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古籍314本」珍稀抄本、精华丛书、奇方妙治、祖传手抄本等

栏目:古籍资讯发布:2023-08-05浏览:1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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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获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先进工作者。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医古籍整理与数字化研究、传统医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2000年以来,先后主持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项目“中医药文献资源数字化关键问题研究”、“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研究”,国家知识产权战略“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与利用研究”、“中国传统医药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医古籍文献数字化规范研究”、科技部科技基础性工作重大专项“350种古代医籍整理与数字化”研究、国家自然基金“基于知识元的古籍计算机知识表示方法体系研究”,提出的“基于知识元的古籍计算机知识表示方法”为建立中医古籍知识库解决了关键技术。2005年以来承担中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推动中国传统医药作为一大类进入国家保护名录。

因各派的学说与观点,都有其实践依据,又每每在争论中互补,因而争论的结果,往往不是孰是孰非、谁对谁错,而是使理论愈辨愈深,愈争愈明,达到双赢。这也与西医学常以后起学说淘汰其前的学说大异。

中医药学派流派与其他的科学文化派别比较起来,主要有如下五个特点:一是诸派同源。二是派中有派。三是门户尊严及派别之间有排他性。四是有些派别之兴往往有哲学背景。五是派别思潮的改变,主要是治疗观点的改变。

当代中医药学人的使命,一是要揭示其理论、技术、特色的深层次的科学价值,二是要适应社会需求以其众多重大的创新服务于社会,这就要求当代中医药学以其创新和突破向现代化的范式转换。培植中医药研究学派,可以发展中医药科学研究,推动科学进步和理论演进,以科技进步的积累和飞跃,实现中医药现代化的范式转换。

学派流派是一种重要的科学文化现象。在中医药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学派流派既是初始源流之一,也是构建体系的基干,并一直对理论的发展起着重要的推进作用。学派流派,使中医药理论体系呈现出百川多流、群峰岭脉的壮丽奇观。

学派流派是中医理论体系构架的基干

学派是同一学科中由于学说、观点的不同形成的派别。流派和学派相类,学术界一般按年鉴学派布罗代尔的划分,常把为期短时段的或学派中的分支称为流派。在中国科学界、文化界,学术主旨明确者多称学派;有独特技艺以风格见长者惯称流派。学派流派的存在,是科学逻辑与历史的统一,古今中外理无二致。在西方,从毕达哥拉斯学派到智者学派,从布拉格学派到哥本哈根学派,从法兰克福学派到耶鲁学派,都是学术发展的状态、水平和规模的标志。在中国古代,学派之分最初是因学术主旨不同而形成的。《庄子·天下》、《荀子·非十二子》、《吕氏春秋·不二》、《淮南子·要略》、《史记·论六家要指》和《汉书·艺文志》等都曾以主旨论及学派,大致认为学派始于春秋,盛于战国,儒家、道家、墨家、阴阳家、法家、兵家、名家等诸家各有不同的认知方式,不同的经验系统,不同的学术资源,不同的治学理念,以自家的学术所长,各有用场。

中医药的学派,最初也是因于学术主旨不同而划分的,至唐代以前这种学派在演进中成为学科。宋代以降,在分科之后,又因于学说、观点的不同而茁成为学派。总的来说,中医药形成的时间也和当时的科学文化同步,即中医药学派确立始于春秋,定型于战国,这也是中医药理论奠基的标志。

以学说和观点形成学派不久,在宋金之际因其传播和地域文化等因素,便有地域性学派的崛起,如新安医派、江浙或三吴医派、岭南医派、海派等。同时,在学派中,又因其专长风格的不同,又有诸多的流派,各彰其道。如上所说,学派从发生到发展,先后有因学术主旨不同之学派,这是最原始的学派,它演发为学科。之后在学科中又因学说和学术观点的不同而有学科领域的学派。之后又发展为地域性的学派,地域性学派又以地域文化、家世承传、处方用药习惯、医药资源之异而明道识见异,地域性学派又能超越学科界域,是多学科综合学派,并以地域文化的特征,承传于更长的历史的地域的时间空间。

中医药学派流派的演化也能展示其学术的运动现象。学派流派演化的总趋向是生→盛→异→化。学术主旨的学派演化为经典理论和学科,例如医经学派、本草学派乃至伤寒学派。某一学派称盛于一时后,在发展中引申发扬分异为支流和流派,显例如伤寒学派、温病学派都是派中有派。由客观认识的统一而被公认为中医的基本理论,也有因弘扬不够,或学派流派自身生命力不强而未能传承或为其他理论所吸收,或因传承难度大又未得传人而致失传,典型例子如华佗的外科手术学派,已经有宗师、弟子、学术著作,以学派之势称盛于一时,但以后还是失传了。

学派流派的纵横构建了中医药理论体系。中医药的不同学术主旨,是学科的滥觞。唐代孔颖达疏《礼记·曲礼》的「三世医」,即《黄帝针经》、《神农本草》、《素女脉诀》。这被谢利恒、任应秋等称为「此盖中国医学最古之派别也。」这也揭示中医药理论体系形成。此后,学派流派成为中医药理论体系的主干之一,医学分科、医事组织、传承授学乃至著作刊行、学术争鸣,皆难以超然于学派流派。可见,学派流派与中医学理论体系的构建乘时与俱兴,是其基干,也是为标志。

中医药学派流派的价值与特点

中医药学派与流派,是学术和学科的生长空间,在一定历史时期,重要学派是一面旗帜,在学术上有着非凡的价值:

一、学术的传承作用。宗师们的创新、学术思想、技艺特长等,由其弟子们逐代继承薪传。除对初祖的开山著作继承外,弟子们还整理或注释乃师著作,形成了学派流派的著作体系,使学派之学术接踵前世,递起演明,长荣不衰。

二、学术的放大作用和加倍效应。学派和流派是一个学术放大体系,以其集团的研究能力持续探索某一医学现象或治疗方法,是个人研究能力的「高倍放大」。不仅如此,又由于世代的传承,能使学派的一些重要理念和论述得以彰显。与之比较,不在学派的某种见解或奇险绝招,往往流于单传,即便载入著作,也往往成为 「奇异点」而被轻视,久之失传。

三、弘扬学术特长。学派流派能够立世于医林,在于有独到的观点和特技,如伤科技法、针刺手技、打丹火候等,这类绝技是学派流派的生命线,不只是在门派中传承,而且在世代传承中深入研究机理并进行技术改进,在弘扬中创新。

四、引领学术发展取向。学派流派各有其创新进取的动力机制。重大学派的学术思想能够形成学术潮流,并作为旗帜,建立新的规范,引导范式转换。医学史上学术的三次突破转型,都是缘于学派的作用实现的。第一次是张仲景,他确立辨证论治体系改变了以前医经与经方分立的局面,并以理、法、方、药贯通于六经辨证,为后世垂方法、立津梁。第二次是金元四家,特别是其魁首刘完素。他不只是首倡「伤寒是热病」改变了传统的热病惟寒致病的观念。更重要的是,他深研病机,提出了「理论—病机」的辨证论治模式,突破了《伤寒论》的「证候—方药」对应模式,由是可以据病机而选用方药,可以「见痰不治痰,见血不治血」等,只要合宜病机,可以一方多用。第三次是清末民初的海派医学。海派以地域性综合学派称著。以荟萃百家,务求创新,依傍文化,汇通中西,变而适用见长,其成长为领衔的学派,是文化社会需求的选择。不仅领导时代潮流,而且在兴办学校、创立期刊、著书立说等方面开现代中医药医事教育的先河。还在与取消派别斗争,为中医药的继存振兴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与西医学相比较,西医学主要靠新发现新技术引领,中医学主要靠学派流派的动力机制引领。

五、学派流派是交流争鸣的平台。各学派流派皆有自己的学说与观点,在立论推行交流中,每因各派见解迥异而引起学术争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曰:「儒之门户分于宋,医之门户分于金元。观元好问《伤寒会要·序》知河间之学与易水之学争;观戴良作《朱震亨传》,知丹溪之学与《宣和局方》之学争也。」争鸣不断产生新思想,也是理论建设的重要途径之一,在很多时候理论发展强化程度,取决于争鸣论战尖锐程度。除河间易水之争、丹溪之学与局方之争外,医学史上还有更尖锐的争论。例如:赞同与反对五运六气之争,伤寒与温病之争,温补与滋阴之争等,当然也有流派间的「正宗」之争。因各派的学说与观点,都有其实践依据,又每每在争论中互补,因而争论的结果,往往不是孰是孰非、谁对谁错,而是使理论愈辨愈深,愈争愈明,达到双赢。这也与西医学常以后起学说淘汰其前的学说大异。

中医药学派流派与其他的科学文化派别比较起来,主要有如下五个特点:一是诸派同源。二是派中有派。三是门户尊严及派别之间有排他性。四是有些派别之兴往往有哲学背景。五是派别思潮的改变,主要是治疗观点的改变。

从最古的以学术主旨立派的针、药、脉三大派别以降,到宋以后以学说、观点立论的学派流派,以及稍后的地域性学派,都是在中华文化的土壤下抚育成长,其初始理论渊源是一致的,可谓诸派同源。在学派流派中,不仅地域性学派派中有派,各大学派未尝不如此。例如伤寒学派,宋代既有朱肱、庞安时的整理派;韩祗和、许淑微、郭雍等人的发挥派;金代成无己的注释派;明清有方有执、喻嘉言的错简派或三纲派;张遂辰、张志聪等人的旧论派;俞根初的通俗派和陆九芝的伤寒统温病派等。流派之多,致使有人称道:「一人一个仲景,一家一本《伤寒》。」在《伤寒论》的学术已被公尊为基本理论的经典时,坚持伤寒学派的学人们仍高扬学派的旗帜。又如温病学派、除有叶天士、薛生白、吴鞠通、王士雄温病四大家的温热派、湿热派之外,尚有戴天章、余师愚的温疫派及杨栗山的伤寒温疫派。此外,还有逾越于温病学科的支派,例如清代高锦庭著《疡医心得集》,其学术堪为外科温病学派。中国中医科学院已故妇科专家钱伯暄教授,属于妇科温病学派。

学派流派在传承中重视门户尊严与排他性。这种学术意识主要是为防止失传和保证疗效。传承中不可避免有系统误差,但如果搀入有悖学说和观点的论述、花梢的技法、变换操作程序、不适宜的替代药物等,常导致理论的失真,技艺的变形,特别是技术性流派对此尤为重视,便自觉或不自觉地遵循学术的「自纯净法则」,抵制异说和劣技在本学派和流派中发展。排他才彰显个性,富于竞争,这并非是保守,而是为了学派健康承传。这一点,在艺术流派中更为突出。这也使「正宗」为人们所重视。

中医药很多学派常有哲学背景。《内经》为代表的医经学派以阴阳五行为总框架自不必说。金元四家的理论和宋代理学有直接关系,持命门学说的温补学派其理论与太极图有关。南宋文献就曾有火神派的记载,其扶阳理论是遵循《易·干》等重视阳为依据。这些学派援用哲学构建体系,主要是因于其构建方式是经

书者,述也,以文字记述事物者也,书之含义甚多,今人称述书为书籍,为别于书法言也。书籍之肇始甚早,文字发明之后,即有书籍。不过,各代所用书写之质料,及其装订之形式,多有不同耳。从古至清,所有之书籍,以其形式可分为三期。由古至周末,为简牍时期;由秦至唐,为卷轴时期;由宋至清,为线装时期,兹分别述之如下:

简牍时期:三代以前,所用以载文者,竹木而已。载于竹者,曰简;载于木者,曰牍;连编简牍,则谓之策。古者,大事书之于策,小事则书之于简牍而已。初以刀刻,继以漆书,周宣王时,始有墨书。三代以上社会之文化,完全赖此以推进,国家之文明,亦完全赖此以保存,与后世之书籍功用正同。是简牍者,实即当时之书也,创之最早,行之最久。降及周末,尚仍流行“孔子读易韦编三绝”。既以韦编,其为简策也可知。是孔子之时之所谓书籍者,仍为简牍也。由古至周,所有书籍完全为简为牍,故谓之为简牍时期。 卷轴时期:嗣以简牍之书写烦难,而所载之文字有限,在秦以前人文简易之时,尚足应用。及秦灭六国,事务增繁,官私文书,日益增多,以前书写之方式,在事实上已感运用不能圆滑,不适于使用。而首感棘手者,厥为狱隶。因狱隶之文字,时间有限,不能任意积压,遂由狱隶之片倡而自动发生改革。篆书之耗时也,而改篆为隶;竹木之难治也,而代以缣素。以帛作书,从此肇始。但缣素价昂,一般平民无力购用。故缣素虽兴,只于官方通行,社会尚不普遍也。即以前所遗传之典籍文书,仍以简策保存者为多;钞录于缣素者,尚少也。迨至汉时,发明造纸,从此书写上又发生一极大之转变。盖纸为书写之惟一合适质材,有缣素之长而无竹木之短,价值既廉,得之亦易。此后遂以纸张为书写之独用品,缣素竹木均受自然之淘汰,而无人使用矣。惟无论缣素或纸张,其文字均系手写,所谓书籍者亦不过手写之纸卷,并非如今日之书也。及隋文帝开皇十三年,敕废像遗经,悉令雕撰。从此始有刻板印刷之书籍。以常理言之,刻印与抄写,其难易何止倍蓰,宜乎刻印发明,社会景从,各种书籍均改刻印也。乃事实竟大谬不然,除敕令刻印之刻经典外,其余文书仍均手抄,且以抄本为贵。此固由于提倡者之不力,要亦由于刻印之不佳使然。盖刻印初创前无取法,办理者既非有经验之人,而从事者又系毫无训练之辈。刻印度既不精良,文字尚多错误,其不受社会欢迎,固其宜也。且当时之士子,尚有一种特殊之成见,以为手抄一次,足抵目读数次。故多数上层社会家庭,仍多为其子弟聘请名师,专为指示抄写一切经史,印刷之书,概不购读。故刊印之木虽发明于隋,然终隋之世,未有特殊之进展。及唐,刻印之事,仍未畅行,社会心理仍贵抄录,不尚雕撰。迨至五代,后唐长兴三年二月,冯道、李愚等奏请刊印九经,从此重要经书均用刻印,而不再事抄写矣。雕刻刷印,至此方为成功。然一般每易误会,以为一代所刻之经书,即与现之经书同。其实则相去悬殊,极为不同。盖自以缣素作为以来,直至五代所有之书籍,无论缣素或纸张,无论手抄或刻印,均系成卷成轴,所谓邺候架插三万轴者是也。并非如今装辑成本、成册、成部、成套者,其一卷即系一卷书。《史书》载宋以前之书籍,均系若干卷,并无若本者,盖系统记实。非如今以卷为虚以设之符号,有名无实地。其后,以卷本之舒卷为不便,检阅烦难,乃变而为折,又以折之久而易断,乃分为薄帙。及至有唐中叶,又创用叶子,即将长卷折叠成为若干叶,其形式宛如今之手折,或前清朝考之籍,无论缣素或纸张,无论手写或刻印,其形式完全为卷轴,故谓之为卷轴时期。 线装时期:至宋,因长卷之种种不便,遂依据叶子之格式,而改进为今日之线装式。即将一叶分割,使不连续,以一叶为一板,一叶为变易,但在检阅上、诵读上以及收藏,其为便利已不可以道里计也。故吾人所读之线装书,其实际肇始于宋,为时仅千年。宋以前,绝未有线装书也。文字多为刻印,抄写者甚少。至宋仁宗庆历中,有布衣毕升为活板,用胶泥刻字,从此又有活字印板之发明。元王桢亦有活字印刷法。明弘治嘉靖中,无锡华燧、安国先名曰“了聚珍板”。是均活字印刷也。在印刷上比较经济,但在书籍上,固与刻印无殊也。总之,自宋至清,其书籍之形式完全相同,均为线装,故此时期谓之为线装时期。清末则渐有洋装,民国后且有取线装而代之之势,其形式与装订,尽人所悉,毋庸赘述矣。 历代流传下来的古籍分为抄写本、刻印本两类,抄写本即人工抄写的图书,刻印本即采用雕版印刷或活字印刷的图书。但具体区分,又有种种不同的版本名称。

写刻情形:

按照写刻的不同情情形,可分为祖本、写本、影写本、底本、抄本、精抄本、稿本、彩绘本、原刻本、重刻本、精刻本、修补本、递修本、配本、百衲本、邋遢本、活字本、套印本、巾箱本、袖珍本、两截本、石印本、铅印本等等。

祖本,版本学中的专业术语。中国古籍中无论是刻本或是写本,最接近著作人或成书年代的本子最为真实完整,错误也最少,称为祖本或母本。

底本,是古籍整理工作者专用的术语。影印古籍时,选定某个本子来影印,这个本子就叫影印所用的底本。校勘古籍时要选用一个本子为主,再用种种方法对这个为主的本子作校勘,这个为主的本子也就叫校勘所用的底本。标点古籍时也要选用一个本子在上面施加标点,这个本子也可叫标点使用的底本。注释、今译以及做索引时,也都要分别选用一个本子来注,来译,来做索引,这个本子也可叫注释、今译或索引的底本。除影印外,其他各种整理方法所用的底本,通常也可叫做“工作本”。

写本,早期的图书,都依赖于抄写流传,雕版印刷术普及之后,仍有不少读书人以抄写古籍为课业,所以传世古籍中有相当数量是抄写本。宋代以前,写本与抄本、稿本无较大的区别,但宋元以后,写本特指抄写工整的图书,例如一些内府图书,并无刻本,只以写本形式传世,像明代《永乐大典》、清代《四库全书》以及历朝实录。

影写本,明清时期,藏书家为保存稀见宋元版书原稿,雇请抄手,用优良纸墨,照原样影摹下来,版式、字体往往与原本相差无几,这样的写本被称作影写本,又叫影抄本。其中以汲古阁毛氏影宋写本最为著名。

抄本,精抄本,由于工抄写的图书,非抄写者亲撰。其中抄写精美,字体工整的称为精抄本。

稿本,已经写定尚未刊印的书稿,称为稿本。其中,由作者亲笔书写的为手稿本,由书手抄写又经著者修改校定的为清稿本。稿本因其多未付梓,故受人重视,尤其是名家手稿及史料价值较高的稿本,一向为藏书家珍爱。

彩绘本,以两种或两种以上颜色绘写的图书。多用于插图或地图较多的图书,如民间流传的《推背图》等。

原刻本,据原刻本重印的图书。其中凡版式、行款、字体依照原刻本摹刻的,称为仿刻本、翻刻本、覆刻本、影刻本;对原刻本内容进行增删校订或添加评注的,则称为增刻本、删刻本、评注本。

精刻本,指校勘严审、字体工整、纸墨优良的刻本。其中请名人书写上版的刻本(多在书版上留有姓名)称为写刻本。

修补本,递修本,将旧存书版重新修整、补配之后印出的图书称为修补本或重修本。有的书版保存时间较长,历经多次修补,则称递修本。如果宋朝书版经过宋、元、明三朝修补的,则称为三朝递修本或三朝本。

配本,将不同地区的书版,配合起来印成一种完整的书,称为配本。如清代金凌、淮南、江苏、浙江、湖北五省官书局出二十四史,版式不同,却同为一部书。

百衲本,百纳即补缀很多的衣服,利用零散不全的版本全成一部完整的书,称为百衲本。清初人宋荦汇集宋元三种版本印成百衲本《史记》,近代又有百衲本《资治通鉴》和《二十四史》。其中,商务印书馆于1930-1937年影印的百衲本《二十四史》最为著名。该本选用当时最古的善本影印。如《史记》用宋庆元黄善夫家塾本,《汉书》用宋景佑刻本,《晋书》以几种宋刻本配齐,南北朝七史均用宋眉山七史本,《隋书》和《南史》、《北史》用元大德刻本,《旧唐书》用宋绍兴刻本,《新唐书》用宋嘉佑刻本,《旧五代史》世无传本,用清人自《永乐大典》中辑出的本子,《新五代史》用宋庆元刻本,宋、辽、金三史均用元至正刻本,系初刻本,《元史》用明洪武刻本,《明史》用清乾隆武英殿原刻本。

邋遢本,古代书版因刷印多次,已经模糊不清,印出的书被称为邋遢本,如著名的宋眉山七史到明代还在使用,印出的书字迹迷漫,被称为“九行邋遢本”(因眉山七史9行18字)

活字本,用胶泥、木、铜、铁、铅、锡、磁、瓢制成方块单字,然后排版印刷的图书,称为活字本。据沈括《梦溪笔谈》记载,北宋中期,毕升首先发明了泥活字,元代王祯又用木活字排印了《农书》,但均未见存本。现存最早的活字本是1972年发现的西夏文木活字排印本《大方广佛华严经》。明清时期活字本较多,明弘治五年(公元1492年)华燧以铜活字排印了《锦绣万花谷》,弘治八年(公元1495年)又排印了《容斋随笔》和《古今合璧事类备要》等书。清雍正年间,内府以铜活字排印了一万卷《古今图书集成》,乾隆间又以枣木活字排印了《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此外,流传到中国的还有朝鲜活字本。

套印本,用两种或两种以上颜色分版印刷的图书。常见的有朱墨二色套印本,被称为朱墨本。此外,还有三色、四色、五色、六色套印本。明代发明分版分色套印和凹凸版印技术,称为饾版和拱花,这种印刷方法,常用于版画。

巾箱本,袖珍本,巾箱即古人放置头巾的小箱子,巾箱本指开本很小的图书,意谓可置于巾箱之中。宋戴埴《鼠璞》载:“今之刊印小册,谓巾箱本,起于南齐衡阳王手写《五经》置巾箱中。”由于这种图书体积小,携带方便,可放在衣袖之中,所以又称为袖珍本。古代书商还刻印有一种儒经解题之类小册子,专供科举考生挟带作弊之用,这种袖珍本则称为挟带本。

两截本,有的书在版面中增加一条横线,使之分为上下两块,称为两截本或两节本。常见于图文并茂的小说戏曲,便览大全之类图书。

铅印本,采用现代铅印技术排印的古籍。清道光二十三年(公元1843年),上海成立了中国最早的铅印出版机构“墨海书馆”,咸丰七年(公元1857年)出版了最早的汉文铅印本《六合丛谈》。此后,不少古籍也采用铅印法。晚清及民国铅印古籍多用线装,与刻本外观形式相似,要注意鉴别。

石印本,用石印印刷的图书。这也是晚清时传入中国的一种现代印刷方法。采用药墨写原稿于特制纸上,覆于石面,揭去药纸,涂上油墨,然后用沾有油墨的石版印书。石印与铅印本均是油墨印刷,与水墨印书的刻本古籍有区别,而且石印本多为手写软件字,易于辨认。

刊刻时代:

按照刊刻时代区分,有唐刻本、五代刻本、宋刻本、辽刻本、西夏刻本、金刻本、蒙古刻本、元刻本、明刻本、清刻本、民国刻本等等。

唐刻本,唐代中晚期雕版印刷刚刚出现,抄写本仍是图书的主要形式,流传下来的印刷品多为佛经和历书。

五代刻本,五代十国时期(公元907-公元959年)刻印的图书。包括后唐、后晋、后周刻印的蓝本九经及后蜀、吴越、南唐刻印的类书、别集、佛经。五代刻本大都亡佚,现能见到的多是刻经,有敦煌发现的后晋天福八年(公元934年)所刻《金刚经》,吴越所刻《宝箧印经》等。

宋刻本,两宋时期(公元960-公元1279年)在宋王朝统治区域内刻印的图书。由于雕版印刷术的普及,官私刻书业极为繁盛,刻书范围已包括经、史、子、集各类图书,刻印质量上乘,被历代藏书家视为珍本。

辽刻本,与北宋同时代,在契丹统治区域内刻印的图书。契丹书禁甚严,辽刻本极少流传。1974年,在山西应县佛宫寺木塔中发现了60余件印刷品,多为辽代刻经,还有最早的刻本《蒙求》。

西夏刻本,西夏建国于1032年,1227年为蒙古所灭。西夏自创文字,并以西夏文刻印了《大藏经》等书,但传世很少。考古工作者在宁夏贺兰山中发现了8册蝴蝶装西夏文刻经。

金刻本,大致与南宋同时,在金代统治的中国北方地区刻印的图书。其中以平阳府(今山西临汾)刻书最为发达,官方设有经籍所,主持刻书。金刻本流传下来的不多,较著名的有《刘知远诸宫调》和《赵城金藏》。

蒙古刻本,元朝立国之前在平阳刻印的图书。基本沿袭金代平阳经籍所旧规。传世品有1247年刻《析城郑氏家塾重校三礼图注》,1249年平阳府张存惠晦明轩刻《重修政和经史证类本草》,1244年刻《玄都宝藏》残卷等。

元刻本,元代(公元1279-公元1368年)刻印的图书。北方以大都(北京)、平阳为中心,南方以江浙、福建为书坊集中心。元代刻本流传较多,且有独特风格。

明刻本,明代(公元1368-公元1644年)刻印的图书。这一时期,无论在刻书地区、刻书形式、刻书范围等方面都远胜前代。流传下来的明刻本以中后期作品较多,正统以前较少。明中期以后刻本有两个显著变化,一是出现了适应于印书的仿宋字,二是线装取代了包背装。

清刻本,清代(公元1645-1911年)刻印的图书。这一时期,官私刻书业均达到鼎盛。尤其是乾嘉时期,考据学兴起,学者热衷于版本校勘,出现了大批校核精审,刻印典雅的图书。现今流传的古籍大部分是清刻本。其中,乾隆前后所刻精刻本受到学者重视,有不少被列为善本。

民国刻本,中华民国时期(公元1912-1949年)刻印的图书,以汇刻、翻刻历代珍本、善本居多。这一时期,影印、铅印技术已大量采用,传统的雕版印刷势渐衰微。

刻书地域:

按照刻书地域分,则有浙本、建本、蜀本、平阳本、外国本(日本本、高丽本)等。

浙本,宋代浙江地区刻印的图书。宋代两浙路经济文化比较发达,刻书数量大,质量高,杭州、衢州、婺州、温州、明州、台州、绍兴等地均刻印图书,因而有杭本、衢本、婺州、温州、明州、台州、绍兴本的区分。

建本,又称闽本,为宋元明福建地区刻印的图书。宋代福建刻书集书于建宁、建阳两地,建阳麻沙镇盛产榕木竹纸,易于雕印图书,因而书坊林立,一些著名书坊历宋元明三代未衰,所印图书又称为麻沙本。

蜀本,五代及两宋时期四川地区刻印的图书。以成都、眉山较发达,成都在北宋初刻印了著名的《开宝藏》,眉山则刻有《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七史及《资治通鉴》等书。蜀本又分大字、小字两种。

平阳本,又称平水本,金元时期山西平阳(又叫平水,今山西临汾)地区刻印的图书。金灭北宋以后,将北宋开封的刻工掠至这里,又设立刻书机构,从此平阳成为北方刻书中心。

日本本,又称东洋本,古代日本刻印的古籍。多用日本皮纸,与高丽本相似,惟质量不及高丽本。日本本常间用平假名和片假名,较易识别。

朝鲜本,又称高丽本,古代朝鲜刻印的汉文古籍。中国印刷术最早传入朝鲜,朝鲜刻本继而传入中国。朝鲜本刻印比较精美,书品宽大,写刻清晰,多采用洁白的皮纸。

刻书性质:

根据刻书的性质,又可区分为官刻本、家刻本和坊刻本。

官刻本,由官府刻印的图书。五代以来,历朝中央和地方官府均有刻书之举,但所设机构不同,所以官刻本又有各种不同名称。主要有:

监本,历朝国子监刻印的图书。主要是各种儒家经典、文史名著。据文献记载,从五代开始,国子监刻印有九经,北宋承其遗制,继续刻印经史,南宋时,旧版不存,遂征调地方版片至京师国子监印书,称旧版为“旧监本”,新版为“亲监本”。明朝在南京和北京均设国子监,都刻印了二十一史,因而又有“南监本”和“北监本”的区别。

公使库本,两宋地方官府动用公使库钱刻印的图书。

经厂本,明代司礼监所辖经厂刻印的图书。多《五经》、《四书》、《性理大全》等常见古籍。特点是书品宽大,字大如钱,但由于主持其事的是宦官,因而校勘不精,错讹较多。

内府本,明清两朝宫殿刻印的图书。明内府刻书主要是经厂本,清内府刻书多殿本。内府刻书往往不惜工本,讲究形式,但清内府本校勘亦精。昭连《啸亭杂录》续录有内府刻书目录。

殿本,清康熙间,于武英殿设修书处,乾隆四年(公元1739年)又设刻书处,派亲王、大臣主持校刻图书,所刻之书称为殿本。殿本校刻精致,纸墨上佳,堪与宋刻本相媲美。所刻《明史》、《通典》、《通志》、《文献通考》等书,一向被列为清刻善本。

聚珍本,清乾隆年间选刻《四库全书》珍本,武英殿采用活字印刷,共刻木活字25万余个,乾隆定名为“聚珍版”,所印图书遂称武英殿聚珍本。后来各地官书局也仿聚珍版印书,被称为“外聚珍”,而武英殿活字本被称为“内聚珍”。

书局本,清同治间,由曾国藩提倡,江西、江苏、浙江、福建、四川、安徽、两广、两湖、山东、山西、直隶先后创立官书局,所刻图书称为“书局本”或“局本”。

私刻本,即私人出资刻印的图书,其中不以营利为目的的私家刻书称为家塾本或家刻本。自宋代以来,私家刻书持续不衰,有的以室名相称,如宋廖莹中“世彩堂本”,余仁仲“万卷堂本”,明范钦“天一阁本”,毛晋“汲古阁本”,清纳兰性德“通志堂本”,鲍廷博“知不足斋本”,黄丕烈“士礼居本”;也有以人名相称,如宋“黄善夫本”,明“吴勉学本”。

坊刻本,历代书坊、书肆、书铺、书棚刻印的图书。坊刻本以营利为目的,刻印较差,往往校勘不精,惟宋代坊肆刻书,如临安陈氏、尹氏书籍铺等,所刻图书与官刻本、家塾本不相上下。

流传情况:

根据流传情况和珍贵程度,古籍又可分为足本、节本、残本、通行本、稀见本、孤本、珍本、善本等等。

足本,内容完整无缺的图书。

节本,因原书篇幅过巨,刻印时只节取其中一部分,或是因为其它原因予以删节,称为节本或删节本。

残本,指内容残缺的图书。古籍在流传过程中,由于各种原因造成残缺,有的仅是缺卷、缺册,经过抄配,仍能补全;有的残缺过甚,只能作为他书的配本。一般说来,残本较足本的价值要降低很多。

通行本,指刻印较多、流传较广、年代较晚的古籍版本。

稀见本,刻印较少,流传不多的古籍。如明刻方志,历代族谱、家谱,均不多见。

孤本,世所仅见的古代图书,往往不见于诸家著录,如明《永乐大典》。国内仅存一部的书则可称为“海内孤本”,如宋刻30卷本《五臣注文选》。

珍本,写刻年代较早,流传很少,研究价值较高的古籍,通常指宋元刻本,内府写本,有史料价值的稿本及名人批校本。

善本,最早是指校勘严密,刻印精美的古籍,后含义渐广,包括刻印较早、流传较少的各类古籍。由于历代藏书家中,善本肯定是旧本,那些抄写、刻印年代较近的只能是普通本,如晚清藏书家丁丙在其《善本书室藏书志》的编例中,规定收书范围是:1.旧刻、2.精本、3.旧抄、4.旧校。他按照那个时代的标准,将旧刻规定为宋元版书,精本为明代精刻。依据这一划分,随着时间的推移,收藏家心目中的善本年代界限也日益后移。民国时期,明刻本渐渐进入旧刻行列,20世纪中期以后,乾隆以前刻本全都变成了善本,甚至无论残缺多少,有无错讹,均以年代划界。实际上,真正的善本仍应主要着眼于书的内容,着眼于古籍的科学研究价值和历史文物价值。1970年代末,《中国善本书总目》开始编纂,在确定收录标准和范围时,规定了“三性”、“九条”,这应该是对善本概念的一个完整周详的表述:

(1)元代及元代以前刻印或抄写的图书。

(2)明代刻印、抄写的图书(版本模糊,流传较多者不在内)。

(3)清代乾隆及乾隆年以前流传较少的印本、抄本。

(4)太平天国及历代农民革命政权所印行的图书。

(5)辛亥革命前在学术研究上有独到见解或有学派特点,或集众说较有系统的稿本,以及流传很少的刻本、抄本。

(6)辛亥革命前反映某一时期,某一领域或某一事件资料方面的稿本及较少见的刻本、抄本。

(7)辛亥革命前的有名人学者批校、题跋或抄录前人批校而有参考价值的印、抄本。

(8)在印刷上能反映中国印刷技术发展,代表一定时期印刷水平的各种活字本、套印本,或有较精版画的刻本。

(9)明代印谱,清代集古印谱,名家篆刻的钤印本(有特色或有亲笔题记的)。

 家门口看上好中医,不再是大城市才有的待遇。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底,全国备案中医诊所超过26万个;目前,我国98%以上的社区和乡镇医疗卫生机构能够提供中医药服务,近90%的公立综合医院设置中医临床科室……中医药服务体系进一步健全。

 国办不久前印发《“十四五”中医药发展规划》(以下简称《规划》)提出,到2025年,中医药健康服务能力明显增强,中医药高质量发展政策和体系进一步完善,中医药振兴发展取得积极成效,在健康中国建设中的独特优势得到充分发挥。

建设优质高效服务体系

 “中医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中医药优质医疗服务资源总体不足,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仍较薄弱。”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有关负责人表示,要通过提升中医药服务、质量和管理,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中医药健康需求。

 “十四五”时期,将进一步发挥中医药整体医学和健康医学优势,着力推动建立融预防保健、疾病治疗和康复于一体的中医药服务体系。

 在建设优质高效中医药服务体系方面,《规划》提出做强龙头中医医院、做优骨干中医医院、做实基层中医药服务网络、健全其他医疗机构中医药科室4个方面具体措施。

 提升中医药服务体系和能力,要让更多老百姓在家门口看上好中医。《规划》提出,持续加强县办中医医疗机构建设,基本实现县办中医医疗机构全覆盖。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医药科室建设,力争实现全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设置中医馆、配备中医医师,100%的社区卫生服务站和80%以上的村卫生室能够提供中医药服务。实施名医堂工程,打造一批名医团队运营的精品中医机构。鼓励有资质的中医专业技术人员特别是名老中医开办中医诊所。鼓励有条件的中医诊所组建家庭医生团队开展签约服务。

增强传承创新发展能力

 中医药古籍是中医学术传承数千年的重要知识载体,是中医药学继承、发展、创新的源头、底气和信心。

 《规划》提出,加强中医药传承保护。实施中医药古籍文献和特色技术传承专项,编纂出版《中华医藏》,建立国家中医药古籍和传统知识数字图书馆。加强对名老中医学术经验、老药工传统技艺等的活态传承,支持中医学术流派发展。推动出台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条例,建立中医药传统知识数据库、保护名录和保护制度。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有关负责人表示,《规划》提出建设高水平中医药传承保护与科技创新体系,是科技创新的重要领域和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内容。“十四五”时期将继续整合优化中医药科技资源,构建“国家—行业—地方”三级中医药科技创新体系。

 据了解,近年来,中医药标准化快速发展,中医药标准化体系逐步建立,目前已发布中医药国家标准72项、行业标准9项(406个病种)、团体标准1919项,ISO/TC249中方主导发布标准54项。

 该负责人表示,“十四五”时期,将持续加强中医药标准化制度建设,完善中医药标准体系,提升中医药标准质量。

以满足重大疑难疾病防治临床需求为导向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有关负责人表示,治未病是中医药优势和特色的重要体现。中医药提倡“预防为先”,融预防保健、疾病治疗和康复为一体,满足人民群众全方位、多层次、多样化的健康需求。

 如何彰显中医药在健康服务中的特色优势?《规划》从提升疾病预防能力、增强疾病治疗能力、强化特色康复能力3个方面提出了具体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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