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诗经》——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

《诗经》，是中国古代诗歌开端，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收集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前11世纪至前6世纪）的诗歌。

共311篇，其中6篇为笙诗，即只有标题，没有内容，称为笙诗六篇（《南陔》、《白华》、《华黍》、《由庚》、《崇丘》、《由仪》），反映了周初至周晚期约五百年间的社会面貌。

2、《山海经》——中国第一部神话集。

《山海经》是中国先秦重要古籍，也是一部富于神话传说的最古老的奇书。该书作者不详，现代学者均认为成书并非一时，作者亦非一人。《山海经》传世版本共计18卷，包括《山经》5卷，《海经》13卷，各卷著作年代无从定论，其中14卷为战国时作品，4卷为西汉初年作品。

3、《离骚》——中国第一首长篇抒情诗。

《离骚》是中国战国时期诗人屈原创作的诗篇，是中国古代最长的抒情诗。此诗以诗人自述身世、遭遇、心志为中心。

前半篇反复倾诉诗人对楚国命运和人民生活的关心，表达要求革新政治的愿望，和坚持理想、虽逢灾厄也绝不与邪恶势力妥协的意志；后半篇通过神游天界、追求实现理想和失败后欲以身殉的陈述，反映出诗人热爱国家和人民的思想感情。

4、《春秋》——中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

《春秋》，即《春秋经》，又称《麟经》或《麟史》，中国古代儒家典籍“六经”之一。也是周朝时期鲁国的国史，现存版本由孔子修订而成。

《春秋》是中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共三十五卷，是儒家经典之一且为十三经中篇幅最长的，在四库全书中列为经部。记述范围从公元前722（鲁隐公元年）至公元前479年（鲁哀公十六年）。

5、《史记》——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

《史记》最初称为《太史公》或《太史公记》、《太史记》，是西汉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纪传体史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上至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太初四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

太初元年（前104年），司马迁开始了《太史公书》即后来被称为《史记》的史书创作。该著作前后经历了14年，才得以完成。

6、《汉书》——中国第一部断代体史书。

《汉书》，又称《前汉书》，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二十四史”之一。由东汉史学家班固编撰，前后历时二十余年，于建初年中基本修成，后唐朝颜师古为之释注。《汉书》是继《史记》之后中国古代又一部重要史书，与《史记》、《后汉书》、《三国志》并称为“前四史”。

中国古典文学典籍

截至目前为止，六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累计已有13026部。据了解，《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入选标准十分严格，名录的主要收录范围是1912年以前书写或印刷的，以中国古典装帧形式存在，具有重要历史、思想和文化价值的珍贵古籍；少数民族文字古籍视具体情况适当放宽。相关业内人士表示，近年来，随着全国古籍保护工作的深入开展和珍贵古籍名录的持续发布，各省能够申报和入选的古籍日渐稀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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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希平]古代西南少数民族汉语诗文成就及意义

中国民族文学网　发布日期：2019-08-28 作者：徐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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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其中既有母语文学创作，还有大量的汉语文学作品，这些都是中华文学的宝贵遗产。早期的少数民族汉语诗文作品，或是少数民族作者直接用汉语创作，或是以本民族语言创作而翻译为汉语并得以流传。

　　相对而言，中国西南地区族别丰富，包括汉语创作的少数民族文学成就同样巨大，但较少为外界所知，这与其实际成就极不相符。早在汉代，西南地区就与中原文化结合密切，武帝时期开发西南夷，司马相如为此积极奔走，蜀郡守文翁在四川开办学校，以儒家思想教化百姓，西南地区各族文化交流十分频繁。抗战时期，闻一多先生在参加湘黔滇旅行采风团尤其是欣赏彝族舞蹈后，“从那些民族歌谣中看出了中华民族旺盛的生命活力，这种大有可为的潜力还保存在当今少数民族之中”。为此，闻一多曾计划写一篇文章，标题下注明了发人深思的要点——“不要忘记西南少数民族”，发出中国文学的希望在西南的判断。其后学界对西南民族文学和文化的研究日渐重视，成果丰硕。

　　从汉唐时期，西南地区文学进入中华文学视野，且成为领军标志，所谓“蜀之人无闻则已，闻则杰出”。司马相如、扬雄、王褒皆为汉赋之大家，陈子昂开辟唐诗健康发展之路，“绣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诗仙李白将诗歌带到盛唐的顶峰。在这个大背景下，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创作同样载入史册。东汉时期著名的古羌人《白狼歌》堪称其最早的代表。据《后汉书·西南夷传》记载：东汉明帝永平年间（公元58—75年），居住在筰都一带的“白狼、盘木、唐菆等百余国，户百三十余万，口六百万以上，举种贡奉”，投入到祖国大家庭的怀抱。在与东汉王朝的交往中，少数古羌部落的首领创作了一些歌诗作品。其中，被译为汉文并传至今日的就有著名的《白狼歌》（包含《远夷乐德歌》《远夷慕德歌》《远夷怀德歌》），成为中华民族团结文化交融的经典之作。诗歌之外，还有少量散文作品，如三国蜀汉名臣姜维的书表，也可以视为西南羌人的汉语创作。

　　中国西南是多民族地区，氐、羌、藏、汉文化交流源远流长。20世纪80年代初，马学良主编《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出版），全书共五个分册，共收入55个少数民族古今民间文学和作家文学作品六百余篇，成为首部少数民族文学总集，影响深远。该书序中写道，“回族、满族、白族、纳西族等，也早已产生了本民族的用汉文写成的作家文学”。而其中收录了南诏著名诗人杨奇鲲的《途中诗》，是该书收录最早的作家的文学作品。杨奇鲲还有《岩嵌绿玉》诗，收录于《滇南诗略》。

　　除杨奇鲲外，南诏国王骠信作《星回节游避风台与清平官赋》和朝廷清平官赵叔达《星回节游避风台骠信命赋》二诗不仅韵律和谐，颇近于隋唐王朝君臣同赋或大臣应制之作，与稍后的大长和国使人（宰相）布燮《听妓洞云歌》《思乡作》等共同呈现出西南地区乌蛮族汉语创作之盛。

　　据《旧唐书·吐蕃传》载，初唐贞观十五年（641），松赞干布向唐太宗请求联姻，文成公主出嫁吐蕃，吐蕃开始“释毡裘，袭纨绮，渐慕华风；仍遣酋豪子弟请入国学，以习诗书”，又请唐朝“识文之人典其表疏”，交流十分密切。唐中宗时，吐蕃又遣其大臣尚赞吐、名悉猎（一作“明悉猎”）等来迎娶金城公主，其中名悉猎官居舍人之职，汉学造诣非常了得，《旧唐书·吐蕃传》说他“颇晓书记”，“当时朝廷皆称其才辩”，皇帝还给予特殊礼遇，“引入内宴，与语，甚礼之，赐紫袍金带及鱼袋”等，“于别馆供拟甚厚”。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还参与中宗和大臣之间的游戏及诗歌联句等文字娱乐活动。中宗景龙四年（710）正月五日，移仗蓬莱宫，御大明殿，会吐蕃骑马之戏，因重为柏梁体联句。当君臣联句将毕之时，明悉猎主动请求授笔，以汉语来了一个压轴之句，“玉醴由来献寿觞”，不仅表意准确，而且合于格律平仄韵脚，相较前面唐朝汉臣所作毫不逊色，令众人刮目相看，“上大悦，赐以衣服”。其诗至今保存在《全唐诗》中，留下最早的古代藏族同胞汉语创作的珍贵文献记录，这也同样成为少数民族汉语创作的典型史料。

　　晚唐五代时期，旅居四川梓州的波斯诗人李珣、李舜弦兄妹，汉语创作成就甚高，李珣著有《琼瑶集》，虽然已佚，但仍存词54首，跻身《花间集》西蜀词人群，十分耀眼。李舜弦作为蜀主王衍昭仪，有《蜀宫应制》等诗，均显出西南地区民族文学汉语创作的成果。

　　到了宋辽金元时期，西南地区与各地少数民族汉语创作都有了进一步发展。四川成都鲜卑族后裔宇文虚中及其族子宇文绍庄堪称代表，宇文绍庄有《八阵图》等传世。西南大理国的白蛮贵族的汉语修养很高，段福为国王段兴智的叔父，创作有《春日白崖道中》等诗作，直到大理国亡，仍奉元世祖命归滇统领军事。元末大理总管段功之妻阿盖公主本为蒙古族，所作《愁愤诗》情感真挚，抒写其与段功的真挚爱情，成为一段凄恻动人爱情悲剧的原始记载。

　　到了明清时期，少数民族汉语诗文创作有了极大的发展，不仅作家数量倍增，更有了大量的作家个人文集传承。多洛肯《元明清少数民族汉语文创作诗文叙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出版）著录更为翔实，大略统计古代西南地区各少数民族作家汉语文集上百家，虽然亡佚不少，但现存的至少还有80余家，这其中不乏一些在全国有较大影响的作家，还有许多属于文学家族。如纳西族木府历代土司木公、木增家族，木公有《隐园春兴》《雪山庚子稿》《万松吟卷》《玉湖游录》等，云南白族赵藩为武侯祠“攻心联”作者，有《向湖村舍诗》（初、二、三集），贵州布依族作家莫友芝被称为西南巨儒，有《莫友芝诗文集》等。但其中仅有少量的作家文集曾有过整理，大多数尚未整理，这极不利于对少数民族文学成就的认识评价和深入研究。近年出版的一些大型丛书如《清代诗文集珍本丛刊》（全600册）1300余种，《清代诗文集汇编》（全800册）收入清代诗文集4000余种，收录清代别集十分可观，但有关少数民族汉文文集数量有限。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少数民族汉文资料总体上较为零散，其古代西南少数民族汉文别集尤其难觅，缺乏整理。因此，有必要对相关情况予以探讨，以便于进一步整理研究。

　　纵观西南少数民族汉文文集文献研究和整理情况，虽然取得一定成效，但总体而言，研究状况还是较为薄弱。无论是刻本、稿本、抄本，多未整理，散于各处，极不便于研究，不利于对其文学成就进行深入研究分析和总体评价，也不利于对民族文化的全面认识和民族文献的保护传承。当前需要整合力量、加大力度，发掘整理、抢救保护。

　　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中，大约有白族、纳西族、彝族、羌族、回族、土家族、布依族、苗族、侗族9个民族皆有汉语诗文集，其中尤以白族、纳西族、彝族和回族较多，其诗文集主要留存情况如下。首先，古代白族作家现有24人近40多部诗文别集存世，大概有近250万字的文学作品存世。其次，集中于纳西族诗人及文集：明代主要是木府家族，最多的是木公，然后为木增，此外，木青有《玉水清音》，清代则有杨竹庐、桑映斗等20余家纳西族诗文集。再次，彝族主要有左正、左文臣、左文彖、左嘉谟、左明理、左世瑞、左廷皋、左章照、左章晒、左熙俊等左氏诗文集；高光裕、高奣映、高厚德等高氏诗文集；余家驹、余珍、余昭、余一仪、余若瑔等余氏诗文集；鲁大宗诗文集；禄洪诗文集；李云程诗文集；安履贞诗文集；黄思永诗文集；等等。最后，比较多的回族作家如沐昂、马之龙等十余家诗文集，此外有陈景星、陈汝燮等土家族作家，羌族、布依族、苗族、侗族作家数量不多，但有的影响很大，如莫友芝等。这些情况都值得深入研究。

　　西南各民族汉文别集文献整理与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深远的现实意义。西南各少数民族伴随着中华民族繁衍交融的足迹生生不息，如丰富的羌族文学不仅是中华多民族文学宝库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更蕴藏着其历经忧患而绵延坚韧、不失特色的生存密码。各族文学不仅与汉文学关系密切，西南地区多民族文学亦互相渗透和影响。如明代号称著述第一人的四川诗人杨慎，后半生基本居住于云南，不遗余力地推荐介绍木公等云南作家，对西南民族地区文化交流传播和汉语诗文创作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由此也可以探讨中华多民族文学相互影响和促进发展的过程与普遍规律，同时对各民族对汉语的巨大贡献，汉语文包容多元多样文化作为多民族文化内涵载体的特性和凝聚各民族智慧结晶重要价值等也会有新的认识。对西南各民族汉文别集文献进行全方位的清理整合，对于民族文学史料学学科建设和民族文化保护工作，具有特殊意义。对增进人们对丰富的民族文化与文学成就的认识，抢救和保护民族文化资源，探索民族文学繁荣发展的有效途径，促进祖国民族团结与现代社会和谐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和应用价值。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古代西南少数民族汉语诗文集丛刊”（17ZDA262）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西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原文载于：《中国社会科学报》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2019-0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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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言文学古文字学方向专业如下：

文艺学、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汉语言文字学、中国古典文献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1、文艺学：是研究文学的性质、特点及其发生、发展规律，给文学实践以指导的学科。

2、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以中国境内语言为研究重点，分析、归纳人类语言的发生学关系和内在规律。

3、汉语言文字学：语言类的传统学科，分为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两个大方向。

4、中国古典文献学：整理和研究中国古代典籍、弘扬传统文化为宗旨。

5、中国古代文学：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具魅力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个专业以古代文学发展的历史、文学体裁的演变、历代作家作品、文学流派、文学现象、典籍、文论、各个时期文学承前启后的关系等为研究对象。

6、中国现当代文学：注重学理研究与现实问题的紧密结合。

7、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旨在培养具备相关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的系统知识，能在少数民族教育、文化部门和单位从事教学、科研、翻译、文学创作、新闻等工作的专门人才。

8、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一门复合型的学科。

我国历史悠久，经历了五千多年历史的演变，形成了至今我们所了解和熟悉的五十六个民族，而在这么多的民族中，目前使用着八十五种语言。在这八十五种语言当中，有二十一个民族有属于自己民族的文字，有三十五个民族还没有属于他们自己民族的文字。

有文字的民族有汉族和蒙古族、藏族、壮族等其他的少数民族。现在中国五十五个少数民族中，除回族、满族已不使用自己民族从古代流传下来的文字而直接使用汉字外，其他五十三个少数民族都使用自己的文字。有二十九个民族有与自己的语言相一致的文字，由于有的民族使用一种以上的文字，所以我国少数民族文字远远不止二十九种文字。但是，最为通用的文字是汉文，几乎每一个民族都在学习和使用着。

大家都知道中国的汉字历史悠久，博大精深，而中国的汉字，又称汉字，是世界上唯一广泛使用的语言。看过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人都知道，有一个中国汉字的表演环节，把中国汉字的文化和印刷文化展现得非常精彩，让全世界的朋友都为之惊叹。汉字是由象形文字演变而来的，关于汉字的起源有一个美丽的传说。据说汉字是古代黄帝时期一位名叫仓颉的历史学家创造的，他根据太阳、月亮、鸟兽等自然景物创造了汉字！经过几千年的发展演变，产生了我们今天使用的汉字。

西夏铜钱

中国有着悠久的文化历史，汉字是中国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因为汉字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中国历史上很多民族都是模仿汉字，然后创造了自己的民族文字，比如契丹、女真、西夏等等，被很多人所熟知。今天的一种古文字是西夏文字。虽然在中国是抄汉字发明的，但是因为像天书一样复杂，很难识别而被吐槽！下图是西夏文和汉字的对比。用汉字来说，我来自中国。西夏文怎么写？我想很多人看到会怀疑是不是写错了或者像我一样乱写。其实没错，他们是西夏人，这几乎成了一个未解之谜。

汉字与西夏文字的比较

西方篆刻

要了解西夏语，首先可以简单了解一下西夏的历史，西夏可以说是一个被遗忘的神秘王朝。因为历史上记载的信息不多，很多人都不熟悉。记得在中学的历史课本上，我们看到过辽西与北宋对立的写法，但简单的内容真的很少引起注意。西夏是11-13世纪中国西北地区党项人建立的大夏国，历时189年。起初，在李、李德铭、等人的发展下，西夏最终建立了与宋、辽对立的大夏国。因为地处西北，宋朝称之为西夏。

北宋时局

在180多年的政权中，西夏国经历了十个皇帝，最后因蒙古的强势崛起而消亡！但在这段不算太长的历史中，有一种文字，就是前面提到的西夏文字，当时广泛使用。后来由于西夏国的灭亡，西西文突然消失了，几乎成了死语言。即使后人看到了，也不知道是哪个剧本。直到清代，当时的史地学者张舒与一位朋友游览该寺时，在寺内的碑亭中发现了西溪文字。

夏雯

作为模仿汉字的西夏民族文字，也是西夏文化的重要标志，具有难认、难记、难写的特点。西夏文字大多是有意义的复合词，由西夏大臣诺丽任荣历时三年创制。总共有5000多个字，结构和中国汉字差不多。看完图应该会发现西夏字笔画很多，没有竖钩，每个字基本都一样。之所以这么说，是为了和汉字区分开来。这是有一定历史原因的。建国后，西夏与北宋处于对峙状态。可以说，战争从未停止。虽然当时军事上势均力敌，但与北宋强盛的文化相比，西夏还是有些缺乏安全感。西夏人主要是游牧民族，常年靠水草为生。现在西夏建立了，决心要创造自己的文字！为了区别于汉字，大臣也是绞尽脑汁。为了看不出西夏文字的痕迹，连最简单的一、一、二、三、四，都写得很复杂。最后，西夏国王李元昊非常高兴，觉得他终于有了自己国家的文字。就这样，西夏像天书一样，在西夏被发明和普及。虽然后来西夏被灭，但据资料考证，明代仍有一些地方在使用西夏！

西方写作冷漠智明。

学者写的西夏文。

我想大家都体验过西夏文的风采，也不得不承认西夏文真的很难认，很难记，很难学，很难写，所以不得不说，难道不是天书哈哈？

但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每一种文化都有其独特的原因，正是因为其独特性，才被人们铭记和研究！作为中国乃至世界文明的一部分，没有高低贵贱之分！

宁夏得名，始于西夏平定。公元1227年，元朝灭西夏后，改名“宁夏”，含有平定西夏、稳定西夏、西夏“安宁”之意。

宁夏回族自治区具有悠久的历史。灵武市水洞沟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发掘出来的石器、骨器和用火痕迹表明，远在距今3万年前后，宁夏境内就有了人类活动，他们创造了旧石器晚期的“水洞沟文化”。解放后，在宁夏境内陆续发现了较多的“细石器文化”、“马家窑文化”和“齐家文化”遗址。这些遗址表明，距今六七千年到三四千年前，宁夏南北的“居民”已由母系氏族社会进人父系氏族社会、开始从事畜牧业和农业生产，并与中原地区有了密切的联系。商、周时期，境内有称为胡（北狄）、羌（西戎），后又称为鬼戎、猃狁（熏育、荤粥）的游牧部落活动。周宣王时，曾在“太原”（今固原一带）调查户口，表明当时不仅已有较多人口，而且有了行政管理体制。春秋战国时期，固原南部属秦，其余地区分别为义渠戎、朐衍戎等部族的聚居地。

公元前221年，秦兼并六国后，建立中央政权，宁夏属北地郡。

西晋末年，匈奴人赫连勃勃于407—431年建立地方政权，自号夏，以统万城（今陕西靖边县境）为都城，宁夏属其管辖范围。

唐朝分全国为十道，宁夏属关内道。唐王朝在灵州（今灵武市西南）设大都督府和朔方节度使。安史之乱期间，唐肃宗于756年在灵武登基。

公元1038年，党项族首领李元昊，以宁夏为中心，建立大夏国，国号大夏（因其位于宋王朝西面，故史称西夏）。定都兴庆府（今银川市），国土“东尽黄河，西界玉门，南接萧关,北抵大漠”，“方二万余里”，形成了和宋、辽、金政权三足鼎立的局面。

元朝灭西夏后，设宁夏府路，开始迁入回回人。

明朝设宁夏卫，大批回回以“屯戍人户”的身份被安置在灵州、固原一带。

清朝建宁夏府。乾隆年间，银川发生大地震，原址受损严重，乾隆帝拨下巨银用于重建家园，在城郊建新城，称新满城。乾隆以后，“宁夏至平凉千余里，尽悉回庄”，成为全国最大的回族聚居区。民国初年设朔方道，1929年改为宁夏省，辖除固原以外的现有市、县及内蒙古自治区的阿拉善左旗、阿拉善右旗、额济纳旗和磴口县。

1949年9月23日，宁夏解放，仍沿用宁夏省原称，辖区范围与民国时相同。1954年，撤销宁夏省，阿拉善左旗、阿拉善右旗、额济纳旗和磴口县划归内蒙古自治区，其余地区并入甘肃省。1958年10月25日，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辖原属甘肃省的银川专区、吴忠回族自治州、西海固回族自治州及泾源、隆德2县。1969年，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左旗和阿拉善右旗的5个公社并入宁夏。1979年，这些地区又划回内蒙古自治区。

黄振华这个名字，对大多数人而言都是一个分外陌生的名字，不过这倒也真切地符合先生那种不求闻达的处世精神。他一生与语言文字结缘：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风华正茂之时，在人民大学协助吴玉章先生，为汉字改革工作贡献良多；此后二十多年身为“右派”，在吕叔湘先生关心之下依靠多语种的翻译工作为生；七十年代末重新投入正式工作，虽辗转于多个工作单位之间，仍然在中国北方民族古文字如契丹文、女真文、西夏文的解读方面成果倍出；九十年代初从北京图书馆敦煌资料中心退下来以后仍然笔耕不辍，在自己书籍匝地的斗室中完成了一篇又一篇立意新颖、论证充分的文章，尤其是对汉字式文字的溯源和汉藏共同语的构拟见解发人深省。可惜的是，他的羸弱身体不允许他本人把这些思想一一付诸身体力行的实践，他的治学经验也因为没有正式的学生继承而难以为人熟识。

黄先生原就学并毕业于民国时期的哈尔滨外国语专科学校，这所后来并入黑龙江大学俄语系的学校造就了他极为出色的俄语功底。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新疆博物馆推出的《新疆探察史》、《苏联中亚考古》内容翔实准确，文字洗练畅达，即是先生的盛年佳译；而他随即发表在《社会科学战线》（1978年第二期）上的《评苏联近三十年的西夏学研究》一文，就是在彼时西夏研究汉文资料还相当缺乏的国内对西夏学水平遥遥领先的苏联学者工作的一个总体评价。该文全无时下流行评论文章一味追捧的俗气，大量的篇幅是一针见血地指出苏联学者虽有1929年沙俄军官科兹洛夫中国西北边陲黑水城西夏书库发掘的巨额收藏之便利，但因汉学功底欠佳和某些意识形态的影响而导致了西夏研究中不容忽视的缺憾和疏漏。这些都是主要倚仗黄先生所立足的深湛俄语功底，可称得上是新时期中国西夏研究对国外先进成果的夺胎换骨第一文，同时，这篇文章也体现出黄振华先生一以贯之的学术风格——严于律己也严于待人，字里行间的文字火药味随处可见，即便是同当时还颇有痕迹的大小字报作文风格相比也难分轩轾，只是黄文并不针砭个人而完全针对学术建设，并且对他人错漏“一抓一个准儿”的特点使内行的对手看了只有心折的份儿。在他的文章《西夏语同义词词源研究刍议》、《西夏语同义词词源研究再议》（分别见《民族语文》2002年第五期、2003年第五期）中，老先生对自己参与的《〈文海〉研究》一书中的失误深表忏悔，并毫不留情地指出自己当时急于送交出版社“实际上是整理稿已五易寒暑，正值需要研究成果以资提升职称”之时；现在我们自然理解这种现实的际遇和需要，因而也就更为钦佩先生这种无情解剖自己行为中的心态。

这位老先生，实在也称得上是个学习语言的天才。俄语自不必说，他对英、法、德、日等常用外国语运用也很娴熟；除此之外，他还校译过罗马尼亚某政要在中国发行的罗语文集汉译本。值得一提的是，先生还精通不少稀奇古怪的古代语言和文字：像在中世纪曾享国一个世纪有余、并与当时地处中原的宋王朝对峙过的辽、夏、金政权都创制过自己的官方文字，此即今已湮没不传的契丹文、西夏文和女真文，这是黄先生用力的重点，他对这几种文字的认识自是非同一般的深刻；而另外几种曾经流行于中亚地区和中国西陲的古文字——记录东伊朗语的粟特文、于阗文和记录印度西北方言的佉卢文，他也有过相当深入的研究，八十年代出版的几种综述中国民族古文字的《图录》和相关期刊、论文集中这方面的文章如《粟特文及其文献》、《于阗文贤劫经千佛名号考证》、《鄯善佉卢文书所见王号考》零零星星，却都显出黄先生在这方面的筚路蓝缕之功。据说当年他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时，别人不认识的古怪语文都找他辨认，他也总是不会令人失望；遥想此情，面对斯人，“活字典”一词忽然显得格外栩栩如生。时至今日，佉卢文在中国据说也只有少之又少的学者认识，而粟特文这种曾经流行于盛唐时期长安城胡商之间的“国际性语文”在黄先生身后几乎又成了一片空白，无人可识呵！

在当代的国内，一个外语（含民族语）研究者最怵的，恐怕就是对自己母语文字的深刻认识和精湛掌握。黄先生在这一点上可以说是例外，这尤其有助于他释读与汉字关系密切的中国北方民族古文字。譬如对西夏人自编的《广韵》式字书《文海》的校勘和在此基础上对西夏语音的构拟，他就是完全采用了清代陈澧《切韵考》中系联《广韵》反切上下字总结出中古汉语声纽、韵部、调类的传统方法对西夏文字进行类似的分析处理，这种方法西夏研究前贤从未尝试过，但却又同西夏人袭用汉字小学研究成果的实际轨迹丝丝入扣；这是黄先生熟谙传统国学经典的生动表现。而先生在二十一世纪初连续发表的一系列论文（《汉字的传播及其借用模式》、《纳西哥巴文字源流考》、《古体彝文字源考》）集中论述了契丹文、西夏文、女真文乃至纳西哥巴文、彝文、韩文、日文等汉字式文字的共同点之根本就在于对汉语俗字的大量借用，这体现出他对汉语俗文字文献的熟悉也非常人所及。想象我们自己对其中某一方面的掌握还欠深入，而黄先生却在多方面齐头并进且都不嫌肤浅，我们不得不钦服于他几十年如一日同书斋为伴的执著和切实！

我去过老先生家两次，一踏进门的唯一印象似乎就是四面八方顶天立地的书架和其间满满当当的书。与一般人的收藏多以中文古籍或国内出版物为特色迥异，这里的藏书以外文资料为主，其中覆盖相对常见的俄、英、法、德、日、希腊、拉丁、希伯来、阿拉伯语，也有多数人并不熟悉的粟特语、于阗语、萨莫耶德语（与芬兰语、匈牙利语相近的语言）资料，许多国内根本无法觅见的外语资料，在这里却可以信手而得。所以，据说季羡林先生深为器重的当代俩学人“南徐北黄”，其中之一就是这位老黄先生（另一位是上海汉语大辞典出版社的徐文堪先生，以东方印欧语如伊朗语、吐火罗语的研究为特长）；而我们都知道，季先生的专业是研治语系归属为所谓印欧语系的梵语、吐火罗语等，而他的这种惺惺相惜恐怕在很大程度上与黄、徐二位都深得印欧语这一语言研究重镇的三昧不无关系吧。

语言学在近现代的巨大飞跃，正是仰仗十九世纪欧洲学者对日耳曼语、罗曼语、波罗的—斯拉夫语以及处于东方的印度—伊朗语的形态比较而归纳、总结出系统、严整的印欧语系理论并由此奠定的历史比较语言学学科这一点。虽然从《马氏文通》开始这一套方法论就由我国的语言学先贤源源不断地引进，但是真正切实掌握几种印欧语并及时汲取这套完整理论不断完善成分的艰苦行为，在语言氛围完全不同的中国，时至今日却难以发现，比如我们就很少了解分布位置偏东的阿尔巴尼亚语和亚美尼亚语在二十世纪中叶被西方研究者最终划归印欧语系的细节，而阿尔巴尼亚语同巴尔干诸语言的混同、亚美尼亚语长期受伊朗语的浸润，其间的演化模式其实极可比拟于发生在东亚土地上藏缅语和南岛语的相互融合以及汉语对南方壮侗—苗瑶语言的质变影响。当我们在慨叹域外的成功经验常常难以及时有效地促进国内相应研究领域的突破之时，老黄先生通过自我钻研而在印欧语言学这种“枢纽性绝学”方面的深入就尤其令人瞩目——他的努力最终仍未能淋漓尽致地发挥出来，则是孤掌难鸣的结果呵！

先生不轻易见客——我也是有幸通过他的一个挚友从中说合才得允进门的，然而他对待后学却颇为热情。在得知我有心研习闪米特语言时，他就赠送我一本国内难觅的便携式希伯来文—英文对照旧约全书；而在给我讲一些问题需要例证时，他不顾自己严重的心脏病，还常常爬上爬下找寻书稿指点我阅读，我于心不忍却又无法阻止，只好看着他一顿忙活后抓起氧气袋猛吸一气。我同先生虽然就只有两次会面，但那两个热情似火、放言恣肆的下午，却令我久久回味不止。记得其时先生谈得最多的，是汉藏语言语源学的突破问题。把握一种语言内具体语汇的来龙去脉，实质上就是在为语言系属的建立和完善奠基，由此才有可能催生出更为一般的学科方法论，前述印欧语系的建立和历史比较语言学的诞生轨迹正是如此。今天汉藏语系假说在求证道路上进展的缓慢甚至停滞不前，我们又何不安安心心冷静下来、实实在在地研究印欧语系完善的历程呢？黄先生因有多种印欧语研习的切身体验，因而在这方面已有了一些独到的想法。他就认为，散见于卷帙浩繁的汉文古籍中对一个语义要素的多重文字表述，实际上正反映了在不表音的汉字外壳之下隐藏的现今多种民族语言的古代形态，汉字的“书同文”功能远非秦始皇钦定的那么晚近和自觉；而后来辽、夏、金三朝仿汉官方文字的出现，实际上也只是基于政治原因和民族意识的一种暂时性刻意凸显——与党项语言密切吻合的西夏文字在夏亡后仍继续使用于河西走廊直至明代中期这一事实，正从反面表明汉字所具有的这种超语言功能。先生对汉藏共同语的研究，就是得益于这样一把“逢锁必开”的钥匙，他在纳西哥巴文、古彝文等方面的研究才刚刚开了个头；只可惜，天不假人呵！就像我们的另一位“国宝级人物”——终身矢志译介希腊文献的罗念生先生那样，“希望老天再给半年时间，用诗体译完《伊利亚特》”——然而，由于住所供暖的提前中断诱发急性肺炎，刚刚挣脱癌症魔爪的罗先生只能带着三分之二事业未竟的遗憾，在1990年怅然离开人世——这种遗憾实际上也就不是他个人的，而成为我们整个民族的了。

黄先生对语言的恢宏研习，也并非仅仅停留在个别语言的孤立攻克之上。早在他供职于人民大学语言研究所之时，就编写出《比较文字学讲义》、《西方语言结构介绍》等油印本教授学生。而先生的壮年译作《十九世纪末以前的语言学史》（科学出版社，1960年）译笔流畅、行文简净，体现出译者对原著理论的深入了解和对原文语言的熟练掌握，既得到了吕叔湘先生的高度赞扬，也成为很多人进入语言学殿堂必经的门槛；清华大学中文系已将此书列入学生的必读书目之中并准备再版，然而老黄先生已不能——似乎也无须——对其再作校定并看到它的重新问世了！

去年冬去拜谒先生时，先生就指点我在处理具体语汇比对时，一要注意所用语词时代可比性与民族文化交融历史一致性的相互吻合，二要牢记历史语音演变时“宁求由繁至简”的不二法门。先生平生所至诚服膺的，似乎只有法国汉学大师伯希和，他曾亲口对我说：“十个黄振华捆在一起也打不过一个伯希和。”——这话不由得令人想起“反右”时有人提出全国人民一人一条史料从而超越陈寅恪先生对中国史籍非凡熟谙程度的“逸闻”来。依我的粗浅体会，伯大师师从法国汉学大家沙畹，通晓多种东西方语言，长于精微考证中准确的感悟，这种悟性——既不拘泥于琐碎材料的完全准确，也与东方哲学精神内核相通——正是建立在大师本人浩博厚实的中西学基础之上、而在大师身后却是吉光难再的了，放眼国内，境况尤艰——或许，这也是老黄先生难得共鸣的真正原因吧。

黄先生在汉藏语研究方面最大的贡献，是在至今普遍成就极为薄弱的语源学领域建立了一套有效的方法并对其作了初步的展开应用，他的不少未刊手稿中深刻体现了这一目前尚不为更多人知晓的思想。当时我还接受了一项任务，就是整理先生关于西夏文字结构剖析的一份手稿，这份稿件是用写过的字纸装订起来的，上面用粗粗的毛笔痕迹誊抄了六千多个西夏字，字里行间则是其他细痕笔迹的逐字解剖演示和相应的注释，其篇章的简陋掩饰不住内容的一目了然和发人深省。今日想来，此举既含谶语，又甚有“托孤”之意，我是后学，才智鲜及，唯当尽心竭力，既不辜负老先生拳拳嘱托，亦勿使此思此想从此湮没而真的沉寂下去。

2003年7月20日初稿

2003年11月24日改订

附录：黄振华先生主要论著简目

1．《评王静如先生的西夏学近著》；载《考古》1974年第6期。

2．《评苏联近30年的西夏学研究》；载《社会科学战线》1978年第2期。

3．《女真文国信牌的发现》（合作）；载《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第2期。

4．《契丹文“山”、“山’”考——契丹文字结构新探》；载《社会科学战线》1981年第2期。（注：此处第二个“山”字右上角的单引号表明这是一个类似的契丹字，非笔误）

5．《于阗文及其研究》；载《中国史研究动态》1981年第3期。

6．《粟特文及其文献》；载《中国史研究动态》1981年第9期。

7．《于阗文》；载《中国民族古文字》，北京：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1982年。

8．《女真文》（合作）；载《中国民族古文字》，北京：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1982年。

9．《明代女真文奴儿干永宁寺碑新释》；载《中国地方史志》1983年第2期。

10．《女真字奥屯良弼诗刻石初释》（合作）；载《民族语文》1983年第2期。

11．《〈文海〉研究》（合作）；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

12．《西夏文字典〈文海〉、〈文海杂类〉及其研究——兼谈从西夏文文献看西夏社会概况》；载《中亚学刊》第一辑（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

13．《苏联的乌孙考古》（合作）；载《乌孙史料汇编》，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

14．《西夏文卖地文书考释》；载白滨[主编]《西夏史论文集》，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4年。

15．《论西夏语音系统的构拟》；载白滨[主编]《西夏史论文集》，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4年。

16．《日本的西域考古学和历史学研究》；载《考古学参考资料》1984年第3、4期合刊。

17．《契丹文〈郎君行记〉新释》；载《宋辽金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18．《契丹文天干名称考》；载《考古与文物》1985年第4期。

19．《苏联的敦煌学研究》；载《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通讯》1985年第4期。

20．《法国敦煌学研究述略》；载《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通讯》1985年第5期。

21．《吐蕃文化对西夏文化的影响》；载《藏族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5年。

22．《西夏文字典“音同”的版本和校勘》（合作）；载《民族古籍》1986年第1期。

23．《契丹文地支名称考》；载《民族古籍》1986年第2期。

24．《黑诚新出西夏文音同初探》；载《文物》1987年第7期。

25．《黑水城出土西夏本类林考辨》；载《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8年第2期。

26．《番汉合时掌中珠》（合作整理）；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9年。

27．《明代重刊汉藏合璧西夏译经题记》；载《藏学研究文选》，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年。

28．《西夏本类林译文试释》；载《固原师专学报》1990年第2期。

29．《宁夏新出带梵字密宗器物》；载《文物》1990年第2期。

30．《西夏语词》部分；载黄布凡[主编]《藏缅语族语言词汇》，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31．《明代〈河西译语〉试释》；载《固原师专学报》1991年第4期。

32．《西夏文孙子兵法三家注管窥》；载李范文[主编]《西夏文史论丛（一）》，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2年。

33．《西夏文音同序跋考释》（合作）；载李范文[主编]《西夏文史论丛（一）》，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2年。

34．《西夏文天盛律令进律表考释》（合作）；载李范文[主编]《西夏文史论丛（一）》，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2年。

35．《类林研究》（合作）；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年。

36．《鄯善佉卢文书所见王号考》；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3年第2期。

37．《西夏语词汇》部分；载《藏缅语语音和词汇》，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3年。

38．《于阗文贤劫经千佛名号考证》；载《中国民族古文字》，北京：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1993年。

39．《契丹文字新释》；载《文史》第卅七辑（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

40．《佉卢文贵霜王号研究》；载《西域考察与研究》，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年。

41．《清抄明代〈河西译语〉再释》；载《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第四辑（北京：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1996年）。

42．《白狼王远夷乐德歌新解》；载《宁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2期。

43．《岁阴岁阳名义考》（合作）；载《燕京学报》1999年新第6期。

44．《汉字的传播及其借用模式》；载赵丽明、黄国营[主编]《汉字的应用与传播》，北京：华语教学出版社2000年。

45．《纳西族哥巴文字源流考》；载《燕京学报》2000年新第9期。

46．《西夏语同义词词源研究刍议》；载《民族语文》2002年第5期。

47．《古体彝文字源考》；载《文津学志》2003年第1期。

48．《西夏语同义词词源研究再议》；载《民族语文》2003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