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博物院的珍贵文物在1937年和1942年曾两次遭到洗劫，日 伪 军 共劫走珍贵古籍11022册、珍贵文物1372件，还将大量的故宫所藏的铁 炮铜缸熔铸枪 炮。国民政 府首都南京在沦陷后也没能逃过劫难，据粗略统计，南京市共损失古物26584件，其中有珍贵文物、字画7720幅，书籍459579册。公家方面还损失文玩杂件648368件。私人方面损失碑帖3851件。上海、安徽、山西等地的博物馆文物损失总数达17万多件（包括古物、字画、书籍）。

是的，日本最早称“和”或“倭”。“倭”这个称号最早出现在《论衡》中，早在西周就是周朝的朝贡国。三国时期魏国皇帝曹睿曾御封当时日本的君主为卑弥呼，即亲魏倭王。直到7世纪后半叶（大唐帝国时期），倭国对外国号修正为日本国。

中国的《新唐书》则记载道：“咸亨元年（670年），遣使贺平高丽。后稍习夏音，恶倭名，更号日本。使者自言，因近日所出，以为名。

扩展资料：

“日本”国名最初是作对外使用的，对内仍用“倭”这一称谓。而且，倭国从决定修改对外使用的国号到向唐朝通告更号事宜再到最终获得唐朝的承认，经过了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白江战役倭国惨败后，最迟在天智八年(公元669年)，倭国已经决定把对外的国号改为日本。

倭国爆发壬申之乱，天武天皇上台后，中断了与唐的外交关系。只是到了文武天皇大宝元年(公元701年)，日本(对内仍称“倭”)才决定与唐朝恢复外交关系，派出了以粟田朝臣真人为首的代表团使唐。正是从此次往来开始，中国朝廷才正式承认了日本这个国号。

参考资料：

从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到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日本在两次侵华战争期间劫掠的中国文物数量到底有多少？从中国劫掠的文物又有哪些？

要给出一个精确的数字，并将劫掠的文物全部一一罗列，似乎不太可能。或许，这将是一个永远无法揭开的谜，也是留给中华民族、炎黄子孙永远的痛。毕竟，被日本公然劫掠、巧取豪夺、敲诈勒索等方式劫掠的文物浩如烟海，即使进行系统统计也难以完全囊括。本网整理这些被掠夺的文物资料，简要梳理出其中较为重要的文物并将其展示出来供网友参阅浏览。

近代日本走上侵略道路后，对于中国以怨报德，狂妄地宣称要“开拓万里波涛，布威于四方”，于是近邻中国便成了其实现野心的最佳选择。

在对中国的文化侵略方面，日本步西方列强后尘，而且显得更为贪婪，一面肆意摧残我国的文化事业，一面又不惜采用种种卑劣手段，大肆掠夺我国文物，为害尤烈，造成了中国文化遗产的巨大损失。

鸟居龙藏

在1928年以前，日本人在我国调查古代遗迹遗址和盗窃文物的事例，不下几十起。例如：1905年东京大学的鸟居龙藏在辽东半岛及东北地区进行调查和盗掘，一直延续到1911年。京都帝国大学的滨田耕作盗掘了旅顺刁家屯汉墓等。

1928年5月3日，日本出兵侵占济南，在济面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三惨案”。5月11日，济南沦陷。日军除了烧杀奸*外，还强行将济南附近临淄县龙泉寺的2尊北齐石佛、2尊北齐菩萨雕像和2块石碑运到淄河店车站，准备在这里装上火车运往青岛，再从青岛装船运往日本。

1933年，日本山中商会的老板山中和北京分店经理高田勾结北京古玩奸商倪玉书，又做下一宗极其肮脏的买卖，对山西太原天龙山石窟的石雕进行肢解、劫掠。

1931年9月18日后，在日军侵占的中国领土范围内，一些日本考古团体、大学研究机构及个人随之而来，进行“老古调查”和盗掘，有些盗掘甚至于是在日军的直接保护下进行的。

1931年至1934年，日本人原田淑人等领导的考古队，盗掘了黑龙江宁安县西南东京城镇的原渤海国都城上京龙泉府遗址，其中宫殿遗址6处、古寺遗址1处，陵墓遗址1处及禁苑、外城遗址数处，劫走一批珍贵文物。

1937年夏，原田淑人、驹进和爱带领考古队，以日本东亚考古学会名义，盗掘了元上都遗址(今内蒙古正蓝旗东闪电河北岸)，劫走一批出土文物，入藏于东京大学考古学研究室。

同年，黑田源次盗掘了抚顺大官屯辽代瓷窑遗址，劫走大批辽瓷标本。

1937年12月，日军侵占南京后，日本人的盗掘活动向我国南方发展。笔者曾查阅到一份日文资料，1938年由庆应义塾大学出版的《江南踏查》报告书，著者为松本倍广。在这份报告书的序中写道：昭和十二年(1937年)南京陷落，为了适应时局的发展，急需快速向中国派员进行学术调查以及古文化遗变的发掘。为此，1938年5月庆应义塾大党派有了三个“学术旅行队”，一队由大山柏率领赴北京、彰德、大同方向；一队由柴田常惠率领赴中国中部；第三队是松本信广等赴中国江浙地区。

该报告书详细地记录了松本信广、保坂三郎、西冈秀雄，于1938年5月从东京出发，到达南京后，在日军的护卫下，调查劫掠了南京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古物保存所、六朝墓、西湖博物馆，挖掘杭州附近古荡石虎山遗址以及吴兴钱山漾遗址等活动。报告书中附有松本“旅行队”活动的照片，在发掘现场，日军荷枪实弹站在周围警式，如临大敌，充分暴露了他们无视中国主权、肆意盗掘的丑恶嘴脸。

报告书的最后一部分是这次江南调查劫获文物的目录和实物照片，共计129件，其中不少是非常珍贵的文物，如有孔石斧、玉戚、战国蟠螭纹有盖鼎、商周青铜戈、汉唐铜镜、良渚文化黑陶杯、汉代陶奁、女陶俑、越窑青瓷四耳罐、蚁鼻钱、五铢钱泥范、太平天国“天朝南昌宣抚使韦”印等，这些珍贵文物全部被劫往日本，入藏于庆应义塾大学文学部。

以图书为例，如北平图书馆、清华大学图书馆、南京国立中央图书馆筹备处、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杭州浙江省图书馆等，这些图书馆收藏丰富，且多善本精抄，结果多遭劫掠。

如在南京，1938年3月起，日本上海派遣军动用了367名士兵、220名特工人员，抓来830名国人当苦力，劫掠南京图书文献。参与其事的还有满铁调查部、东亚同文书院等处的工作人员。被劫掠的单位包括中央研究院、中央图书馆、省立国学图书馆等。被劫走的图书共计88万册，比当时日本最大的图书馆帝国图书馆藏书还多3万册。这些图书文献，日军用卡车搬运了310辆次才搬完，后来全部被劫走。不但公家图书遭到劫掠，一些私人藏书家的古籍善本亦遭劫掠，如南京有名的私人藏书家卢冀野、古筱轩等，他们收藏的名遗善本，或被劫走，或被烧毁。此外，中央图书馆移藏香港冯平山图书馆中四库全书等珍本也被劫运日本。据1946年南京市临时参议会公布的数字，八年抗战中，被日军抢劫和焚毁的南京图书，总计达1815箱、2859套、148619册，其中不少是极为珍贵的古籍善本。

另一个令人心痛的例子是著名实业家、藏书家张元济在上海创办的东方图书馆被毁。在1932年“一·二八”事变前，该馆藏书已逾50万册和收藏、照片5万余枚，其中善本书就有3745种，共计35083册；加上当时尚未整理的购自场州何氏4万册藏书中的善本，善本书的总数达5万册，其中海内孤本和精品约500种共5000余册。

关于中国图书损失的数量，据国民政府教育部1938年底统计，中国抗战以来图书损失至少在1000万册以上。1943年前，美籍人士实地考察，估计中国损失书籍在1500万册以上。

其间，中国的博物馆也大量被侵华日军或炸毁或劫夺，如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的两批文物被劫，北平研究院在宝鸡发掘所获文物分藏北平部分被盗300多件，日伪先后从故宫[微博]博物院运走铜缸66口，铜炮一尊，铜灯亭91件等。更可恶的是，1942年伪北平市署搜刮故宫金缸的金屑，供日本侵略军用，简直达到肆无忌惮的地步。博物馆文物藏品大量被劫，对中国造成无可估量的损失。据1946年中国代表团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巴黎大会递交的一份材料说：“全国博物馆，战前计有37所，工作人员110人。战争起后，故宫博物院所藏之文物珍品多迁至四川贵州各地妥藏。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亦迁四川李庄继续筹备。各省设立之博物馆则以战事影响，大多停办。1944年统计，全国仅存博物馆18所。”幸亏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不少文物珍品及时南迁，否则后果将更不堪设想！

日本侵华期间，经调查还有以下一些重要文物被劫的情况：

如原存于北京协和医院实验室中的“北京人”化石，在1942年日军侵占期间突然失踪，造成世界科学史上的重大损失。

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两批珍贵文物被劫，一是由我国著名女考古学家曾昭橘在南京所藏的古物85件又一箱，其中有南齐刻石佛一尊(栖霞山齐塔寺内出)、山西赵城县佛寺壁画4块、乾隆五彩瓷器等物8件；另一是日本在北平劫走由王振铎保管的宋至清代瓷器、绣花屏风等古物88件。

日军劫走收藏于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大批公私文物，古物玉器金石约50余种。

1945年8月14日日本宣布投降后，中国人民要求尽快追索被劫文物的呼声越来越强烈。

我国虽然索回部分被劫文物，但所索回的与实际被劫数字有天渊之别。即使与国内调查后有案可据的数字，被劫书籍300万册，重要文物15245件相比，索回的也相差甚巨。

甲午后流入日本珍贵文物曝光 被掠夺15245件

专家学者指出，从甲午到抗战胜利，正是中国遭受日本欺凌、劫掠最为严重的历史时期，在这个时期流入日本的中国文物，大都是通过劫掠、抢夺等非法、非正常途径；其次，这些文物等级很高，均为高品级的珍稀文物。

甲午以后至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被日本劫夺的中国甲骨、石器、铜器、刻石、陶瓷、古玉、丝绣、书画、写经、拓本、杂物、古籍等类中国文物15245件。

百年战乱 谁成为掠夺中国国宝最多的国家

中华5000年的文明，有多少物质财富让众列强心生觊觎。自鸦片战争后的百余年间，大批国宝级文物被掠夺，至今流失海外。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在世界上47个国家超过200家博物馆中，就展示着160多万件中国国宝，而散落在海外民间的中国国宝更是不计其数。而日本是掠夺中国文物第一个也是最贪婪的那个国家。

日本开始掠夺中国的国宝始于明代的倭寇，算起来日本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侵略中国的国家，大和民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侵略中国的民族。当然倭寇掠夺的文物数量不多，价值在当时也不算太大。

日本真正开始大规模的掠夺中国文物是在八国联军侵华时期，将司令部设在北海静心斋，大肆抢掠北海文物，万佛楼内大小1万尊金佛被系数掠走。清末民国之时中国一片混乱，加之尚无文物保护制度，导致大量文物流失到海外。敦煌发现的4万件古代文书，其中约有1000卷流入日本，收藏在龙谷大学、大谷大学、天理大学、东京国立博物馆等，基本都是大谷光瑞探险队的橘瑞超等人勾结道士王圆箓运到日本的。

中国文物的最大浩劫就是日本侵华战争时期，自1931年到1945年。大半国土沦陷，除了中国的各种资源外，价值最大的就是中国文物。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后，中国政府统计被日本掠夺的文化财产共1879箱，360万件，破坏的古迹达到741处。而流失民间的文物已经无法估计了。流失海外的3万枚甲骨片，就有13万枚被掠至日本。中国作为战胜国，仅仅收回了从周口店出土的10箱化石、35万余册古书以及张学良将军收藏的绢制古画58卷。

日军全面侵华时期，对中国文物的摧毁更是影响深远，日军甚至于1939年将雍和宫前3座牌楼的金丝楠木大柱更换成水泥柱，导致牌楼光辉顿减，而将换下的楠木柱运到日本，据说用其在名古屋建立了几座居室，由此可见日军对中国文物掠夺的一斑。

现代统计海外失落名画已查录的有23万件，其中在日本的就有1/3。

在东京国立博物馆的9万多件藏品中，包括上万件中国文物，上自新石器时代的良渚文化玉器、唐宋元瓷器，下迄清代的瓷器字画，可谓无所不包。目前在该馆网站上亮相的中国国宝或重要文化财产等文物有143件(其中汉朝以前11件、魏晋南北朝时代21件、宋朝45件、元朝19件、明朝31件、清朝 16件)。其中包括商代后期的石雕怪兽，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器，唐朝的海矶镜，宋代米芾、朱熹、黄庭坚的真迹书法，明清时期的玉器、瓷器等。只有极少数的文物注明了是由某某人捐赠，大多数则并未标明来历。

马远的《洞山渡水图》《寒江独钓图》，梁楷的《雪景山水图》《李白行吟图》《六祖截竹图》、李迪的《红白芙蓉图》等等都是旷世名作。此外，日本各地的博物馆中，中国的文物珍品也是数不胜数，日本1000多座公私博物馆几乎都有中国藏品，数量应该在数十万件。

《丧乱贴》

日本皇室收藏的王羲之的《丧乱帖》。因世人绝少得见原作而真假莫辨。有专家指出，如果“书圣”王羲之尚有一件真迹存世，非《丧乱帖》莫属。这件“宝物”是1300多年前的奈良时代传到日本的，虽然有人说是鉴真大师东渡时带来的，但是并没有确凿证据。此外有王羲之的《孔侍中帖》，收藏在东京前田育德会，被列为日本国宝。

分别存放于日本不同博物馆的王羲之《妹至帖》《定武兰亭序》《十七帖》《集王圣教序》还有前凉时代的《李柏尺牍稿》是京都西本愿寺宗主大谷光瑞派遣的探险队上世纪初在新疆塔里木河支流孔雀河流域发掘出土的，由于是与王羲之同代的作品，被认为对了解王羲之书法的真实面目具有重要意义，现在收藏在京都龙谷大学学术情报中心大宫图书馆。欧阳洵《化度寺碑》(翁方纲本)是唐拓孤本，现收藏在京都大谷大学，虞世南《孔子庙堂碑》和褚遂良的《孟法师碑》也是唐拓孤本，现在收藏在三井纪念美术馆。

流失故事：据《日本侵华对文物的破坏》一书作者孟国翔介绍，战后日本归还了一部分战时掠夺的文物，有158000多件，其中有2000多件是比较珍贵的，但这只是很少的部分。此后由于多种因素我国没有再继续追讨。

中华国宝：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东洋馆又称亚洲文物陈列馆，1968年正式开放，设10个陈列室，分综合陈列、中国艺术等部门，每年只轮换展出馆藏品中的一小部分。一号展厅是名为“中国雕刻”的特别展览，26件南北朝与唐代的文物，大部分是来自陕西、山西、河北等地的石佛。此外，东洋馆一层还有一些特别专题，展示中国文物与东南亚文物之间的文化渊源，比如铜鼓、青花瓷。

东洋馆的第二层可以说就是中国专馆，一共五个陈列室，其中四个为中国考古，剩下一个是中国绘画书法。中国考古的第一陈列室是从新石器时代到汉代出土的早期文物，一共111件展品，涵盖了骨器、石器、陶器、玉器、青铜器等品种。陶器部分，历史脉络清晰，纵向延伸完整。玉器部分，既有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3000年的玉斧、玉璧、玉环、玉饰，二里头文化(公元前2000年)的玉刀，也有商周时期的饕餮纹佩玉、龙纹佩玉、玉龙、玉鱼、玉鸟，战国时代的琉璃象嵌玉、夔龙纹玉等。

“中国考古”的瓷器陈列室一共有33件从三国时期到唐代的加釉彩陶器及43件宋代到清代的瓷器。尤其是元、明、清瓷器陈列，几乎就是一部景德镇陶瓷发展史。此外，这里还单独辟出清代犀角、中国漆工等专题展览。

原本“出身”就在中国的艺术品，正逐渐回流到中国，已是一个有目共睹的现象。据中国文物学会统计，在鸦片战争之后的一百多年间，我国有数以百万计的珍贵文物流失到海外，其中国家一、二级文物有一百余万件，精品达几十万件。而 1992年之后，一些海外收藏家开始陆续将文物艺术品拿到内地的文物艺术品拍卖市场上出售。 1994年到 1998年，全国各大拍卖公司的成交拍品中，从海外征集的文物达到一万余件，截止到 2003年 10月，共计拍卖回流文物三万三千余件。而这十年来，从海外征集的文物一改过去价位偏低的状况，中、高档次拍品的比例逐年上升，刷新纪录的高价位成交拍品基本上都是回流文物，有些回流文物的成交价位已接近和达到国际市场的价格水平。 据有关专家分析，旧中国文物流失国外主要有三个渠道：一是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从中国抢走的；二是当时有一些来华的外国人从中国偷走的；三是外国人勾结当时的反动军阀和奸商以极低的价格买下偷运出境的。新中国建立以后主要是两种途径流到国外：一是 20世纪 80年代以后盗掘走私出境的文物；二是前几年一些国外买家通过拍卖会、古玩摊子、文物商店等内地艺术品市场公开购得。与此同时，港澳台人士从内地和国外，通过购买等多种方式收藏了大量的中国艺术品。这些方式都是在中国艺术品没有得到国内的重视，普遍价格低廉的时期出现的。 而据了解，目前国内十余家著名文物拍卖企业中，海外回流文物已占全部拍品的 50％以上，回流文物成交额超过全部拍品成交额的 60％，其中，拍卖成交价最高的为中国书画和明清瓷器，海外回流的中国近现代书画成交率保持在 90％以上。文物价格的“回归”，反过来进一步促进了海外文物的“回流”，从根本上彻底改写了一百多年来中国文物外流的历史。 从某种程度上说，海外回流艺术品不仅对国家馆藏文物是个极大补充，也使许多珍贵艺术品由此进入民间，培育出一个巨大市场，进入一个空前繁荣的阶段，而国际市场对中国的关注也就顺理成章了。流失国宝备忘录 日本侵华期间，流失文物360多万件又1870箱，古迹741处。 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永乐大典》被掠走海外。 大英博物馆中中国历代珍稀之品现有3万多件。 法国枫丹白露宫中的中国馆收藏了中国文物3万多件。 中国被盗古墓20万座。 美国收藏绘画最多，大英博物馆所藏中国绘画最精。 美国国会图书馆就有4000多种地方志；全美有古籍善本3000多种，家谱2000多种。 在流失海外的近3万片甲骨片中，日本有近13000片。 敦煌遗书国内仅存2万件，仅占3成 。有的找不到了 团聚是不可能了 前一阵子不是说 法国有拍卖 圆明园 文物的 的么。 150多年来，中国到底有多少文物流失海外，现存何处？确切的数字恐怕永远是个谜。我国政府、学者和有识之士一直致力于流失海外文物的调查工作，但由于受条件的限制，这项调查工作还远未达到理想的状态。据我国有关部门不完全统计，在全球47个国家200多座博物馆中，中国文物不下百万件，而且均是文物中的精品，它们大多是在旧中国时流失海外的。加上建国以后，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盗掘走私出境的文物，可以推测，在全球，我国至少有数百万件文物流落异域。 旧中国文物流失海外主要有三个渠道：一是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从中国抢走的；二是当时有一些来华的外国人从中国偷走的；三是外国人勾结当时的反动军阀和奸商以极低的价格买下偷运出境的。 早在1840年，列强就把中国文物列为文化侵略的重要内容，拉开了中国近代文物大流失的序幕。1860年英法联军对圆明园进行了野蛮的劫掠和焚烧。圆明园园内四五十处殿堂内装饰了难以计数的紫檀家具，陈设了大量的国内外珍奇宝贝，有家具、锦缎、毡毯、商周青铜器、历代陶瓷器、漆器、牙雕、玛瑙、琥珀、水晶、木雕玉器、宝石、书画、钟表、历代典籍应有尽有。当时的法国文豪雨果说过：“即使把我国所有圣母院的全部宝物加在一起，也不能同这个规模宏大而富丽堂皇的东方博物馆媲美。”但是，这座艺术宝库被彻底洗劫一空，大量稀世之宝，包括《永乐大典》，被掠走海外，为英、法、美、日、西欧诸国博物馆和私家所收藏，其中尤以大英博物馆和法国枫丹白露宫最多。英军劫走的圆明园珍宝除部分被拍卖外，其余献给了维多利亚女王，存放在大英博物馆。现在大英博物馆中中国历代珍稀之品多达3万多件，包括东晋顾恺之的《女史箴图》最早募本。法国枫丹白露宫中的中国馆收藏了中国历代名画、金玉首饰、瓷器、香炉、编钟、宝石和金银器等3万多件。 据长期从事晚清史研究的中国人民大学何瑜教授的研究，八国联军纵兵三日为所欲为，北京古都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浩劫。不管是皇宫禁苑还是居民宅院、商家店铺都没有能够幸免。紫禁城遭洗劫后，宫内收藏损失过半，贵重物品被劫掠一空。“三海”——南海、中海和北海被劫后，收藏所剩无几。皇家行宫颐和园内陈设的珍宝几乎劫掠殆尽。经过这次浩劫，北京“自元明以来之积蓄，上自典章文物，下至珠宝奇珍，扫地遂尽”，所失“已数十万不止”。 同时，一些外国探险家以科学考察的名义掠去的中国文物也不计其数。据统计，1856～1932年间，俄、英、德、法、日、瑞典、美国等国曾考察我国西北地区66次，每次考察都掠走了大量中国文物。历次考察中，尤以斯坦因和伯希和在敦煌藏经洞掠走的文物最多。斯坦因窃取的9000多个卷子和500多幅绘画，一部分收藏在大英博物馆，一部分在大英图书馆，一部分在印度事物部图书馆。伯希和窃取的6000余种经书和一些画卷，主要收藏在法国国立图书馆。历年的劫掠，加上国内某些军阀、奸商及无知国民的盗卖，中国文物被大量偷运出境，国外的中国文物日见丰盈。 1899年左右，河南安阳殷墟发现甲骨文。甲骨文自出土之日起就处在不断流失之中，先是被当作药材贩卖，后又被西方列强的文化掮客以各种名目大量收购而去。据不完全统计，安阳小屯出土的近20万片甲骨，有近3万片流失海外，被12个国家和地区收藏。 1911年辛亥革命后，内忧外患，各地盗掘成风，文物如潮水般地涌出国门。1922年，末代皇帝溥仪“监守自盗”，将六大箱共计1200余件书画精品盗运出宫，经变卖、哄抢，绝大部分已流失海外。1928年，清东陵慈禧太后陵寝被军阀孙殿英野蛮盗掘，墓中所藏国之瑰宝被洗劫一空，绝大部分因被变卖购买军火而散失。 1931年“9·18”事变后，日本人对我东北、华北、华中、华东等地文物进行了大规模地盗掘，大量文物被劫走。其间，美国人利用中国社会动荡之机对中国文物大肆收购。 1949年解放以后，我国一度告别了大量文物外流的历史。然而，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非法利润的刺激下，国内外不法分子相互勾结，掀起了一波波盗窃、走私文物的狂潮。 曾有人统计，从1982年起，江西余干县800多座古墓被盗；1987年1～6月仅半年时间，青海就有1700多村民盗掘古墓2000余座，抢走文物一万余件；1990年四川省有23952座古墓被盗；湖南邵阳市某县在二三年内被盗古墓的面积近全县2000平方公里的五分之一。我国文物资源丰富的陕西、山西、河南三省一度竟成为海内外走私者买卖文物的金三角 又据海关总署统计，1991～2000年，全国海关缉获走私文物10多万件。1997年5月，天津海关查获一起用集装箱偷运文物案，集装箱内共有文物5000余件。据公安部不完全统计，1993～1997年，公安机关侦破文物案4943起，缴获文物5万余件。 近20年来，中国文物走私海外形成高潮，仅从香港走私出境的文物就多得不可想像。有报道称，香港做贮装文物匣盆的师傅忙得不亦乐乎，有时一个月挣五六十万港元不止。继伦敦、纽约之后，香港在80年代以后，凭借大陆大量的走私文物，迅速成为世界第三大文物艺术品中心。 结合我国20年大规模的文物盗掘、走私活动，如果以查一漏九来估算，近20年中，外流文物至少有几十万件，甚至接近百万件。 据有关资料表明：仅就绘画而言，美国收藏最多，仅华盛顿弗利尔博物馆就有1200余幅；美国大都会博物馆所藏中国绘画近500幅；大英博物馆所藏中国绘画最精。在瓷器方面，以收藏亚洲艺术品著称的法国吉美博物馆收藏最佳，馆里的瓷器从中国最早的原始瓷器一直到明清的青花、五彩瓷，各个朝代各大名窑的名品应有尽有，且多为精品。就地方志和古籍而言，美国最多，美国国会图书馆就有4000多种地方志；全美有古籍善本3000多种，家谱2000多种。就甲骨片而言，日本是收藏最多的国家，在流失海外的近3万片甲骨片中，日本有近13000片。就敦煌宝藏而言，而今敦煌遗书在我国国内仅存2万件，仅占3成；藏于大英图书馆东方写本部有13700件；藏于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有6000件；藏于俄罗斯圣彼得堡亚洲民族研究所12000件；藏于英国印度事务部图书馆近2000件，此外，日本、美国、瑞典、奥地利、韩国也均有敦煌文物收藏。 为了进一步说明大量中国文物流失海外的事实，兹列举部分国外博物馆重要中国文物的收藏如下： 大英博物馆 该馆东方艺术馆，大部分是中国历代的稀世珍品，可谓应有尽有，总数达3万多件，其中绝大部分是无价之宝。 大英图书馆 中国珍贵文献和古籍6万多种，其中有中国波罗蜜佛经最早版本，《永乐大典》45卷及甲骨片、竹简、刻本古书、敦煌藏经和地图。 美国纳尔逊美术馆 该馆最出色的收藏是东方文物，其中最精彩而著名的是中国文物，数量多、质量高。 波士顿美术馆 该馆以东方艺术品著称于世，现藏有中国和日本绘画5000余幅。其中有相当数量的宋、元时期名画，如保存完好的唐张萱《捣练图》宋代摹本、宋徽宗《五色鹦鹉》。 芝加哥美术馆 该馆的东方部以收藏中国青铜器而为世人瞩目。最引人入胜的是一件战国提梁盉。 俄国东方文化博物馆 馆内收藏了从殷商到明清的青铜器、绘画和雕刻作品。绘画中有唐代周 的《贵妃出浴图》、明仇英的《侍女图》、清任伯年的《荷花》等杰作。 美国华盛顿弗利尔美术馆 该馆几乎一半收藏品是中国文物，包括书画、佛教艺术、铜器、玉器、陶器等。 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 这是一座以收藏亚洲文物，尤其是中国文物为主的博物馆。其中陶瓷部有2000多件，始于新石器时代，迄于清。玉器部有1200多件，为世界上收藏中国玉器最丰富的博物馆。青铜器部约有800件。 哈佛大学福格美术馆 该馆收藏相当数量的中国壁画、石雕、青铜器、玉器、绘画等珍贵文物。 此外，卢浮宫是法国收藏中国文物最集中的地方，仅其分馆吉美博物馆就收藏中国文物数万件，其中历代陶瓷器12万件，居海外博物馆中国陶瓷收藏之首，卢浮宫还收藏6000多件中国历代瓷器精品和200多件唐宋绘画。法国巴黎市立博物馆的中国文物收藏与卢浮宫不相上下。日本有上千座博物馆收藏中国文物，其中尤以东京国立博物馆收藏最丰，设有五大展厅展示中国文物。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以收藏中国古代雕刻艺术品著称，尤其是汉魏隋唐石刻更是首屈一指，“昭陵六骏”中的拳毛 和飒露紫就在该馆。此外海外私家收藏也盈千上万，难以计数。

麻烦采纳，谢谢!

　　大谷光瑞，日本佛教真宗派西本愿寺第22代法主。作为日本大正天皇的姐夫，他在日本曾享有极高的社会地位。但作为一个随侵华日军一起踏上中国土地的掠夺者，这位披着文化考古外衣的僧人，给中国文物古迹造成的破坏之大，恐怕也无人能及。

对于研究中国古典小说的学者来说，大谷文库是一个绕不开的名词，尤其是在明清小说的研究者眼中，大谷文库更是无法取代的经典。可以说，大谷文库已成为公认的一座中国古典小说的宝库，而这座文学宝库最初的建立者，竟然是一位日本僧人。

大谷光瑞，日本佛教真宗派西本愿寺第22代法主。作为日本大正天皇的姐夫，他在日本曾享有极高的社会地位。但作为一个随侵华日军一起踏上中国土地的掠夺者，这位披着文化考古外衣的僧人，给中国文物古迹造成的破坏之大，恐怕也无人能及。

偏爱文化考古的日本僧人

旅顺口区的太阳沟，在伪满时期，曾经一度是东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如今，在太阳沟随处可见的古建筑里，我们仍能依稀领略到它昔日的繁华。

与肃亲王府、关东州厅等宏大的建筑物相比，太阳沟深处，山坡上那栋俄式风格的二层小楼并不十分起眼，但却非常别致。在天气晴好的日子里，坐在小楼阳台上，可以看到不远处海湾里的海鸥是如何觅食的。不过现在这座小楼已经久无人居，显得格外破败，以至于当地文保部门不得不对其进行紧急修缮，好维持它不至于坍塌。但若时光倒退到百余年前，这座小楼却一派风光，是许多政要名流们出入的场所，因为，那时这里曾居住着一位特殊的主人，日本佛教界最重量级的人物：大谷光瑞。

大谷光瑞1876年出生，因为他们家族世代为西本愿寺法主，所以大谷光瑞一出生，就注定要成为僧人。资料显示，大谷光瑞10岁出家，20岁之前，一直是西本愿寺里规规矩矩的宗教领袖继承人。改变发生在1899年，这一年大谷光瑞第一次来到中国，在中国内地游历一个多月。这次中国之行，深刻影响了大谷的一生，让他从一位超然世外的宗教领袖，不知不觉间变成一个贪婪的掠夺者。

那次短暂的中国之行，让这位年轻的僧人对中国古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当时正在伦敦留学的他，很快便出资组建起一支探险队，以探寻佛迹为名，从喀什米尔高原深入到了中国的新疆地区。

事实上，探寻佛迹与文化考古只是一个幌子，大谷最感兴趣的，莫过于掠夺。大量的古城、古墓遗址，遭到大谷探险队的盗掘，他和瑞典人斯文·赫定的探险队一道，在中国新疆地区展开了一场“夺宝大战”。

需要说明的是，与斯文·赫定不同，大谷光瑞和他的探险队员们并没有受过任何考古训练，他们只懂得掘墓，却连最基本的记录工作都不懂得怎么去做。以至于在挖掘过程中，大量古迹遭到毁灭性破坏，还有很多珍贵文物连出土地点都说不清。

大谷曾先后组织过3支探险队，在中国掠夺走了数以十万计的珍贵文物，这些文物多数是通过大连港登船运往日本，其中占比重最大的当数汉籍图书与碑拓。据说这些图书中仅孤本、珍本就多达数千册，而总数则超过40000册。可以说，3次探险让大谷收获颇丰，可巨大的探险经费与后期分类研究费用，也让大谷陷入了沉重的财政危机。再加上大谷一心忙于在中国探险，导致寺规松弛，僧侣贪腐现象泛滥，大谷也因此受到舆论指责，被迫于1914年辞去法主和伯爵的爵位，并于第二年定居到大连，成为满铁公司的文化与宗教事务幕后顾问及大东亚建设审议委员会委员。

大量稀世珍宝被装船运至日本

大谷光瑞是一个狂热的侵华支持者，是日本殖民当局奉行扩张、掠夺政策的先锋人物。

1938年，他针对“七七事变”后的时局，写下《中国事变后对策》一书，极力主张扩大侵华战争，这本书也一度被日本关东军高层奉为经典，要求高级将领人人研读。此外，大谷还主编出版有《兴亚计划》《兴亚论丛》等丛书，不遗余力地鼓吹“南进”政策。

除了是一个狂热的侵华支持者外，大谷还有一个嗜好，那就是收集中国的古籍文献，大量珍贵的汉籍都成了他强取豪夺后的收藏品。在敦煌，他手下的干将吉川小一郎买通王道士，得以顺利地将敦煌藏经洞里的古籍洗劫一空。在楼兰，他手下的另一干将橘瑞超沿着斯文·赫定提供的地理坐标，找到楼兰古城，并从古城里发现了震惊世界的《李柏文书》。《李柏文书》是目前所发现的年代最早的中国纸本书信实物标本，文书中出现的李柏其人，也是在楼兰所发现的全部文书中唯一一位史籍有载的人物。学界普遍认为，《李柏文书》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考古价值，同时也是堪与《兰亭序》相媲美的书法艺术精品。并且，作为与王羲之同时代的人物，李柏高超的书法技艺也改变了我们过去“书法帖学起源于江南”的认识，侧面证明西北可能也是“帖学”的发源地之一。

但可惜的是，这些稀世汉籍多数已被大谷光瑞一船一船地运回日本，其中一部分被他占为己有，另一部分捐赠给了韩国总督府博物馆、日本京都博物馆、龙谷大学图书馆，以及日本各地的美术馆，还有一部分被卖给了文物商人。以《李柏文书》为例，如今已是日本龙谷大学图书馆的收藏品。

大谷不仅是一个中国文物的贪婪掠夺者，同时还是一个疯狂的破坏者。由于他本人并不懂考古，他使用的考古队员也都是对考古一窍不通的年轻僧侣，比如发现《李柏文书》的橘瑞超，当时只是一个不满20岁的小僧人，他不懂得对出土时的情况做记录，以至于后人在研究《李柏文书》时，有很多疑团已无法破解。这些年轻僧侣在所谓的考古过程中，往往会雇用当地老百姓乱挖乱掘，其对遗址古迹所造成的破坏，甚至比盗墓贼还要严重。

古籍幸运地大规模回流

疯狂的掠夺，让大谷迅速成为“当时世界上私人拥有汉籍图书最多的人”，为妥善收藏这些图书，大谷甚至还斥巨资，在神户修建了一座钢筋混凝土结构的私人书库“含秀居”，被当时人称为“山上图书馆”。

谁也不会想到，这些被大谷掠夺走的古籍，却因为一个特殊机缘，竟幸运地迎来一次大规模回流。

那是1915年4月，大谷光瑞再一次到达大连，出席本愿寺关东别院的落成典礼。在满铁高层的极力邀请下，这个刚刚辞去法主职务不久的日本名流，当场决定不再回国，从此定居大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