出发，认为在蒐集甲骨时必须龟、骨“兼收并蓄”。在《洹洛访古游记》中，他记载了殷虚的地形，甲骨出土情况，考订其它出土物及绘简图，成为第一部实地考察安阳殷虚的著作，对整个甲骨研究学科的形成和发展上起了“导夫先路”的作用。 3、他考释出大量的单字。他以甲骨文字本身的特点为主要依据，参照《说文解字》，并将甲骨文与金文、古文、籀文、篆 比较，以阐释文字的渊源与流变情况。他还利用字形或后世文献资料推求字的本义及其通假关系。先后于1910年在《殷商贞卜文字考》中释出单字近三百个，于1915年在《殷虚书契考释》中释出单字近五百个，其中多得到学界认可。1916年，他还将未识别的卜辞中的千余字编成《殷虚书契待问编》，供大家探讨。 4、他首创了对卜辞进行分类研究的方法。 《殷虚书契考释》一书将卜辞分为卜祭、卜告、卜出入、卜田渔、卜征伐、卜禾、卜风雨等8类，为后世的甲骨分类研究开创了先例。 5、与王国维一起，确证了甲骨文中的合书的现象。在金文研究方面，他也蒐集了大量的资料。著有《殷文存》（二卷，1917年）、《秦金石刻辞》（三卷，1914）、《贞松堂集古遗文》（16卷，《补遗》3卷，《续编》3卷，1931～35年），收录以前诸家着录中未见之器铭2427件。《三代吉金文存》（20卷，1937年），收录当时见到的已着录和未着录的4831件青铜器铭。集一时铜器铭文原始资料之大成，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影响。他还提出通释古金文的构想，提出综合比较研究的方法，指出金文在文字学上的价值。他研究石鼓文，著有《石鼓文考释》（7卷，1916年）；他蒐集整理汉晋木简，著《流沙坠简》（合作，1914年）、《流沙坠简考证》（1934年）等书。此外，他还著有《干禄字书笺证》《俗说》《集蓼编》等多部著作。他的工作内容丰富，甄别谨严，成绩浩瀚，方法崭新，“为我们提供出了无数的真实的史料”（郭沫若语）。 罗振玉文字图册 敦煌学术 敦煌学已经走过了100年的历程。100年中，无数学者为这门显学奉献了毕生精力。而随着南博31件敦煌文献的发现，金石大家罗振玉对敦煌学的贡献变得更加清晰——敦煌学的奠基人就是罗振玉。 继河南安阳殷虚被辨认后，西北边陲敦煌石窟又有数万件隋唐以后经卷写本、石刻等珍贵文物的发现。外国人明火执杖掠夺，清廷却毫无觉察。罗振玉竭立使其免遭流失国外，但留在国内的却也未逃厄运，道貌岸然的官僚伸出贪婪的黑手，彼此勾结私吞国宝，贼喊捉贼，有些更把运车截拦，窃取其中精华，还把盗窃之余的长卷破坏截割。罗振玉是中国境内研究敦煌文书的先导者，他以浓厚的国学功底开研究之先，1914年和王国维开创和倡导简牍研究，共同开辟“国学”新领域的硕果。 宣统元年，他到北京的伯希和处，看到伯希和所获敦煌写卷，并得知藏经洞仍有数千卷文书，乃力促学部电令甘督查封石室，将所余遗书悉数解送京师。使这批宝藏于宣统二年秋，运抵北京，最后入藏于京师图书馆。对于流散的敦煌文也留心购存，所得文书及海外藏卷照片，大多收入《鸣沙石室佚书》、《鸣沙石室佚书续编》、《鸣沙石室古籍丛残》、《敦煌石室遗书三种》、《贞松堂西陲秘籍丛残》、《敦煌石室碎金》、《敦煌零拾》、《沙州文录补》、《敦煌石室遗书》、《佚籍丛残初编》、《石室秘宝》等书中。还和王国维将斯坦因在敦煌、罗布泊等地发现的汉晋木简照片汇为《流沙坠简》，并做考释。撰有《雪堂校刊群书叙录》二卷、《补唐书张义潮传》、《瓜沙曹氏年表》等多种敦煌学论著，尤其注重对中国传统四部书写本的研究和整理。另有《殷虚书契》、《三代吉金文存》等，其著作及刊刻大多收入《罗雪堂先生全集》。 罗振玉公寓 鉴藏大家 罗振玉是典型的鉴藏大家。他不但要自己收藏甲骨、铜器、简牍、明器、佚书等考古文物资料和字画，还要做足研究整理的工作。 内藏《大云无想经》和碑碣墓志、金石拓本、法帖、书画等50余万册。据考证，仅甲骨片前后就收藏“二三万片”，其他如青铜器、古明器、碑拓等的收藏数量也相当可观。 罗振玉善识文物，喜研文史。从殷墟甲骨、汉晋木简、墓志铭文，到宫中所藏历代图书、历史档案，乃至珍宝、钱币等，他都有系统的研究，并撰写了许多学术价值颇高的专著。罗振玉41岁入学部，因公务简，又不肯奔走钻营，有很多时间搜求文物，钻研学问。“每涉足厂肆，尽廉俸所入，搜求古物书画，虽资力有限，不敢和洋商巨贾相竞争，但破铜烂铁，在所不遗，往往批沙得宝，又人弃我取。”罗振玉获得了很多两汉六朝、唐宋等朝的珍贵文物，为其考古研究积累了实物材料。 罗振玉为保存和流传敦煌石室遗书做出过切实的努力。敦煌石室遗书是我国光绪年间新发现的一处千年宝藏。所谓“石室”指甘肃省敦煌的莫高窟（俗称千佛洞）。窟内藏有丰富的经书、绣像等，是中华文化艺术的瑰宝，却遭到斯坦因和伯希和的攫取。为了保存这些中华文化的“劫余”，罗振玉奔走呼告，筹措资金，并决心捐出个人全部俸禄，购买余下卷轴，后又主倡集资影印敦煌遗书，这在他的《鸣沙石室佚书序》中有所叙述。 他为保存内阁大库史料及明文渊阁藏书也作出了贡献。大库是清代内阁库藏档案、书籍的处所，库分东西，东库贮存《实录》、《圣训》、《起居录》等，由本阁满本房掌管。西库书籍多为明文渊阁藏书之孓遗，档案则是清列朝内外臣工的题本、奏本、历科殿试的大卷等。这些都是中国珍贵的历史文献，是一笔重要的文化遗产。 罗振玉在写作 由于时局动荡，所藏大多被盗，散失在外。罗振玉得知这种情形后，主动承担起书籍的保存、整理、归类的工作。他曾直接或间接苦口劝说文襄和荣延，保存、整理库档。文襄虽表赞同，但以奏准销毁为虑，行推诿之实。罗振玉复与会稽司长进行了商议，将库档移往国子监，又同国子监丞徐梧生交涉，几起冲突，后经人出面调解，才获准。经过一番周折，这批史料总算保存下来了。 辛亥革命之后，民国 有关部门对这批史料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有些还险些遭到被改为还魂纸的厄运降临。罗振玉闻知，急忙以高出原售价三倍的价格买回，保存起来。1919年春，罗振玉携家人从日本归国，定居天津。他先是在天津租下了3栋小楼，专门用于藏置书籍、文物，另外还单独租借了20多间房屋用以安置家人亲属。一年后，罗氏在天津建成了自家宅院，其中数间专门用来库藏大量的史料、档案，文墨古玩于是也就有了新居所。 罗振玉嗜古如命，在保藏文物、古籍上有着笃之弥深的热情。尤其是对清帝的书画非常珍视，他将清帝御赐的“寒岁”匾额，特复制一件悬挂在天津寓所的客厅中间，而把原件装裱珍藏起来。在天津日租界大罗天戏院内有许多古董铺，罗振玉每碰到清帝书画，无论如何一定买回珍藏，一次还“偶得”溥仪赐给其师傅陈宝琛的一副对联。在天津期间，罗振玉与另一位后来成为国学大师的王国维之间的学术合作与交流非常多。罗振玉对王国维除给予经济上的资助外，并提供大量的研究材料，指示研究途径，对其政治、学术等观点产生重要影响。也可以说日后清华“四大导师”之一的王国维，其文化底蕴中有一部分是在天津的罗家积淀起来的。 罗振玉收藏的书画、青铜器、古籍、简牍、明器、清宫档案等，称山海之富。藏品曾编成《三代吉金文存》、《明吴门四君子法书》、《贞松堂历代名人法书》、《高昌壁画精华》等。抢救内阁大库明清档案及文渊阁藏书，贡献巨大。1922年购原历史博物馆卖出旧书9 000袋15万斤大内文书，建“库书楼”以藏。私人藏书丰富，先后收藏了广东孔广陶藏书，在日本期间，亦购买古籍众多。收藏有《永乐大典》残本数册。因收藏南北朝的写本《大云无想经》，遂将其藏书楼名为“大云书库”，另有藏书处曰“唐风楼” 、“永慕园”、“宸翰楼”、“贞松堂”、“玉简斋”、“楚雨楼”、“殷礼在斯堂”、“面城精舍”等。书目有《大云书库目录》2册；《罗氏藏书目录》，着录3 584部图书，3万余册，由王国维撰定。《唐风楼书目》1册，着录藏书1 094种，11 836册。东北解放后，罗继祖兄弟禀承祖母之命，全部捐给国家，总计9万册，存旅大图书馆；一部分归辽宁省图书馆，约有1万余册。刊刻古籍600余种，丛书有近20种。编《贞松堂历代名人法书》等。 轶事 与王国维 在近世中国学术史上，王国维与罗振玉是两个如雷贯耳的名字。研究罗振玉，就不能不提王国维，也不能不研究他们两人的经历与交往。他们在文学、经史、文字、训诂、音韵、考据、目录、版本等传统学术的诸多领域，研究博大精深，著述百种之多，是当之无愧的国学大师。 对于他们的学术成就，人们并不陌生，也毫无异议。但他们的经历与交往，却始终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而且众说纷纭，许多事情至今仍是一个讲不清的谜。 罗振玉和王国维 他们是浙江同乡，有着江南人的毓秀灵透。他们自幼接受的完全是旧式教育，国学基础非常扎实，二人都是在十五岁时考中秀才。戊戌之后，受新思潮的影响，他们转而力倡新学。罗振玉办《农学报》和《教育世界》，开办农务学堂和新式教育。王国维则研究叔本华、尼采、康德的哲学与美学，并写成著名的中西合璧的文学批评文章《红楼梦评论》。但辛亥之后，二人潜心于国学研究，在甲骨学、敦煌学上成就大著，由此奠定了他们国学大师的地位。可以说，他们的思想倾向和学术兴趣，经历了一个从旧到新，又由新转旧的过程。那么，是什么因素促成了这些转变呢？ 他们在政治上的表现，也是人们品评的焦点。清亡前，他们同在学部任职。辛亥后，王国维受溥仪小朝廷之诏，供职南书房，并重新蓄起发辫，以清朝遗老自居。罗振玉则鞍前马后追随溥仪，为复辟效力，后甚至投靠日本。他们在政治上的趋于保守，以及罗振玉的走向反动，这自是历史事实，无须回避，只是这些无从动摇他们在学术上的至高地位，只是更具体地说明了历史人物的多面性和复杂性。 自1898年二人相识于上海，至1926年绝交，二人的交往历时近三十年。罗振玉世事洞明，机智练达。他善于经营理财，有相当的经济实力，是一个很有能量的社会活动家。王国维性格忧郁悲观，埋首学术，不问功利，是典型的学者气质，人称他“老实到像火腿一般”。正是这种性格和地位的反差，人们对王罗二人的关系，颇有不平。有人讲罗振玉廉价使用王国维的脑力劳动；有人讲罗振玉的《殷墟书契考释》，剽窃了王国维的研究成果；有人讲王国维投水自尽乃罗振玉所逼……那么，真实或接近真实的情况究竟如何呢？ 罗振玉社会活动多，经历也更复杂些，加之他后来的逆历史潮流之举，人们对他所做的一些文化事，也颇有微词。有人讲他贩卖假字画假古董骗人；有人讲他印古书为赚钱，等等。的确，罗振玉是一个嗜古如命的人。他多阅古物，见识过人，财力雄厚，而且生逢其时。从殷墟甲骨到敦煌文书，从汉晋木简到齐鲁封泥，他赶上了文物大发现的时代。他倾尽家资，收藏古物，潜心研究，成为名副其实的古器物学家。罗振玉印古书可能确实赚了一些钱，但整理古籍，传承了文化，这是极大的功劳，再者赚钱也是无可厚非的事。罗振玉终是一个有良知的文化人。1908年在学部任职期间，他费尽周折，阻止焚毁内阁大库旧档，保存下来八千麻袋的藏书、奏折、公文等重要的历史文献。1909年，当他从伯希和口中得知，敦煌藏经洞中还有八千件写经卷轴时，力劝京师大学堂买下这些国宝，使几经帝国主义分子劫掠的残存的敦煌文书，留存在国内。他对文化的珍爱，为保护国宝所做出的贡献，难道不值得人们感怀吗？ 1927年6月2日上午11时，王国维在颐和园投湖自尽。这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来颐和园。他的死，又给后人留下一个谜。他在遗书中写到：“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人们对其死因的猜测，大致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为清朝殉节，尽遗臣之忠；一是与罗振玉的绝交，于心至寒；一是惧怕北伐军攻入北京，身遭辱杀。这些莫衷一是的猜测，至今无任何定论。 此时的王国维，年整五十，正值学术的旺期。如果说，民国初年这样变乱的时代，不值得大师留恋，这是时代负于大师的。但这样一位国学大师，他的思想和学术已经不属于他自己，而是属于这个国家和民族。他断然结束自己的生命，这是中国学术的巨大损失，怎不令人扼腕叹息！从这一意义上说，这是他负于时代和人民的。 但历史原本就是如此。而历史的真相，总是被纷繁复杂的人为或非人为的因素遮蔽著，让我们这些后人雾里看花。 溥仪记载 罗振玉在古玩、字画、金石、甲骨方面的骗钱行径，是由来已久的。他出身于浙江上虞县一个旧式书商之家，成年后在江西一个丘姓巨绅家教书。这位巨绅是个藏书家。罗振玉任西席的第三年，东翁突然去世，他利用女东家的无知，一方面装作十分哀痛的样子，拒绝接受这一年的束脩，要用以充做奠仪，另方面表示，愿留下东家的几件旧书和字画，作为纪念。女东家认为这位先生心眼太好，就请他自己到藏书楼任意挑选。于是这位书贾世子就精选出几筐“纪念品”，内有百余卷唐人写经，五百多件唐宋元明的字画，满载而归。在这个基础上，他由刻三字经、百家姓的书铺变成了古玩字画商，生意越做越好，古玩字画的鉴赏家的名声越来越大，后来更通过售卖古籍文物的路子，和日本人拉上了关系。他在日本的那些年，靠日本书商关系结交了一批朝野名流，有许多日本人把他看成了中国古文物学术的权威，常拿字画请他鉴定。他便刻了一些“罗振玉鉴定”、“罗振玉审定”的图章，日本古玩商拿字画请他盖一次，付他三元日金，然后再拿去骗人。后来他竟发展到仿刻古人名章印在无名字画上，另加上“罗振玉鉴定”章，然后高价出卖。他时常借口忙，把人家拿来请他鉴定的珍贵铜器，拖压下来，尽量多拓下一些拓片出卖。他的墨缘堂出售的宋版书，据说有一些就是用故宫的殿版《图书集成》里的扉页纸伪造的。殿版纸是成化纸或罗纹纸，极像宋版书用纸。据说内务府把那批殿版书交罗振玉代卖时，他把那一万多卷书的空白扉页全弄了下来，用仿宋体的刻版印了“宋版”书。我当时对这事是根本不知道的。有人说，罗振玉人品固然不佳，才学还好。据我看，他的才学究竟有多少，也很值得怀疑。在伪满时有一次他拿来一批汉玉请我观赏。我对汉玉说不上有什么研究，只是因为十分爱好，收藏了不少，所谓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当然，所谓汉玉，并不是非汉朝的不可，这只不过是对古玉的惯称。我看过罗振玉拿来的汉玉，不禁对他的“才学”暗吃一惊，因为全部都是假货。 罗振玉 罗振玉并不经常到宫里来，他的姻亲王国维能替他“当值”，经常告诉他当他不在的时候，宫里发生的许多事情。王国维对他如此服服帖帖，最大的原因是这位老实人总觉得欠罗振玉的情，而罗振玉也自恃这一点，对王国维颇能指挥如意。我后来才知道，罗振玉的学者名气，多少也和他们这种特殊瓜葛有关。王国维求学时代十分清苦，受过罗振玉的帮助，王国维后来在日本的几年研究生活，是靠著和罗振玉在一起过的。王国维为了报答他这份恩情，最初的几部著作，就以罗振玉的名字付梓问世。罗振玉后来在日本出版、轰动一时的《殷墟书契》，其实也是窃据了王国维甲骨文的研究成果。罗、王二家后来做了亲家，按说王国维的债务更可以不提了，其实不然，罗振玉并不因此忘掉了他付出过的代价，而且王国维因他的推荐得以接近“天颜”，也要算做欠他的情分，所以王国维处处都要听他的吩咐。我到了天津，王国维就任清华大学国文教授之后，不知是由于一件什么事情引的头，罗振玉竟向他追起债来，后来不知又用了什么手段再三地去逼迫王国维，逼得这位又穷又要面子的王国维，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于一九二七年六月二日跳进昆明湖自尽了。

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出版界、学术界就开始重视古籍整理工作，出版了大量的经过整理的古籍，如亚东图书馆的标点本古典小说 (《红楼梦》、《水浒》等 )，商务印书馆的 《国学基本丛书》 ，中华书局的《四部备要》，上海杂志公司的《中国文学珍本丛书》等。商务印书馆在影印古籍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它出版的《四部丛刊》、百衲本《二十四史》、《四库珍本丛书》等，使许多珍本、善本得以公之于世，至今尚为学术界所使用。索引工作方面，则有哈佛燕京学社的“引得”和中法学会的“通检”，也是古籍研究者不可缺少的工具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继承并发展了过去古籍整理的优良传统，古籍整理工作又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据1988年统计，已整理出版和影印古籍3000种左右。195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集合全国的专家学者成立了“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齐燕铭任组长)，制订了长期的规划，使古籍的整理出版工作走上正轨。“文化大革命”期间，古籍整理出版工作遭到破坏，中断10年之久。

1981年 9月，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指出“整理古籍,把祖国宝贵的文化遗产继承下来,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工作”;“整理古籍是一件大事,得搞上百年。当前要认真抓一下,先把领导班子组织起来，把措施落实下来”。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恢复了“古籍整理出版规划组”(李一氓任组长)，制订了1982～1990年的古籍整理出版规划(简称“九年规划”)。随之各省市也根据自有的条件相继成立了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分别制订了各自的古籍整理出版规划。中华书局一直担任着古籍整理出版的主要任务，同时，各地还相继成立了专业古籍出版社 (名称不一，有的冠以地名，如上海古籍出版社、江苏古籍出版社等；有的称为书社，如齐鲁书社、岳麓书社等)，古籍的整理出版蓬勃开展。

叶天士即叶桂。叶桂（16671746年）为清代著名医学家。字天士，号香巖。晚号上津老人 、南阳先生。吴县（今属江苏）人。世医出身，其父在当地以医闻名。叶氏自幼继承家学，并通诗文词赋、经史子集，尤究心于医术，博览医书。并先后拜师十余人，临证经验丰富，年三十岁时，其医名与父名已同噪于大江南北。叶氏长于治疗时疫和痧痘，倡卫气营血辨证纲领，对温热证的传染途径、致病部位以及辨证论治等方面，均有独到论述，为温病学奠基人之一。其于医理，主遵张仲景，能师古而不泥古，亦能采纳民间单方、验方。其于温病，以仲景之说为体，而以刘完素之论为用；杂证则取材孙思邈、李果、朱震亨、张景岳、喻嘉言诸家，并有所发挥，但有时持论失之于偏。著述有《温热论》、《临证指南医案》、《叶案存真》以及《未刻叶氏医案》，均由于其门人编辑整理而成。出身世医家庭，祖叶时、父叶朝采皆以儿科出名。桂于十二岁开始从父学医，后因父殁，十四岁从其父门生朱某学，聪颖善解，且每能出其师之上。桂亟喜学习，不耻下问。至十八岁，已拜十七师，王子接、周相俊均为其师授。除专长于家传儿科外，兼通内科杂病及其他各科，尤专长于温病，其代表作《温热论》虽为其门徒顾景文所录之材料整理而成，但其思想则完全代表叶氏之温热证思想。其名言“温邪上受，首先犯肺，逆传心包”及“卫之后方言气，营之后方言血”，乃温病学派中重要原则，是温病卫气营血辨证的辨证体系的依据，叶氏是明清以来温病学派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其于杂病则注重脾胃，强调要辨证论治，不可偏执于一己之见，一家之言。其著作主要皆由其弟子整理而成，其中有《临证指南医案》、《叶案存真》等，其后代、门生，亦皆有医名。叶桂是中医学史上温病学派的创始人，其声望地位，并不在“金元四大家”之下，也是名贯大江南北的人物。其著作《温热论》至今仍被临床医家推崇备至。叶天士酷爱医学，性格谦逊，凡是听说有比自己高明的医生，都不远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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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一个城市最安静的角落，却涌动着最活跃的思想。它保存着文明的火种，也滋润着未来的新知；它是一些人休憩心灵的桃花源，另一些人眺望世界的窗口；它是迷宫、是港口、也是乐园。”

最近看了刚出炉的纪录片《但是还有书籍》，认识了很多优秀又没有被大家所熟知的人与他们的故事。而他们的共同点是他们一直都有书籍，虽然目前为止只看了三集，但是还是想要记录一下看完后的感受。（意想不到的是节目的配音居然是胡歌）

第一集《我们的图书馆》介绍了和图书馆有着深刻联结的三个人，看完之后除了想说爱书的人都好温柔，还有就是他们真的太可爱了。

98岁的 沈燮元 是一位版本目录学家，是国内版本目录学领域的元老级人物，同时有着“ 古籍活字典 ”之称。

他说，这辈子就做了两个工作： 编目和采购书籍 。通过七十多年的深耕，他练就了扎实的版本鉴定能力和编目能力，只要给他一本书籍，他一眼就能辨认出年代、版本和真伪。

即使他现在已经退休三十多年，依然每天早上七点多就会去图书馆，生活跟退休前一样。他把自己与图书馆的关系比作鱼跟水，一辈子都不脱离图书馆。

整理古籍是一件非常艰辛的工作，因为很多的书籍随着时代的变迁，都散落在世界各个角落。不仅要收集这些书籍，还要对这些古籍进行审定、校勘、注释等一系列工作，使新出版本便于现代人阅读

感觉就像是金子提炼一样，挖掘出来之后，经过研磨、冲刷、浸泡，把杂质去掉，然而成形之后，还要打磨、抛光，最后才成为有价值会发光的金子。如果把古籍比作金子的话，那么图书馆就是一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金山。

“一个人活在世界上不能老是玩嘛，用时间做点事情。”

当听到这句话从一个将近百岁老人的口中说出，不由自主地为他竖起大拇指。在大多数年轻人选择躺平的年代，这位老前辈依然选择默默耕耘，他对理想的全情投入深深的感染着每个人。

顾晓军 ，国家图书馆管理员。他的本职工作就像我们大部分人看到的那样，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每天要做的就是服务读者，解答一些琐碎的问题，比如“某本书在哪里？”“厕所在哪？

虽然日常的图书整理好像孤独又无趣，但是对于一个爱书的人却是十分享受的一件事。导演是这样评价他的“ 自己就是一座图书馆、一本百科全书 。”

这是他的厉害之处，在国家图书馆的12年里他通过自学掌握了法语、意大利语、希腊语、拉丁语、波斯语等十几种语言。

在没有智能手机，没有社交软件，学习的大多数资料都来自于他工作的图书馆。在这么多种语种里，并不是仅仅懂些皮毛，而是能够达到直接读原版书籍的程度。

是不是感觉他超级牛吗？反正在我看来顾晓军的学习能力和自律性，已经是大佬级别了。在服务读者的业余时间他也会在本子上摘录各国经典句子，一分一秒都不想浪费。

让我觉得既好笑又震撼的是他翻译句子时，居然在镜头前痛哭了起来，我被吓得有点措不及防。“ 一个民族，无论是否被奴役，只要他掌握了他的语言，就好像获得了开启监狱的锁匙…… ”

原来真的有人会因为看书感动得忍不住失声痛哭，说真的有被他的这种真性情可爱到。印象深刻的片段还有，一个读者来感谢顾晓军，说他在国家图书馆备考的时候，是顾晓军认真自学语言的模样，给了他无形的鼓励和鞭策。

一个人的学习是孤军奋战，一群人的学习是扶持。“ 图书馆是个神奇的地方。看似大家都安静地低头不动，实际上每个人都在以不同的步伐走向属于自己的远方。 ”

久美 ，一位没有收入、游学归来的藏族喇嘛，通过制作青稞酱售卖筹集资金，自学建筑设计以及亲自搬运三百斤石头，在大草原盖起了一座名叫纳朗玛的图书馆，免费为贫穷的孩子们开放。

通过买和捐赠各种途径，图书馆的书籍累计达到八千多本，这座图书馆成为了无数孩子们写作业、阅读、交朋友的场所。除了免费的书籍，久美也会邀请各行业人士为这些孩子网上讲课，以此来开拓他们的视野。

虽然久美的行为改变孩子们未来的可能性微小，但是那些免费的书籍让他们对藏区以外的世界有了更多的认识和想象。

有一个女孩在迷茫、自卑的阶段，因为久美的鼓励和阅读的力量，她开始相信自己。她说最喜欢的书籍就是《巴黎圣母院》，主人公卡西莫多长得那么丑的一个人，被朋友、社会嫌弃，心依然那么纯洁，乐意帮助别人。内心美才是真的美，由此，她也变得自信起来。

女孩坚持用藏语写作，最后考上了大学，为自己的翻译和写作之梦而努力。藏族女孩和卡西莫多的相遇，就是法郎士所说的“ 灵魂在杰作之间的奇遇 ”。

久美说： “我们的心态开阔于世界，哪怕我坐在这个草原上，我的心也可以连接到这个世界的一些发展，这样的话，才是真正地走出大山。”

到底什么是诗与远方，那不就是图书馆吗？ 如果我换环境生活的话，熟悉周边最重要的地方就是银行、超市以及图书馆。

当世界太多声音的时候，图书馆就成了好去处。即使不看书，光是闻着图书馆里发出的味道，都觉得好满足。与逛街对比，我倒觉得图书馆是一个比较浪漫的地方。

感动于图书馆打破了知识的疆界，消弭了阶级的壁垒，让每个人都拥有学习的可能性。也感动于那些图书馆里的“维持者”们，是他们对书的执念，让更多人看到了书籍的力量。

配图来源于《但是还有书籍》

季羡林（191186-2009711），2009年7月11日上午9时在北京301医院病逝，享年98岁。精于语言，通英文、德文、梵文、巴利文，能阅俄、法文，尤其精于吐火罗文，是世界上精于此语言仅有的几位学者之一。

季羡林先生驰骋于多种学术领域，研究翻译了梵文著作和德、英等国经典，诸如梵文名著《沙恭达罗》和世界瞩目的印度两大史诗之一《罗摩衍那》等。

扩展资料

季羡林支持聊城大学的发展，曾经几次来聊城大学，并欣然受聘任名誉校长，与家乡的这所大学留下了难分难舍之情。

1981年，聊城师范学院正式建立的第二年，季羡林应邀来学院参加新生开学典礼，举办了《从比较文学谈到中印文化交流》的学术讲座，并成为聊城大学发展史上的第一批聘请的校外兼职教授。

1982年10月10日，受聘任该校名誉院长，还热情洋溢地挥笔写下了“鲁西最高学府，山东璀璨明珠”、“聊城师范学院图书馆”的题词。1999年建校二十五周年，又应邀题写了聊师校训“敬业、博学、求实、创新”，并从北京赶来参加校庆活动。

教育部批准聊城大学更名后，他又为学校题写了“聊城大学之成立，诚所谓顺乎天理，应乎人情之盛举。行将见桃李遍鲁西，文风满山左，流风余韵普及神州矣。为鲁西庆，为山东庆，为祖国庆！”的贺词。

2002年9月26日，聊城大学揭牌仪式上，北京大学副校长郝斌代表北大和季羡林先生专程到校参加仪式，并带来了季羡林先生在北京解放军三〇一医院病榻上写的《聊城大学揭牌仪式上的发言》，他代表季羡林接受了名誉校长的聘书。

参考资料：

-季羡林

“一个身穿青袍的枯瘦僧人拿着一把扫帚，正在弓身扫地。这僧人年纪不少，稀稀疏疏的几根长须已”，这个其貌不扬的人，却是深藏不露的顶尖高手。因此，现在人们就把这样的人称为“扫地僧”。其实，在现实生活中有不少“扫地僧”式的人物，我们不妨来看看下面四位。

李小文

人称“布鞋院士”，喜欢穿一双黑布鞋，瘦削的脸，稀稀拉拉的胡子，就像一个再普通不过的老人。但是，李小文却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光学工程学会”具有里程碑式的人物，遥感领域的泰山北斗级。

李小文院士

“首创了普朗克定律用于非同温黑体平面的尺度修正式及一般的非同温三维结构非黑体表面热辐射在像元尺度上的方向性和波谱特征的概念模型”，这个念起来有些拗口的成果，只能说我们与他隔得太远。

何家庆

安徽大学教授何家庆，全国劳动模范、扶贫状元、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全国师德先进个人等等，这是他获得的荣誉。因为他在魔芋种植、产业化方面的贡献，人们亲切地称他为“魔芋大王”。

但何家庆这个“大王”却一点也没有威风，自费考察大别山植物资源。中国现有的27个魔芋品种，他采集到的就有17种，并证明了魔芋的故乡在中国。他行程31600公里推广魔芋种植技术，培训了2万余人，使得很多人脱离了贫困。



何家庆

他将所有的钱都花在了别人身上，自己饿了吃过猪食，甚至还乞讨了两个月。他被毒蛇咬过，被飞鼠咬过，遇到过山洪暴发，掉下过悬崖，碰到过歹徒。但这一切都阻挡不住他的脚步。

王晓琮

这是哈尔滨理工大学的一名老师，不修边幅，衣着不讲究，常常被人误认为是“锅炉工”。他在食堂吃饭，不仅不剩饭，还要把盘子舔干净，他几乎将所有的钱都资助了学生。教学几十年，他却还只是个讲师，这样的老师，还像老师吗？王晓琮14岁考入北京大学，浙江大学硕士毕业，全国数学建模竞赛评委。带领学生参加国际数学建模比赛获奖一百余次，基本每次都能拿到一等奖。上课从来不带教材的他，是学生心目中“最喜爱的老师”。

韦东奕

这是这两天才被人发现的大神级的人物，拿着一瓶没有商标的矿泉水，三个馒头，头发有些凌乱，穿着很朴素。记者以为他是学生，没想到他却是北京大学助理教授，北京大学数学学院研究员。

韦东奕是第49届、第50届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满分获得者，2010年才进入北京大学读本科，但2018年就博士毕业了，2019年博士后出站，比一般人少了好几年。韦东奕被学生称为“韦神”，却是是神一般存在的人物。

李小文、何家庆、王晓琮、韦东奕，他们确实像金庸笔下的“扫地僧”，但和扫地僧又不相同。扫地僧只是扫扫地，而且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他看到慕容博、萧远山**经书，并没有加以阻止。

但他们这四位却贡献了自己最大的力量，并没有隐退，和他们相比，扫地僧其实在境界上差了一大截。“以天下苍生为念”，这是扫地僧推崇的理想，但他自己并没有去实现，只是在少林寺默默无闻地扫地。

李小文、何家庆、王晓琮、韦东奕他们有着和扫地僧一样的，毫不起眼的外表，但他们却用自己的行动，在各自的领域里践行着“以天下苍生为念”的信条。他们付出的目的，就是要发展我们的科学，改善人们的生活，让所有人都吃得好，穿得好，生活得舒适。

整理古籍，需要专门的知识和专门的人才；出版古籍，也需要有专业的审稿和编辑人员。中央的指示中指出，“整理古籍，需要有一个几十年陆续不断的领导班子，保护连续的核心力量”；“从事整理古籍的人，不但要知识基础好，而且要有兴趣”。这对于出版古籍的出版社和古籍编辑来说，同样也是重要的。而要做一个胜任的古籍编辑，第一要具备必要的基础知识，练好基本功；第二要有从事这项工作的兴趣与事业心。二者不可缺一。 经过整理和编辑加工的古籍，有两种形式：排印本和影印本。

排印本：分标点本、点校本、笺校本、新注本、选注本等；今译和索引也属于排印本。

影印本：分线装和平、精装两种形式。过去的影印本，大都采用线装，保持中国古书古雅的特色；但当代的趋势，要求影印的古书采用平装、精装的形式，这样价格可以低廉，又便于插架。影印的古籍也可以加以断句或校勘，有部分影印的古籍已是断句本或校勘本。

排印古籍与影印古籍，一般说各不相涉。但是过去商务印书馆创造了在一部丛书内排印与影印并举的格式，这就是古籍爱好者所熟悉的《丛书集成》(初集)。它收录 100种丛书，去其重复，有的排印(加黑点断句)，有的影印。这个例子说明古籍整理出版的形式，可以不拘一格，只要有一定的体例就行了。20世纪30年代的出版界，在这方面的创造性是应该肯定的。

标点、分段是古籍整理中最基本的一项工作，这就是将古籍加上新式标点，分出段落。标点中又分加专名线与不加专名线两种。专名线指人名、地名，也包括书名。加有专名线的标点本，比不加专名线的要高一个层次，因为判断一个人、地、书名该不该加专名线，需要较高的学识水平。从当前的古籍出版物来看，有直排与横排两种形式，采用横排形式的大都不加专名线，书名线则用尖角号(《　》)标明。

古籍的影印本主要是选好底本、配补缺页、残页，描修或换字、补字，这几项都是学术性与技术性密切结合的工作。影印书也常发生错误，原因主要出于学术性注意不够。 古书的文字比较艰深难读,特别是对于青少年,古书更是难以读懂。为了祖国传统文化得以继承延续，发扬光大，所以今译也是当前古籍整理应该重视的工作。过去古诗方面的今译较多，散文方面的今译几乎没有，现在这种局面已经有所改变。当然今译要求做到准确、优美，达到信达雅的标准，难度也是相当大的。

索引是研究与使用古书必不可少的辅助手段，所以也应视作古籍整理的一个组成部分。日本和美国的汉学家有专门的研究人员,从事中国古籍索引的编制工作,做出了突出成绩。中国近年也开始重视古籍索引的编制工作。索引可以附在一部书的书后，篇幅大的则可以单行。古籍索引的检索，一般采用笔划方法和四角号码方法。

“九年规划”曾将部分近代和现代人对于古代文史哲的研究，包括对专书、专人、专题史的研究著作，列入古籍整理出版范围，如《中国天文学史》、《中国通史》等。这是就广义的古籍整理而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