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刻本一来有训点，国人素不喜，称之为“苍蝇脚”

二来多为五经之类的实用书，价值不大。

但和刻本有很多所据底本极有价值。又如安政本《伤寒论》等书，对我国的翻刻出版也有巨大影响。

人类社会自从出现文字后,便出现了承载文字的书写材料。书写材料的变化，影响了装帧方式的演变与更新。唐末至两宋时期为中国书籍装帧方式从卷轴装发展至册页装的重要变革期。那么深受唐宋影响的日本的典籍装帧与唐宋的不同呢？

一、中国典籍装帧的主流演变及宋版装帧的方式特点

中国的书写材料发展至竹木简后，出现了与之并行的材料——兼帛。帛书的装帧方法可以理解为与简策书相似，称为“卷轴装”，唐与唐之前的典籍主要为这种装帧形式。帛书上下设有边栏，模仿简策书的编绳,两行文字之间绘有竖线，类似于两简之间的间隔缝。卷轴装在书尾装一木轴,以轴为中心，从后往前卷起,并在中心系绳带防止散开。造纸术的发明与运用逐渐取代了竹木简和廉帛,但传统的手写方式及卷轴装装帧方式仍然盛行。

二、日本平安时代的典籍装帧历史及其形式

平安时代主要包含“唐风文化”“国风文化”以及“院政期文化”三种文化类型。在装帧历史方面,因不同阶段文化的影响，出现了卷轴装、粘叶装、缀叶装、大和缀等主要装帧方式，这四种装帧方式同为日本装帧史从卷轴装向册页装转变的重要代表。

三、从装帧形式、历史渊源探究两国典籍装帧方式的异同

奈良末期至平安初期,文学、绘画、佛典等以卷轴装为主,日语称“卷物”“卷子本”，施有绘画的称为“绘卷物”。目前,日本最古老的绘卷物为平安末期的《源氏物语绘卷》，因文字与绘画两者交叉式出现于同一卷轴内，也被称为“交互绘卷”。

比较两国的卷轴装,可以得知,受遣唐使制度的影响，平安初期尚属于唐风文化,日本以唐盛行的卷轴装为模板学习其装帧方式。但因现存遗物有限、装帧方式相似度较高,所以关于卷轴装，该时期两国的差异难以断定。即使至桃山、江户时代,卷轴装改为册页装的事例也不为多见，卷轴装一直使用至19世纪末。此外,平安初期旋风叶、经折装不如卷轴装普及度高,在日本,经折装主要用于石碑的慕刻和拓本，也不排除用于佛典及习字的写本,与我国在使用领域略有不同。

综上所述，平安初中期，主要收集唐、北宋时期的典籍并学习效仿其装帧方法，又因雕版印刷尚未出现普及，仍为以手写本为主的昌盛期,这一点是影响两国装帧方式不同的关键原因。比较敦煌遗书的装帧方式后可以断定,日本册页装帧方式的粘叶装、缀叶装及大和缀,毫无例外是以唐、五代时期的手写本和宋版装帧为基准发展而成的产物，并非日本原创的装帧方式。

14世纪初。

最早是在14世纪初，因为日本进入南北朝分裂时期后，在长期战乱中失败的南朝封建主开始组织武士劫掠中国与朝鲜沿海地区。因为中国古籍称日本为倭国，所以当时称他们为倭寇。

倭寇初时仅为九州沿海一带的名主、庄官等阶层及失业人民，晚清时期，在光绪皇帝的上谕中，大量使用“倭寇”指称日军，衍生出倭军、倭兵、倭炮、倭廷等词。

扩展资料：

明朝建立后，尚有张士诚等南方的残余势力以及沿海走私商与日本海贼合作，以日本一些岛屿为基地，在中国和朝鲜沿海进行侵扰。

明朝建国后，东南沿海一带凭借着地理位置和原有的基础，农业、手工业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在此基础上，商品经济也日益繁荣起来。正德年间，私人海外贸易开始得到发展。到嘉靖时期，私人海外贸易形成大规模，达到非常繁荣的程度。

利润上的巨大差距，嘉靖年间东南沿海各地形成了许多私人海上贸易集团。但面对严峻的东南海疆形势，明开始实行长期的海禁政策，明初朱元璋即颁布了“片板不许下海 ”，严禁私人海外贸易。

-倭寇

从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到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日本在两次侵华战争期间劫掠的中国文物数量到底有多少？从中国劫掠的文物又有哪些？

要给出一个精确的数字，并将劫掠的文物全部一一罗列，似乎不太可能。或许，这将是一个永远无法揭开的谜，也是留给中华民族、炎黄子孙永远的痛。毕竟，被日本公然劫掠、巧取豪夺、敲诈勒索等方式劫掠的文物浩如烟海，即使进行系统统计也难以完全囊括。本网整理这些被掠夺的文物资料，简要梳理出其中较为重要的文物并将其展示出来供网友参阅浏览。

近代日本走上侵略道路后，对于中国以怨报德，狂妄地宣称要“开拓万里波涛，布威于四方”，于是近邻中国便成了其实现野心的最佳选择。

在对中国的文化侵略方面，日本步西方列强后尘，而且显得更为贪婪，一面肆意摧残我国的文化事业，一面又不惜采用种种卑劣手段，大肆掠夺我国文物，为害尤烈，造成了中国文化遗产的巨大损失。

鸟居龙藏

在1928年以前，日本人在我国调查古代遗迹遗址和盗窃文物的事例，不下几十起。例如：1905年东京大学的鸟居龙藏在辽东半岛及东北地区进行调查和盗掘，一直延续到1911年。京都帝国大学的滨田耕作盗掘了旅顺刁家屯汉墓等。

1928年5月3日，日本出兵侵占济南，在济面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三惨案”。5月11日，济南沦陷。日军除了烧杀奸*外，还强行将济南附近临淄县龙泉寺的2尊北齐石佛、2尊北齐菩萨雕像和2块石碑运到淄河店车站，准备在这里装上火车运往青岛，再从青岛装船运往日本。

1933年，日本山中商会的老板山中和北京分店经理高田勾结北京古玩奸商倪玉书，又做下一宗极其肮脏的买卖，对山西太原天龙山石窟的石雕进行肢解、劫掠。

1931年9月18日后，在日军侵占的中国领土范围内，一些日本考古团体、大学研究机构及个人随之而来，进行“老古调查”和盗掘，有些盗掘甚至于是在日军的直接保护下进行的。

1931年至1934年，日本人原田淑人等领导的考古队，盗掘了黑龙江宁安县西南东京城镇的原渤海国都城上京龙泉府遗址，其中宫殿遗址6处、古寺遗址1处，陵墓遗址1处及禁苑、外城遗址数处，劫走一批珍贵文物。

1937年夏，原田淑人、驹进和爱带领考古队，以日本东亚考古学会名义，盗掘了元上都遗址(今内蒙古正蓝旗东闪电河北岸)，劫走一批出土文物，入藏于东京大学考古学研究室。

同年，黑田源次盗掘了抚顺大官屯辽代瓷窑遗址，劫走大批辽瓷标本。

1937年12月，日军侵占南京后，日本人的盗掘活动向我国南方发展。笔者曾查阅到一份日文资料，1938年由庆应义塾大学出版的《江南踏查》报告书，著者为松本倍广。在这份报告书的序中写道：昭和十二年(1937年)南京陷落，为了适应时局的发展，急需快速向中国派员进行学术调查以及古文化遗变的发掘。为此，1938年5月庆应义塾大党派有了三个“学术旅行队”，一队由大山柏率领赴北京、彰德、大同方向；一队由柴田常惠率领赴中国中部；第三队是松本信广等赴中国江浙地区。

该报告书详细地记录了松本信广、保坂三郎、西冈秀雄，于1938年5月从东京出发，到达南京后，在日军的护卫下，调查劫掠了南京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古物保存所、六朝墓、西湖博物馆，挖掘杭州附近古荡石虎山遗址以及吴兴钱山漾遗址等活动。报告书中附有松本“旅行队”活动的照片，在发掘现场，日军荷枪实弹站在周围警式，如临大敌，充分暴露了他们无视中国主权、肆意盗掘的丑恶嘴脸。

报告书的最后一部分是这次江南调查劫获文物的目录和实物照片，共计129件，其中不少是非常珍贵的文物，如有孔石斧、玉戚、战国蟠螭纹有盖鼎、商周青铜戈、汉唐铜镜、良渚文化黑陶杯、汉代陶奁、女陶俑、越窑青瓷四耳罐、蚁鼻钱、五铢钱泥范、太平天国“天朝南昌宣抚使韦”印等，这些珍贵文物全部被劫往日本，入藏于庆应义塾大学文学部。

以图书为例，如北平图书馆、清华大学图书馆、南京国立中央图书馆筹备处、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杭州浙江省图书馆等，这些图书馆收藏丰富，且多善本精抄，结果多遭劫掠。

如在南京，1938年3月起，日本上海派遣军动用了367名士兵、220名特工人员，抓来830名国人当苦力，劫掠南京图书文献。参与其事的还有满铁调查部、东亚同文书院等处的工作人员。被劫掠的单位包括中央研究院、中央图书馆、省立国学图书馆等。被劫走的图书共计88万册，比当时日本最大的图书馆帝国图书馆藏书还多3万册。这些图书文献，日军用卡车搬运了310辆次才搬完，后来全部被劫走。不但公家图书遭到劫掠，一些私人藏书家的古籍善本亦遭劫掠，如南京有名的私人藏书家卢冀野、古筱轩等，他们收藏的名遗善本，或被劫走，或被烧毁。此外，中央图书馆移藏香港冯平山图书馆中四库全书等珍本也被劫运日本。据1946年南京市临时参议会公布的数字，八年抗战中，被日军抢劫和焚毁的南京图书，总计达1815箱、2859套、148619册，其中不少是极为珍贵的古籍善本。

另一个令人心痛的例子是著名实业家、藏书家张元济在上海创办的东方图书馆被毁。在1932年“一·二八”事变前，该馆藏书已逾50万册和收藏、照片5万余枚，其中善本书就有3745种，共计35083册；加上当时尚未整理的购自场州何氏4万册藏书中的善本，善本书的总数达5万册，其中海内孤本和精品约500种共5000余册。

关于中国图书损失的数量，据国民政府教育部1938年底统计，中国抗战以来图书损失至少在1000万册以上。1943年前，美籍人士实地考察，估计中国损失书籍在1500万册以上。

其间，中国的博物馆也大量被侵华日军或炸毁或劫夺，如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的两批文物被劫，北平研究院在宝鸡发掘所获文物分藏北平部分被盗300多件，日伪先后从故宫[微博]博物院运走铜缸66口，铜炮一尊，铜灯亭91件等。更可恶的是，1942年伪北平市署搜刮故宫金缸的金屑，供日本侵略军用，简直达到肆无忌惮的地步。博物馆文物藏品大量被劫，对中国造成无可估量的损失。据1946年中国代表团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巴黎大会递交的一份材料说：“全国博物馆，战前计有37所，工作人员110人。战争起后，故宫博物院所藏之文物珍品多迁至四川贵州各地妥藏。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亦迁四川李庄继续筹备。各省设立之博物馆则以战事影响，大多停办。1944年统计，全国仅存博物馆18所。”幸亏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不少文物珍品及时南迁，否则后果将更不堪设想！

日本侵华期间，经调查还有以下一些重要文物被劫的情况：

如原存于北京协和医院实验室中的“北京人”化石，在1942年日军侵占期间突然失踪，造成世界科学史上的重大损失。

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两批珍贵文物被劫，一是由我国著名女考古学家曾昭橘在南京所藏的古物85件又一箱，其中有南齐刻石佛一尊(栖霞山齐塔寺内出)、山西赵城县佛寺壁画4块、乾隆五彩瓷器等物8件；另一是日本在北平劫走由王振铎保管的宋至清代瓷器、绣花屏风等古物88件。

日军劫走收藏于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大批公私文物，古物玉器金石约50余种。

1945年8月14日日本宣布投降后，中国人民要求尽快追索被劫文物的呼声越来越强烈。

我国虽然索回部分被劫文物，但所索回的与实际被劫数字有天渊之别。即使与国内调查后有案可据的数字，被劫书籍300万册，重要文物15245件相比，索回的也相差甚巨。

甲午后流入日本珍贵文物曝光 被掠夺15245件

专家学者指出，从甲午到抗战胜利，正是中国遭受日本欺凌、劫掠最为严重的历史时期，在这个时期流入日本的中国文物，大都是通过劫掠、抢夺等非法、非正常途径；其次，这些文物等级很高，均为高品级的珍稀文物。

甲午以后至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被日本劫夺的中国甲骨、石器、铜器、刻石、陶瓷、古玉、丝绣、书画、写经、拓本、杂物、古籍等类中国文物15245件。

百年战乱 谁成为掠夺中国国宝最多的国家

中华5000年的文明，有多少物质财富让众列强心生觊觎。自鸦片战争后的百余年间，大批国宝级文物被掠夺，至今流失海外。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在世界上47个国家超过200家博物馆中，就展示着160多万件中国国宝，而散落在海外民间的中国国宝更是不计其数。而日本是掠夺中国文物第一个也是最贪婪的那个国家。

日本开始掠夺中国的国宝始于明代的倭寇，算起来日本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侵略中国的国家，大和民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侵略中国的民族。当然倭寇掠夺的文物数量不多，价值在当时也不算太大。

日本真正开始大规模的掠夺中国文物是在八国联军侵华时期，将司令部设在北海静心斋，大肆抢掠北海文物，万佛楼内大小1万尊金佛被系数掠走。清末民国之时中国一片混乱，加之尚无文物保护制度，导致大量文物流失到海外。敦煌发现的4万件古代文书，其中约有1000卷流入日本，收藏在龙谷大学、大谷大学、天理大学、东京国立博物馆等，基本都是大谷光瑞探险队的橘瑞超等人勾结道士王圆箓运到日本的。

中国文物的最大浩劫就是日本侵华战争时期，自1931年到1945年。大半国土沦陷，除了中国的各种资源外，价值最大的就是中国文物。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后，中国政府统计被日本掠夺的文化财产共1879箱，360万件，破坏的古迹达到741处。而流失民间的文物已经无法估计了。流失海外的3万枚甲骨片，就有13万枚被掠至日本。中国作为战胜国，仅仅收回了从周口店出土的10箱化石、35万余册古书以及张学良将军收藏的绢制古画58卷。

日军全面侵华时期，对中国文物的摧毁更是影响深远，日军甚至于1939年将雍和宫前3座牌楼的金丝楠木大柱更换成水泥柱，导致牌楼光辉顿减，而将换下的楠木柱运到日本，据说用其在名古屋建立了几座居室，由此可见日军对中国文物掠夺的一斑。

现代统计海外失落名画已查录的有23万件，其中在日本的就有1/3。

在东京国立博物馆的9万多件藏品中，包括上万件中国文物，上自新石器时代的良渚文化玉器、唐宋元瓷器，下迄清代的瓷器字画，可谓无所不包。目前在该馆网站上亮相的中国国宝或重要文化财产等文物有143件(其中汉朝以前11件、魏晋南北朝时代21件、宋朝45件、元朝19件、明朝31件、清朝 16件)。其中包括商代后期的石雕怪兽，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器，唐朝的海矶镜，宋代米芾、朱熹、黄庭坚的真迹书法，明清时期的玉器、瓷器等。只有极少数的文物注明了是由某某人捐赠，大多数则并未标明来历。

马远的《洞山渡水图》《寒江独钓图》，梁楷的《雪景山水图》《李白行吟图》《六祖截竹图》、李迪的《红白芙蓉图》等等都是旷世名作。此外，日本各地的博物馆中，中国的文物珍品也是数不胜数，日本1000多座公私博物馆几乎都有中国藏品，数量应该在数十万件。

《丧乱贴》

日本皇室收藏的王羲之的《丧乱帖》。因世人绝少得见原作而真假莫辨。有专家指出，如果“书圣”王羲之尚有一件真迹存世，非《丧乱帖》莫属。这件“宝物”是1300多年前的奈良时代传到日本的，虽然有人说是鉴真大师东渡时带来的，但是并没有确凿证据。此外有王羲之的《孔侍中帖》，收藏在东京前田育德会，被列为日本国宝。

分别存放于日本不同博物馆的王羲之《妹至帖》《定武兰亭序》《十七帖》《集王圣教序》还有前凉时代的《李柏尺牍稿》是京都西本愿寺宗主大谷光瑞派遣的探险队上世纪初在新疆塔里木河支流孔雀河流域发掘出土的，由于是与王羲之同代的作品，被认为对了解王羲之书法的真实面目具有重要意义，现在收藏在京都龙谷大学学术情报中心大宫图书馆。欧阳洵《化度寺碑》(翁方纲本)是唐拓孤本，现收藏在京都大谷大学，虞世南《孔子庙堂碑》和褚遂良的《孟法师碑》也是唐拓孤本，现在收藏在三井纪念美术馆。

流失故事：据《日本侵华对文物的破坏》一书作者孟国翔介绍，战后日本归还了一部分战时掠夺的文物，有158000多件，其中有2000多件是比较珍贵的，但这只是很少的部分。此后由于多种因素我国没有再继续追讨。

中华国宝：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东洋馆又称亚洲文物陈列馆，1968年正式开放，设10个陈列室，分综合陈列、中国艺术等部门，每年只轮换展出馆藏品中的一小部分。一号展厅是名为“中国雕刻”的特别展览，26件南北朝与唐代的文物，大部分是来自陕西、山西、河北等地的石佛。此外，东洋馆一层还有一些特别专题，展示中国文物与东南亚文物之间的文化渊源，比如铜鼓、青花瓷。

东洋馆的第二层可以说就是中国专馆，一共五个陈列室，其中四个为中国考古，剩下一个是中国绘画书法。中国考古的第一陈列室是从新石器时代到汉代出土的早期文物，一共111件展品，涵盖了骨器、石器、陶器、玉器、青铜器等品种。陶器部分，历史脉络清晰，纵向延伸完整。玉器部分，既有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3000年的玉斧、玉璧、玉环、玉饰，二里头文化(公元前2000年)的玉刀，也有商周时期的饕餮纹佩玉、龙纹佩玉、玉龙、玉鱼、玉鸟，战国时代的琉璃象嵌玉、夔龙纹玉等。

“中国考古”的瓷器陈列室一共有33件从三国时期到唐代的加釉彩陶器及43件宋代到清代的瓷器。尤其是元、明、清瓷器陈列，几乎就是一部景德镇陶瓷发展史。此外，这里还单独辟出清代犀角、中国漆工等专题展览。

1、文化方面：

与中国一衣带水的邻帮日本，又称扶桑，早在2000年以前，两国人民就有交往。文化发达的汉朝，就将汉文化传播给“大汉国东二万余里的扶桑”。

进入唐朝，日本国派出多位学者、使者、僧人到中国留学，出现过众多文化交流的使者。像鉴真、阿倍中麻吕等。特别是中国养蚕、织绢、医学、文学、书法、绘画、音乐、舞蹈、传入日本后，对日本文化的发展起到巨大的作用。

2、政治思想方面：

19世纪中叶，中国与日本的封建制度同时受到西方资本主义思想冲击。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压在日本头上，日本受到沦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的威胁。1868年日本开始改革，破除封建制度，这一明治维新运动使其走上了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

一切向欧洲文化、经济、科学、政治、军事学习，改变了日本的建国进程与方向。同时也加入了西方列强侵略他国的行列。从此，破坏了自汉、唐以来植根于中日人民之间的友谊。

3、军事方面：

在14－16世纪时，日本海盗就侵袭中国沿海，中日关系开始蒙上阴影。1894年，日本耍阴谋、设圈套发动了甲午中日战争，甲午之战的结果是日本吞并朝鲜、屠城旅顺、割取台湾、牟获暴利，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痛苦和灾难；

接着黄海战役，再者，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让其他国家有机可乘，发动了侵华战争，以至于让中国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他们烧伤抢夺，中国土地一而再，再而三的割让。然而，中国人民开始八年的抗日战争。

扩展资料：

日本的早期历史：

1、奈良时代是律令制社会的繁荣鼎盛时期，表现在政治经济制度、阶级关系、文化以及对外关系等方面。光仁天皇及桓武天皇时期，朝廷力图整顿混乱的政治形势，缩减财政开支，改革兵制，向东北地区扩展疆域，谋求整形和重新加强律令制。

2、平安时代佛教从中国流传入日本,影响最大的是禅宗中的临济宗和曹洞宗(当时有在日本也是"临天下,曹一角")。进入镰仓时代后佛学逐渐兴盛,日本也经过改良产生了独特的宗派如净土宗等,在农民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3、镰仓末期宋代的朱子学传入日本,当时后醍醐天皇希望恢复天皇的权威，朱子学所提倡的忠君爱国的儒家教条思想正好符合当时的国情。利用朱子学在武士阶级中所产生的影响,镰仓幕府被彻底推翻。朱子学也是日本武士道精神的起源之一。

4、后醍醐天皇消灭了镰仓幕府后，就进行了第一次的王政复古，推行新政，史称建武新政。足利尊氏迫后醍醐天皇退位。新天皇光明天皇策封他为征夷大将军，是为北朝。后醍醐天皇退位后持着天皇象征的三神器退往大和的吉野（今奈良县），是为南朝，至此南北朝终于形成。

5、在江户时期由于科技的进步,在人群中产生了一种反对朱熹提倡王阳明的思潮,可以说是日本启蒙思想的开端。日本的文字也是发端于汉字,但在不同的发展过程中与现代汉语产生了较大的歧义可以说现在日本的汉字还保留着许多中国古代汉字的原意。

—日本

—日本侵华战争

黄帝之史官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说文解字·序》

汉字是中华文明中非常重要的部分，在最初被创造出来之后，汉字经过了数千年的发展，逐渐演化成了现在的样子。实际上，汉字不仅是中国的文字，还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作为另外三个国家的文字。

如今，这三个国家都实行了“去汉字化”的政策，其中有一个国家的文字更是完全西化，可以说是数典忘祖了。这究竟是哪三个国家呢？

昔日强盛大国，用文化影响周边国家

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也是唯一一个至今文明没有消失的国家。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有过孱弱不堪的时期，也有非常强盛的时期。

在强盛时期，中国的疆域辽阔、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都远远领先于世界水平。早在数千年前，中国的周围就已经有了不少的国家，但是这些国家的疆域都非常小，国家的发展也远远不及中国。

因此，或为了促进国家的发展，或为了寻求大国的庇护，周围的小国纷纷派遣使者前往中国，比如日本，还有一些国家愿意作为中国的附属国，比如朝鲜和越南。

在最初，这些国家都是没有属于自己国家的文字的，后来在和中国的交流中，这些国家便将汉字作为自己国家的官方文字。慢慢的，越南、韩国、日本和中国这四个国家，竟然慢慢地组成了东亚的汉字圈。

不约而同的“去汉字化”

在日本、韩国和越南，汉字都曾经作为官方文字而长久存在，但是如今，这三个国家不仅都已经有了自己的文字，甚至很多人已经不认识汉字了。而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便是这三个国家的不约而同地“去汉字化”。

在这三个国家中，日本是最先实行“去汉字化”政策的国家。大约在明治维新时期，日本提出“放弃使用汉字，创造出日本本国的文字。”不过这个进程是非常缓慢的，在二战时期，日本甚至还有不少人在继续使用汉字。

在二战结束后，日本的官方文字已经基本变成了现在的平假名和片假名。不过，日本的去汉字化并不是非常彻底，因为迄今为止，日本还保留着将近1800个常用汉字。

朝鲜曾经是中国的附属国，因此，汉语也曾长期作为朝鲜的官方文字。但是韩国实际上是有着专属于本国的文字的，即谚文，也就是今天的韩文。

据说这种文字是由朝鲜的一位君主发明的，不过在几百年前，韩文虽然已经被创造了出来，但是朝鲜官方所用的文字依旧是汉字。

后来，朝鲜被分成了朝鲜和韩国两个国家。而这两个国家都采取了去汉字化的政策。朝鲜的去汉字化程度比韩国的去汉字化程度更高。

在今天，虽然韩语已经成为了韩国的官方文字，但是由于和汉语词汇里面有不少字的发音都非常相似，常常使人分辨不清楚，因此在韩国人的身份证上，依旧刻有汉语的名字。

在日本、韩国和越南和三个国家中，越南的“去汉字化”是最彻底的。在今天的越南的语言中，已经看不出一丝一毫的汉语的模样。

也正因为如此，越南的文化出现的非常严重的断层。如今的很大一部分人已经认不出越南流传下来的古书典籍了，更无法看懂祖宗留下来的东西。从某一方面来讲，越南也算得上是数典忘祖了。

寻找“去汉字化”的原因

或许有不少人会非常好奇：“既然这三个国家已经使用了非常久的汉字，为什么要突然就‘去汉字化’了呢？”实际上，这三个国家选择去汉字化的原因有很多，而且每个国家都有其不同的原因。

日本是最先选择“去汉字化”的国家。在明治维新时期，美国的舰队叩开了日本的大门，为了富国强兵，日本选择向西方学习，而这个时候的中国，已经深陷泥浆，完全跟不上世界前进的步伐。

因此不少日本的高官认为中国已经落后了，而汉字则成为了落后国家的文字，因此纷纷主张“去汉字化”，就这样，汉字在日本被驱逐了。

日本是一个实用主义的国家，如果一个东西有利于他们国家的发展，那么日本就会选择吸收。在上个世纪，为了建造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以及为了保护日本的古籍，日本仍然保留着部分汉字。

韩国之所以会选择“去汉字化”，其根本原因是为了让韩国人拥有文化自信。对于韩国而言，汉字是他们曾经作为中国附属国的一个证明。

如果韩国人民在知道了韩国的历史之后，或许会产生一种自卑感。因此，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韩国当时的总统朴正熙直接选择“去汉字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