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乐大典》是清朝永乐年间，由2000多名学者花费5年时间完成的世界上有史以来最大的百科全书。《永乐大典》一共有一万多册，字数达到了惊人的37亿字，估计一个人想全部读完一辈子时间可能都是不够的。那《永乐大典》中到底包含了哪些内容呢既然是百科全书肯定是什么方面的内容全部包含其中了，所以对我们了解古时候的文化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永乐大典》如今保存下来的并不是很多。大部分都被销毁或者流散海外了。

先说说《大典》的正本与副本

《永乐大典》是明成祖朱棣命太子少师姚广孝和翰林学士解缙主持，三千多人参加，历时四年，于永乐六年(1408年)修成的大型类书，参与编校、誊写圈点者三千余人，辑入古今图书七八千种，包括经、史、子、集、释藏、道经、戏剧、平话、工技、农艺等，搜集极为宏富。至永乐六年(1408年)冬成书，全书目录六十卷，正文22877卷，装成11095册，总字数约在37亿字左右，赐名《永乐大典》。

《大典》成书于南京，书成后未能刻板，只抄写一部，永乐十九年(1421年)朱棣迁都时，命令撰修陈循将文渊阁藏书每种挑选一种，共装100柜及《大典》正本一起运至北京皇宫。《大典》到京，贮于文楼，其他100柜图书则暂存左顺门北廊。正统六年(1441年)，文渊阁建成，于是将左顺门北廊的书运入阁中，《大典》则仍贮文楼。正统十四年(1449年)南京文渊阁不幸失火，《大典》所据原稿及所藏其他图书均付之一炬。自此，《大典》遂成孤本。

《大典》由于种种原因，从成书起，便束之高阁。《野获编·补遗》记载：“(明成祖)多修马上之业，未暇寻讨，列圣亦不闻有简阅展视者。”有明一代277年，历16帝，其间除明孝宗为使自己长命百岁，曾将《大典》所辑金匮秘方书录给太医院外，只有明世宗“按韵索览，几案间每有一、二帙在焉”。

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北京宫中失火，奉天门及三大殿均被焚毁。世宗怕殃及附近的文楼，严令将《大典》全部抢运了出来。为了预防不测，他还决定重录一部副本。此事搁置了几年，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秋，才召选书写、绘画生员109人，正式开始抄绘。重录前，世宗与阁臣徐阶等经周密研究，制订出严格的规章制度，誊写人员早入晚出，登记领取《大典》，并完全依照《大典》原样重录，做到内容一字不差，规格版式完全相同，每天抄写三叶，不得涂改，也不允许雇人抄写。这样最大限度地保留了正本的原貌。

重录工作在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十二月朱厚熜辞世时尚未竣工，到隆庆元年(1567年)四月才算大功告成，共费时五年。

明亡后发现，永乐正本已不知下落，正本去了哪里后人不断推测，主要有以下几种不同的看法：

一是随明世宗殉葬于永陵说。因为在明代帝王中，曾阅读过《永乐大典》的，仅孝宗、世宗两人。世宗对《永乐大典》“殊宝爱之”，所以正本极有可能殉葬于永陵。在明代，生者所爱书籍殉葬不乏其人，如上世纪山东发掘鲁荒王朱檀墓时就有《黄氏补千家集注杜工部诗史》等典籍。而明永陵的宏伟超过明代诸陵，以其建筑规模，也存在殉葬《大典》正本的可能。但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朱厚熜逝世，次年隆庆元年三月办完丧事，而《大典》录副工作到四月份才告结束，没有正本录副就无法进行，永陵说疑问重重。

二是有研究认为她藏于皇史宬夹墙。著名历史学家、山东大学教授王仲荦先生等认为修成于明世宗嘉靖十三年(1534年)的皇史宬，大殿墙壁奇特，东西墙厚35米，南北墙厚61米，为建筑中所罕见。《永乐大典》正本有可能藏于皇史宬夹墙内。

三是郭沫若等先生大典毁于明亡之际的看法，认为明末，正本付之一炬。更具体一点，正本是被李自成率领农民起义军焚毁了。起义军在占领北京42天后被迫撤离，撤走时，曾放火焚烧宫楼。

四是毁于清朝乾清宫大火一说。据《鲒埼亭集外编》记载：雍正间，《永乐大典》副本由皇史宬移藏翰林院，全祖望在翰林院看时发现有缺，于是猜测正本“乃知其正本尚在乾清宫中，顾莫能得见者。”到清末，缪荃孙不但承袭此说，还进一步发挥：“嘉庆二年(1797年)，乾清宫一场大火，正本被烧毁了。”有的学者指出这没有根据。因为乾隆曾清理宫藏图书，所有善本全部集中乾清宫旁的昭仁殿。但是《永乐大典》有1万多册，如正本在乾清宫是极易被发现的，《天禄琳琅书目》中未编入《大典》，证明正本当时并没有藏在乾清宫中。

目前我们见到的《永乐大典》都是嘉靖年间抄录的副本，正本在哪里是否还在天壤之间，由于史籍没有明确记载，我们不妨寄一线希望，某一天我们还会见到她。

第二个问题我想让大家认识《大典》的副本

《永乐大典》副本迄今四百余年，经历兵燹火厄，人为偷盗等，不完全统计，散落在国内外的《大典》仅有400册左右，继续搜寻，不排除天壤间还会有新的发现。

既然《大典》副本是按正本原样重录的，正本已不存在，就让我们介绍一下副本的版本情况：

载体材料

纸张：《大典》使用的是以桑树皮和楮树皮为主要原料制成的皮纸，当时北方习惯称为白棉纸。因“其纵纹扯断如棉丝，故曰‘棉纸’”。(明宋应星《天工开物》)这种纸在嘉靖前后产量很大，纸质洁白柔韧，是印书的佳选。藏书家们习称“白棉纸本”。《大典》本用纸厚度为012毫米的白棉纸。

墨：明代以徽州墨最著名，产量也大，以黄山松烟加多种配料制成，销售全国。程氏、方氏等徽墨商世代经营，驰名海外。朱墨则以朱砂矿物质制成，颜色经久不褪。

字体插图

字体：除标题首字用多种篆、隶、草体书写外，正文为楷书台阁体。明清时对科举试卷文字，要求端正整齐，大小一致。所以生员和经过科考任命的馆阁、翰林院官员都擅长这种字。明代楷书一般横竖撇捺都比较张扬，不甚拘谨，有宋元遗韵。明末以后，受董其昌影响，字体追求圆润，馆阁体字日渐平庸。《大典》字体端正整齐，而有洒脱精神，实为写本精品。

插图：《大典》中各类插图包括人物故事、博古器物以及宫室建筑、园艺花木、山川地图等，用传统白描线条笔法，人物景象，生动逼真，工致精美。嘉靖录副时，也由画工以原图摹绘而成。因此，这些插图是宋元和明初画家们的绘画作品的遗存，在绘画史、书籍插图史方面也极具价值。

栏格版式

全书为手绘朱丝栏本，框高355厘米，宽235厘米，四周双边。八行，大字单行十四五字，小字双行不顶格28字。版心上下大红口，红鱼尾。上鱼尾下题“永乐大典卷×××”，下对鱼尾之间题叶次。其边栏、书口象鼻、鱼尾都系手绘，《大典》用纸需数十万张，手绘栏格也是大工程。有推测，如果不用工具既慢又不齐，可能是用薄板将边栏、书口处镂空，加以固定，再在板上用笔刷上红色而成，栏内的直格是另一次完成，中国古代卷轴制度的写本多打乌丝栏格，据说也有专用的笔床。书内文字，正文为墨色，引用书名及书口文字用红色。断句用红色小圆戳钤印，朱墨灿然，便于阅读。

装订形式

《大典》为包背装，即每叶纸，字面向外由中缝对折，书脊先用纸捻订牢，外面用硬纸板裹一整块黄布连脑包装作书皮。装裱后在书皮左上方贴长条黄绢镶蓝边书签，题“永乐大典×××卷”。右上方贴一小方块黄绢边签，题书目及本册次第。每册30-50叶不等，每册多为二卷，也有一卷或三卷的。全书高52cm、宽约31cm。

第三个问题我讲讲《大典》副本的流散

据记载，《大典》嘉靖副本贮藏皇史宬配殿约150年，到清雍正间(1723年—1735年)被移贮翰林院敬一亭。从此这部内府藏书开始被大臣们借阅辑录佚书，从而不断遗失并遭受各种破坏。乾隆三十八年(1772年)修《四库全书》曾利用此书，清查时发现已缺失2422卷，约一千册。此次共从中辑佚书300余种。

嘉庆、道光间修《全唐文》和《大清一统志》时又利用《大典》，这期间由于监管制度不严，又被官员大量盗窃。另外，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侵占北京，翰林院遭到野蛮破坏和抢劫，丢失《大典》不计其数。尤以英侵略军抢掠最多，作为战利品运回该国。光绪元年(1875年)修缮翰林院建筑时，清查所存《大典》已不足5000册。

另据记载，次年翁同龢入翰林院检查《大典》只剩800册。最后是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翰林院成为战场，《大典》除战火焚毁破坏以外，再加上人为抢劫，使翰林院所藏副本至此化为乌有。各国侵略者将抢劫的大量财富文物盗运回国，《大典》从此散布在世界各国图书馆和私人手中。国内一些文人书贾也竞相购买收藏，以为奇货可居。这部曾藏于明内府、清官署的万余册《大典》，不到百年几乎是灰飞烟灭。宣统二年(1910年)京师图书馆成立时，教育部只拨交劫余的60册《大典》，作为京师图书馆最初的收藏。

第四个问题我讲讲国家图书馆的《永乐大典》收藏

《大典》的毁灭，不仅是中国学术的重厄，也是世界文化的巨大损失。为搜寻《永乐大典》作出巨大贡献的郑振铎先生在50年前就曾经感慨地说到：假如《永乐大典》全部保存到现在的话，我们对于中国古文学史的面貌是可以看得更完全的。……仅仅就这百存三四的《大典》说来，我们已经可以从那里边得到不少的珍罕而且重要的资料了。

经过国内外学者调查，现藏《永乐大典》400册左右。作为国家图书馆的四大专藏，《永乐大典》在国家图书馆的收藏和保存过程充满了传奇色彩。经过百年的努力搜求，今天，国家图书馆的《永乐大典》数量已达222册，在架书为162册，其中60册暂存台湾。

实际上在清末筹建京师图书馆时，学部就提议将翰林院残存的《大典》移交京师图书馆庋藏，但未得办理。1912年，中华民国政府成立，周树人(鲁迅)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主管图书馆、博物馆等部门的工作。在他的建议和努力下，教育部咨请国务院，将翰林院所存《大典》残本送归教育部，交由京师图书馆储藏，获国务院批准。教育部当即派员前往陆润庠处，将64册《大典》运至教育部。除4册置于教育部图书室展览外，另60册送往京师图书馆，这是国家图书馆入藏的第一批《永乐大典》。

京师图书馆在细心整理，妥善保护这60册《大典》的基础上，四处征集，广为搜罗，其间，京师图书馆几易馆名，但大典的收藏工作却从未停止过。到1934年，馆藏《永乐大典》的数量已达93册。

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华北局势动荡不安，政府下令古物南迁。北平图书馆先将敦煌写经、古籍善本、金石拓片、舆图及珍贵的西文书籍装箱后存放在天津大陆银行等较为安全的地方。1933年5月，教育部电令北平图书馆将宋元精本、《永乐大典》、明代实录及明人文集挑选精品南迁，以防不虞。接电后，北平图书馆即将包括《永乐大典》在内的善本典籍运往上海，存放于公共租界仓库，并成立国立北平图书馆上海办事处负责管理。在保存下来的装箱单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当时《永乐大典》南运的情况。

1937年“八一三”事变以后，上海沦陷，不久欧战爆发，国内局势进一步恶化，国家图书馆存放在上海的图籍的安全遭到威胁。代理馆长袁同礼先生和上海办事处钱存训先生通过驻美国使馆与美国联系，决定将这批善本再做挑选之后运往美国寄存。选取的三千种书中有60册《永乐大典》。于太平洋战争发生之前运抵美国，由美国国会图书馆代为保管。1965年，这批善本转运台湾，目前暂存台湾。

八年抗战，国难当头，但爱国文化人士抢救、搜集古籍善本的工作一直没有停止过。困居上海的郑振铎先生不停地出入书肆，寻找善本，并和国家图书馆保持联系。袁同礼馆长则四处筹措购书经费。那一段时间收集的善本中有两册《永乐大典》。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党和政府更加重视文化遗产的保护，《永乐大典》的收集也出现了一个崭新的局面。

1951年，苏联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将11册大典赠还中国政府。文化部接收后即拨交国家图书馆。为纪念这一举动，国图举办了一次《永乐大典》展览，宣传《大典》的价值及其惨遭劫掠的遭遇。展览极大地激发了各界群众的爱国热情。一些爱国人士和藏书单位纷纷将自己收藏的《大典》交由国图集中收藏。

1951年8月20日，周叔弢先生将家藏的一册《永乐大典》无偿捐献给国家并致信国图：“仆旧藏《永乐大典》一册，杭字韵，卷7602至7603，谨愿捐献贵馆，……珠还合浦，化私为公，此亦中国人民应尽之天责也。”几乎与此同时，在张元济先生的倡议下，商务印书馆董事会一致通过，将商务印书馆所属东方图书馆所藏21册《大典》赠送国图。随之，赵元方先生也将家藏的一册《大典》捐赠出来。1958年，北京大学将4册《大典》移送国图。广东文管会也移送3册。向国图捐赠大典的还有张季芗先生、金梁先生、徐伯郊先生、陈李蔼如先生以及赵万里先生。

此后在1954年，苏联国立列宁图书馆又送还我国52册，1955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送还我国3册，苏联科学院也通过中国科学院图书馆送还1册。这样67册曾经远离故国的《永乐大典》又回到了祖国怀抱，在国图“团聚”了。

更值得我们感怀的是，在五六十年代，在共和国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日理万机的周恩来总理对文物的收藏给予了极大的关注，特批专款从香港著名藏书家陈清华手中购回了一批珍贵古籍，其中有4册《永乐大典》。至1965年，馆藏永乐大典达到220册。

大典的收集过程中还有一段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1983年，在山东掖县农民孙洪林家中发现了一册《永乐大典》。发现时，这一册《永乐大典》的天头地脚部分已经不存，书里夹着花样、鞋样。幸运的是，当时的农家妇女虽然不识字，但从祖上因袭的敬字惜纸的传统，使这册《大典》得以保存了下来，也可以算做《大典》流传过程中的一件幸事。得知此书的重要价值后，孙家将书送到了掖县文化馆，掖县文化馆将书又转送到国图，国图在收到此书后即由专业修复人员做了复原。这册流落在外多年的典籍终于与其他《大典》聚合了。截至这一年，国家图书馆《永乐大典》的收藏量已经达到221册。

2007年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启动，在专家赴上海鉴定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时，一个机缘，一册新的《永乐大典》又呈现眼前，在两年后经过运作，即将入藏国家图书馆，这是模字韵湖字一册，与原藏国图的部分可以实现缀合。

《永乐大典》的收集、保藏是国家图书馆善本藏书的一个缩影，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国家图书馆善本书收藏的历史。近百年来，政府的支持、众多爱国人士和关心国家图书馆事业的人们的奔走寻访、国外收藏单位的送还、几代图书馆工作人员的呕心沥血，无一不令人感动。作为国家图书馆的工作人员是一刻也不能忘怀的。

第五个问题是国家图书馆以外的《永乐大典》

除国家图书馆的收藏外，上海图书馆、四川大学、以及英国、日本、德国、美国等国家和地区的公私藏家手中，还藏有近200册《永乐大典》。根据已经了解的情况主要有如下30家藏家：

中国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四川大学图书馆、台湾中央图书馆、台湾历史语言研究所、日本国会图书馆、日本东洋文库、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日本京都大学附属图书馆、日本天理图书馆、日本静嘉堂文库、日本斯道文库、日本大阪府立图书馆、日本武田长兵卫、日本石黑传六、日本小川广己、英国大英博物馆、英国牛津大学图书馆、英国伦敦大学东方语言学校、英国剑桥大学、英国马登、德国汉堡大学图书馆、德国科隆基莫图书馆、柏林人种博物馆、美国国会图书馆、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美国康乃尔大学、美国波士顿图书馆、越南河内远东学院、南朝鲜旧京李王职文库。

我们看到英国、日本藏家更多一些。因为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翰林院成为战场，而英使馆与翰林院围墙之间隔不到1米，所以很容易解释为什么英国收藏的《永乐大典》会多一些。在翟兰斯日记中，记载现藏美国国会图书馆的一卷《大典》，就来源于英国。1989年曾在爱尔兰发现五册《永乐大典》的信息，2002年，《永乐大典》600年国际研讨会上还有一册阿伯丁的《永乐大典》扫描件赠送给国家图书馆，也是未见著录的。还有在会上学者透露在纽约公共图书馆也收藏有《永乐大典》。而日本藏《永乐大典》的数量或许是占了地利的因素，东洋文库1920年曾经一次在田中庆太郎的文求堂书店购买了10册《永乐大典》，之后到1943年共六次购入《永乐大典》，总共63卷34册。大约在1940年，东洋文库曾想一次购买刘氏嘉业堂的49册，但因时逢战乱、资金短缺，未能遂愿。通过当时的满铁，将其收藏在了大连图书馆。大战后，它们经过旧苏维埃联邦归还至北京图书馆。也许通过我们的古籍普查，还会有新的发现。

永乐大典存卷现藏情况一览表

“十四五”时期以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是我国文化产业大有可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十四五”文化产业发展规划》(以下简称《规划》)是指导文化和旅游系统“十四五”文化产业工作的专项规划，明确了“十四五”文化产业发展的总体要求、重点任务、保障措施，系统部署指导文化和旅游系统文化产业工作，描绘文化产业发展蓝图。

一、主要内容

《规划》从推进文化产业创新发展、促进供需两端结构优化升级、优化文化产业空间布局、推动文化产业融合发展、激发文化市场主体发展活力、培育文化产业国际合作竞争新优势、深化文化与金融合作等7个方面，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明确了“十四五”时期文化产业发展的主要方向，并通过8个专栏列出44个重点举措、工程项目，着力增强规划的可操作性。

按照内容性质划分，《规划》主要有“总体要求”、“主要内容”和“保障措施”三部分内容。

1、总体要求，包括了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发展目标三方面内容。

2、主体内容，一共有7项重点发展方向，同时因应8个具体领域制定了8个专栏，明确了具体的实施路径。

3、保障措施，从“落实政策”、“强化法治”、“人才保障”、“市场秩序”和“组织实施”五个方面保障《规划》相关事项的落地。

《规划》主体内容涵盖了创新发展、内容供给、空间布局等多个方面。

创新发展方面，重点发展线上演播、沉浸式体验和数字艺术展示三个方向。

文化内容供给方面，重点优化演艺业、娱乐业、动漫业、创意设计业、数字文化业、艺术品业、工艺美术业、文化会展业、文化装备制造业九大行业。

空间布局方面，按照四大城市群、三大河流流域和四大特色文化区域构建相关文化产业带，并提出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计划。

四大文化产业群(城市群)：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成渝

三大河流文化产业带：长江、黄河、大运河

四大特色文化产业带：西北丝绸之路、西南民族特色、东北冰雪特色、海峡西岸

二、词频分析

我们使用程序对《规划》进行分词，并统计了关键词出现的次数。

重点关键词解读：

“旅游”出现92次，文化和旅游必将紧密融合发展。

“创新”出现74次，十四五将是百花齐放的5年。

“国际”出现41次，文化将在国家对外交流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数字”出现33次，数字化将是文化发展的重要手段。

总结：文化在今后经济发展中将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规划》在行业类型、产业方向以及空间布局等方面都提出了明确路径，科技成果，特别是数字化展示将在文化产业发展中得到广泛应用。而国家层面上，通过文化输出来建立国际形象将是主要手段。

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0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文化和旅游部针对多个领域分别制定了相关的专项规划， 知识工场Knowledge Work 将逐一解读，敬请持续关注，欢迎交流。

文化和旅游部制定的相关规划包括：

《“十四五”文化和旅游发展规划》

《“十四五”文化产业发展规划》

《“十四五”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规划》

《“十四五”文化和旅游科技创新规划》

《“十四五”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规划》

《“十四五”文化和旅游市场发展规划》

在“民族遗珍书香中国——中国少数民族古籍珍品暨保护成果展”中，少数民族古籍珍品讲述了各民族交往交融的动人故事，展现了源远流长的中华民族文化。

旧抄文本《东巴舞谱》用纳西族古老的东巴文记录了34种东巴舞蹈的仪式和跳法。东巴文是纳西族使用的一种文字，由象形符号、表音符号和附加符号构成，以象形符号为主。从左向右书写。多年来，民族古籍工作者挖掘整理了大批东巴文古籍，使民族文化精髓得以传承。

八思巴文是元朝时通行的蒙古文，八思巴文是1269年在藏文字母基础上创造的拼音文字，它用于拼写蒙古语、汉语、藏语等文字，通行了大约有100多年的时间。八思巴文有41个基本字母，它自上而下书写，行款自左往右。

我国通过开展少数民族古籍保护、抢救、整理、研究等工作的实施，八思巴文、东巴文等具有代表性的少数民族古籍原件被选入《国家珍贵古籍名录》项目。

都是民族的瑰宝，应该得到有效的保护，让文化传承下去。

　家门口看上好中医，不再是大城市才有的待遇。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底，全国备案中医诊所超过26万个；目前，我国98%以上的社区和乡镇医疗卫生机构能够提供中医药服务，近90%的公立综合医院设置中医临床科室……中医药服务体系进一步健全。

　国办不久前印发《“十四五”中医药发展规划》（以下简称《规划》）提出，到2025年，中医药健康服务能力明显增强，中医药高质量发展政策和体系进一步完善，中医药振兴发展取得积极成效，在健康中国建设中的独特优势得到充分发挥。

建设优质高效服务体系

　“中医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中医药优质医疗服务资源总体不足，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仍较薄弱。”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有关负责人表示，要通过提升中医药服务、质量和管理，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中医药健康需求。

　“十四五”时期，将进一步发挥中医药整体医学和健康医学优势，着力推动建立融预防保健、疾病治疗和康复于一体的中医药服务体系。

　在建设优质高效中医药服务体系方面，《规划》提出做强龙头中医医院、做优骨干中医医院、做实基层中医药服务网络、健全其他医疗机构中医药科室4个方面具体措施。

　提升中医药服务体系和能力，要让更多老百姓在家门口看上好中医。《规划》提出，持续加强县办中医医疗机构建设，基本实现县办中医医疗机构全覆盖。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医药科室建设，力争实现全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设置中医馆、配备中医医师，100%的社区卫生服务站和80%以上的村卫生室能够提供中医药服务。实施名医堂工程，打造一批名医团队运营的精品中医机构。鼓励有资质的中医专业技术人员特别是名老中医开办中医诊所。鼓励有条件的中医诊所组建家庭医生团队开展签约服务。

增强传承创新发展能力

　中医药古籍是中医学术传承数千年的重要知识载体，是中医药学继承、发展、创新的源头、底气和信心。

　《规划》提出，加强中医药传承保护。实施中医药古籍文献和特色技术传承专项，编纂出版《中华医藏》，建立国家中医药古籍和传统知识数字图书馆。加强对名老中医学术经验、老药工传统技艺等的活态传承，支持中医学术流派发展。推动出台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条例，建立中医药传统知识数据库、保护名录和保护制度。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有关负责人表示，《规划》提出建设高水平中医药传承保护与科技创新体系，是科技创新的重要领域和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内容。“十四五”时期将继续整合优化中医药科技资源，构建“国家—行业—地方”三级中医药科技创新体系。

　据了解，近年来，中医药标准化快速发展，中医药标准化体系逐步建立，目前已发布中医药国家标准72项、行业标准9项（406个病种）、团体标准1919项，ISO/TC249中方主导发布标准54项。

　该负责人表示，“十四五”时期，将持续加强中医药标准化制度建设，完善中医药标准体系，提升中医药标准质量。

以满足重大疑难疾病防治临床需求为导向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有关负责人表示，治未病是中医药优势和特色的重要体现。中医药提倡“预防为先”，融预防保健、疾病治疗和康复为一体，满足人民群众全方位、多层次、多样化的健康需求。

　如何彰显中医药在健康服务中的特色优势？《规划》从提升疾病预防能力、增强疾病治疗能力、强化特色康复能力3个方面提出了具体举措。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召开后，文化部高度重视对全会精神的学习传达工作，文化部党组向全国文化系统下发了《文化部党组关于深入学习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的通知》，从7个方面部署了建设文化强国的重点任务，就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提出4个方面的要求。在此基础上，文化部还制订了《文化系统深入学习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实施方案》，对文化系统学习贯彻六中全会进行了全面部署。各司局、直属单位也先后制订贯彻落实意见和学习计划，通过专题学习、研讨等方式组织广大职工认真学习《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和胡锦涛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各地文化厅局也迅速制订学习方案，建立学习机制，组织机关干部、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学习全会精神。

文化部部长蔡武表示，在深入开展学习活动的同时，文化部要把全会确定的方针政策、工作部署和措施要求落到实处，转化为具体的工作项目，主要举措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深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体系研究，运用各种文化形式表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精神实质，组织生产更多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优秀文艺作品，挖掘各类节庆活动文化内涵，组织好“文化下乡”、“文化进社区”等公益性文化活动，把核心价值体系贯彻到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中。

——积极发挥重大文化精品工程的示范作用和国家艺术基金的引导作用，推出一批深受群众喜爱、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相统一的精品力作。充分发挥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的导向作用，进一步深化和拓展我国艺术学科体系建设和当代文化发展问题研究，开展文化艺术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研究。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和当代文化精品网络传播，加大城乡网吧市场监管力度。改进现行文艺评奖办法，开展积极健康的文艺批评。

——把主要的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项目、公益性的文化活动纳入公共财政经常性的支出预算。完善公共文化设施网络，形成比较完备的六级公共文化设施网络。继续实施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国家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公共电子阅览室建设计划等文化惠民工程，开展“春雨工程”——全国文化志愿者边疆行活动。继续推动公共文化设施向社会免费开放。提高对农民工等特殊群体的公共文化供给能力。

——加强国家重大文化和自然遗产地、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加强大遗址保护和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促进大遗址保护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体系及保护机制，开展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申报评审和第四批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申报评审。加强对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建设。实施中华古籍保护计划，继续做好清史纂修工作。

——发布实施《文化部“十二五”时期文化产业倍增计划》和《国家动漫产业发展“十二五”规划》。加快发展动漫、游戏、文化旅游、网络文化等新兴业态，支持东部地区加快发展动漫游戏、文化会展、艺术创意、网络文化、文化产品数字制作等优势产业，引导中西部地区重点发展民族演艺、文化旅游、工艺美术、会展节庆等特色产业。形成一批具有国际影响的文化创意产业中心城市和城市群。优化文化产业投融资环境，完善文化产业服务平台，办好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等文化展会。

——深入推进国有经营性文化单位转企改制，培育合格市场主体，2012年上半年完成国有文艺院团体制改革任务。稳步推进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人事、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发展演出院线、连锁经营等文化产品现代流通形式，加快培育各类文化要素市场。创新文化市场管理机制，建设全国文化市场技术监管系统。全面完成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机构组建，推动副省级以下城市完善综合文化行政责任主体。

——精心组织国家文化年、中国文化节、文化周、欢乐春节等重大品牌活动。加强海外中国文化中心建设，提高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能力。改进文化出口奖励机制，扶持文化企业通过多种方式到境外兴办实体，开展文化各领域的交流互访，举办国际性文化活动和专业比赛。

中华古籍资源库直接搜索官网点击进入即可。

“中华古籍资源库”是“中华古籍保护计划”的重要成果，目前在线发布的古籍影像资源包括：国家图书馆藏善本和普通古籍、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天津图书馆藏普通古籍等，资源总量超过33万部。2016年9月28日，“中华古籍资源库”正式开通运行，在线发布国家图书馆善本古籍影像10975部；2017年2月28日，在线发布国家图书馆善本古籍影像6284部；2017年12月28日，在线发布国家图书馆《赵城金藏》1281部、善本古籍影像2070部； 2018年3月5日，在线发布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5317号。2018年9月28日，在线发布国家图书馆善本古籍影像370部、普通古籍影像160部、天津图书馆普通古籍影像600部；2019年1月28日，在线发布天津图书馆普通古籍影像5234部。2019年11月12日，在线发布国家图书馆善本古籍影像699部、日本永青文库捐赠汉籍影像17部、云南省图书馆善本古籍影像139部、芷兰斋藏稿抄校本古籍影像8部。

2007年1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07]6号）的颁布，拉开了中华古籍保护计划的序幕。2007年2月28日，文化部在京召开全国古籍保护工作会议，全面启动古籍保护工作，国务委员陈至立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8月3日，文化部在京召开全国古籍保护试点工作会议，选定57家（后增至59家）古籍收藏单位，开展为期一年的古籍保护试点工作，印发了《古籍普查方案》等文件，宣布成立了由66人组成的专家委员会。

自9月底开始，文化部组织开展了名录的申报工作。申报工作受到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及各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全国文化、文博、教育、民族、宗教等系统的200余家单位及个人参加申报，截止12月中旬，申报数量总计超过5000部，古籍类型除大量的汉文古籍外，还有丰富的民族文字古籍、金石碑拓、敦煌文献、舆图、竹木简等。

《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的入选标准十分严格。名录的主要收录范围是1912年以前书写或印刷的，以中国古典装帧形式存在，具有重要历史、思想和文化价值的珍贵古籍。少数民族文字古籍视具体情况适当放宽。国家珍贵古籍的评选标准，原则上与《古籍定级标准》（WH/T20-2006）所规定的一、二级古籍的评定标准相同，即国家珍贵古籍原则上从一、二级古籍内选定。属以下两种情况的古籍暂不入选：一是专家审定时对版本存疑的，暂不入选；二是申报的版本残缺超过50%以上，其他收藏单位有同一版本全本的，暂不入选。11月初，文化部成立评审委员会，聘请简帛、碑帖、敦煌文献、佛经、汉文古籍、民族语文古籍、古籍保护等各学科专家，开始进行名录的初审工作。经评审委员会反复研究、审议，于12月中旬初步确定了名录的推荐名单。2008年1月7日，文化部办公厅向全国古籍保护工作部际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及各省（区、市）文化厅局发函，就名录推荐名单征求意见。根据各方的反馈意见，评审委员会研究后对推荐名单作了相应调整，于1月23日至29日在《中国文化报》及中国古籍保护网上向全社会进行了为期7天的公示。根据公示意见，经评审委员会再次研究，将名录推荐名单调整确定为2392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于2008年3月1日批准颁布首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2392种及“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51家。这2392种《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有汉文古籍2282部，包括简帛117种、敦煌文书72件、古籍2020部、碑帖73部；少数民族文字古籍110部，包括焉耆—龟兹文、于阗文、藏文、回鹘文、西夏文、白文、蒙古文、察合台文、彝文、满文、东巴文、傣文、水文、古壮字等14种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