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有什么清朝的著作能体现清朝的法律状况的吗,包括红楼梦

《清史稿》，《红楼梦》，《聊斋志异》，《儒林外史》，《镜花缘》，《老残游记》，《吴同初行状》，《书吴、潘二生事》，《阎典史传》，《画网巾先生传》，《洪秀全演义》，《秣陵春》，《牛头山》，《长生殿》，《桃花扇》，《狱中杂记》等。

《大清律例》，《大清会典》，《大清会典事例》，《大清一统志》，《理藩院则例》，《皇朝文献通考》，《通志》，《通典》，《大清律集解附例》，《康熙会典》，《雍正会典》，《乾隆会典》，《嘉庆会典》，《光绪会典》，《乾隆会典事例》，《嘉庆会典事例》，《光绪会典事例》，《钦定吏部则例》，《钦定户部则例》，《钦定礼部则例》，《钦定中枢政考》，《刑部现行则例》，《钦定工部则例》，《钦定台规》，《吏部处分则例》，《兵部处分则例》，《吏部铨选则例》，《赋役全书》，《学政全书》，《荫生授官例》，《南山集》，《续通典》，《续通志》，《续文献通考》，《大义觉迷录》，《清稗类抄》等等。清初的文人学者，不，满，统，治，者的民，族，压，迫和专，制，统，治，较普遍地存在反，对，清，廷的民，族，思，想，有些人还有进步的民，主，思，想。

这时期的诗文作家，即以抱有这种思想的明遗民为主体。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三人是这时期最杰出的思想家和学者。

他们的散文，以深厚的功力，表现了强烈的民，族，思，想和不同程度的民，主，思，想，超越晚明散文的成就，显示了崭新的面貌；他们诗歌的风骨亦高。重要的遗民诗人，还有归庄、杜□、吴嘉纪、阎尔梅、钱澄之、屈大均、陈恭尹等。

遗民诗的重要主题，是反，映，民，族，矛，盾，表，现，爱，国，思，想；阎尔梅、钱澄之、吴嘉纪又较多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和阶，级，矛，盾。在风格上，也各有特色。

以明臣而仕清的钱谦益和吴伟业，也是清初的两个重要作家。他们的身份不同于遗民，而作品内容却有相似之处。

钱谦益学问渊博，文章气概恢宏，在黄、顾、王三家之前，已开始转变晚明散文的格局，扩大其规模。其诗兼学唐、宋诸大家，入清后的作品，也好写兴亡之感，以自托“不忘故国”。

吴伟业诗，多写明末清初的史事，其七言歌行，词藻绵丽，感情恻怆，音节谐美，有很强的感染力。 著名的散文作家，还有魏禧、侯方域、汪琬等人。

魏禧是遗民，其文有较浓厚的民族感情和较强的形象性。侯方域文奔放有气势。

汪琬文流畅简洁。在钱谦益、顾炎武等人的影响下，清初文人，多博览群籍，典实丰富，所以也多善于写作骈文，以陈维崧所写的才气横溢的骈文为最著。

康熙后期，统，治，巩，固，文士又多是在清朝成长的，其身世与明遗民不同。这时期的诗歌，就不再以表，现，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为主，而是致力于艺术技巧的追求，内容以抒情吊古和模写山水为主。

著名诗人有施闰章、宋琬、王士□、朱□尊、查慎行、赵执信等。王士□为神韵派领袖。

查慎行诗刻划精工，成就较大。赵执信则比较注，重，反，映，现，实。

清初词坛，也呈振兴之概。陈维崧效法苏轼、辛弃疾的豪放词风，作品数量多，为阳羡派词的代表作家。

朱□尊编选《词综》，提倡南宋姜夔、张炎一派清空雅洁的词风，为浙派词的开山祖。纳兰性德词擅长白描，神似南唐李煜。

他们对后来都有较大的影响。 由于文学本身的演变和城，市，生，活，发，展、市，民，阶，层壮大等原因，元明以来，新兴的戏曲、小说在文学史上的地位，逐渐超过当时的诗歌、散文。

清代文学，也还继续着这种趋势，戏曲、小说的成就比较突出。 清初的戏曲，如吴伟业的《秣陵春》、李玉的《牛头山》等，抒写国，家，衰，亡，之，痛，是当时民，族，矛，盾的曲折投影。

李玉等人合作的《清忠谱》，揭，露，宦，官，当，政的黑，暗，把，市，民，群，众的斗，争，搬上舞台；情节人物比较集中，减少明代传奇戏曲头绪纷繁的毛病，内容和形式都值得肯定。朱□（素臣）的《十五贯》、叶稚斐（时章）的《琥珀匙》，内容也有可取。

接着出现了洪□的《长生殿》和孔尚任的《桃花扇》两部杰出的传奇。《长生殿》把唐玄宗李隆基与杨贵妃的爱情悲剧，放在安史之乱前后的背景上描写，抨击了封，建，政，治和李、杨生活的腐，朽，面，反映了广阔的社，会，矛，盾；在歌颂真挚爱情方面贯注了作者的理想。

虽在对主题思想和主人公性格的处理上有着自相矛盾的缺点，但此剧情节动人，具有浓厚的抒情气氛，成就还是较高的。《桃花扇》以侯方域、李香君的离合之情为主线，抒写南明福王弘光朝，覆，灭，以至明室300年隳败的兴亡之感，做到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比较成功的结合。

它直接写到清兵入关前后的史事，和现实斗争的联系比《长生殿》密切。全剧结构紧密，表现了身居被，侮，辱、被，压，迫，地，位而有高贵品格的李香君，塑造了一个坚，守，民，族，气，节的爱，国，妇，女，形，象。

它的主要局限性是对于明末农，民，起，义，军的敌，视。 清初的长篇章回小说，如陈忱的《水浒后传》、钱彩的《说岳全传》，通过写前代故事，反映了阶级斗争、民族矛盾，表，现，爱，国，思，想。

但艺术成就。

2 浙江工商大学是不是211重点大学

1 浙江工商大学既不是211工程大学，也不是985工程大学。

2 浙江211大学名单如下：浙江大学

3 浙江985大学名单如下：浙江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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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11工程，即在21世纪重点建设100所左右的高等学校和一批重点学科的建设工程，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由国家立项在高等教育领域进行的规模最大、层次最高的重点建设工作，是中国 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重大举措。

2 浙江工商大学是教育部、商务部和浙江省人民 共建的重点大学。前身是创建于1911年的杭州中等商业学堂，是近代中国最早培养商业专门人才的学校之一。1980年经国务院批准成立杭州商学院，2004年经教育部批准更名为浙江工商大学。学校先后隶属于原国家商业部和国内贸易部等中央部委，1998年从原商业部直属院校改为“中央与地方共建，以地方管理为主”。百余年来学校一直秉承商科办学传统。学校以经济学、管理学学科为主，法学、工学等多学科协调发展，办学水平不断提高，已建设成为一所商科特色鲜明、全国一流的财经类大学。

3 浙江大学（Zhejiang University），简称“浙大”，坐落于“人间天堂”杭州。前身是1897年创建的求是书院，是中国人自己最早创办的新式高等学校之一。1928年定名为浙江大学。国民党执政时期，浙江大学在竺可桢老校长的带领下，崛起为中华民国最高学府之一，被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誉为“东方剑桥”，迎来了浙大百年校史中最辉煌的时期。竺可桢老校长因其历史贡献，成为了浙大校史中最伟大的人，并为浙大确立了“求是”校训和文言文《浙江大学校歌》。

3 浙商的22条军规具体内容是什么

浙商22条军规（详细请参考：/view/2360783）: 1、坚持看CCTV-1新闻联播 要想把握经济命脉，必须关注政局，新闻联播着实为中国商人的最佳晴雨表。

2、不要轻易相信合约或合同 哪怕合约让你的律师看过了，公证处公证了都不要轻易相信，甚至当你的客户把钱已经汇入你指定的账户以后你都必须确认。 3、你自己必须守信，一诺千金 若想一直做个商人，那么你必须树立自己的信誉。

4、对不守信的人例外 不要给对方予机会以谎言解释谎言。 5、你能赢得起但你可能输不起的生意最好不做 在做任何生意以前，你都必须考虑清楚，你是否输得起，输不起的事情最好别做。

6、不要先期投入太多，给自己留够底牌 不到最后关键时刻，最好不要亮出你手里最有分量的牌，最后的赢家才是真正的赢家。 7、天下无事不可为，但商人有所为也有所不为 不要因为利润少而不做，也不要因为风险小就去做。

8、慎重选择合作伙伴，亲密战友是一定要慎重、慎重再慎重地选择，慎重是对彼此而言并非只针对单方。 9、不要在你的团队里有你家庭成员的影子 因为以你为核心之一的团队接受的是你，而不是你的家庭成员。

10、不要给你的女人讲你的商业细节 第一，你谈了可能她们也不懂；第二，那里面可能会有给你带来麻烦的内容；第三，可能会涉及到商业机密。 11、不要偷税漏税 这是一个商人应该做的。

12、但要学会合理避税 这是一个精明的商人应该学会做的。 13、不要太相信记者和媒体 你不能告诉记者很多你的底细，更不能相信记者会给你保守商业秘密，且必须学会面对记者并加以设防。

14、不要摆大，哪怕你真的是老大 天外有天，不要在任何场合摆大，哪怕你真的很大。 15、保持中立，不要卷入政治派系纷争 事实证明，把商业利益的希望寄托在派系纷争的任何一方，都是危险而且不明智的，在派系纷争之间，你必须冷静的保持中立。

16、不要太在乎金钱与利益得失 天下自然有的是你赚不完的钱和商业机会，所以在金钱与利益面前大度一些又何妨呢？ 17、不要过多用金钱粉饰自己 你当然可以穿自己喜欢的“内联升”的布鞋，你也可以在很多人面前抽你自己喜欢抽的劣质香烟！ 18、资本决定发言权，但你不应该轻易让别人知道你有多大的发言权 关心下属于你的资本和你能控制的资本是正确的，甚至你该关心的包括你的坏帐和现金收益以及现金流量，但这些不应该让太多人知道。 19、总结别人的成败得失 不要羡慕别人的成功，更不要鄙夷别人的失败，找出别人失败或者成功的全部原因，取其长，补其短。

20、不要用旁门左道的规矩去解决商业上的冲突 商业有商业自身的游戏规则，你必须遵守商业中的一切游戏规则，愿赌就得服输！ 21、在能把握全局的前提下，不要追求事必躬亲 不要把自己搞得没有时间与朋友交流，最要紧的是不要让自己没有时间放松与思考。当然，业务的核心部分你自己必须牢牢把握。

22、给自己留条后路，预防众叛亲离你 可以在沉寂江湖多年以后重整旗鼓，但你不可以倒下以后就不再起来，所以你必须给自己留一条后路。

4 高中文言文济南知府庄君传翻译

济南知府庄君传张惠言庄君钧，字振和，自号曰学坡，先世自镇江之金坛徙武进。

其后子孙多显。武进之言世族者推庄氏，以至君十世矣。

君少育于外王父刘文恪公于义。乾隆初，刘公奉节巡修畿辅河道。

君年十九，随幕府，数为刘公言水利事，刘公甚奇之。当是时，直隶总督高公某方举能任河工者，曰：“孰有才如庄某，而不早试之吏者乎？”即上其名，补霸州判。

丁父艰，服除授山东济南府，卒于官。 君既明习水利事，又长于治民，所在大府争欲任君以事。

其历州郡皆有殊绩，而君性谦谨，未尝自言。及君之殁，而其子幼，无以知君之详，独得其卓卓称诵于人者四事。

其一事曰：磁州二漳水合于其西，夏秋之间，水潦至，决溢四漫，或数百里无陆虚。濒河之吏，岁赋帑，筑堤而捍之。

溃，又增焉，以为常。君至州，议曰：“水方悍而挠之以堤，是搏之也，请穿河引之。

”总督方公然之，疏于朝，报可。如君所欲穿者，漳患大息。

其二事曰：漳之濒，有弃地数千顷，故民田也，为水败，独其赋存，吏以敲朴责之。君请总督以闻，尽蠲之。

民祠君于漳水上。其三事曰：汝州，旧有卫，卫有四屯。

卫之罢也，并于州，而诸屯距州二三百里，远徭役，以为病。 君为州，皆贳免，屯之民立石诵焉。

其四事曰：君始为大名府，岁大旱，君谒守道，请发粟赈。道曰：“太守擅之乎？咎谁执？”君曰：“府去省千里，文移往返，必旬月。

饥民旦暮且死，何咎之云乎？知府请任。”立檄大名元城，出谷四万石，与民。

既，总督周公奏之，有旨复与赈谷四万石，民无饿者。 是秋岁大稔。

张惠言曰：君之子轸与予交，轸言君在东安时，河水暴至，君乘小舟渡，及中流，舟覆，仆役皆溺。有跃而呼者，曰：“此吾贤父母也！”遽入水负之出。

及其去大名，民号哭而走送者，百里不绝。余以为世多言今之民情不如古，观于君，岂其然哉！惜乎君之未得尽其所设施，而其事又不得而尽传之也。

余尝游大名，大名之人，至今能道君之赈民粟也。（选自《茗柯文编》，有删改）庄钧，字振和，自己取号为学坡，祖先从镇江金坛迁徙到武进。

以后子孙多显达之人，武进人谈论到世族的时候推崇庄氏，到庄钧已经有十代了。 庄钧小时候在外祖父刘文恪公那里长大。

乾隆初年，刘公出使巡视整修京城附近的河道。庄钧当时十九岁，跟随在刘公的幕府里，屡次给刘公进言有关水利方面的事情，刘公很惊奇。

在这时，直隶总督高某正举荐能够胜任管理治河工程的官员，说：“谁有像庄钧那样的才能，那他为什么不早点到官员那里去试试呢？”立即向朝廷上报庄钧的名字，补任其为霸州州判。 父亲去世后，庄钧回家守丧。

守丧结束后，被授予山东济南府的官职，后来死于任上。庄钧既明了熟悉水利方面的事务，又擅长治理百姓，所在之处的巡抚都争相委任其职事。

他所治理过的州郡都有突出的成绩，但庄钧性情谦虚谨慎，不曾自己夸耀过功劳。 等到他去世后，他的儿子还年幼，无法详细了解庄钧的情况，只得到四件突出的被人称道的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磁州有两条漳河在其西边聚合，到夏秋之际，大水涌来，四下漫延，有时方圆几百里没有陆地。当地的官吏，每年都收取财帛赋税，修筑堤坝抵抗洪水。

堤坝决堤，就再增高它的高度，大家习以为常。 庄钧到了磁州，建议说：“水势正汹涌时却用堤坝来阻拦，这是在和洪水拼斗啊，请允许我开挖河道来引导洪水。”

总督方公认为他说得有理，就向朝廷上疏，朝廷批复同意他的做法。按照庄钧所设想的开挖河道，漳水的祸患被平息了。

第二件事：漳水边有弃掷的几千顷田地，原来是百姓的田地，被漳水破坏后，（田地无法耕种），但那税收依旧保留着，官吏用刑法责成百姓交赋税。 庄钧请求总督向朝廷汇报情况，（后来）全部免去了这些赋税。

百姓在漳水边造祠堂纪念他。第三件事：汝州先前有军队，下面分有四个戍所。

军队撤走后，这四个戍所合并到汝州，但是这些戍所距离汝州有二三百里，服徭役时路途遥远，百姓认为很不便。庄钧治理汝州时，免去了那些地区人民的徭役，那里的百姓树碑称颂他。

第四件事情：庄钧起初治理大名府，那年大旱，他去拜见道员，请求分发粮食救济灾民。道员说：“太守想擅自行动吗？出了问题谁担当？”庄钧说：“州府距离台省一千里，文书往返，必定需要一月的时间。

饥民很快将饿死，（发粮救济灾民），还说什么过错呢？请让我来承担责任。 ”庄钧立即发文给大名元城，拿出四万石粮食，交给灾民。

粮食发放结束后，总督周公上奏朝廷，朝廷下旨再给予四万石赈灾用的粮食，百姓没有挨饿的。这一年秋天粮食大丰收。

我说：庄钧的儿子庄轸和我是朋友，庄轸说在东安的时候，河水突然涨水，庄钧正乘着小船渡河，到河中央的时候，船翻掉了，仆役都跌入河中。 有人见了跳着喊道：“这溺水的是我们贤能的父母官啊！”立即跳入水中将庄钧背离河水。

等到庄钧离开大名的时候，哭喊着跑去送行的百姓，绵延一百里没断绝。我认为当今世上的人大多说现在的民情不如古代，从庄钧的事情来看，难道是这样的吗？可惜啊，庄钧没有能完全施展他的才能，而他的事迹又不能全部流传下来。

我曾经到大名去。

自隋朝创立科举制度之后，科举制便是封建社会所能采用的最为公平的选拔制度了。政府通过一系列的考试选拔人才，为出身并不富贵的中下层百姓提供了进入统治阶层的机会，不仅仅古代的中国实行科举制，连受中国文化影响的朝鲜、日本、越南等周边国家也曾使用该制度选拔官吏。

虽然考试本身是相对比较公平的，但是为了能够顺利考试过关，不乏有人使用各种各样的作弊手段试图蒙混过关的。

从最简单的夹带“小抄”到想方设法贿赂监考官员，再到请人代考充当“枪手”。作弊严重影响了考试的公平性，侵害了政府的公信力，因此科考作弊也是历代政府严厉的打击的对象。历朝历代也用了多种方法防止考生作弊，特别是对于其中的冒名顶替行为，政府都做出了严谨的预防措施和惩罚措施。

科考的考察制度随着作弊手段的多样化而不断完善

1冒名顶替主要分为冒名或

科举制度虽然创立于隋代，但由于隋朝两世而终，因此科举制实际在唐宋两代得到发展。到了元代科举制从元灭金之后被中止了八十年，元仁宗虽然恢复了科举制，但是元代的科举制对于民族的不平等是显而易见的。

明清两代在形式上沿袭了唐宋时期的科举制度，但在考试内容上使用了八股文的形式，在内容上和结构上极大地限制了考生的发挥。明清时期的科举制度是消极、僵硬的，众多弊病之下的科举选才制度远远不如唐宋时期。

冒名代考是古代常见的作弊方式，一般是请人代考或者场外传答案。请人代考相当于现在考场的“枪手”，枪手在古代被称为“捉刀”。古代并没有相片等精确识别人的技术，因此请人代考也就成为作弊考生的首要选择了。

由场外人答好题再送入考场内考生手中。这需要买通巡考的官差或者兵役，难度比较大。《钦定大清会典事例》中记载了这种方法，巡考兵役通过夹带、抛掷、传递等方法把考题交给考场外的枪手，枪手答题后再想方设法交给考场内的考生。

冒籍也很常见，考生为了减少竞争力，利用各种途径把户籍向贫困地区、科举关照地区迁移，以便更容易地通过考试。唐代的考生在最初的常举考试之后，还需要参加吏部的考试，在吏部考试一环，考察的标准之一便是考生的出身和资历。

一些考生就在出身、资历上造假，特别是在安史之乱后，大量的户籍档案丢失，冒名作弊更加猖狂，《通典》中记载：“入试非正身，十有三四；赴官非正身，十有二三。此又弊之尤也。”

2古代防冒名作弊手段越来越完善

各代为了防止考生冒名顶替也是费尽周折，比如最基本的便是复试，在清朝就有多次皇帝要求复试的诏令。复试也是清代科举制度中的重要一项内容，《大清会典事例》中的一卷就是专门的复试制度。清代的乡试复试从顺治年间就出现了，会试复试则始于康熙时期。

顺治年间，顺天府和江南地区的乡试被发现有贿赂购买试卷的现象，皇帝下令这两个地区考中的举人全部进京复试。在康熙年间也曾因为考试作弊而进行复试，不过虽然顺治、康熙等几任皇帝都举行过复试，但是正式的复试制度于道光时期才成为定制。会试的复试制度则早一些，制定于嘉庆时期。

在复试成为定制之前，一般只在科试有舞弊行为时才会举行。在考试之前防止冒名的手段多在于对身份的核实上，一种发放是通过“结保”增加身份的可信性。结保也分为考生之间互相担保和担保。

《清史稿》记载：“乡试，先期提学考试精通三场生儒录送，禁滥冒。”考生需要官学的膳生提供担保，在县试之后、府试之前，五名同时参加考试的考生互相担保，才能考试，一人作弊，五人成绩全部作废。考试之前点名的时候，不但考生要大声应答，还需要报出“保人”的姓名，保人也要跟着应声答应。

对于冒籍的防范，宋代采用结保和核查户籍两种方式确定考生的籍贯。清代还采用“科举必由学校”的方式，从童生试到乡试、会试、殿试，必须从户籍所在地一级一级地向上考。

《大清会典》中记载，顺治年间更是规定：“如祖父入籍二十年以上，坟墓、田宅俱有的据，方准应试”，这些举措大大提升了冒籍的难度。

科考作弊惩罚严厉，冒名顶替后果严重

1科举作弊的惩罚措施

对于冒名顶替等科举考试中作弊的行为，最直接的影响就是成绩作废，取消考试资格,已经考中的则取消其名额。唐代的《唐律疏议》中直接规定了对于冒名顶替的处罚：“诸贡举非其人及应贡举而不贡举者，一人徒一年，二人加一等，罪止徒三年。”

中举者非考试本人的，代考者和参与者处以一年徒刑，最高可判处三年徒刑。但在实际上参与作弊的人惩罚可能会更重，唐高宗时期，一次科举考试的主考官董思恭因为收受考生的贿赂而泄露考题，被唐高宗处以死刑。

宋代重文轻武，对于科举非常重视，不但规定和细化了考试流程，还制定法律严惩考试舞弊案。宋代更是开创了皇帝审讯科举案的先例，虽然宋代对于读书人有很大的优待，但是历代皇帝对于科考舞弊行为，处罚起来远远比普通的刑事案件要严厉。

明清时期的科举内容虽然比之唐宋要僵化的多，但是科举制度已经比较成熟，明代的《科举集成》汇总了唐宋两代的经验，是最早最完善的一部科举考试规则。

相对唐宋时期科考舞弊只判以徒刑的惩罚而言，明清时期对于科举中作弊行为的处罚要更加严重。清朝顺治年间，丁酉舞弊案中的数十名作弊者被处以死刑。如果考生中有一人作弊，互相担保的另外四名考生的成绩也会作废，连同提供担保的都会被剥夺终身科考的资格。

在科举考试中作弊是每个朝代的皇帝和政府都痛恨的行为，因此，封建统治者们对于科考舞弊的处罚毫不手软。甚至常常真正的处罚措施比律法上规定的还要严厉，而且对于出现舞弊事件的主考官也会一并处理，更别提直接参与作弊的考官了，轻则贬官流放，重则处以斩首。

2科试作弊严重影响参与者声誉和朝廷威信

考试作弊对其本人的名声会有不好的影响。唐代的文学家温庭筠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考场大救星”，因为唐代科考会考诗赋一项，对于其他考生穷思极想都难以相出的诗赋。温庭筠信口吟诵或者叉八次手便能作出，因此温庭筠也被称为“温八吟”或者“温八叉”。

累年不中第的温庭筠在考场也常常帮邻座的考生答题，结果他代人捉刀的名气也越来越大。虽然温庭筠才华横溢，但由于其饮酒赌博、结交纨绔、在考场上屡屡帮助邻座，给朝廷一种轻浮、不能“临民”的坏印象，因此连续多年参加科考都未曾考中。

科举考试中作弊会严重损害朝廷的威信力，科举制度本身就是为有才华的读书人提供的平台，它对于参加科举考试的考生是公平的。每当有舞弊行为被发现的时候，都是对于朝廷公信力的一次损害，因此在皇帝在处理大型的作弊事件时，往往用重典。

科举本身能起到促进社会阶层流动的作用，一些中下层平民有机会通过科举考试成为官吏，也有一些官宦的子弟因为不能通过科举考试而逐渐沦为百姓或平民。

作弊或代考事件则会减少科举考试的公正性，特别是一些泄漏考题、请人代考等恶劣的舞弊现象，多是监考官员和有一定财力或者权势的考生之间的勾当。这就有可能大大降低百姓对政府的信赖程度，破坏社会的和谐。

总结：积极并完善的防作弊措施促进科举公平

虽然防止冒名顶替等作弊行为的科考制度随着各朝的发展不断完善，但是由于入朝为官途径的单一性，百姓只能通过科举这一条路才能踏入上层阶级。因此考试舞弊行为无法彻底杜绝，再严厉的核查制度和惩罚制度之下也有人铤而走险。

不过完善的科举制度的确能减少考场作弊行为，清朝前中期，舞弊行为比前朝少了很多，虽然随着清朝晚期朝廷和官员的腐败，作弊现象又多了起来。

但是不可否认，积极地预防科举作弊能够为参加科试的考生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作为封建社会所能采取的最为公平的人才选拔形式，严密的考试流程和制度，为封建政府吸取了大量的人才。

清朝国号大清是什么意思

有两种说法。

一说在改“后金”为“清”的前一年，皇太极已废除“女真”族号，改为“满州”。而“满州”在满语中音近“曼殊”，本是佛名，意为“清之帝王”，是佛的化身。因此他用“清”代“金”，对笼络各族人心和进一步取代明王朝，作用都比“大金”或“后金”来得大。 另一说恰好相反，系舍义而求音，在满语中“清”即“金”的谐音，汉语的“清”即满语的“金”，“金”改为“清”，是改汉不改满，其目的仅是适应进攻明朝的需要，让 易于接受罢了 清朝什么是大起

“大起”意思是四品以上官员上朝。

正四品以上的官员全部在乾清宫门外站着，皇帝坐着。由总管太监叫“升朝”，百官奏报事项，皇帝公开处理，最后总管太监说“退朝”，大臣们恭送皇帝离开后才能散去。

清朝皇帝一般是十日一朝，特殊时期，五天左右。不用每天上早朝，但是每天都要见一些军机大臣，一起商谈国事。

上朝时间时间一般为五更天,相当于清晨的5点到7点清朝的历任皇帝大都比较勤奋,都要五更上朝。那时皇帝和大臣确实比较辛苦,有的家住的远的担心迟到甚至要半夜爬来！

扩展资料：

清朝上朝规矩：

官员到紫禁城不能马上进入。他们一般要在东华门候着。东华门树立着“下马碑”，无论多大的官，都得下马、下轿、步行而入。只有被皇帝特赐“紫禁城骑马”的才是个特例。到了卯时也就是凌晨五点，大门打开，等候的官员们这才鱼贯而入。按照规矩，除了当天送主要公文的大臣，其他大臣是不能点灯的。

好不容易赶到太和殿的官员们，会发现一个太监用力的摔鞭三下。这是提醒大臣们皇帝即将到来，准备迎驾。

朝会一开始，就是所谓的三叩九拜。早朝进行时，说话，站立，举手投足更是有严格规定。如果不小心犯了，值班的御史可就有参人的折子了。

君前奏事是要跪着的。而且皇帝如果赏赐某人或让他在朝上说话，此大臣要摘取顶戴，以头叩地，而且必须要磕头出声，这有个专用名词“叩响头”。在太和殿和养心殿都有专门的覆甑，在这上面磕头很容易响，否则就是头磕破了皇上也未必听得见。

大清亡了是什么意思？

解释：

该词是如今常见的网络流行语，通常用于形容在某一事件发生后很长时间才得知该事件的行为，常用来吐槽一些人对热点不敏感比较后知后觉，比较常见的用法是“什么，大清亡了”。

出处：

该词出自香港电视广播有限公司2002年制作的一部穿越题材的电视剧《九五至尊》里面的台词，由江华饰演的雍正皇帝穿越到现代之后，得知清朝灭亡后说：“大清亡了？不可能。”

由于雍正的台词体现其与时代脱节，“大清亡了”被用于描述当A看见B知道了一个别人早知道、而B现在才知道的消息时，可以用该句进行吐槽。该词开始走红网络。

衍生意：

当A说一些过时、没用、智障的话、还有多管闲事等等，B说：“你可拉倒吧，大清都亡了”用以讽刺对方。（用法类似“我爷爷今年活到99岁……”）

扩展资料：

《九五至尊》（The King Of Yesterday And Tomorrow），香港无线电视翡翠台科幻时装电视剧。

于2003年1月27日至2月21日期间首播，共20集，由江华、张可颐及吴美珩领衔主演，并由秦沛、林韦辰、蒋志光及郭峰联合主演，监制萧显辉。

上映这部电视剧的时候，很多人就经常说“朕的大清亡了！”。

后来，还有些电视剧对这句话进行了引用，比如说在《爱情公寓2》里面的 神张伟张益达斯内克梦游时候说的一句话，因为张伟的扮演者也曾是新还珠格格里面的福尔康扮演者，所以当他说出“什么？朕的大清亡了？”

后来，这句话有了更多的引申意义。

参考资料：

-大清亡了

清朝和硕是什么意思

和硕：满语hošo的音译，意义为地方、地域。常用于修饰清朝爵位，如和硕亲王、和硕公主等。在蒙古地区，“和硕”是对旗（西里尔蒙文：хошуу）的称呼。

满清皇室爵位共有十二级，从高到低排序分别是：和硕亲王、多罗郡王、多罗贝勒、固山贝子、镇国公、辅国公、不入八分镇国公、不入八分辅国公、镇国将军、辅国将军、奉国将军、奉恩将军，其中清宗室封爵第一级为“和硕亲王”。

满清皇室爵位一般都要遵行“降等承袭”的规则，即每代继承爵位时，都要降一个等级。比如亲王去世后，继承爵位的儿子就要降为郡王。郡王去世后，下一代继承到的爵位降为贝勒，再下一代降为贝子，以此类推。不过，降级四次后就不再递降，以此爵传世。比如亲王后代最多降至镇国公、郡王后代最多降至辅国公。

清代的皇后所生的女儿叫“固伦公主”，妃子所生以及皇后的养女，叫“和硕公主”。王公贵胄之女则称为“格格”，宗室中有封爵者之女皆称格格，其中亲王女称“和硕格格”，即郡主，郡王女称“多罗格格”为县主，多罗贝勒女亦称“多罗格格”为郡君，贝子女称“固山格格”为县君，镇国公和辅国公女称“格格”为乡君。

公以下其他宗室女皆谓“宗女”。若为侧室所生，均依次降二等。公主和格格的丈夫称为额驸（满语efu音译），即汉语的驸马。固伦公主之夫为固伦额驸，和硕公主之夫为和硕额驸；格格之夫依次为郡主额驸、县主额驸、郡君额驸、县君额驸、乡君额驸。

扩展资料：

大清爵位世爵：

世爵即异姓功臣爵位，或称功臣世爵、民世爵，掌于吏部验封司，授予汉员和西南民族等满蒙外其他民族人士。

等级：

1、公爵

2、侯爵

3、伯爵（上三者超品）

4、子爵（正一品）

5、男爵（正二品）

6、轻车都尉（正三品，以上爵位均分一等、二等、三等三个等级）

7、骑都尉（正四品）

8、云骑尉（正五品）

9、恩骑尉（正七品）。

晋爵方式：

除恩骑尉外，所有爵位的晋爵都是以云骑尉为基础的。获得2个云骑尉，就晋爵为骑都尉；骑都尉再加封1个云骑尉，就为“骑都尉兼一云骑尉”；骑都尉再加封2个云骑尉，就晋爵为为三等轻车都尉；

一等轻车都尉再加封1个云骑尉，就为“一等轻车都尉兼一云骑尉”；一等轻车都尉再加封2个云骑尉，就晋爵为三等男爵。类推，一直一等公。

这样，大清的功臣爵位实际分为27个级别：

公爵：一、二、三等公爵；

侯爵：一等侯爵兼一云骑尉、一、二、三等侯爵；

伯爵：一等伯爵兼一云骑尉、一、二、三等伯爵；

子爵：一等子爵兼一云骑尉、一、二、三等子爵；

男爵：一等男爵兼一云骑尉、一、二、三等男爵；

轻车都尉：一等轻车都尉兼一云骑尉、一、二、三等轻车都尉；

骑都尉：骑都尉兼一云骑尉、骑都尉

云骑尉：云骑尉

恩骑尉：恩骑尉是一级特殊的爵位，大清世爵每承袭一次，即降一级，云骑尉再袭一次，就降为恩骑尉，恩骑尉不再降爵，而是世袭罔替。

参考资料：

-大清爵位

清朝嬷嬷是什么意思

嬷嬷即乳母，也有可能是老年女仆人加上养母（在宫廷中虽然作为仆役但地位要比一般宫女要高）。清代皇室的乳保在宫廷中承担皇族婴幼儿的喂养、抚育和侍奉工作，一般为已婚女性，属宫廷仆妇群体。

嘉庆朝《钦定大清会典事例》明确记载，“选乳母保姆，顺治十八年（1681年）议准。总管太监等预期传之。即交各佐领、内管领将应选之人送进，交总管太监等选用。”

扩展资料：

清朝嬷嬷的选择要求：

清宫嬷嬷一般都是选自皇室奴仆之家，即正黄、镶黄、正白“上三旗”包衣佐领或内管领属下人户妇女，条件与明宫“奶口”相仿，自然是要年轻健康、品貌端正、性情温和、夫儿俱在、产后不久并已有哺乳经验、乳汁充足稠厚才能当选。

这些皇子嬷嬷的家庭虽属旗下包衣奴仆，但乳母之夫往往并非从事 杂役者，而是担任一定职务的中下级官员或皇家侍卫等身份，因为嬷嬷虽不须识文断字、知书达理，但却要温存善良，遵规守矩，懂得礼节，不能过于粗俗泼悍，以免对哺育的天家贵子产生不良影响。

另一方面，成为凤子龙孙的奶妈、奶公，在当时是很荣耀的身份，日后大都会因所哺婴儿长大封爵、身居显贵而得到优厚的报答，如果乳育之儿长大当了皇帝，嬷嬷还要受到诰封，地位更为荣崇。

这种“美差”是不会轻易降临到低微卑贱的下等奴仆头上的。清宫后妃临近分娩之时，由总管太监负责通知内务府各佐领，内管领将所荐嬷嬷送入宫候选。经总管太监从中挑选若干人，征得临产后妃同意即正式进宫当差，成为新出生皇子皇女的嬷嬷。

《总管内务府现行则例》中也有“阿哥（皇子）下乳母每人每年缎一疋、衣素一疋、纺丝一疋、纱一疋、绫一疋、锦绸一疋、夏布一疋、深蓝布四疋、棉花三斤”的规定。至于日常饮食因直接影响到乳汁质量，所以也有具体规定。

如载淳初生时其乳母供应“每日用鸭子半只，或肘子、肺头，轮流食用”，显然都是适应生乳补体之需。乳母之外，每个皇子还另有保姆（或称侍母）一到三人，一般是与乳母同时入宫当差，一起负责照看婴幼儿时期皇子的日常饮食起居。

清军入关后，广泛吸收汉族传统文化和生活方式，这种变化也体现于宗室成员的起名上。后金及清初，宗室成员的名字多用满语音译，如莽古尔泰、多尔衮、阿济格、多铎、豪格等。后来逐渐汉化，按照辈分取固定用字。乾隆年间，皇六子永画了一幅《岁朝图》，进献孝圣皇太后钮祜禄氏。乾隆帝弘历在该画上题诗，内中有“永绵亦载奉慈娱”诗句。后来，弘历取其中的“永绵亦载”四字为近支宗室的字辈，并将“亦”字改作“奕”。道光五年（1825），道光帝F宁又钦定“溥毓恒启”四字，接续“载”字辈。咸丰六年（1857），咸丰帝奕定“焘增祺”四字，作为“启”字以下的字辈。这样，宗室辈分的取字，前后计有十四字：“胤弘永绵奕载溥，毓恒启焘增祺”。

清代宗室不仅确定了辈分用字，并且根据亲疏之别，对第二字的偏旁也作出了明确的规定。自康熙朝始，对宗室成员取名用字的偏旁有较为严格的规定。如康熙帝玄烨诸子之名第二字均用示字旁，如胤、胤等；乾隆帝弘历诸子则用斜玉旁，如永琪、永等。另一方面，远支宗室取名均不得采用与近支宗室相同的偏旁字样，以免混淆亲疏。

不难看出，这时宗室取名已经基本上不再采用满语音译的方式，而是直接用汉语取名，除了姓氏尚保留满族文化特征外，名字已经愈来愈汉化了。然而，随着宗室人口的繁衍，宗室成员起名出现了违规现象，并引起了皇帝的关注和相应处罚。

其一是同名现象。

人口众多，同名现象自然难以避免，但是在宗室群体中，同名就有可能带来尊卑长幼失序的问题，甚至冲犯皇帝的圣讳。康熙三十二年（1693），针对宗室同名现象制订了处理办法。规定自王以下，至闲散宗室，如有同名者，“令卑者、幼者改”，并且更换诰册。（《光绪朝大清会典》）

乾隆十一年（1746），乾隆帝弘历给刚刚出生的七阿哥起名为永琮。岂料第二天，弘历在西苑瀛台举行宴会时，发现一个出席宴会的宗室成员也叫永琮。甚感扫兴的弘历为此责问宗人府和敬事房，为何没有将有宗室成员起名永琮一事及时上报，并要求将所有永字辈的宗室成员人名进行检查，看有无重名。遵照前述康熙三十二年制定的成例，那个名叫永琮的宗室由于身份卑于七阿哥，故不得不改名，弘历将其改名为永常。余怒未消的弘历还要求宗人府“嗣后外闲起名，不得复用内廷拟定字样”。（《钦定大清会典事例》）

尽管乾隆帝屡次降旨申明，但是同名现象仍时有出现。甚至出现了低级官员、兵丁与王公大臣同名的现象。嘉庆年间，嘉庆帝琰发现即将升任迪化知州的昌吉知县景安，与时任湖南巡抚景安（钮祜禄氏）同名。琰认为此事“殊属不合”，并无可奈何地说：“从前有与王公大臣同名者，经皇考高宗纯皇帝屡降训谕饬禁。今官员兵丁内，与王公大臣同名者甚多。此皆该管大臣平素并不留心，一任属员兵丁等率意命名所致。”琰下令将景安之名按照满文语义更改，又命令宗人府、吏部、兵部、八旗、内务府三旗“查明宗室觉罗旗员兵丁内，有与王公大臣同名者，俱著更改，毋令与王公大臣同。”（《钦定大清会典事例》）

这些禁令并没有彻底根除同名现象。到了咸丰、光绪朝，宗室溥字辈甚至已经有与末代皇帝溥仪同名者。此溥仪系载堪之第七子，其祖父是奕勋。咸丰十一年（1861），载堪卒，溥仪遂承袭奉国将军。光绪九年（1883），溥仪死，其子毓秀承袭奉恩将军。光绪十二年，毓秀死，身后无嗣。（《清史稿》）就在这个名叫溥仪的宗室成员去世的当年，宣统帝溥仪之生父载沣方才出世。载沣之子命名时，内务府没有发现溥仪这个名字已经被人起过。在民国初年，清史馆的前清遗老们也没有注意这个冲犯“今上”圣讳的问题，直接写入《清史稿》中的宗室年表中。

其二是用字偏旁不当。

前面已提及近支宗室人名第二字的偏旁亦有严格规定，但有些宗室成员取名用字并未严格遵循。嘉庆十一年（1806），近支宗室多罗荣郡王绵亿，其长子和次子均属奕字辈，故其名第二字应用糸字旁的字样，但是却分别起名为奕铭和奕。嘉庆帝大为光火，认为绵亿未经奏请，即自行为两个儿子命名，实属非是，而且又不用糸字旁，故将此事交宗人府议处。嘉庆帝还质问绵亿“私用金字偏旁，为伊两子取名，不似近派宗支，自同疏远，是何居心？”并宣布：“伊既以疏远自恃，朕亦不以亲侄待伊。”结果，绵亿被革除领侍卫内大臣之职，退出乾清门。奕铭和奕也分别被改名为奕绘和奕。绵亿面对如此严厉处分，纵有百口，也无法申辩，唯有接受而已。（《光绪朝大清会典》）

有些远支宗室取名用字与近支宗室偏旁相同，造成亲疏难辨。嘉庆十三年，远支宗室成员绵瑚取名用斜玉旁的“瑚”字，而他的哥哥绵开和弟弟绵卞都没有用斜玉旁字。嘉庆帝知悉此事后，认为绵瑚取用玉旁，“大属非是”，并指责所属总管王公、贝勒、族长怠玩疏忽，下令将其改名为绵胡，并谕旨重申：“嗣后各宗室中，遇有命名不合者，随时饬改，以符定制，不得再有疏漏。”（《钦定大清会典事例》）

其三是未遵照辈分用字原则。

乾隆十一年，弘历在一次宴席中发现一个名叫诸尔杭阿的宗室成员，系庄亲王永之子，论辈分系弘历之孙，却依照满语音译取名。为此弘历谕旨：“昨入燕宗室内，有名诸尔杭阿者，乃朕孙辈，已令改名绵庆。著传谕履亲王、庄亲王等，朕初次见孙，以后永字下辈即用绵字。并将朕此旨载入玉牒。”（《清高宗实录》）

其四是有过度汉化之嫌。

尽管入关已久的宗室成员已经深受汉文化的影响，习用汉语，可是清朝皇帝又处处防范过度汉化，以鄙薄的语气称汉文化为“汉人习气”，要求宗室不得沾染。为此，乾隆帝和嘉庆帝等曾屡次在宗室起名问题上重申这一原则。

乾隆三十二年，吏部带领一个叫满吉善的宗室成员入宫接受引见。满吉善系闽浙总督满保之子，而且又属于正黄旗下。结果，乾隆帝大为不悦，认为此人取名满吉善，是以满为姓。为此，他将其名改为吉善，并在谕旨中斥责道：“吉善乃系觉罗，甚属尊贵。吉善竟不以觉罗为尊，以满为姓，照依汉人起名。是何道理？似此者，宗人府王公等，理应留心查禁。今竟不禁止，王公所司何事？恐尚有似此等者，著交宗人府王公等查明俱行更改，将此严禁。嗣后不可如此。”（《钦定大清会典事例》）然而，到了嘉庆朝，嘉庆帝在刑部呈进的题本内看到有一个叫“觉罗太”的人名，质问此名“是何取意，竟染汉人习气矣”。为此，琰下令将觉罗太“交宗人府即令按照满洲语意更改其名外，并著该衙门及八旗满洲蒙古都统，通行查明。如有似此指姓命名者，俱著饬禁，均令按照满洲语意，另行更改，毋得再行指姓命名，致蹈汉人习气”。（《钦定大清会典事例》）

嘉庆十三年，琰在宗人府呈交的一个题本内，发现奉恩将军英智之次子名叫清永泰。琰认为此名也属违规。为此，他在谕旨中指出：“向来满洲命名，除清语（即满语）不计字数外，若用汉文，止准用二字，不准用三字。今清永泰之名，几与汉人姓名相连者无异，殊乖定制。”为此，他命令清永泰改名为永泰，并将管理宗人府的王公予以罚俸三个月的处分，清永泰本人的族长、学长也受到罚俸六个月的处分。（《清仁宗实录》）

道光三年（1823），道光帝F宁将一名叫永恒泰的宗室佐领改名为永恒，认为永恒泰之名“并非满洲成语，殊属不合”。但他并未处罚其他人员，仅是重申道：“嗣后宗室有似此命名者，著宗人府于呈报时，即行饬改。”（《钦定大清会典事例》）

既用汉字取名，却又认为宗室取三字名是沾染汉人习气，这种论断显然带有主观随意性，令宗室难以适从，也极大限制了他们取名用字的范围。前所述及的先后两个溥仪重名的现象，正反映了宗室取名用字日益受限的困窘。

作者简介

孙P，1973年生，陕西西安人。历史学博士，商务印书馆编辑。主要从事晚清外交史、中国近代社会史和文献学研究，著有《西北哥老会与辛亥革命》。

世界最长寿老人是中国人蓝祥 据报道:清代嘉庆皇帝曾给广西巴马境内一位142岁瑶族老人蓝祥题诗祝寿。142岁，这个冲击人类生命极限的数字保持着世界最长寿记录，引起人们一片惊叹和质疑。　为了考证媒体传闻，有人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清代档案中查找到4件记录旌表耆民蓝祥的珍贵档案:其一是广西巡抚钱楷给嘉庆皇帝上的奏折，其二是军机处抄录广西巡抚钱楷奏折，其三是广西巡抚钱楷给嘉庆皇帝上的奏片，其四是嘉庆皇帝上谕。这些档案详细记录了老寿星蓝祥的生存状况。　　嘉庆十五年(1810年)十一月初十日，广西巡抚钱楷给嘉庆皇帝写了个奏折:“兹据宜山县知县周冕禀报:该县永定土司境内寿民蓝祥生于康熙八年(1669年)正月，届今嘉庆十五年一百四十二岁。现存曾孙二人、元孙一人侍养。因该村在崇山峻岭之中，人迹罕到，以致曩时失于查报。今闻见确切，理合取具族邻甘结赍报。等情前来。臣查该寿民蓝祥秉性淳良，持躬朴素。沐四朝之雨露，草木增荣;轶三寿之年华，鲵鲐拨萃。曾元绕膝，已皆白发苍颜;作息治家，不异康衢击壤。古稀重届，春秋又阅两三番;花甲再周，岁月还余廿二载。视绛年之书亥数倍旬，欣吉日之符庚祥开椿纪。且也，精神矍铄，言动安闲。虽步履稍倩鸠扶，而饮食无烦鲠视。善称乡里，久孚月旦公评;家集寿康，饶有天伦至乐。作山中之羡，嘉征特应于熙朝;领海内之耆英，盛事希闻于前史。”　　从广西巡抚钱楷的奏折里我们可以了解到:嘉庆十五年十一月，广西宜山县知县周冕发现永定土司境内有一位142岁的寿星，他的名字叫蓝祥，生于康熙八年正月，现存曾孙二人、玄孙一人，目前都已白发苍苍。现在蓝祥老人与其曾孙、玄孙住在一起，生活起居靠他们服侍，享受着天伦之乐。蓝祥老人亲历了康熙、雍正、乾隆、嘉庆四个王朝，由于住在崇山峻岭之中，人迹罕到，以致过去没有上报朝廷，而今寻访确切，并经族邻证明，出具甘结，上报朝廷。蓝祥老人秉性淳良，持躬朴素，精神矍铄，言语行为都很安闲。虽然走路需要人搀扶，但饮食正常，视物清晰，在当地久孚声望。　　嘉庆皇帝看到广西巡抚钱楷的奏折非常高兴，于嘉庆十五年十二月十六日发出一道谕旨:　　“寿民蓝祥加恩赏给六品顶戴，并特颁御制诗章及匾额外，著礼部查照旧例加等拟赏具奏，以示惠锡敦宠至意。”嘉庆十六年正月广西巡抚钱楷接到谕旨后，又给嘉庆皇帝写了一个奏片:“臣于正月十五日钦奉谕旨:赏给宜山县寿民蓝祥六品顶戴，并颁到御制诗章、御笔匾额。臣当即发交藩司转发该地方官，传唤寿民传旨给赏，以仰副皇上锡福引年至意。”为了进一步查明嘉庆皇帝颁给蓝祥老人的御制诗章、御笔匾额具体内容，有人又查阅了《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大清实录》和《清仁宗御制诗》。　　据《钦定大清会典事例》记载:嘉庆“十五年谕:钱楷奏耆民年届一百四十二岁恳请旌表一折。广西宜山县民人蓝祥，寿逾百龄，饮和食德，绛年倍衍，鲐颜喜见曾元，花甲再周，鹤算尤增岁月。洵难老之殊征，亦寰区所罕觏。熙朝盛事，宜沛恩施。寿民蓝祥加恩赏给六品顶戴并特颁御制诗章及扁匾额外，着礼部查照旧例加等拟赏具奏，以示惠锡敦宠至意。又奉旨:广西省寿民蓝祥着于加赏建坊银一百五十两外，再加赏银五十两、缎五匹，俱着于该省藩库动用。　　发去御制诗章、御笔扁匾额一并赏给。”《大清仁宗睿皇帝实录》嘉庆十五年十二月记载:“赏广西一百四十二岁寿民蓝祥六品顶带，及御制诗章扁〔匾〕额。”《清仁宗御制诗》嘉庆十六年记载:“广西巡抚钱楷奏报宜山县永定土司境内寿民蓝祥年一百四十三岁，喜成七言，用志人瑞。‘星弧昭瑞应交南，陆地神仙纪姓蓝。百岁春秋年度，四朝雨露一身覃。’年前腊月中，据广西巡抚钱楷奏报宜山县永定土司境内耆民蓝祥一百四十二岁，且称该寿民秉性淳良，持躬朴素，仰沐四朝雨露，扶携五代曾元。言动安闲，精神矍铄，洵为熙朝人瑞，史册罕闻。既锡以‘重颐吉庆’匾额，并成此什书以赐焉。兹献岁发春，爰录于诗册人日之次，永志寿寓生平盛事。‘烟霞养性同彭祖，道德传心问老聃。花甲再周衍无极，长生宝录丽琅函。’”揭开长寿村人的长寿的秘密——空气负离子

　　 巴马素有长寿的历史。清嘉庆年间，巴马曾有过一位老人兰祥，享年145岁。在其142岁时，清嘉庆皇帝曾为其作诗祝寿。而生于1860年的罗妈政，1990年悄然仙逝时，年已130岁。1990年５月５日上午，罗妈政吃了一碗饭，喝了约200克的米酒和一碗开水后，上床睡觉，在梦乡中寿终正寝。据史料记载，当地最长寿的人活到了142岁，新中国成立以后，这里的长寿记录是131岁。黄卜新是目前巴马县健在的年龄最大的老人，今年111岁。巴马的老人们普遍显得年轻，80多岁似60多岁，100岁似80多岁，黄卜新就似80—90岁的老人，他们不光是健康地活着，还健康的死去。百岁高龄无病无灾、耳聪目明、步伐轻盈，在巴马几乎没有恶性肿瘤（癌症）发生，心脑血管疾病也少的可怜。

　　 人类健康的4大要素空气、水、阳光、磁场，巴马都占全了，而且是全世界最好的。在这四个要素中空气是最重要的，人离开水三天还可以存活，离开阳光几个月甚至几年也可以存活，磁场更没法和空气的重要相比。医学证实，人离开空气5分钟就会因大脑缺氧而死亡，空气当中的负离子是人类长寿的重要因素。巴马空气中的负离子含量每立方厘米在2000个至5000个，被称为“天然氧吧”，而几个长寿村空气中负离子高达每立方厘米3万个；然而在一般城市，这一数目是1000个至2000个左右。连十分之一都不到。巴马森林覆盖率高、河流冲刷及海拔高等原因，使得这里的空气十分清新宜人。负离子不仅能起到净化空气作用，而且使人精神振奋，增强肌体抵抗力，促进新陈代谢过程，消除呼吸道炎症，缓解支气管哮喘，稳定血压。到过巴马的人都有这样一种感受，一口气爬一两百米，一点也不觉得累。据了解，居住在巴马的人没有一个是肥胖、高血压、三脂高、糖尿病、痛风等老年疾病的。

　　李清云，传说中他在世256年岁。 http://baikebaiducom/view/1356090htm但这只是个传说，256岁我看不太靠谱。

大致有备侵、除孽、救荒、发赈、减粜、出贷、蠲赋、缓征、通商、劝输、兴工筑、集流亡。

以清朝为例：

根据《清史稿》及其它相关档案资料可以看出，清代灾害最严重发生次数最多的当属水灾，其次是旱灾，以下依次为雹灾、虫灾、霜雪、疾疫、风灾、地震。灾害的频繁发生，给社会经济造成巨大损失，直接威胁了清王朝统治根基的稳固。为扭转被动局面，清政府把救灾作为一项既定国策来对待，调动全国力量与之斗争，以期有所补救，这种救灾制度，当时被称为“荒政”。

按嘉庆《大清会典事例》的说法，荒政有十二个方面：“一曰备侵；二曰除孽；三曰救荒；四曰发赈；五曰减粜；六曰出贷；七曰蠲（音捐，免除）赋；八曰缓征；九曰通商；十曰劝输；十有一曰兴工筑；十有二曰集流亡”。下面按救灾的基本程序，就其主要的方面加以说明。

首先是报灾。报灾是政府统筹规划的原始依据，也是政府救灾的第一步。康熙皇帝曾发布上谕说：“救荒之道，以速为贵，倘赈济稍缓，迟误时日，则流离死伤者必多，虽有赈贷，亦无济矣。”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信息传递的速度无疑最重要，有鉴于此，顺治十年（1653年），政府规定，报灾“夏灾不出六月，秋灾不出九月”；在报灾情的同时，地方官还要派人到灾区实地考察，“将被灾分数详造册结题，照分数蠲免”。这些工作须在1个月内完成，否则各级官员都要相应遭罚俸、降级或革职的处分。顺治十七年又规定，各级官员以下属的报灾日期为限，逾期在一个月内的罚俸六个月，逾月降一级，逾两月降两级，逾三月则革职。经康熙朝的变化，最后到雍正六年(1728年)，固定为州县官员报灾限期40天，上级接到奏报后限5日内上报。应该说，这样的日期限定是比较合理的，既避免了因报灾期过短，地方官害怕愆期而匿灾不报；又防止了因报灾期过长，无法即时派人核实勘灾。

勘灾，即确定灾情等级过程。清初定制，歉收地方如果还有五分的收成，就不被当成灾害。随着社会财富的增加，政府能够拿出更多的资金进行救济，于是便扩大报灾范围，乾隆三年(1738年)五月，乾隆帝下谕，“嗣后著将被灾五分之处，亦准报灾”。起初，勘灾以州县为单位，但易发生遗漏或扩大化。比如有的地方，就全县的范围来说，没有发生太严重的灾害，但个别乡村却受灾严重；也有全县普遍发生了严重的灾害，而个别乡村完全没有受到影响。有鉴于此，到乾隆二十二年，政府规定勘灾以村庄为计量单位。勘灾后，州县官员将勘灾所得的结果汇总造册，按水灾用青色、旱灾用红色等格式，注明受灾的村庄及灾情。勘灾时各级官员都要随时报告灾情，而户部在收到灾情报告后，也要派员复勘，彼此监督，因而大体上，灾情的奏报比较符合实际情况。

勘灾是蠲免的依据，而赈济还须“审户”，即审核灾民户口，划分极贫(朝不保夕者)、次贫(暂可支撑者)等级别。审户之后，发给赈票。赈票共两联，一联发给灾民，一联备查。灾民凭此票证，即可到赈灾处领赈米、赈银。为防止舞弊，每次放赈之前，官员都要亲临现场，对灾民进行随机抽查，而灾民每领一次赈济，赈票上都加盖戳记。全部赈济结束后，赈票就由官府收回销毁。

在了解灾情后，蠲免、赈济和工赈就成为清政府救灾的最主要措施。蠲免是国家将应向人民征收的赋税减少以至免除，其中以灾蠲为最重要。蠲免须征得皇帝批准，并在受蠲免之地张榜公布。如蠲旨未到而钱粮已征，可抵作下年赋税。

赈济则是将银、米直接发给灾民，以帮助他们维持生命，渡过难关。清朝前期，大规模的赈济灾民，所给赈米、赈银及赈期长短，没有统一规定，均视灾情轻重而定。直到乾隆四年，清政府才正式规定，灾民凡大口(16岁以上者)，日给米5合（5合为半斤）；小口(以能走路者为限)半之；如米不足则银米兼给。赈期一般都有时间规定，如“正赈”(统一赈济一个月)、“大赈”(按灾害等级各自延长若干月)、“展赈”(大赈结束后临时加赈)和“抽赈”(择应赈者赈之)。也有并无规定的，如乾隆四十七年，江苏及山东遭受重灾，乾隆帝下令赈济不必考虑时间，需要赈济多长时间就赈济多长时间，“灾退后始行停止”。清代曾有过多次大型的赈济，仅如《清史稿·食货志六》所载，即有康熙年间陕西拨银500万；乾隆七年间江皖拨银738万，拨米92万石；十八年高邮拨银400万，拨米11万石；嘉庆初山东等地赈银300万；六年直隶赈银100万，米60万石；十九年，赈江皖等地银200余万；道光十一年，江苏赈银100万，数目都相当可观。除发米发银外，还有煮粥赈济。清代煮赈仍以设厂为主，领粥给签，男女分别排队，逐一领取。当时京城每年从十月初一至次年三月二十日，例开五城煮赈。地方省份亦然，都是为那些流浪的灾民而准备的。嘉庆十年（1805年），浙江硖川遇灾煮赈，有人这样描述当时的粥赈情形：官方主要负责维护治安，具体事宜都交由正直可靠的人士来经手。分发的粥，浓度要以“立箸不倒、裹巾不渗”为准。为方便灾民休息，还要专门用芦席搭起遮风避雨的地方。粥赈也非常人性化，如对年老体弱或有残疾的人士开设特别通道，并为妇女搭起临时厕所等。

工赈也是经常施行的赈济方式，是指在灾年由官府出资兴办工程，日给银米，以招募灾民。工赈所办工程，多与水利相关，具有积极的救济性质，且为将来的生产做准备。通常，清政府会考虑到百姓疾苦，尽量让工赈落到实处，比如规定，“向例每逢闲月，听贫民尽数到工执役；若农忙之时，即有紧要工程，大率三丁抽一，其余任其耕种”。

勘灾赈济时，考虑到情况紧急，地方官恐人手不够，又怕有欺瞒之事，故中央通常会委派一些官员，以“督办”、“协办”的名义前去，加以钦差衔，就全权处理；如与督抚同级，便“会同该督抚”共同主持；低于督抚，则只行使监督权。他们都要将赈务过程上报，皇帝也时不时派心腹暗中调查，以备不实。

灾后的重建，亦是清政府的重要任务。这里所说的“重建”，是指由政府出面出资，组织灾民抢种抢收，或提供有力保证，为下一轮农作物的生长创造条件，以便将灾害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限度。通常，政府会向百姓提供口粮、种籽和耕牛。起初灾年贷米还需加息，到乾隆二年时已规定，永远免除利息。

除给百姓贷款外，政府还会想办法推广一些经济作物。乾隆五十年六月，福建等地久旱，于是政府大力推广红薯。为此，乾隆帝特派大臣富勒从河南将番薯藤种及如何栽种浇灌的办法，“由驿路快传至福建，转饬被旱各属，晓谕民人，依法栽种”，并将《甘薯录》一书刊刻遍发。诸如此类的事情，还有在江、浙、川、黔、鲁、湘、陕等地推广种蚕桑，在甘、鲁、江、黔、陕等地推广棉纺织，以及在河湖较多的地区推广种树、养鱼等等，其目的无非是从各方面缓解因灾害而带来的破坏和损失。

总之，清政府对救灾制度用力极深。清代与救灾相关的各项开支之浩繁巨大，机构细密周详，规章之有条不紊，都是前代所无法比拟的。对于灾蠲和灾赈的具体银两数目，李向军在《清代荒政研究》一书中做过估计：灾蠲是每年平均60万两，整个王朝196年合计约12亿两白银；赈济是每年平均200万两，196年合计45亿两白银。可见数字之大。

另一方面，清代的救灾能力与国力紧密相关。财政状况的好坏，直接关系到灾蠲及灾赈的面积和国家拨款的规模。不论是灾蠲州县，还是灾赈州县，均以乾隆朝为顶峰，清前期，政府有能力“叠次普免天下钱粮，其因偏灾而颁蠲免之诏，不能悉举”，但到后来，政府已经无力普蠲，只能转而依靠百姓捐纳救灾，并导致捐款名目日益繁多，吏治进一步恶化，形成恶性循环。可以说，清朝的国力决定救灾的水平，救灾水平亦反映出清朝的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