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五千年历史绵绵不绝，光耀于世，浩瀚的文化古籍和巧夺天工的文物珍品构成了中国历史长河中一段段华采乐章。在这些众多的文物珍品中有不少国之重器、镇国之宝，它们或为某品类之最，或为某品类之王，或为绝品，或为孤品，或为稀世珍宝，或世所罕见……

后母戊鼎

后母戊鼎，1939年出土于河南安阳武官村，因鼎腹内壁上铸有“后母戊”三个字而得名后母戊鼎。后母戊鼎，鼎通体高133厘米、口长112厘米、口宽792厘米，重达83284公斤，是商周时期青铜器的代表作，国家一级文物，现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后母戊鼎是世界迄今出土最大最重的青铜器，被誉为“青铜器之王”，享有“镇国之宝”的美誉。

四羊方尊

四羊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祭祀用品。1938年出土于湖南省宁乡市宁乡县黄材镇月山铺转耳仑的山腰上。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四羊方尊是中国仍存商代青铜方尊中最大的一件，其每边边长为524 厘米，高583厘米，重量345公斤，被史学界称为“臻于极致的青铜典范”，位列十大传世国宝之一。

毛公鼎

毛公鼎，西周晚期毛公所铸青铜器，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出土于陕西岐山(今宝鸡市岐山县)，现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鼎高538厘米，口径479厘米。圆形，二立耳，深腹外鼓，三蹄足，口沿饰环带状的重环纹，造型端庄稳重。鼎内铭文长达四百九十九字，记载了毛公衷心向周宣王为国献策之事，被誉为“抵得一篇尚书”。其书法乃成熟的西周金文风格，奇逸飞动，气象浑穆，笔意圆劲茂隽，结体方长。是研究西周晚年政治史的重要史料。

散氏盘

春秋越王勾践剑

越王勾践剑，春秋晚期越国青铜器，1965年湖北省江陵县望山一号墓出土。越王勾践剑，剑通高557厘米，宽46厘米，柄长84厘米，重875克，极其锋利。因剑身上被镀上了一层含铬的金属而千年不锈，越王勾践剑被称为“天下第一剑”。

西周何尊

何尊，国家一级文物，是中国西周早期一个名叫何的西周宗室贵族所作的祭器。1963年出土于陕西省宝鸡市宝鸡县贾村镇（今宝鸡市陈仓区），收藏于中国宝鸡青铜器博物院。尊高388厘米，口径288厘米，重146公斤。尊内底铸有铭文12行、122字铭文，其中宅兹中国为“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曾侯乙编钟

曾侯乙编钟，1978年在湖北随县(今随州市)出土。曾侯乙编钟，长748CM，宽335CM，高273CM，是由六十五件青铜编钟组成的庞大乐器，其音域跨五个半八度，十二个半音齐备。它高超的铸造技术和良好的音乐性能，改写了世界音乐史，被中外专家、学者称之为“稀世珍宝”。

西周大克鼎

西周大克鼎，1890年（清光绪十六年）陕西扶风（今宝鸡市扶风县法门镇任村）出土，收藏于上海博物馆。鼎高931厘米，重2015千克 ，口径756厘米。大克鼎通高931厘米，口径756厘米，腹径749厘米，腹深43厘米，重2015公斤。大克鼎与大盂鼎（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和毛公鼎（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并称为“海内青铜器三宝”。

大盂鼎

大盂鼎，又称廿三祀盂鼎，西周炊器。1849年出土于陕西郿县礼村(今宝鸡市眉县)。1952年藏于上海博物馆，1959年转至中国历史博物馆(现中国国家博物馆)。鼎高1019厘米，口径778厘米，重1535千克。铭文291字，记载了周康王在宗周训诰盂之事。大盂鼎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状况，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大盂鼎铭文是史家研究周代分封制和周王与臣属关系的重要史料，一向为史学家所重视。以书法成就而言，大盂鼎在成康时代当据首位，是西周早期金文书法的代表作。

西周虢季子白盘

虢季子白盘，西周周宣王时期文物，清道光年间出土于陕西宝鸡虢川司，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虢季子白盘被视为西周金文中的绝品。虢季子白盘造型奇伟，酷似一个大浴缸，长1372厘米，宽865厘米，高395厘米，重2153千克。虢季子白盘被视为西周金文中的绝品。

青铜神树

青铜神树，共有八棵，夏代晚期青铜器。1986年出土于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收藏于四川三星堆博物馆。其中一号大神树高达396米，树干残高384米，这棵铸造于3000年前的青铜神树，极为壮观，独树一帜世界罕见。

西周利簋

利簋，又名“武王征商簋”、“周代天灭簋”或“檀公簋”，西周早期青铜器，1976年出土于陕西临潼县零口镇，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利簋通高28厘米，口径22厘米，重795千克。利簋是迄今能确知的最早的西周青铜器，为镇国青铜器。利簋采用上圆上方的形制，是西周初期铜簋的典型造型，同时也是中国古人对天圆地方这种古老观念的体现。

曾侯乙尊盘

曾侯乙尊盘，战国早期文物。1978年在湖北随州市擂鼓墩曾侯乙墓中出土，收藏于湖北省博物馆。全套器物通高42厘米，口径58厘米，重约30公斤。曾侯乙尊盘是春秋战国时期最复杂、最精美的青铜器件。证实了在二千四百年前的战国早期，中国的失蜡法铸造技术已经达到极高的水准。

铜奔马

明孝靖皇后凤冠

明孝靖皇后凤冠，1957年出土于北京市昌平县定陵出土，现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明孝靖皇后凤冠，红蓝宝石超过100粒，珍珠5000多颗，总重2320克（四斤六两）。相比之下，我国军人的头盔重量在145千克以下（不到三斤）。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护膊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护膊，汉代蜀地织锦护臂，为国家一级文物，被誉为20世纪中国考古学最伟大的发现之一。1995年10月，中日尼雅遗址学术考察队成员在新疆和田地区民丰县尼雅遗址一处古墓中发现该织锦。现收藏于新疆博物馆。该织锦呈圆角长方形，长185厘米，宽125厘米，织有八个汉隶文字：“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通过“五星聚会”研究，科学家们推算出2040年9月9日将会出现罕见的五星聚会天文奇观。

红山文化女神像

红山文化女神像，1983年辽宁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庙”出土，这是中国最早的女神像，现藏于辽宁省考古研究所。

刘胜金缕玉衣

刘胜金缕玉衣，西汉时期文物。1968年5月出土于河北省满城县，收藏于河北博物院。这完整的金缕玉衣葬服，是闻名中外的首次重大发现，是十分珍贵的历史文物，堪称国宝。刘胜玉衣全长188米，共用玉片2498片，金丝约1100克，其外观和人体形状相同。在“玉衣”内还发现玉璧十八块，以及饭含，佩戴之物。

战国水晶杯

水晶杯，战国文物，1990年出土于浙江省杭州市半山镇石塘村战国墓。战国水晶杯，杯高154厘米，口径78厘米、底径54厘米，为起迄今为止我国出土的早期水晶制品中最大的一件，堪为无与伦比的珍品。此杯现珍藏于杭州历史博物馆。

商周太阳神鸟金饰

太阳神鸟金饰，商周时期文物，2001年2月25日出土于成都金沙遗址，现收藏于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太阳神鸟金饰，外径125 内径529 厚002（厘米）重20克，金箔的含金量高达942%，是用自然砂金加工而成。太阳神鸟金饰是古蜀国黄金工艺辉煌成就的代表，象征了三千年前的飞天梦。

河南安阳妇好墓玉凤

河南安阳妇好墓玉凤，1976年河南省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长136厘米，厚07厘米，现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玉凤造型，也是妇好墓装饰品中最精美的一件。

西汉皇后之玺玉印

“皇后之玺”玉印，西汉时期的文物，1968年出土于陕西省咸阳市韩家湾狼家沟村。西汉皇后之玺玉印，高2厘米，边长28厘米，现收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迄今为止，皇后之玺仍是我们发现的两汉时期等级最高、且唯一的一枚帝后玉玺，属于国家级文物。专家认为这方玉印的发现创造了两项全国之最：一是我国最早发现的皇后印玺;二是玉玺的主人是年代最早的皇后。

大玉戈

大玉戈，商代前期玉质仪仗器，国家一级文物。1974年黄陂盘龙城李家嘴三号墓出土，收藏于湖北博物馆。该器长94厘米、宽14厘米、厚仅1厘米，在商代玉器中十分罕见，在目前出土的玉戈中是大玉戈最长的，堪称“玉戈之王”。

玉琮王

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玉琮，良渚文化玉琮之首。收藏于浙江省博物馆。此玉琮通高89厘米、上射径171—176厘米、下射径165—175厘米、孔外径5厘米、孔内径38厘米。是已发现的良渚玉琮中最大、最重、做工最精美的一件，被誉为“琮王”。

颜真卿祭侄文稿

颜真卿祭侄文稿是颜真卿的书法帖本。原本为行草墨迹，纵282厘米，横723厘米，25行，共230字。这是颜真卿侄季明与其父杲卿于至德元年(756)间殉安史之乱后，颜真卿于乾元年(785)祭侄灵前，在极度悲愤中写下此稿。此稿意不书而在天机自动，以篆法入行，如熔金出冶，随地流走，一泻千里，时出遒劲，杂以流丽。如苏东坡所说“书法无意乃佳”，被人称为“天下第二行书”，与王羲之《兰亭序》媲美。

苏轼《寒食帖》

《寒食帖》又名《黄州寒食诗帖》或《黄州寒食帖》。是苏轼撰诗并书，墨迹素笺本，横342厘米，纵189厘米，行书十七行，129字，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因为有诸家的称赏赞誉，世人遂将《寒食帖》与东晋王羲之《兰亭序》、唐代颜真卿《祭侄稿》合称为“天下三大行书”，或单称《寒食帖》为“天下第三行书”。

《平复帖》

《平复帖》为晋代陆机书法作品，牙色麻纸本墨迹，9行84字。《平复帖》书写于西晋，是传世年代最早的名家法帖，也是历史上第一件流传有序的法帖墨迹。有“法帖之祖”的美誉，见证了汉字流变。现藏故宫博物院。

富春山居图

富春山居图是元朝书画，画家黄公望为郑樗(无用师)所绘，用三、四年时间才画成，以浙江富春江为背景，全图用墨淡雅，山和水的布置疏密得当，墨色浓淡干湿并用，极富于变化，是黄公望的代表作，被称为“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明朝末年传到收藏家吴洪裕手中，吴洪裕极为喜爱此画，甚至在临死前下令将此画焚烧殉葬，被吴洪裕的侄子从火中抢救出，但此时画已被烧成一大一小两段。较长的后段称《无用师卷》，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前段称《剩山图》，现收藏于浙江省博物馆。

韩滉《五牛图》

韩滉《五牛图》，中国十大传世名画，是少数几件唐代传世纸绢画作品真迹之一，也是现存最古的纸本中国画，堪称“镇国之宝”，现存于北京故宫博物院。《五牛图》麻纸本，纵208厘米，横1398厘米，无作者款印，有赵构、赵孟頫、孙弘、项元汴、弘历、金农等十四家题记。画中五头不同形态的牛，韩滉以淳朴的画风和精湛的艺术技巧，表现了唐代画牛所达到的最高水平。

清明上河图

清明上河图，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为北宋风俗画，北宋画家张择端仅见的存世精品，属国宝级文物，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清明上河图宽252厘米，长528厘米，绢本设色。这在中国乃至世界绘画史上都是独一无二的。在五米多长的画卷里，共绘了814个各色人物，牛、骡、驴等牲畜73匹，车、轿二十多辆，大小船只二十九艘。这幅镇院之宝出自五代南唐名画家顾闳中之手，经过千年的辗转，如今竟能完整无缺地保存下来，堪称奇迹。

北宋汝窑天青无纹水仙盆

北宋汝窑天青无纹水仙盆为汝窑水仙盆存世唯一。汝窑一向被人们列为宋代五大名窑之首。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汝窑被认为在河南的临汝县，但一直没有找到遗址。据说汝瓷釉中含有玛瑙，其主要成分是氧化硅，所以能呈现出纯净的天青色。汝窑以温润的天青釉色被誉为青瓷之冠，风格独具。因传世极少，弥足珍贵，目前全世界典藏不足70件，台北故宫收藏有21件。

兽首玛瑙杯

兽首玛瑙杯，唐代酒器，1970年在西安市南郊何家村出土，收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唐兽首玛瑙杯从选材、设计到工艺，都可称为唐代玉雕艺术的精品，是至今所见的唐代唯一一件俏色玉雕，是唐代玉器做工最精湛的一件，在中国是绝无仅有，它是海内外孤品，同时也是唐代中外文化交流的产物。

真珠舍利宝幢

真珠舍利宝幢，1978年4月12日，三名苏州小学生在瑞光塔中玩耍无意间摸到一块松动的塔心砖，打开发现一个洞穴。一座尘封千年的宝库就此打开了。一件无价宝物——北宋真珠舍利宝幢现世。整座宝幢造型优美、工艺之精巧举世罕见，代表了整个北宋时期苏州工艺的集锦。

西汉直裾素纱襌衣

直裾素纱襌衣(“襌”音dān，常被误写做“禅”)，西汉织绣， 1972年出土于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现收藏于湖南省博物馆。该衣长128厘米，通袖长195厘米，袖口宽29厘米，腰宽48厘米，下摆宽49厘米。直裾素纱襌衣是存世年代最早、保存最完整、制作工艺最精、最轻薄的一件衣服，在中国古代丝织史、服饰史和科技发展史上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

青花釉里红瓷仓

青花釉里红瓷仓，元代楼阁式瓷仓，1974年江西省景德镇出土，现藏于江西省博物馆。这件楼阁式瓷仓，造型别致，虽然是随葬冥器，仍不失为珍贵的工艺品。青花釉里红瓷器，甚为罕见，作为楼阁式瓷仓，并且有明确纪年，迄今仅为孤例。

三彩骆驼载乐俑

三彩骆驼载乐俑为唐朝的文物，1959年出土于陕西省西安市西郊中堡村唐墓，通高58厘米，长41厘米。现收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堪称唐三彩中的极品。唐三彩骆驼载乐俑虽经地下埋葬一千三百多年，出土时仍光彩夺目，它是唯一一件被评定为国宝级文物的唐三彩。

鎏金舞马衔杯纹银壶

鎏金舞马衔杯纹银壶，唐朝的文物，1970年窖藏出土于陕西省西安市南郊何家村，高148厘米，口径23厘米。现收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马身和提梁、壶盖及“同心结”纹带均鎏金，使得银壶富丽堂皇，明快悦目。该壶构思巧妙，工艺精细，古今未见类同者，堪称国宝。

秦石鼓文

石鼓文，秦刻石文字，因其刻石外形似鼓而得名。发现于唐初，共十枚，高约二尺，径约三尺，分别刻有大篆四言诗一首，共十首，计七百一十八字。关于石鼓文的确切年代，几千年来学者讨论不断，提出各种看法，至今还没有一个能够被大家都赞同的确定的结论。《石鼓文》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石刻文字。也是古今书法家最为敬重的“圆笔书”圣典。原石现藏故宫博物院石鼓馆。

新石器时代鹳鱼石斧图彩陶缸

鹳鱼石斧图彩陶缸，1978年出土于河南省临汝县（今汝州市）阎村，新石器时代前期的葬具。为红陶砂质，高47厘米，口径327厘米，底径195厘米。器腹外壁的一侧就是著名的鹳鱼石斧图。图高37厘米，宽44厘米，约占缸体表面积的一半，画面真实生动、色彩和谐、古朴优美，极富意境，是迄今中国发现最早、面积最大的一幅陶画。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鹳鱼石斧图彩陶缸在2002年被列入中国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珍贵文物之首。

——新石器时代至两晋时期

原始社会天象图

11 河南濮阳贝塑龙虎图

12 河南郑州天象彩陶

13 山东莒县天象纹陶尊

殷商甲骨卜辞中的天文记事

14 鸟星与<商鸟>星

15 新大星并火

16 日食(牛骨)

上古灵台遗址

17 河南商丘传说中的阏伯台

18 陕西长安县周文王灵台遗址

19 河南洛阳东汉灵台遗址

110 湖北随县战国初期曾侯乙墓漆箱盖天文图象

111 安徽阜阳西汉夏侯灶墓圆仪

112 湖南长沙西汉轶侯家族墓中的天文图和帛书《天文气象杂占》

113 陕西西安西汉墓四象二十八宿星图

西汉日晷

114 河南洛阳出土日晷

115 内蒙古托克托出土日晷

西汉漏壶

116 河北满城漏壶

117 陕西兴平漏壶

118 山东巨野漏壶

119 内蒙古千章漏壶

120 传世错金银漏壶

汉墓天象图

121 河南洛阳西汉墓壁画天象图

122 江苏盱眙西汉墓木雕天象图

123 山西平陆东汉墓天象图

汉画象石、砖天象图

124 河南南阳苍龙星象图

125 河南南阳白虎参伐图

126 河南南阳牵牛织女图

127 河南陇西寨画象砖青龙与辰马星象图

汉墓祠石刻天象图

128 山东肥城郭氏墓祠石刻织女星象图

129 山东嘉祥武氏墓祠斗为帝车星象图

130 陕西西安碑林郭稚文墓碑四象图

131 陕西西安西汉四象瓦当

汉拭盘与占盘

132 安徽阜阳西汉夏侯灶墓太乙九宫占盘

133 安徽阜阳西汉夏侯灶墓六壬栻盘

134 传世汉象牙七星盘

135 江苏仪征东汉铜圭表

136 吉林集安西晋高句丽王室墓星象图 21 梁张僧繇《五星二十八宿神形图》卷

北朝星象图

22 新疆库车森木塞姆石窟星象图

23 辽宁北票北燕冯素弗石椁星象图

24 河南洛阳北魏王元义墓天象图

25 山西三原初唐李寿墓天象图

26 隋唐时赠朝鲜天文图碑——李太祖重刻天象列次分野之图

27 甘肃敦煌唐写本S3326星图

28 甘肃敦煌唐写本写经类58号紫微宫图

29 甘肃敦煌唐写本天文材料

210 甘肃敦煌第61窟壁画黄道十二宫

211 唐天文古籍李凤《天文要录》

212 古写本《三家星官簿赞》

213 陕西乾县唐乾陵陪葬墓天象图

214 释典天文图象

215 一行禅师撰经星象图

216 河南登封唐南官说周公测景台石表

217 新疆吐鲁番唐墓星图

218 二十八宿残星占图

唐二十八宿铜镜

219 湖南省博物馆藏二十八宿铜镜

220 南京博物院藏二十八宿铜镜

伏羲女娲星象图

221 北朝至宋时期高昌伏羲女娲绢画

222 英国藏唐伏羲女娲绢画

223 唐宋时期古回鹘天文书残卷

224 唐吕才四级浮箭漏图

225 江苏南京南唐李异陵天象图

南唐墓志盖二十八宿星图

226 江苏南通徐夫人墓志函盖星图

227 江苏邗江王夫人墓志函盖星图

228 河北河间邢夫人墓志函盖星图

229 浙江杭州五代十国吴越王钱氏家族墓室星图 31 北宋王安礼重修隋庾季才《灵台秘苑》星图

32 北宋苏颂《新仪象法要》星图

33 北宋苏颂《仪象法纂》星图

34 北宋苏颂水运仪象台图

河北宣化辽墓黄道十二宫及二十八宿星图

35 辽张世卿墓星图

36 辽张恭诱墓星图

37 江苏苏州北宋瑞光寺塔木刻本黄道十二宫及二十八宿星图

38 佛教天文图

39 西夏星曼荼罗

310 浙江杭州南宋司天台遗址

311 江苏苏州南宋府学石刻天文图

312 河北宣化辽金张世本夫妇墓二十八宿星图

313 河北邢台金黄道十二宫铁钟

314 宋孙逢吉《准斋心制几漏图式》漏刻图

315 宋莲花漏图

316 南宋韩仲通《铜壶漏箭制度》漏刻图

317 江苏金坛南宋太学生周璃墓棺星象图

318 元郭守敬恒星图表遗存——明抄本《三垣列舍入宿去极集》

319 元太史院司天台复原图

320 河南登封元观星台

321 元郭守敬制浑仪铜刻图

元代漏壶

322 江苏南京元大都漏壶遗存

323 广东广州元延祜铜壶滴漏

324 元王祯《农书》田漏图 明初星图

41 刘基《观象玩占》星图

42 姚广孝《天象玄机》星图

43 北京明隆福寺万善正觉殿藻井星图

44 江苏常熟县学明石刻天文图

明制浑仪

45 钦天监制浑仪

46 清代北京浑仪铜刻图

47 德皇行宫中的浑仪图

48 江苏南京鸡鸣山观星台遗址

明制简仪

49 郭守敬创制简仪

410 清代北京简仪铜刻图

411 早期被移置台下的简仪图

412 江苏南京原北京顺天府明漏壶遗存

明制圭表

413 明制清改制圭表

414 北京原晷影堂及圭表基座

415 传至日本的《唐土名胜图会》中的圭表图

416 明陈奎重刊宋本《历代地理指掌图》星图

明刊善本星图

417 吴悌《昊天成象之图》星图

418 陈荩谟《象林》星图

419 蔡汝南《天文略》星图

420 梅静复《乾象图》星图

421 汤若望《浑天仪说》柳叶星图

明刊类书中的星图

422 章潢《图书编》中的昊天垂象图

423 王圻《三才图会》中的星图

明抄珍本星图

424 贾琦甫《步天歌》与《司天歌》星图

425 《天文节候躔次全图》星图

426 袁子谦《天文图说》星图

427 顾锡畴《天文图》星图

428 张汝璧明钦天监《天官图》星图

429 江苏南京单页扇面星图

430 德国进赠16世纪日月星晷仪

431 明制百游日月晷仪

432 茅元仪《武备志》航海天文图

433 福建莆田明天后宫星图

434 明《崇祯历书》汤若望、邬明著《见界总星图》(进呈本)

435 明《崇祯历书》汤若望、杨之华《赤道南北两总星图》(进呈本)

436 明《崇祯历书》汤若望、杨之华《黄道南北两总星图》(进呈本)

437 明缂丝故宫屏障浑仪图

438 明《崇祯历书》所收《黄道二十分星图》

439 明徐光启、李天经、汤若望、邬明著、陈于阶等绘制的恒星屏障

440 道教典籍中的日月五星二十八宿星神图

441 北京明耶稣会教堂内传教士天文台图 51 顺治汤若望《恒星屏障》改版本

康熙简平仪星图

52 瓷青纸简平仪星图

53 镀金简平仪星图

54 简平规总星图解

55 南怀仁《新制灵台仪象志》星图——赤道南北两总星图

56 黄鼎《天文大成管窥辑要》星图

57 徐发《天元历理》星图

58 梅文鼎《星图》

59 闵明我《方星图》

510 清雍正铜刻本戴进贤黄道总星图

511 清刊本《新法算书》周天列宿图

512 清内廷藏《全天星斗图》挂轴

513 清乾隆殿版《钦定仪象考成》星图

514 清初抄本传统《步天歌》星图

515 内蒙古呼和浩特石刻蒙文天文图碑

516 蒙文写本《天文星占》星图

517 傣文石刻天文图

518 李明彻《圜天图说》星图

519 李明彻《圜天图说续编》星图

520 木刻《浑天一统星像全图》

521 李兆洛、钱维樾《恒星赤道经纬度图》及六承如《赤道恒星经纬图》

522 精抄本赤道南北恒星图

523 六严补刻隋李播《天文大象赋》星图

524 传刻本《三才略》天文图

525 浙江杭州玉皇山李紫东石刻天文星图碑

526 道光殿版《仪象考成续编》天文图

527 殿版《大清会典图》星图

528 李锴《尚史》星图

529 徐朝俊星图

530 张作楠《翠薇山房数学》所收《新测恒星图表》星图

531 邹伯奇《邹征君存编》星图

532 江蕙《心香阁考定二十四气中星图》扇面星图

533 清代术士《玉匣记通书》星占图符

534 清室皇帝大驾卤簿天文旗

535 镀金插屏星图

536 陕西西安回回昆仑图 北京古观象台天体测量仪器

南怀仁制六仪及《仪象图》原图

61 南怀仁制黄道经纬仪

62 南怀仁制赤道经纬仪

63 南怀仁制地平经仪

64 南怀仁制象限仪

65 南怀仁制纪限仪

66 南怀仁制天体仪

67 南怀仁制测微装置

68 纪利安制地平经纬仪

戴进贤玑衡抚辰仪及其原型

69 御制镀金三辰公晷仪(甲子款)

610 御制镀金三辰仪(丙寅款)

611 玑衡抚辰仪

612 康熙御制两星表

清代小型可携日晷、月晷与日月晷

613 汤若望制银镀金新法地平日晷

清宫制作小型可携日晷、月晷与日月晷

614 御制镀金方地平半圆日晷

615 嵌珐琅孔雀尾形地平式日晷

616 镀金日晷仪

617 长方形嵌珐琅地平日晷

618 腰圆形镀金赤道公晷仪

619 镀金方月晷仪(甲子款)

620 镀金圆月晷仪

621 镀金桌座月晷仪

622 百游日月晷

623 镀金日月晷仪

国外进呈小型可携日晷、月晷与日月晷

624 法国制镀金提环赤道公晷仪

625 英国制镀金提环赤道公晷仪

626 法国制镀金八角形地平公晷仪

627 法国制镀金八角形赤道公晷仪

628 法国制镀金圆形赤道式日晷

629 法国制镀金方形地平公晷仪

630 英国制镀金定南针指时刻日晷

631 英国制镀金赤道地平合璧日晷仪

632 英国制镀金经纬赤道公晷仪

633 英国制镀金日晷测时圭表测影合璧仪

634 法国制镀金八角立表赤道公晷仪

635 英国制镀金地平经纬赤道公晷仪

636 英国制镀金方赤道公晷仪

637 法国制镀金圆时盘赤道公晷仪

638 法国制镀金提环子午式日晷

639 日本制纸质圆形地平日晷

民间制作小型可携日晷与日夜晷

640 安徽休宁制木质平立二晷

641 广州制铜胎嵌珐琅地平式日晷

642 地平日晷

643 子午日夜晷

清代庭院陈设的大型日晷、月晷与日月晷

北京故宫殿前陈设的日月晷

644 慈宁宫前东侧汉白玉日月晷

645 慈宁宫前西侧铜月晷

646 乾清宫前汉白玉日晷 第八篇 星名中西对应恒星图表

附录

……

中国传统插图的特点是什么？

旧小说有插图和绣像,是我国向来的传统。

插图都是木版画,是雕刻在木版上再印出来的,往往画得既粗俗,刻得又简陋,只有极少数的例外。咸丰年间的任渭长,一般认为是我国传统版画最后的一位大师。流传下来的《卅三剑客图》,人物造型十分生动。

我国版画有很悠久的历史。最古的版画作品,是汉代的肖形印,在印章上刻了龙虎禽鸟等等图印,印在绢上纸上,成为精美巧丽的图形。版画成长于隋唐时的佛画,盛于宋元,到明末而登峰造极,最大的艺术家是陈洪绶(老莲)。清代版画普遍发展,年画盛行于民间。咸丰年间的任渭长,一般认为是我国传统版画最后的一位大师。以后的版画受到西方美术的影响,和我国传统的风格是颇为不同了。

任渭长画的版画集《卅三剑客图》,共有三十三个剑客的图形,人物的造型十分生动。偶有空闲,翻阅数页,很触发一些想象,常常引起一个念头:“最好能给每一幅图‘插’一篇短篇小说。”惯例总是画家替小说家绘插图,古今中外,似乎从未有一个写小说的人替一系列的绘画插写小说。

由于读书不多,这三十三个剑客的故事我知道得不全。但反正是写小说,不知道原来出典的,不妨任意创造一个故事。可是连写三十三个剑侠故事的心愿,永远也完成不了的。写了第一篇《越女剑》后,第二篇《虬髯客》的小说就写不下去了。写叙述文比写小说不费力得多,于是改用平铺直叙的方式,介绍原来的故事。

其中《虬髯客》、《聂隐娘》、《红线》、《昆仑奴》四个故事众所周知,不再详细叙述,同时原文的文笔极好,我没有能力译成同样简洁明丽的语体文,所以附录了原文。比较生僻的故事则将原文内容全部写了出来。

中国古籍版刻插图艺术

古人著书立说,重视图的作用。“左图右书”、“左图右史”、“文不足以图补之,图不足以文叙之”,图文并茂,相辅相成,是中国书的一个优良传统。

中国历代刻印的书籍汗牛充栋,浩如烟海,其中不少附有精美的插图,这不仅是一份宝贵的历史文化财富,也是研究古代政治、文化、民俗的生动材料。

一、中国古籍版刻插图的起源与出现

中国的古书,以其生产形式而言,大致可以划分为写本书和印本书两个时代。在汉代以前,人们将书抄写在竹简、木牍等天然载体或缣帛等丝织品上。1942年,湖南长沙战国楚墓中出土一件帛画,上绘彩色图像及类似金文的说明文字,四周绘十二神像,象征十二个月,是我国帛书插图中的较早遗存。

所谓版刻插图,就是指用雕版印刷的方式取得的画稿复本。雕版印刷术也称整版印刷术,即指将文字或图画反刻在一整块木板或其他材质的版上,然后在版上加墨刷印的方法。这种方法,可以大批取得插图画稿复本。由于古代书版以梨、枣木为主,故这些插图,都是版画,也称为木刻画。

雕版印刷术发明之后,最先应用于佛教经籍插图的刊刻。唐代著名的高僧玄奘法师,就曾雕印佛像普惠四方。唐末冯贽《云仙散录》卷上引《僧园逸录》说:“玄奘以回锋纸印普贤像,施于四方,每岁五驮无余。”可见其数量是不少的。

现存较古老的版刻插图艺术品,为1953年在成都市东门外望江楼附近唐墓中出土的《陀罗尼经咒》。此件发现于墓主臂上所戴银镯内,上刻古梵文经咒,四周和中央均印有小佛像。据考,当刊行于唐肃宗至德二年(公元757)之后。

唐代版画遗存中,另一件更为重要的作品,是唐咸通九年(公元868)刊印的《金刚般若波罗密多经》扉页画。此件为一个长约16尺的卷子,由六页纸粘缀而成,卷端绘《祗树给孤独园》图,全图纹饰华丽,布局稳妥,线条运用纤柔中见劲挺,是雕版技艺已臻成熟的佳作。卷末有“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王d为二亲敬造普施”刊记,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有确切刊印日期题记的版刻插图艺术品和佛教版画名作。中国以版刻形式为图书印制插图,比欧洲早了至少五百多年,此图就是我国早期版刻插图中最负盛名的杰作。

唐初诸帝,多采取儒、佛、道三教并重的政策,佛教发展很快。女皇帝武则天改唐为周,借用《大云经》为女主受命于天的符谶,声称她的“龙兴”本是佛的预言,更是大兴佛教。当时造像建寺,遍于国中;士民刊施经卷,蔚为风气。由此而言,当时佛教版画的锓梓,数量必多。只不过因为年湮代远,唐代印品少有留传于今日者。加之唐会昌五年(公元845),唐武宗下诏灭佛,经卷刻版,皆付劫灰,传留至今的佛教版刻插图,才如吉光片羽,难寻难觅。但根据文献记载和现存实物看,初步可以肯定,中国雕版印刷术发明之后,首先在佛教经籍的印制中得到最广泛的应用,佛教题材作品,也成为中国版刻插图艺术史上最早出现的品类。

二、承先启后的五代、宋、元插图

继唐而起的五代,是中国历史上大动荡、大分裂、大混乱的时代,也是艺术史上的一个相对衰败期。但唐代开创的版刻插图艺术,却在动乱中取得了不小的进步。

五代遗存的版刻插图作品,题材仍只有佛教一种,数量亦如凤毛麟角,但和唐代相比,还是多一些了。其中最值得一提的,就是《大圣毗沙门天王像》和《大慈大悲救苦观世音菩萨像》。二图皆刊印于后晋开运四年(公元947),后者题记有“归义军节度史检校太傅曹元忠造”字样,下有刻工雷延美署名,是现存最早一幅刊刻时间、地点、刊施人、刻工姓名一应俱全的版刻插图作品;前者则为现存最早的一幅版刻插图观音像,说明虽然都是佛教艺术品,但在题材选择上,远比唐代要丰富得多。

公元960年,北宋王朝建立,经过南征北讨、削平群雄,国家复归统一。宋朝重视文治,雕版印刷术全面发展,版刻插图艺术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宋代版刻插图艺术遗存,仍以佛教内容为主。其中如宋太宗时刊《御制秘藏诠》插图四幅,是现存最古老的山水画版画;雍熙年间刊《弥勒佛像》、《文殊菩萨像》等四图(现存日本),皆是精品;《大随求陀罗尼曼荼罗》、《大随求陀罗尼咒经》等,也是举世闻名的遗珍。他如南宋临安刊行的《文殊指南图赞》,图版置版面上方,是现存最早的大型佛教插图组画,也可以说是传世历史最为悠久的连环画作品。南宋建安余氏勤有堂刊本《列女传》,更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作品。徐康《前尘梦影录》就评论说:“绣像书籍以来,以宋刊《列女传》为最精。”本书上图下文,版式与《文殊指南图赞》相类。

与宋对峙的辽、金、西夏,都是我国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它们在版刻插图这一艺术领域,同样取得了骄人的成就。如辽国都城燕京,就是北方佛教版刻插图艺术的一个重要创作地点。1974年7月,在山西省应县佛宫寺释迦塔内,发现了大批辽代佛教经卷刻本,其中所附插图十余幅,幅幅都是精品。金朝刻大藏经《赵城藏》(又称《金藏》)扉画,雕版严整有力,深沉浑厚,背景简洁明快,人物个性鲜明,是佛教版刻插图中不多见的佳构。

从上文所述,不难看出五代、宋及辽、金的版刻插图,无论在雕镌技艺、雕工队伍、绘制地域,还是在表现内容和手法上,进步都是明显的,为版刻插图艺术在以后的大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元代,也是我国雕版印刷史上的一个重要时代,元刊书籍插图比两宋不但毫不逊色,而且又有进步。就宗教版图而言,元代完成的《碛砂藏》,扉画严整工丽,远出宋刊之上。更重要的是,中国不少品种的书籍插图,是在元代才开始出现的。如元刊《西厢记》是现存最早的戏曲插图,《全相平话五种》是最早的平话刊本插图,《事文广记》为类书有图之始,这都是版刻插图艺术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事。因此,宋元是中国版刻插图艺术史上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时代。

三、璀璨夺目的明代插图

明朝,中国图书出版业全面发展,刻家林立,坊肆蜂起,版刻插图艺术也随之进入了兴旺发达的黄金时代。其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百花齐放,空前繁荣,是明代版刻插图的第一个特点。经过唐、宋、元几个朝代的探索,到明代,版刻插图艺术不仅在制作地域上空前扩大,而且逐渐形成了建安、金陵、新安三大艺术流派,其他如武林、苏州、吴兴等地的版刻插图,亦各具特色,环绕在三大流派周围,如群星拱月,呈现出一派勃勃生机。各流派、地区版图争妍斗艳,而又互相交流、促进,为中国版刻艺术向更广阔的天地发展,提供了很好的条件。

形式多样,各擅胜场,是明代版刻插图艺术的第二个特点。这主要表现在插图形式除宋、元的单面方式、上图下文方式外,又出现了双面连式、多面连式、月光式等诸多类型,为画家随类赋形,提供了充分的选择余地。

由稚拙无华到精丽繁缛,是明代版刻插图艺术的第三个特点,也是其艺术风格上的最大特点。一般来说,早期的建安、金陵派插图,具有粗犷质朴的民间艺术草创风格。自徽派版画崛起,绘必求其细,工必求其精,逐渐成为明代插图艺术的主流,建安、金陵等地版画亦向其靠拢,与其融合,汇为一体,使中国插图艺术更加璀灿夺目。这大抵是因为明万历中晚期之后,有大批文人学士参加到插图的创作中来,使插图不仅仅是图书的装帧、文字的图解,而且也是文人案头的清玩。知识分子的加入,对提高插图的社会地位,促其在质与量上产生飞跃,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插图艺术队伍专业化,是明代版刻插图艺术的第四个特点。明代插图艺苑,留下姓名的画家极多,如汪耕、汪修、蔡冲寰、何英、卢霞子、熊莲泉、张梦征等,都是一时名家。这些人辛勤耕耘,留下了难以数计的作品,如今天尚能见到的王文衡作品,即不下数十种之多。一些脍炙人口的大画家,如唐寅、仇英、钱谷、丁云鹏、陈洪绶等,也为插图绘制画稿。明代刻工,更是多如繁星。如徽派刻工的主将——安徽歙县虬川黄氏刻工,见于《虬川黄氏重修宗谱》著录的,就有近三百人。他们父子世业,兄弟相传,而且流寓南北各地,对徽派版刻风范的传播做出了卓越贡献。其他如旌德鲍承勋、郭卓然,武林项南洲,吴兴汪文佐,金陵刘素明等,皆是一代名工圣手。这样一支庞大的刻工队伍,成为明代版刻插图艺术大发展的人才基础。

技法上精益求精,突飞猛进,是明代版刻插图艺术的第五个特点。建安、金陵两派的早期插图作品,技法上仍略显粗糙,手法也变化不多。徽派崛起后,这一情况得到了彻底的改善,点染皴擦,无不运用自如,出神入化。同时,刻工们还注意从理论上进行总结,如陆禹九抄录的徽州刻工传授口决:“木板雕画不稀奇,功夫深来心要细。若要双刀提线稳,多看多刻生巧艺。多看多刻还要想,刀刻件件样样巧。武功只有十八般,雕工难处学到老。执刀自有执刀理,刷印本领有高低。□□□□大喜事,先刻人来刻山水。”言简意赅,本身就是一篇有关刻事的教科书。

发扬蹈历,推陈出新,是明代版刻插图艺术的第六个特点。这里最值得一提的,就是把套版印刷技术和版画艺术结合起来,出现了彩色版画套印术。最初,为获得彩色图版,采取的是在一块版上,根据图画内容,分别涂上不同颜色,覆纸一次印刷的方法,称单版涂色法。这种方法,在元代就有了。在此法的基础上,或者说在它的启示下,明时出现了将彩色画稿按不同颜色分别勾摹下来,每色刻成一小版,分版分色,逐次逐色套印或迭印的方法,即为套印。因其版形如L钉,又称“L版”。后来,又发明用凸凹两版嵌合,使纸面拱起的方法,使画面富有立体感,称为“拱花”。套印出的插图,色彩艳丽,浓淡得宜,阴阳向背之间,几可乱真。明朝不少画谱插图,如胡正言刻《十竹斋画谱》,吴发祥刻《萝轩变古笺谱》,就都是个中精品。

当然,明代版画,尤其是晚明版刻插图作品,也有不尽人意之处。如过于强调繁缛细密、富丽工致,有时看上去,反不如早期版画来得痛快淋漓、意趣天成。公式化、程式化的表现手法,也制约了它的发展天地。但瑕不掩瑜,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明代插图都代表了中国古代插图艺术的最高成就,在全世界也处于领先地位。即使和以精细著称的西洋铜版插图相比,在总体上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

四、由盛转衰的清代书籍插图

清朝入关后,采取了极端专制的文化政策,禁书焚书,文网苛密,屡兴文字大狱。读书人为避祸,多沉溺于断简残编,孜孜于考据之学。“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明代蓬勃发展的版刻插图艺术,也由此而逐渐衰落下来。

清代版刻插图艺术的衰落是有一个过程的,并非朝夕之间便一蹶不振。清初,承明余绪,仍有一些精美作品出现,如旌德鲍承勋所刻《扬州梦》、《秦楼月》等戏曲剧本插图,精丽典雅,被认为是徽版的殿军;四雪堂刊《隋唐演义》、《封神演义》,古吴三多斋刊《古今列女传演义》,以及《笠翁十种曲》等,均不逊兴盛时期的徽版名作。一些著名的刻工,如黄顺吉、刘荣、汤尚、汤义、蔡思璜、谭一葵等,亦不负名工之誉,使版刻插图在清乾、嘉之前,仍出现了短暂的繁荣。

清朝最先衰落下去的插图品类,恰恰是最受民众欢迎、明代最为兴盛的小说、戏曲作品插图。此类作品,历次禁书都首当其冲。康熙五十三年(公元1714),康熙皇帝就曾下谕:“治天下必先正人心,厚风俗。要正人心,厚风俗,必需崇经学。所有小说*词,应严禁销毁。”在这种情况下,小说、戏曲类书籍插图自然也难逃厄运。乾嘉之后这类作品鲜见有精美可观者,其因盖出于此。

其实,清统治者仇视的是对大清朝不利的文献图籍,而不是插图艺术本身。相反,插图以其直现性、形象性,恰好可以作为对“圣朝”歌功颂德的工具。因此,在清政府组织刻印的图书中,多附有精美插图。清政府刻书,多由武英殿提调,这类图书的插图就被称为殿版画。其中如《御制耕织图诗》、《圆明园诗图》、《避暑山庄三十六景诗图》、《墨法集要》等,都是殿版画的代表作品。殿版画多细笔皴擦,工致娟丽,章法多变,印刷质量均为上乘。内廷刻书如此重视插图,为前朝所无。但同样因为供奉内廷,片面追求谨严工稳,这些作品又不如民间作品灵动飘逸,意趣天成。

在统治者对戏曲、小说类作品的高压政策下,清朝民间版刻插图中的两大品类——人物画和山水画,却得到了长足的进步。人物插图中的《凌烟阁功臣图》、《无双谱》、《晚笑堂画传》,以及《水浒全图》、《三国画像》等,都是这方面的佳构。明末政治黑暗,文臣昏愦,武将懦弱,终至亡国。汉族知识分子希望有古贤臣名将那样的人物出来扭转乾坤,重整山河,清前期人物画的发达,和这种心态多少有关。

清朝的山水插图(主要是方志图书中的插图),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辉煌成就。大画家萧云从绘《太平山水图画》,笔力凝重,气氛沉郁,所寄托的亦是明季遗黎对故国佳山秀水的哀思,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气息,在古代山水插图中,可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清朝诸帝喜游幸,绘有《南巡盛典》、《西巡盛典》等多种插图,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故清山水记游之类的图书插图极富,成就斐然。方志中的插图,多少也与此有关。但这些插图,多受殿版影响,《太平山水图画》中的磅礴之气,无从见到了。

明代发展起来的套版彩印插图,到清代亦有佳构。清康熙年间沈因伯刊行的《芥子园画传》,“一幅之色,分别先后,凡数十版,有积至逾尺者”,至今仍被奉为画学的圭臬。《西湖佳话》卷首冠佳景十图,为金陵王衙彩色套印本,图画富丽精工,亦为套印书中的大观。

清嘉庆之后,版刻插图中的突出作品不多,除少数人物图传类书籍和记游类书籍插图外,可称述者寥寥,技法上亦少见突破。

尚值一提的是,清光绪年间,西方石印术传入中国。石版印刷对印制图画便捷省力,成本低廉,很快取代了版刻形式,成为印制图书插图的主要方法。晚清石印图书极多,图亦精丽,虽然这已不是木刻画,但在技法和构图上,仍在一定程度上因袭着版刻插图的传统,依然是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但已非本文论述范围,故不赘。

中国风插画的特点

特点如下:

1、中国风插画也可以称为古风插画,也就是古风手绘插画,这种插画有着浓郁的中国特色,绘画内容人物,服饰,装饰,场景等都是涉及中国古代的风格和表现方式。

2、纯朴的画面自然而然地流露出画家最真实的情感,同时也体现了画家绘画的基本功,用手绘的方式所表现出的生动画面和视觉冲击感,是任何语言都无法企及描绘的。

3、插画多用传统装饰元素和纹样以及场景等传统元素表达画面情景,也经常会运用传统的表现手法,如中国画的渲染和白描,壁画式故事叙述的表现方法

人教社重绘教材插图示例公布，这次的画风看起来如何？

之前就有过人教版的一些书上面的插画被很多的网友所议论。因为他们这些插画看起来非常的麻木和冷漠,一点都没有小孩子的那种童真的设计在里面,反而有一种惊悚的感觉在里面,而且也是让人非常的无感。然后这样的插画出现在书里面,对于孩子的学习来说,肯定是会有一些影响的。针对这个事情,教育部那边也是在不断的改当中。那么人教社重绘教材插图示例公布,这次的画风看起来如何

这一次也是公布了很多新的插画,然后就让很多的网友也是沸腾起来。因为这一次的插画跟之前的相比有很大的差距。之前的那组插画可以说是可以说是非常的丑,然后一次的插画非常的新颖然后里面还带有很多的童真和童趣。然后随着每一个年级的增长它的人物也是慢慢的成长了起来,开始带着红领巾,还有举手这一些规范的动作。所以可以说做新一版的插画也是非常的符合人心。

当然无可置疑的是这些插画假如非常的好看和可爱,肯定是会吸引一些小孩子的学习兴趣的。然后这些彩色的动漫人物和小动物都是这些孩子学习的乐趣。所以这样的可爱的画风才是更适合这些教材。然后教育局那边也是对很多的教材进行了查阅,然后进一步的修改了一些相关的素材。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挺好的,而且之前一些插画师现在也是被革职了,这也算得上是给了大众们一个交代。

这些教材都是关乎着一代人和一代人的教育问题,所以我觉得对待这些问题肯定要格外的谨慎和小心。希望这些事情不要再发生了,然后这些插画也是能够带给新一代的人不同的感受。

在裙、衫之外，唐朝妇女都穿戴“帔”。唐代的帔像一条长围巾，还可以称为“帔帛”或“帔子”，常用轻透的纱、罗制成，披搭在肩上，旋绕于手臂间。帔帛往往印有花纹或加泥金银绘画，十分美观，在唐朝的一些小说文献总常有“帔服鲜泽”、“紫银泥罗帔子”等描绘帔帛华丽色彩的记录。中晚唐的帔子装饰越发华丽，除了印花、泥金外，还有刺绣、彩绘、夹缬、晕裥等多种装饰工艺。也有较为厚重的夹帔子，晚唐还常见“礼巾”“令巾”等同属帔子类服饰。帔帛并不是汉族固有的服装，在我国境内的少数民族也均不见用帔帛。孙机先生认为帔帛大概产生于西亚，后来被中亚佛教艺术所接受，又东传至我国。

在上述这些基础服饰之外，唐代女装往往还有一件称为“半臂”的短袖上衣。孙机先生考证“半臂”也称为“半袖”，最早出现在三国时期，在隋代已经开始流行，唐代男女都会穿着，相对来说，女性穿着半臂的更多一些，半臂常用质量较好的织物制成。在唐永泰公主墓的壁画上，所绘仕女，就是上身在衫襦之外又加半臂，中等以上唐墓出土的女俑也常有穿着半臂的形象。不过半臂在只在唐代前期的女装中较为流行，唐代中晚期明显减少。这是因为唐代前期女装上衣狭窄，适合套上半臂，中唐以后，随着女装日趋宽大，渐渐不适应套上半臂。

壁画中的大袖襦装

我们现在还可常见身着大袖上衣的唐代女性画像。这种唐代的女性大袖上衣也被成为“襦”，汉晋时期“襦”指短外衣，到了唐代，“襦”这种服饰开始有了盛装化的发展。唐代文献中出现襦时，更多冠以“大袖”指代宫人礼装、舞女装等华丽的大袖上衣，称为“彩大袖裙襦”、“广袖之襦”。民间隆重的盛装也可用“襦”，白居易的《和春深二十首》中有“春深嫁女家，紫排襦上雉”，便将婚服称之为襦，其上还有象征礼服的雉纹。不过“襦”除了大袖的特点之外，领口式样、穿法都与衫子没有多大差别。

中国古代浩如烟海的文献中，有一部充满神秘色彩的《竹书纪年》。《竹书纪年》是西晋时从古墓中发现的一部先秦纪年体史书。晋武帝咸宁五年(279年)十月汲郡汲县(今河南汲县)的一座战国时魏王的墓被盗,墓中沉睡了五百多年的一批古书得以重见天日。这批写在竹简上的古书据说整整装了几十年。晋武帝对这一发现十分重视,命令将墓中出土的全部文物“藏于秘府”。

两年后,西晋朝廷征调了一批当时著名学者,对这批竹简古加以校读整理并将它们由古文改写为当时通行的隶书字体。

这批竹简是什么样子呢

据有关资料,竹简用素竹编联成册,每长度约为晋尺二尺,当战古尺二尺四寸,一简四十字,分为两行,每行二十字,用黑漆书写。简上文字为战国古文,即篆书，人们习称为科斗文。这种文字在秦统一后即已废弃,到了晋代、在当时人们看来简直茫光然若天书,且由于盗墓者的破坏,灯简散乱不全,所以整理起来十分困难。学者们整整花费了二十年时间,才大体整理完毕,计编校出古书十六种七十五篇,包括传世的《易经》《国语》等。

其中尤使人注目的是十三篇编年体史书,记载了夏、商、周、三代史事,西周灭亡后,即接晋国纪年,至战国三家分晋后,又用魏国纪年至

“今王二十年而止”,

所谓今据推算为魏襄王,襄王二十年即公元前299年。令人惊异的是,这部书记述的许多史事与儒家经典所言截然相反,如太甲杀伊尹,文王杀季历、幽王被逐等。以幽王时史事为例,史书称周、召二相共和，竹年称是共伯和执政,孰是孰非,这就在当时学术界中引起轩然大波,至今仍未得出定论。

唐代以后,随着儒家思想统治地位加强,与儒家经典不合的《竹书纪年》,为世人所漠视,经唐末五代战乱,到宋代仅剩残本三卷,约在宋末元初,连残本也流失了。

后代又出现了今本和古本。

今本是元末明清以来的通行本里混入了某些其它古书的内容。一些学者鉴于此,从古书中汇辑出竹书纪年的佚文,即竹书纪年的“古本”。古本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可订正和补充一些史籍的失误和遗漏。如《史记》记战国自田成子杀简公自立为齐王,至秦灭齐,共历十世。但《纪年》则记为十二世,与《庄子·肤箧》

“田成子…十二世有齐国”

的记载是一致的,纪年的记载是正确的。

其记越王朱句名，《史记》中不见。传世的与新发现的两柄越王州句剑铭文有

“越王州句自作自剑”

说明历史上确存在过一位名闩“朱句”的越王。又是《竹书纪年》的记载正确。

再如《尚书·无逸》篇提到商王中宗。《史记》认为中宗为太戊,《竹书纪年》则称“

祖乙胜即位,是为中宗”。

殷墟卜辞出土后，人们发现甲骨文中有“中宗祖乙”四字连文,证实了纪年记载的正确性。

而今本竹书纪年,经著名学者王国维考证,为后人重编,有许多作伪的东西。

关于《竹书纪年》至今还有不少没有解开的谜。

其一、《竹书纪年》是不是晋之《乘》？

《孟子》曾提到

“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

秦焚书坑儒后,除鲁之《春秋》外,其他诸侯国的史书差不多都失传了。那么《竹书纪年》按其用晋国纪年,是否与晋之乘有关系呢历代史学家就持有这一看法,并为许多学者赞同,但这仅是推测,无直接证据。

其二,所谓今本《竹书纪年》,究竟哪些为原文

哪些是混入的他书,仍然没有完全弄楚。

所以史学家没有绝对把握,是不会随引用今本《竹书纪年》的。

文字的雕刻技术

中国古代的文字雕刻技术历史很久，商代的甲骨文，就是先写字后雕刻而成。

青铜器铭文，在浇铸前需要刻制字范，这种字范当是凸起的反体字，说明当时已有高超的文字雕刻技艺。有的铭文，是由单个字范拼组而成，这对后来的泥活字技术，有一定的启发作用。

中国古代的石刻文字，历史久、数量多，反映了精湛而娴熟的文字雕刻技艺。最着名的石刻文字有先秦的《石鼓文》、秦刻石、东汉《熹平石经》、三国时魏《正始石经》。

南北朝时，出现了反体石刻和凸体石刻以及在木板上雕刻一百多字。这些技术，与印版的雕刻更为接近。

印刷工具

雕版印刷技术的发明

雕版印刷术——大约在公元3世纪的晋代（公元265年～公元420年），随着纸、墨的出现，印章也开始流行起来。公元4世纪东晋时期，石碑拓印得到了发展，它把印章和拓印结合起来，再把印章扩大成一个版面，蘸好墨，仿照拓印的方式，把纸铺到版上印刷，即为雕版印刷的雏形。大约在公元7世纪前期，世界上最早的雕版印刷术在唐朝（公元618年～公元907年）诞生了。雕版印刷需要先在纸上按所需规格书写文字，然后反贴在刨光的木板上，再根据文字刻出阳文反体字，这样雕版就做成了。接着在版上涂墨，铺纸，用棕刷刷印，然后将纸揭起，就成为印品。雕刻版面需要大量的人工和材料，但雕版完成后一经开印，就显示出效率高、印刷量大的优越性。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最早的雕版印刷实物是在敦煌发现的印刷于公元868年的唐代雕版印刷《金刚经》，印制工艺非常精美。

雕版印刷的印品，可能开始只在民间流行，并有一个与手抄本并存的的时期。唐穆宗长庆四年，诗人元稹为白居易的《长庆集》作序中有"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至于缮写模勒，烨卖于市井"。"模勒"就是模刻，"烨卖"就是叫卖。这说明当时的上层知识分子白居易的诗的传播，除了手抄本之外，已有印本。

1944年，发现于成都唐墓，是唐末期的雕版印刷品。

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说，雕版印刷唐代尚未盛行。五代时期开始印制大部儒家书籍冯道始印"五经"。以后，经典皆为版刻本。

宋代(960-1279)，雕版印刷已发展到全盛时代。公元971年成都刻印全部5048卷的《大藏经》，雕版13万块，花费12年。至今中国仍保存着大约700本宋代的吊版印刷的古籍，清晰精巧的字迹使之被认为是稀有的书中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