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

　　韩非子是中国战国时期（前475-前221）著名的哲学家、法家学说集大成者、散文家。他创立的法家学说，为中国第一个统一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国家的诞生提供了理论依据。

　　法家是先秦诸子中对法律最为重视的一派。他们以主张“以法治国”的“法治”而闻名，而且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论和方法。这为后来建立的中央集权的秦朝提供了有效的理论依据，后来的汉朝继承了秦朝的集权体制以及法律体制，这就是我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政治与法制主体。

　　法家在法理学方面做出了贡献，对于法律的起源、本质、作用以及法律同社会经济、时代要求、国家政权、伦理道德、风俗习惯、自然环境以及人口、人性的关系等基本的问题都做了探讨，而且卓有成效。

　　但是法家也有其不足的地方。如极力夸大法律的作用，强调用重刑来治理国家，“以刑去刑”，而且是对轻罪实行重罚，迷信法律的作用。他们认为人的本性都是追求利益的，没有什么道德的标准可言，所以，就要用利益、荣誉来诱导人民去做。比如战争，如果立下战功就给予很高的赏赐，包括官职，这样来激励士兵与将领奋勇作战。这也许是秦国军队战斗力强大的原因之一，灭六国统一中国，法家的作用应该肯定，尽管它有一些不足。

　　法家的思想简略介绍如下：

　　反对礼制

　　法家重视法律，而反对儒家的“礼”。他们认为，当时的新兴地主阶级反对贵族垄断经济和政治利益的世袭特权，要求土地私有和按功劳与才干授予官职，这是很公平的，正确的主张。而维护贵族特权的礼制则是落后的，不公平的。

　　法律的作用

　　第一个作用就是“定分止争”，也就是明确物的所有权。其中法家之一慎到就做了很浅显的比喻：“一兔走，百人追之。积兔于市，过而不顾。非不欲兔，分定不可争也。”意思是说，一个兔子跑，很多的人去追，但对于集市上的那么多的兔子，却看也不看。这不是不想要兔子，而是所有权已经确定，不能再争夺了，否则就是违背法律，要受到制裁。

　　第二个作用是“兴功惧暴”，即鼓励人们立战功，而使那些不法之徒感到恐惧。兴功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富国强兵，取得兼并战争的胜利。

　　“好利恶害”的人性论

　　法家认为人都有“好利恶害”或者“就利避害”的本性。像管子就说过，商人日夜兼程，赶千里路也不觉得远，是因为利益在前边吸引他。打渔的人不怕危险，逆流而航行，百里之远也不在意，也是追求打渔的利益。有了这种相同的思想，所以商鞅才得出结论：“人生有好恶，故民可治也。”

　　“不法古，不循今”的历史观

　　法家反对保守的复古思想，主张锐意改革。他们认为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一切的法律和制度都要随历史的发展而发展，既不能复古倒退，也不能因循守旧。商鞅明确地提出了“不法古，不循今”的主张。韩非则更进一步发展了商鞅的主张，提出“时移而治不易者乱”，他把守旧的儒家讽刺为守株待兔的愚蠢之人。

　　“法”“术”“势”结合的治国方略

　　商鞅、慎到、申不害三人分别提倡重法、重势、重术，各有特点。到了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时，韩非提出了将三者紧密结合的思想。法是指健全法制，势指的是君主的权势，要独掌军政大权，术是指的驾御群臣、掌握政权、推行法令的策略和手段。主要是察觉、防止犯上作乱，维护君主地位。

　　法家思想和我们现在所提倡的民主形式的法治有根本的区别，最大的就是法家极力主张君主集权，而且是绝对的。这点应该注意。法家其他的思想我们可以有选择地加以借鉴、利用。

　　韩非子有两个解释，一指人物战国末期韩国的哲学家、法家学家韩非；二指一本书，是韩非死后后人搜集其遗著，并加入他人论述韩非学说的文章编成的。

　　韩非（约前280-前233），是战国末期韩国[今河南新郑]的贵族，“喜刑名法术之学”，后世称他为韩非子。有人说他口吃。

　　他和李斯都是荀子的弟子。当时韩国很弱，常受邻国的欺凌，他多次向韩王提出富强的计策，但未被韩王采纳。韩非写了《孤愤》《五蠹》等一系列文章，这些作品后来集为《韩非子》一书。秦王嬴政读了韩非的文章，极为赞赏。公元前234年，韩非作为韩国的使臣来到秦国，上书秦王，劝其先伐赵而缓伐韩。李斯妒忌韩非的才能，与姚贾一道进谗加以陷害，韩非被迫服毒自杀。

　　韩非注意研究历史，认为历史是不断发展进步的。他认为如果当今之世还赞美“尧、舜、汤、武之道”“必为新圣笑矣”。因此他主张“不期修古，不法常可”“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韩非子·五蠹》），要根据今天的实际来制定政策。他的历史观，为当时地主阶级的改革提供了理论根据。

　　韩非继承和总结了战国时期法家的思想和实践，提出了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理论。他主张“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韩非子·物权》），国家的大权，要集中在君主（“圣人”）一人手里，君主必须有权有势，才能治理天下，“万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征诸侯者，以其威势也”（《韩非子·人主》）。为此，君主应该使用各种手段清除世袭的奴隶主贵族，“散其党”“夺其辅”（《韩非子·主道》）；同时，选拔一批经过实践锻炼的封建官吏来取代他们，“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韩非子·显学》）。韩非还主张改革和实行法治，要求“废先王之教”（《韩非子·问田》），“以法为教”（《韩非子·五蠹》）。他强调制定了“法”，就要严格执行，任何人也不能例外，做到“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韩非子·有度》）。他还认为只有实行严刑重罚，人民才会顺从，社会才能安定，封建统治才能巩固。韩非的这些主张，反映了新兴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和要求，为结束诸侯割据，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提供了理论依据。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采取的许多政治措施，就是韩非理论的应用和发展。

　　《韩非子》是战国末期韩国法家集大成者韩非的著作。

　　《韩非子》一书，重点宣扬了韩非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理论。韩非“法”、“术”、“势”相结合的理论，达到了先秦法家理论的最高峰，为秦统一六国提供了理论武器，同时，也为以后的封建专制制度提供了理论根据。

　　韩非的朴素辩证法思想也比较突出，他首先提出了矛盾学说，用矛和盾的寓言故事，说明“不可陷之盾与无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的道理。值得一提的是，《韩非子》书中记载了大量脍炙人口的寓言故事，最著名的有“自相矛盾”、“守株待兔”、“讳疾忌医”、“滥竽充数”、“老马识途”等等。这些生动的寓言故事，蕴含着深隽的哲理，凭着它们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完美结合，给人们以智慧的启迪，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

　　韩非子生活于公元前3世纪，是战国后期韩国的王族，他口吃，不善言辞却善著书。

　　韩非子生活的时代，韩国国势日益削弱，他出于爱国心，屡次上书韩国国王，建议变法，主张统治者应当以富国强兵为重要任务；但国王并没有采纳。于是，他根据历史上治国的经验教训和现实社会状况，写出了《五蠹》、《孤愤》、《内外储说》、《说林》、《说难》等十余万字的政治论文，辑为《韩非子》一书。他的这些论文在韩国不受重视，却传到当时的强国秦国，很受秦始皇的喜欢。秦始皇举兵攻韩国，韩国国王派遣韩非出使秦国求和，秦始皇留下他准备重用，当时任秦国丞相的李斯是韩非子的同学，深知韩非子的才能高过于他，出于嫉妒，于是向秦始皇进谗言诬陷他。秦始皇听信谗言，将韩非子投入监狱并毒死了他。

　　韩非子的主要著作《韩非子》是先秦法家学说集大成者的著作。这部书现存五十五篇，约十余万言，大部分为韩非自己的作品。当时，在中国思想界以儒家、墨家为代表，崇尚“法先王”和“复古”，韩非子的法家学说坚决反对复古，主张因时制宜。韩非子攻击主张“仁爱”的儒家学说，主张法治，提出重赏、重罚、重农、重战四个政策。韩非子提倡君权神授，自秦以后，中国历代封建专制主义极权统治的建立，韩非子的学说是颇有影响的。

　　韩非子的文章说理精密，文锋犀利，议论透辟，推证事理，切中要害。比如《亡征》一篇，分析国家可亡之道达47条之多，实属罕见。《难言》、《说难》二篇，无微不至地揣摩所说者的心理，以及如何趋避投合，周密细致，无以复加。

　　韩非子的文章构思精巧，描写大胆，语言幽默，于平实中见奇妙，具有耐人寻味、警策世人的艺术效果。韩非子还善于用大量浅显的寓言故事和丰富的历史知识作为论证资料，说明抽象的道理，形象化地体现他的法家思想和他对社会人生的深刻认识。在他文章中出现的很多寓言故事，因其丰富的内涵，生动的故事，成为脍炙人口的成语典故，至今为人们广泛运用。

先秦《诸子》散文中以《庄子》援引神话最多。

诸子散文指的是战国时期各个学派的著作，反映着不同学派的思想倾向、政治主张和哲学观点，春秋战国时期，百家竞作，九流并起。

各种思想流派的代表人物纷纷著书立说，宣传自己的社会政治主张。诸子的文章，各具风采。在这一时期比较重要的有儒、法、道、墨四家，诸子散文是在先秦理性精神觉醒的背景下和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中形成并繁荣起来的。

《庄子》介绍

《庄子》又名《南华经》，是战国中后期庄子及其后学所著道家学说汇总。《庄子》对工具理性也进行了深刻批判。《庄子》进一步提出了得意忘言的观点。到了汉代以后，尊庄子为南华真人，因此《庄子》亦称《南华经》。其书与《老子》、《周易》合称三玄。

《庄子》是庄周及其后学的著作，亦是道家的又一部经典。其文章以独特的艺术造诣绝响于先秦诸子之中，奇妙的构思、汪洋恣肆的语言、浪漫的风格，都体现了在诸子散文中的独特地位和辉煌的文学成就。《庄子》说理论证，文笔纵横恣肆，想象丰富奇特，大量运用寓言，对后世的浪漫主义有很大的影响。

1941出生于 新疆乌鲁木齐的毛远新 ，是 毛主席的 弟弟 毛泽民 和中共党员 朱旦华 之子。毛主席曾对他寄予深切的期望。

晚年毛主席曾和毛远新有过一次关于读书学习的谈话。

当毛远新谈到已看完了“二十四史”和《资治通鉴》，并正在看李斯的《论统一书》和《韩非子》时毛主席说：

毛主席在读《史记•老子韩非列传》批注道：

《韩非子》到底是怎样的一部书呢？吸引着年轻时的毛主席就看过几遍？

正如毛主席所说，韩非子和李斯都是荀子的学生。春秋末期到战国，思想界百家蜂起，韩非子之前如管仲、商鞅、申不害、吴起、慎到等人的政治主张和执政方针最接近法家，但他们都没有建立起一整套的以法立国治国的系统理论，因此只能算是法理学者。

韩非子从荀子霸道思想以及礼治理论出发，吸收前代法理学者的思想与实践的精华而建立起了完整系统的法家理论。

韩非子学说的主要内容包括如下几点：

其一，进步的 历史 观。

韩非子在《五蠹》中说：大禹时期取火已比较容易，如果谁钻木取火，一定会被人耻笑；在商汤时代已经建筑一定规模的城市，如果谁再用挖沟来守卫自己的家园，则一定被人耻笑。“是以圣人不务循古，不法当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对于“取法先王”的理论进行坚决的驳斥。

其二，提出明确的法治主张。

韩非认为以法治国是最可靠的。儒家的人治思想太脆弱，导致“人存政举，人亡政息”，没有制度保障。韩非认为人治远不如法治，他在《用人》篇中说：“释法术而任心治，尧不能正一国。去规矩而妄意度，奚仲不能成一轮。……使中主守法术，拙匠执规矩尺寸，则万不失矣。”道理说得简明透彻。

其三，君主要执掌大权，要有绝对权威并严格赏罚制度。

《韩非子•二柄》中说：

这样，根据 历史 的发展而改变政治制度，不必尊法先王，建立完整的法治制度，君主紧紧掌握权势，掌握“二柄”，即赏罚大权，那么天下就可以稳稳掌握在手中了。

因此，韩非的法家思想被概括为“法”、“术”、“势”的有机结合，是完整系统的治国理论。

《韩非子》中有两个非常著名的典故，一个是“自相矛盾”，一个是“讳疾忌医”，毛主席在谈话和文章中都引用过。

在《为皖南事变发表的命令和谈话》中，毛主席说：

“自相矛盾”这个典故，出自《韩非子•难势篇》。毛主席使用这个典故，一下子就把国民党反动派发言人愚蠢叫嚣的混乱逻辑戳穿了，从而，把他们卖国求荣、“替日本帝国主义尽忠”的民族败类的丑恶面貌，充分暴露在全国人民面前。

在《整顿党的作风》一文中，毛主席写道：

“讳疾忌医”这个典故，出自《韩非子•喻老篇》。毛主席在文章中引用“讳疾忌医”这个为中国人民所习用的典故，对它赋予了新的意义，用以一方面告诫犯错误的同志，要以正确的态度对待自己的错误；另一方面要求大家采取欢迎和帮助的态度，对待犯了错误而愿意改正的同志。

显学　《韩非子》

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邓陵氏之墨。故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孔、墨，孔、墨不可复生，将谁使定世之学乎？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尧、舜不复生，将谁使定儒、墨之诚乎？殷、周七百余岁，虞、夏二千余岁，而不能定儒、墨之真；今乃欲审尧、舜之道于三千岁之前，意者其不可必乎！无参验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据之者，诬也。故明据先王，必定尧、舜者，非愚则诬也。愚诬之学，杂反之行，明主弗受也。

墨者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寸，服丧三月，世主以为俭而礼之。儒者破家而葬，服丧三年，大毁扶杖，世主以为孝而礼之。夫是墨子之俭，将非孔子之侈也；是孔子之孝，将非墨子之戾也。今孝、戾、侈、俭俱在儒、墨，而上兼礼之。漆雕之议，不色挠，不目逃，行曲则违于臧获，行直则怒于诸侯，世主以为廉而礼之。宋荣子之议，设不斗争，取不随仇，不羞囹圄，见侮不辱，世主以为宽而礼之。夫是漆雕之廉，将非宋荣之恕也；是宋荣之宽，将非漆雕之暴也。今宽、廉、恕、暴俱在二子，人主兼而礼之。自愚诬之学、杂反之辞争，而人主俱听之，故海内之士，言无定术，行无常议。夫冰炭不同器而久，寒暑不兼时而至，杂反之学不两立而治。今兼听杂学缪行同异之辞，安得无乱乎？听行如此，其于治人又必然矣。

今世之学士语治者，多曰：“与贫穷地以实无资。”今夫与人相若也，无丰年旁入之利而独以完给者，非力则俭也。与人相若也，无饥馑、疾疚、祸罪之殃独以贫穷者，非侈则堕也。侈而堕者贫，而力而俭者富。今上征敛于富人以布施于贫家，是夺力俭而与侈堕也，而欲索民之疾作〔51〕而节用，不可得也。

今有人于此，义不入危城，不处军旅，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胫一毛〔52〕，世主必从而礼之，贵其智而高其行，以为轻物重生〔53〕之士也。夫上所以陈〔54〕良田大宅，设爵禄，所以易民死命也。今上尊贵轻物重生之士，而索民之出死而重殉上事〔55〕，不可得也。藏书策，习谈论，聚徒役，服〔56〕文学而议说，世主必从而礼之，曰：“敬贤士，先王之道也。”夫吏之所税〔57〕，耕者也；而上之所养，学士也。耕者则重税，学士则多赏，而索民之疾作而少言谈，不可得也。立节参明〔58〕，执操不侵〔59〕，怨言过于耳，必随之以剑，世主必从而礼之，以为自好〔60〕之士。夫斩首之劳不赏，而家斗〔61〕之勇尊显，而索民之疾战距敌〔62〕而无私斗，不可得也。国平则养儒侠，难至〔63〕则用介士。所养者非所用，所用者非所养，此所以乱也。且夫人主于听学〔64〕也，若是其言，宜布之官而用其身；若非其言，宜去其身而息其端〔65〕。今以为是也，而弗布于官；以为非也，而不息其端。是而不用，非而不息，乱亡之道也。

澹台子羽，君子之容〔66〕也，仲尼几〔67〕而取之，与处久而行不称其貌。宰予之辞，雅而文也，仲尼几而取之，与处久而智不充其辩〔68〕。故孔子曰：“以容取人乎，失之子羽；以言取人乎，失之宰予。”故以仲尼之智而有失实之声〔69〕。今之新辩滥乎宰予，而世主之听眩〔70〕乎仲尼，为〔71〕悦其言，因任其身，则焉得无失乎？是以魏任孟卯之辩，而有华下之患〔72〕；赵任马服之辩，而有长平之祸。此二者，任辩之失也。夫视锻锡〔73〕而察青黄〔74〕，区冶不能以必〔75〕剑；水击鹄雁，陆断驹马，则臧获不疑钝利。发齿吻形容〔76〕，伯乐不能以必马；授车就驾，而观其末涂〔77〕，则臧获不疑驽良〔78〕。观容服，听辞言，仲尼不能以必士；试之官职，课其功伐〔79〕，则庸人不疑于愚智。故明主之吏，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夫有功者必赏，则爵禄厚而愈劝〔80〕；迁官袭级〔81〕，则官职大而愈治〔82〕。夫爵禄大而官职治，王之道也。

磐石千里，不可谓富；象人〔83〕百万，不可谓强。石非不大，数非不众也，而不可谓富强者，磐不生粟，象人不可使距敌也。今商官〔84〕技艺之士亦不垦而食，是地不垦，与磐石一贯〔85〕也。儒侠毋军劳〔86〕，显而荣者， 不使，与象人同事也。夫知祸〔87〕磐石象人，而不知祸商官儒侠为不垦之地、不使之民，不知事类〔88〕者也。

故敌国〔89〕之君王虽说〔90〕吾义，吾弗入贡而臣；关内之侯虽非吾行，吾必使执禽〔91〕而朝。是故力多则人朝，力寡则朝于人，故明君务力。夫严家无悍虏〔92〕，而慈母有败子。吾以此知威势之可以禁暴〔93〕，而德厚之不足以止乱也。

夫圣人之治国，不恃人之为吾善〔94〕也，而用〔95〕其不得为非也。恃人之为吾善也，境内不什〔96〕数；用人不得为非，一国可使齐〔97〕。为治者用众而舍寡，故不务德而务法。夫必恃自直之箭，百世无矢；恃自圜〔98〕之木，千世无轮矣。自直之箭，自圜之木，百世无有一，然而世皆乘车射禽者何也？隐栝之道〔99〕用也。虽有不恃隐栝而有自直之箭、自圜之木，良工弗贵〔100〕也。何则？乘者非一人，射者非一发也。不恃赏罚而恃自善〔101〕之民，明主弗贵也。何则？国法不可失，而所治非一人也。故有术之君，不随适然〔102〕之善，而行必然之道。

今或谓人曰：“使子必智而寿”，则世必以为狂〔103〕。夫智，性也；寿，命也。性命者，非所学于人也，而以人之所不能为说〔104〕人，此世之所以谓之为狂也。谓之不能然，则是谕〔105〕也，夫谕性也。以仁义教人，是以智与寿说也，有度〔106〕之主弗受也。故善毛啬、西施之美，无益吾面；用脂泽粉黛，则倍其初〔107〕。言先王之仁义，无益于治；明吾法度，必吾赏罚者，亦国之脂泽粉黛也。故明主急其助〔108〕而缓其颂，故不道仁义。

今巫祝〔109〕之祝人曰：“使若千秋万岁。”千秋万岁之声括耳〔110〕，而一日之寿无征〔111〕于人，此人所以简〔112〕巫祝也。今世儒者之说人主，不善今之所以为治，而语已治之功；不审官法之事，不察奸邪之情，而皆道上古之传誉〔113〕、先王之成功。儒者饰辞〔114〕曰：“听吾言，则可以霸王。”此说者之巫祝，有度之主不受也。故明主举实事，去无用，不道仁义者〔115〕故，不听学者之言。

今不知治者必曰：“得民之心。”欲得民之心而可以为治，则是伊尹、管仲无所用也，将听民而已矣。民智之不可用，犹婴儿之心也。夫婴儿不剔首则腹〔116〕痛，不痤〔117〕则寖益〔118〕。剔首、痤，必一人抱之，慈母治之，然犹啼呼不止，婴儿子不知犯其所小苦致其所大利也。今上急耕田垦草以厚〔119〕民产也，而以上为酷；修刑重罚以为禁邪也，而以上为严；征赋钱粟以实仓库，且以救饥馑、备军旅也，而以上为贪；境内必知介〔120〕而无私解〔121〕，并力疾〔122〕斗，所以禽虏也。而以上为暴。此四者，所以治安也，而民不知悦也。夫求圣通〔123〕之士者，为民知〔124〕之不足师用。昔禹决〔125〕江浚〔126〕河，而民聚瓦石；子产开亩树桑，郑人谤訾〔127〕。禹利天下，子产存郑人，皆以受谤，夫民智之不足用亦明矣。故举士而求贤智，为政而期适民〔128〕，皆乱之端〔129〕，未可与为治也。

〔注释〕 所至：至，极，最。所至，造诣最高的人。子张：姓颛孙，名师，字子张，孔子弟子。子思：孔子的孙子，主张“中庸之道”。颜氏：指孔子弟子颜回，字子渊。孟氏：孟轲，继孔子之后儒家的代表人物。漆雕氏：姓漆雕名启，孔子的弟子。仲良氏：无从考证，一说为《礼记·檀子》之仲梁子，鲁国人。孙氏：一说为孙卿，即荀况。乐正氏：曾参的门徒。相里氏：相里勤，墨家代表人物。相夫氏：墨家代表人物。邓陵氏：邓陵子，后期墨家中南方的一派。取舍相反：取，采用；舍，舍弃；反，矛盾。这里指当时儒、墨两家内部各学派相互差异。俱：都。诚：真实。岁：年。审：定。必：确定。参验：参考验证。据：以……为根据。杂反：杂，杂乱；反，相互矛盾。葬：丧葬制度。服丧：守孝。礼：礼遇。破家：倾家荡产。大毁：极度哀伤。是：肯定、赞成。非：反对。戾：乖戾、不近人情。议：主张。不色挠：不屈从于别人。臧获：奴婢。设：提倡、主张。随仇：报仇。囹圄(líng　yú)：监狱。宽：宽厚、气量大。夫：语气词，无义。恕：宽恕。术：道。常议：一定的准则。常，固定的；议，通“仪”，标准。兼时而至：同时到来。缪行：缪，通“谬”。荒谬、错误的行为。语治：谈论治理国家。无资：贫穷、匮乏。相若：相似。旁入：意外收入。非力则俭也：不是勤劳就是节俭。疚：久病。堕：懒惰。征敛：征收。〔51〕疾作：努力耕作、工作勤快。〔52〕易其胫一毛：易，换取；胫一毛，小腿上的一根毫毛。在这里指不愿意牺牲个人的小利。〔53〕轻物重生：轻视物质利益，看重自己的生命。〔54〕陈：拿出。〔55〕重殉上事：勇于为君主牺牲自己。〔56〕服：钻研。〔57〕税：征税的对象。〔58〕参明：高明。〔59〕执操不侵：坚持操守不受侵犯。执，坚持；操，操守；侵，侵犯。〔60〕自好：自爱节操，指爱惜自己名声。〔61〕家斗：私斗。〔62〕疾战距敌：奋战抗敌。距，通“拒”，抵抗。〔63〕难至：指战争来临的时候。〔64〕听学：听取学士的话。〔65〕息其端：将他的主张扼灭于萌芽之中。息，止；端，开头、苗头。〔66〕容：仪表。〔67〕几：接近。〔68〕辩：言论。〔69〕失实之声：不符合实际的感叹。〔70〕眩：迷惑。〔71〕为：由于。〔72〕华下之患：华下，地名，战国时孟卯率赵魏联军伐韩，秦将白起出兵相救，战于华下，联军打败。〔73〕锻锡：古人锻炼金属时掺的锡。〔74〕青黄：冶炼时的火色。〔75〕必：判断。〔76〕形容：外形体貌。〔77〕末涂：终途，涂，通“途”。〔78〕驽良：指马的好坏。〔79〕课其功伐：指考察臣子的功绩。课，考核；功伐，功绩。〔80〕劝：勉励。〔81〕袭级：升级、逐步提升。〔82〕治：治绩。〔83〕象人：俑人，用土、木、草等材料所做成的殉葬假人。〔84〕官商：用金钱买得爵位的商人。〔85〕一贯：一样。〔86〕毋军劳：没有军功。毋，通“无”，没有。〔87〕祸：过、责备。〔88〕事类：事情的类似性。〔89〕敌国：指实力相当的国家。〔90〕说：通“悦”，喜爱。〔91〕执禽：古代朝见君主时持禽类作为礼物的一种制度。〔92〕悍虏：强悍的奴仆。〔93〕暴：暴行。〔94〕为吾善：自我完善。〔95〕用：使。〔96〕什：通“十”。〔97〕齐：一致。〔98〕圜：通“圆”。〔99〕隐栝之道：运用矫正工具改造自然物的原则。隐栝，运用矫正竹木弯曲的器具。〔100〕弗贵：不看重。〔101〕自善：自动为善。〔102〕适然：偶然。〔103〕狂：通“诳”，欺骗。〔104〕说：通“悦”，讨好。〔105〕谕：明示。〔106〕度：法度。〔107〕倍其初：比原来加倍。〔108〕助：有助于治理国家的东西，指法度和赏罚。〔109〕巫祝：巫，古代以歌舞降神为人祈祷的人；祝，古代为人祝福的人。〔110〕括耳：括，通“聒”，指吵闹、喋喋不休。〔111〕征：验。〔112〕简：轻视。〔113〕传誉：流传的佳话。〔114〕饰辞：夸大其辞。〔115〕者：通“诸”，之。〔116〕腹：疑作“复”，更加。〔117〕箫痤(pì　cuó)：箫，剖开；痤，疖子。〔118〕寖益：逐渐加重。〔119〕厚：增多。〔120〕介：铠甲。此指武装。〔121〕私解：私下相互争斗。〔122〕疾：奋力。〔123〕圣通：圣明通达。〔124〕知：通“智”，智慧。〔125〕决：疏通。〔126〕浚：挖深。〔127〕谤訾：恶意诽谤。〔128〕适民：迎合人民。〔129〕端：开端、根源。

(饶玲一)

 

〔鉴赏〕 读《显学》，最好把它与《五蠹》放在一起读，因为同样令人“心骇而神动”(张鼎文《校刻韩非子序》)。韩非把儒家列为“五蠹”之首，主张坚决予以铲除。原由在“儒以文乱法”，并用“私学”、“诵先王之书”，从而“以疑当世之法，而贰人主之心”。《商君书》有“燔《诗》、《书》而明法令”的过激主张(《和氏》)，韩非为确立“法治”和法家的绝对权威，也提出“无书简之文”、“无先王之语”，只独留“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秦始皇后来导演了历史上空前的一幕“焚书坑儒”，正是法家提供了这种文化专制的理论。“世之显学，儒、墨也”，韩非著专文批判当时已成为时代思潮、声名赫赫的儒、墨两派的政治主张，进一步阐述自己的“法治”思想，是自然而必然的事情。

“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文章开头便从儒、墨两派的历史流变说起，接着指出都因为“取舍相反、不同”，已难判定是否“真尧、舜”、“真孔、墨”。韩非说：“无参难验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据之者，诬也”，不用事实加以验证就作出判断是愚蠢，不能确定事物的真相就把它作为依据是欺骗。在韩非眼里，“显学”不过是“愚诬之学”。韩非这里提出了著名的“参验”论，以之作为检验是非的标准。《奸劫弑臣》篇亦有曰：“循名实以定是非，参验而审言辞”，必须考察名称和实际是否相符才能判断是非，只有通过比较验证才能判断言辞是否正确。儒家等学说祖述“先王”、“必定尧、舜”的言论就是未经“参验”的“妄发之说”(《问辩》)、“杂反之辞”。这种经验主义的“参验”论，是韩非政治思想的哲学基础，也是他在认识论上作出的重要贡献。

韩非进而指出，对“愚诬之学、杂反之辞”而“人主俱听之”，“安得无乱乎”，说儒、墨两家学说是造成国家混乱的根源。韩非认为儒者只是在那里“语已治之功”、“道上古之传”、“誉先王之成功”、“言先王之仁义”，都不过是一些无用之辞，“无益于治”。不仅如此，还使“海内之士，言无定术，行无常议”，言论没有统一的思想，行为没有固定的准则。这样必然造成思想界的混乱，因此必须“宜去其身而息其端”，对荒谬的学说决不能手软，应坚决予以驱除，且刚一冒头就要加以禁止。不然“以为非也而不息其端，是而不用，非而不息，乱亡之道也”，在荒谬的学说露头时如未加以禁止，正确的不加以运用，错误的不去禁止，最终要导致国家的败亡。看来韩非是反对百家争鸣的，他主张用政治手段来干预学术的发展，以使人们的思想归于一尊，本篇的主旨正在这里。一句话归总，韩非是要说服君主，用君主的权势，去禁止儒、墨的学说。这种加强思想文化专制的主张，对思想文化的发展是起了不小的消极作用的。

韩非从“参验”论出发，提出了一套任用选拔官吏的原则。韩非认为必须量功录用，注意严格考核，说“试之官职，课其功伐”，即放在一定的官职上试用，再考查他的功绩。又说“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宰相必须从地方低级官吏中提升起来，猛将应当从士兵中选 的。这实际上是对贵族世袭制的一种挑战。《八经》中说得更明白：“官袭节(级)而进，以至大任，智也。”《问田》还说：“不试于毛伯，不关乎州部，故有失政亡国之患。”韩非把注重考查，逐级提升官吏提高到关系“失政亡国”的高度来认识。这对今天的现实来说，还是有借鉴意义的。

韩非讲“法治”，还数列了一大堆主张：“明君务力”，“举实事，去无用”，“不恃人之为吾善也，而用其不得为非也”，“不务德而务法”，不“求贤智”，不“期适民”，“明吾法度，必吾赏罚”，“民智之不足用”等。归总起来说无非是注重实力、强调功利、推行强权政治。就其积极方面而言，是当时“争于气力”的现实在意识领域中的一种反映，但可以看出韩非是轻视民众的智慧和力量的。

本篇不失为韩非政治思想的代表作，不但提出了有一定历史进步意义的“法治”主张，还梳理了儒、墨两大学派的历史发展脉络，保存了极为珍贵的中国学术思想史料。如，“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之说，为后世学者认同、征引。另，对儒、墨冠之以“显学”，也许最早就出自韩非。但韩非两眼只盯住一个君主，为确立法家思想的绝对权威，不惜走向极端，提出思想文化专制的主张，宣扬愚民政策，反对学术争鸣，搞的是“我花开放百花杀”，对后世有极为消极的影响。韩非强调许多事物“不两立”，“夫冰炭不同器而久，寒暑不兼时而至，杂反之学不两立而治”。他不承认对立的统一，看不到相反相成、兼容互补，走向了片面性、极端化。然而通读《韩非子》者都不能不感佩韩非思想学术内容的丰富而深刻，包括片面的深刻，也正是有如此宏富的思想才加快了先秦思想大交叉、大融合的新时代的来临，才成就了秦汉之际儒法合流及其以后两千年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上阳儒阴法、德主刑辅的思想体系格局。

为政若沐也。虽有弃发之费而有长发之利也。——先秦·佚名《韩非子引古谚》 韩非子引古谚 为政若沐也。

虽有弃发之费而有长发之利也。

南山崔崔，雄狐绥绥。鲁道有荡，齐子由归。既曰归止，曷又怀止？葛屦五两，冠緌双止。鲁道有荡，齐子庸止。既曰庸止，曷又从止？蓺麻如之何？衡从其亩。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既曰告止，曷又鞠止？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既曰得止，曷又极止？——先秦·佚名《南山》

南山

南山崔崔，雄狐绥绥。鲁道有荡，齐子由归。既曰归止，曷又怀止？

葛屦五两，冠緌双止。鲁道有荡，齐子庸止。既曰庸止，曷又从止？

蓺麻如之何？衡从其亩。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既曰告止，曷又鞠止？

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既曰得止，曷又极止？ 诗经怨刺彼泽之陂，有蒲与荷。有美一人，伤如之何？寤寐无为，涕泗滂沱。彼泽之陂，有蒲与蕳。有美一人，硕大且卷。寤寐无为，中心悁悁。彼泽之陂，有蒲菡萏。有美一人，硕大且俨。寤寐无为，辗转伏枕。——先秦·佚名《泽陂》

泽陂

先秦 ： 佚名

诗经 ， 女子怀人芃芃黍苗，阴雨膏之。悠悠南行，召伯劳之。我任我辇，我车我牛。我行既集，盖云归哉。我徒我御，我师我旅。我行既集，盖云归处。肃肃谢功，召伯营之。烈烈征师，召伯成之。原隰既平，泉流既清。召伯有成，王心则宁。——先秦·佚名《黍苗》

黍苗

先秦 ： 佚名

芃芃黍苗，阴雨膏之。悠悠南行，召伯劳之。

我任我辇，我车我牛。我行既集，盖云归哉。

我徒我御，我师我旅。我行既集，盖云归处。

肃肃谢功，召伯营之。烈烈征师，召伯成之。

诗经赞美

子书是我国古籍的重要组成部分。最早的一批子书产生在春秋末到战国百家争鸣中，其中不少是我国古代思想文化的珍贵结晶。秦汉以后的整个社会中，还有不少思想家和学者写过类似的著作，其中也不乏优秀的作品。五十年代，中华书局修订重印了建国前由原世界书局出版的诸子集成。这套丛书汇集了清代学者校勘、注释子书的成果，校为适合学术研究的需要。但其中未能包括近几十年特别是建国后一些学者整理子书的新成果，所收的子书种类不够多，断句、排印尚有不少错误，决定重新编辑出版一套新编诸子集成。韩非子是先秦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总结了商鞅、申不言和慎到三家的思想，提出了一套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理论。认为君主应凭借权力和威势以及一整套驾驭臣下的权术，保证法令的贯彻执行，以巩固君主的地位。他还继承了荀子的人性恶说，主张治国以刑、赏为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