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是由党项族首领李元昊在公元11世纪建立的地方割据政权，国号大夏，因其地域在今日宁夏及内蒙古、甘肃、青海等省部分地区，于北宋之西，故北宋时称之西夏。西夏瓷器即指在其辖区内生产烧造的瓷器。关于西夏瓷器古文献中不见记载，有铭文纪年的瓷器更为罕见，使人们对其了解甚少。很长一段时间，人们常将其与山西雁北地区一些窑口生产的瓷器相混淆。为了探究西夏瓷，还西夏瓷本来面目，近四十年来考古工作者在宁夏、甘肃等地进行古瓷窑址普查，发现西夏窑址五处。并于1976年、1986至1987年对宁夏银川西郊缸瓷井窑及灵武县瓷窑堡窑和回民巷窑进行正式考古发掘，发现窑炉和作坊遗址多处，出土西夏至元代的可复原瓷器数千件。大量的瓷器标本使我们对西夏瓷器有了进一步了解和认识。本文在对西夏瓷器造型特征、纹饰内容、装饰手法进行全面总结的基础上，力求通过对比的方法找出西夏瓷器与北宋磁州窑瓷器在器物造型、纹饰内容、装饰手法及装烧方法等方面存在着一定的渊源关系，从而对西夏瓷器的起源及在中国陶瓷史中的地位，谈点粗浅认识。

一、西夏瓷器的主要特征

西夏瓷器有粗细之分。粗瓷即胎土未经洗练，胎土中含一定量的砂，胎色泛红，器壁较厚。主要器形有瓮、缸、釜等器。细瓷胎土经洗练，胎质细密，胎色浅黄或灰白，器壁略薄。主要器形为碗、盘、罐、壶、瓶、钩等生活用具及板瓦、滴水等建筑用材。西夏瓷器釉色主要以黑（褐）、白釉为主，也有少量青、紫、茶叶末及姜黄釉色，其中白瓷质量普遍较高，精品明显多于其它釉色瓷器。这一现象的出现，可能与西夏人崇尚白色有关。西夏瓷器种类按用途可分为生活用器、文房用具、娱乐用品、雕塑艺术品及建筑用材等。常见器形有碗、盘、壶、瓶、罐、盆、灯、帐钩、砚、铃、牛头埙、棋子、板瓦、滴水、供养人、骆驼、马、鸡、鸭等等。除此以外，还出土有不少骆驼、马的素范，说明此时骆驼、马已能够翻模成批生产。由此可见西夏瓷器已作为商品在其境内广为流传。据不完全统计1956年至1986年在宁夏、内蒙古、甘肃、青海等地先后出土上百件西夏瓷即是很好的证明。

据考古调查发表资料可知，烧造西夏瓷的窑址主要集中在宁夏银川西郊贺兰山下及灵武县一带，在甘肃省武威也发现西夏古瓷窑址一处，这是目前发现中国西北边陲最远的一处古瓷窑址。西夏瓷窑地处西北大漠地区，是由党项人具体经营管理，因此其产品造型设计、纹饰题材、装饰手法均表现出较强的民族风格与特点，将这些民族风格与特点集聚一起，便形成西夏瓷器特征。富有西夏民族特征的瓷器，突出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1、造型新颖独具特色

西夏瓷器品种繁多，其中剔刻釉扁壶、四系瓶、帐钩、纺轮、牛头埙独具特色。它们造型设计与党项人的游牧生活密切相关。扁壶从早期到晚期一直生产，产品数量大，制作精美，也是西夏以外其它烧瓷窑口所不见的，是西夏瓷器中最具代表性的典型器。扁壶有两种，较大者为圈足扁壶，壶口小、颈短、腹扁圆，是由两个浅腹钵对接粘合而成，其接缝处常以附加堆纹进行弥合，腹侧上下分别置两耳或四耳，腹部中央有圆形圈足。该壶造型设计合理，口小腹大，壶中盛酒、水或奶不易溢出。圈足置腹中央，只要将口塞住，壶可平放，这样重心矮，加之有圈足支撑非常稳妥。腹侧有耳可供穿带，将带系壶附于马背，出游狩猎时携带安全方便。另有一种小型扁壶，其器形与大型扁壶相似，不置圈足，体态轻盈，腹侧置双耳，穿带随身携带简便实用。扁壶无论大小，设计合理制作精美，体现了党项人的聪明才智。

四系瓶（多系瓶），小口圆唇微外侈，束颈斜肩，长圆腹，圈足平底，肩腹交接处置对称四耳（或多耳），其腹大口小，是盛水、奶的理想用具。若将多耳穿带，可以提拎，简单实用。

瓷铃、帐钩是西夏瓷中的特殊产品，也是游牧民族生活中的必须品。时与西夏并存的辽国契丹人是中国东北部的游牧民族，其辖区内曾出土过铜铃、钩等用具。西夏地处西北大漠，这里煤矿资源丰富，铜、铁矿产稀少，西夏人因地制宜想出以瓷铃、钩代替金属铃钩应该是个创举，它不仅巧妙解决没有金属制品的困难，同时为制瓷业开创了新思路。

牛头埙是瓷埙的一种，形似牛首故称之牛头埙。其正面有二孔，顶部有一孔，吹之能发出美妙的声音。牛头埙作为一种乐器，深受草原民族的喜爱。它的出土不仅表现出西夏人善于创新的智慧，同时也展现出西北游牧民族追求美好生活的情感世界。

西夏瓷中有大量建筑用瓷，如瓦当、筒瓦、滴水和各种脊饰瓦件等，其中大部份建筑构件为素烧，有些板瓦、滴水挂黄釉，脊饰多施黑釉。特别值得提及的是白釉板瓦，制作精巧别致，其胎质细腻，上下基本等宽，厚薄相同，断面略有弧度，面微凸，施釉前挂有白色化妆土，釉色白中泛青有光泽。白釉板瓦尺寸不尽相同，总体规格相一致。西夏瓷器中大量建筑用材的出土，不仅为研究西夏建筑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同时表示出西夏党项民族的社会经济、文化生活正在发生着根本的变化。

2、装饰技法

西夏瓷的装饰技法，有刻釉、刻花、刻化妆土、剔釉、剔刻化妆土及少量印花及白釉黄褐彩等。其中刻釉多用于黑（褐）色釉器，以刻花部分露出胎色与釉色间的色差，起到装饰作用。刻花即在施釉前在阴干的胎体上用刀刻出花纹，然后施透明釉。由于胎体较暗烧成后呈淡淡青色，胎釉反差不十分鲜明，因此刻花瓷出现数量较少。西夏瓷器中以剔刻釉、剔刻化妆土为多见。剔刻釉技法在北宋初期磁州窑已经使用，如黑剔花枕、罐等。之后中原一些窑口也采用此种方法装饰瓷器，但所占比例不大。西夏灵武窑在承袭磁州窑此项工艺时运用得比较普遍，绝大部分壶、瓶、罐、钵都以剔花进行装饰，而且在表现手法上富有创意，具体可归纳为三点：其一，在粗胎上施釉，然后根据创意划好花纹，剔掉花纹以外的地，露出胎的真实面貌。其二，在粗胎上挂好白色化妆土，再划出花纹，然后剔刻掉花纹以外的化妆土，施透明釉，入窑烧成后深色的地上呈现白色花纹，朴素美丽。其三，施化妆土和不施化妆土同时并用于一件器物上，有个别褐釉剔刻花经瓶胎体粗，肩部宽斜不挂化妆土，腹部瘦挂化妆土，并剔出大朵牡丹花，地露出化妆土，近足部饰划纹一周。此装饰设计新颖，刻划手法精湛，肩、腹颜色反差理想，花纹层次分明，有意想不到的装饰效果。

另外，采用开光装饰瓷器是西夏瓷器最突出的特征。开光是古代祖先把对光的认识与感情以艺术手法予以表现。此种装饰最早在北宋时期，以白釉绘黑彩的形式用于枕面装饰，黑白强烈反差衬托花纹很醒目。在西夏瓷器中壶、瓶、罐、碗、盆、钵无所不用开光，其比例之大是其它窑口无以伦比的，而且开光不拘一格，有菱花形、连弧形等。开光全部采用剔刻技法，即开光内剔掉花纹以外的地，露出浅色的胎，开光外划满斜道纹或水波纹，以突出开光内花纹有浅浮雕之感，艺术效果极佳。

3、纹饰题材

西夏瓷器纹饰题材内容丰富，有植物纹、动物纹、图案纹及反映民间生活习俗的纹饰。植物花纹以牡丹为最多，可分三种：缠枝牡丹、串枝牡丹、折枝牡丹，多用于扁壶、经瓶和深腹罐上。少量莲花纹、菊瓣纹、石榴纹用于经瓶或滴水上。动物纹有鱼、鸭、蜜蜂和鹿纹。其中鹿衔牡丹或莲花很有情趣，鹿为瑞兽，莲花牡丹象征吉祥富贵，西夏人将鹿与莲花、牡丹巧妙结为一体，在表达美好愿望的同时也展现了党项人粗犷的胸怀和奔放的感情。反映民间生活习俗的题材虽然发现不多，但颇具民族韵味。如灵武窑出土小口深腹瓶，腹部中央刻一马驮一朵盛开的莲花，其上立幡旗，马前有一奔跑的猎犬，犬前有一只挣扎的肥鹅，其上方有一展翅的雄鹰，鹰前方有一只逃命的野兔。马后方似刻划一只靴子和靴垫。靴子和靴垫反映人死后要走向祖灵的思想。 该罐整幅画面纯真稚拙，异常生动，真实地反映了党项人出游狩猎场面和游牧生活的浪漫与欢乐，同时也有希望死后能象生前一样享受生活的强烈愿望。

宋金时以磁州窑为首的北方窑口，普遍流行婴戏纹饰，婴儿形态稚嫩甜美，代表人们对未来美好生活的追求，很受喜爱。西夏灵武窑也出土有一块刻划婴儿纹饰的残瓷片，婴儿作秃发状。另外该窑出土一些男性供养人均秃发，明显与中原及其它少数民族不同。据《续资志通鉴长编》一五○卷载：“元昊初制秃发令，先自秃发，及令国人秃发，三日不从令，许众杀之。”李元昊实施秃发令深入人心，这一点在西夏瓷器纹饰题材中也得到了真实的印证。

二、西夏瓷与磁州窑的关系

西夏灵武窑的发掘，使我们看到西夏瓷器的真实面貌，其中除部分白釉器为仿定器外，黑（褐）釉剔刻花器受北方最大民间窑场磁州窑影响较强烈。为了弄清它们之间的关系，不防将灵武磁窑堡窑出土西夏瓷器与较之稍早的北宋磁州窑中心窑场观台窑出土瓷器作简要比较：

1、器物造型：

北宋磁州窑产品丰富，除日常生活用品碗、盘、罐、炉、瓶外，还生产有陈设瓷花口瓶、玉壶春瓶等。上述的某些器形在西夏灵武窑中也能找到近似器。黑釉双耳罐是北宋磁州窑常见器，直口圆唇、鼓腹、圈足平底。类似黑釉双耳罐在灵武窑早期也能找到，只是口微敛、腹略显长圆。（图十）白釉炉是北宋磁州窑较具代表性的创新产品，早期小口、宽平沿、深腹高圈足，晚期出现广口三足炉。此两种炉在西夏一期均能找到相似黑釉器 。葫芦瓶是北方磁州窑系普遍生产的一种器形，因形似葫芦而得名。磁州窑葫芦瓶多带双耳，西夏葫芦瓶无双耳，似便于束腰拴系，更符合游牧民族生活习俗。 花口瓶是北宋磁州窑创新烧制的陈设用瓷，初为平底，北宋末期至金始有圈足，器形逐渐变高，典雅秀美。西夏花口瓶造型特征晚于北宋与金同步，但磁州窑风格明显。 玉壶春瓶作为陈设用瓷，北宋时中原一些窑口均有生产。北宋磁州窑玉壶春瓶长颈圆鼓腹、圈足。灵武窑玉壶春瓶最大腹径靠下，时代稍晚，与金代磁州窑玉壶春瓶更接近。

2、纹饰题材

磁州窑的纹饰题材多取自民间日常生活中所见所闻，内容极富民间色彩。题材有花卉、飞禽、人物山水，其中花卉题材中以牡丹花为最多。北宋时期牡丹以折枝最具特色，其形式设计为牡丹花朵左右两侧有花叶衬托。西夏瓷器中90%纹饰为折枝牡丹，折枝花朵较大，左右两侧由花叶衬托，图案构思与磁州窑基本相同，表现手法写实性强，更显形态逼真。（图十五）

纵观上述比较分析，不难看出西夏灵武窑早期发展阶段，受北宋磁州窑制瓷工艺影响较深，有些器形花纹、装饰手法、装烧方法相接近，说明两窑口关系密切，有一定的渊源关系。但西夏灵武窑中最具代表性典型器扁壶、四系或多系瓶、帐钩、板瓦等是当时其它窑口所不见，由此可见，灵武窑的制瓷工匠在学习模仿名窑产品的同时，也注意将制瓷工艺与本民族文化相结合，创造出适合本地区本民族生活习俗的有代表性的新器形。并且在花纹的装饰上大量使用开光，利用胎釉间的强烈反差突显花纹立体效果，在开光外布满斜道纹或水波纹，突出党项民族与众不同的独特风格。因此，西夏瓷器是中国陶瓷百花园中最具地域特色和鲜明民族风格的一枝奇葩。

三、关于西夏瓷器的起源

建立西夏王国的党项人，原本是散居在青海一带的拓跋氏后裔。据《旧唐书党羌传》载“唐初吐蕃强盛，拓跋氏渐为所逼，遂请内徙，始移其部落于庆州（今甘肃庆阳）”。内徙庆州后，与中原内地接触机会增多，对党项民族的封建化进程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他们逐步开始半农半牧的新生活。与中原汉人及东北部契丹人相比，党项人还是处于相对落后的状态。党项人不会耕作，更不会烧制瓷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民族，何以在西夏时突然能够建窑烧瓷？关于西夏瓷器的起源，目前由于无古文献记载，只能借助历史与考古资料加以分析推断。对于这一问题有学者推测认为“是西夏占领晋北沿黄河一带地区，时间虽短，在撤退时把河曲等窑场部分匠人掠走，以后发展了西夏制瓷手工业”。此话不无道理。因为在历史上后进民族占领先进地区时，采取劫掠手段将先进民族的工匠掳走为其服务的事屡见不鲜。如活动在中国东北地区的契丹人，也是逐水草而栖的游牧民族，公元916年建立契丹国（后称大辽）。据辽史载，太祖阿保机曾“南攻燕蓟……以所俘人户散居潢水之北”“建临潢县”。后皇太子率王郁略地定州，俘虏甚众。辽世宗时“以定州俘户置弘政县”。从中可看出，辽初契丹人曾数次进犯中原定州等地，每次均劫掳大批有技能的汉人工匠，归其帐下，为其所属，并将所俘汉人置新的州县，使其从事农业或重操旧业。五代人胡峤著《陷虏记》载“上京……西楼有邑屋市，肆交易，无钱而用布，有绫锦、诸工作、宦者、翰林、使术、教坊、角抵、僧尼、道士等，皆中国人而并、汾、幽、蓟之人尤多”。被契丹人掠走的汉人中肯定有制瓷工匠，上述史书中虽未说明，但辽代早期建造的上京及后来中京附近的赤峰都发现有烧造辽瓷的窑址，辽墓中也曾大量出土辽瓷。考古与史料相互印证，契丹人劫掳汉人制瓷工匠已成不争的事实。党项人数次入侵北宋，有否劫掳有技能的汉人工匠，史无记载。毅宗谅祚时（公元1049—1067年）西夏开始变强盛，司马光著《涑水记闻》中载：谅祚曾向北宋朝廷讫取“工人”，遭宋仁宗拒绝。由此可推断，党项人入侵中原没能向契丹人那样掳走各种有技能的汉人。后来随着其势力强盛和对奢侈生活的追求，才想到向北宋朝廷索取技能工人为己服务。另外在西夏辖区内，考古调查均未发现西夏早中期的瓷窑遗址，说明西夏中期之前党项人没有建窑烧瓷。崇宗乾顺时（公元1087—1139年）西夏与北宋战争减少，经济得到较大发展。至仁宗仁孝（公元1139—1193年）时，西夏政治、经济变得强大，为西夏鼎盛时期。此时辽被女真人建立的金所取代。公元1127年金灭北宋，占领淮河以北广大地区。在北方金与西夏友好相处达80年，此时西夏人是否向金人讫取“工人”文献无记载，但从宁夏灵武古瓷窑址的考古发掘中似乎能找到答案。据《宁夏灵武窑发掘报告》中出土瓷器可分五期。一期时代为西夏中期偏晚，即崇宗晚期及仁宗前期。二期时代为西夏晚期，即割剧政权走向衰落后30年。三期为元代，四、五期更晚。因三期以后器物虽与一、二期有承袭关系，但时间晚于西夏，这里不多谈。西夏瓷始烧年代为崇宗晚期或仁宗初期，即北宋刚刚灭亡，金人刚刚占领淮河以北之际，为了巩固政权，金与西夏友好相处来往频繁，其时是否派遣制瓷工匠北出塞外到银川平原虽不得而知，但灵武窑一期瓷器即是始烧起源期又是繁荣期，文化堆积厚，延续时间长，种类丰富，而且有些器物造型、花纹内容、装饰手法、装烧方法均能与磁州窑找出一脉相承的内在联系。开始建窑烧瓷初期产品种类之多、质量之好、成型烧造技术之成熟，如若没有外来技术支持是难以想象的。因此从该窑始烧年代及制瓷技术分析应是在金初得到河北磁州窑系工匠们的技术支持，西夏瓷器才得以烧制成功。当然也不能排除中原一带的制瓷工匠们为躲避战乱，举家北迁到边远少数民族地区与之杂居，更何况古灵州（灵武窑附近）毕竟是西北地区要塞名城，政治、经济比较发达，离古都长安不十分遥远。由于其地处宁夏平原，地形平坦，饮水方便，加之这里产煤，蕴藏有丰富的制瓷原料，一旦条件成熟，瓷业便可立即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

四、西夏瓷的历史地位

西夏王国作为地方割剧政权与中原宋朝保持着密切的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联系，西夏文化就是在吸收借鉴汉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民族文化。西夏瓷器作为西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受中原磁州窑系影响，并结合本民族的文化习俗创建发展出粗犷质朴，极具党项民族特色的瓷器。近些年在内蒙、甘肃、青海等地都出土有西夏瓷器。这些瓷器与灵武窑早期瓷器相一致，说明西北边疆地区自古以来与中原息息相关，也证实历史上西北地区曾有制瓷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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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朝、金朝、宋朝版图女真（或女贞与女直），亦作女真族，源自3000多年前的“肃慎”， 汉朝－晋朝时期称“挹娄”，南北朝时期称“勿吉”（读音“莫吉”），隋－唐称“黑水靺鞨”，辽－金时期称“女真”、“女直”（避辽兴宗耶律宗真讳）。

“女真”在明朝初期分为建州女真、海西女真、野人女真三大部。后又按地域分为建州、长白、东海、扈伦四大部分；依接近汉化程度及活动区域南北：多汉化程度、南境者为熟女真，少汉化程度、北境者为生女真。

清朝以后，“女真”一部份融和其他民族称为“满洲”，后通称为满族至今。

金，是朝代，由女真人建立的，女真人的领袖完颜阿骨打在1115年统一了女真族各个部落，并且在很短的时间内攻打下了辽国的北方首都上京。然后入侵并占领了汉人宋朝的大部分土地，并建立了齐，楚等傀儡政权。稍后，建立按照汉人的习惯建立叫做金的国家。 女真人用家乡anchuhu河的名字命名他们所建立的金朝（黄金，女真文anchuhu相当于后来的满洲语 aisin - 金的，黄金）。

辽，是朝代，是契丹人耶律阿保机所建,在我国北部,初名契丹,947年(一说938年)改称辽。

契丹族源于东胡后裔鲜卑的柔然部。契丹，汉译亦作吉答、乞塔、乞答、吸给等，它以原意为镔铁的“契丹”一词作为民族称号，来象征契丹人顽强的意志和坚不可摧的民族精神。历史文献最早记载契丹族开始于公元389年，柔然部战败于鲜卑拓跋氏的北魏。其中北柔然退到外兴安岭一带，成为蒙古人的祖先室韦。而南柔然避居今内蒙古的西喇木伦河以南、老哈河以北地区，以聚族分部的组织形式过着游牧和渔猎的氏族社会生活。此时八个部落的名称分别为悉万丹、何大何、伏弗郁、羽陵、匹吉、黎、土六于、日连。在战事动荡的岁月中，各部走向联合，形成契丹民族，907年，契丹建立了政权，成为中国北方一个强大势力。916年，契丹族首领耶律阿保机创建契丹国。947年，太宗耶律德光改国号为辽，辽成为中国北方统一的政权。契丹王国强盛，其疆域东自大海，西至流沙，南越长城，北绝大漠。1125年，辽为金所灭，此后契丹逐渐被融合。

史学界只能推测几百万契丹人的命运大致有三种：

第一，居住在契丹祖地的契丹人渐渐忘记了自己的族源，与其他民族融合在一起。

第二，西辽灭亡后，大部分漠北契丹人向西迁移到了伊朗克尔曼地区，被完全伊斯兰化。

第三，金、蒙战争爆发后，部分“誓不食金粟”的契丹人投靠了蒙古，并在随蒙古军队东征西讨，扩散到了全国各地。

据考证，目前的达斡尔族可能是契丹族的后裔，另外在中国西南有家谱的家族中，有根据家谱记载，是随蒙古军队出征而留在当地的契丹后裔，已经汉化和当地居民融合了。达斡尔、阿、莽、蒋氏“本人”都是契丹后裔。云南“本人”犹如湖南桃源县的维吾尔族人均是元代不同民族的官兵落籍于当地而保存着原来民族的记忆。

西夏，是朝代，指中国历史上由党项人于公元1038年至1227年间在中国西部建立的一个封建政权。西夏政权国号为“大夏”，因在当时宋朝的西方，宋人称之为“西夏”。

党项族是我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之一，属西羌族的一支，故有“党项羌”的称谓。 据载，羌族发源于“赐支”或者“析支”，即今青海省东南部黄河一带。汉代时，羌族大量内迁至河陇及关中一带。此时的党项族过着不知稼穑、草木记岁的原始游牧部落生活。他们以部落为划分单位，以姓氏作为部落名称，逐渐形成了著名的党项八部，其中以拓跋氏最为强盛。此外还有黑党项、雪山党项等部落。

还有一说，拓拔氏是鲜卑族的后裔，西夏开国君主李元昊就自称是鲜卑后代。

隋开皇四年（584）有千余家党项羌人归属隋朝，唐初武德中（618～626）党项相率归属唐朝。唐贞观九年（635），任命归附的部落首领作刺史，以拓跋赤辞为西戎州都督，赐姓李，受松州都督府节制。唐朝末年，党项平夏部首领拓跋思恭参与镇压黄巢农民起义军的军事行动。唐朝以夏州为定难军，以拓跋思恭为节度使，封爵夏国公，再赐李姓。历经五代，党项拓跋部利用藩镇争战、朝代更替的机会，逐渐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到后周末年，已经形成一个以夏州为中心的地方割据势力。

宋初赵匡胤削藩镇的兵权，引起李氏的不满。虽然他们一开始服从宋的命令，但两者之间的矛盾不断加剧。1032年李德明之子李元昊继夏国公位，开始积极准备脱离宋。他首先弃李姓，自称嵬名氏。第二年以避父讳为名改宋明道年号为显道。开始了西夏自己的年号。在其后几年内他建宫殿，立文武班，规定官民服侍，定兵制，立军名，创造自己的民族文字（西夏文）。公元1038年10月11日，李元昊称帝，建国号大夏。

公元1227年，蒙古灭西夏，党项人遂成为蒙、元属民，系色目人之一种。蒙古语译党项为唐兀（《元朝秘史》译作唐兀惕或唐忽惕），故元代以唐兀氏指称党项人及其所建立的西夏。因西夏领土主要在黄河以西，汉文文献称之为河西，自蒙古语转译，又作合申，故拉施特《史集》谓“蒙古人称做合申的唐兀惕地区”。但元人所说的河西人是泛指所有的西夏遗民，不专指党项族，故河西又有“蕃河西”和“汉河西”之别，《新元史》卷二九《氏族表》（下）曰：“其俗以旧羌为‘蕃河西’，陷没人为‘汉河西’。”有的学者认为，在西夏统治的近二百年间，已经形成了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元代用“唐兀人”、“河西人”、“西夏人”来指称这个民族共同体，而“党项”之名却再也不见于载籍。[31]我不能同意这种说法。党项一名之所以绝迹，不过是因为蒙古人已将党项改称为唐兀罢了，唐兀和河西虽然都可以用来指称西夏，但在指西夏遗民时，唐兀人与河西人、西夏人还是有所区别的。由于党项族的族称在各个历史时期颇有歧异，为了行文的统一，本文仍采用其初始名称党项，以党项遗民来指元代的唐兀人，以党项遗裔来指元以后的党项人后裔。

西夏亡国后，党项人失去了其共同生活的地域，不得不与其他民族间错杂居，从而渐渐为汉、藏、蒙古等族所同化。本世纪以来，学者们对西夏亡国后的党项遗裔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从中可以看到这个民族是怎样经历民族融合而最终走向消亡的。

（一）西夏故地的党项遗民 ：白滨、史金波认为，现今分布在甘肃河西走廊中部、祁连山北麓一带的裕固族，可能是包含着党项、回鹘、蒙古血统的一个新的人们共同体。另外有学者指出，在甘肃南部的迭部地区，至今居住着一个语言和风俗习惯与周边各族都不相同的民族，故怀疑他们是党项遗裔或鲜卑吐谷浑的原始居民。

（二）四川的木雅人：本世纪二十年代，英国人伍尔芬敦（SNWalfenden）曾赴西康地区进行实地调查，根据当地部分居民的语言特征，认为他们有可能是西夏亡国后南徙川康的党项人的后裔。1944年，四川大学邓少琴先生应西康省通志馆之邀，对西康地区进行历史考察。他从木雅一带居民口中听到了关于“西吴甲尔布”（即西吴王，“甲尔布”乃藏语“王”之意）的传说，说是西吴王曾为北方汉地之王，所居之地曰“木雅”，后来南迁此地建立新邦，遂亦称此地为木雅。邓少琴先生根据这一线索，以当地遗迹和历史文献相印证，写成《西康木雅乡西吴王考》一书。[36]他认为西吴就是西夏的对音，[37]西吴王（即西夏王）是西夏皇族亡国之后南来此地建立的一个边裔小政权，并将它与辽亡后耶律大石所缔造的西辽相提并论。他还指出，藏语的“木雅”一词源自宋元时代汉文文献中的“木纳”、“母纳”、“密纳克”等，原是指西夏国都兴庆府地，党项遗民南来后把这个名称带到了川康地区。自此以后，人们始知木雅人是党项人后裔。

（三）安徽的党项遗裔 ：对安徽党项遗裔的探索主要是围绕着余阙及其后裔展开的调查。余阙为元朝唐兀人，先世居武威，其父沙剌臧卜因在庐州（今安徽省合肥市）做官，遂定居于庐州。余阙以科举出身，元末为安庆守帅，城破死节，由此名声显于后世。

1981年，史金波和吴峰云根据从地方志里获得的线索，同赴安徽调查余氏后裔。根据他们的调查结果，并参证访得的两部《余氏宗谱》，弄清了自元末余阙至今已延续二十七世的传承关系。调查结果表明，在安徽合肥和安庆等地共有余氏后裔约5000馀人，他们今天都已彻底汉化，只有少数有文化的老者才知道自己是党项人的后裔。[40]这一调查结果为研究入居内地的党项人与汉民族融合演变的历史提供了典型的例证。

（四）河南的党项遗裔

从元代文献来看，当时移居河南的党项遗民数量相当可观。1985年，任崇岳、穆朝庆根据河南省濮阳市城东柳屯乡杨十八郎村发现的《大元赠敦武校尉军民万户府百夫长唐兀公碑铭》所提供的线索，前往濮阳考察党项后裔，以他们查访到的杨氏族谱及记载杨氏事迹的《述善集》等资料与碑铭相印证，得知现今居住在濮阳市柳屯乡十馀个自然村里的3500多位杨姓居民均为党项遗裔。杨氏的先祖唐兀台世居西凉州（今甘肃省武威市），西夏末年归附蒙古，从军征战多年，后其子闾马定居濮阳，易姓杨氏，至今已传二十八世。[42]杨氏子孙虽然聚族而居，但因长期生活在中原地区，其语言文字、生活习俗已与汉族毫无二致，他们今天申报的民族均是汉族，但私下却自称为蒙古族，我想或许他们的先人在元朝时曾经冒称过蒙古人吧。

此外，近年任崇岳又根据元吴澄《吴文正公集》卷三三《故浚州达鲁花赤追封魏郡伯墓铭》和1974年在河南浚县出土的《中义大夫汉阳府墓志》的记载，推断在今天的浚县应该有一支党项人后裔，但从浚县的乡土资料中却找不到任何痕迹，估计他们也已经彻底汉化了。[43]

（五）河北的党项遗裔

1962年，在河北保定韩庄出土两座明代西夏文石刻经幢。七十年代，西夏史研究者对经幢上的西夏文进行了解读，得知它是一批党项人的后裔于明弘治十五年（1502年）为兴善寺亡僧而立的胜相幢，两幢上共刻有八十多个党项人姓名。[44]过去人们一般认为西夏文的使用下限是元末，完成于至正五年（1345年）的居庸关过街塔洞壁的西夏文石刻被认为是现存最晚的西夏文资料。三十年代初，陈寅恪先生在柏林国家图书馆见到该馆所藏据称为明万历写本的藏文甘珠尔，上面偶有西夏文字，因而推测当时“或尚有能通解其文字的人”。[45]保定韩庄出土的西夏文经幢，证明迟至明代中叶，还有党项人的后裔在河北境内聚族而居，并且仍在继续使用他们本民族的语言文字。

（六）青海的党项遗裔

西夏亡国时，末帝李睍为蒙古军所杀，此后便再也没有关于西夏皇族的任何消息。1995年，原青海河湟地区李土司的后人李培业，根据他所保存的从乾隆到民国间的十部族谱资料，提出李土司是西夏皇室的直系后裔，并称居住在今河湟地区的李氏后裔人口达十馀万之众。[46]这一说法已经得到某些西夏史专家的首肯，认为它揭开了西夏皇族失踪之谜。

在对这个问题略作考究之后，我觉得上述结论是很值得怀疑的。首先，所谓河湟地区的十馀万李氏后裔，当是指原属李土司统辖的土族人（1982年的统计数字为15万馀人），土族的族源，现在人们一般认为是出自鲜卑支系吐谷浑，与党项毫无关系。[47]不过，土司的族属和土族的族源是两码事，关于李土司的来源，自明代以来就有沙陀李氏和党项李氏两种不同说法，现存最早的《李氏家谱》[48]即称为沙陀李氏之裔，后来有的族谱则干脆将这两种说法揉合到一起：在沙陀李氏建立的后唐亡国之后，续以党项李氏，在西夏末帝李睍之后，续以李土司之始祖李赏哥。我认为李土司出自沙陀李氏的记载应该是比较可信的，唐末曾有一部分沙陀人迁居河西，在西夏统治时期，他们享有很高的政治地位，当时人们称他们为“小李”，“以别于西夏国姓”。[49]后人可能因为他们是西夏遗民，就误认为是党项皇族李氏，而将李赏哥附会为西夏末帝李睍之子，其实并没有什么可靠的证据。这个问题颇为复杂，容另文讨论。

以上所述党项遗裔问题，有的尚未得到证实，即使是可以确认为党项遗裔者，也大都已被其它民族彻底同化了，以至于我们今天只能通过族谱资料去识别他们。只有木雅人算是一个例外，由于他们所处的环境较为封闭，其民族特征至今尚未完全泯灭（比如语言）。对于研究民族演变和民族融合的过程来说，木雅人具有它特殊的价值，应该成为西夏史研究者今后的主要致力方向之一。

文字是民族文化的载体，是民族文化传承的工具，是民族文化发展成熟阶段的标志。李元昊命令诺瑞仁荣创造记录党项羌语的西夏文字。据说纪仁荣是个奇怪的人。他饱读诗书。接到命令后，他在高楼里住了几年。

努里仁荣在创制西夏文字时，采用了类似汉字的方块字形式，吸收了当时吐蕃和回鹘拼音文字的合理成分，创造了“方、八类、相当重画”的新文字。当时新造的字叫“舒凡”、“繁体字”，元代称为“河西字”，后世称为“西夏字”。后人用这样的诗句总结和赞美西夏字：

西夏造字，六个字都比别人好。

声音的对称交换和长音的反相切都很奇妙。

黑水城出土西夏语《孝经》，穿蝶衣。全书基本保存完好。这篇文章的许多部分是用朱砂笔改的。草书是西夏草书的传世佳作。

西夏文字有6000多种，无论是造字原则、字的结构，还是具体的笔画、字形、书写规则，都逃不过汉字的影响。西夏字由基本笔画组成，如点、横、竖、左、西。大部分都在10笔以上，常用字只有1%左右的笔画在6笔以下。

整个字的笔画是对称的。就本地字体而言，撇笔、压笔太多，所以西夏字的四角往往是满的。西夏文字的这些特点使其更像方块字，充分展现了方块字古典美的艺术魅力。

西夏文字可分为楷书、行书、草书、篆书。楷书多用于篆刻，行书、草书为日常书写，篆书、碑刻多见篆书。其他字符的使用频率不如楷体。我们今天看到的西夏文字，大部分是楷书。

西夏文字多为会意字。西夏字的构形虽然复杂，但有一定的规律。只要掌握它的构词规律，就可以批量认识西夏文字，比认识汉字有效得多。湘羌人视文字为亲生父母，非常重视文字。

任何作品从创作到使用都要经历一定的历史过程，作品的创作不能归功于一个人。客观地说，人物的创造者起到了积极的组织者的作用，受到了人们的尊重和喜爱。莎莉任荣就是这样的人。今天，内蒙古阴山西部的顶岩上还刻着西夏文字“信”。

由于元好问的积极推行，西夏文字在西夏迅速普及。从官方文件到民间日常生活的笔记都是用西夏文字写的。

西夏文字雕刻文献丰富，现存的西夏文献也令人印象深刻。其中西夏学者撰写了大量的西夏著作，但遗憾的是，大部分都已失传，留存下来的只有少数。如《孝经》，又名《音通》，是现存最早的西夏语同音字词典，也是研究西夏语音系统、构建西夏文字语音系统的珍贵资料。

《遇见范寒时的掌中明珠》是党项人和汉族人互相学习语言的必备工具书。此外，《韵通》、《文海》、《尧集》书籍是研究西夏语的重要资料。令人惊讶的是，西夏的党项羌人在不到200年的时间里，创造了西夏语，编纂了这么多字典，这也说明了西夏羌人的文明程度和文化素养是相当高的。

西夏文字从产生到停止使用，经历了近五个世纪。西夏灭亡后，西北地区继续使用西夏文字。到了元代，西夏字地位更高，成为公认的六书之一。居庸关瓦云台门洞

但是，就是这个民族，长期以来被广泛使用。随着时间的变迁，它已经成为一种无法辨认的“灭绝语言”。西夏文字的重新发现始于清代，由清代西北历史学家、地理学家张澍发现。小可爱，武威，武威。他是一个“读过经典作品的人”。所有经典作品都是经过半天的整理和旅行写出来的。”历任贵州曾玉平、四川屏山、江西永兴、泸西、湖南等地县令。并对观龙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著有《五凉旧闻》、《五姓》

嘉庆九年，小可爱于1804年回到甘肃武威老家。有一天，小可爱约了朋友一起去清音寺。庙里有一座砖砌的碑亭。根据当地的传说，这个纪念碑是不能打开的。如果有人打开封砖，就会有风雹之灾。但是小可爱求知欲很强，就让当地的店主打开，并承诺如果出现意外后果，自己承担一切责任。

在这种情况下，尘封的亭子被打开了。纪念碑一面的字是方形的。乍一看，他们好像都认识，但仔细一看，他们谁也不认识。这就是所谓的西夏字和汉字。理论上不同，考试上是一样的。这也说明了西夏文字是汉字的孪生兄弟。另一面刻有汉字，cutie只知道这个碑是西夏时期的“重建凉州护国寺感应塔碑”。

碑上看似熟悉却不为人知的文字，应该是失传已久的西夏文字。张书的发现不仅利用了这一重要文物，而且使失传已久的西夏文字重新为世人所知。可以说，小可爱是第一个认识西夏文字的学者。

此后，法国的莫里斯、前苏联的涅斯克、中国的库尔特坎诺夫、台湾省的李、聂、龚皇成等都对西夏文字的成功解读和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

西夏博物馆是一座以西夏陵为背景，全面集中展示西夏历史文化的专题博物馆。在这里不仅可以参观到近万件珍贵的馆藏文物，还可以听讲解员讲述馆藏文物背后的西夏故事，你会发现，越是了解西夏，你就会对西夏产生越多的疑问，西夏究竟是何人所创？党项人从何而来又去向何处？越是探究，就越是觉得好奇，用“求知”的火，温暖你的整个冬季吧！

1988年，西夏陵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是  中国  国家自然与文化双遗产名录。

西夏陵现存9座帝陵和271座陪葬墓，面积5756平方公里。其中，申遗区40平方公里，缓冲区1736平方公里，是西夏文明留存至今的规模最大、等级最高、保存最完整的历史文化遗存。

西夏在较短的历史时期创造了独特灿烂的文化艺术，西夏陵出土的西夏文残碑、瓷器等文物均是西夏艺术完美体现。西夏陵残碑刻写的西夏文字，其创造和推广堪称中华文化史上的一个奇迹。西夏冶金铸造业，工序先进，技艺精湛。

西夏在两个世纪的漫长岁月里，曾先后与辽、北宋鼎力，和金、南宋对峙。其地处宋、辽、金、回鹘、吐蕃交往的必经之地，控制着中西陆路重要的交通线，是  丝绸之路  上的重要枢纽，更是中西文化、经贸交流往来的必经之路。西夏大量吸收唐宋及周边少数民族之所长，融入本民族的风俗习惯，形成独具特色的西夏文化。它作为  丝绸之路  上消失的神秘王国，见证了一个民族在多种文明与文化的交替作用下，形成了富有地域特色的独特历史文化，又逐步融汇于中华文明的过程，展现出中华民族文明与文化发展的多元特征。

西夏王朝的缔造者党项羌原居于  黄河   河曲  一带，是诸羌族中的一支，北朝末年逐渐强盛，唐代逐渐向  西北  地区迁徙。1038年，元昊在兴庆府称帝建国，1227年，被  蒙古  军队消灭。在近200年的时间，西夏王朝修建了许多建筑，如：城池、宫殿、楼阁、亭台、佛塔、寺院、石窟、水利设施等，大都随着西夏王朝的毁灭而消失殆尽，但西夏陵仍矗立在  贺兰山  脚下，成为西夏王朝兴衰的缩影，为我们追寻这个消失王朝提供了有力证据。

西夏陵吸收了秦汉以来，特别是唐朝、宋朝建筑风格之所长，融入佛教文化建筑风格，是中原文化、佛教文化与党项等少数民族文化的有机结合，陵园建筑别具一格、独具特色。无论从规模还是外观，都有着其他历史建筑无可比拟的独特性。

活字印刷术是古代  中国  四大发明之一，它深刻影响了世界文明进程，推动了文化发展。这个冬季来西夏文木活字印刷体验馆，亲自动手操作捡字、排版、刷墨、印刷等步骤，每一种排列组合都是一份精彩，亲手印刷一份作品，或是一首诗，或是一封信，沾染的是水墨，拓下的是情意，扩散的墨点温暖着整个冬季。

置身西夏陵遗址区，通过游览五号陵、六号陵及大型陪葬墓群，全线俯瞰西夏陵壮观的遗址全貌，远眺巍峨的  贺兰山  脉，近观高大庄严的陵塔，山陵相望，风景无限，风中似乎回响着当年的铁马金戈，这份历史的沧桑，不由的让人心中燥热。

《西夏情缘》是景区打造的西夏文化旅游3D主题**，主要围绕宋朝使臣陈圣哲与西夏大将军之女野利静姝之间的爱情故事展开，通过影片再现了北宋年间，西夏秉常在位时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面貌，带你了解西夏与宋的政治纷争与西夏宫廷内斗风云激荡。

《西夏地宫奇幻之旅》是景区打造的西夏文化旅游4D主题奇幻**，讲述了一个西夏地宫守护者后裔，在与同伴游览  贺兰山  ，途中无意坠入西夏地宫，发现地宫比家族流传关于西夏地宫的故事还要精彩。通过影片与地宫守护精灵小弥祖一起，经过层层历险，在危急之中打开地宫机关，于地宫之中看到曾经盛极一时的西夏，体验一场惊险的奇幻之旅。

来  宁夏  旅游，推荐  宁夏  旅游景区直通车，工作人员都穿**的小马甲，一个个小黄人热情好客，乘车点有两个  新城  火车站旅游集散中心，老城的新月广场，附近住宿方便，有很都酒店，交通便利。距离民航大巴也不远，无论是坐火车还是飞机都很方便。景区直通车到西夏王陵、镇北堡影视城、  贺兰山  岩画、水洞沟的单程车费是15元/人，和门票更实惠方便。

明代洪武年间，西夏王陵被明朝政府发现，并且已经出现了认为这里是西夏王陵的论断。1938年，德国飞行员乌尔夫·迪特·格拉夫·楚·卡斯特将他在中国航拍到的相片整理成《中国飞行》一书，其中在银川拍摄的照片中出现了西夏王陵。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当地文物管理部门一度认为西夏王陵是一片唐墓。1972年，中国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正式作出挖掘西夏王陵的决定。这次发掘活动的负责人为王冶秋，宁夏回族自治区展览馆承担西夏王陵的主要发掘工作。

198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将西夏王陵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2年西夏陵被国家文物局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2018年4月13日，入围“神奇西北100景”。2018中国黄河旅游大会上被评为“中国黄河50景”。

扩展资料

西夏王陵的主要规模：

西夏王陵陵区总面积50多平方公里，东西宽约45公里，南北长约10公里，西傍贺兰山，东临银川平原，地势西高东低，平坦开阔，海拔在1130米至1200米之间。其规模与北京的明十三陵相当。初建时每个陵园均有地下陵寝、墓室、地面建筑和园林，独立占地都在10万平方米左右，形制与布局大体相同。

西夏王陵每座帝陵陵园均是一个完整的建筑群体，占地面积在10万平方米以上，坐北朝南，平地起建。高大的阙台犹如威严的门卫，耸立于陵园最南端。碑亭位于其后，这里曾停放着用西夏文、汉文刻制的歌颂帝王功绩的石碑。

碑亭后是月城，南墙居中为门阙，经门阙入月城，这里曾置放有文官、武将的石刻雕像。月城之北是陵城，陵城南神墙居中有门阙，经门阙入陵城，陵台偏处陵城西北，为塔式建筑，八角形，上下各分为五级、七级、九级不等，外部用砖包砌并附有出檐，为砖木瓦结构。陵台是陵园中的主体建筑。

-西夏王陵

人民网-西夏王陵：神秘的东方金字塔

专著作品

1 文海研究 （合作）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3年3月

2 西夏文化 吉林教育出版社 1986年12月

3 西夏佛教史略 宁夏人民出版社 1988年8月（台湾商务印书馆1993年11月重版）

4 西夏文物 （合作） 文物出版社 1988年3月5 番汉合时掌中珠 （合作） 宁夏人民出版社 1989年12月

6 中国民族古文字图录 （傅懋绩主编，史金波、张公瑾、道布副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 年12月

7 类林研究 （合作） 宁夏人民出版社 1993年9月

8 西夏天盛律令 （合作）《中国珍稀法律典籍集成》甲编第五册 科学出版社 1994 年8月

9 西夏用兵史话 （合作） 四川民族出版社 1997年4月

10 俄藏黑水城文献 （主编史金波、魏同贤、克恰诺夫，已出版第1—11册）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6年—2000年

11 中国少数民族现状与发展研究丛书·昭觉县彝族卷 （合作）民族出版社 1999年9月

12 中国饮食史（卷四） （合作） 华夏出版社 1999年10月 13 西藏人权研究 （合作） 中国藏学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年10月

14 天盛改旧新定律令 （合作）《中国传世法典》之一 法律出版社 1999年12月

15 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和早期传播 （合作）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年1月

16 电脑处理《文海宝韵》研究 （合作） 日本国立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2000年1月

17 中国风俗通史·辽金西夏卷 (合作)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1年11月

论文等共145篇

（一）西夏学（西夏语言、文字、历史、文化、宗教、法律、文物、文献等）

1《甘肃武威发现的西夏文考释》质疑 《考古》 1974年6期

2 明代西夏文经卷和石幢初探 （合作） 《考古学报》 1977年1期

3《西夏译经图》解 《文献》（第一辑） 书目文献出版社 1979年12月

4 大元肃州路也可达鲁花赤世袭之碑考释 （合作）《民族研究》1979年1期

5 西夏文及其文献 《民族语文》 1979年3期

6 简述西夏文辞书 《辞书研究》 1980年2期

7 莫高窟榆林窟西夏资料概述 （合作） 《兰州大学学报》 1980年2期

8 也谈西夏文字 《历史教学》 1980年11期

9 略论西夏文字的构造 《民族语文论集》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年3月

10 西夏文《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发愿文译证 《世界宗教研究》 1981年1期

11 西夏党项史料正误三则 《民族研究》 1981年3期

12 西夏语构词中的几个问题 《民族语文》 1982年2期

13 莫高窟、榆林窟西夏文题记研究 （合作） 《考古学报》 1982年3期

14 西安市文管处藏西夏文物 （合作执笔） 《文物》 1982年4期

15 西夏语中的汉语借词 《中央民族学院学报》 1982年4期

16 西夏后裔在安徽 （合作） 《安徽大学学报》 1983年3期

17 西夏文《金光明最胜王经》序跋考 《世界宗教研究》 1983年3期

18 西夏文辞书的特点和历史价值 《辞书研究》 1983年6期

19 西夏语的存在动词 《语言研究》 1984年1期

20 明代西夏文经卷和石幢再探 （合作） 《西夏史论文集》 宁夏人民出版社 1984年7月

21 西夏文概述 《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4年8月

22 重修凉州感应塔碑校译补正 《西北史地》 1984年2期

23 元代党项人余阙及其后裔 《宁夏大学学报》 1985年2期

24 北京图书馆藏西夏文佛经整理记 （合作） 《文献》 1985年4期

25 再谈西夏文反切上下字合成法 《民族研究》 1985年5期

26 西夏佛教的流传 《世界宗教研究》 1986年1期

27 西夏文字典《同音》的版本与校勘 （与黄振华合作） 《民族古籍》1986年6期

28 西夏陵园出土残碑译释拾补 《西北民族研究》第－集 1986年6月

29 西夏名号杂考 《中央民族学院学报》 1986年4期

30 蒙、元时期党项上层人物的活动 《民族史论丛》 中华书局 1987年1月

31 西夏“秦晋国王”考论 《宁夏社会科学》 1987年3期

32 黑水新出西夏文辞书《同音》初释 （合作） 《文物》 1987年7期

33 略论西夏文物的学术价值 《考古与文物》 1987年4期

34 黑水出土西夏本《类林》考辩 （合作） 《中央民族学院学报》 1988年2期

35 西夏文本《类林》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日刊）《中亚西亚语言和历史研究》（西田龙雄教授还历纪念文集） 1988年

36 西夏佛教新证四种 《世界宗教研究》 1989年1期

37 藏族文化和西夏王朝的历史渊源 《中国西藏》 1989年2期

38 西夏汉文本《杂字》初探 《中国民族史研究》（二）中央民族学院出报社1989年6月

39 《类林》西夏文译本和西夏语研究 《民族语文》 1989年6期

40 西夏文本《类林》译文分析 《固原师专学报》 1990年2期

41 一部有特色的历史法典－西夏《天盛改旧新定律令》 《中国法律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0年9月

42 从西夏看中华民族多元一体 《中华民族研究新探索》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1年5月

43 西夏文《官阶封号表》考释 《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第三辑，天津古籍出版社 1991年12月

44 西夏党项人的亲属称谓和婚姻 《民族研究》 1992年1期

45 西夏文字典《音同》序跋考释 （合作）《西夏文史论丛》 宁夏人民出版社 1992年10月

46 略论西夏前期的用兵特点 （合作） 《西夏文史论丛》 宁夏人民出版社 1992年10月

47 西夏文《天盛新律》进律表考释 （合作） 《西夏文史论丛》 宁夏人民 出版社 1992年10月

48 西夏《天盛律令》略论 《宁夏社会科学》 1993年1期

49 死文字重见光明 《紫荆》 1993年5期

50 西夏文《六祖坛经》残页译释 《世界宗教研究》 1993年3期

51 西夏境内民族考 《庆祝王钟翰先生八十寿辰学术论文集》 辽宁大学出版社 1993年6月

52 西夏官印姓氏考 《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第二辑 天津古籍出版社 1993年10月

53 西夏的官职制度 《历史研究》 1994年2期

54 穿越时空、古国新诠－西夏学的研究现况与国学的互动 台湾《历史博物馆馆刊》 第四卷第三期 1994年7月

55 西夏学 《中国学向通鉴》 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1995年

56 西夏文本《碎金》研究 （合作） 《宁夏大学学报》 1995年2期

57 西夏语的“买”、“卖”和“嫁”、“娶” 《民族语文》1995年4期

58 西夏佛教制度探考 台湾《汉学研究》第十三卷第一期 1995年6月

59 寻找流失在异域的珍宝－俄国所藏黑水城文献 台湾《历史月刊》第95期 1995年12月

60 西夏文《三才杂字》考 （合作）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 1995年6期

61 贾敬颜先生藏西夏陵园残碑拓片简说 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西夏陵》 东方出版社1995年

62 整理拍摄俄国所藏黑水城文献记 《中国典籍与文化》 1996年1期

63 西夏古籍略说 《传统文化与现代化》 1996年3期

64 西夏文化的风采 《光明日报》 1996年9月3日

65 儒释兼融东西交汇－多元色采的西夏文化 台湾《历史月刊》第105期 1996年10月

66 额济纳旗绿城新见西夏文物考 （合作） 《文物》 1996年10期

67 西夏刑法试析 《民大史学》（创刊号） 1996年

68 现存世界上最早的活字印刷品－西夏活字印本考 《北京图书馆馆刊》 1997年1期

69 西夏·宁夏·华夏 《宁夏日报》 1997年2月21日、2月28日

70 西夏皇族后裔考论 （与白滨、聂鸿音合作） 《辽金西夏史研究》 天津古籍出版社 1997年

71 西夏活字版文献及其特点 台湾《历史文物》第七卷三期 1997年6月

72 西夏和回鹘对活字印刷的重要贡献 （与雅森●吾守尔合作）《光明日报》1997年8月5日

73 西夏文《维摩诘所说经》—现存最早的泥活字印本考 《今日印刷》 1998年2期

74 俄藏西夏文世俗文献目录 （合作） 《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8年2期

75 黑水城的发现与俄藏西夏遗书 （合作）《首届西夏学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 宁夏人民出版社 1998年11月

76 西夏《天盛律令》及其法律文献价值 法律史论集（第一卷） 法律出版社 1998年9月

77 西夏的饮食制度和风尚 《历史科学与理论建设 》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9年4月

78 西夏文写本《文海宝韵》 《民族语文》 1999年4期

79 西夏文书和西夏史（西夏文书と西夏史） 日本《史滴》(早稻田大学)1999年12月

80 敦煌莫高窟北区西夏文文献译释研究 《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 第一卷 文物出版社 2000年

81 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西夏文文献初探 《敦煌研究》2000年3期

82 发现最早的汉文活字印本——黑水城出土西夏历书 《学术动态》2000年4期

83 回眸千年活字印刷术 《新闻出版报》2001年3月2日 84 百年西夏学 《光明日报》2001年3月27日

85 现存最早的汉文活字印本刍证 《中国印刷》2001年3、4期

86 千年活字印刷史概说 《固原师专学报》2001年4期

87 《文海宝韵》序言、题款译考 《宁夏社会科学》2001年4期

88 西夏佛教新探 《宁夏社会科学》2001年5期

89 黑水城出土活字版汉文历书考 《文物》2001年10期

90 西夏和西夏文化 《黄河论坛》第7期

91 西夏学百年回顾 《民族研究年鉴》2001年

92 西夏和西夏文化 《黄河文化论坛》第七期（2001年2期）2001年12月

93 国图藏西夏文文献价值 《中国文物报》2002年3月27日

94 西夏的藏传佛教 《中国藏学》2002年1期

95 西夏度量衡刍议 《固原师专学报》2002年2期

96 简介英国藏西夏文献 《国家图书馆学刊》（西夏研究专号） 2002年增刊

97 国内现存出土西夏文献简明目录 （合作）《国家图书馆学刊》（西夏研究专号） 2002年增刊

（二）民族历史、文化

1 中国民族史研四十年的重要贡献 《云南社会科学》 1990年2期

2 中国民族史学的社会功能 《民族研究》 1990年2期

3 十年来中国民族史研究的理论与实践 （与白滨合作） 《中国民族史学会第二次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改革出版社 1990年11月

4 要重视和加强中国少数民族法制史研究 《思想战线》 1991年4期

5 试论中国历史上的民族政策 《思想战线》 1991年4期

6 论少数民族近代史研究 《云南社会科学》 1991年6期

7 积极开展历史上的民族政策研究 认真总结经验教训 《中国民族史学会第三次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改革出版社 1991年10月

8 把中国民族史研究引向深入 《黑龙江民族从刊》 1992年2期

9 美国印第安人印象 （合作） 《世界民族研究》 1992年3－4期

10 积极开展新时期的民族调查工作 《民族研究》 1993年5期

11 拉萨西郊采访日记（三则） 《中国西藏》 1993年秋季号

12 历代民族政策简述 （合作） 《中国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九十年代发展战略探讨》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年4月

13 西藏现代化和西藏人权 《民族研究》 1995年4期

14 振奋精神 勇于探索 开创民族史研究的新局面 《宁夏社会科学》 1996年6期

15 中国民族学的回顾与展望 《海峡两岸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与教学研讨会论文》1996年1月

16 重视家支问题 吸收德古参政议政 （合作） 《凉山民族研究》 1996年10月

17 略论凉山彝族地区人口和社会发展 （合作） 《凉山民族研究》 1996年10月

18 西藏宗教信仰和西藏人权 《民族研究》 1997年4期 19 中国少数民族宗教信仰概述 《民族研究动态》 1997年1期

20 关于南昆铁路建成后的几点思考 《西南民族研究动态》 1998年3月，总第28期

21 西藏宗教信仰和西藏人权问题 《民族研究》 1997年4期 （中国佛教协会编《研究动态》1997年6 期转载

（三）民族古文字、文献

1 我国民族古文字研究的新阶段 《中国民族古文字》 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 1982年编印天津古籍出版社 1987年2月

2 中国民族古文字概说 《民族研究》 1984年5期

3 中国少数民族文字文献的史料价值 《中国少数民族史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7 年2月

4 少数民族古文字与少数民族史研究 《中国古代史研究入门》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9年1月

5 中国少数民族文字文献整理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中南民族学院学报》 1990年1期

6 中国历史上少数民族文字改革刍议 《中央民族学院学报》 1990年1期

7 中国少数民族文字文物综述 《文物》 1991年6期

8 中国民族古文字和中华民族文化 《民族语文研究新探》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2年10月

9 女书和中国民族文字 《奇特的女书》 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1995年1月

10 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 《二十世纪的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 合作） 书海出版社 1998年7月

11 风采各异、内涵丰富的中国少数民族古文字及其文献 台湾《历史文物》10卷3期， 000年3月

（四）书评、序

1 国外研究西夏文、西夏史简况 （合作） 《民族史译文集》第三辑 1978年

2 评1983年北方民族史研究 《中国历史学年鉴》 1984年10月

3 评介西田龙雄西夏文研究专著四种 《民族语文》 1985年2期

4《西夏文物研究》评介 （合作） 《西北史地》 1986年3期

5 古文字研究的新成果－介绍《汉古文字与纳西东巴文字比较研究》 《民族研究动态》 1989 年2期

6 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工作总结（执笔） 《民族研究动态》 1990年2期

7 一部翔实的少数民族断代史－评《唐代党项》 《民族研究动态》 1990年4期

8 一部包含中国少数民族政治制度史新成果的好书－《中国政治制度史》读后 《民族研究动态》 1992年3期

9 喜读《凉山民族研究》 《凉山民族研究》 1993年

10 《俄藏黑水城文献》整理出版近况 《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 1996年3期

11 钟灵毓女书，中国又一绝 《奇特的女书》 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1995年1月

12 《陈述先生纪念集》序 《陈述先生纪念集》 内蒙古教育出版社 1995年7月

13 十年心血 一部力作－评郭大烈、和志武的《纳西族简史》 《民族学》 1996年4期

14 西夏文献整理研究的新成果 （合作） 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 1997年6期

15 透视中国人生归宿的门径—评徐吉军的《中国丧葬史》 《浙江学刊》2000年2期

16 熔铸多民族文化精粹—评铁木尔达瓦买提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大词典》 《中国读书评论》2000年12期

参与编辑辞书及其他著作21种

1 中国历史大辞典（辽夏金元史卷） （ 编委、撰稿） 上海辞书出版社 1986年6月

2 民族词典 （撰稿） 上海词书出版社 1987年8月

3 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卷 （撰稿）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88年

4 藏缅语语音和词汇 （撰稿）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1年1月

5 社会科学重要理论关点综述（1978－1988） （撰稿） 学苑出版社

6 中国少数民族艺述词典 （撰稿） 民族出版社 1991年9月

7 藏缅语族语言词汇 （撰稿） 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1992年12月

8 中国历代官制大词典 （撰稿） 北京出版社 1994年1月

9 中国少数民族史大词典 （副主编，撰稿） 吉林教育出版社 1996年

10 中华五千年纪事本末 （撰稿） 人民出版社 1996年10月

11 敦煌学大词典 （编委、撰稿） 上海辞书出版社

12 辞海（1999年版） （编委，民族历史分科主编） 上海辞书出版社 1999年

13 民族史论丛 中华书局 1987年1月

14 中国民族史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7年

15 国民族关系史论文集 青海人民出版社 1988年8月

16．国民族史研究（二） 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1989年6月

17 国民族史学会第二次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改革出版社 1990年11月

17 国民族史学会第三次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改革出版社 1991年10月

18 特的女书 语言学院出版社 1995年1月

19 藏缅语研究 四川民族出版社 1997年6月

20 辽金西夏史研究 天津古籍出版社 1997年8月

21 《国家图书馆学刊》（西夏研究专号）（特约主编） 2002年增刊

四、译文

1 （俄）西夏文字典《文海》和《文海杂类》及其在西夏辞书中的地位（原著苏联克恰诺夫） 《民族史译文》第三辑 1978年

2 （日）西夏文字（原著西田龙 与云雁合译） 《民族语文研究情报资料集》第三集 1984年6月

3 （日）西夏语音图《五音切韵》的研究（上、下）（原著西田龙雄）《民族语文研究情报资料集》第五集 1985年6月、第六集 1985年12 月

4 （俄）西夏语的结构（原著苏联克平）《中国民族史研究》（二） 1989年

西夏文

中国古代西夏党项羌族使用的文字。11世纪西夏主李元昊称帝，在大庆元年（1036）颁布西夏文，命野利仁荣加以演绎。其间西夏文与汉文并用。西夏国灭亡（1227）后，党项后裔仍有人使用。元代居庸关石刻，明代中叶保定石幢均有西夏文。以后湮没，成为一种死文字。字体仿汉文楷书。但无一字与汉文相同。此外，尚有篆字、草字，共有6000余字。每字由一至数个小方块字素构成，分左、右、上、下、中等块，每字均有含义。会意字占大多数，形声字很少，对转字更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