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永宁寺塔建于北魏516年。电火焚塔佛门禅师道教宗祖都听过上代师承言谈。我姑姑是居土，常念阿弥陀佛。在寺庙曾看到过姑姑在红布上写我看不到的字，焚烧后能切实看到布上的字体。无法解释。大千世界，神奇之事层出不穷，有许多奇怪之事科学无法解释！洛阳永宁寺佛塔印慧禅师说:竹排书《行厨录》有上代师承存藏于阁。曰:532年朝野不宁，五谷不丰，永宁寺塔达官贵人与僧侣互相争斗，塔中奇事不断，万魔争佛塔，僧侣奇病失踪。佛门始祖南天祖与观音菩萨显灵与伏牛山，携雷公电母佛门众神尊塔围布网。534年二月十日晚戌时古寺奇僧与众神尊用南天火，北天水塔围九宫，玄术围魔。狂风暴雨中雷声震山电火入塔。佛塔奇火照百里，像毁千百，僧亡69。火三月始熄！不管此事是神话还是奇闻，竹书记载缘君。佛曰:正义于心，善存于胸，礼记于脑，德静于身。

语文第一册：

咏鹅

唐 骆宾王

鹅 鹅 鹅，

曲项像天歌。

白毛俘绿水，

红掌拨清波。

悯农

唐 李绅

锄禾日当午，

汗滴禾下土。

谁知盘中餐，

粒粒皆辛苦。

静夜思

唐 李白

床前明月光，

疑是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

低头思故乡。

语文第二册：

草

唐 白居易

离离原上草，

一岁一枯荣。

野火烧不尽，

春风吹又生。

春晓

唐 孟浩然

春眠不觉晓，

处处闻啼鸟。

夜来风雨声，

花落知多少。

古朗月行

唐 李白

小识不识月，

呼作白玉盘。

又疑瑶台镜，

飞在青云端。

登鹳雀楼

唐 王之涣

白日依山近，

黄河入海流。

欲穷千里目，

更上一层楼。

寻隐者不遇

唐 贾岛

松下问童子，

言师采药去。

只在此山中，

云深不知处。

语文第三册：

悯农（二）

唐 李绅

春种一粒粟，

秋收万颗子。

四海无闲田，

农夫犹饿死。

蚕妇

宋 张俞

昨日入城市，

归来泪满巾。

遍身罗绮者，

不是养蚕人。

夜宿山寺

唐 李白

危楼高百尺，

手可摘星辰。

不敢高声语，

恐惊天上人。

江雪

唐 柳宗元

千山鸟飞绝，

万径人踪灭。

孤舟蓑笠翁，

独钓寒江雪。

梅花

宋 王安石

墙角数枝梅，

凌寒独自开。

遥知不是雪，

唯有暗香来。

语文第四册：

小池

宋 杨万里

泉眼无声惜细流，

绿阴照水爱晴柔。

小荷才露尖尖角，

早有蜻蜓立上头。

咏柳

唐 贺知章

碧玉妆成一树高，

万条垂下绿丝绦。

不知绿叶谁裁出，

二月春风似剪刀。

村居

清 高鼎

草长莺飞二月天，

拂堤杨柳醉春烟。

儿童散学归来早，

忙趁东风放纸鸢。

语文第五册:

江畔独步寻花

唐 杜甫

黄四娘家花满蹊，

千朵万朵压枝低。

留连戏蝶时时舞，

自在娇鹰恰恰啼。

菊花

唐 元稹

秋丛绕舍似陶家，

遍绕蓠边日渐斜。

不是花中偏爱菊，

此花开尽更无花。

登飞来峰

宋 王安石

飞来山上千寻塔，

闻说鸡鸣见日升。

不畏浮云遮望眼，

自缘身在最高峰。

鹿柴

唐 王维

空山不见人，

但闻人语响。

返景入深林，

复照青苔上。

江上渔者

宋 范仲淹

江上往来人，

但爱鲈鱼美。

君看一叶舟，

出没风波里。

逢雪宿芙蓉山主人

唐 刘长卿

日暮苍山远，

天寒白屋贫。

柴门闻犬吠，

风雨夜归人。

元日

王安石

爆竹声中一岁除，

春风送暖入屠苏。

千门万户瞳瞳日，

总把新桃换旧符。

语文第六册:

四时田园杂兴

宋 范成大

昼出耘田夜绩麻，

村庄儿女各当家。

童孙未解供耕织，

也傍桑阴学种瓜。

小儿垂钓

唐 胡令

蓬头稚子学垂纶，

侧坐莓苔草映身。

路人借问遥招手，

怕得鱼惊不应人。

三衢道中

宋 曾几

梅子黄时日日睛，

小溪泛尽却山行。

绿阴不减来时路，

添得黄鹂四五声。

独坐敬亭山

唐 李白

众鸟高飞尽，

孤云独去闲。

相看两不厌，

只有敬亭山。

宿建德江

唐 孟浩然

移舟泊烟渚，

日暮客愁新。

野旷天低树，

江清月近人。

舟夜书所见

清 查慎行

月黑见渔灯，

孤光一点萤。

微微风簇浪，

散作满河星。

送元二使安西

唐 王维

渭城朝雨浥轻尘，

客舍青青柳色新。

劝君更进一杯酒，

西出阳关无故人。

语文第七册：

绝句

唐 杜甫

两个黄鹂鸣翠柳,

一行白鹭上青天。

窗含西岭千秋雪,

门泊东吴万里船。

早发白帝城

唐 李白

朝辞白帝彩云间，

千里江陵一日还。

两岸猿声啼不尽，

轻舟已过万重山。

滁州西涧

唐 韦应物

独怜幽草涧边生，

上有黄鹂深树鸣。

春潮带雨晚来急，

野渡无人舟自横。

望庐山瀑布

唐 李白

日照香炉生紫烟，

遥看瀑布挂前川。

飞流直下三千尺，

疑是银河落九天。

山行

唐 杜牧

远上寒山石径斜，

白云生处有人家。

停车坐爱枫林晚，

霜叶红于二月花。

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

唐 王维

独在异乡为异客，

每逢佳节倍思亲。

遥知兄弟登高处，

遍插茱萸少一人。

清平乐

宋 辛弃疾

茅檐低小，

溪上青青草。

醉里吴音相媚好，

白发谁家翁媪。

大儿锄豆溪东，

中儿正织鸡笼。

最喜小儿无赖，

溪头卧剥莲蓬。

语文第八册：

惠崇春江晚景

宋 苏轼

竹外桃花三两枝，

春江水暖鸭先知。

蒌蒿满地芦芽短，

正是河豚欲上时。

江南春

唐 杜牧

千里莺啼绿映红，

水村山郭酒旗风。

南朝四百八十寺，

多少楼台烟雨中。

四时田园杂兴

宋 范成大

梅子金黄杏子肥，

麦花雪白菜花稀。

日长篱落无人过，

唯有蜻蜓蛱蝶飞。

如梦令

宋 李清照

常记溪亭日暮，

沉醉不知归路。

兴尽晚回舟，

误入藕花深处。

争渡，

争渡，

惊起一滩鸥鹭。

赠汪伦

唐 李白

李白乘舟将欲行，

忽闻岸上踏歌声。

桃花潭水深千尺，

不及汪伦送我情！

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

唐 李白

故人西辞黄鹤楼，

烟花三月下扬州。

孤帆远影碧空尽，

唯见长江天际流。

回乡偶书

唐 贺知章

少小离家老大回，

乡音无改鬓毛催。

儿童相见不相识，

笑问客从何处来。

语文第九册：

望天门山

唐 李白

天门中断楚江开，

碧水东流至此回。

两岸青山相对出，

孤帆一片日边来。

题西林壁

宋 苏轼

横看成岭侧成峰，

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

只缘身在此山中。

夜书所见

宋 叶绍翁

萧萧梧叶送寒声，

江上秋风动客情。

知有儿童挑促织，

夜深篱落一灯明。

枫桥夜泊

唐 张继

月落乌啼霜满天，

江枫渔火对愁眠。

姑苏城外寒山寺，

夜半钟声到客船。

别董大

唐 高适

千里黄云白日曛，

北风吹雁雪纷纷。

莫愁前路无知己，

天下谁人不识君。

暮江吟

唐 白居易

一道残阳铺水中，

半江瑟瑟半江红。

可怜九月初三夜，

露似珍珠月似弓。

终南忘余雪

唐 祖咏

终南阴岭秀，

积雪浮云端。

林表明霁色，

城中增暮寒

语文第十册：

忆江南

唐 白居易

江南好，

风景旧曾谙。

日出江花红胜火，

春来江水绿如蓝。

能不忆江南？

渔歌子

唐 张志和

西塞山前白鹭飞，

桃花流水鳜鱼肥。

青箬笠，

绿蓑衣，

斜风细雨不须归。

游园不值

宋 叶绍翁

应怜屐齿印苍苔，

小扣柴扉久不开。

春色满园关不住，

一枝红杏出墙来。

饮湖上初晴雨后

宋 苏轼

水光滟潋晴方好,

山色空朦雨亦奇。

欲把西湖比西子,

淡妆浓抹总相宜。

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

宋 杨万里

毕竟西湖六月中，

风光不与四时同。

接天莲叶无穷碧，

映日荷花别样红。

长相思

清 纳兰性德

山一程，

水一程，

身向榆关那畔行。

夜深千帐灯。

风一更，

雪一更，

聒碎乡心梦不成。

故园无此声。

西江月

夜行黄沙道中

宋 辛弃疾

明月别枝惊鹊，

清风半夜鸣蝉。

稻花香里说丰年，

听取蛙声一片。

七八个星天外，

两三点雨山前。

旧时茅店社林边，

路转溪桥忽见。

语文第十一册：

墨梅

元 王冕

我家洗砚池边树，

朵朵花开淡墨痕。

不要人夸颜色好，

只留清气满乾坤。

竹石

清 郑燮

咬定青山不放松，

立根原在破岩中。

千磨万击还坚劲，

任尔东西南北风。

石灰吟

明 于谦

千锤万凿出深山，

烈火焚烧若等闲。

粉身碎骨全不怕，

要留清白在人间。

泊船瓜洲

宋 王安石

京口瓜洲一水间，

钟山只隔数重山。

春风又绿江南岸，

明月何时照我还？

游子吟

唐 孟郊

慈母手中线，

游子身上衣。

临行密密缝，

意恐迟迟归。

谁言寸草心，

报得三春晖。

菩萨蛮 书江西造口壁

宋 辛弃疾

郁孤台下清江水，

中间多少行人泪。

西北望长安，

可怜无数山。

青山遮不住，

毕竟东流去。

江晚正愁余，

山深闻鹧鸪。

语文第十二册：

卜算子咏梅

毛泽东 1961年12月

风雨送春归，

飞雪迎春到。

已是悬崖百丈冰，

犹有花枝俏。

俏也不争春，

只把春来报。

待到山花烂漫时，

她在丛中笑。

卜算子 咏梅

宋 陆游

驿外断桥边，

寂寞开无主。

已是黄昏独自愁，

更著风和雨。

无意苦争春，

一任群芳妒。

零落成泥碾作尘，

只有香如故。

菩萨蛮

大柏地

毛泽东 1933年夏

赤橙黄绿青蓝紫，

谁持彩练当空舞？

雨后复斜阳，

关山阵阵苍。

当年鏖战急，

弹洞前村壁。

装点此关山，

今朝更好看。

示儿

宋 陆游

死去元知万事空，

但悲不见九州同。

王师北定中原日，

家祭无忘告乃翁。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唐 杜甫

剑外忽传收蓟北，

初闻涕泪满衣裳。

却看妻子愁何在，

漫卷诗书喜欲狂。

白日放歌须纵酒，

青春作伴好还乡。

即从巴峡穿巫峡，

便下襄阳向洛阳。

长歌行

青青园中葵，

朝露待日晞。

阳春布德泽，

万物生光辉。

常恐秋节至，

焜黄华叶衰。

百川东到海，

何时复西归。

少壮不努力，

老大徒伤悲。

出塞

唐 王昌龄

秦时明月汉时关，

万里长征人未还。

但使龙城飞将在，

不教胡马度阴山。

七步诗

三国 曹植

煮豆持作羹,

漉豉以为汁，

萁在釜下然，

豆在釜中泣。

本自同根生,

相煎何太急

时势造英雄，《史记》一书极具传神地刻画了刘邦、项羽两位时势英雄的形象，也成为历来众文学家所争论的焦点。

一、追溯根源

司马迁在《淮阴侯列传中》通过韩信的观察对项羽的形象作了很好的概括：

“请言项王之为人也：项王喑恶叱咤，千人皆废；然不能任属贤将，此特匹夫之勇耳。……故曰其强易弱。”

项羽确实是那个急风暴雨时代勇气和暴力的化身或象征。这种暴力和勇气不能单纯地归结为气力或才气。而更应注意到孕育英雄的特定文化土壤。

项羽是在这充满复仇情绪的社会氛围中成长的。“项氏世世为楚将，封于项，故姓项氏。”（《项羽本纪》）这是因为楚国在十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在南方独立发展，在压迫中求生存，在歧视中走向壮大，形成独特的楚民族文化传统。项羽可以说是集中了国仇与家恨与一身的人物。一百多年的仇恨，一百多年的血泪，强烈的复仇怒火与个人野心相结合，铸就了项羽这样一个以暴抗暴的英雄。在这个只剩暴力、残杀、阴谋、机诈的社会时代，要么是去杀人，要么被人所杀。在这种氛围中生活的人们，懦夫也会变为勇士。项羽的性格，可以说是通过这个人的气质而将这个时代特征放大了。

《项羽本纪》的精美语言对项羽形象的塑造作用也不小。文中措写项羽年轻时与其叔项梁一道观看秦始皇渡浙江的情景，项羽说：“彼可取而代也!”项梁赶紧手掩其口，说：“勿妄言，族矣!”然而他也“以此奇籍”。一句带有鲜明个性特点的话，就表现了项羽独特的思想，预示了他日后的卓尔不凡。

刘邦虽然不比项羽“勇悍仁强”且本性贪财好色，猜忌功臣，慢而侮人，詈骂诸侯臣如奴仆。但入咸阳却“财物无所取，妇女无所幸”、且“约法三章”以安民心。这与其生长于市井，老于世故，善于玩弄诈术，笼络人心兼具江湖义气的性情有关。后来的将相如萧何、曹参、夏侯婴，樊哙等人都是起义前就已经结识的，而又受重用。（当然统治稳定后，所谓“狡兔死，走狗烹”又令另但别论）。

然而就是不同的环境塑造了他们不同的性格。项羽生长于将相世家，处处为世家道德等教条所缚；而生长在市井的刘邦，则不遵循社会的条条框框。这也为两位英雄的形象迥异奠定了基础。

二、性格比较

项羽是司马迁着力最多的一位英雄人物，在他身上就可以发现多重人格。他喑恶叱咤，又言语呕呕。他爱人礼士，又妒贤嫉能。他是残暴的，焚烧咸阳，坑杀俘虏；他又是仁爱的，鸿门宴有恻隐之心，不杀刘邦，还时常虑念百姓疾苦。他有时与部下同甘共苦，分衣推食；有时又非常吝啬，已经刻好的官印不肯发给功臣，放在手里反复把玩。至于和虞姬悲歌唱和的场面，则兼有风云气和儿女情。这些相互对立的因素有机地集于项羽一身，使得人物形象具有丰富的内涵和深厚的底蕴，而且非常真实。

钱钟书分析项羽的双重性格特征时指出：“‘言语呕呕’与‘喑恶叱咤’；‘恭敬慈爱’与‘剽悍滑贼’；‘爱人礼士’与‘妒贤忌能’；‘妇人之仁’与‘屠坑残灭’；皆若相反相违，而既具在羽一人之身。有似两手分书，一喉异曲，则又莫不同条共贯。科以心学性理，犁然有当。”

项羽性格的多样性使太史公爱之愈深痛之愈切。

项羽一生杀了多少人，恐怕数也数不清，不仅杀“敌人”，而且杀俘虏，杀百姓。有些对历史不了解的人认为，项羽是个十分暴戾、杀人不眨眼的魔头。其实不完全如此。史学上还有“项羽仁而爱人”一说。这从《项羽本纪》不难看出。

公元206年，项羽摆下“鸿门宴”，想要杀掉刘邦。这对他来说，简直易如反掌。然而他并没有这样做。其最大的障碍不在刘邦，也不在暗中帮助刘邦的项伯，而在项羽的内心世界。“义帝”楚怀王是他和刘邦拥立的，“先破秦入咸阳者王之”是共同约定的；如果他杀了刘邦，就毁了约，把自己陷入“不仁不义”的被动地位。而实际上，“义帝”只是个傀儡，刘邦和各路将领都惧怕项羽，他即使背叛义帝，杀了刘邦，也无人敢说什么。但他自己的内心深处有一个“道德法庭”，阻止他那样做。于是，不顾范增的劝阻，项羽放虎归山了。

垓下一战，项羽看见来追杀他的正是“叛徒”吕马童，还深情地呼唤：“若非吾敌人乎？”“吾闻汉购我头千金，邑万户，吾为若德。”拔剑自刎，成全“故人”拿他的头去向刘邦邀功请赏。

而刘邦呢？

“汉王乃得与数十骑遁去……道逢得孝惠、鲁元，乃载行。楚骑追汉王，汉王急，推堕孝惠、鲁元下车。滕公常下收载之，如是者三，曰：‘虽急，不可以驱，奈何弃之!’于是遂得脱……”

他从彭城逃跑的时候，为了减轻负担，让车子跑得更快一些，以摆脱楚军的追击，曾经几次把自己的儿女踢下车！他心里只有自己，哪里还顾得上道德！可是在必要的时候，他又捡起道德这面旗帜，为自己大造舆论。项羽杀了“义帝”，刘邦借此做足了文章，为“义帝”发丧，联合诸侯讨伐“不义”的项羽，又击中要害！

三、用人不疑与刚愎自用

司马迁不愧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史学家。尽管他非常喜欢项羽这个人物，但是在刘邦识人与项羽失人方面还是做了正确全面的评价。

陈桐生在《<史记>名篇述论稿》中指出项羽缺乏文化目光、政治智慧，而宗法血亲情感国营浓厚。

人们都以为项羽一介武夫，不会待人接物，其实历史上的项羽“见人言语呕呕，人有疾病，涕泣分食。”加上兵强马壮、声势浩大，一开始确实吸引了不少人才。能人志士韩信、陈平、彭越都曾投到他的旗下谍求发展，然而最终又都弃他而去。为何？陈平一语道破：“项王不能信人，其所任爱，非诸项即妻子昆弟，虽有奇士不能用。”表面上尊重人才，骨子里却不信任，项羽的潜意识里，关键时候、关键职位还是用自家。这使得无数人才流失，反倒让项伯这样的小人物浑水摸鱼，为刘邦通风报信。战争能不败嘛？

太史公总论项羽失败原因有二，其中之一便是“奋私智，不师古”。他骁勇善战但不能知人善任。为人恭敬温良但不能赏有功而励战将。

陈平设计离间项羽和范增。项羽不经过思考，便轻易上当。

项王欲听之。历阳侯范增曰：“汉易与耳，今释弗取，后必悔之。”项王乃与范增急围

荥阳。汉王患之，乃用陈平计间项王。项王使者来，为太牢具，举欲进之。见使者，详惊愕

曰：“吾以为亚父使者，乃反项王使者。”更持去，以恶食食项王使者。使者归报项王。项

王乃疑范增与汉有私，稍夺之权。范增大怒，曰：“天下大事大定矣，君王自为之。愿赐骸

骨归卒伍。”项王许之。行未至彭城，疽发背而死。（《项羽本纪》）

一个报效项氏恨不能肝脑涂地的人竞落得如此下场，怎能不让天下有才之士心寒？

项羽到头来兵败不自思，反而把原因归结于天命。使多少为霸王的骁勇善战所折服的人痛惜不已！他又任人唯亲，非宗族莫信，排挤走范增。像韩信、陈平这些杰出人才，都是因为在项羽处得不到信任和重用，而倒戈投降刘邦的，他们在楚汉战争中发了决定性的作用。相较之下，刘邦在用人方面的才能是不可否定的。

刘邦可以“从百余骑”赴鸿门宴，也可以对完全不信任的韩信委以重任。有一次刘邦在军帐中洗脚。突有士卒来报，帐外有儒生求见。刘邦战争中不见儒生。儒生硬闯入军中，质问为什么轻视读书人？刘邦说：“天下可以从马上得之，要读书人干什么？”这位读书人当即反问他：“天下可以从马上得之，天下也能从马上治之吗？”刘邦听后，深受触动，立即向这位读书人施礼道歉，并请他上座。

公元前203年，项羽为了要挟刘邦，把刘邦的父亲抓了来，隔岸绑在高俎上，对刘邦说：“今不急下，吾烹太公！” 却不料刘邦完全不为所动，从容答道：“吾与项羽俱北面受命怀王，曰：约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尔翁，则幸分我一杯羹！”

刘邦并不是铁石心肠。他拿准项羽的性格上的弱点，料定项羽受传统道德所缚，一句“吾翁即若翁，必欲烹尔翁，则幸分我一杯羹！”便轻易化解了项羽政治上的要挟。

论及楚汉之争，刘邦说：“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这些都是作为政治领袖军事统帅所必须具备的天赋与气质。

太史公曰：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僿，故救僿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周秦之间，可谓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岂不缪乎？故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朝以十月。车服黄屋左纛。葬长陵。

尽管司马迁身受汉朝腐刑，但还是对刘邦采取了肯定、歌颂的态度。生动地描写了刘邦在军事政治上的非凡才能。他以汉朝“承敝易变”，符合“终而复始”的“三王之道”，作为受命的依据。

四、不同的结局

兵败被困，四面楚歌，一个叱咤风云道英雄人物竟然落到这步田地，这已经够读者为之感慨嘘唏了。在这样的气氛中，项羽灾慷慨悲歌， “美人和之”，“左右皆泣，莫能仰视”、这就更加构成了一种无限悲凉的气氛。

项羽的悲剧有部分是道德的悲剧。他之所以两千多年来一直令人感叹嘘唏、追思怀念，在其道德力量和人格魅力方面是不可少的。杜牧《题乌江亭》里道：“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辱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项羽毕竟是项羽，而不是刘邦，在生死关头，他没有选择生路，而选择了死亡。他对江东父老有情，对虞美人有情，对战马也充满了深情。他对乌江亭长说：“吾骑此马五岁，所当无敌，尝一日行千里，不忍杀之，以赐公。” 人之以伟大，并不能专以其事业做代表。

刘邦知己知彼，游刃有余，自己不为道德所束缚，却又以此为武器一次次紧逼项羽，必欲置之于死地而后快。刘邦凭借其高瞻远瞩的政治才能最终获得了四年楚汉之争的胜利。

五、从两首诗见两位英雄人物

《垓下歌》（项羽）：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

可以说，这是一首英雄末路的挽歌，是楚霸王在进行必死战斗的前夕所作的绝命词。在这首诗中，既洋溢着无与伦比的豪气，又蕴含着满腔深情；既显示出罕见的自信，却又为人的渺小而沉重地叹息。人既临死，还不知为何失败，只知感慨“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这能不令太史公痛惜！

《大风歌》（刘邦）：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刘邦在战胜项羽后，成了汉朝的开国皇帝。这当然使他兴奋、欢乐、踌躇满志，但在内心深处却隐藏着深刻的恐惧和悲哀。这首《大风歌》就生动地显示出他的矛盾的心情。假如说项羽的《垓下歌》表现了失败者的悲哀，那么《大风歌》就显示了胜利者的悲哀。刘邦并不是才华出众，他只不过是运道好而又善于用人，在他幸运坐定江山之后，却为不得“猛士”而叹息。刘邦重视人才的形象在此显露无疑。

六、小结

有人说，历史乃是成功者的舞台，失败者只能在历史中陪衬。我不这么认为。俗话说，不以成败论英雄。项羽在灭秦方面的丰功伟绩是不可磨灭的。遗憾的是，楚霸王只徒有叱咤风云的伟力，而没有知人用人的政治谋略。《史记》中对项羽的形象描写，非常生动传神。即使项羽的缺点不少，也能让你跟着喜欢他这个悲剧英雄。而刘邦知道什么是政治，怎样用人，知道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依靠一帮贤人稳固了大汉江山。他能成功就说明了他具有可取的一面。因此，从两位英雄人物形象中，我们应该既认识项羽的英雄气概，但是我们也不得不为刘邦认识时世的能力与驾驭自控的本领所折服。

参考文献：

《司马迁和史记》 刘乃和主编 - 北京: 北京出版社, 1987

《史记选注集说》 司马迁著 -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 1982

《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 李长之著 - 北京: 三联书店, 1984

《历代名家评史记》 杨燕起等编 -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6

《史记选 》(汉)司马迁著 -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55

《史记管窥》 程金造著 -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53

《史记纪传选译》 (上册) 上海古籍出版社编辑 -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44

《<史记>名篇述论稿》 陈桐生著 - 广东: 汕头大学, 19961

《刘邦项羽争雄记》 李桂海著 - 上海: 文汇出版社, 19903

《<垓下之围>中项羽形象的再认识》，陈涛著，来自维普全文数据库

一、《脉经》

《脉经》全书共十卷，九十七篇，为西晋·王叔和编撰。这是我国医学史上现存第一部有关脉学的专书，是公元三世纪以前我国有关脉学知识的一次总结。《脉经》开宗明义指出“脉理精微，其体难辩”，“在心易了，指下唯明”，《脉经》正是针对这些难点来进行编撰总结的。

《脉经》虽然是一部综合前代脉学成就的著作，但由于它篇幅简练、集中，便于学习，在我国医学发展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位置，在国内外影响极大。如唐代太医署就把它做为必修课程，日本古代医学教育仿唐制，当然也不例外。该书著成后，就陆续传到我国西藏地区，对藏医学的相关学科起着重大的影响。通过这里，中国脉学又传入印度，并辗转传入阿拉伯国家，对西欧脉学的发展也有所影响。如：古波斯（伊朗）由拉·阿·阿尔哈姆丹（1247～1318）编写的一部波斯文的医学百科全书《伊儿汗的中国科学宝藏》（十三世纪～十四世纪初）一书中，就有王叔和的名字，其中脉学方面的内容也与《脉经》相似。中世纪阿拉伯医圣阿维森纳（980～1037）的《医典》中有关脉学的内容，也多大同小异，可见《脉经》在国内外医学发展史上影响之深远。

《旧唐书》载《脉经》二卷，但到宋初本书已濒于湮没。至宋林亿等校正医书时，发现此书，予以删繁补缺。今存版本较早的有天历三年广勤书堂刻本。其后历明清诸代，直至现代，各种刻本、排印本等等，计有数十种之多。其中如清守山阁丛书本较有影响，新中国成立后，有商著印书馆铅印本，人民卫生出版社、上海卫生出版社，上海科技出版社等影印本。

二、《针灸甲乙经》

全名有时也称《黄帝甲乙经》（《隋书·经籍志》）、《黄帝三部针灸经》（《新唐书，艺文志》等），现一般通称《针灸甲乙经》。各书所载卷数不一，今本多取其自序所述的十二卷。

今本《针灸甲乙经》全书十二卷，一百二十八篇，其内容系撷取《素问》、《铖经》（即《灵枢》和《明堂孔穴灸治要》这三部书的有关部分的精华，予以整理重编。

卷一至卷六，依次叙述人体的生理功能，包括五脏六腑、营卫气血、精神魂魄、精气津液及肢体五官与脏腑功能的关系等；其次是人体经脉、经筋等经络系统的循环路线、骨度肠度及肠胃所受；再次是人体俞穴，依身体部位分部叙述其位置，主治，书中计叙述俞穴348个（其中单穴49个；双穴299个）而不是如其所说的365穴，这些穴位是按头、面、项、胸、腹、臂、股等部位排列的；很便于寻检。每一穴均有针刺的深度、灸灼的壮数，再次叙述诊法、重点介绍脉诊的内容。尤其是三部九候；其后介绍针道，针灸禁忌，包括禁穴；最后介绍了病理及生理方面的一些问题，并以阴阳五行学说为纲进行阐释。

临床部分也是六卷，依次介绍内科（包括伤寒热病、中风、杂病）、五官科、妇科、儿科等病症的针灸治疗，其中内科共43篇，有外感六*、内伤七情、五脏病、六腑病、经脉病及五官病等，外科有三篇，主要论述痈疽，至于妇科及儿科，各有一篇各论述20种及10种该科病症。

《针灸甲乙经》的著成，对于我国针灸学的发展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宋、公元6～8世纪，中、朝、日之教学均规定为教授学生的必修课；宋、金、元、明、清重要针灸学著作基本上都是在本书的基础上的发挥。国外早已有本书英译本，对国外针灸学的发展也有重要的影响。

三、《肘后备急方》

本书原名《肘后救卒》，计三卷，东晋葛洪所著。今本《肘后备急方》共八卷，其内容主要是一些常见的病证的简便疗法，包括内服方剂、外用、推拿按摩、灸法、正骨等一些十分实用的内容。这部书虽号“肘后”，但却包含相当多宝贵的医学史料实用的方剂方法，有不少医学史上的重要发明发现，对今天的医疗实践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他所描绘的“虏疮”即天花，是外界传入，并非我国固有，具有重要的医学史价值。

书中还提到射工、沙虱、马鼻疽等多种传染病，论者认为所谓射工是对一种血吸虫病的得病描述。而沙虱所描述的是恙虫病，山有人认为这是血吸虫病的得病过程。更可宝贵的是书中还指出这种沙虱钻入皮肉后。如果以针挑取虫子，正如疥虫，著爪上映光方见行动也。这可证明当时已经认识疥虫，它用疥虫的大小，检得方法来比喻沙虱，十分恰当。总之，《肘后备急方》一书，对古代几种传染病作了细致的描述在世界传染病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肘后备急方》中专有一节讨论“猘犬所咬毒”的处理。书中首先认识到猘犬（亦即狂犬）咬人的严重性，指出其潜伏朗和病程经过。提出治疗狂犬病的方法计约二十种，其中有“仍杀咬犬，取脑傅之，便不复发”之法。这方法的宝贵之处在于它是以该狂犬的脑组织来敷贴伤口以预防狂犬病之发作，是一种免疫治疗的思想萌芽。狂犬病毒原是亲神经组织的病毒，在狂犬的脑组织中大量繁殖。用这种组织来治疗狂犬病，如果说是在“以毒攻毒”的思想的影响下提出的，它也符合现代免疫治疗的基本原理。

《肘后备急方》虽然都是一些简便易得的治疗方法，而这一部著作及其所宣扬的治疗思想，似乎与一向认为正统的“辩证论治”的思想不相协调，因而使一些后代“正统”医家认为不足轻重，甚至不值一提，不能登大雅之堂。然而，正是这些简便易得的治疗方法、方剂中涵有宝贵精华，应予以重视。如以青蒿治疗疟疾“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这也是长期经验积累所得的珍贵结论。现代研究证明，青蒿中含有抗疟作用十分明显的青蒿素，是一种不耐热的化学成分，因而虽然中药一般都用煎剂，葛洪强调要生服其汁。青蒿素的分离研究导致了现代抗疟史上的一大重要发现，（青蒿抗疟的研究，载《中国中医研究院三十年论文选》，中医古籍出版社，1985）。又如书中有关脚弱病的记述，可以认为是最早的脚气病的历史，尤其是心脏型脚气病的描述以及含有足够的维生素乙来治疗脚气病等。

四、《名医别录》

原书早佚，但其有关内容仍可从后世的《大观本草》、《政和本草》中窥知。陶弘景《本草经集注》的内容，365种系陶弘景录自《名医别录》。

《名医别录》原书的收药数目，应该在730种以上，因为这一数目是陶弘景在编录成二部独立的著作时筛选出来的，当时可能摒弃了一部分主观上认为不用的药物。从药物的分类方法来看，仍然是《本草经》那种三品分类法，即按药物的治疗作用粗分上、中、下三品，同时在每一品之下，又粗略地将植物、矿物、动物等类药大致做了归类。

对每一种药，本书都载有其正名、性味、主治、别名（或一名）、用法、用量、药物形态、产地采集炮制法及七情畏恶等项目。这基本上与《本草经》是相同的。在《名医别录》中，个别药味之后己附有方剂，如说”露蜂房，合乱发、蛇皮三味合烧灰，酒服方寸匕，日二，治诸恶疽、附骨痈，根在脏腑，历节肿出，丁肿恶脉诸毒皆差，”这是本草著作中最早附有方剂的体例，为后世本草附方开创一个良好的实用开端。此外，《名医别录》中记载的药物主治功效，有一些已经超过《本草经》，如桂可发汗，百部根可止咳等等，都是《本经》所无，故此书对于研究汉魏六朝的本草学有较重要的实用价值。

五、《本草经集注》

梁陶弘景撰，是根据《神农本草经》、《名医别录》的内容各365种，共730种编撰而成，也是本时期本草发展史上的一项重大成就。《本草经集注》存有两种残卷，一是出土于敦煌石窟的残卷，一是出土于吐鲁番的残卷。

敦煌本残卷只存一卷，也即“序录”部分，原卷长十七米，正背两面均书写。1908年日本人桔瑞超及吉川小一郎受龙谷光瑞之命，在中亚细亚进行探险时，由敦煌携往日本。此卷正面及背面小部分为其他文献内容，背面有720行属《本草经集注》的序录，但缺卷首。据文字内容最末两行写有“开元六年九月十一日尉迟卢麟于都写本草一卷。辰时写了记”的记录，罗振玉氏认为此段文字与原文书法不同而认为应是六朝时的作品。此残卷1955年群联出版社有影印本。

吐鲁番出土的残卷为一285×27厘米的残片，卷上只有燕屎、天鼠屎的全文，及豚卵后半部的注文，还有鼹（鼠泉）的前部正文，应是《本草经集注》中兽类药的部份内容。

此两件一在日本龙谷大学（一说在英国伦敦博物馆），一在德国普鲁士学院。

六、《刘涓子鬼遗方》

《刘涓子鬼遗方》据说是晋末的刘涓子在丹阳郊外巧遇“黄父鬼”时所遗留的一部外科方面的专著，又称《神仙遗论》。据《隋书·经籍志》所载为十卷，今本则只存五卷，后刘涓子后人传与北齐龚庆宣而传世，原书又你《痈疽方》，经龚庆宣整理后，成今本《刘涓子鬼遗方》。

有关外科痈疽方面的认识，魏晋以后，服石之风渐盛，痈疽的发病率大增。客观上要求提高对痈疽病的认识和改进治疗，《鬼遗方》正是在这个时期出现的，基本上是一部痈疽证的专著。此外，还涉及金疮、瘀血、外伤治疗，包括止痛止血，取出箭镞等等，全书计载方140余首，其中治疗金疮外伤跌仆的方子共计34首；对痈疽的辨证论冶，尤其详尽，可称为现存我国最早的一部外症痈疽及金疮方面的专著。

书中对痈与疽首先从病机和症象方面作了明确的鉴别，对痈疽等证的辨脓，已经十分精细。除辨别成脓与否以外，还特别指出发病部位与愈后的关系，说明严重痈疽症引发全身性感染的预后严重。

《鬼遗方》在治疗痈疽外证、石发中毒，都有较详细的论述，它是根据痈疽的不同情况而给予辨证治疗提出了许多解毒的治疗方法。如对钟乳石中毒，书中用“雄鸡肘上血一合，将铁粉汤一茶碗调服之”。又如丹砂发，书中用“黑铅、黄芪、防风、伏龙肝各半两，水一升，煎半茶碗去滓服之”。

《刘涓子鬼遗方》代表着我国南北朝时期外科的发展水平。

本书现存最早版本为北京图书馆所藏之宋代刻本，新疆吐鲁番曾出土本书残卷二页。清代也有若干刻本，人民卫主出版社1956年出版仿宋刻影印本。

七、《小品方》

《小品方》又称《经方小品》，是本时期一部重要著作。作者陈延之，生平失考。据学者考证约著成于公元五世纪下半叶之南朝宋齐间。

《小品方》，其具体内容在宋代已佚，1985年从日本尊经阁文库《图书分类目录》医学部中发现此书残卷，其内容包括序、总目及卷一，使《小品方》恢复其全貌的可能性大大加强了。根据总目得知，全书共十二卷，除卷首有序文、全书参考书目，全书日录外，其内容为：第一卷包括用药合药法、调三焦诸方27首及治胸痹等八种病证诸方，从第二卷至第五卷为治疗各种杂病方，第六卷为治伤寒温热病方，第七、八卷分别为女子众病及少小百病方，第九卷治服石诸证方，第十卷为外科疮疡折伤等方，第十一卷为本草，第十二卷则为灸法要穴。

《小品方》内容丰富，可谓唐以前的一部包罗广泛的小百科全书，在当时具有相当影响，被视为与《伤寒沦》具有同样重要意义的经典作品。同时又是一部门径书，所谓“童幼始学治病者，亦应先习此《小品》，以为入门”。正由于此，在本书散佚之前，影响极大，唐太医署规定《小品方》为学生心修课程。后来仿效唐制的日本的《大宝律令》及《延熹式》十分重视把本书作为教科书，要求学习时间长达300天，《千金方》、《外台秘要》以及《医心方》所引该书不少佚文中有不少独创性的治疗方法。如《外台》引书卷十所载的既简易而又是科学的测定井冢内有否毒气的方法，是防止中毒的有效措施。又如《医心方》所引的“疗自缢方”，其方法极为详尽，较张仲景《今匮要略》中所述者，已有所发展。

《小品方》自宋末后，就已亡佚，其佚文散见于后世增补之《肘后备急方》、《千金要方》、《外台秘要》及《诸病源侯论》，此外，日本的《医心方》及朝鲜的《东医宝鉴》也录有一些佚文。近代在日本发现本书的残卷。现有辑佚本，于1983年由天津科技出版社出版。

参考资料：

古代医学著作发展

公元475-公元265年（战国-三国）

《黄帝内经》的出现绝非偶然，而是先秦医学发展的必然结果。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当时有医经七家，共计216卷，但绝大部分已经失传，而《内经》是仅存者。《黄帝内经》包括现存的《素问》和《灵枢》两个部分，其成书时期一向有争议。它并非一人一时之手笔，大约是战国至秦汉时期，许多医家进行搜集、整理、综合而成。中医学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整体观念，二是辨证论治，两者在《内经》中均有充分反映，尤以整体观念最为突出。

《难经》，原名《黄帝八十一难经》，共计三卷（也有分五卷的），作者及成书年代均不详。此书以问答解释疑难的形式编撰而成，共讨论了八十一个问题，故又称《八十一难》。

《伤寒杂病论》为张仲景著作，成书于东汉末年。《伤寒杂病论》问世以后不久，由于战乱原著散失，后人分别搜集其中的伤寒部分和杂病部分，整理成两部书，即《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伤寒杂病论》是我国医学发展史上影响最大的著作之一。它成书以后，一直指导着后世医家的临床实践。

公元265-960年（晋-五代）

这一时期，有不少医家从事《内经》的整理和注释工作。最早进行此项工作的，为齐梁间的全元起，他注释《皇帝素问》八卷，书名《素问训解》。此书到南宋时失传。

隋唐时期，杨上善又将《内经》分类编纂和注解，编成《黄帝内经太素》三十卷，是现存最早的《内经》注本。

注释《素问》影响较大的，是中唐时期的王冰。他历时十二年，于762年撰成《注黄帝素问》二十四卷。

《脉经》作者王叔和，成书于魏晋。《内经》《难经》均有关于诊脉法的阐述，王叔和搜集有关脉法的资料，采集各家之说，并结合自己的临床经验，著成《脉经》十卷。

《诸病源候论》于公元610年由巢元方等人编撰。全书共50卷，分67门，论述了1739种病候。该书最大的贡献在于对疾病记载的广泛和详细，对病源的认识。

《肘后救卒方》晋代葛洪著，他先著成《金匮药方》100卷，因篇幅浩繁，不便携带，将其中救急、多见、简要实用的部分，摘要编成《肘后救卒方》3卷。《肘后救卒方》现存8卷，书中突出之点是对某些传染病的认识，达到很高的水平。

《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为唐代孙思邈著。孙思邈十分重视医家的医德。孙思邈重视前人的宝贵经验，但尊古却不拘泥。他很重视妇科、儿科疾病的诊治，《千金要方》首列妇人方3卷，少儿婴孺方2卷。

《外台秘要》是唐代王焘著作。全书40卷，分1104门，是唐代另一部规模巨大的综合性医籍。内容包括有今天的内、外、骨、妇产、小儿、传染病、皮肤、五官、畜疾等科的证治。本书主要选辑东汉到唐的很多方书而成。临床各科编排较为合理，先论后方，次序井然。重视急性传染病，伤寒、温病、疟疾等，所占篇幅较大，说明对传染病具有相当知识。

《针灸甲乙经》晋代皇甫谧著，成书于256-282年，为现存最早的针灸专书。全书分12卷128篇。书中叙述了人体的生理、病理变化，重点介绍腧穴总数、厘定部位，详细介绍了针灸操作方法，并把各种适应证按照临证需要排列出来。此书影响久远，其他一些著名的针灸著作，基本上都是在此书的基础上发挥而成的。此书也较早传到国外。

《刘涓子鬼遗方》南齐人龚庆宣著，约成书于475-502年之间，是现存最早的外科专书。主要内容，载金疮、痈疽、疮疖、疥癣及其他皮肤疾患，有内外治处方140多个。

《仙授理伤续断秘方》隋唐蔺道人著，约成书于841-846年。这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很有学科价值的伤科专书。它反映了隋唐时期治疗骨伤科疾病的水平已相当先进。书中载40余方，为伤科用药奠定了理论基础。

公元960-1368年（宋-元）

《太平圣惠方》是宋廷编著的大型方书之一。共100卷，分1670门，载方16834首，广泛地收集宋以前方书及当时民间验方，内容颇为丰富。对方剂、药物、病证、病理都进行了论述。

《圣惠选方》，成书于1046年，由何希彭节选《太平圣惠方》中的精要部分，编辑而成。作为教本应用了数百年，对后世方剂学的发展有较大影响。

《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由宋朝诏令太医裴宗元等人将官药局所收医方加以校订，编成《和剂局方》。全书共5卷，分21门，载方297首。后来《和剂局方》经多次增补，内容日益丰富，1151年，经许洪，定名为《太平惠民和剂局方》颁行全国，为世界最早的国家药局方之一。《太平惠民和剂局方》颁行时全书10卷，附《用药指南》3卷，分诸风、伤寒、诸气等14门，载方788首。

《圣济总录》：北宋末年，政府组织医家广泛收集历代方书及民间方药，历时7年（1111-1117年）编成此书。共200卷，达200万字，分60余门，方近2万首，前代方书几乎全部被囊括。

《济生方》宋代严用和著于1253年，是严氏五十余年临床经验的总结，全书10卷，分80门，载方400首。原书已佚。

《三阴极一病证方论》，宋代陈言著，全书15卷，分180门，载方1500余首，有方有论，论后附方，使读者易于洞晓病因，论因求治，在传播方剂学上也有贡献。

金代刘完素著有《素问玄机原病式》2卷，《宣明论方》15卷，《伤寒直格方》3卷，《伤寒标本心法类萃》2卷。可靠而价值较大的有《素问玄机原病式》与《宣明论方》二书。

金代张元素著有《医学启源》、《珍珠囊》、《脏腑标本虚实用药式》等。

金代张从正著《儒门事亲》。

金代李杲著《脾胃论》、《内外伤辨惑论》、《兰室秘藏》。

元代王好古著有《阴证略例》、《医垒元戎》、《汤液本草》、《此事难知》等。

元代朱震亨著有《格致余论》、《局方发挥》、《本草衍义补注》、《伤寒辨疑》等。

公元1368-1840年（明-清·鸦片战争前）

《本草发挥》1384年徐用诚编撰。

《救荒本草》1406年朱骕编撰，它既是15世纪初我国一部药、食两用的植物学著作，也是一部植物学图谱。

《滇南本草》约1476年，兰茂编撰。

《本草集要》1492年，王纶编撰。

《本草纲要》1578年，李时珍著，共52卷。李时珍还著有《濒湖脉学》、《奇经八脉考》。

《证治准绳》1602-1608年，王肯堂著，全书以证治为主，每证引经据典，结合己见论述，内容丰富，条理清楚，议论持中，选方较精。

《寿世保元》1615年，龚廷贤著，共10卷。

《外科正宗》1617年，陈实功编著，此书主要是作者对其外科理论和经验的总结，书中尚有外科疾病插图若干。

《瘟疫论》1642年，吴有性著。该书创立“戾气”学说，对温病病因提出了伟大创见，对传染病方面有独到见解。

《温热论》叶桂著。书中总结了温热病的理论和经验，在温病学说的发展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为温病学说理论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湿热条辨》薛雪著，此书对湿热病的病因、证侯、发展变化特点及其诊治法则，以条文形式作简要阐述，其中还注明作者自己的见解，对温病学的发展有一定贡献。

《本草纲目拾遗》1765-1802年，赵学敏著。载药921种，其中有716种是《本草纲目》所未收载或叙述不详者

这是唐代诗人白居易的《赋得古原草送别》。

全诗为：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

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

它是关于草的送别诗，体裁为五言律诗，这首诗描绘了草的生长过程，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白居易在他的《琵琶行》中曾留下了千古名句“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英法联军火烧了圆明园。不过，历史真相并非如此简单，根据现存的一些史料，参与那次浩劫的，除了罪魁祸首英法联军外，我们民族中的败类也充当了不光彩的角色。

王门运（1832－1916)著的《圆明园词》说：“敌兵未至雍门荻，牧童已见骊山火。”其自注曰：“夷人入京，至园宫，见陈设巨丽，相戒弗入，云恐以失物索偿也。及夷人出，而贵族穷者倡率奸民，假夷为名，遂先纵火，夷人还而大掠矣。”王当时在权臣产部尚书肃顺的幕府中干事，据他所见所闻，认为当英法联军占领北京后，最先进入圆明园盗掠的，不是英法联军，而是当地土著，是海淀附近的满汉穷人。

《花随人圣庵摭册》一书的作者黄浚(1890--1937)也提到这段疑案。对此，黄浚评曰：“圆明园—役，其始联军仅焚园外官吏房，或为军事上必要之举动。而许多旗人土匪，即乘机劫掠，于是联军旋亦入园。”据英法联军将士的回忆录，他们是10月6曰追赶满兵，进入圆明园的。当日，为了战事，在圆明园外围烧了几间房子。来自乡下的英法兵土，住在宫殿里，眼界大开，垂涎三尺，已经在议论盗掠珍宝。但据说第一天还好，只有几个法国士兵拿了几件小东西，权作纪念，没有动手。第二天，10月7日，海淀的中国人下手了，他们不敢抢外国大兵占据的宫殿，就抢那些无人看管的佣人、管家和太监的住房。

圆明园被劫掠，英法联军固是罪魁祸首，但“奸民”罪责难逃。等到英法联军正式开抢以后，北京的暴民们便开始了更大规模的抢劫。据说，河里、沟里都是坛坛罐罐，是搬不动扔下的。此后的时间里，圆明园里，无有宁日。北京的老百姓，每逢动乱，或平时官兵有所疏忽，就拖着板车奔海淀。从楠木、金砖，到石块、瓦片，皇上的东西，什么都往家里搬。运气好的，在废墟里还能找到拼得起采的瓷器、玉器。

因此，外界看来，是中国人先抢烧的圆明园。英法联军当然不是善类，他们早已在园内有组织有纪律地分赃、搬运、拍卖圆明园财物。等到英国公使额尔金为报复清政府杀害人质而决定火烧圆明园时，悲剧早就预定了。

或许，许多善良的国人会怀疑以上记载的真实性，但上半年伊拉克战争中美军攻占巴格达后的情景却是有目共睹的。伊拉克博物馆被洗劫一空，电视画面上一些伊拉克人肩扛手拿往家抢东西，连中国驻伊使馆也未能幸免。中国历史常说的“趁火打劫”一词，我想打劫的不仅仅是外来的侵略者，恐怕还有的是“自己人”吧？秦末项羽大烧咸阳，放火的是楚兵，抢劫者中想必夹有大量当地人，不然为什么史载大火“三月不灭”。明末“闯王”李自成进北京，也是北京城里的当地人先抢了起来，一发而不可收。辛亥革命期间，在北京、南京、武汉也发生过类似的事件，有人想趁乱抢掠，但是因为有一批商人、政客、士绅出面维持，不准掳掠，才是历来的改朝换代中情况较好的一次。

国内外，历史上，一次次出现的“趁火打劫”现象足以表明，这不是某一个国家人民文化素质高低的问题，也不是某一个民族性格缺陷的问题，而是一个体制问题。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如果不鼓励人民有自己独立的财产、事业、信仰和追求，不能享有参与治理国家的权利，没有公民的意识，他们就不会认为自己是国家的主人，就会对自己的行为不负责任，一旦有机会打劫就会一哄而起，成为暴民。

他就是张溥（pu，三声）（1602年5月14日——1641年6月15日)，字乾度，一字天如，号西铭，南直隶苏州府太仓州（今属江苏太仓）人，是明朝晚期文学家。

张溥小的时候就很好学，所读的书必然要手抄下来，抄完了，朗诵一遍，就焚烧掉，然后又抄，像这样六、七次才停止。右手拿笔的地方，手指和手掌都磨出了老茧。冬天手的皮肤都冻皱裂了，每天把手放在热水里浸好几次。后来把他读书的房间称为“七录”。张溥写诗作文思路敏捷，各方人士问他索取诗文，他不起草，当着客人面写作，一会儿就立刻完成。所以他在当时名声很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