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的楚竹书内容
根据上海古籍出版社已出版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至九册,列举如下:
1、《孔子诗论》、《缁衣》①和《性情论》。
2、《民之父母》、《子羔》、《从政》、《昔者君老》和《容成氏》。
3、《周易》、《中弓》、《恒先》和《彭祖》。
4、《采风曲目》、《逸诗》、《昭王毁室·昭王与龚之脽》②、《柬大王泊旱》、《内豊》、《相邦之道》和《曹沫之陈》。
5、《竞内建之》、《鲍叔牙与隰朋之谏》、《季庚子问于孔子》、《姑成家父》、《君子为礼》、《弟子问》、《三德》和《鬼神之明·融师有成氏》。
6、《竞公疟》、《孔子见季桓子》、《庄王既成·申公臣灵王》、《平王问郑寿》、《平王与王子木》、《慎子曰恭俭》、《用曰》和《天子建州》甲乙。
7、《武王践阼》、《郑子家丧》、《君人者何必安哉》、《凡物流形》和《吴命》。
8、《子道饿》、《颜渊问于孔子》、《成王既邦》、《命》、《王居》、《志书乃言》、《有皇将起》、《李颂》、《兰赋》和《鶹鹂》③。 备注:①《缁衣》的“缁”原从纟从才。以“缁”代替,下同。②《昭王毁室·昭王与龚之脽》的“脽”原从月从隼。由于无相应字符,以“脽”代替,下同。③第八册即将出版,内容由濮茅左提供。
9、《成王为城濮之行(甲、乙本)》、《灵王遂申》、《陈公治兵》、《举治王天下(五篇)》、《邦人不称》、《史蒥问於夫子》及《卜书》。 《孔子诗论》,马承源释文考释。存简29支,完简1支,约1006字。内容可分四类:第一类不见评论诗的具体内容,只是概论《颂》、《大雅》、《小雅》、《国风》。第二类是论各篇诗的具体内容,通常是就固定的数篇诗为一组,一论再论或多次论述。第三类为单简上篇名是《国风》的。第四类是单支简文属于《国风》、《大雅》,《国风》、《小雅》等并存。
《孔子诗论》与《子羔》、《鲁邦大旱》篇在字形、长度、简形上一致,整理者认为三者内容有区别,而按整理前后先发表《孔子诗论》。
《缁衣》,陈佩芬释文考释。存简24支,完简8支,计978字。其中重文10字,合文8字。简文均为单面书写,书于竹黄。完简长543厘米,满简书写,两端不留白,简文结构稍长,笔画较粗,横竖匀称,三道编线。简文中有分章符、重文符、合文符,结构严谨。全文以“子曰”为各章起首,章末字下有墨钉,以示结束,全篇有23章。
《性情论》,濮茅左释文考释。可按文意排列的竹简40支,完简7支,另有严重残损者5支,计字1256个。简长57厘米,为第一批收购中最长的竹书。书体工整严谨,字距划一,属此类书体的还有《周易》、《恒先》,当为同一人书写。
简文与郭店简的《性自命出》篇大体相同。《民之父母》,濮茅左释文考释。共14简,397字,基本完整,保存良好。无篇题,由整理者根据简文主题而定名,内容大体见于《礼记·孔子闲居》及《孔子家语·论礼》,为孔子与子夏关于“五至”“三无”及所谓“五起”的问对,于认识儒家道德观有重要参考价值,亦有助于澄清《礼记》及《家语》的面目。
《子羔》,马承源释文考释。共14简,395字,无完简。篇题书于第五简的背面,内容为孔子答子羔问尧、舜禅让及禹、契、后稷依次为天子事,与《大戴礼记·五帝德》及《史记·五帝本纪》所载五帝系统不一,但有关此五位帝王的事迹,则与通常所说不异。
《鲁邦大旱》,马承源释文考释。共有长短简6枝,残存208字。内容记述鲁哀公就鲁邦大旱事求教于孔子,孔子答以祭祷无助于事的问对,以及孔子与子贡关于此事在民众中的影响的讨论。
《从政》(甲乙篇),张光裕释文考释。以竹简长短不同,又分为甲乙两篇。甲篇简18枝,519字;乙篇简6枝,140字。文中提出从政者应致力于“敦五德,固三誓,除十怨”,并作了具体解释,与《论语》、《礼记》等儒家典籍的相关说法可互相参证,为儒家政治思想方面的新资料。
《昔者君老》,陈佩芬释文考释。简4枝,158字。无篇题,整理者根据首句内容而定名。四简均不能连读,缺失数无从估计。内容大略为国君自衰老至崩逝,太子朝见过程中之礼仪规范的有关记述。
《容成氏》,李零释文考释。有篇题,共存完残简53枝,约2200字。内容为有关上古帝王的传说,可分为七部分:第一部分讲容成氏等21位最古的帝王;第二部分讲帝尧以前的高辛氏;第三部分讲帝尧;第四部分讲帝舜;第五部分讲夏禹;第六部分讲商汤;第七部分讲周文王和周武王。文中谈及禹分九州,其州名与《尚书·禹贡》等书所见有异。文王平九邦一事,邦名向所未闻,汉儒不能详其说,于此文可以得到补足。 《周易》,濮茅左整理、注释。共58枚简,涉及34个卦内容,1806字,是已经公布的三批竹简中篇幅最大的一篇。它是迄至二十一世纪初发现的最早《周易》文本。完简长44厘米,三道编绳,每简书写约44字,书体工整严谨,字距等同。竹简中所出现的红、黑六种标号,为历史文献中首见。这些标号反映了阴阳转换、互为因果的易学理论。
《中弓》,李朝远整理、注释。战国佚书,共28枚简。中弓是孔子弟子,孔子比喻他为“犁牛之子”,称他是有德行的弟子之一。全文采用问答形式。
《恒先》,李零整理、注释。共13枚简,为战国道家佚书,是一篇首尾完整的道家著作。497字,完简长395厘米。三道编绳,书体和《周易》相同,当为同一人所书。第三简背有篇题“恒先”两字。
“恒先”是指先天地而生,独立不改,周行不殆,为永远创造力的“道”。
《彭祖》,李零整理、注释。战国的道家佚书,存8枚简。彭祖,名篯铿,也称彭铿。因世居彭城,所以称为彭祖。彭祖是古代传说中的寿星。楚竹书中关于彭祖的记载,说明在战国时代已经开始有彭祖其人的传说。《采风曲目》,马承源释文考释。存6简,残损过甚。最长简为561厘米。内容是五声中的“宫、商、徵、羽”四种声名及各所属歌曲的篇目,尚未发现“角”的声名。
《逸诗》,马承源释文考释。残简2篇,无篇名。
《昭王毁室·昭王与龚之脽》,陈佩芬释文考释。共10简,共388字。均单面书写于竹黄,字体工整,字距划一。内容由《昭王毁室》和《昭王与龚之脽》两篇文章文章合成。《昭王毁室》叙述昭王新宫建成后,因服丧者诉说亲人葬在新宫下而毁宫。《昭王与龚之脽》内容多残,不能通读,略述昭王因大尹之言,先不见,后才见龚之脽。
《柬大王泊旱》,濮茅左释文考释。23篇,总601字。竹简两端平齐,长24厘米,字体舒展,工而不苟,字距相近。竹简无标题,整理者以全文首句为篇题。柬大王即楚简王,简文记载楚国在面临王病,国家大旱的重患交迫下,楚简王及同僚所表现的无奈。内中涉及有关军事、官制、医学、气象、宗教等方面内容,应非儒家专属文献。
《内豊》,李朝远释文考释。共10支简,完简4枚,长442厘米。第一简背原题内豊。所记内容多与《大戴礼记》中的《曾子立孝》等相关,论“为人君、臣、父、子、兄、弟之道”,凡事但言在己者,不论在人者;并以“君子曰”敷论孝子事父母之道。李朝远认为或与《礼记·内则》有关。
《相邦之道》,张光裕释文考释。残存4简,共107字,原无篇题,整理者以末简记孔子与子贡答问,涉及相邦之道,因以名篇。
《曹沫之陈》,李零释文考释。共45支简,内容记鲁庄公与曹沫之问对。前12支简论政,后33支简论兵,篇题《曹沫之陈》,应是归为兵家之说。 《竞内建之》,陈佩芬释文考释。共10简,简长428至433厘米。书体工整,字距基本相同。第一简后有篇题。记述隰朋和鲍叔牙与齐桓公的对话,劝诫桓公行先王之法,善待百姓。
《鲍叔牙与隰朋之谏》,陈佩芬释文考释。共9简,共340字,简长404至432厘米。书体工整,字距相同。有篇题,内容亦为鲍叔牙与隰朋直谏桓公要借鉴夏商周代兴的原因,并警惕竖刁与易牙。
《季庚子问于孔子》,濮茅左释文考释,共23简,完简长38厘米。原无篇题,整理者据篇首句而定名。记载季康子以币迎孔子归鲁之事,全篇以问答形式,记录了孔子对治国兴鲁的看法。
《姑成家父》,李朝远释文考释。残简和完简共10简,完简长442厘米。原无标题,整理者据篇首四字而定名。内容与春秋中期晋国三郤有关,记述三郤在见恶于晋厉公之后的行事。
《君子为礼》,张光裕释文考释。共41简,完简541至544厘米。内容为孔门弟子与孔子之间的答问。
《弟子问》,张光裕释文考释。共25简。内容为孔门弟子与孔子之间的答问。
《三德》,李零释文考释。残简和完简共22简。原无篇题,整理者补加。简文内容多言天地与刑德之关系。
《鬼神之明·融师有成氏》,曹锦炎释文考释。共8简,完简长53厘米。《鬼神之明》原无篇题,整理者据简文内容主题定名,为《墨子》佚文,有关鬼神有所明和不明的问题;《融师有成氏》原无篇题,整理者据篇首数字而定名。叙述上古传说人物故事。《竞公疟》,濮茅左整理、注释。原题,篇题位于第二简上段背部。本篇残存13简,总489字,其中合文二、重文一。缀合十例。缀合后推断,完整竹简两端平齐,满简书写,原长应约55厘米,三道编绳。“竞公”即齐国国君齐景公,公元前547至前490年在位。简文记载了围绕齐竞公病甚,而引起的朝廷内部激烈争议之事。老臣晏子直谏齐竞公,使祝、史两大夫得免,割、棃受处。简文为研究齐国历史、宗教、哲学、医学、治国策略、以及《晏子春秋》的取材、成书年代等方面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史料。
《孔子见季桓子》,濮茅左整理、注释。篇题取用全文首句,原无篇题。共27简,总554字,其中合文6组。在流传过程中折损严重,存简也无完整者。根据竹简的现状可知:原完简两端平齐,长约546厘米,三道编绳。本篇为儒家的重要佚文。全文以对话形式记载了孔子与季桓子的有关讨论。时间约在公元前505年(鲁定公五年)至前496年(定公十四年)的十年间。篇末附有《季桓子与孔子的相关系年》。
《庄王既成·申公臣灵王》,陈佩芬整理、注释。本篇共9简,由《庄王既成》和《申公臣灵王》两篇合成。前篇《庄王既成》的首句与后篇《申公臣灵王》的首句同在第四简上,篇间由墨钉划分。《庄王既成》三简半,简长约33米余,皆完简,两道编绳。共93字。第一简背有篇题“庄王既成”。记载了庄王与重臣子桱的对话,讨论的中心是楚之后人如何保住霸主的地位。《申公臣灵王》五简半,原无篇题,佚书,全篇117字,是一篇完整的史籍。记载了王子回与申公相争王位,结果申公愿为君王臣事。
《平王问郑寿》,陈佩芬整理、注释。本篇共七简,皆完简,原无篇题,简长约33厘米余,两道编绳。佚书,共173字。记载了楚平王因国之祸败事而问郑寿,郑寿与平王有间,郑寿告有疾,不事到端正事。
《平王与王子木》,陈佩芬整理、注释。本篇共五简,皆完简,原无篇题,简长33厘米,两道编绳。佚书。记载了楚平王命王子木至城父事。有关事迹亦见于《史记·楚世家》、《左传·昭公十九年》。
《慎子曰恭俭》,李朝远整理、注释。本篇共6简,第三简背有篇题“慎子曰恭俭”,简长32厘米,两道编绳。佚书,共128字,合文二。文中提出了“恭俭以立身,坚强以立志”“均分而广施”等思想。慎子即慎到(约前395-前315年),战国时赵国人,曾在齐国的稷下学宫讲学,负有盛名。
《用曰》,张光裕整理、注释。本篇共20简,原无篇题。佚书。文由“民之初生”起说,多谈及民生国政大事。文中多警世之语,如:“唇亡齿寒”、“莫众而迷”等,强调慎言的重要。篇中诸节之间,每见叶韵,对楚方言音系研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天子建州》甲乙两本,曹锦炎整理、注释。甲本完整,共13简,全篇407字。乙本11简。《天子建州》分为两章,章未均有章节号标注。儒家文献,所记主要关于礼制,其中有些内容可以在今本大、小戴《礼记》中见到相似记载,从其内容和篇章结构分析,属“礼家杂记”,为研究先秦时期的礼学提供了资料。也对了解和研究荀子思想及其学术传流也有一定帮助。《武王践阼》,陈佩芬释文考释。存15简,原无篇题。全篇以问答形式,记述了师尚父告武王以丹书,武王铸铭器以自戒之事,内容与《大戴礼记·武王践阼》篇相合。
《郑子家丧》,陈佩芬释文考释。凡甲、乙两本,各7简,原无篇题。全篇记述了郑子家丧,楚国以子家颠覆天下之礼为由,出兵围郑,晋人救郑,晋楚战于两棠,晋人大败。其相关内容,可与《左传》、《史记》等相互参照。
《君人者何必安哉》,濮茅左释文考释。凡甲、乙两本,各9简,原无篇题。全篇记述了范乘因君王爱玉而力谏君王之事,今以范乘醒君之言为题。
《凡物流形》,曹锦炎释文考释。凡甲、乙两本,甲本存30简,乙本存22简。“凡物流形”为原有篇题,书于甲本第三简简背。全篇多以“问之曰”起首,有问无答,“自天地山川”,“次及人事”,层次清晰,结构严密。其体裁与性质,与屈原名篇《天问》极为相似。
《吴命》,曹锦炎释文考释。存九简。“吴命”为原有篇题,书于第三简简背。全篇大致可分为两章:第一章记述吴王率军北上,至陈国境内,引起晋国恐慌,晋军遂派遣使臣与吴交涉周旋,终使吴军离开陈国;第二章为吴王派臣下告劳于周天子之辞,文句大致同于传世本《国语·吴语》。
博物馆学的书籍很多,我就是吉林大学博物馆学专业的,教授推荐我们常看的有(1) 桂雅文:《爱上博物馆》,广西师大出版社2003年版;
(2)〔英〕肯尼斯·赫德森:《八十年代的博物馆-世界趋势综述》,紫禁城出版社1986年版:
(3)国家文物局、中国博物馆学会:《博物馆陈列艺术》,1997年版;
(4)贝思出版有限公司:《博物馆及艺术中心》,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年版;
(5)傅振伦:《博物馆学概论》,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
(6)马继贤:《博物馆学通论》,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7)黎先耀:《博物馆学新编》,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年版;
(8)孟剑明:《博物馆学研究论著要目》,西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9)苏联博物馆学研究所:《苏联博物馆学基础》,文物出版社1957年版;
(10)文化部文物局:《中国博物馆学概论》,文物出版社1995年版;
(11)王宏钧:《中国博物馆学基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个人建议
1、想了解博物馆学术渊源的话,把傅振伦的《博物馆学概论》和苏联的《博物馆学基础》对照着来读。
2、想了解博物馆的ABC,那就仔细读读王宏钧的《中国博物馆学基础》。
3、想了解西方的博物馆学一个侧面,就读读肯尼斯·赫德森的《八十年代的博物馆-世界趋势综述》。
4、想做博物馆学研究某一方面研究,就读读孟剑明的《博物馆学研究论著要目》,至少90年代前的比较重要论著这里搜集全一些。
顺便说下吉林大学博物馆学全国第二,喜欢的话,欢迎你!
(一) 尺八,汉笛与魏晋长笛的传承
尺八是我国古代的一件重要吹奏乐器。如今提起尺八,知道的人已为数不多,熟悉它的人就更少。关於尺八,《中国音乐辞典》有如下说明:“尺八,古代吹奏乐器。唐代已出现,相传吕才善制此器”。若对这段文字细加推敲,就不难发现这段文字并没有把问题说明白。例如,善制尺八的吕才,乃是隋唐时期的人。据《旧唐书》和《新唐书》的记载,他於贞观3年之前就已制作出一套(十二支)“与律谐契”的尺八。由此可见,“唐代已出现”一语,并没有把尺八出现的具体时间说清楚。实际上尺八这种乐器,唐朝之前就早已存在,只是名称不同而已:唐以前叫笛,唐代始有尺八的称谓。
吕才之所以要制作尺八,乃是为了正雅乐;吕才所设计的尺八,乃是对魏晋长笛的继承和改进;至於魏晋长笛,实乃是汉笛的发展,汉笛又是京房对羌笛的改进。关於羌笛和汉笛之间的关系,东汉著名学者马融(79—166)的名篇《长笛赋》,可以作为证明。马融的《长笛赋》写道:
近世双笛从羌起,羌人伐竹未及已。龙吟水中不见己,截竹吹之声相似。
剡其上孔通洞之,裁以当簻便易持。易京君明识音律,故本四孔加以一。
君明所加孔后出,是为商声五音毕。
马融认定汉笛是从羌人那儿传过来的。按马融的说法,羌笛原本四孔(四孔是指连同被称作笛体中声的底孔在内,实际上只有三个指孔)。京房(前77—前37)在这种羌笛上加了一个后出孔,并将这个音孔奏出的音定为商声,从而使它能奏全宫、商、角、徵、羽五声。从“君明所加孔后出”的说明又可知,汉笛和羌笛一样,都是竖吹的笛。把后出孔定为商声,据说是因为“古笛筒音尚角”的缘故。
马融所说的双笛,除《长笛赋》中通篇所咏的用於“雅乐”的长笛而外,另一支为何种笛,未见交代。这种长笛,魏晋时期不仅延续了下来,而且又有了重大改进。原先经京房加孔的笛,只有四个指孔,只能奏出五声;而魏晋长笛已有了六个指孔,能奏全宫、商、角、变徵、徵、羽、变宫等七声。此外,魏晋长笛的筒音(笛体中声),已不再是角音,因此荀勖於泰始十年(西元274年)制定笛律(即“荀勖笛律”)时,将按照他的笛律制作的笛(即“泰始笛”)的筒音(笛体中声)定为“角”,并说,“角声在笛体中,古之制也”。
这儿附带说一句,关於笛子的起源,《周礼‧春官》就有“笙师掌教吹竽、笙、埙、龠、箫、篪、笛、管”的记载,若此说可信,那麼笛本身就是汉族乐器。不过周代的这种笛,到了汉代可能已经绝迹,否则不会又有许多新的说法。至於汉代出现的笛,除了羌笛传入说而外,又有张骞出使西域带回的说法,以及汉武帝时人丘仲造笛的说法。这些说法孰是孰非?笔者以为,可能全都正确。原来我国汉代以前,无论横吹还是竖吹的,统统都叫作笛,就同很多弹拨乐器于魏晋时期都被叫做琵琶一样。《周礼》所述之笛,丘仲所造之笛,张骞从西域带回之笛,我们无法判断它们为同一种样式。若不是同一种样式,它们之间又有些什麼区别,由於文字记载不详,笔者不敢妄加评论。但是马融《长笛赋》中所说之笛,其样式就比较明确,故而可以断定它是魏晋长笛的前身。
至於汉魏时期的竖“笛”,常被今人误认作“箫”。例如《中国音乐词典》“箫”条下的释文就说:“也称洞箫。单管,竖吹。汉代陶俑和北魏云岗石窟雕刻中已有吹箫的形象。”就因为这一缘故,上海博物馆将馆藏的“古代雕塑”编成了《中国古代雕塑馆》一书,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其中“战国秦汉时期”部分的第六幅图之说明,就被说成“吹箫雕塑”。笔者一眼就看出所吹的不是“箫”,而是地地道道的“笛”——汉魏长笛。这尊雕塑形象生动,除演奏指法偏重於写意而外,所用之器的样式、演奏时的口型,都十分切近实际。该器长至腰下,若演奏者为中等身材,那麼该器之长应该是50厘米左右,相当於《晋书·律历志》所载十二支“泰始笛”中的仲吕笛,与今日洞箫从吹口至调音孔的有效长度相近。细观演奏者吹奏时的口型,完全是吹奏尺八的样式。尺八的新月形吹口,比今日洞箫吹口宽,加上两端通洞,因此对演奏时口型的要求,与洞箫明显不同。这一点是不搞尺八与洞箫演奏的人所无法体味的。
关於魏晋长笛的具体样式,如今已不可考。至於“荀勖笛律”所说的“泰始笛”(由於此笛的制作规格制定於西晋泰始十年,后世故有此称谓),《宋书‧律志序》和《晋书‧律历志》有详细的记载。“荀勖笛律”,乃是我国音乐史上的一篇极其重要的律学文献,“荀勖笛律”所说的乃是严格符合三分损益律之“泰始笛”的制作方法,因此它同时也是我国古代乐器工艺史上一篇极其难得的竖笛制作文献。“荀勖笛律”所说的,乃是如何用三分损益法制作出符合十二律吕的十二支“泰始笛”。荀勖制定笛律和设计十二支“泰始笛”,乃是为了正雅乐;因为笛子“犹如钟磬”,有比较稳定音高的缘故。近年来,笔者对於“荀勖笛律”的研究和对“泰始笛”的复制,倾注了大部分精力。杨荫浏先生首先按照现代洞箫的样式制作过一支“黄钟笛”。杨先生所制作的,笔者认为应该称作“黄钟箫”,而不是黄钟笛。杨先生认为这支笛“基本符合”晋书所记载的要求。笔者认为,杨先生所据的黄钟正律是不可信的,因此结论也就不可信。笔者也曾按照日本现代尺八的样式制作过泰始笛,结果发现,这种笛虽然能符合三分损益律,但各个音孔的音高无法符合十二律吕1。近年来笔者又多次按照日本正仓院藏存的唐代尺八选材标准制作,结果发现,如此制作的泰始笛,它的绝对音高就能符合“黄钟正律”和由“黄钟正律”生出的十二律吕(笔者是用黄钟正律管校音的),因此各音孔之间的音程关系也就必然能符合三分损益律。泰始笛只要按照唐代尺八样式制作,就能符合十二律吕的事实,绝不是制作上偶然的巧合。这一事实充分证明,唐代尺八乃是魏晋长笛的延续和发展;尺八其器,唐代之前就有,只是唐以前叫笛,唐代始有尺八之名而已。
(二) 尺八是魏晋长笛的改进
关於尺八之名始于唐代,这是毋庸置疑的。因为唐之前确实没有尺八之名。吕才设计尺八,同荀勖设计泰始笛一样,都是为了正雅乐,这有新旧《唐书》的记载可以证明。《旧唐书·吕才传》载文:“贞观三年,太宗令祖孝孙增损乐章。孝孙乃与明音律人王长通、白明达递相长短。太宗令侍臣更访能者。中书令温彦博奏才聪明多能:眼所未见,耳所未闻,一闻一见,皆达其妙,尤长於声乐,请令考之。侍中王珪、魏征又盛称才学术之妙。征曰:‘才能为尺八十二枚。尺八长短不同,各应律管,无不谐韵’。”
何谓“尺八”?尺八就是长度为一尺八寸的竖笛。从魏征“(吕)才能为尺八十二枚,尺八长短不同”的话可知,吕才当时就制作了十二支长度不同的尺八。既然十二支的长度各不相同,何以又叫“尺八”?原来十二支尺八管中的黄钟管之长度为一尺八寸,吕才就以黄钟笛管的长度来代指十二支笛管的名称,并不是所有的尺八都是长一尺八寸。
吕才设计的尺八和荀勖设计的泰始笛一样,一套都是十二支,都是对魏晋长笛的改进。
关於荀勖制定笛律,是因为当时所制“笛之长短无所象则,率意而作,不由曲度;考以正律皆不相应;吹其声韵,多不谐合”的缘故。荀勖认定“笛有一定调,故诸弦歌皆从笛为正,是为笛犹钟磬,宜必合於律吕”,故而便“依十二律作十二笛,令一孔依一律”,使笛的七声“能尽名其宫、商、角、徵”。不论荀勖的设想如何好,制作如何合情合理,但是泰始笛没有付诸实际应用也是事实,更别说流传开来了。
西晋以后,就出现了南北分裂的局面。统一的唐帝国建立以后,当然也就有了“正雅乐”的要求。吕才当时设计并制作了十二支“与律谐契”的尺八,虽然不是受命于执政者,但吕才所为乃是正雅乐之目的则是毫无疑问的。吕才所设计的尺八,虽然缺少历史资料,但是还是可以断定它是受了荀勖设计泰始笛的影响。
若把吕才所设计的尺八与荀勖所设计的泰始笛作一比较,我们不难看出它们之间的承继关系与差别。这承继关系就是,笛体中声都是所应之律的倍数:泰始笛的笛体中声是角音,故而笛长是四倍或八倍角律;尺八就黄钟一支来说,其长度为一尺八寸,就是黄钟律长之倍,其声就是黄钟正律,於此足可见其一般。其差别则为:尺八比泰始笛短,也不似泰始笛坚持笛体中声为角,以崇尚古制。何以见得呢?就以尺八之名来说,前文已经说过,就黄钟这支而言,其笛体中声为黄钟,那就是宫声,顺应了乐手的演奏需求。这是不言而喻的。另一点则是,笛长比魏晋长笛以及荀勖的泰始笛短。
说吕才设计的尺八比魏晋长笛以及泰始笛短,从《宋书》的记载就可以得出结论。列和曾说:“太乐东厢长笛,正声已长四尺二寸。令当复取其下徵之声,於法,声浊者笛当长,计其尺寸乃五尺有余。和昔日作之,不可吹也。”《宋书》的注文说:“太乐四尺二寸笛,正声均应蕤宾。以十二律还相为宫推法,下徵之孔当应律大吕。大吕笛长二尺六寸有奇,不得长五尺余”。这儿列和指出,五尺余的大吕笛不可吹,注文则指出大吕笛为二尺六寸有余的同时,也交代了四尺二寸笛乃是蕤宾。查荀勖十二支泰始笛中,最长的是蕤宾笛,其长度为三尺九寸九分五,而不是四尺二寸。这就足以说明,荀勖设计泰始笛的时候,除了音孔位置与魏晋长笛有异而外,其长度还是无多少改变的,只是为了符合十二律吕,长度略有缩减罢了。在十二支泰始笛中最短的一支是仲吕笛,其长度为二尺一寸三分三厘有余,而吕才设计的尺八,其黄钟笛的长度就是一尺八寸,即使黄钟是十二支尺八中最短的一支,也足以证明十二支尺八比十二支魏晋长笛或泰始笛要短,何况我们如今还没有根据说黄钟是十二支尺八中最短的一支呢?
笛的长度缩短,无疑使演奏更为方便,从而增强了尺八的表现力。
(三) 尺八传入日本的年代
尺八,我国古代的这件乐器是何时传入日本的,这一问题是中日学者所共同关心的问题。但是多数人认为,尺八是唐代传入日本的。理由是,不仅唐代始有尺八之名,而日本又於西元六三О年至八九四年(唐太宗贞观四年至唐昭宗乾甯元年),先后派遣过十三批遣唐使,尺八由遣唐使带回日本似乎是理所当然之事;何况正仓院还藏存著八支分别用牙、玉、石、竹制作的唐代尺八?
但是日本法隆寺藏有一支“笛”,这支“笛”的选材标准与制作样式,与日本正仓院所藏的八支尺八完全一致。据说这支笛乃是圣德太子亲自吹奏过的。由於这支笛的样式与正仓院所藏八支尺八无异,因此人们认为它就是尺八;又因为圣德太子逝世于唐高祖武德五年,早于史书记载吕才设计尺八的年代,因此又有人认为它不是尺八——林谦三就持这一观点。山根银二先生在他的《日本音乐史》一书中就有如下一段叙述:
尺八的起源也很古。据说最初是在推古朝由中国输入的。这是雅乐中所用的乐器之一,但详情当然不得而知。据史传,圣德太子喜爱这乐器,曾亲自吹奏;他当时所用尺八现今秘藏在法隆寺中。小中村清矩氏在他的《歌舞音乐史稿》中说:“尺八,今大和法隆寺所藏,乃当时真物。以曲尺量之,有一尺四寸五分。可知唐小尺为一尺八寸。”但据林谦三氏说:尺八是唐太宗贞观年间(西元627—649年)吕才所发明的乐器;而圣德太子生在这以前,是唐高祖武德五年(西元622年)逝世的;所以年代不合。那麼,圣德太子所用的恐是另一种笛。无论怎样,全心全意地倾慕中国文化的圣德太子,拿任何种舶来乐器来亲自吹奏,是可喜的事2 。
从以上引文可知,有不少日本专家在力图证实法隆寺所藏之笛就是唐代的尺八。因此小中村清矩氏在他的《歌舞音乐史稿》中才说:“尺八,今大和法隆寺所藏,乃当时真物。以曲尺量之,有一尺四寸五分。可知唐小尺为一尺八寸”;山根银二氏的言谈中也显露出这支笛不是尺八的遗憾。这儿值得注意的是,小中村清矩氏的考证法隆寺藏笛之长度合“唐小尺为一尺八寸”,是并无多大说服力的。因为圣德太子生於574年(我国南朝陈太建六年),逝世於622年(唐高祖武德五年),并於607至614年之间三次派遣遣隋史,由此可见,圣德太子所用的这支笛与唐代尺八毫无关系;假若法隆寺所藏这支笛的长度确实符合唐制,在我们没有证明唐代的计量乃是继承了隋制之前,只能说明这支笛是膺品。实际上圣德太子所用的这支笛倒的确是“尺八”,理由何在?前文已经述及,尺八乃是魏晋长笛的继承与改进,尺八之名始于唐代,而“尺八”之器早已存在。我们若将这支隋朝的笛,同正仓院藏存的尺八略作比较,就足以证明这问题。
请看正仓院八支尺八的尺寸3:
三节
Ⅵ
Ⅴ
Ⅳ
二节
Ⅲ
Ⅱ
Ⅰ
一节
全长
雕刻
14
187
217
258
275
291
322
365
3965
437
玉
119
1485
1765
21
239
24
2645
298
3235
3435
竹
123
165
1945
228
246
256
284
318
35
3825
桦缠
71
161
1875
225
2425
253
281
32
376
385
雕石
127
141
1635
20
22
2255
252
283
33
361
牙
1185
1505
1785
2085
225
223
2565
2865
313
352
竹
东大寺
121
171
197
233
233
261
289
324
345
393
竹
1785
1785
207
242
242
271
2985
335
37
409
再看法隆寺所藏之笛的资料4:
三节
Ⅵ
Ⅴ
Ⅳ
二节
Ⅲ
Ⅱ
Ⅰ
一节
全长
132
188
226
265
271
291
337
372
386
444
从正仓院所藏尺八与法隆寺所藏之笛来看,除了每一支的长短和音孔位置不等而外,其选材标准与制作工艺则是完全相同的。前文已经述及,吕才所设计的尺八与荀勖设计的泰始笛一样,都是对魏晋长笛的改进,因此从样式来说,无论是魏晋长笛和泰始笛,或者隋朝的笛或唐代的尺八,其样式都是相同的。由此证明,圣德太子所吹奏过的笛,与正仓院所藏的尺八是同一种乐器,我国的尺八这类乐器,至迟于七世纪初的隋朝就传到了日本。
(四) 对正仓院藏存尺八测频的评价
日本正仓院藏有八支我国唐代传过去的尺八。这八支尺八分别用玉石、象牙和竹子制作。其中一支用竹子制作的尺八,就材料而言,似乎十分平常,但雕刻得尤为精美,可见这些尺八绝非民间所能拥有。前文已经述及,这八支尺八与法隆寺秘藏的隋朝的笛,无论是选材标准还是制作工艺,都完全相同。但是就八支唐代尺八而言,其音律显然不是三分损益律,当然也就无法“与律谐契”,显然不合吕才的设计要求。由此可见,无论是魏晋还是隋唐,宫廷雅乐所用乐器的音律,都不合三分损益律。
魏晋长笛不合三分损益律,因此荀勖便制定笛律,规定严格符合三分损益律之泰始笛的制作方法。如今虽然不知魏晋长笛的音律情况,却留下了符合三分损益律的泰始笛的制作情况。唐朝初年,吕才为了正雅乐,设计了符合十二律吕的尺八。如今吕才所设计的尺八的详细情况已不得而知,但从法隆寺所藏隋朝之笛,以及正仓院的八支尺八,却可以让我们了解到当时所用乐器的音律情况。此事对了解我国古代的乐器制作与乐律情况,无疑是极有意义的。
关於正仓院所藏八支尺八,在《正仓院的乐器》中记录著日本专家们的测试报告,其中包括这八支尺八的制作规格、所测得的频率,以及测频时所用的指法。其“叉口”指法(OXXOXX)无疑是近代洞箫的演奏指法,而与现代洞箫指法(OXXOOO)微有差异。现将测频时所用指法罗列如下(X表示按没之孔,O表示开启之孔)6:
本文2023-08-05 13:46:20发表“古籍资讯”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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