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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史学研究的受人注意是近20年以来的事。总的发展态势是，由轻视到重视，渐趋繁荣。其特点是， 以系统研究为主，零星研究为辅。具体地说，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研究队伍的扩大。20世纪80年代后，人们开始重视明代史学的研究。董朴垞《中国史学史长编目录》 ，于明代专列一编，下分开馆修元史、敕编大典与奏议、设馆修会典实录、建议修国史、治目录校雠学、补续通鉴、通鉴纲目及纪事本末、改撰陈志、改编宋史、补续三通、成史论派、喜谈本朝掌故11章，下面列举了35部书。这部《长编》虽未编成，但这个目录，对于明代史学研究来是有意义的。它拓宽了学人对明代史学成就的认识，也为明代史学研究课题选择作了向导。 仓修良是比较早重视明代史学者。其《中国古代史学史简编》（1983），专门设有“再度以褒贬人物为中心的明代史学”一章，下分形成重当代、重人物褒贬的原因、明代传记概述、明代设馆编纂的史书、王世贞和李贽的史学思想、谈迁和他的编年史著《国榷》、其他野史举要（明清之际野史成风、张岱的《石匮藏书》和《石匮书后集》、查继佐的《罪惟录》、计六奇的《明季北略》和《明季南略》）六节，开明代史学研究的先河。 张孟伦对明代史学也算重视。《中国史学史》（1985）下册设有明修《元史》、明修史书杂述、李贽史论三章。“明修史书杂述”提到了《石匮藏书》、《罪惟录》、《国榷》、王世贞著作、《明名臣琬琰录》、《列卿纪》、《今献备遗》、《皇明世法录》等。虽较简单，但总算有一定的位置。 朱仲玉认为明代史学有值得肯定之处，“并不如《四库》所说那样糟糕”，关键是要去挖掘。他选择宋濂、王祎、柯维骐、焦竑等人作为突破口，对明代史学作了初步的研究，发表了几篇开拓性的明代史学论文 。 台湾中国文化大学的吴智和也是较早重视明代史学研究者。他严厉地批评了前人对明代史学的轻视，“持平而论，明代史学成就，由总的方面来说，仍有其可观之处。虽然明代史学不及宋代名家辈出，但是史学风气的昌盛，以及学术各方面呈现平稳的发展，且下开有清一代的学术风气”。“有感于今人对明代史学成就，大多安于既有陈说旧学，而少有人愿意朝此去推求这方面知识的广度，以增实新知。如此安于现状的学术研究风气，实有待于有心人士共同努力去破除与开发，并加以导正”，他率先选择了不为前人所注意的何良俊、沈德符、谢肇淛、顾起元、朱国祯五人作为突破口，拟结集为《明代嘉崇间的史家及其史学》。“并期盼由点的建立扩展至面的研究”，如此一部完整的《明代史学史》“或许有朝一日能粗具面目也说不定” 。可惜，作者后来的治学兴趣转移到明代茶文化与教官文化研究上，于明代史学只写了朱国祯、何良俊、谢肇淛3人的长篇论文。 南开大学的杨翼骧对明代史学史也有过系统的摸底调查，其《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第三册是元明部分的。以编年方式，汇录、考辨明代史学，此为系统的第一部。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不少人以明代史学为中心，做成了博士论文。如武汉大学的谢贵安博士著《明实录研究》。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毕业、现任职于静宜大学的廖瑞铭博士，写了《明代野史的发展与特色》（1994）。南开大学的李小林博士著《万历官修本朝正史研究》。北京师范大学的向燕南博士撰写了《晚明史学思潮研究》。南开大学毕业、现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杨艳秋博士撰写了《明代史学探研》。南开大学毕业、现任职于广西师大的任冠文博士著《李贽史学思想研究》（1996）、南开大学的孙卫国博士著《王世贞史学研究》。这7部博士论文，无疑是明代史学研究的前沿之作，值得读一下。 此外，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李焯然也是比较早治明代史学者，写过丘濬《世史正纲》、焦竑史学研究的论文。大陆的葛兆光、罗仲辉、姜胜利、李小树、吴振清、赵承中、夏素清、殷梦霞，台湾、香港的林庆彰、杨永安、高春缎、吴金娥、姜公韬等也对明代史学有所研究。其中，葛兆光的《明代中后期三股史学思潮》、《明清之际中国史学思潮》两文，简明扼要地勾勒出了明清之际中国史学思潮的演变轨迹，至今让人称道。 第二是研究条件的成熟。20世纪80年代，研究明代史学史，在资料上有两个困难：一则是使用不便。明人所作史籍，按目前的古籍标准，入善本范围。一入善本，只能手抄，不能复印。二是收藏分散。明人史著，分散在全国各个图书馆，以一人精力，不易遍览。幸好，这些困难，在近10多年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当归功于影印技术的广泛使用。台湾自影印《四库全书》后，又接连出了《元明史料丛书》、《明代史籍汇刊》、《明清史料丛刊》、《明代传记丛刊》等丛书。在台湾古籍影印风的波及下，大陆出版界也纷纷做起古籍影印工作。特别是《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续修四库全书》、《四库禁毁书丛刊》、《四库未收书辑刊》、《中国野史集成》等大型古籍丛书的出版，将明代古籍的影印工作推向了高峰。最近十几年，中国的古籍数字化步骤在加快。《四库全书》、《四部丛刊》、《汉籍电子文献》（台湾中央研究院）及建设中的《中国基本古籍库》、《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等大型丛书的电子化，则使古籍的使用完全上升到了现代化水平。在电子版背景下，省略了复印与打字程序，使古籍资料的搜集与使用实现了“零接口”。几秒种的复制与粘贴，就可以使古籍资料变成自己想要的文本格式资料。明代史著的由由分散到集中，由“线装版”到“影印版”再到“电子版”，使读者足不出户，就可以自由纵情阅读、随意复制，这极大地便利了明代史学的研究工作，推动了明代史学研究的向前发展。 第三是研究成果的繁荣。经过近十多年的研究，到了世纪末的今天，我们已经可以明确宣告，明代史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成熟时期。这种成熟表现为：一是基础工作的扎实。杨翼骧《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第3册，1999）、钱茂伟《明代史学编年考》（2000）的出版，使明代史学研究建立在扎实的基础之上。二是专题研究面广，且有一定的深度。明代史学史上重要或稍次的史家与史著，都有了研究论文。有的甚至有很多论文，形成过小小的热点。三是综合研究的进行。在专题研究基础上，写出了一系列宏观思考的文章。四是出了不少专题性的论著，如张建业《李贽评传》（1982，2000年又出过修订本）、杨永安《祝允明之思想与史学》（1987）、王慎荣《元史探源》（1991）、谢贵安《明实录研究》（1995）、李小林《万历官修本朝正史研究》（1999）、任冠文《李贽史学思想研究》（1999）。五是明代史学思想史的出版。吴怀祺主编了一套多卷本的《中国史学思想史》，其中的明代卷（2002）是向燕南撰写的。作者选取了宋濂、王祎、丘濬、陈建、薛应旂、王世贞、李贽等著名史家，就其史学思想作了深入的解剖，有一定的新意。六是明代史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在中国史学史教材中有所体现。李炳泉等主编的《中国史学史纲》（1997）的明代史学部分是笔者撰写的，大体上勾勒了明代史学的发展全貌，比之此前的史学史教材来说，明代史学部分充实多了。瞿林东的《中国史学史纲》（1999），于明代史学着墨不少，内容写得比较饱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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