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简介

　　季羡林，字希逋，又字齐奘。著名的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东方学家、思想家、翻译家、佛学家、作家。他精通12国语言。曾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科院南亚研究所所长。1911年8月6日出生于山东省临清市康庄镇。

　　北京大学教授,中国文化书院院务委员会主席,中科院院士,中国语言学家,文学翻译家，梵文、巴利文专家，作家。对印度语文文学历史的研究建树颇多。

　　祖父季老苔，父季嗣廉，母赵氏，农民。叔季嗣诚。幼时随马景恭识字。

　　6岁，到济南，投奔叔父季嗣诚。入私塾读书。 7岁后，在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附设新育小学读书。10岁，开始学英文。12 岁，考入正谊中学，半年后转入山东大学附设高中。 在高中开始学德文，并对外国文学发生兴趣。18岁，转入省立济南高中，国文老师是董秋芳，他又是翻译家。"我之所以五六十年来舞笔弄墨不辍，至今将过耄耋之年，仍然不能放下笔，全出于董老师之赐，我毕生难忘。"

　　1930年，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专业方向德文。从师吴宓、叶公超学东西诗比较、英文、梵文，并选修陈寅恪教授的佛经翻译文学、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俞平伯的唐宋诗词、朱自清的陶渊明诗。与同学吴组缃、林庚、李长之结为好友，称为"四剑客”。同学中还有胡乔木。喜欢"纯诗"，如法国魏尔兰、马拉梅。比利时维尔哈伦，以及六朝骈文，李义山、姜白石的作品。曾翻译德莱塞、屠格涅夫的作品。大学期间，以成绩优异，获得家乡清平县政府所颁奖学金。

　　1935年9月，根据清华大学文学院与德国交换研究生协定，清华招收赴德研究生，为期3年 。季羡林被录取，随即到德国。在柏林和美国与乔冠华同游。10月，抵达哥廷根，结识留学生章用、田德望等。入哥廷根大学，"我梦想，我在哥廷根，……我能读一点书，读点古代有过光荣而这光荣将永远不会消灭的文字。""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捉住这个梦。”（《留德十年》）

　　1936年春，季羡林选择了梵文。他认为“中国文化受印度文化的影响太大了，我要对中印文化关系彻底研究一下，或许能有所发现”。因此，“非读梵文不行”。“我毕生要走的道路终于找到了，我沿着这一条道路一走走了半个多世纪，一直走到现在，而且还要走下去。”（《留德十一年》）“命运允许我坚定了我的信念。” 季羡林在哥廷根大学梵文研究所主修印度学，学梵文、巴利文。选英国语言学、斯拉夫语言学为副系，并加学南斯拉夫文。季羡林师从"梵文讲座"主持人、著名梵文学者瓦尔德施米特教授，成为他唯一的听课者。一个学期 40多堂课，季羡林学习异常勤奋。 佛典《大事》厚厚3大册，是用混合梵文写成的，他争分夺秒，致力于读和写，"开电灯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

　　1940年12月至1941年2月，季羡林在论文答辩和印度学、斯拉夫语言、英文考试中得到4个"优"，获得博士学位。因战事方殷，归国无路，只得留滞哥城。10月，在哥廷根大学汉学研究所担任教员，同时继续研究佛教混合梵语，在《哥廷根科学院院刊》发表多篇重要论文。"这是我毕生学术生活的黄金时期，从那以后再没有过了。"博士后"的岁月，正是法西斯崩溃前夜，德国本土物质匮乏，外国人季羡林也难免"在饥饿地狱中"挣扎，和德国老百姓一样经受着战祸之苦。而作为海外游子，故园情深，尤觉"天涯地角有穷时，只有相思无尽处"，祖国之思和亲情之思日夕 索绕，"我怅望灰天，在泪光里，幻出母亲的面影"。

　　1941年获哥廷根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后曾师从语言学家E西克研究吐火罗语。

　　1945年10月，二战终结不久，即匆匆束装上道，经瑞士东归，"宛如一场春梦，十年就飞过去了"。离开哥廷根35年后的1980年，季羡林率中国社会科学代表团重访哥市，再谒83岁高龄的瓦尔德施米特恩师，相见如梦。后来作感人至深的名文《重返哥廷根》。

　　1946年5月，抵达上海，旋赴南京，与李长之重逢，经李介绍，结识散文家梁实秋、诗人臧克家。在南京拜谒清华时期的恩师陈寅恪，陈推荐他去北京大学任教，遂又拜见正在南京的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傅斯年。秋，回到北平，拜会北大文学院院长汤用彤。

　　1946～1983年，被北京大学聘为东方语言文学系教授、系主任，在北大创建该系。同事中有阿拉伯语言学家马坚、印度学家金克木等。 解放后，继续担任北大东语系教授兼系主任，从事系务、科研和翻译工作。先后出版的德文中译本有德国《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说集》（1955 年），梵文文学作品中译本有印度伽梨陀娑《沙恭达罗》（剧本，1956年）、印度古代寓言故事集《五卷书》（1959年）、印度伽梨陀娑《优哩婆湿》（剧本，1962年）等，学术著作有《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1957年）、《印度简史》（1957年）、《1857-1859年印度民族起义》（1985年）等。1956年2月，被任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1954年、1959年、1964年当选为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并以中国文化使者的身份先后出访印度、缅甸、东德、前苏联、伊拉克、埃及、叙利亚等国家。"文革"中受到"四人帮"及其北大爪牙的残酷迫害。1978年复出，继续担任北京大学东语系系主任，并被任命为北京大学副校长、北京大学南亚研究所所长。当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1983年，当选为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

　　1956年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兼外国语言文学评议组组长、第二届中国语言学会会长、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名誉会长、第6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常务委员、《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委员和《语言文字卷》编辑委员会主任等等。其学术成就最突出地表现在对中世纪印欧语言的研究上颇多建树。主要著作有：《〈大事〉偈颂中限定动词的变位》（1941年，系统总结了小乘佛教律典《大事》偈颂所用混合梵语中动词的各种形态调整）、《中世印度语言中语尾-am向-o和-u的转化》（1944年，发现并证明了语尾-am向-o和-u的转化是中世印度西北方言健陀罗语的特点之一）、《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1985年）（论证了原始佛典的存在、阐明了原始佛教的语言政策、考证了佛教混合梵语的历史起源和特点等）、《〈福力太子因缘经〉的吐火罗语本的诸异本》（1943年）（开创了一种成功的语义研究方法）、《印度古代语言论集》（1982年）等。作为文学翻译家，他的译著主要有：《沙恭达罗》（1956年）、《五卷书》（1959年）、《优哩婆湿》（1959年）、《罗摩衍那》（7卷，1980～1984年）、《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说集》等。作为作家，他的作品主要有《天竺心影》（1980年）、《朗润集》（1981年）、《季羡林散文集》（1987年）、《牛棚杂忆》等。

　　1978年～1984年兼任北京大学副校长。其著作已汇编成《季羡林文集》，共24卷。

　　1988年，任中国文化书院 院务委员会主席。并曾以学者身份先后出访德国、日本、泰国。

　　季先生长年任教北大，在语言学、文化学、历史学、佛教学、印度学和比较文学等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研究翻译了梵文著作和德、英等国的多部经典，现在即使在病房每天还坚持读书写作。

　　季羡林先生为人所敬仰，不仅因为他的学识，还因为他的品格。他说：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也没有丢掉自己的良知。他在他的书，不仅是老先生个人一生的写照，也是近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历程的反映。季羡林先生备受关注的《病榻杂记》近日公开发行。在书中，季羡林先生用通达的文字，第一次廓清了他是如何看待这些年外界“加”在自己头上的“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这三项桂冠的，他表示：“三顶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欢喜。”

　　70年代后期以来担任的学术回体职务有：中国外国文学会副会长（1978年）、中国南亚学会会长（1979年）、中国民族古文字学会名誉会长（ 1980年）、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1981年）、中国语言学会会长（1983年）、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1983年）、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1984年）、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1984年）、中国作家学会理事（1985 年）、中国比较文学会名誉会长（ 1985年）、中国亚非学会会长（ 1990年）等。 1998年4月，《牛棚杂忆》出版（ 1988年3月一 1989年 4月草稿，1992年 6月定稿）。出版界认为"这是一本用血泪换来的和泪写成的文字。这是一代宗师留给后代的最佳礼品"。季羡林的学术研究，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梵学、佛学、吐火罗文研究并举，中国文学、比较文学、文艺理论研究齐飞。

　　曾被“2006年感动中国”获奖人物之一

　　季羡林，当代著名语言学家散文家东方文化研究专家。他博古通今，被称为“学界泰斗”。

　　1956年加入中国***。

　　1930年考入北京清华大学西语系。

　　1934年毕业后，在济南山东省立高中任教。

　　1935年考取清华大学交换研究生，赴德国留学，在哥廷根大学学习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等古代语文。

　　1941年获哲学博士学位。

　　1946年回国，历任北京大学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教授、系主任。

　　季羡林的学术研究涉及的范围：

　　1印度古代语言，特别是佛教梵文

　　2吐火罗文

　　3印度古代文学

　　4印度佛教史

　　5中国佛教史

　　6中亚佛教史

　　7唐史

　　8中印文化交流史

　　9中外文化交流史

　　10中西文化差异和共性

　　11美学和中国古代文艺理论

　　12德国及西方文学

　　13比较文学及民间文学

　　14散文及杂文创作

　　这个分类只是一个大概的情况。

　　季羡林的学术成就

　　综合北京大学东方学系张光麟教授和令恪先生所述，季羡林的学术成就大略包括在以下10个方面：（1）印度古代语言研究--博士论文《〈大事〉渴陀中限定动词的变化》、《中世印度语言中语尾-am，向-o和-u的转化》、《使用不定过去式作为确定佛典的年代与来源的标准》等论文，在当时该研究领域内有开拓性贡献；（2）佛教史研究--他是国内外为数很少的真正能运用原始佛典进行研究的佛教学学者，把研究印度中世语言的变化规律和研究佛教历史结合起来，寻出主要佛教经典的产生、演变、流传过程，借以确定佛教重要派别的产生、流传过程；（3）吐火罗语研究--早期代表作《〈福力太子因缘经〉吐火罗语诸本诸平行译本》，为吐火罗语的语意研究开创了一个成功的方法，1948年起即对新疆博物馆藏吐火罗剧本《弥勒会见记》进行译释，1980年又就7O年代新疆吐鲁番地区新发现的吐火罗语A《弥勒会见记》发表研究论文多篇，打破了"吐火罗文发现在中国，而研究在国外"的欺人之谈；（4）中印文化交流史研究--《中国纸和造纸法输入印度的时间和地点问题》、《中国蚕丝输入印度问题的初步研究》等文，以及《西游记》有些成分来源于印度的论证，说明中印文化"互相学习，各有创新，交光互影，相互渗透"；（5）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80年代主编《大唐西域记校注》、《大唐西域记今译》，并撰10万字的《校注前言》，是国内数十年来西域史研究的重要成果，而1996年完成的《糖史》更展示了古代中国、印度、波斯、阿拉伯、埃及、东南亚，以及欧、美、非三洲和这些地区文化交流的历史画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6）翻译介绍印度文学作品及印度文学研究--《罗摩衍那》是即度两大古代史诗之一，2万余颂，译成汉语有9万余行，季羡林经过1O年坚韧不拔的努力终于译毕，是我国翻译史上的空前盛事；（7）比较文学研究--80年代初，首先倡导恢复比较文学研究，号召建立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为我国比较文学的复兴，作出了巨大贡献；（8）东方文化研究一一从8O年代后期开始，极力倡导东方文化研究，主编大型文化丛书《东方文化集成》，约50O余种、8OO余册，预计15年完成；（9）保存和抢救祖国古代典籍--9O年代，担任《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传世藏书》两部巨型丛书的总编纂；（10）散文创作--从17岁写散文起，几十年笔耕不辍，已有80余万字之多，钟敬文在庆贺季羡林88岁米寿时说："文学的最高境界是朴素，季先生的作品就达到了这个境界。他朴素，是因为他真诚。""我爱先生文品好，如同野老话家常。"

　　80年代后期以来，季羡林对文化、中国文化、东西方文化体系、东西方文化交流，以及21世纪的人类文化等重要问题，在文章和演讲中提出了许多个人见解和论断，在国内外引起普遍关注。

　　附注：季羡林：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获得者

　　奖项简介

　　“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由中国翻译协会2006年五届五次常务会长会议决定设立。这是中国翻译协会首次颁布的奖项，该荣誉奖并非常设奖项，授予健在的、在翻译与文化传播工作中成就卓著、影响广泛、德高望重的翻译家。2006年9月26日，95岁高龄的季羡林先生成为首位“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获得者。

　　季羡林，生于1911年8月，山东省清平县（今临清市）人。著名的语言学家、翻译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1930年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主攻英国文学，兼读德国和法国文学，同时选修陈寅恪先生的佛经翻译文学，朱光潜先生的文艺心理学，课余专心于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及散文创作。1935年考取清华大学与德国交换研究生，入德国哥廷根大学潜心学习印度学。1941年荣获哲学博士学位。1946年回国，历任北京大学教授、系主任、北京大学副校长。

　　建国后，季羡林先后当选北京市第一届人大代表，第二、三、四、五届全国政协委员，1983年当选为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同年起，任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等职，享有崇高的社会声誉。还历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兼外国语言文学评议组负责人，中国语言学会会长，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中国翻译协会副会长、名誉理事，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南亚学会会长，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名誉会长，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名誉会长，《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委员，中国东方文化研究会会长，国际儒学联合会顾问，亚非学会会长，澳门文化研究会名誉会长等职。系中国翻译协会创始人之一，2004年11月在中国译协第五届全国理事会议上被推选为中国译协名誉会长。

　　几十年来，季羡林辛勤从事英文、德文、梵文等文学作品的研究与翻译，发表、出版的译作将近四百万字。主要著作有《中印文化关系史论集》、《印度简史》、《罗摩衍那初探》、《印度古代语言论集》、《佛教与中印文化交流》、《简明东方文学史》、《糖史》、《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译释》等。主要译著：译自德文的有马克思著《论印度》、《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说集》等；译自梵文的有著名印度古代大史诗《罗摩衍那》（七卷）、印度名剧《沙恭达罗》和《优哩婆湿》、印度古代民间故事集《五卷书》等；译自英文的如梅特丽耶•黛维的《家庭中的泰戈尔》。此外，季羡林还主编过《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传世藏书》、《神州文化集成》、《东方文化集成》等书。

　　获得的主要奖项有：

　　1986年论文集《印度古代语言论集》获北京大学首届科学研究成果奖。

　　1987年论文集《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获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和政策研究优秀成果荣誉奖。

　　1989年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授予“从事语言文字工作三十年”荣誉证书。

　　1990年论文集《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获全国首届比较文学图书评奖活动“著作荣誉奖”。

　　1992年主编的《大唐西域记校注》获全国首届古籍整理图书奖。

　　1992年，印度瓦拉纳西梵文大学授予最高荣誉奖“褒扬状”。

　　1997年主编的《东方语言学史》获第三届国家图书奖。

　　1997年主编《印度古代文学史》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1999年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成果奖专著二等奖。

　　1998年德黑兰大学授予名誉博士学位。

　　1999年《季羡林文集》(24卷)获第四届国家图书奖。

　　2000年专著《文化交流的轨迹——中华蔗糖史》获长江读书奖“专家著作奖”。

　　2000年获得德国哥廷根大学博士学位金质证书。

　　2006年9月26日，在中国译协庆祝国际翻译日•资深翻译家表彰大会上，季羡林被授予“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

　　季羡林先生的品格

　　季羡林先生为人所敬仰，不仅因为他的学识，还因为他的品格。他说：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也没有丢掉自己的良知。他在他的书，不仅是老先生个人一生的写照，也是近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历程的反映。季羡林先生备受关注的《病榻杂记》近日公开发行。在书中，季羡林先生用通达的文字，第一次廓清了他是如何看待这些年外界“加”在自己头上的“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这三项桂冠的，他表示：“三顶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欢喜。”

　　本报特摘录几段季老的文字，看看这位97岁高龄的老人是如何对待罩在自己头顶的灿烂光环的——

　　图为季羡林和他心爱的猫。（资料照片）

　　■一辞“国学大师”

　　“环顾左右，朋友中国学基础胜于自己者，大有人在。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竟独占‘国学大师’的尊号，岂不折煞老身！”

　　现在在某些比较正式的文件中，在我头顶上也出现“国学大师”这一灿烂辉煌的光环。这并非无中生有，其中有一段历史渊源。

　　约摸十几二十年前，中国的改革开放大见成效，经济飞速发展。文化建设方面也相应地活跃起来。有一次在还没有改建的北京大学大讲堂里开了一个什么会，专门向同学们谈国学。当时主席台上共坐着五位教授，每个人都讲上一通。我是被排在第一位的，说了些什么话，现在已忘得干干净净。一位资深记者是北大校友，在报上写了一篇长文《国学热悄悄在燕园兴起》。从此以后，其中四位教授，包括我在内，就被称为“国学大师”。他们三位的国学基础都比我强得多。他们对这一顶桂冠的想法如何，我不清楚。我自己被戴上了这一顶桂冠，却是浑身起鸡皮疙瘩。

　　说到国学基础，我从小学起就读经书、古文、诗词。对一些重要的经典著作有所涉猎。但是我对哪一部古典，哪一个作家都没有下过死功夫，因为我从来没想成为一个国学家。后来专治其他的学术，浸*其中，乐不可支。除了尚能背诵几百首诗词和几十篇古文外；除了尚能在最大的宏观上谈一些与国学有关的自谓是大而有当的问题比如天人合一外，自己的国学知识并没有增加。环顾左右，朋友中国学基础胜于自己者，大有人在。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竟独占“国学大师”的尊号，岂不折煞老身(借用京剧女角词)！我连“国学小师”都不够，遑论“大师”！

　　为此，我在这里昭告天下：请从我头顶上把“国学大师”的桂冠摘下来。

　　■二辞“学界泰斗”

　　“这样的人，滔滔者天下皆是也。但是，现在却偏偏把我‘打’成泰斗。我这个泰斗又从哪里讲起呢？”

　　这要分两层来讲：一个是教育界，一个是人文社会科学界。

　　先要弄清楚什么叫“泰斗”。泰者，泰山也；斗者，北斗也。两者都被认为是至高无上的东西。

　　光谈教育界。我一生做教书匠，爬格子。在国外教书10年，在国内57年。人们常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特别是在过去几十年中，天天运动，花样翻新，总的目的就是让你不得安闲，神经时时刻刻都处在万分紧张的情况中。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一直担任行政工作，想要做出什么成绩，岂不戛戛乎难矣哉！我这个“泰斗”从哪里讲起呢？

　　在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中，说我做出了极大的成绩，那不是事实。说我一点成绩都没有，那也不符合实际情况。这样的人，滔滔者天下皆是也。但是，现在却偏偏把我“打”成泰斗。我这个泰斗又从哪里讲起呢？

　　为此，我在这里昭告天下：请从我头顶上把“学界(术)泰斗”的桂冠摘下来。

　　■三辞“国宝”

　　“ 是不是因为中国只有一个季羡林，所以他就成为‘宝’。但是，中国的赵一钱二孙三李四等等，等等，也都只有一个，难道中国能有13亿‘国宝’吗？”

　　在中国，一提到“国宝”，人们一定会立刻想到人见人爱憨态可掬的大熊猫。这种动物数量极少，而且只有中国有，称之为“国宝”，它是当之无愧的。可是，大约在八九十来年前，在一次会议上，北京市的一位领导突然称我为“国宝”，我极为惊愕。到了今天，我所到之处，“国宝”之声洋洋乎盈耳矣。我实在是大惑不解。当然，“国宝”这一顶桂冠并没有为我一人所垄断。其他几位书画名家也有此称号。

　　我浮想联翩，想探寻一下起名的来源。是不是因为中国只有一个季羡林，所以他就成为“宝”。但是，中国的赵一钱二孙三李 四等等，等等，也都只有一个，难道中国能有13亿“国宝”吗？

　　这种事情，痴想无益，也完全没有必要。我来一个急刹车。

　　为此，我在这里昭告天下：请从我头顶上把“国宝”的桂冠摘下来。

　　三顶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欢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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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浙江师范大学图书馆是否向外开放2、浙江师范大学图书馆的介绍3、浙师大图书馆借的书可以在行知学院图书馆归还吗4、浙江师范大学图书馆的机构设置浙江师范大学图书馆是否向外开放

不是对外开放的，现在用一卡通大部分情况下要刷卡的，除非你跟前面的人进去，不被发现应该没事的

浙江师范大学图书馆的介绍

浙江师范大学图书馆包括图文信息中心和邵逸夫图书馆两部分浙江师范大学图书馆，是浙江师范大学的文献信息中心，是为教学与科研服务的学术性机构，是学校信息化和社会信息化的重要基地。藏书1,915,592册，电子图书70万册，中外文期刊7000余种，3000余种国内外中、英文核心期刊及专业期刊，形成浙江师范大学图书馆了文、理相结合，以教育科学为重点的多学科藏书体系，基本覆盖了全校各类学科专业，具有较完整的中、外文文献情报检索体系的馆藏特色。同时该馆还拥有一系列电子资源，如超星数字图书馆、中国学术期刊镜像站、万方数据资源系统、天宇全文检索系统、Elsevier全文电子期刊数据库、EBSCO外文期刊数据库、Springer ，其中电子阅览室座位155个。邵馆大楼错落有致、美观大方，原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严济慈先生视察该校时曾经盛赞该馆“布局美观、整洁有序、管理先进”。

浙师大图书馆借的书可以在行知学院图书馆归还吗

不可以。浙江师范大学图书馆包括图文信息中心和邵逸夫图书馆两部分，是浙江师范大学的文献信息中心，是为教学与科研服务的学术性机构，借的书不可以在行知学院图书馆归还，因为别的图书馆没有借书者的个人信息，行知学院图书馆组建于2004年，作为学校的文献信息服务中心，在师生的教学和科研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浙江师范大学图书馆的机构设置

浙江师范大学图书馆实行校长领导下的馆长负责制浙江师范大学图书馆，截至2014年9月浙江师范大学图书馆，全馆共有工作人员113人浙江师范大学图书馆，其中正高职称3人、副高职称26人、中级职称72人。具有博士学位4人，硕士学位29人,本科学历67人。 分设办公室、采编部、流通部、期刊部、阅览部、信息咨询部、现代技术部和特藏部。

现任馆长陈兴伟，副馆长何华连、金文新。

具体部门设置如下： 地址：图书馆一楼 主任：王铁

成员:高源、滕秋茗

主要任务：

协助馆领导制订工作计划和规章制度，草拟工作总结、报告、通知；负责会议安排；协助馆领导处理日常有关事务；督促检查各项规章制度的执行情况。

处理来往函电；做好上情下达、下情上报工作，完成统计报表；负责文件资料的收发，做好印鉴和文书档案的保管。

负责图书馆办公用品的领取、采购、分发与保管，部分设备的购置，财务管理及水电等的维修联系。

负责职工考勤与福利工作，管理清洁卫生、门卫和安全保卫工作。

办理校内外联系接待工作。

负责报告厅的使用和管理。

管理外送装订、水电维修。 地址：图书馆一、三楼 主任：王云娣

成员：胡秀青、罗良道、张宏、潘琳、胡誉耀、夏明春、 强切云、刘华、陈志刚、刘学玉

主要任务：

运用各种方式为读者解答咨询。

根据教学需要，开设文献检索和利用等选修课；搞好新生培训的组织联系工作，上好如何利用图书馆的辅导课；搞好一小时专题讲座。

建设图书馆网站，介绍国内外数据库的利用、网络搜索引擎的使用，网络信息资源的分布及热门站点推荐等内容。

电子阅览室的收费、管理，资料的打印以及读者利用电子资源的辅导。

为校内重点科研项目开展代查代检服务。

开展馆际互借与文献传递服务。

试用数据库的联系，数据库的宣传及利用辅导。

随书光盘的整理、上传及其他光盘的查阅辅导。

图书馆网站信息的发布，内容的充实、制作与维护。

举办书评有奖征文活动。 地址：图书馆三、四楼 主任：方宝花 副主任：张凌

成员：冯福生、李健生、樊云仙、钱霞、杨云芳、吕永红、夏芬瑛、容春琳、汪维华、潘欣、袁嘉秀、叶胜红、朱巧兰、王薇、丁夷、许萍、程莲娟、李精松。

部门组成：

现期期刊阅览室（图书馆三楼）

过期期刊阅览室（图书馆四楼）

外文期刊阅览室（图书馆五楼）

外文书库（图书馆六楼）

视听室（图书馆四楼）

主要任务：

负责中、外文报刊的验收、划到、分发、归架和补缺，报刊合订本、特刊等资料的登记、分类、编目、分发和入库。

负责贯彻实施本部门的有关规章制度，督促读者执行文明守则。

管理各报刊阅览室、查阅室和报刊库，做好报刊资料的整理、流通、阅览和业务统计等工作。

配合师生教学和科研，编制各类文献索引，做好报刊的宣传、推荐和咨询工作。

负责报刊的整理、送装和验收等工作。 地址：图书馆二、三、四楼 主任：季鸿斌 副主任：黄桂凤

成员：张岚、沈兆力、汤允忠、童丽玲、施美春、邹艳兰、沈彦君、吴丽娜、赵芳、李旭、陈红梅（大）、刘应芳、王建树、马淑兰、王静生、詹文君、杨莉、黄平仪、张桂芬、张红春、郝璐、缪存影、王瑞军、诸葛元

部门组成：

第一开架书库（图书馆二楼）

第二开架书库（图书馆三楼）

新书借阅室（图书馆二楼)

综合阅览室（图书馆二楼)

外文图书借阅室（图书馆四楼）

主要任务：

负责正确使用计算机图书流通管理系统，做好馆藏图书资料的流通工作。

负责读者借阅证的发放和管理，办理读者离校手续。

配合教学、科研，开展图书宣传，介绍新书，推荐好书。

调查、统计、分析图书利用情况和读者的阅读倾向。向采访及其他有关部门反馈需求信息。

教育读者爱护图书，对污损和偷窃图书者，照章处罚。

开展导读活动，解答读者检索和借阅图书资料中遇到的有关问题。

做好新书借阅室的管理和借阅工作。 地址：图书馆一楼 主任：黄光明

分编成员：蒋文虹、陈红梅（小）、徐群、侯丽红、蒋蕾英、陈高潮、陈丽群、卢坚萍、李林华

采购成员：陈健、杨志江

部门组成：

采访室（图书馆一楼）

编目室（图书馆一楼）

样本书库（图书馆一楼）

主要任务：

根据学校教学科研与对学生进行素质教育的需要，采访要增强精品意识，多渠道搜集、采选和补配各类中外文纸质与电子文献资料，形成具有本校特色的馆藏体系。

负责书刊预订的数据输入工作。在订单发出前对预订的图书进行查重。经常与各学院系保持联系，并及时向馆领导反映文献购置费的使用情况。

负责中外文图书的验收、查重、数据下载与图书分类、编目工作。

编制新书通报，打印财产账。负责接收读者的新书推荐工作

负责馆内图书的典藏、分配和调拨，做好典藏图书的管理和借阅。

管理、维护好本部门的电脑及其它设备，做好有关业务统计与卫生、安全工作。 地址：图书馆一楼 副主任：张力

成员：林弘、于林海、徐贲

主要任务：

负责本部业务工作，与各部通力合作，努力把现代化技术应用于图书情报工作，重点抓好计算机在图书采购、编目、流通、期刊管理等领域的应用。

关注现代化技术应用动态，努力学习、掌握和储备有关的知识、技能与技巧。

提供积极意见，参与制定实现现代化技术服务的规划、项目论证、经费预算、设备购置、实施步骤等工作。

负责全馆现代技术设备的验收、保管、维护、维修、系统管理、软件开发等工作，保证计算机管理系统和其他技术设备的正常运行。

积极开展科学研究和学术交流，在提高自身业务素质的同时，逐步带动全馆，促进全馆的现代化管理水平。

负责本部的各项统计工作。 地址：老图书馆 副主任：冯春生

成员：潘建民、金明生、陈淑君、张雅琴、柳斌、林瑞华

主要任务：

本部为特藏书刊，工作人员要加强管理，倍加爱护，并督促读者执行文明守则。

负责线装古籍订购、验收、分类编目、登记入册，负责特藏书刊的查访收集整理工作。

做好阅读辅导工作，认真解答读者咨询。

做好本部门的卫生和安全工作，保证做好防潮、防蛀、防光工作。按时统计、上报读者借阅人数。

负责古籍编目上网工作。

　先生生于书香世家，家学渊源颇为深厚。吕氏先祖原居江苏宜兴，明永乐年间才迁居至常州。吕家世代仕宦，先祖吕宫(字长音、苍忱，号金门)，为清代常州第一状元，下面是我为大家精心整理的文章，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生平简介

　吕思勉(1884～1957)字诚之，中国江苏武进(今常州市)人，出生于书香世家，15岁入县学。十二岁以后在父母师友的指导下读史书，了解中国历史。16岁自学古史典籍。1905年起，先后在苏州东吴大学、江苏省立第一师范专修科等校任教。1926年起，任上海光华大学国文系、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抗战期间，归乡闭户著书。抗战胜利后，重返光华大学。1951年院系合并后，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终生教授。

　史学代表作品：《白话本国史》、《吕著中国通史》、《秦汉史》为代表的四部断代史、《吕思勉读史札记》等。

　家学渊远，遍读群书

　先生生于书香世家，家学渊源颇为深厚。吕氏先祖原居江苏宜兴，明永乐年间才迁居至常州。吕家世代仕宦，先祖吕宫(字长音、苍忱，号金门)，为清代常州第一状元，官至弘文院大学士，《清史稿》有传;高祖父吕子珊，嘉庆十五年庚午顺天乡试举人，曾任河南偃师知县;曾祖父吕佑逊，道光二年壬午乡试举人，曾任安徽旌德教谕。祖父吕懋先，国学生，曾任江西奉新县知事。

　先生父亲吕德骥(字誉千)，生于咸丰二年(1852)，年轻时即享有文名，曾任江浦县学教谕，对《易经》深有研究。著有《抱遗经室读书随记》及诗集若干卷。母亲程梫(字仲芬)，生于咸丰三年(1853)，为武进名士程兆缙次女。亦能诗能文，著有《逸秋诗钞》及《读书随笔》各1卷。

　吕思勉自述治学经过云：

　“初能读书时，先父即授以《四库书目提要》。此为旧时讲究读书者常用之法，律于问津之初，作一鸟瞰，略知全体学科之概况及其分类也。此书经、史、子三部，予皆读完，惟集部仅读其半耳。”

　“予年九岁时，先母即为讲《纲鉴正史约编》，日数叶。先母无暇时，先姊即代为讲解。故于史部之书，少时颇亲。至此，先父又授以《日知录》、《廿二史札记》及《经世文编》，使之随意泛滥。虽仅泛滥而已，亦觉甚有兴味。”

　“至十六岁，始能认真读书。每读一书，皆自首讫尾。此时，自读正、续《通鉴》及《明纪》。先父授以汤蛰仙之《三通考辑要》，予以之与元本对读，觉所辑实不完具，乃舍之而读元本。此为予能自读书之始。”

　“甲午战时，予始知读报，其后则甚好《时务报》……予论政治利弊，好从发展上推求其所以然，亦且性好考证，故遂逐渐走入史学一路。自二十三岁以后，即专意治史矣。”

　以上四段，描写了他二十三岁前的学习情况：(一)他出生于史学气氛浓厚的家庭，幼承父、母、姊之教诲。(二)他从目录学入手。(三)他养成读书必读“元本”以及“自首讫尾”的习惯。(四)晚清内忧外患的局势，使他从注意“时务”、“推求”因果，而专意治史。

　1982年“吕思勉史学论著编辑组”撰写的《吕思勉史学论著前言》提到“吕先生从二十三岁起，就决心献身于祖国的学术事业”，先生幼年起便系统地阅读了经学、史学、小学、文学等的各种文史典籍，23岁后方专治于史学。在元史专家屠寄(字敬山)的影响下，先生始读辽金元史，从此爱好民族问题研究，并于二十三岁青年之际，首次读遍了二十四史，甚至有传闻说先生一生共读过3遍“二十四史”。

　执教于常、苏、沪、沈

　1905年他应常州溪山小学堂创办人朱少堂之聘，执教于该学堂;1906年二十四岁时，由沈问梅先生介绍，赴苏州教会学校东吴大学教国文历史，因气味不投，至暑假即辞去;同年11月15日，常州知府许星璧与士绅挥祖祁等人创设“常州府中学堂”，首任监督(即校长)，在校二年又二个月，深受师生(如钱穆即为先生在常州府中学堂时的学生)爱戴。

　1910年，屠宽的父亲屠敬山在南通主持张誉创办的南通国文专修馆，培养办理公文的人才，邀请他去帮忙。他便到南通任教授。

　1912年，又接受杨秉锉先生的延聘，在上海商学公会办的上海私立甲种商业学堂教应用文字，并教商业地理、商业经济。因无教科书，他就边参阅日文书，边讲授。

　1914年7月由沈颐介绍进中华书局当编辑，因在书局专事编辑教科书、参考书的工作，感到乏味，很想远游。1918年秋，先生的表姊夫杨成能介绍他去沈阳高等师范学校任教，于是辞去了中华书局的务。

　1919年冬，沈阳高师仍来延聘，乃于1920年初到沈阳。不久，他深感此间专制守旧，便提倡学生阅读新杂志书籍，认为“生今之世，总不容不了解今人之思想”并专门安排课时让学生阅读。

　20年代初，先生积十余年教学的经验和研究成果，写就《白话本国史》，于1923年9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受到史学界和广大读者的欢迎，成为二三十年代发行量最大的一部中国通史，长期被用作大学的教科书和青年“自修适用”的读物。史学家顾领刚先生对这部通史作了高度评价，说“编著中国通史的，最易犯的毛病是条列史实，缺乏见解，其书无异为变相的《纲鉴辑览》或《纲鉴易知录》之类，极为枯燥，及吕思勉先生出，有鉴于此，乃以丰富的史识与流畅的笔调来写通史，方为通史写作开了一个新的纪元。”可以说，《白话本国史》的出版奠定了先生在史学界和学术界的地位。

　1923年，应校长王饮鹤聘，赴江苏第一师范学校执教。在该校期间，他先后写成有关文字的著作四种。此外还编写了文学史讲义、群经概论、国文讲义等。

　进入光华大学

　1925年，上海发生“五册”惨案，激起了中国人民极大的愤慨，其中圣约翰大学暨附属中学的爱国师生为悼念被杀害的工人，举行罢课，并在校内下半旗致哀，美籍校长卜芳济竟然蛮横无理地将国旗拉下，踩在地上。于是学生553人，教员19人愤而离校，并谋创办光华大学。张寿铺先生任校长，知名学者如钱基博、张韵海、容启兆、颜任光、胡适、徐志摩、朱公谨、罗隆基、潘光旦、吴泽霖、廖茂如等，激于爱国热忱，纷纷来光华执教。

　时先生已应沪江大学之聘，教授中国哲学史、中国文字学等课程。但看到光华初创，便决定应光华国文系主任童伯章的邀请，赴光华任教，实实在在地为中国人自己办的大学出一把力，争一口气。从此，几与光华终生相伴，直至解放后院系调整，“光华”并入华东师范大学。

　他进光华后，初任国文系教授，后历史系设立，即延为主任。每周上课十多个课时，先后开过中国通史、中国近代史、中国社会史、中国文化史、中国民族史、先秦学术概论、宋明理学、经子解题、史籍研究法及文字学等十余门课程。他常穿深色的长衫或袍子，戴一副深色的近视眼镜，谦逊、质朴、睿智而又自信，具有东方学者的风度和气质。他的讲课富有魅力，很多受业的学生认为听他讲课是一种享受。他上课时带几本古籍上堂，先用浅近的文言文，以刚劲挺拔的书法，写上一二段提纲，然后边踱方步边缓缓讲授，言词清晰，语气平和，引经据典，脱口而出。先生对学生的考核也别具一格，富有特色。下面录其一组试题，可见之一端：

　《中国通史乙组试卷》

　习惯、法律，村于离婚往往加以禁胆。其故安在其得失若何

　或谓社群制度为女子之友，家庭制度为女子之敌，其说若何

　试述女系氏族易为男系之由。

　宗法之制，所联络之人，血缘关系实多疏远，何以仍能有亲爱之情

　试述氏族崩溃，家庭代兴之故。

　古以多男为福，谚称养儿防老。然实际上，现代父母欲得其子孝养甚难，试就经济制度，刽析其故。

　齐有巫儿之制，本以女主祭祀，然后世宗祧继承，必专于男，其故安在

　或谓今人之牲，实为无用之长物，仅因习惯而存在，其说然欤

　右九题，作一题即可完卷，九题全作，亦无不可，总之多少不构，能勿抄录原文最佳，见解与讲义不同，或相反背，均无不可。

　　辜鸿铭(1857718-1928430)，字汤生，号立诚，自称慵人、东西南北人，又别署为汉滨读易者、冬烘先生，英文名字Tomson。以下是我整理的国学大师辜鸿铭介绍的相关资料，希望对你有帮助!

　　国学大师辜鸿铭介绍

辜鸿铭(1857718-1928430)，字汤生，号立诚，自称慵人、东西南北人，又别署为汉滨读易者、冬烘先生，英文名字Tomson。祖籍福建省同安县，生于南洋英 属马 来西亚槟榔屿。学博中西，号称"清末怪杰"，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腊、马来亚等9种语言，获13个博士学位，是满清时代精通西洋科学、语言兼及东方华学的中国第一人。

他翻译了中国"四书"中的三部--《论语》、《中庸》和《大学》，创获甚巨;并著有《中国的牛津运动》(原名《清流传》)和《中国人的精神》(原名《春秋大义》)等英文书，热衷向西方人宣传东方的 文化 和精神，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西方人曾流传一句话:到中国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不看辜鸿铭。

　国学大师辜鸿铭人物生平

1857年7月18日，辜鸿铭生于南洋马来半岛西北的槟榔屿(马来西亚的槟城州)一个英国人的橡胶园内。早年，他祖辈由中国福建泉州府惠安县迁居南洋，积累下丰厚的财产和声望。他的父亲辜紫云当时是英国人经营的橡胶园的总管，操流利的闽南话，能讲英语、马来语。他的母亲则是金发碧眼的西洋人，讲英语和葡萄牙语。这种家庭环境下的辜鸿铭自幼就对语言有着出奇的理解力和 记忆力 。没有子女的橡胶园主布朗先生非常喜欢他，将他收为义子。自幼让他阅读莎士比亚、培根等人的作品。

1867年，布朗夫妇返回英国时，把十岁的辜鸿铭带到了当时最强大的西方帝国。临行前，他的父亲在祖先牌位前焚香告诫他说：“不论你走到哪里，不论你身边是英国人，德国人还是法国人，都不要忘了，你是中国人。”

1870年，14岁的辜鸿铭被送往德国学习科学。后回到英国，掌握了英文、德文、法文、拉丁文、希腊文。并以优异的成绩被著名的爱丁堡大学录取，并得到校长、著名作家、历史学家、哲学家卡莱尔的赏识。

1877年，辜鸿铭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后，又赴德国莱比锡大学等著名学府研究文学、哲学。此时，辜鸿铭获文、哲、理、神等十三个博士学位，会操九种语言。他在德国人举办纪念俾斯麦百年诞辰会上所作的即席演讲，博得一片喝彩。他还会用拉丁文作诗。民初上海愚园路廊壁上镶嵌的拉丁文的诗，系辜鸿铭手笔。后来，蔡元培去莱比锡大学求学时，辜鸿铭已是声名显赫的知名人物;而40年后，当林语堂来到莱比锡大学时，辜鸿铭的著作已是学校指定的必读书了，在林语堂的《京华烟云》一书中曾提及辜鸿铭。14年的 留学 生活使富有天赋的少年辜鸿铭成为精通西方文化的青年学者。

1880年，辜鸿铭结束自己14年的求学历程返回故乡槟城。

1881年，遇到马建忠并于其倾谈三日，思想发生重大改变，随即辞去殖民政府职务，学习中国文化。

1883年，开始在英文报纸《字林西报》上发表题为“中国学”的 文章 开始，他昂首走上宣扬中国文化、嘲讽西学的写作之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几年里，他还将《论语》、《中庸》译成英文，相继在海外刊载和印行。后来又翻译了《大学》。

1885年，辜鸿铭前往中国，被湖广总督张之洞委任为“洋文案”(即外文秘书)。张之洞实施新政、编练新军，也很重视高等 教育 。他在晚清实权派大臣张之洞幕府中任职二十年，主要职责是“通译”。他一边帮助张之洞统筹洋务，一边精研国学，自号“汉滨读易者”。

1891年，俄皇储来华，赠其镂皇冠金表。

1893年11月29日，在辜鸿铭鼎力谋划并拟稿，再呈张之洞审定，于光绪十九年十月二十二日以《设立自强学堂片》上奏光绪皇帝，筹建由国人自力建设、自主管理的高等学府——自强学堂(武汉大学前身)，得到钦准。自强学堂正式成立后，蔡锡勇受命担任总办(校长)，辜鸿铭任方言教习，成为自强学堂一代名师。

1898年，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晤访。

1901年，清廷曾以“游学专门”名誉赐他为“文科进士”。

1905年，辜鸿铭任上海黄浦浚治局督办。

从1901至1905年，辜鸿铭分五次发表了一百七十二则《中国札记》，反复强调东方文明的价值。

1906年，与俄国作家托尔斯泰书信往来。

1908年，宣统即位，辜任外交部侍郎。

1909年，英文著本《中国的牛津运动》(德文译本名《为中国反对欧洲观念而辩护：批判论文》)出版，在欧洲尤其是德国产生巨大的影响，一些大学哲学系将其列为必读参考书。

1910年，他辞去外交部职务，赴上海任南洋公学监督。

1911年，辛亥革命后，辜辞去公职。

1913年，和泰戈尔一起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

1915年在北京大学任教授，主讲英国文学。《春秋大义》(即有名的《中国人的精神》)出版。他以理想主义的热情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才是拯救世界的灵丹，同时，他对西方文明的批判也是尖锐的深刻的。很快《春秋大义》德文版出版了，在正进行“一战”的德国引起巨大轰动。

1917年，蔡元培执掌北大时，提出了“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的用人主张，创中国大学昙花一现的鼎盛时代。辜鸿铭被邀请教授英国文学。

1920年，英国作家毛姆来访。

1921年，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来访。

1923年，蔡元培辞去北大校长职务，辜鸿铭也紧随辞职。不久，经人推荐到一家日人办的英文报馆当总编。

1924年，辜鸿铭赴日本讲学三年，其间曾赴台湾讲学，由台湾远亲鹿港辜家的创始人辜显荣招待。4月23日，印度诗哲泰戈尔访华，辜鸿铭与梁启超、蔡元培、胡适、梁漱溟、熊希龄、蒋梦麟等前往北京前门车站迎接。同年，见溥仪。

1927年，辜鸿铭从日本回到故国。不久妻子淑姑去世。日本人推荐他做新组建的“安国军政府”大帅张作霖的顾问。张作霖对这位穿前清服饰，留小辫的老古董很奇怪，直截了当地问：“你能做什么事”辜鸿铭怔怔地看着这位大帅，丝毫也找不到当年张之洞总督那待人如宾的影子，乃拂袖而去。

1928年4月底，奉系军阀张宗昌内定辜鸿铭为山东大学校长，辜鸿铭也有意前往执掌。但染了感冒，请了法国医生来看，不见好转。30日，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

　国学大师辜鸿铭主要成就

个人著述

辜鸿铭的仕途生涯不足一谈，他一生 事迹 的意义及其重要性在于沟通中西文化并诉诸于翻译事业。为了让西方人了解中国的孔孟哲学，精神道义，他勤于写作。辜氏一生著述颇丰，且多用流利的英文写成，其目的即在于使西方人了解，并通过了解进而尊重中国文化。

英文专著

1PapersfromaViceroy'sYamen：AChinesePleafortheCauseofGoodGovernmentandTrueCivilization封面上有赵凤昌亲笔手书的中文书名《尊王篇》。该书于1901年在上海出版，乃是辜鸿铭自和义和团运动以来，陆陆续续发表于《日本邮报》等报刊上的系列英文政论文章结集而成的合集。该书出版后，欧洲人争相购买传阅，当时在国际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清史稿》本传中说：“辜氏以英文撰《尊王篇》，申大义，列强知中华以礼教立国，终不可侮，和议乃就。”

2ETnunc，reges，intelligite!TheMoralCauseoftheRussia-JapaneseWar(《当今，皇上们，请深思!日俄战道德原因》)，它从1904年12月10日起在《日本邮报》上连续发表，1906年结集于上海刊行。主要讨论日俄战争在道义方面的根源，兼及中西文明问题，并批评俄日双方的政策。

3TheStoryofaChineseOxfordMovement(《中国牛津运动 故事 》)，是辜鸿铭为纪念张之洞而作，1910年首次在上海出版。书中他将张之洞比作英国19世纪的红衣主教纽曼(CardinatNewman)，把张之洞领导的维护中国纲常名教的清流运动和纽曼在英格兰教会攻击自由主义的牛津运动作了对比研究，指出张之洞的清流运动和纽曼的牛津运动都是反对和攻击同一个敌人——现代欧洲高度物质文明的破坏力量。

4TheSpiritoftheChinesePeople(《中国人的精神》，又名《春秋大义》)，这是辜鸿铭向西方宣传中国 传统文化 的代表作。该书1915年在北京首次出版，并很快由德国学者奥斯卡·A·H·施密茨(OscarAHSchmitz)译成德文，一时轰动西方。书中力阐中华民族的精神和中国文明的价值，鼓吹中国文化救西论。全书分为绪言、导论、正文和附录四个部分。

此外，辜鸿铭还常在英文报刊上发表文章，《字林西报》(又名《华北日报》，NorthChinaDailyNews)、《日本邮报》(JapanWeeklyMail)、《北京日报》(BeijingDailyNews)、《密勒氏远东评论》(Millard'sReviewoftheFarEast)、《华北正报》(NorthChinaStandard)、《泰晤士报》(TheTimes)等英文报刊都是他批判西方，阐扬“周孔之道”的阵地。

辜鸿铭的文章发表之后，西方人既惊讶又非常佩服，德国人和日本人尤其如此，为了让更多的国人了解这位东方圣哲的思想和学说，他们把辜鸿铭的文章分别译成德文和日文。1920年，在德国莱比锡出版了由奈尔逊教授翻译的辜鸿铭论文集VoxClamantis(《呐喊》，又名《哀诉之音》)。德国汉学家卫礼贤(RichardWilhelm)则编译了辜鸿铭文集《中国对于欧洲思想之反抗：批判论文集》，该书主体为《中国牛津运动》。辜鸿铭在日本讲演的论文由日本大东文化协会集结成《辜鸿铭讲演集》于1925年在日本刊行。1941年日本人萨摩雄次在日本编译出版了《辜鸿铭论集》，主要篇目是从《辜鸿铭讲演集》和《中国人的精神》中选译出来的。作为翻译家，辜鸿铭的贡献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将中国经典古籍《论语》、《中庸》、《大学》等译成英文，在清末民初的中书英译中最享盛誉;另一方面是将外国诗歌等翻译成中文，主要有威廉·柯伯的《痴汉骑马歌》和柯勒律治的《古舟子咏》，成为近代中国向国内译介西方诗歌的先驱。

中国四书五经的翻译最早始于明末清初。当时来华的外国传教士和汉学家把《诗经》、《易经》、《论语》、《老子》等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移译成多种文字传到欧美，有拉丁文、英文、意大利文、法文等译本。要把中国古代经籍译成西方文字，就得同时精通对译的两种语言，能够透彻理会两国文化，并非一般人所能担任。而这些传教士和汉学家大多数只是粗通汉语，因此翻译出来的作品中存在着许多不足之处，有的甚至是积字成句、积字成篇，根本无法从整体上体现中国文化的精奥之处。

到了近代，翻译孔孟著作最出名的要属理雅各(JamesLegge)。理雅各是个有名的汉学家，汉语造诣很高。在王韬的协助下，他把中国“十三经”中的十部经书译成英文，统称为《中国经典》(TheChineseClassics)，在西方享有很高的声誉，至今被许多西方人视为标准译本。但由于英汉两国语言、文化、 思维方式 等方面存在着巨大差异，因此理雅各的翻译虽较之以前的译著相对准确，仍不免有误解曲解、死译硬译、断章取义的现象。

辜鸿铭早在1884年发表的《中国学》一文中就指出：理雅各翻译《中国经典》的工作不过是应时之需，虽然数量惊人，但并不都令人满意。辜鸿铭认为正是这些传教士和汉学家歪曲了儒家经典的原义，糟蹋了中国文化，并导致西方人对中国人和中国文明产生种种偏见。为了消除这些偏见，他决定自己翻译儒家经典。1898年辜鸿铭在上海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译著《论语》(TheDiscoursesandSayingsofConfucius：ANewSpecialTranslation，IllustratedwithQuotationsfromGoetheandOtherWriters)，1906年又推出了第二本译著《中庸》(TheUniversalOrderorConductofLife)，后来他又翻译了《大学》(HigherEducation)，但是没有正式出版发行。他在《论语》译序中声称：我们只想在此表达一个愿望，希望那些有教养有思想的英国人在耐心读过我们的译作之后，能够 反思 一下他们对中国人已有的成见，并能因此修正谬见，改变他们对于中英两国人民与人民、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态度。

辜鸿铭翻译儒经最突出的一个特点是意译法，即采用“动态对等”的 方法 ，使译文在表达思想方面起到与原文相同的作用，而不是原文与译文之间字栉句比的机械性转换。在《论语》译序中，他就明确指出他的翻译目的是“让普通英语读者能看懂这本给了中国人智力和道德风貌的中文小册子”，因此他努力“使孔子及其弟子的谈话方式，就像有教养的英国人在表达与这些中国俊杰同样的思想时一样。”在《中庸》译序中，他进一步阐明他的翻译观点：“彻底掌握其中之意义，不仅译出原作的文字，还要再现原作的风格。”辜鸿铭在具体的翻译工作中，确实努力实践着这一翻译宗旨。

辜鸿铭再现原作风格的努力还体现在以诗译诗，即把《论语》、《中庸》等中出现的诗歌片段同样用诗歌的形式表现出来。由于辜氏精通中英文，所以译得颇为成功。

辜鸿铭翻译儒家书籍的另外一个重要特点是引用歌德、卡莱尔、阿诺德、莎士比亚等西方著名作家和思想家的话来注释某些经文，这在儒经翻译史上还是第一次。辜鸿铭在《论语》译序中解释了其用意：“为了让读者彻底理解书中思想的含义，我们引用了欧洲一些非常著名作家的话，作为注释。通过唤起业已熟悉的思路，这些注释或许可以吸引那些了解这些作家的读者。”近代中国于西方的文化交流虽然是双向的，但“西学东渐”的势力始终要比“东学西渐”强大得多，且西方人在对东学进行选择时总是带着殖民者高高在上的蔑视态度，因此，与东方文化的隔膜甚深。在这种情况下，辜氏的儒经注释法对于帮助西方读者理解中国文化无疑是很有意义的。

除了引用欧洲名家作注之外，辜氏还在注释中将书中出现的中国人物、中国朝代与西方历史上具有相似特点的人物和时间段作横向比较。如将颜回比作圣·约翰，子路比作圣·彼得，尧比作亚伯拉罕等。对于夏朝这样一个时间概念，辜鸿铭作了这样的比拟：夏朝之于孔子时代的人就如希腊历史之于现代欧洲人。这样的比较未必恰当，但却有助于那些对中国文化知之甚少的西方人更好地把握儒家经典的内容。

辜鸿铭所译的《论语》、《中庸》等较之以前西方传教士和汉学家的儒经译本有了质的飞跃，可以说是儒经西译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但由于思想和时代的局限性，他的译作中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之处。

辜鸿铭译经最大的缺点在于过分意译。其表现之一就是在把握大意的前提下，随意增添许多原文没有的内容。对于辜鸿铭英译儒经，曾存在过两种截然相反的评价：一种是赞美推崇，一种是否定批评。持前一种观点的以林语堂为代表。林语堂在《从异教徒到__徒》一书中这样评价道：“他(辜鸿铭)了不起的功绩是翻译了儒家《四书》的三部，不只是忠实的翻译，而且是一种创造性的翻译，古代经典的光透过一种深的了然的哲学的注入。他事实上扮演东方观念与西方观念的电镀匠。他的《孔子的言论》，饰以歌德、席勒、罗斯金、及朱贝尔的有启发性的妙语。有关儒家书籍的翻译，得力于他对原作的深切了解。”持否定态度的则以王国维为代表。王国维曾认真研读过辜氏翻译的《中庸》，并著书《汤生英译〈中庸〉后》一文指陈其中大小弊病若干条，认为辜鸿铭的翻译尝试乃一大失败。

不管人们对辜鸿铭译经活动的评价如何，但他对中华文化的阐释宣扬功不可没。他所译的《论语》，流传甚广;所译的《中庸》曾被收入在《东方智慧丛书》中。辜鸿铭也因此在西方声名大噪。他以极大的热情和创造性把中国传统文化介绍给西方世界，在中西文化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学贯中西

辜鸿铭学贯中西。当年，辜鸿铭在东交民巷使馆区的六国饭店用英语讲演《春秋大义》，不但要售票，而且票价要高于“四大名旦”之首的梅兰芳。梅兰芳的戏票价格为一元二角，而辜鸿铭的讲演票则开价两元，却还很叫座。足见他在外国人心目中的地位。

辜鸿铭的学问是先西后中、由西而中，辜鸿铭的装束也是先西后中、由西而中。回国之后，乃至当幕僚期间都是西装革履，后来便是长袍马褂，头顶瓜皮小帽，足蹬双梁布鞋，脑后拖着一条黄毛小辫，而且进入民国之后，他也衣冠不异昔时。周作人在《北大感旧录》中描写辜鸿铭“生得一副深眼睛高鼻子的洋人相貌，头上一撮黄头毛，却编成了一条小辫子，冬天穿枣红宁绸的大袖方马褂，上戴瓜皮小帽;不要说在民国十年前后的北京，就是在前清时代，马路上遇见这样一位小城市里的华装教士似的人物，大家也不免要张大了眼睛看得出神吧。尤其妙的是那包车的车夫，不知是从哪里乡下去特地找了来的，或者是徐州辫子兵的余留亦未可知，也是一个背拖大辫子的汉子，同课堂上的主人正好是一对，他在红楼的大门外坐在车兜上等着，也不失车夫队中一个特殊的人物。”

辜鸿铭推崇儒家学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而且能言善辩，处处体现着他的机智与幽默。“他在北大教的是拉丁文等功课，不能发挥他的正统思想，他就随时随地要找机会发泄”。有一次，他在椿树胡同的家中宴请欧美友人，局促而简陋的小院已够寒酸，照明用的还是煤油灯，昏暗而又烟气呛鼻，而且，这帮欧美友人也不清楚“晋安寄庐”的真实含义。于是，就有人说：“煤油灯不如电灯和汽灯明亮。”辜鸿铭知道：“我们东方人，讲求明心见性，东方人心明，油灯自亮。东方人不像西方人那样专门看重表面工夫。”辜鸿铭的一番高论，还真把他的欧美友人给唬住了。

推崇国学

精通西学的辜鸿铭，在潜心精研国学后，有了一个比较，就此产生了一个持守终生的定见。他以为儒家学说之仁义之道，可以拯救弱肉强食竞争中出现的冷酷与毁灭;他相信，正被国人摒弃的传统文化，恰是拯救世界的良方，而儒学即是这个文化精髓所在。故他不仅自己顶礼膜拜，更不遗余力推向世界，以为肩起强化中国、教化欧美的重任。他以英文发表的《中国学》，几乎就是一篇国学宣言。此后他所著述的《中国札记》、《中国的牛津运动》、《春秋大义》(即《中国人的精神》)等，所翻译的“四书”中的三书《论语》、《中庸》、《大学》等中国传统典籍，卖力向世界传播儒家学说，鼓吹东方文化，在西方引起极大反响。应该说在此之前，还没谁更系统、完整、准确地向域外有意识地传输国学典籍。

春秋大义

辜鸿铭精通英、德、法等近十国文字，尤其擅长英文写作，被孙中山、林语堂推为中国第一。

1915年，辜鸿铭在北京出版了《中国人的精神》(SpiritofChinesePeople)一书，汉语题名“春秋大义”。不久即被译成德、法、日等多种文字出版，一时轰动东西洋，在德国甚至掀起了持续十几年的“辜鸿铭热”。《中国人的精神》是辜鸿铭最有影响的英文代表作品，全书系由作者1914年发表于英文报纸《中国评论》、以“中国人的精神”为核心的系列论文结集而成。面对当时西方列强对中华民族的欺凌和对中国文化的歧视，辜鸿铭论述的主旨就是揭示中国人的精神生活，阐发中国传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