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西走廊的历史概述

栏目:古籍资讯发布:2023-08-05浏览:1收藏

河西走廊的历史概述,第1张

历史上最早的河西走廊为原始印欧人的一支吐火罗人、月氏和汉藏羌等民族的聚居地。吐火罗人分北路及南路往东方进发,直至受匈奴所阻为止。北路的部分在龟兹及焉耆定居,建立了龟兹及焉耆等国,并分别发展了龟兹语及焉耆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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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西走廊》是一部由中共甘肃省委宣传部、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联合出品,北京伯璟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承制的十集系列纪录片。

月牙泉的名称由来:

①从前,这里没有鸣沙山也没有月牙泉,而有一座雷音寺。有一年四月初八,寺里举行一年一度的浴佛节,善男信女都在寺里烧香敬佛,顶礼膜拜。当佛事活动进行到“洒圣水”时,住持方丈端出一碗雷音寺祖传圣水,放在寺庙门前。忽听一位外道术士大声挑战,要与住持方丈斗法比高低。只见术士挥剑作法,口中念念有词,霎时间,天昏地暗,狂风大作,黄沙铺天盖地地而来,把雷音寺埋在沙底。奇怪的是寺庙门前那碗圣水却安然无恙,还放在原地,术士又使出浑身法术往碗内填沙,但任凭妖术多大,碗内始终不进一颗沙粒。直至碗周围形成一座沙山,圣水碗还是安然如故。术士无奈,只好悻悻离去。刚走了几步,忽听轰隆一声,那碗圣水半边倾斜变成一弯清泉,术士变成一滩黑色顽石。原来这碗圣水本是佛祖释迦牟尼赐予雷音寺住持,世代相传,专为人们消病除灾的,故称“圣水”。由于外道术士作孽残害生灵,便显灵惩罚,使碗倾泉涌,形成了月牙泉。

②当年唐三藏去西天取经,途径敦煌,因为是无际的沙漠,没有水没有食物,白龙马已经死了(当地有白马塔就是安葬白龙马的地方),唐僧艰难跋涉,终于也快要倒下了,此时正被观世音菩萨看在眼里,为了祝他成功,所以从紫金瓶里滴下一滴金水,瞬间在茫茫沙漠里出现一汪月牙似的清泉,而且泉里还有一种叫“七星草”,可以治百病,后此泉得名“月牙泉”,于是唐僧获救了,便继续向西天前进,月牙泉也一直存留了下来直到今天。

补充:

1月牙泉,古称沙井,俗名药泉,鸣沙山月牙泉风景名胜区,位于甘肃省河西走廊西端的敦煌市西南5公里处(坐标 :北纬 40°05′1198″ ,东经 94°40′0999″ ),在城南7公里鸣沙山北麓。自汉朝起即为“敦煌八景”之一,得名“月泉晓澈”。月牙泉南北长近100米,东西宽约25米,泉水东深西浅,最深处约5米,弯曲如新月,因而得名,有“沙漠第一泉”之称。月牙泉泉形逼肖月牙,泉内生长有眼子草和轮藻植物,南岸有茂密的芦苇,四周被流沙环抱,虽遇强风而泉不为沙所掩盖。因“泉映月而无尘”、“亘古沙不填泉,泉不涸竭”而成为奇观。相传泉内生长有铁背鱼、七星草,专医疑难杂症,食之可长生不老,故又有“药泉”之称。

2。月牙泉的形成原因:

①古河道残留湖。认为月牙泉是附近党河的一段古河道,很久以前,党河改道,大部分古河道被流沙淹没,仅月牙泉一段地势较低,由于地下潜流出露,汇集成湖。湖水不断得到地下潜流的补给,因而不会枯竭。20世纪50年代测量,月牙泉水面东西长218米,南北最宽处54米,平均水深5米,最深处7米有余。

②断层渗泉。认为月牙泉南侧有一东西向的断层,断层上盘抬高了地下含水层,下盘降到附近潜水面时,潜流通出成泉。

③风蚀湖。即原始风蚀洼地随风蚀作用的加剧,当达到潜水面深度时,在新月形沙丘内湾形成泉湖。由于环绕月牙泉的沙山南北高,中间低,自东吹进环山洼地风会向上方走,风力作用下的沙子总是沿山梁和沙面向上卷,因而沙子不会刮到泉里,沙山也总保持似脊似刃的形状,这才形成沙泉共存的奇景。

④人工挖掘。认为月牙泉形状与半轮新月惟妙惟肖,好似人工刻意修饰的结果,加之古籍中有“沙井”的记载,既然称井必须是人力劳作的结果。

         2015年央视拍的大型记录片《河西走廊》共10集,( 使者、通道、驿站、根脉、造像、丝路、敦煌、会盟、苍生、宝藏 )为主题演绎。一段通往文明的道路,一部波澜壮阔的史诗,在这个春节疫情的漫长假期,无疑是带给我惊喜的一部记录影片。纪录片的真实观一直是纪录片研究的重要问题, 也在持续的争议中不停地演变。这也是我喜欢看纪录片的原因,因为它以最真实历史观承现给我们。

         这部影片突破了以往的文字讲述和专家访谈模式,完全用解说与音画牵引,通过“讲故事”的方式以及演绎河西走廊乃至丝绸之路的文化与历史。对丝路文化的全方位展现,用现代视听媒体的手段来重塑和表现历史,透过视觉影像和**话语成为一部**式讲故事的纪录片。每集约50分钟,像看一部部有意思的**,超级有趣。

        甘肃省形状犹如一只“如意”,通道全长1200里,地处黄河以西,形似走廊,人们称作“河西走廊”,形成数以亿年地壳剧变,它是通向中亚西亚地区的必经之路。在中华民族历史进程中,河西走廊关乎一个国家政治经略经贸促进、文化交融的宏图大梦,对于生活在中原的人们,打通河西走廊,前往更为辽阔的西部,是他们不变的梦想。

          这个梦想的开端源于两千年前一个帝国的开拓——西汉,此时的汉帝国已经运行了64年,年轻的汉武帝刘彻,踌躇满志的开始就谋划,一名匈奴军官被汉军俘获,得知河西走廊形势混乱,联合月氏人形成东西向联合夹击,27岁的陕西城固人张骞,官职侍从官(朝延侍卫,政事务见习官)和向导翻译堂邑父出使西域,途中被匈奴俘虏软禁9年,逼娶匈奴女子为妻,同是也给提供一个了解匈奴王朝的机会,后逃出到月氏留1年多,深入了解西域的风土人情等,未果返回时,再次成为匈奴的俘虏软禁,再次出逃东归,13年来沓无音信的张骞历尽艰难险阻神奇归来,京城惊叹,带回来西域地图和从未见过的植物种子,以及他未曾泯灭的梦想。

           张骞出使西域的壮举有“凿空”之功,他的所见所闻让汉帝国视野大开,这将是汉帝国随后在西域开展军事和外交功势的基础,也是汉武帝坚定打败匈奴的的信心。武帝封张骞为“博望侯”,张骞完成的他的历史使命,河西走廊也因此记住了这个坚忍不拔的探路者。

        年仅17岁的霍去病首次战役中率领八百骑兵孤军深入立下战功,被封为“冠军候”,他不按常理出牌,轻骑兵快速突袭的战术,用小部分精锐部队连续扫荡匈奴5个部落,越过天然草场焉支山,连续疾进500公里,最后追击到敦煌大败匈奴,大获全胜。后制定漠北之战,三路军队全线进攻,围歼匈奴。

       焉支山天然草场——山丹军马场 ,饲养良种战马,今天这里仍然是亚洲最大、世界历史最悠久的第二大军马场,河西之战后,霍去病的大军接收这片匈奴人饲养战马的梦幻之地,从此汉帝国有了理想的军马养殖基地,高原环境培养出的马匹质量远超于中原。被击溃的匈奴唱着悲痛的歌退出祁连山脉  :“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 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

       汉武帝表彰霍去病的战功,并为他建造一座豪华府第,他却上奏汉武帝说: “匈奴未灭,何以家为”。 司马迁记录了这句话,并成为流传千古的铿锵名言。19岁的霍去病和他的精锐部队纵横驰骋,历经三次河西大战后,终于全线打通了河西走廊,首次设置武威、酒泉两郡,河西走廊并入中原版图。

          北撤匈奴并未屈服,为巩固河西战果,卫青和22岁的霍去病各带大军发起“漠北大战” ,直击匈奴北部 , 一路直击到被匈奴视为圣地的狼居胥山,并率大军进行了祭天仪式, 史称“封狼居胥”。

        此时汉帝国国力强盛,继续开疆拓土,在汉武帝心中,强烈渴望建立一个“ 广地万里,重九译,致殊俗,威德遍于四海 ”的国家,张骞再次出使西域,促进了内地经济文化的交流与繁荣,奠定了对新疆的开发基础。

          年仅23岁的霍去病突然去世,短暂而光辉煌的一生,犹如一颗耀眼的彗星,光芒四射划过天宇,又匆匆消失在茫茫的夜空之中。汉帝为纪念这位爱将,将墓修成祁连山的样子,还塑有 马踏匈奴雕塑 ,在河西走廊东面兰州市依旧塑有霍去病巨大雕像,人们以这样的方式来纪念这位征战河西的英雄。

       汉帝国反击匈奴胜利河西走廊并入中国版图后,汉帝开始设置行政机构 武威 、 张掖 、 酒泉 、 敦煌 ,河西四郡相即设立。邮驿系统开始向西延展,中国是最早的有组织传递信息的国家之一,邮驿被视为“国之血脉”。

      1982年相即发邮驿工作真实形象邮票《驿使图》,国家邮驿机构被称为“置‘,它不仅是传递公文也是物资转运站还是公务往来的休息站。

       " 悬泉置 "隶属汉帝国河西重镇敦煌郡属政府机构,“啬夫”是秦帝国与汉帝国时代,县级以下官员的称谓,“置啬夫”就是这个邮驿机构的行政长官管理日常工作,由敦煌太守监督管理,并有官徒卒御37人、传车15辆、传马40匹、还有官牛官车。

         故事通过悬泉置来展开, 常惠 祖籍山西,是横跨武帝、昭帝、宣帝三朝的外交活动家,曾和苏武出使匈奴,缓合匈汉冲突,被匈奴扣留19年未曾妥协,表现出非凡的智慧和才干被释放回家,再次回到长安,他5次经过悬泉置所发生的故事。为加强和西域各国的交流,武帝采取和亲政策,积极响应乌孙国派楚王的孙女解忧公主和亲,从此女子也在为帝国的发展稳定做出重大贡献。

       汉帝国经过409年的统治之后,最终崩溃了,中原历经三国时期的混战,西晋王朝的短暂统一,司马氏王朝家族内部为争夺中央政权爆发混战。

       西晋末年,张轨主动调入武威任刺史,姑臧县,张轨家族世代转攻儒学著名,采取中原注教化,招收500弟子开办学。流传着首歌谣:“ 秦中川、血没腕,唯有凉州倚柱观” 。

      中原 “永嘉之乱 ”,中原限入三百多年的大分裂大混乱的格局中,河西走廊因为地处偏远没有受到太多冲击,大量人口迁徙而至。后有大儒 郭荷 (今天甘肃秦安人,出身儒学世家)迁徙过来, 除了追随他的弟子还有极为珍贵的数代家传的经史典籍。

      张轨家族在河西割剧一方建立”前凉“的政权,后代曾孙前凉王”张祚“明面广泛征求儒学名士支持,并不是发自内心的真正尊崇学问,而是给太子授课。被请的郭荷和宋纤(敦煌效谷人,在酒泉南山钻研儒学开馆讲学,学生多达3千人 规模堪比孔子)被逼出山后,最终选择以绝食自尽的方式保全学者的自由和声名,84岁的郭荷辞世。

       弟子 郭瑀 传承,写下了《春秋墨书》《孝经错纬》,希望著作为后世所用,招收弟子讲学,学习之余在马蹄山开凿石窟,这座只为安身而建的马蹄山石窟在并不遥远的未来成为中国重要折佛教造像圣地,开凿 马蹄寺石窟群 后来成为佛教文明的一大圣地,同时也成为儒家与佛教两大文化交汇的见证。

      前凉被灭近80年的统治结束,河西走廊归前秦国君主 苻fu坚 统治,为完善前秦国的礼仪制度,崇尚儒学的 苻坚 让当地选派300名学子在郭瑀门下求学礼制,传播圣人思想,是儒家门生的责任和义务,汇集弟子子几千人。之后一大批大家纷纷开馆收徒,河西儒学教育蔚然而起。

        氐族贵族吕光割剧凉州,建立政权史称”后凉“,郭瑀弟子 刘昞 (敦煌人)成为河西士林的领袖,时任敦煌太守 李暠hao (陇西成纪人—天水秦安人”李广十六世孙“)在敦煌自立,建立”西凉“政权,文化事业的发展不仅保留了中原传统儒家文化,也造就了大批著名学者,李暠通晓经学,擅长文艺,他的《 述志赋 》流传至今,文章里深入剖析自己的内心世界,留下一个政治家力图统一河西,恢复中原的胸怀抱负,同时也留下了内心的纠结与选择。

        李暠请刘昞出任西凉主管文教 ” 儒林祭酒“。后被”北凉“所灭 , 在酒泉发现” 西凉王李暠墓“是河西走廊规模最大的墓葬 。 刘昞一生著述不下120卷,是五凉时期学术著作最多的学者。 此的河西走廊学术文化空前繁荣,并形成了与中原地区相对应的地域文化系统,学术、散文、诗歌、词赋为主的” 五凉文学 “。

       失传已久的西晋以前的古籍和刘昞等河西本士学者的著作贡献给东晋朝廷进献了154卷典籍,其中《人物志》在河西走廊保存下来并传回江南。

         北魏拓跋氏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河西走廊结束长达140年统治首次统一,推行汉文化,儒学受推崇,汉文化随之东迁,大兴儒风,积极参与北魏鲜卑政权文化转型和政治改革,形成大一统的局面,河西文化与中原文化、江南文化并列,成为隋唐文化的渊源。 武威文庙是儒学传播繁衍的印证。

       河西走廊百年风云被刘昞记录在十卷本的《敦煌实录》与十卷本的《凉书》中,后被 北魏孝文帝誉为”德冠前世 蔚为儒宗“。

       鸠摩罗什生于西域龟兹国,父亲是从印度迁徙到西域的贵族后裔,母亲是龟兹国王的妹妹。鸠摩罗什天资聪慧七岁时出家,他十二岁时可以开坛讲法,名声大震西域各国。吕光建立后凉,迎接鸠摩罗什被软禁17年,后秦高祖姚兴推崇佛教和儒学君主亲迎鸠摩罗什入长安城,年纪58岁,姚兴在长安城组织了译经场,故有“三千弟子共翻经”,其中重要的有《大品般若经》、《妙法莲华经》、《金刚经》、《维摩经》、《阿弥陀经》、《中论》、《百论》、《十二门论》等。

       “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就出自鸠摩罗什翻译的《心经》 ,鸠摩罗什,意译为“童寿”,是中国佛教八宗之祖,后世尊称为“千古一僧”,也是第一个走过河西之人,他与真谛、玄奘、义净和不空被称为汉传佛教五大译师。年终70岁在长安圆寂。

         而后所描述的昙无谶(tán wú chèn)凉州城讲法、昙曜(tán yào)造像、刘萨诃(liú sà hē) 瑞像寺 (今为 圣容寺 )-是一座唯一自然形成的大佛的传奇故事。   昙曜,一个杰出的佛教徒,一个出色的寺庙建筑工程师和一个富有热情的幻想家,天梯山在武威城南,是祁连山东线的一条支脉, 天梯山石窟是中国历史开凿最早的石窟。

          历经数百年的动荡,隋炀帝杨广重新统一天下,他也是唯一一个亲自踏入河西走廓的中原帝王,站在走廓城墙上看到这条走廓的重大意义,河西走廓也迎来了历史机遇。

甘肃文化·丝绸之路的西陲孔道·河西走廊与河西四郡

(1) 丝绸之路的咽喉地段——河西走廊

河西走廊是丝绸之路的咽喉地段,是甘肃境内丝绸之路交通网的汇集地,条条道路尽管有不同的走向及途经地区,但最终大多向一个方向靠拢,进入河西地区,成为一条主要通道,这与它独特的自然地理条件有关。河西走廊东起乌鞘岭,西到敦煌,东西长约一千二百公里,南北宽一百至二百公里,像一条狭长的走廊。走廊的南面是著名的祁连山(又称河西南山),终年白雪皑皑,不易翻越,而祁连山以南地区,亦是崇山峻岭,道路艰难。走廊的北面则是龙首山、合黎山、马鬃山(又称河西北山),这些山的外面就是腾格里沙漠、巴丹吉林沙漠等渺无人烟的区域。在古代交通工具不甚发达的情况下,全靠人走马行翻山越岭,穿过沙漠,都是极其艰险的。而中间则地势平坦,祁连山融化的雪水灌溉着土地,形成了一个水草丰美、可农可牧的区域。由于河西独特的自然条件、优越的地理位置,所以自古以来东来西往的行人商队,大多都通过这条走廊,河西走廊成为一个天然的平坦通道。

(2) 丝绸之路重镇——河西四郡

丝绸之路正式开通之前,河西走廊属匈奴领地,匈奴休屠王、浑邪王等所属部落在这里游牧。前121年,浑邪王归降汉朝,汉朝 先后在河西设置酒泉、武威、敦煌、张掖四郡,通称河西四郡。从此河西走廊成为中原地区通向西域的著名通道,也是中外文化交流汇集地,中外贸易的中转站与贸易中心之一。

①河西都会凉州。武威地处河西走廊的最南端,是丝绸之路进入河西走廊的门户。汉武帝时在武威置郡。武威郡城最初是由匈奴建筑的,匈奴称为盖臧城,汉代人讹称为姑臧。东汉时将武威郡治从汉时的今民勤县东北迁至姑臧,所以姑臧也称武威。曹魏时期,凉州刺史移驻这里,武威又称凉州。武威地扼河西走廊入口,地势重要,为兵家必争之地,也是东西交往,中外贸易的重镇。西汉时“天下扰乱,唯河西独安”,“而姑臧称为富邑”(《后汉书·孔奋传》)。武威“地广人稀,水草宜畜牧,故凉州之畜为天下饶”(《汉书·地理志》)。晋永嘉之乱后,凉州无大动乱,生产比较稳定,人民争逃凉州,成为豪富麇集之地。唐武则天时,郭元振令部下屯田,凉州“积军粮十余年,牛羊披野”(《张掖县志·仕宦》)。武威蚕桑业发达,盛产白绫,既是贡品,又是外销产品,运销西域诸国。由于武威等地的生产、贸易有很大发展,“通货羌胡,市日四合(一般为一日三集,此地一日四集),每居县者,不盈数月辄致丰积”(《后汉书·孔奋传》)。贸易繁荣,武威成为丝绸之路上的一个大的贸易集散点。当时武威有许多外国商人异常活跃,远在咸海之滨的粟特国(隋唐时的康国)商人也不远万里来到武威进行商贸活动。“粟特国,在葱岭之西,古之奄蔡,居于大泽(咸海)……其国商人先多诣凉土贩货”(《魏书》卷一○二)。由于西域商人云集到武威,他们携带来大量的钱币,以致在南北朝时,武威通用西域的金银货币。唐代,武威成为名副其实的国际交往的中心城市之一。由于军事、政治地位的重要,特别是当时人口众多,物产丰富,北通突厥,南达吐谷浑、吐蕃等地,一些胡商长住这里从事转手贸易,武威出现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玄奘经过武威时,亲眼目睹了武威的繁盛,称赞“凉州为河西都会,襟带西蕃、葱右诸国,商侣往来,无有停绝”(《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一)。开元、天宝年间,由于丝路畅通,武威贸易兴盛,唐代一些诗人也在他们的诗作中描述了武威的盛况。元稹在其《西凉伎》中写到:“吾闻昔日西凉州,人烟扑地桑柘稠。葡萄酒熟姿行乐,红艳青旗朱粉楼。”天宝初,岑参曾在河西节度使高仙芝幕下任职,他在《凉州馆中与诸判官夜集》一诗中,描述武威“弯弯月出挂城头,城头月出照凉州。凉州七城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反映了武威的人口众多。当时人口已超过十万以上,其中有不少胡人留居凉州。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有一首《西凉伎》的诗歌,诗中曰:“西凉伎,西凉伎,假面胡人假狮子。……紫髯深目两胡儿,鼓舞跳梁前致辞。”胡人的舞狮也称为“西凉伎”,李端《胡腾儿》诗中也谓:“胡腾身是凉州儿,肌肤如玉鼻如锥”。从南北朝时期出现的西凉乐,到隋唐时期的“西凉伎”、“凉州儿”,都是中原与西域地区文化交流融合的产物,“西凉”、“凉州”在当时已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象征。

②“张国臂掖”的河西重镇张掖。张掖是丝绸之路重镇,位于河西走廊中心,北部的居延及沿长城一线,是走廊中部抗击匈奴的主要军事支撑点。张掖之名意为“断匈奴之臂,张中国之掖”。汉武帝设张掖郡,以 得城为郡治( 得城原是匈奴 得王所居之地),所以 得城又叫张掖,位于今张掖城西北。十六国时,沮渠蒙逊建立的北凉(401—439)就以张掖为都。西魏、北魏和北周时,这里又设甘州州治,所以又称甘州。唐末五代时,回鹘族在这里建立政权,被称为甘州回鹘。西夏时,甘州称为镇夷郡。元代在张掖设置甘肃路总管府、甘肃等处行中书省。明代一度曾是陕西行都司(辖河西各地)的治所。

张掖是古代河西丝绸之路交通线上的重要十字路口,东西有直通长安、中亚、西亚的丝绸大道;南北有从西宁、居延至北方蒙古的草原丝绸之路,这两条通道都以张掖为枢纽,在中西交往中起过重大作用。张掖又是我国早期民族交会的中心,月氏、乌孙、匈奴等民族都曾在这里繁衍生息。中亚昭武九姓国人,都认为自己的祖先来自张掖县西北的昭武(在今临泽县鸭暖、板桥乡一带),反映了张掖地区与中亚所固有的内在联系。特别是在隋朝时,张掖成为国际贸易市场,“西域诸国悉至张掖交市,帝令矩护视”(《新唐书·裴矩传》)。大业五年(609)6月,隋炀帝亲到张掖,会见西域二十七国使臣、商人,中外贸易达到 。甘州回鹘建立政权后,张掖又成为西域回鹘商人进入中原的落脚点,甘州回鹘以张掖为基地,与中原王朝进行贸易,维护了丝路畅通。

张掖水源丰富,有河水、泉水、山谷水等多种水源灌溉万顷良田,是河西的主要农业区,也是重要牧区,自古有“金张掖”之美称。张掖稻米久享盛名,早在武则天时期,甘州刺史李汉通就在张掖屯田栽种水稻,黑河之畔的乌江大米,更是闻名遐迩,古今称道。因为盛产稻米,所以古甘州酒店擅长用米酿酒,有一种大米酿成的缸子酒,掺入黄酒、鸡汤,再截张掖泽边丛生的芦苇杆为筒,客人据管而吸,这种古老的酒和喝洒法被杜甫誉为“芦酒”(陈良《丝路史话》)。张掖水稻成为诗人歌颂的题材,明代郭绅《观刈稻诗》赞美道:“甘州城北水云乡,每至秋深一望黄。穗老连畴多秀色,实繁隔陇有余香。”据文献记载,古张掖城四周平畴绵延,阡陌交错,泉流映带,沼泽湾回,芦苇丛生,水草交横,池塘种植莲藕和养鱼。元代张掖人燕不花在他的《竹枝词》中描绘了张掖酷似江南的秀色景象:“湖头水满藕花香,夜深何处有鸣榔 郎来打鱼三更里,凌乱波光与月光。”张掖既是“张国臂掖”之地,也是景色秀美的鱼米之乡。

③河西保障之襟喉——酒泉。酒泉位于河西走廊的西部,是丝绸之路上的另一重镇。前121年,汉武帝设立酒泉郡,郡治在福禄。《河西旧事》曰:“福禄城,谢艾所筑,城下有金泉,味如酒,故曰酒泉。”十六国时,西凉迁都到这里,北魏时属敦煌管辖。隋初,将酒泉改为肃州,州治在福禄县,福禄又称肃州。隋末,福禄县又改为酒泉县。五代北宋时,是甘州回鹘的中心地区,西夏时为番和郡。酒泉是“诸夷入贡出师往来之道”,“戎羌通驿之途”,是保障丝绸之路安全的军事前哨之地,汉代对匈奴的几次用兵均出自酒泉。据说当年霍去病率兵攻打匈奴来到这里,汉武帝赐酒为他庆功,因人多酒少,遂将酒注入泉内与将士共饮。现在酒泉城东泉湖公园内有一亭,亭侧有泉,即其地。酒泉是河西丝绸之路上的重要通道,晋代谢艾所筑福禄城现存一东城门楼,即现在的酒泉鼓楼。鼓楼四面题刻着“东迎华岳”、“西达伊吾”、“南望祁连”、“北通沙漠”,说明了酒泉在中外交通中的重要地理位置。

明代是丝绸之路再度复兴繁荣的时期,酒泉在明代丝绸之路上有着特别重要的地位。酒泉是西方商贾荟聚之地,哈烈(在今阿富汗西北赫拉特一带)曾派使者和商贾多人经酒泉来到北京,当时许多西域商人、使臣都从肃州启程向东。自元朝以来还有许多撒马尔罕、喀什噶尔人在这里经商,娶妻生子,俨然土著。《明史·西域传》说:“元时回回遍天下,及是居甘肃者尚多,诏守臣悉遣之。”酒泉是古代军事要地,也是交通西域诸国的重镇。

④华戎所交一都会——敦煌。敦煌是汉唐时期军事重镇和国际要邑,地处河西走廊的西端,三危山、鸣沙山在它的南面,北面是戈壁,中部是党河下游所冲积的一块平原。

中国古籍早就对敦煌有过记载,《尚书·禹贡》载,“黑水西河惟雍州”,马端临在《文献通考》卷三二二解释古雍州条时将敦煌置于古雍州境内。我国许多远古神话传说中也都不约而同地涉及到敦煌这个地区,如《淮南子·主术训》说:“昔者神农之治天下也,……其地南至交趾,北至幽都,东至旸谷,西至三危,莫不听从。”《尚书·舜典》载:“流共工于幽州,放欢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李吉甫指出:“三危山在县(敦煌县)南三十里,山有三峰,故曰三危,《尚书》‘窜三苗于三危’,即此山也。”(《元和郡县图志》卷四十)从这些记载来看,远古时代,敦煌就与中原地区有联系。到夏商周三代,敦煌属古瓜州范围,《禹贡·山水泽地篇》注曰:“杜林云,敦煌古瓜州也,州之贡物,地出好瓜,民因氏之。”

从战国到秦汉,活动在敦煌地区的主要是月氏、塞种、乌孙等民族,而月氏最为强大,到秦汉之际,活动在这一地区的主要是月氏和乌孙。西汉初,匈奴强大,赶走乌孙、月氏,占据了河西。汉武帝即位后,抗击匈奴,河西走廊归入汉朝版图。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分武威、酒泉地置张掖、敦煌郡”(《汉书·武帝纪》)。

敦煌自古以来就是中西交通要道,裴矩在《西域图记》中曾指出去西域的道路有三:北道、中道、南道,但每道都“发自敦煌”,因此他说:“总凑敦煌,是其咽喉之地。”(《隋书·裴矩传》)唐代李吉甫解释“敦煌”二字:“敦,大也,以其广开西域,故以盛名”(《元和郡县图志》卷四十)。指出敦煌在中西交通及西汉边防上具有重大意义,是极其重要的“咽喉”地区。

敦煌是东西方文明的荟萃之地,敦煌最先受到佛教传入的影响,成为我国早期佛教的中心之一。北魏初年,敦煌已布满佛教寺院,唐代达到极盛,佛教大寺至少有十六所,僧尼达九百余人(《敦煌资料》第一辑)。虔诚的信徒们不仅建寺院,挖洞窟,塑佛像,绘壁画,形成灿烂的敦煌佛教艺术。佛学高僧远在这里从事佛经的翻译,使敦煌成为我国早期佛典的翻译要地,留下了丰富的佛教典籍和其他古文献。敦煌历史地理、敦煌遗书、敦煌石窟艺术、敦煌学理论,这一切构成了一门国际显学——敦煌学。敦煌是历史上华戎交会一都城,也是今天闻名遐迩的敦煌学的诞生地。

上次说了“关”――古籍中常说的“关内、关外、关中、关东”指的都是哪些地方?,这次我们来说说“河”。其实在先前小编的这篇文章两山,两河,两湖,两广中的“山河湖广”分别指的是什么当中已经讲到了一点儿,这次把它拿出来单说。

河,在古代一般特指黄河,而其他的江河一般都称之为水,例如渭水、漳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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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

河东、河西

对比河南、河北,简单的理解也就是泛指黄河以东、西。但它们的意思在古代有过变化。

河东,恐怕各位第一想到的就是“河东狮吼”吧,因为这个故事的女主人公姓柳,而河东正是柳氏的郡望,所以以此代称。这就和韩愈被称作“韩昌黎”是一个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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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东狮吼》剧照

秦汉时期指河东郡地,在今山西运城、临汾一带。唐代以后泛指山西。明朝学者顾炎武在《日知录》第三十一卷称:“河东,山西一地也”,例如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柳宗元出生在山西,所以世人又称之为“柳河东”、“河东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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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东郡

河西,在春秋战国时,指的是今山西、陕西两省间黄河南段以西地区,约在今天的陕西省的韩城、合阳、大荔一带。

汉、唐时多指甘肃、青海两省黄河以西的地区。唐玄宗时期在凉州设置的河西节度使管辖就是这一片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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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西郡

另外在历史或地理书上我们经常能看到的一个词――河西走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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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西走廊

它是中国内地通往西域的要道,甘肃省西北部狭长堆积平原,位于祁连山以东,合黎山以西,乌鞘岭以北,甘肃新疆边界以南,长约1000公里,宽数公里至近二百公里,自古以来就是富足之地,兵家重地。

河内

这个河内当然不是越南那个城市,越南的河指的是中越两国的跨境水系红河。

在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中记载:“昔唐人都河东,殷人都河内,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国各数百千岁。”所以河东、河南、河南并称“三河”,为天下之中,亦是“中原”的代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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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河”地区

当然,“三河”都有广义狭义之分。河内在广义上泛指黄河中游北面的地区,约相当于今豫北地区。狭义则专指河内郡(今沁阳)。

另外补充一点:在我国古代,阴阳可以用来指代方位,山南水北谓之阳,反之为阴。比如沁阳,即沁水之北。

原因是在黄河中游一带在北回归线以北,终年都不会有太阳直射,阳光只会从南面照射过来,所以山的南面有阳光为阳;而北面则为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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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阳与山阴

水是因为由于地球引力和地势的关系,河水水流的侵彻力使得南岸容易被侵蚀,变得相对“潮湿”,所以水的南边被称为阴。这一说法后来逐渐传开扩大到个整个中国。这也反映了古人对温度和湿度的认知。

河套

始于明代,指的是被黄河呈“几”字形套入其中的整个鄂尔多斯高原和部分黄土高原。因其地历代均以水草丰美著称,故有民谚“黄河百害,唯富一套”,《明史》对其的描述是“地可二千里。大河三面环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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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套地区

黄河九渡的历史故事。

这是成吉思汗攻灭西夏的最后一战。当时,成吉思汗由河西走廊进兵途中不幸坠马受伤,认为不太吉利,遂有退兵之意。于是遣使前往西夏,责问西夏无端之处,以便找个撤兵的台阶。哪知西夏国主不知实情,看到成吉思汗大兵压境,一场灭顶之灾不可避免,只好硬着头皮说强硬话。

成吉思汗乃性格刚烈而心胸狭窄之人,他忘不了1218年西征中西亚及欧洲时,要西夏随同出兵,夏主拒命,大臣阿沙敢不蔑视说:“力既不足,何以为汗。”成吉思汗远征欧洲七年,日夜不忘西夏君臣奚落之言,现在面对自己如此强大的军力,西夏还同过去一样傲慢、轻蔑。

听到西夏不肯示弱的回答,成吉思汗怒火中烧,这就出现了史书上说的“扶疾进兵”,带着疾病指挥大军越过沙坡头,到达黄河九渡,攻占了应理(今中卫市沙坡头区)等县。“九渡”,应是成吉思汗大军在中卫由黄河北岸渡到黄河南岸时的渡口名称。

中卫地区的先民很早就开发了黄河水运,利用木筏、羊皮筏子在黄河上从事运输。木筏和羊皮筏子比较灵活,在黄河边随处都可以停靠,木船载重量大,但木船停靠必须有码头(渡口),渡口的出现,标志着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达到新的高度。

成吉思汗时期的“黄河九渡”以及北魏刁雍时期的中卫渡口,说明在很早以前,中卫经济发展就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扩展资料

历史人物

1、大禹

禹治理九州北起帝都冀州,治理了衡水、漳水、黄河、淮水等;南至荆州,治理了长江、汉水等;西至三危山地区(今甘肃境内,敦煌县东),治理了黑水、渭水等;东至扬州,治理了松江、钱塘江、浦阳江等。

禹不仅治理河流,共疏导了九条大河,还在一些地区修筑了堤防。此外,禹还开通了九条山脉的道路。并在治水的过程中,平定了南方九黎三苗的侵扰。从此,黎、苗不再北侵,长江中游处于安定时期。

2、林则徐

以虎门销烟名闻天下,但很少有人知道,他在治水方面也是个“能人”。嘉应观建成106年后的1831年,林则徐出任河东道河道总督,负责黄河中下游防汛。林则徐沿黄河两岸千里巡视,检查防汛物资储备,“无一垛不量,无一厅不拆”。

查到谁弄虚作假立马撤职查办。道光皇帝夸他:“向来河工查料垛,从未有如此认真者!”鸦片战争失败后,林则徐被发配新疆。这时候黄河又在开封决了口,束手无策的皇帝急忙把林则徐调回来堵口。百病缠身的林则徐到开封后精心设计堵口方案,并与民工一起打桩抬土,最终堵上了决口。

尽管回族主体的形成是到了元代才开始的,到了元代之后才有大量的被称为回回人的中亚各族穆斯林的东迁,但从共同的居住区域门“蕃坊”人共同的语言(通用汉语并夹杂有阿拉伯语或波斯语等词汇入共同的心理素质(属穆斯林)和共同的经济生活(大多数经商)来看,唐宋时期与汉族和其他民族互通婚姻的“五世土生蕃客”们,或者说两往后出生的六世、七世、八世蕃客后裔,虽不能与今天的回族完全相一致,但按早期回族来理解也是比较准确的。因为在元代之前,这些早期回族的人数已具备相当规模。在宋元之交的词家周密的《齐东野语》中记载着1236年(南宋理宗瑞平三年)蒙古军进攻襄阳时,宋襄阳的宋军中有回回兵。周密的《癸辛杂识》续集下《盗马踏浅》条,记载着1274年(南宋度宗咸淳十年)蒙古军渡江南时,宋军中的回回兵,常从江水浅处潜渡至江北盗蒙古军马,有时所盗马多至三、四百匹。从所盗马数可知此兵不在少数。另据宋无名 氏《昭忠录》记载:“1235年(南来理宗瑞平二年),蒙古太子阔瑞率兵五十万,由宝鸡南面的大散关南攻。宋将曹友闻率兵在西州(今陕西勉县)南大安(今宁强县北人鸡冠山、回回寨一带拒战

曹友闻是甘肃天水人,为宋初名将曹彬之后,先任天水军教授。1234年蒙古军灭金后,宋政府令曹友闻招募忠义军备防。曹所招的兵中有一部分是投降蒙婢的金将武仙、汪世显部下的回回西夏十八族中不肯投降的官兵。蒙古军灭西夏在1227年,在此之前的一个长的时期中,说明西夏境内已形成了早期的回族。所以,《昭忠录》中记载曹友闻所招募的忠义军中有回回兵,且称之为族,是有一定道理的。当时官都曾消灭蒙古军10余万,从中也可估计出回回兵不在少数,再加上已有回回寨的地名。说明回族确实已初步形成。另外,由于北宋时西夏本身占据着丝绸之路的大动脉河西走廊,所以中外商人中穆斯林很多。早在10世纪前半期,伊斯兰教的呼罗珊王阿布·哈森·纳沙尔(913—942年),曾企图杀掉在撒马尔罕的五百摩尼教徒,高昌回鹘王知道后,派人警告说:“在我国中伊斯兰教三倍于在你国中的摩尼教徒J果你们杀死一个摩尼教徒,我将把国中的伊斯兰教徒加以监视,甚至杀了。”(见阿拉伯人奈丁《群书类述入马苏第《黄金草原》、福虑格尔《摩尼师及其著作》等书》事情发生在五代时期。说明紧连河西走廊的吐鲁番等地,已分布有大量的穆斯林。]元曲中有演宋、夏战争的《狄青复夺衣袄东》一剧,剧中就有河西回回兵。在西夏灭亡(1227年)不到半个世纪时,马可波罗来到河西走廊,当时敦煌、张掖等地都居住着伊斯兰教徒。所以有的学者认为,中原回族形成的时间不迟于十二世纪晚期,而长安等地回族的形成可能更早些。这种观点不无道理。

在元代以前形成的早期回族的问题上,这里需要补充两点。一是由于唐宋时期的早期回族和回族先民形成回族的条件和机遇没有元代那样的大环境优越,所以当时许多穆斯林的后代,包括“五世蕃客”们汉化的现象比较严重,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事实却是存在的,包括许多早期回族穆斯林的后代,甚至这些有阿拉伯、波斯血统的回族名人本身就有浓郁的汉文化气息,由于当时这些后代与伊斯兰文化联系不多,所以受汉文化影响大,相当一部分的唐宋穆斯林后代(包括穆斯林名人的后代)融人了今天的汉族。还比如,在西安近郊的汉族中,康、安、曹、米、何等姓为数不少,古代就有人研究其得姓渊源的。如《通鉴》卷248武宗会昌六年条有“夏州节度使米暨”,注:“米姓出于西域康居,枝庶分为米国,复人中国,子孙遂以为姓。”

又如宋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辨证》说:“西域米国胡人人中国者,因以为姓。”近代也有人对西安汉族中的康、曹、史、安等姓氏进行过研究,认为皆出于九姓胡。而从明清两代在西安地区留存的有关回族伊斯兰教的碑石看,立碑人多为安、石、米、何等姓。另一方面,西安回民中安、米、何姓较多,至今仍为大姓。而在西安近郊的一些地名中,有南、康村、史家湾、曹家庙、南J何村等,而米家崖、东、西曹里村在清末回民起义迁出前一直都是回族村可见早在唐宋时期,由于互通婚姻等原因,就形成了“回回中有汉人,汉人中有回回”的局面。二是按照阿拉伯、波斯中亚等地商人在中国长期发展的情况看,逐渐在中国形成一个新民族是完全可能的。但回族整体和主体的全面形成却是由于蒙古贵族的西征,回国人的东迁,从而构成回回民族今天的大体框架和结构分布,所以说,今天回族的祖先不只是唐宋穆斯林商人的后裔,更多的则是蒙古西征军强迫东移的大量的穆斯林后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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