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中国瓷器古董拍卖·第三节 中国古籍及手稿拍卖

作者：祝君波 文章来源：精拍网特稿 点击数：321 更新时间：2006-12-8 12:44:09

古旧书的拍卖在海外市场起步更早。据资料显示，著名的克里斯蒂、苏富比拍卖公司其创始人克里斯蒂先生、苏富比先生在200多年前都是经营旧书的书商，后由书商引进了现代拍卖方式，创办了著名的拍卖行。时至今日，伦敦还时常举办古旧书的专场拍卖会。1788年伦敦苏富比就曾拍卖一本第二版的《***宣言》，以22万英镑成交。

在我国，旧书的交易古已有之。建国以后各地更保留古籍书店，专营古版书尤其是珍稀版本图书，并以北京琉璃厂的中国书店和上海福州路的古籍书店最为有名。1993年起，北京率先创办中国古籍版本拍卖会，10年来形成了如下特征：

1 形成了以嘉德、瀚海、中国书店三家拍卖行为主的北京中心市场；上海由朵云轩、国际拍卖、嘉泰等公司为主形成南方中心市场，但声势和级别次于北京。

2 在90年代，古籍版本的拍卖一直作为书画的陪衬，拍卖叫好不叫座，成交额不高。一家拍卖公司的总成绩往往在200-300万元，每件拍品大致在万元左右。进入新世纪，古籍拍卖成绩总额有了明显的提高，每场拍到上千万元的也曾呈现。

3 以往单件拍品成交在二三十万元的已很罕见，目前则出现了几百万、甚至近千万元的价位。

4 古籍拍卖的结构发生了变化。初期以中国古书为主，近年来手稿、信札占的比重大为提高，古籍拍卖的三大板块：古书、碑刻和手迹各显秋色，趋于成熟。

5 拍卖使古籍的文化价值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不仅书商们热衷于此，而且国家收藏单位和投资家也开始介入。

一 中国古籍版本各门类的价格表现

以上三张价位表显示，北京市场以及上海市场2002年拍卖中受人们欢迎的30件高价位古籍其门类分别为：古书类11种，占30种的366%，合计147万元，占总成交价1188万元的1237%；碑刻类8种，占30种的243%，合计4048万元，占总价的34%；手迹类11件，占36 6%，合计10005万元，占总价的8442%。具体可作如下分析：

1 古籍版本的价格举例

在90年代中期，古籍版本曾有一些比较典型的价格。1995年秋，北京嘉德拍卖宋代嘉泰年间的刻本《文苑英华》一册，成交价为143万元；1996年秋另一宋刻本《徐状元补注蒙求三卷》3册，成交价50万元人民币；明天顺六年刻《欧阳文忠公集》4册，成交25万元；而清康熙49年张士俊刻《郭忠恕撰·佩隽》4册，则成交30万元。另一套由康生钤印并收藏过的明万历年刻本《资治通鉴》294卷，成交187万元。2001年瀚海拍卖宋版《春秋经传》1册，成交159万元，破了古书拍卖最高价。

南方市场价位比北京来得低，以朵云轩为例，1996年拍出宋刻本《朱文介校昌黎先生集》1册15万元，宋刻《资治通鉴》2册24万元，元刻本《集千家诗批点杜工部诗集》2册12万元。而民国时期印制的书刊在上海大受欢迎。如石印本《点石斋画报》成交418万元，1925/1926年印的《上海画报》一册成交242万元，《中华书局聚珍仿宋版二十四史》（连箱）成交5万元。

进入新世纪，古旧书的拍卖价格平稳，以下三表中显示北京市场《大般若波罗密多经》成交275万元，上海《支那南画大成》（22册）成交737万元，明刻本《唐柳先生集》319万元。另外，2002年嘉德拍出《绘像三国志》一部506万元。

2 碑刻类古籍的价格举例

在我国，碑刻比木版刻书起步早得多。从秦汉至明清，刻石和从石上拓下拓片，一直兴盛不衰。碑刻的历史价值比较高，与之相类似，印谱、墨谱、砚谱以及竹刻等作品，一般其纸谱也归在碑刻类中。

印谱方面举例：

朵云轩96年秋拍出《伏庐考藏玺印》（11册）286万元，《吴大徵十六金符斋印存》33万元，高络园《乐只室印谱》44万元，吴云辑《二百兰亭铜印》成交33万元，《丁丑劫余印存》（一函12册）11万元，嘉德99年秋拍出丁敬等《七家印谱》（4册）85万元。

碑帖类中嘉德曾有好成绩：

1996年宋克《急就章》23万元，1995年春明初拓《苏轼仙游潭碑记》12开1册18万元，1996年秋宋克《宋仲温书唐张怀权用笔十法》1册15万元。上海朵云轩95年秋《明拓礼器碑》成交88万元，《三希堂法帖拓片》25万元，《汉晋塔砖区文拓片》28万元。

嘉德拍出过吴有《方氏墨谱三卷》715万元，瀚海《清御制耕织图诗》11万元，朵云轩民国初拓《吴昌硕印谱》198万元。

3 手迹类古籍的价格举例

在古籍拍卖中真正说得上一枝独秀的其实是书法手迹，包括抄本、手稿和信札，带动了整个拍卖的高价位和收藏热。

90年代中期比较突出的有：嘉德94秋《王时敏陈洪绶等39开书札》一册，成交32万元，96春《孙中山委任邓演达等7人委任状一册》成交32万元， 95春《曾国藩、左宗棠等名人书札一册》15万元，《抗日文艺协会会员信札》由朵云轩以88万元拍出，内有茅盾、郭沫若、巴金、田汉等的手迹。近年比较突出的还有2001年中贸圣佳郑板桥遗墨《五经手牍》（残卷8册）成交550万元，2002年秋嘉德以990万元拍出《钱镜塘藏明代名人尺牍》。与此同时，海外1996年佳士得以55万美元合479万港币拍出宋代唐宋八大家之一曾巩手札，2002年4月，香港佳士得春拍中以887万港币拍出宋代张即之的《大方广佛华严经》卷65计104页，创下海外手迹拍卖的最高纪录。

二 古籍版本的收藏价值和投资价值

在经济全球化、投资多元化的今天，人们的投资意识大为增强，收藏投资的品级大为提高。前些年，国内许多人参与邮票的收藏和投资，现在这一波热潮已经消退，代之而起的是原作书画、瓷器、古玩、家具以及古籍版本。而古籍版本因其品级高、存量少、文化含量大等特点，吸引了一部分高层次收藏家、投资家和专业团体的介入，短短10年，走过了过去几十年经历的道路。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拍卖方式已取代了古籍书店门售交易的方式，精品越来越集中到拍卖会；二是价位已有了数倍、十数倍和几十倍的上涨。以前明版书以千元论价，现在均以万元论价，宋版本都涨到了十余万元一册的地步，甚至有一些上百万元的高价位；三是北京、上海成了古籍版本的交易中心；四是一批稳定的收藏家已经出现，市场要素更为完备。

古籍版本拍卖交易的升温其大背景是：我国成功加入了WTO，民营经济高速增长，日元大幅度贬值（传统上日本是中国古籍版本的主要市场），欧美经济受911打击呈现颓势，东南亚金融危机阴影未散，国内股市及邮币卡市场下跌不止，全球低利率浪潮的影响。所有这些因素造成中国艺术品投资平添巨大买盘，场外资金大举入注，海外古籍也回流中国，艺术品的财富象征和价值凸现，这一切都为古籍版本在中国形成市场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而从古籍版本这一收藏门类自身的特征分析，也有如下内在的品质和价值，引发了人们的收藏和投资热情。

1 古书的收藏价值和投资价值

古籍善本的收藏历经宋元，到明清两代达到顶峰。而清末、民国的社会动荡，使一大批珍贵古籍或支离破碎，或毁于战火。10年动乱以扫“四旧”为由，给古籍善本的保存以毁灭性打击。因此其价值在如下几个方面呈现出来：

（1）古籍版本存量有限，因自然损坏（如水灾、火灾、虫蛀）和人为破坏，宋元明清的刻本原来就留存不多，建国以来的文物政策，又使大量古籍版本收归国有，可在市场流通的部分、尤其是宋版本、元版本和明版本，更是奇货可居。

（2）不可再生。古籍版本与中国书画市场不同，在书画方面，老的书画家谢世，新一代的艺术大师还会涌现，相对而言书画艺术品的货源总是能得到补充，而古籍版本则早已退出了实用领域，完全不可再生。

（3）伪作少，鉴定相对容易。书画、古玩今人还在大量制伪、售伪，而且借助现代复制技术使原作达到了乱真的地步，给鉴定和投资带来很大麻烦。古籍版本的断代虽然也有含混不清之处，但可以肯定的是，没有今人再建刻书坊来制作伪作的，真伪鉴定的范围比较小，容易把握。

（4）学术性强，欣赏性弱。古书在当时是实用工具，书写和刻工均比较规范，个性不鲜明，主要是学术性强，历史价值高，它可以反映当时的文字、典籍、社会和研究水准，但不如艺术品具有很强的欣赏性。因此收藏古书比较枯燥，收藏者要有品位、有耐心和文史修养。古书欣赏主要着眼于古书的制作，包括印刷、纸质、制墨以及后世藏家的题跋、钤印，反映出一定历史时期的生产水平，蕴含着不少文化信息，是考察古代科技和工艺水平的重要实证。

（5）鉴定的方法。根据经验，可以分成三个层次：

一是根据古书版本的形式特征来鉴定。就是从字体、版式、刀法、纸墨、装帧等外观因素的时代、地域特色来由一般推演个别。这种方法叫“目鉴法”。

二是根据版本中有关文字记载来鉴定，或直接从序跋、碑记、扉页、书口去发现，或由刻工姓名、题讳字、书名冠词、卷端题名及地名、官制等去作间接考订。

三是参考其他文献提供的研究成果和线索来鉴定。即从后人藏书题记、读书札记、著录提要去获取信息和启示。后两种方法又合称为“理攻法”或“考订法”。

（6）投资古书，要有长远计划，因为回报稳定而周期长，学习的过程比较枯燥，并且卖出也不如书画艺术品便捷，所以投资者要三思而行。

（7）收藏古书，不玩赏到明清版本毫无价值，这也说明进入这一行业的资金门槛高了起来。现在明版本价格不菲，对此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和资金后备。

2 碑刻的收藏价值和投资价值

中国碑刻大致包括三大类：

一是铸在青铜器上的文字，并用纸、用墨拓下来的拓片；二是刻在石碑上的文字，并用纸、用墨拓下来的拓片；三是原拓印谱，包括印面和边款两部分，打印在薄纸上。

和西方的木刻艺术相仿，拓片就是最接近原物文字的资料。概括起来中国碑刻有如下特点：

（1）书法类。中国的书法以碑刻和墨迹两种形式留存下来，其中早期的书法（以秦汉、两晋为代表）大都从碑刻这条线保存和流传下来，风格多样，刀法沉稳，极为珍贵。收藏碑拓是欣赏书法的重要方面。而篆刻更是书法美的直接表现形式，加上刀功产生的金石味，历来艺术地位很高。原拓印谱直接取之于原石，如同真迹。

（2）是研究文字起源和演变的重要资料。中国文字由甲骨文、钟鼎文、石鼓文一直到楷书的演变，大致在石刻上凝固下来。收集碑刻拓片，是研究文字的一把钥匙。

（3）是研究历史和文化的重要资料。古代碑刻以及传存的拓片，真实可信，有的记皇室要事，有的记战事、农耕、礼仪，涉及政治、军事、社会等各方面，甚至是考订疆界划分的重要根据。有的碑佚，全靠拓片为证。所以收藏碑刻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4）碑拓片的时间先后，是研究其收藏价值的重要界限。比如汉碑已有2000年的历史，同一块碑在各代都有拓片留下来，根据“纸寿千年”的说法，宋代的拓片（拓本）最为珍贵，依次为元、明、清各代。有些碑现在还保存着，也可以再拓下拓片，但价值与宋元明清的不可同日而语。因为一般早的，字数多，字形完整、字口清晰，后者拓下的由于碑面文字有损坏，往往缺字少划，或者字迹模糊。由于碑刻品种极多，收藏家要花很多时日在研究早晚的区别上，以便对物件进行断代。此外，中国很多古碑后世湮没了，其中部分到了明清又被发掘出来，明代或清代发掘后的第一批拓本就是初拓本，也十分珍贵。

（5）存量的多少，也是研究收藏价值高低的标准。目前市场中价格不菲的，大都是宋、元、明的拓本。所以当时所拓数量不少，但历经几百年的变迁，留存下来的并不多，有的成了孤本，有的则为善本（仅存几件）。这也是收藏者要费心思去考订的。好在古人在碑帖考订上著作颇多，可以借鉴。

（6）除了将碑拓与碑拓互相比较并优选以外，研究碑帖的收藏记录也很重要。前面提到朵云轩拍出的《明拓片器碑》成交88万元，只因上面有大学者（光绪帝的老师）翁同的题跋、钤印，翁说此系明拓本，所以弥足珍贵。

（7）投资碑帖包括印谱也有风险，主要是真伪之争。市场中有人称其为“墨老虎”，是说拓片、拓本中的伪作也令人望而生畏。但碑拓印谱的好处是存量有限，不再增加，时下又有电脑技术发明，笔者以为借助新技术、照片技术与传统方法的结合，比较和鉴别的工作可以做得更好。困难也是可以克服的。

（8）与书画相比，近10年碑拓价格的增长幅度不大，还有比较大的成长空间。与日本市场相比，中国的价格也比较低。以明清珍稀印谱为例，日本大都在250万-500万日元之间。

3 手迹的收藏价值和投资价值

从严格意义上说，手迹是原作，不是古书。但由于近年中国各大拍卖公司都将手稿、信札从书画类归到古籍版本类，也就成了约定俗成的事。近年拍卖最为轰动的成绩是2002年秋季中国嘉德拍出的1603号《钱镜塘明代名人尺牍》，成交价990万元，由上海博物馆竞得。

以此册为例剖析手迹的价值，可以看到如下特点：

1 史料价值。该品收集明代永乐至崇祯时期的名人407人的手书信件，是研究明代历史的重要资料。

2 从书法角度看，400多人的书法手迹风格多样化，书写自然，殊为难得。一般书信与书法作品不同，写信时的书法更流畅、自然、率直，书法价值很高。

3 内含孤本、珍品。册中的名人有的在史书上有记载，但无实物佐证，有的在博物馆里也未发现。这次的拍品填补了空白。

4 由部分大收藏家精心收藏，可以说是流传有绪，真实可靠。

5 品相完好，玩赏价值高。

在海外艺术品市场，手迹一向被人看重，比如林肯的一封信曾被拍到20余万美元的价格，达·芬奇的科学手稿被拍到3080万美元的高价，其相通之处也在于名人手迹的历史价值和人格魅力，是众多收藏家争抢的宝物。中国信札价位越拍越高，在于它的独特性：

①中国古代特殊的书写工具毛笔，是艺术的同源工具。今天书写经历了软笔（毛笔）、硬笔（钢笔、原珠笔）阶段，进入了电脑时代，毛笔写信已不多见，所以历史上的信件墨迹就格外珍贵。

②因为电讯业的发展，书信逐步式微，历史上的书信成为稀缺品。

③书信的文风、文笔、书法更为独特，对收藏者来说意趣无穷，对投资行为来说也是物有所值。

参考资料：

http://wwwjingpcom/collection/showarticleasparticleid=6183

和刻本一来有训点，国人素不喜，称之为“苍蝇脚”

二来多为五经之类的实用书，价值不大。

但和刻本有很多所据底本极有价值。又如安政本《伤寒论》等书，对我国的翻刻出版也有巨大影响。

所以应该区别而论。您应该先弄清藏书的版本，再来分析。

个人觉得只要刻印好，收藏价值自然有。

印章的出现和使用大约始于春秋战国时期，《说文解字》释“印”曰：“印，执政所持信也。”传世印文最早的有战国时“上师之印”。在印章出现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印章只是作为权利的象征和取信的实物，随着社会发展，印章的功能不断增加，而用于藏书是其多种功能中最具文化特色的一种。

藏书印是钤印在图书上的，能够体现藏书所有关系或表达特定的思想内容。古代藏书家多有印，因其制作形式、蕴含内容、价值作用等十分丰富，成为藏书文化中不可缺少的内容。关于古代藏书印起源，近代学者叶德辉说：“吾尝忆及古人藏书印记，自唐至近世，各有不同，而亦同为不达而已。”（叶德辉《书林清话》卷十《藏书家印记之语》，广陵书社2007年版）味其语，似乎是说私家藏书印始于唐代，而事实上，早在东晋时期，已有人在收藏的名画上加盖印记，唐代学者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说：“诸好事家印，有东晋仆射‘周顗’印，古小雌字。”（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三《叙自古公私印记》，中华书局1985年版）其中的“古小雌字”，指的是用唐以前的古体字所作的白文。现存最早的藏印为敦煌写本《杂阿皮昙心经》上的“永兴郡印”，永兴郡为南齐郁林王萧昭业隆昌元年（494）所设，因此此印当为南齐时代之物。到了唐代，私家藏书普遍使用印章，据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载，其高祖张嘉贞藏印为“河东张氏”，曾祖张延赏藏印为“乌石侯瑞”。（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三《叙自古公私印记》，中华书局1985年版）诗人皮日休《鲁望戏题书印囊奉和次韵》诗云：“金篆方圆一寸余，可怜银艾未思渠。不知夫子将心印，印破人间万卷书。”（《全唐诗》卷六百一十五，中华书局1960年版）可知这方印使用频率非常高。更有寻常人家“偶获图书，便即印之”（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三《叙自古公私印记》，中华书局1985年版），反映出唐代藏书家用印已经是十分普遍的现象了。

宋代私家藏书蔚为大观，藏书印使用也超越前代，大多数藏书家习惯在藏书上加盖印章，以取信于人。宋人藏书印在形制和内容上都远超唐人。宣和年间（1122年前后），文士钤章用印于书画藏品风行一时，受此影响，藏书家开始镌刻钤印自己的藏书印，宋室南渡后，此风仍不衰，主要有名号印、室名堂号印、纪事印、鉴赏印、校读印、箴语印、诗文印、纪年印等。明清时期，私家藏书风气更盛，再加上文人刻印的流行，藏书印遂成了藏书家必备的征信之物，每位藏书家几乎都有几方乃至十几方、上百方印，每得好书，把玩欣赏或阅读之余，必钤印书上，成为那时的时尚。

叶德辉在《藏书十得·印记》中说：“藏书必有印记，宋本《孔子家语》以有东坡折角玉印，其书遂价重连城。晋家明文庄公菉竹堂藏书，每抄有书，钤以历官关防，至今收藏家资以考证。”（叶德辉：《叶德辉书话》，李庆西标校，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叶德辉所强调的正是藏书印的价值。

古代私家藏书印内容多样，部分印语体现出特定时期的藏书风尚和藏书家的藏书思想，是研究古代历史文献承继传播、藏书事业发展变化以及藏书文学的主要依据之一，亦可资古代篆刻艺术史的研究。晚清苏州学者叶昌炽《藏书纪事诗》所记古代藏书家的藏书印最多，这是因为叶昌炽本人尤好金石学，他先后撰著《语石》和《邠州石室录》等，与金石学关系至密的印章学，自然也在其研究范围之内。此外，今人吴则虞《续藏书纪事诗》体例上最类叶书，于藏书印记载亦多。今略述二书所载藏书印文化内涵。

宋元之际著名书画家赵孟书斋名“松雪斋”，他对书籍非常爱护，谆谆告诫子弟谨为保守，不少藏书流传至今，如所收藏的宋刻本《汉书》《后汉书》一直为明清藏书家所称羡。赵孟藏书最大的特点是喜欢钤盖名氏印和闲章，所用印章成为判断宋元刻本的重要标志之一，其常用印章有“赵”字方圆二印，还有“松雪斋”“赵孟印”“赵氏子昂”“大雅”“水晶宫道人”“天水郡图书印”等。关于“水晶宫道人”之印的来历，《藏书纪事诗》记载说：“孟以湖州四面皆水，自号水晶宫道人。”（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卷二《赵孟文敏》引《天禄琳琅》，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赵孟是文学和书法大家，传世的史料文献颇多，故其生平比较清晰。但是，在其众多的别号、别署中，“水晶宫道人”或“水精宫道人”，争议颇多。虽一字之差，但是涉及鉴定赵孟书画真伪的问题。许慎《说文解字》说：“晶，精光也。”从文字学来说，“精”与“晶”并非通假字，不过，“水晶”与“水精”倒是可以通用。水晶亦称水玉，东晋郭璞注《山海经》云：“水玉，今水精也。”水玉还是玻璃的别称。《本草纲目·金石部》：“（玻璃）本作颇黎；颇黎，国名也。其莹如水，其坚如玉，故名水玉，与水精同名。”赵孟《题苕溪绝句》中有云：“我居溪上尘不到，便当家在青玻璃。”故“水晶宫道人”亦可写作“水精宫道人”，似无疑义。但在书画鉴藏史上，究竟是“水晶宫”？还是“水精宫”？一直喋辩不休，至今犹聚讼未息。曾有学者和鉴定家认为，凡署款或钤印“水晶宫道人”者皆伪。但是，在传世的古代书画中，伪赝之作要远远多于真迹，前人的鉴定结论未必可信。（万君超《水精宫道人漫笔》，《翰墨真赏》，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2年版）《藏书纪事诗》的记载，虽不能给史上这桩笔墨聚讼做出裁断，但至少为后人研究提供一种佐证。

明末清初江苏常熟藏书家黄翼一生性好古铜瓷器及宋元版书，搜访把玩，视如美人好友，乐此不疲。黄氏爱用藏书印，常用的有“黄子习读书记”“印溪黄子习氏藏书记”等。此外，还有一方比较特殊，曰“有明黄翼收藏”，钤在宋本《林和靖诗》卷首，圜朱记。卷尾跋称该书为“戊子夏”收购而来。关于这方藏书印中的文字，叶昌炽解释说：“戊子为顺治五年（1648）。子羽国变后，杜门不出，此跋仅题戊子，而无纪元，图记冠以‘有明’二字，盖犹有故国故君之思焉。”（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卷三《黄翼圣子羽》“昌炽案”）其时虽在清朝，但是身为明遗民，黄翼通过藏印隐含故国之思，因惧怕清初残虐的文字狱，而只好隐晦如此。

藏书印是藏书文化的重要表现之一，因而印文内容对藏书事实多有反映，可以藉此研究藏书家的藏书喜好及情趣。如清代居住在阳湖（今常州）的汉军镶黄旗藏书家杨继振收藏甚富，主要是金石和图书，自称藏书有数十万卷之多，皆卷帙精整，标识分明。其藏书楼名较多，有“石筝馆”“苏斋”“雪蕉馆”“星风堂”等，至清末，因贫困潦倒，相继将藏书出售，叶昌炽曾得零散本数种。杨氏酷爱藏书印，印文主要有“石经厂”“古燕杨氏星风堂鉴藏”“承寿双碑之馆”“宏农杨氏世家”“又云”“继振”等。其中一枚为长方印，文曰：

予席先世之泽，有田可耕，有书可读，自少及长，嗜之弥笃。积岁所得，益以青箱旧蓄，插架充栋，无虑数十万卷。暇日静念，差足自豪。顾书难聚而易散。即偶聚于所好，越一二传，其不散佚殆尽者亦鲜矣。昔赵文敏有云：“聚书藏书，良非易事。善观书者，澄神端虑，静几焚香，勿卷脑，勿折角，勿以爪侵字，勿以唾揭幅，勿以作枕，勿以夹刺。”予谓吴兴数语，爱惜臻至，可云笃矣，而未能推而计之于其终，请更衍曰：“勿以鬻钱，勿以借人，勿以贻不肖子孙。”星凤堂主人杨继振手识，并以告后之得是书而能爱而守之者。（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卷六《杨继振幼云》“昌炽案”）

全印195个字，不啻一篇小品文，堪称巨印。在这篇印文中，杨氏自述藏书因由，并引用了赵孟（文敏）的藏书箴言，敷衍爱书情状，谆谆告诫，用心良苦。

清代秀水（浙江嘉兴）学者、藏书家朱彝尊精于金石文史，游大江南北，所到之处无不搜剔考证。曾先后收购李延昰、项元汴藏书，又到曹溶、徐乾学等家借抄，所藏益富，自称拥书8万卷。朱氏藏书处曰“曝书亭”“古藤书屋”“潜采堂”等。所用藏书印有“购此书，颇不易，愿子孙，勿轻弃”“梅会里朱氏”“潜采堂藏书”“七品官耳”“我生之年岁在屠维大荒落月在橘庄十四日癸酋时”“秀水朱彝尊锡鬯氏”“南书房镝史记”“南书房旧讲官”“小长芦钓鱼师”“得之有道传之无愧”“别业在小长芦之南毂山之东东西峡石大小横山之北”等。其中一方尤为独特——“七品官耳”，关于此印来历，朱氏自述说：“予中年好抄书，通籍以后，见史馆所储，京师学士大夫所藏弆，必借录之。有小史能识四体书，日课其传写，坐是为院长所弹去官，而私心不悔也。”（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卷四《朱彝尊锡鬯》引《曝书亭集·鹊华山人诗序》）因为偷抄史馆藏书而丢官，可为藏书一痴，但是朱氏并不后悔，“七品官耳”，一语道破心中重书轻官之意，十分难得。朱氏还撰《书椟铭》称：“予入史馆，以楷书手王纶自随，录四方经进书。纶善小词，宜兴陈其年见而击节，寻供事翰苑。忌者潜请学士牛钮形之白简，遂罢予官。归田之后，家无恒产。聚书三十椟，老矣，不能遍读也。铭曰：‘夺我七品官，写我万卷书。或默或语，孰智孰愚。’”（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卷四《朱彝尊锡鬯》引《曝书亭集·书椟铭》）同样洒脱。

晚清近代藏书家叶德辉有一印曰：“长沙叶氏郋园藏书处曰丽廔，藏金石处曰周情、孔思室，藏泉处曰归贷斋，著书处曰观古堂。”（吴则虞《续藏书纪事诗》卷七《叶德辉焕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6年版）印文交代自家四个藏书室的不同功能：藏书、藏金石、藏古币和藏著述，叶氏果真如此富有？非也，此为叶氏以藏书印表明一心向古，从事学术之心态。历史上，叶德辉学问很大，历仕三朝，骨子里反对维新，反对社会变革，所以对这方印章要辩证看待。

藏书家用印并非一枚，一般都有多枚，众多藏印更能反映出他们丰富的藏书心态。明代常熟藏书家毛晋建汲古阁广收天下图籍，从事刻书和藏书工作，其藏书印众多，大致有如下几类：（一） 钟爱宋元刻本者，如“宋本”“元本”；（二） 表明藏书所有者，如“玈溪”“弦歌草堂”“仲雍故国人家”“汲古主人”“汲古得修绠”“毛晋秘箧审定真迹”“毛氏藏书”“东吴毛氏图书”“汲古阁世宝”；（三） 告诫子孙精心保存，如“子孙永宝”“子孙世昌”“在在处处有神物护持”“赵文敏公书卷末云，吾家业儒，辛勤置书，以遗子孙，其志何如？后人不读，将至于鬻，颓其家声，不如禽犊。若归他室，当念斯言。取非其有，无宁舍旃”等；（四） 提倡阅读，如“开卷一乐”“笔研精良人生一乐”，等等。（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卷三《毛晋子晋》引《东湖丛记》）众多藏印有助于对毛晋及其汲古阁藏书研究。

古代藏书印文，多明藏书之艰，要后人妥为保守。明代山阴（今浙江绍兴）藏书家祁承建藏书楼曰澹生堂，藏书9千多种，10万多卷，这个规模在当时比天一阁藏书还多3万余卷。为了不让藏书流失，祁氏曾与儿辈订立《澹生堂藏书约》，并撰写藏书铭镌刻于印，文曰：“澹生堂中储经籍，主人手校无朝夕。读之欣然忘饮食，典衣市书恒不给。后人但念阿翁癖，子孙益之守弗失。”（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卷三《祁承尔光》）

无独有偶，清代青浦（今属上海）藏书家王昶，建藏书室曰“蒲褐山房”，富于藏书。其有一藏印说：

二万卷，书可贵。一千通，金石备。购且藏，剧劳勚。愿后人，勤讲肄。敷文章，明义理。习典故，兼游艺。时整齐，勿废置。如不材，敢卖弃。是非人，犬豕类。屏出族，加鞭箠。述庵传诫。（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卷五《王昶德甫》引《东湖丛记》）

告诫子孙不可变卖藏书，用语严厉，甚至用上了诅咒和恐吓。纵然藏书家们苦口婆心，但是，自来藏书不过三世，子孙能够永守者鲜有其人，如祁承死后十几年，即发生明末战乱，澹生堂藏书开始散失，入清，藏书楼不复存在。

清代浙江临海藏书家洪颐煊一生读书、为官，性喜聚书，曾广购岭南旧本至3万余卷，碑版彝器多世所罕见，致仕归里后，聚书更多，为防子孙不守，刻多枚藏书印，谆谆告诫，有“子子孙孙永为宝”“子孙宝之”“子孙世守”“鬻及借人为不孝”“子孙保之”（吴则虞《续藏书纪事诗》卷三《洪颐煊》）等，用心极为良苦。

当然，《藏书纪事诗》在收集各类用印情况时，也不忘批评史上藏书家乱用藏书印的恶习。如明代秀水（浙江嘉兴）藏书家项元汴家资雄厚，收藏大量的法书名画，建有天籁阁储之，其藏书印主要有“世济美堂”“传家永宝”“神游心赏”“古檇李狂儒墨林山房史籍印”等。但项元汴有个恶习，每得珍贵典籍、书画，必在上面钤满累累的印章，这一习惯众人皆知，而不忍卒睹的是，其印章又多出于俗手所制，手法恶劣，粗俗不堪，时人给以“美人黥面”“佛头着粪”之喻。针对项元汴乱用藏书印一事，叶昌炽给以诗说：“十斛明珠聘丽人，为防奔月替文身。紫茄白苋秋风里，一度题诗一怆神。”（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卷三《项元汴子京》）语虽尖刻，却是切中肯綮。

藏书印在藏书史上具有重要价值，它是鉴定古籍版本的重要依据之一，借助藏书印，研究者可以了解一部书的收藏及流传过程。后人品味前人藏书印，明古人之思，探古人之幽，解古人之情，小中见大，趣味丰饶。而一部古书，因为有了古人的藏书印，给人以返璞归真的历史气息，当然，一部古籍往往也因为钤有古代著名藏书家的印而身价百倍。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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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清奏议》

《皇清奏议》为罗振玉在搜集整理内阁大库史料的过程中发现，全书68卷，正编64卷、续编4卷，收入了清顺治元年至乾隆六十年和嘉庆元年至十年的中央官员及督抚学政等地方高级官员的奏疏，反映了清初至清中叶政局的变动、政治生态的演变、社会经济状况的变化，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本次整理以民国二十五年墨缘堂石印本（据罗振玉“内府精写本”影写）为底本，国家图书馆藏《皇清奏议》（不分卷）和清华本《皇清名臣奏议》为主要参校本。

《皇清奏议》（全三册），张小也、苏亦工等点校，繁体竖排，精装32开，凤凰出版社2018年12月出版，定价32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