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论衡》中有“司南之杓，投之于地，其柢指南”。杓可通勺，故王振铎先生认为司南是磁勺子，这是司南磁勺子的最重要证据。但杓有第二读音，念biao(同标），指北斗柄三星，又称为玉衡。《甘石星经》有“杓三星为玉衡。柢通底，指北斗底的璇玑二星，所以刘秉正先生认为《论衡》中的司南应解释为北斗，当北天的北斗的勺柄指向地面（北方）时，勺底的二星指向南方。

2 唐 韦肇《瓢赋》中有“挹酒浆则仰惟北而有别，充玩好则校司南以为可”之语。王振铎先生认为句中惟北是北斗，司南可充玩好，是器具，又与瓢和北斗的形状相似，是司南是磁勺子的有力证据之一。但刘秉正指出惟北一词出自《小雅·大东》，原文有“维南有箕，不可以簸扬。维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浆。维南有箕，载翕其舌。维北有斗，西柄之揭。”根据有关对诗经的注释，如《孔疏》以及朱熹，余冠英等的解释，惟北应是南天的斗宿（二十八宿之一），因其在箕宿之北，故称为维北，故有“南箕北斗”之语（成语指名不副实）。而西柄之揭正说明维北是南斗，因其在南天，斗柄指向西方。故刘秉正认为司南是北斗与惟北是南斗相对应。而“校”通“较”，说明司南不能充当玩好。这与《小雅大东》的修辞是一致的：天上的星宿有名无实，不如人间的瓢有实际作用。

3 《鬼谷子·谋篇第十》中有“故郑人取玉也，载司南之车，为其不惑也。夫度材量能揣情者，亦事之司南也”。《鬼谷子》不见于《汉书·艺文志》，一般认为是六朝人的伪作，晋时的皇甫谧曾为之作注，有人认为, 可能就是他作此书而托名鬼谷子。今本有“必载司南之车”，而梁·沈约的《宋书·礼志》引《鬼谷子》曰“必载司南”，无“之车”二字。王振铎先生以及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戴念祖先生认为“载”意“装载”，可知司南为器物，是磁勺子，可装载于车上，起指南的作用。而《宋书》成书较早，今本不足信，故应取“必载司南”。这是司南是磁勺子的另一重要证据。而刘秉正先生认为“载”作“乘坐”之意。如《史记﹒河渠书》：“陆行载车，水行乘舟”。另古人引用文献时删减字时常发生，而添字倒少见，而且宋《太平御览·车部四》引《鬼谷子》有“必载司南之车”，且前后引文都是说指南车，而且分类于车部， 可知司南是指南车。唐·欧阳询《艺文类聚·卷八十三·宝玉部上》中记载“鬼谷子曰：郑人之取玉也，必载司南之车，为其不惑也”。梁·萧统《文选·赋丙 》有“俞骑骋路，指南司方”。唐·李善注文选“指南，指南车也。《鬼谷子》曰：郑人取玉，必载司南之车，为其不惑也。” 李善是唐高宗时人，这说明初唐时的《鬼谷子》版本有“之车”二字，。《宋书》传至北宋, 也有散失, 今本《宋书》是以后经人取《南史》等加以补足的。而且《宋书》中引《鬼谷子》的前后文也都是谈论指南车的。由此可知《鬼谷子》原文应为“司南之车”，《宋书》引《鬼谷子》时删掉了“之车”二字，因为司南就是指南车。“之”字在古文中有时只起到调节音节的作用，而无实际意义。故“必载司南之车”应译为“必乘坐指南车”。此处的指南车是机械装置的，不应解释为磁勺子。

4《韩非子·有度》一文是司南的最早记载，磁勺说支持者引以为论据。《韩非子·有度》原文为“夫人臣之侵其主也，如地形焉，即渐以往，使人主失端，东西易面而不自知。故先王立司南以端朝夕，故明主使其群臣不游意于法之外，不为惠于法之内。”这里“东西易面”、“朝夕”过去一直被释为“东西方向”，这是司南是磁性指向器的证据之一，《司南指南文献新考》作者认为在这里都应该是引申意思，不能只从字面上去解释。这段文字的前一段“如地形焉”正说明了是一种比喻，“东西易面”应是比喻朝纲不稳，指人主逐渐失去对朝政的控制而致君臣权力倒置而不自知。“朝夕”除了东西方向外，还可解释为早晚朝见或君王早晚听政。《小雅·雨无正》：“邦君诸侯，莫肯朝夕。”郑玄笺：“王流在外，三公及诸随王而行者，皆无君臣之礼，不肯晨夜朝暮省王也。”又如《周礼·夏官·道仆》：“掌驭象路以朝夕。”陆德明释文：“朝夕，直遥反。”孙诒让正义：“注云‘朝夕，朝朝莫夕’者，《乡饮酒义》云：‘朝不废朝，莫不废夕。’注云：‘朝夕，朝莫听事也。’”所以后一段“故先王立司南以端朝夕”是解决“人臣之侵其主”导致无君臣之礼的朝纲不稳的措施，不再是纯比喻，司南如解释为磁性指南工具，则似与语句不合。元·何犿注《韩非子》“司南即指南车也，以喻国之正法。”前已指出汉末前没有指南车的记录，很难想象“先王”会制造指南车，司南是北斗的话，其本身就有纲维、法或官职的意思，所以“立司南”即立法或设立官职，“端朝夕”就是端正或稳定朝纲，而不是定方向。另外《太平御览·卷六百三十八·刑法部四·律令下》中引《韩非子》为“故先王立教，司南以端朝夕，明王使其群臣，不游意於法之外，不为惠於法之内。”其与今本《韩非子》有所不同。御览多了“教”字，少了“明王”前的“故”字。这样司南的意义又有不同。御览注：“虎所以能服狗者，爪牙也；使虎释其爪牙，使狗用之，则虎反服於狗矣。人主者，以刑德制臣也，今君释其刑德而臣用之，则君反制於臣矣”。立教当为立刑德，“立教”在这里符合上下文逻辑。《韩非子·五蠹》：“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所以教就是法。司南则不是名词，这里“司”似应是动词，可解释为掌管。“南”有以南为尊之意。全句应为“先王立法（刑德），执掌天下以正常的早晚听政（端正朝纲）”，而后面的“其群臣不游意于法之外”等文字是对“立教”进一步解释，所以没有“故”字。这样前后文就容易解释了，而且也符合韩非子的法家思想。但应注意的是御览的引文有时与通行的原书不同，有时也有今本所无的，所以“教”字是今本《韩非子》所丢失的，还是御览后加的，还应加以考证。但御览的这种解释比流行的原文更符合韩非子的法家思想。

5 北魏·温子升《定国寺碑》：“幽隐长夜，未睹山北之烛；沉迷远路，讵见司南之机。”《司南指南文献新考》作者认为此处司南解释为北斗。北斗又称为“斗机”。斗机指北斗七星的第三星，名天机或天玑。亦泛指北斗。如蔡邕《青衣赋》：“南瞻井柳，仰察斗机。”晋·虞喜《志林》“黄帝乃令风后法斗机，作指南车。”唐·杨炯《彭城公夫人尔朱氏墓志铭》“若夫阴山表里，冲北斗之玑衡。”所以“司南之机”即为“司南机”、“斗机”或北斗的天机星。北斗有指南定向作用，如《淮南子·齐俗训》“夫乘舟而惑者，不知东西，见斗极则寤矣。”唐·崔融《拔四镇义》“夜视斗柄，以辨方隅。”这些引文表明北斗确可以指方向。“磁勺”和“指南车”在这里不符合句意，如释为磁勺、指南车，却不应该用“见”；而且“机”无法与磁勺搭配，“机”可有多种解释，可释为机械、机括等，也可释为机要、机密、征兆等抽象的名词，但都与“见”难以匹配。所以全句应解释为“遥远的迷途中，怎能看得见北斗星（来指明方向）”。

6梁·吴均《酬萧新浦王洗马诗二首》：“思君出江湄，慷慨临长薄。独对东风酒，谁举指南酌。崇兰白带飞，青䴔紫缨络。一年流泪同，万里相思各。胡为舍旃去，故人在宛洛。”这里的指南应是勺型或斗型，可以盛酒，磁勺说的支持者可能认为“指南”是磁勺子。《司南指南文献新考》作者认为“指南”与“东风”相对，东风是自然现象，前后文的“江湄”、“长薄”、“崇兰”和“青䴔”等都是自然之物或景观。指南解释成人工制的磁勺子有些不伦不类，而且也难以与东风相对。他们认为“指南”解释成北斗则较为贴切，北斗与东风正相对，而且北斗在古诗文中经常被用于酒具，如《楚辞·九歌·东君》：“操余弧兮反沦降，援北斗兮酌桂浆。”后汉·崔骃《汉明帝颂》：“运斗杓以酬酢，酌酒旗之玉卮。”李白《短歌行》：“北斗酌美酒，劝龙各一觞。”很难想象这里会用磁勺子当酒具。

　鬼谷子，名王诩，又名王禅。春秋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谋略家，兵家、教育家，是纵横家的鼻祖，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极具神秘色彩的人物，被誉为千古奇人，长于持身养性，精于心理揣摩，深明刚柔之势，通晓纵横捭阖之术，独具通天之智。他的弟子有兵家：孙膑、庞涓、尉缭子；纵横家：苏秦、张仪、毛遂、被誉为商圣的范蠡等。

　　明代只有宋濂《诸子辩》对鬼谷子名王利( 一作诩、栩) 之说, 认为“妄矣”，说鬼谷子是“无姓名、里居”。

“鬼谷子”神秘而又变幻莫测。在明清的小说中，鬼谷子被塑造说成了神仙一般的人物。实际上历史上的鬼谷子同孟子、荀子一样，是一位学者，他聚众讲学、著书立说，并留下了一部《鬼谷子》传世。

鬼谷子的真实姓名

实际上，“鬼谷”应该是复姓。上古时期姓和氏是分开的，到战国时期姓、氏逐渐合而为一。古姓只有姬、姜、姒、嬴等三十个左右，而衍生出来的氏则成百上千。“氏”可以用来区别不同的宗族支脉，“命氏”的方法有很多：司空、司马、太史等氏是根据官名；巫、祝、陶等氏是根据职业；向、施、皇甫等氏是根据这一支脉祖先的名字；还有很多氏则是根据贵族封地或居住地的名称，如晋国大夫原黯受封于荀（今山西省临猗县境内），其后代便以荀为氏，晋国大夫士会受封于范（今河南范县境内），其后代便以范为氏。鬼谷子的祖先应该就是受封或居住在鬼谷，所以就以鬼谷为氏。

由于先秦时代的一些姓氏在后代看来颇为古怪，如公羊、谷梁、左丘等，再加上这些姓氏的人极少见诸史籍记载，所以就有人怀疑这些姓氏是否真的存在过。宋代朱熹等人就认为《春秋公羊传》的作者公羊高和《春秋谷梁传》的作者谷梁赤并不存在，两部作品都是汉代儒生所写。万见春则推测公羊、谷梁和“姜”字同一韵脚，所以这两部书可能是某位姜姓儒生的作品。罗璧甚至说，公羊、谷梁两姓，“考之前史及后世，更不见再有此姓”。这些宋人的说法当然并不可靠，中国现今仍在使用的58个复姓中就包含公羊、谷梁、左丘。“鬼谷”作为一个复姓消失较早，加上后人又觉得这两字古怪，所以难免会产生误解。

至于鬼谷子的名字，则早已失传。先秦诸子中，如文子、楚子、丁子、子华子等仅存姓氏而名字失传者甚多。这似乎也说明，鬼谷子的影响力与墨翟、孟轲、韩非等人比起来要逊色很多，以致在其他诸子的作品中竟未提及他的名字。

鬼谷子在何地授学？

许多人误认为鬼谷子是隐士，所以想当然地推测鬼谷子应该在一个叫做鬼谷的地方授学，于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地考证鬼谷到底在何地。

两种影响较大的说法是颍川阳城（今河南登封东南告成镇）和扶风池阳（今陕西泾阳县西北）。唐代司马贞《史记索隐》说：“扶风池阳、颍川阳城并有鬼谷墟，盖是其人所居，因为号。”也就是说司马贞猜测这两处可能是鬼谷子的隐居地。南北朝时代的徐广说：“颍川阳城有鬼谷，盖是其人所居，因为号。”从“盖”字可知，徐广也只是推测。但是到了后代，很多人就将徐广的推测变为确指了，如唐代杜佑《通典》记载告成县（武则天改阳城为告成）时就说：“鬼谷，即鬼谷先生所居，在今县北。”

此外，还有很多地方也出现了鬼谷子“遗迹”。《史记·甘茂列传》说甘茂“自肴塞及至鬼谷，其地形险易皆明知之”，于是陕西各地出现了很多关于鬼谷子的记载，从三原县的清水谷到眉县的太白山，都有鬼谷子故居，甚至在汉中褒城县还出现了鬼谷子墓。魏晋时期的皇甫谧说鬼谷子是楚人，于是两湖地区出现了大量鬼谷子隐居处。晋代的郭璞《游仙诗》说鬼谷子隐居在“青溪”，于是浙江宁波、江西上饶也出现了鬼谷子“遗迹”。类似情况还有很多，名人效应可见一斑。

其实，在《史记·苏秦列传》里明确写着：“（苏秦）东事师于齐，而习之于鬼谷先生。”也就是说鬼谷子是在齐国授学，而并非隐居在鬼谷。鬼谷只是鬼谷子远祖的居住地或封地，世事变迁，鬼谷家族可能早已徙居别处。

再有，一般认为《管子》成书于稷下诸子之手，而《鬼谷子·符言篇》和《管子·九守篇》的内容几乎相同，或许就是身在稷下的鬼谷子或其门人也参与了《管子》的编撰。

鬼谷子的著作与后世形象

《鬼谷子》是否是鬼谷子的作品，争议很大。唐代为《鬼谷子》作注的乐壹就认为“苏秦欲神秘其道,故假名鬼谷”，张守节《史记正义》、《旧唐书》、《新唐书》等都赞成这种说法。他们的主要证据有：《汉书·艺文志》未收录《鬼谷子》，但收录了苏秦《苏子》三十一篇；《苏子》佚文有些很像《鬼谷子》的篇目或正文；《鬼谷子》中的一些语句不符合先秦的语言习惯。

唐代柳宗元则认为《鬼谷子》是伪书，明代胡应麟、清代姚际恒更进一步从文章思想和语言习惯考证说此书是六朝时人伪造，梁启超、钱穆等均赞成此说。

近几十年来，随着对出土先秦秦汉文献的深入研究，学界也重新对《鬼谷子》的真伪问题进行了审视，确定《鬼谷子》应该是先秦文献。在先秦诸子作品传承过程中，诸子的门人弟子往往会整理和进一步阐释老师的思想，包括修改和润色文字，所以《鬼谷子》中会存在秦汉时代的语言也很正常。《汉书·艺文志》没有收录的古书也有很多，如马王堆帛书《春秋事语》、上博简《孔子诗论》、八角廊汉简《儒家者言》等等，所以《鬼谷子》未被收录进《汉书·艺文志》并不能说明该书就是后世伪造，并且汉代文献中也不乏征引《鬼谷子》文句的例证。

《鬼谷子》中蕴含着丰富的道家思想，明代王世贞就指出《鬼谷子》所说的“捭阖张翕之机，大要出于老氏（即老子）”。于是鬼谷子与道教就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鬼谷子的神话之路开始于魏晋南北朝时期道教的造神运动，以寇谦之、陶弘景为代表的道教人物受佛教影响，开始构建道教庞大的神仙体系，并将许多历史上的名人和含有道家思想的人物纳入到这个体系中来。陶弘景《真灵经业图》将列鬼谷子为神道真仙的第四等左第十三位。随着道教影响力的不断扩大，鬼谷子也为越来越多的人所知晓。

华夏历来就有托古自重的风气，像鬼谷子这样被神话了的人物，自然少不了有人借用他的名号来传播自己的思想主张。夏丹妮统计了隋唐以来托名鬼谷子的作品，共有二十多种。简单分类的话，道书有《关令内传》、《关令尹喜传》、《老子传》、《还丹歌》、《李虚中命书》；兵书有《占气》、《鬼谷天甲兵书常禳术》；五行数术有《白虎通五经诀》、《周易元悟髓决》、《射覆歌》、《五命》、《观气色出相图》、《白虎经》、《了了经》、《玉函经》，命书有《珞琭子》、《前定数》、《鬼谷子遗文》、《鬼谷拆字林》、《鬼谷指心课》、《鬼谷指心课天镜占书》、《相掌金龟卦》、《贵贱定格三世相书》、《天髓灵文》。从这些书名不难看出，在后世人们的“努力”下，鬼谷子从一位研究纵横之术的理论家，变成了兼通用兵之道、五行数术的隐士神仙、道教真人。

鬼谷子的门人弟子

汉代人的作品只谈到苏秦、张仪是鬼谷子的弟子。但随着鬼谷子在后世被神化，他的弟子也变得越来越多。在元杂剧《庞涓夜走马陵道》中，孙膑、庞涓也被当作了鬼谷弟子。明代茅元仪《武备志》中将尉缭子也视作鬼谷弟子。三人都属兵家，也就是说原本属于纵横家的鬼谷子最迟在元明时期被塑造成了兵家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