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日本木刻中国古籍价值

栏目:古籍资讯发布:2023-08-05浏览:2收藏

古代日本木刻中国古籍价值,第1张

和刻本一来有训点,国人素不喜,称之为“苍蝇脚”

二来多为五经之类的实用书,价值不大。

但和刻本有很多所据底本极有价值。又如安政本《伤寒论》等书,对我国的翻刻出版也有巨大影响。

近现代海外儒学概览·亚洲·日本

儒学在大和时代东渡日本,经过飞鸟、奈良、平安时代的早期发展,一度于镰仓、室町时代成为禅宗的附庸,到江户时代达到全盛,并加以日本化,可以说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到了近代,儒学在日本反而遇到新的危机与挑战。发生于1868年的明治维新,是日本进入资本主义时代的起点。明治维新不仅使传统的社会、政治秩序开始解体,也使传统的文化道德秩序趋于瓦解,儒学处于西方文化的激烈冲突之中。明治新政权最初积极倡导“文明开化”的文化政策,一方面是向先进的西方学习,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另一方面对旧有意识形态、佛教、神道和儒学持批判态度。在1872年8月发表的《公布学制之布告》中说儒学“鹜于词章记诵之末节,陷于空理虚谈之歧途,其论虽似高尚,但能身体力行者甚少”。根据新学制,实行儒学教育的私塾和“寺子屋”大多被关闭,各藩的藩学也纷纷停办。1877年以前,席卷日本思想界的是资产阶级的启蒙思想,其主要内容就是引进西方的哲学、伦理、政治、法律、历史、教育等思想,全面批判以儒学为主的封建意识形态。他们引进法国思想家孔德的实证主义,提倡“实学”,批判儒学是“虚学”;引进英国功利主义哲学家穆勒的思想,提倡功利主义和快乐说,批判儒学宣扬“克己”的禁欲主义;引进法国启蒙思想家的“天赋人权”说和“社会契约”论,提倡“独立自尊”,反对儒家的封建纲常为表现的等级观念和服从道德;引进德国的君主立宪主义,批判儒学思想维护的君主专制。在启蒙学者中,对儒学展开最尖锐而有系统的批判的是福泽渝吉,他在《劝学篇》和《文明论概略》中批评儒家的名分论和忠孝道德并进而批判儒学“一半是属于有关于政治的学问”,“是造成了社会停滞不前的一种因素”。

日本的启蒙思想家虽对儒学进行了批判,但由于他们自幼即受儒学熏陶,所以在介绍西方新思想时也借用儒学概念,而且其思维模式仍深深地打着儒学的印迹。值得注意的是,虽有一些启蒙学者批判了儒学的伦理观,但仍有相当数量的启蒙学者将其儒学批判的重点仅置于儒学的自然哲学,并未完全否定儒学伦理观的普遍意义,这不仅反映了日本启蒙思想家对儒学批判的不彻底性,也是此后日本统治阶级复兴儒学道德的前兆。“文明开化”时期的日本启蒙思想运动,是拖着儒学尾巴的儒学批判运动。

但是,明治初期的启蒙思想运动毕竟冲击了儒学等东亚文化的意识形态,在培植日本民族的科学自然观与政治主体意识上发挥了不可磨灭的历史作用。由此而产生的自由民权运动自1874年始,轰轰烈烈达十余年之久,自由民权思想家鼓吹人权与人权的彻底解放,也激烈抨击儒学。最具代表性的自由民权思想家植木枝盛的批判,主要指向作为儒学社会基础的父权家长制的家族制度。他在《兄弟论》中说:自古以来重视长幼秩序的思想“可谓专制思想的分脉”。在《男女及夫妇论》中,他谴责男尊女卑之陋习,大声疾呼“妇女们,抛弃儒学,撕毁四书五经及小学之类。它们都是你们的仇敌”。

与此同时,除了这种对于东方文化的严肃思想批判外,也泛滥着抛弃传统、全盘西化的风潮,而对西方文化浅薄而抱残守缺的理解,自会带来一些社会弊端,使得并非保守派的人也感到“世风日下”了。

东西方文化冲突,最根本的是不同民族深层文化心理的冲突。它在最敏感的伦理道德领域,表现最为突出。随着功利主义、快乐说等西方近代伦理学说的传入日本,儒学的道德哲学和行为规范不再是无可置疑的预设,这样人们就在不同观念与规范互相撞击中陌于失范的迷惘与混乱状态,于是一些人开始怀念昔日的安定与秩序,以为如今发生的是邪恶的膨胀与历史的倒退,呼唤儒学伦理的回归。元田永孚(1818—1891)和西村茂树(1828—1902)就是传统派中的代表人物。前者力图原封不动地复活儒学,后者则致力于旧物翻新。他们围绕学校的德育方针与欧化派展开论争,成为当时举国瞩目的焦点,元田永孚是九州熊本出身的儒者,1871年,被召为天皇“侍读”(儒学教师)。他利用明治天皇作招牌,辅以因自由民权运动的高涨而明治 愈加趋向保守的政治态度,元田永孚起草的《教学大旨》对“文明开化”的攻击,对儒学道德的提倡一时占了上风。1883年,宫内省向全国各学校和一般民众颁发了元田永孚编写的《幼学纲要》。《幼学纲要》以“孝行”说起,至“勉行”止共二十条。每条都先引用《孝经》和“四书五经”的语句,然后再叙述中国和日本历史上的事例,还附有插图。《幼学纲要》的颁布,表明儒学的伦理观已在学校德育中占据重要地位。1884年,元田永孚又发表《国教论》一文,主张以儒学为“国教”,他说:“扩充之以孔子道德,补益之以欧学格物,用之为国教。”这说明,元田永孚也认为儒学的自然哲学已失去效用,需“补益”以“欧学格物”,但他要原封不动地恢复儒学道德的统治地位。1885年,伊藤博文当上日本首届内阁总理大臣,为了修改与西方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伊藤博文继续推行欧化政策。于是关于德育方针的论战又起,在这次论战中传统派的代表人物为西村茂树,他与元田永孚不同,注意用西方近代哲学理论对儒学加以改造,以使儒学适应西方近代思想日益深入人心的新时势。1886年,他写了《日本道德论》,把复兴儒学道德看成是根本国策。他认为至今世界上有两种“教”即“世教”和“世外教”。儒学和西洋哲学是“世教”,以“道理”为主;佛教和基督教则是“世外教”,以“信仰为主”。由于“世外教”只能取得下层社会人民的信仰,因而“世教”更宜于作为“国教”。西村茂树承认西洋哲学在“学理的微妙”和“研究的精密”上优于儒佛、基督教。但是,他认为西洋哲学不宜作日本的“国教”,因为它偏重知识,缺乏安定人心之术,特别有轻视君主、父母的缺点,即认为西洋哲学缺乏适应日本国情的伦理观方面的内容。而儒学之中的“忠孝之教”,对于“维护万世一系的天位:端正君臣的地位,美化国民的风俗,不是其他诸教所能及”,但他也承认儒学有许多缺点,不适应当今时代,如在理论上不如西洋哲学严密,儒者大都保守,儒道有过度尊重尊属的毛病,有重男轻女的思想,厚古薄今,不是“以理为师”而是“认人为师”等。所以他主张“采取二教(儒学与西洋哲学)精华,弃其糟粕”,由此而“合成”“天地的真理”,以为“日本道德的基础”。经过改头换面的儒学主张《日本道德论》,比元田永孚的全面复古说,更为适应自由民权运动以及加强天皇制统治的政治需要,因而很快便成为中学各级学校的教科书。1890年,明治天皇公布《教育敕语》,复治儒学道德政策由此完成。《教育敕语》对教育本身谈论并不多,主要阐述了儒学伦理观和日本国民对天皇的义务。因而实际上是规定了儒学是学校德育的方针,而且要将其作为日本国民的道德准则,成为培养“忠臣良民”的手段。儒学的自然观与认识论在西方近代科学发展的面前已显得很不精确,因而丧失了吸引力和有效性,在东西方文化冲突中败下阵来。儒学作为思想体系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日本,也不再像江户时代的儒学那样居于官学的地位,但是,其伦理观却经改制加工在东西方文化冲突中取胜。

然而,从根本上说,在日本历史上长期发生影响的儒学伦理观,是不利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儒学的伦理观是重义轻利的,日本启蒙思想家也曾致力于批判贱商意识,但没有找到行之有效的方法以得到人们的普遍接受。被誉为日本近代资本主义“创业者”的涩泽荣一(1840—1931)利用原有的儒学知识,并对其重加解释,寻找到了传统伦理观与近代资本主义伦理观的结合点。他年轻时曾正式受业于儒学者尾高忠淳,后积极参加政事活动,1873年因与当政者不合,投身于工商业,成为声名卓著的银行家和企业家。自1873年到退休的1916年为止;一直坚持亲自向企业员工讲授《论语》,并写成《论语讲义》、《论语加算盘》等书,宣传他的“道德经济合一论”。涩泽荣一对《论语》的“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德之,不处也”进行了再解释。首先对前半句话加以积极评价,又对后半句话加以重新解释,认为如果“以其道德之”,就不应笼统否定。个人或企业追逐利润、增殖资本,如果对增强国家的实力有益,就是光荣的,即符合“大义”。就这样,他以国家利益为媒介把道德与经济、“义”与“利”、“士魂”和“商才”统一起来,从而把旧的贱商的“义利”观,转变为有利于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的伦理观。这种“论语加算盘”的理论得到了社会上大多数人的接受,对日本工商业的发展产生了深广的影响。

明治维新后,日本恢复了民族独立,却又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日本军国主义在其恶性发展的过程中,与儒学也结下了不解之缘,主要表现在国内,军国主义者利用以儒家德目为基本内容的武士道精神毒化日本人民的思想;在国外,则以建设“王道乐土”作为侵略亚洲各国的宣传工具。日本军国主义者对儒学道德的恶用和涩泽荣一的“论语加算盘”论,给人们提供了儒学思想负、正面价值运用上的值得深思的例证。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学术界对儒学的研究发生了一些变化,原有的一些为军国主义服务的机构多数被取消。新中国成立后,日本学术界的一些人士,出自友好的目的研究儒学的人也不在少数。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中日关系的发展,中日交往越来越频繁,日本对中国的研究也日益加强。据1978年出版的《日本全国大学职员录》记载,日本1977年全国四百三十余所大学中,从事中国文史哲方面教学的讲师以上的研究家共一千三百二十二人,分别开设近两千五百门中国问题研究课程,如加上其他方面的研究人员约在三千到三千五百人左右,有影响的千人左右,权威性的学者有吉川幸次郎、贝冢茂树、阿部吉雄等人。这些人中有不少人来过中国,有的人过去还参加过侵华战争,战后有的人则参加日本文化交流活动,一些经历过战争苦难的学者,则成为战后日本学术文化界的民主进步力量,如井上清、安藤彦太郎等人,一些中青年研究家也逐渐成长为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据有关资料作不完全统计,日本的儒学研究情况如下:主要的儒学研究机构有斯文会、大东文化大学东洋文化所之“日本儒学研究组”、东洋文化振兴会讲座、中国文史哲研究会、无穷会东洋文化研究所、东方文化学院、东方文化研究所、东方学会、日本中国学会、怀德堂讲座等,这些机构有研究通史的,有研究专题的,也有研究专人、专著的。儒学研究内容有翻译儒经,注释儒经,专题研究儒经,专门研究某一儒学家,研究中、日、朝儒学关系,研究儒学通史,研究断代儒学史,研究儒经某一经中的某些篇章,专题研究儒学某一方面的问题(如伦理、哲学、政治思想、教育思想),编写丛书或大系。儒学研究方法上既注意对儒家著述的研究,也注意到中国作实地考察,许多人来过中国,如井上清来华近三十次,时间长的在华达二十五年之久;此外还经常在国内或国际上举办或参加有关儒家思想的讨论会。对于儒学的研究日本 也给予一定的支持和资助,如文部省曾拨款100万日元进行“朱子的综合研究”,1967年文部省拨款250万日元从事“中国类书所引经文及诸子的分类集成”的编纂;1964和1966年井上顺理先后获20万日元从事“关于《孟子》传入日本及日本接受过程的研究”和“日本接受《孟子》的历史研究”。国内外学者大多认为日本是翻译中国古籍最多也是除中国之外世界上儒学研究最发达的国家。

马克思主义传入日本之后,以户坂润和永田广志为代表的一批早期的社会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为了批判地继承历史遗产和与日本统治阶级利用孔子思想进行反动宣传的卑劣行径作斗争,也试图以马克思主义观点对孔子思想进行新的研究和评价。他们写了《日本意识形态论》、《日本哲学思想史》等著作,在《日本哲学思想史》一书中,永田广志就本着他在该书序言中所说的对“过去的文化既不可一概否定,也不应一味赞美”的原则,对孔子及儒学进行了新的研究,较系统地介绍了孔子思想在日本的传播和影响,以及儒学在日本各个历史阶段的特点,成为日本儒学研究队伍中一支异军突起的力量。

补充下,唐宋时期日本向中国派遣了大量的留学僧和留学生也有很多古籍流传了过去,也有通过朝鲜传过去的。其中有不少书籍在我国都亡佚了,可是却在日本保留了下来,清末和近代的时候很多学者都注意到了这点,就不断努力将这些书再传回国内。就我知道的尤其在医学本草类就不少比如<太乙仙制本草>。另外还有关于敦煌和吐鲁番文书,日本是即英美俄之后得到的精品不多,但也有很多的宝贝。日本对我们自己的历史研究的可能比我们自己都好,这有点让人遗憾呢。另外古代日本学者自己编辑抄录了不少汉文古籍,很多书在中国已经亡佚了,借着他们的编辑摘抄很多书才能让我们一窥端倪,比如丹波康赖的医心方。 还有比如清末大藏书家陆心源的藏书后来被他的子孙卖给了日本人,其中有很多珍贵的宋版书。

美国最大特点就是全部采用叙述方式,古籍怎么记载就怎么写,很少加入主观解读。而且关注点侧重于发明创造对今天的影响。

比如讲到针灸时说:这种古老的医术越来越受到当今美国民众的认可;讲到汉朝时说:强大的中央政权是中国人生活中永恒不变的部分;讲到唐宋两朝时,着重讲了印刷术、火药、瓷器等,还顺便提了一句中国是美国马桶的最大进口国,注重让学生把历史和实际相联系。

2、日本历史教科书:崇拜古代中国,鄙视近代中国

日本教科书也分很多的版本,但几乎所有的版本都对古代中国历史无限推崇,详细讲了中国的万里长城、汉朝唐朝的强盛、京杭大运河,还有印刷术、造纸术等很多重要发明。而且在讲到古代中国的成就时,非常客观。

比如:讲到孔子时,谈到儒学对日本产生了巨大影响;讲到与我国的贸易给日本带来很多实惠;讲到派遣遣唐使学习唐朝各项制度文化时,说“倭曾向唐派遣使者”,对唐朝称呼他们为倭丝毫不避讳。

讲到印刷术、棉花栽培这些科技创造时,也很客观的承认这就是中国发明的,日本和高丽都是从中国进行了引进学习。

但在讲到近代的清朝和民国时,画风就变了。常常用“混乱、腐败、软弱”这些贬义词来描述。在谈到二战时,日本的教科书常常把自己描述成受害者之一,并且对南京大屠杀等历史事件轻描淡写,比如他们把“杀害大量无辜中国人”这一史实写成“杀害许多中国人”。

3、韩国历史教科书:极度高估自己,部分进行歪曲

韩国历史教科书也把中国古代史作为重点内容,但与美日不同的是,韩国课本总是把中国古代史纳入整个亚洲范畴来讲,而不是单纯讲中国。为什么这么做呢?因为他们需要在讲中国的同时,突出韩国的贡献。

比如,日本课本说从唐朝学习了先进文化,而韩国则表述成韩国和中国共同创造了先进的东亚文化,并顺便说了句:文化传播到日本,对日本古代文化的形成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在讲到宋朝的活字印刷术时,承认这是中国的发明。但话锋一转,说宋朝以后活字印刷命脉就断绝了,韩国将其进行了普及,并在世界上首次造出金属活字。

值得一提的是,韩国教科书都对部分史实进行了主观歪曲解读。比如把我国的东北地区算成是古朝鲜的固有领土;在讲到隋炀帝和唐太宗征伐高句丽时,说“隋朝数次入侵高句丽均以失败告终。高句丽抵抗隋唐的入侵取得的胜利在我国历史上值得大书特书。”

日本人如何看待中国传统文化

日本人其实挺崇敬古代中国的,特别是唐朝,唐朝鉴真东渡,开启了中日文化的交流,日本也派出大量留学生,学到了很多东西。与之后的中国不同,唐代的中国,兼容幷包,气度恢弘,国力强盛,文化领域空前绝后的强盛,所以,日本人多少都有一点“唐朝情怀”。

中国的经典文学作品,日本人也都喜欢,三国演义,西游记都有各种日本版的游戏,动漫,电视剧。日本人特别喜欢白居易,对李杜的评价倒没有白居易高

日本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区别

很多啊。

1、日本的儒学根底没有中国深,主要是江户早期的德川光国和朱舜水(朱重八的N世孙)搞了一阵,但是他们的儒学比较极端,后来的明治维新武士道就是钻了这个空子

2、日本因为是岛国,在心态上比较自卑(不含贬义),或者说谦虚吧,在这一点上和我国完全不同

3、日本的家族观念非常重,不仅仅是中国的宗族观念,还有欧式的骑士家族荣誉观,所以说历史上的很多名人并没有被挖坟

4、日本尚武,不解释。

5、日本建筑沿用了唐式,但是加罚了自己的特色,详情请见金阁寺和天守。而中国的建筑则在后来加入了宋式、辽式、明清式。

6、日本的戏剧艺术比较重视表现力,早期针对的是公卿这样的鉴赏家,直到近四百年才初步出现了针对大众的歌舞伎(民歌不算),这和雅俗共赏的戏曲不同

7、日本的人生观一般比较极端。在源氏物语这样的小说里弥漫的是强烈的宿命论和消极情绪,一定程度上是受到了神道和佛教的影响,但是战国时代的武士一般视生存发展为第一要义,往往不择手段

8、日本的武道和哲学、战略乃至厚黑学的联系非常紧密,具体参见宫本武藏的五轮书

9、日本人对于神祗的膜拜远远强过中国,中国是从来不存在成体系的国教的

日本传统文化保留那么好,怎么中国就不行?

中国存在一个文化断档。主要分几个阶段1、鸦片战争以后,我们与西方列强的抗争全部失败,结果丧失了文化自信,觉得中国的文化弱点是中国落后的根源,先进的知识分子都学习外国去了。2、五四时期,提倡新文化运动,那些老传统更加被鄙视。3、1949年以后一系列运动,从上到下改变了中国社会结构,连传统文化最后的土壤都被当成了牛鬼蛇神,消灭掉了。4、改革开放以后,大家只看到了开放,早就忘了传统,学习西方很多,自己的东西都忘干净了

中国传统文化和日本传统文化的差异?

日本人就像个抄作业的字也挺不错的学渣,抄了作为优学霸的中国的作业,然后学渣因为自身遭遇心生变态,打了学霸一顿,然后那些爆发户同学(欧美列强)别认为这个学渣够厉害,又看到它作业抄的漂亮,便把它当学霸,其实傻子还是傻子,字漂亮就理解内涵了吗,还有,暴发户终究是暴发户,懒惰的习性之下,之前通过不法肮脏渠道搞到的钱财终究会挥霍一空的,而优等生终被打伤过后疗养几天他依旧是学霸,现在的劣势不代表将来,时间会证明一切。

日本有哪些典型传统文化?

樱花和服柔道空手道茶道花道各地的庙会文化等一大堆

日本设计是怎样受传统文化影响的

基本上传统的文化习俗都是受中国的影响

日本的茶道最早是由中国唐朝贞观年间传到日本的。在古代,日本与中国早有往来。盛唐时期,日本曾派大量使臣来中国,受中国影响较深。日本人民称“中国是日本茶道的故乡”,日本茶道和中国的潮汕工夫茶有些相似。

相扑(すもう):一种类似摔跤的体育活动,秦汉时期叫角抵,南北朝到南宋时期叫相扑。大约在唐朝时传入日本,现为流行于日本的一种摔跤运动。

与茶道舞道一样,日本的花道也是源自中国唐朝,并在千百年间融合了本土文化发展至今。传承到今天,中国的花道艺术简化成了插瓶花,而日本花道却发扬成超越自然的美好艺术。

和服是日本传统民族服装的称呼。它在日本也称“著物”。和服是仿照中国隋唐服式和吴服改制的,所以在日本被称为"吴服

“剑道”一词最早源于中国先秦时期古籍《吴越春秋》。早在两汉时期,中日即有兵器及冶炼铸造技术的交流往来。同时中国一脉相承的双手刀法经过日本官方派遣遣隋使和遣唐使与中国大陆之间的官方往来,以及朝鲜半岛和大陆沿海周边地区和日本群岛的民间交流,于隋唐时期流传到了日本。传至日本的刀法经过日本长年的战争岁月不断演变,在日趋稳定的日本江户时期,模仿日本盔甲的样式,制作了剑道护具与竹剑的基本形制,确立了日后体育剑道的雏形。

空手道是由距今五百年前的古老格斗术和中国传入日本的拳法揉合而成的。空手道不使用任何武器、仅使用拳和脚,与其它格斗运动相比,是一种相当具有实战意义的运动形式。

书道,提起书法,相信不少人会认为它是中国独有的一门艺术。其实,书法在日本不仅盛行,更是人们修行养性的方式之一。古代日本人称书法叫“入木道”或“笔道”,直到江户时代(十七世纪),才出现“书道”这个名词。在日本,用毛笔写汉字而盛行书法,应当是在佛教传入之后。僧侣和佛教徒模仿中国,用毛笔抄录经书。

柔道是中国拳术的发展,源出少林之门。明末,中国的一位武林高手陈元赞将中国的传统武术传到扶桑(今日本),成为现代风行世界的柔道之先河。

日本传统文化与中华传统文化有何异同

中国:博大、深邃、厚重、悠久、勤劳 日本:精致、人性、理性、进取、团结 共同:共同的文化传承

日本有什么传统文化

茶道也叫作茶汤(品茗会),自古以来就作为一种美感仪式受到上流阶层的无比喜爱。现在,茶道被用作训练集中精神,或者用于培养礼仪举止,为一般民众所广泛地接受。日本国内有许多传授茶道各流派技法的学校,不少宾馆也设有茶室,可以轻松地欣赏到茶道的表演。

花道作为一种在茶室内再现野外盛开的鲜花的技法而诞生。因展示的规则和方法的有所不同,花道可分成20多种流派,日本国内也有许多传授花道各流派技法的学校。另外,在宾馆、百货商店、公共设施的大厅等各种场所,可以欣赏到装饰优美的插花艺术。

相扑来源于日本神道的宗教仪式。人们在神殿为丰收之神举行比赛,盼望能带来好的收成。在奈良和平安时期,相扑是一种宫廷观赏运动,而到了镰仓战国时期,相扑成为武士训练的一部分。18世纪兴起了职业相扑运动,它与现在的相扑比赛极为相似。神道仪式强调相扑运动,比赛前的跺脚仪式(四顾)的目的是将场地中的恶鬼趋走,同时还起到放松肌肉的作用。场地上还要撒盐以达到净化的目的,因为神道教义认为盐能驱赶鬼魅。相扑比赛在台子上进行。整个台子为正方形,中部为圆圈,其直径为455米。比赛时,两位力士束发梳髻,下身系一条兜带,近乎赤身裸体上台比赛。比赛中,力士除脚掌外任何部分不得触及台子表面,同时也不得超出圆圈。比赛在一二分钟甚至几秒钟内便能决出胜负。相扑的裁判共由6人组成。主裁判由手持折扇“行司”登台担任,其余5人分别在正面、东面、西面及裁判席上。大力士的最高等级是“横纲”。下面是大关、关胁、小结、前颈,这四个等级被称为“幕内”,属于力土中的上层。再次是十两、幕下,除此之外还有更低级的三段目、序三段。最低一级叫序口。一个普通力士要想获得较高的等级是需要花费很大气力的;不经过艰苦努力,要想获得最低的等级,也是不可能的。

和服是日本传统民族服装的称呼。它在日本也称“著物”。和服是仿照我国隋唐服式改制的。公元八至九世纪,日本一度盛行过“唐风”服装。以后虽有改变形成日本独特的风格,但仍含有我国古代服装的某些特色。妇女和服的款式和花色的差别是区别年龄和结婚与否的标志。例如,未婚的姑娘穿紧袖外服,已婚妇女穿宽袖外服;梳“岛田”式发型(日本式发型之一,呈钵状),穿红领衬衣的是姑娘,梳圆发髻,穿素色衬衣的是主妇。和服不用钮扣,只用一条打结的腰带。腰带的种类很多,其打结的方法也各有不同。比较广泛使用的一种打结方法叫“太鼓结”,在后腰打结处的腰带内垫有一个纸或布做的芯子,看去像个方盒。这就是我们常看到的和服背后的装饰品。由于打结很费事,战后又出现了备有现成结的“改良带”和“文化带”。虽然今天日本人的日常服装早已为西服所替代,但在婚礼、庆典、传统花道、茶道以及其他隆重的社交场合,和服仍是公认的必穿礼服。

柔道在全世界有广泛声誉。柔道的基本原理柔道家的级别用腰带的颜色(初级∶白/高级∶黑)来表示。

剑道是指从武士的重要武艺剑术中派生而出的日本击剑运动。比赛者按照严格的规则,身着专用防护具,用一把竹刀互刺对方的头、躯体以及手指尖。

空手道是经琉球王国(现在的冲绳)从中国传入日本的格斗运动。空手道不使用任何武器、仅使用拳和脚,与其它格斗运动相比,是一种相当具有实战意义的运动形式。

合气道原来只是一种用于练习“形式”的运动,其基本理念是对于力量不采用力量进行对抗。与柔道和空手道等运动相比,没有粗野感的合气道作为一种精神锻炼和健身运动,很受老年人和女性的欢迎。

寿司(Sushi)是以生鱼片、生虾、生鱼粉等为原料,配以精白米饭、醋、海鲜、辣根等,捏成饭团后食用的一种食物。寿司的种类很多,不下数百种,各地区的寿司也有不>>

为什么日本的文化这么好,而且保留了他们自己的传统文化还能够与现代结合,反观中国,搞的不东不西的,什

好像你很了解日本文化?日本文化的糟粕你了解吗?反观中国,你了解中华文化的精髓吗?中华文化源远流长,许多老祖宗留下的宝贵财富和技术现代科技都解释和复制不了。当然,不能否认日本有先进的地方,但我们不能因为别人的某些优势就忘了自己的国家。

如何评价日本民族

日本号称大和民族,其民族精神的核心是“集体本位主义”。“集体本位主义”乃是日本民族立国之本之魂,是日本近代崛起、现代迅速复兴的重要原因之一。其根源在于日本民族文化及心理上的同质性。古代日本由倭人、诸少数民族和大陆移民三部分人构成,长期的相互沟通和融合,在政治、社会、文化等的质化过程中,使之变成了单一民族。这种单一民族共享统一文化,具有同质的民族心理。在正规场合下,日本人的上下级关系,给人以地位十分悬殊的印象,下级对上级总是那么鞠躬顶礼,但在非正式场合的相互关系中,下级会感到同上级亲如一家,社会没有阶层化,杜绝了阶层亚文化的产生,从而保证了日本文化的同质性。

日本在世界民族座标中是个有特色的民族。以往,这个国家的大部分人从事以种稻为主的单一种植型经济,这种生产方式从春种到秋收若无整个家族及邻舍的彼此照料帮忙,势必举步维艰。这就是日本民族文化核心集体本位主义形成的始因。日本文化可说是一件“百纳衣”,主要由中国、英美及本土诸种因子构成。日本人自身创造力依靠引入外来文明得到启发,进而推进本国发展。日本文化的继发性形成了该民族学习和接种其他文化的价值取向。战后日本更是大张旗鼓不遗余力地从西方引进先进科学技术和管理方略,且与传统文化相整合,陶冶成一种新质的颇具东方特色的日本式的文明。

一位日本近代著名思想家说:“我们日本从古代到现在,一直没有哲学。”日本人具有“亲自然”的情感倾向,在思维方式上重感觉、轻抽象;重经验、轻思辩。日本文化具有重学习、模仿和综合再创造的倾向。说到底是它文化的现实主义和理性主义,进而形成实用主义。“家”是日本文化的基质。日本传统的整体结构是“家”的联合,其顶端是皇室,这种多层次的同组关系形成作为日本社会整体的政治组织即国家。这种纵式的社会组织结构具有严格的等级特征。传统日本社会除皇族和宫廷贵族以外,依次的等级是武士、农民、工人、商人和贱民。日本人很讲究“忠”和“孝”。日本人的“忠”与“孝”与中国人的理解不相一致。日本人的基本假设前提是每个男女生来负有“恩情债”。有债就需要报恩,报恩的主要形式是“忠”。世人皆知的日本人的“企业精神”、“集体主义”,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忠”的价值基础上。因其具有独特的文化,日本才能踏上其成功的现代化之路。

日本文化当然以其积极成功的一面为主导。否则,它之成为当今全球仅次于美国的经济大国就是不可思议的了。日本经济达到了真正的国际化。然而,不无遗憾的是,就其国民性而言,日本人的心理却远远没有国际化,他们依旧把自己包裹在统一的大和民族文化圈内,拒绝外人的加入,也拒绝进入别人的圈子。日本人心理上深深的“日本人”烙印,已成为一个无形的桎梏,它阻碍著日本民族与其他民族的交融,阻碍著日本经济国际化向纵深拓展。日本人所谓的?外人?是指从遥远的海外来到日本的风格各异的人们。大量日本经营者、技术人员远涉重洋,文化的差异无可避免地引起矛盾冲突,而文化的障碍使解决冲突的必要沟通变得比较艰难。被卷入国际化浪潮的海外日本经营者能讲或情愿讲外语的人较少。笔者在北京某大学进修,亲见一位日本教授,硬是配一名中国翻译,虽然他不时用英语作些解释。究其原因,除语言本身的原因外,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构成了厚厚的障壁。日本人很少说不(“NO”),深恐伤害对方的感情。日本人还有种倾向,即本来很想要说出来,但为了不给对方以坏印象,也就把到嘴边的话吞咽回去。这种欲言又止、模糊不清的表达方式往往使人感到茫然无可适从;而“外人”直接了当的意见陈述无意间又会伤害日本人的感情。日本人有强烈的“自己人”意识,组成“自己人”圈子,进入日本的外国人>>

日本的确非常重视文化传承,但是他们并不是不重视考古,而是他们并不敢考古。由于日本很多的文化都是和中国很像的,甚至日本可能是中国的一部分人跑到那个地方去后产生的后代,因此日本害怕一旦考古考古出来证明他们其实是中国人,这样的话那就很神奇了。

日本人是非常喜欢篡改历史的,他们总是将历史书编成自己愿意看到的那样。因为日本改了很多的历史,导致他们不敢正确的面对自己的历史,因此也不敢考古了。日本说他们曾经有一个王朝存在了两三千年,还指出了王朝所留下来的那些物品,但是他们又不敢去考古,因为他们内心也知道他们那个王朝是编出来的,根本就没有什么过多的遗迹做支撑。

而且日本的历史基本上都是靠着中国来编写的,日本在编写历史的时候经常派人来中国进行讨教。正是因为有当时中国的帮助,所以日本人才能够写出像样的历史,但是在这些历史之中免不了有着中国的影子,但是日本就不希望考古的时候发现这些古籍,所以他们一气之下就不考古了。

在之前的时候日本是非常崇拜中国的,很多的东西都是仿效中国去学习的,因此在日本可以发现有很多中国的那些瓷器,或者是中国的书籍。因此日本在考古的时候很难发掘出真正具有日本当地文化的东西,基本上都是中国的东西。所以因为以上这几个原因,日本人虽然重视文化传承,但是他们却不敢去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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