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忠心爱国的复仇者

这是张良在历代文士心中最典型，也最正面的一种形象。文天祥在其《正气歌》中曾言“在秦张良椎”，所指的就是张良刺秦的这件事。 其注言云：秦始皇之十七年灭韩，后九年，六国皆灭，遂兼天下。又三年，而有韩遗臣张良与壮士以铁椎行刺始皇于博浪沙中事，误中副车，良与壮士皆遁，始皇大怒，大索十日不得。又八年，而始皇死，又一年，而豪杰并起，复立六国，又三年，而项羽灭秦，杀韩王成。良乃佐汉高以灭项羽，为汉开国勋臣，封留侯，盖再为韩复仇矣。其以一弱书生，行刺威加一世之秦始皇，事为千古艳称，乃匹夫报国仇之佳话，故特著之。

李白在经过下邳（在江苏睢宁）圯桥时写曾写一首怀古之作。“子房未虎啸，破产不为家。沧海得壮士，椎秦博浪沙。报韩虽下成，天地皆振动。潜匿游不邳，岂曰非智勇？我来圯桥上，怀古钦英风。唯见碧流水，曾无黄石公。叹息此人去，萧条徐泗空。” 诗饱含钦慕之情，颂扬张良的智勇豪侠。除此之外还有王安石的“留侯美好如妇人，五世相韩韩入秦。倾家为主合壮士，博浪沙中击秦帝。” 胡安的“六国亿万人，谁是报仇者。壮哉博浪沙，一击震天下。”

明末清初的思想家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谈及张良时曾说:“身方事汉，而暴白其终始为韩之心，无疑于高帝之妒。其忘身以伸志也，光明磊落，坦然直剖心臆于雄猜天子之前”

还有一些与之相近的论调：张良作为韩国贵族后裔，反秦也多为存亡继绝，以恢复旧有的权势和封地。所以从他内心深处，对秦灭韩有着极度的仇视，表现出强烈的复国和维护族地位的情结。像其他旧贵族一样，虽势单力薄，仍抱定“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决心，走上企图灭秦复韩的道路。 楚国遗民对秦的仇恨较深，故有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之谚。张良在下邳主动解救项羽的叔父项伯，又打算奔景驹，景、项一姓是楚国大族，可见张良有以楚国贵族作为亡秦合作伙伴的打算。联系到‘为他人言，皆不省’，之事，可以推测张良通过项伯游说过二姓，没有得到积极的反响。当他遇到刘邦如鱼得水，强烈的复仇情绪使张良不再顾及合作伙伴的出身和品，只要自己的主张被采纳达到亡秦的结果就可以了。忠于韩国亡秦复仇在张良心中至高无上，他游说项羽立韩公了成为韩王，自己为韩王的司徒，以客卿的身份帮助刘邦亡秦。在张良看来，刘邦是自己复仇的好人选，因为刘邦常用其策，言听计从。刘邦清楚张良志在复仇，他不在乎张良忠于谁，只求张良能在智谋上给予帮助，打击对手。秦灭后，项羽自封西楚霸王，刘邦为汉王，张良终于实现了复仇的愿望回到韩王成身边。项羽却不让韩王成和张良回韩国就封，而将二人带到彭城，将韩王成降为侯，最终杀了韩土成。项羽此举又一次点燃了张良的复仇之火。张良从彭城逃到汉中，协助刘邦出汉中占关中，击项羽夺天下。韩国的不幸先后二次将刘邦和张良联系在一起，一个为打天下，一个为不断复仇。

清人毛际可在《子房击秦论》中说得很透辟:“夫子房发愤于五世之仇，枕戈待旦，而藉手于力士一击，亦安能预知扶苏之必不得嗣位，胡亥之必至于亡，而徐以俟始皇之自毙哉然子房之原本忠孝，又非荆轲之借交报仇所敢望已。’，这里突出了张良的人格特征是需家文化中的“忠”“孝”观念。 陈季雅《西汉博议•张良》认为:“造汉非子房之素愿，其心但欲亡秦耳。”

二、运筹帷幄的帝王师

《史记评林》引宋代真德秀之说：“子房为汉谋臣，虽未尝一日居辅相之泣，而其功实为三杰之冠，故高帝首称之。其人品在伊、吕之间，而学则有五伯之杂；其才如管仲，而气象高远则过之。其汉而下，惟诸葛孔明略相伯仲。”

《黄氏日抄》中黄震先生评论：“利啖素将，旋破晓关，汉以是先入关；劝还霸上，固要项伯，以是脱鸿门；烧绝栈道，激项功齐，汉以是还定三秦；败于彭城，则连布、越；将立六国，则借箸销印；韩信自王，则蹑足就封，此汉所以卒取天下。劝封雍齿，销变未形；劝都关币，垂安后世；劝迎刀皓，卒定太子，又所以维持汉室于天下既得之后。凡良一谋一画，无不系汉得失安危，良又三杰之冠也哉!”

三、明哲保身的士大夫

在刘邦谋士群中，张良与陈平皆以智谋著称于世但在司马迁笔下，张良的智又不同于陈平的智。更准确地说，司马迁笔下陈平的智谋是一种“阴谋”。陈平那种云蒸龙变，屈伸随时，察因观畔，鹜搏鹰击的功夫，作者时露惊讶、叹息之感而自认不可习之。到了晚年，陈平更是看风使舵，安享尊荣，决不愿“弃人间事”与神仙为伍。在客观上，人们也可以从张良、陈平的不同个性中悟出这样一个道理:“军易之际，佐命之臣。起于草泽者，多倾危好乱;本为贵族者，则但乐安定，严天泽之分，盖其所习使然。”(吕思勉《秦汉史》上册第7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明确指出：“以子房之明辨达理，足以知神仙之为虚伪矣，然其欲从赤松子游者，其智可知也。夫功名之际，人巨之所难处。如高帝之所称者，三杰而已，淮阴诛夷，萧何系狱，非以履盛满而不止耶？故子房托于神仙，遗弃人间，等功名于外物，置荣利而不顾，所谓‘明哲保身’者，子房有焉。”朱熹也认为：“子房之辟谷，以免祸耳。” 明代李贽在《藏书•张良》中认为：“夫秦、项灭而英雄之恨已销，可以辟谷谢世矣。”

张良本来因“多病”而“辟谷”。也就是说因“病甚”而退出朝政。后人却视他为一个高踏肥遁，达人知机的隐士。这与中国古代政治上的专制统治及经济上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有关。在这一大背景下，追溯其文化渊源，可以这样说:隐逸现象是与中国文化俱生的。对隐士的敬重，是历代人共同的社会心理倾向。自从范哗《后汉书》把“隐逸列传”列入正史以来，隐士受到普遍尊崇更是十分明显。隐士们的所作所为在中国历史上始终扮演一种最受人喝采拍掌的角色。被各阶层人所接受。

也有人认为，是初严酷的政治环境促使张良做这种转折。 杨树达指出：“高祖所谓三杰，淮阴见诛，萧何械系，良之辟谷，所以自全耳！ 日本学者拢川资言在其所撰《史记会注考证•留侯世家》中说“汉高一生最喜狎侮，又多猜忌，老成如酇侯，英雄如淮阴侯，皆不免于疑忌……唯遇留侯则自始至终，无敢失礼，亦无有疑心，岂徒以其谋略哉!观留侯自称：一则曰：‘为韩报仇强秦’，两则曰：‘愿弃从间事，欲从赤松子游。’其进退绰绰有余于功名爵禄之外矣。考其生平居得为之地，而无田宅之好，无声色之嗜，至其经营天下，则如行所无事者，谁能及之哉!太史公称日：‘无智名，无勇功，图难于易，为人于细。’斯观其深矣安得不令汉高心折也乎？”

注释：

《全唐诗》卷一八一载李白《经下邢记桥怀张子房》

王安石《王文公集》卷二八《张良》诗

《五峰集》卷一《张良》诗

汉初三杰与刘邦合作关系分析。傅金才：石家庄学院学报第7卷第5期2005年9 月p58

略论张良洪煜史学月刊1999第6期 p110

吴曾棋编《涵芬楼古今文钞简编》，商务印书馆“国学基本丛书”本。

陈兰村、张金菊：论《史记》汉初“三杰”形象的典型意义浙江社会科学1995年第2期p76

黎德清朱子语类M北京:中华书局，1981p322

刘正文 张良“成功不居”探因汉中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1997年第4期(总第52期)

潘明娟，耿占军 张良“退隐”原因初探——兼论秦汉之际的道家思想2004年11月第20卷第6期唐都学刊p5

《汉书窥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32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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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做的一篇论文的文献综述，以上都是历朝历代以来对张良的看法，稍微有些混乱，还请见谅。

　作为一名教职工，常常需要准备教学设计，借助教学设计可以提高教学效率和教学质量。一份好的教学设计是什么样子的呢？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圯上敬履教学设计，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圯上敬履教学设计 篇1

　教学目标：

　1．了解《史记》及司马迁、张良的相关文学常识。

　2．结合注释，理解文章内容。

　3．把握张良及老者的形象，分析张良成功的品德因素，理解文章写作目的。

　4．学习并发扬中化传统美德。

　教学重点：

　1．结合注释，理解文章内容。

　2．把握张良及老者的形象，分析张良成功的品德因素，理解文章主旨。

　教学难点：

　把握张良及老者的形象，分析张良成功的品德因素，理解文章写作目的。

　课时安排： 二课时

　教学过程：

　一、导入

　垓下决战后，刘邦建立西汉，庆功宴上，刘邦在谈自己如何得天下时曾说：“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这位子房何许人也？能让一代帝王给予如此高的评价呢？

　想当年，韩信、萧何、张良并称“汉初三杰”，后来，韩信被杀，萧何被囚，只有张良全身而退。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张良在风云变幻的政坛上稳坐“王者师”的位置上。今天我们共同学习《圯上敬履》，从中品味一下张良成功的因素。

　二、介绍《史记》及司马迁、张良的相关文学常识。

　1《史记》

　《史记》原名《太史公书》，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上起传说中黄帝，下到汉武帝共约三千年的历史，共130篇，包括：十表、八书、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等体例。

　与《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鲁迅评价它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可见其史学、文学价值之高。

　其中有一些我们耳熟能详的语句：

　① 失之毫厘，谬以千里。

　② 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

　③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

　④ 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不飞则已，一飞冲天。

　⑤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

　2司马迁

　司马迁：字子长，西汉史学家、文学家，著有《史记》。

　主要经历：

　a、司马迁出生在一个世代相传的史官家庭，子承父业，28岁做太史令。

　b、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临终嘱托他做第二个孔子，写第二部《春秋》，这是他著《史记》的动力。

　c、司马迁20岁时，开始漫游，积累丰富史料，32岁开始写《史记》。

　d、潜心修史时，为李陵战败辩护，被处以腐刑，为完成《史记》，司马迁“就极刑而无愠色”。

　3张良文章背景简介

　张良被刘邦列为汉初三杰第一，后世对其先佐明主建不世之功，后功成身退的传奇经历多有称誉。张良出身战国后期韩国大贵族家庭。祖父开地、父亲平相继相五代韩王。世代相韩的经历，使张良对韩国有着很深的感情；韩国的灭亡，使张良失去了显赫的地位，断绝了他的仕宦之途。这两方面的因素，使张良对消灭韩国的秦朝政权充满了刻骨仇恨。张良出身于这样的家庭，从小对朝堂斗争、宫廷政治耳濡目染，深明君臣相处之道。韩国灭亡后，张良“家僮三百人，弟死不葬，悉以家财求客刺秦王，为韩报仇，以大父、父五世相韩故”，终于散尽家财而求得一大力士相助，“见仓海君，得力士，为铁椎重百二十斤”，伏击行刺秦始皇于博浪沙中，却击中副车而未获成功。

　刺杀秦王失败后，张良亡命下邳，颠沛流离，历经磨练，洞悉人情世故。

　三、朗读

　1利用工具书，自主查找并标注生字字音。

　2教师范读，学生诵读。

　3指读，并纠正字音。

　4齐读。

　四、结合注释，理解文章大意。

　1自主学习，独立思考，初译全文。

　2置疑难点。

　3合作交流，翻译全文。

　参考：

　张良曾从容闲步漫游于下邳桥上。有一个老人，穿着粗布衣服，走近张良的地方，故意把鞋子跌落到桥下去。瞧着张良道：“小伙子，下去把鞋拾上来！”张良愣住了，想揍他一顿。因为对方年纪老了，勉强隐忍下来，下桥去拾起了鞋。老人道：“给我穿上！”张良想既然已经替他把鞋拾了上来，索性也就跪下来帮他穿上。那老人伸出脚套上鞋，笑着走了。张良真是十分惊讶，以目光追踪着他。老人走了里把路，又回转来，道：“小伙子倒还值得教导一下。五天以后天亮时，同我在这里相会。”张良感到很奇怪，敬礼道：“嗯。”第五天早晨，张良来到那里，老人已经先在那里了，气愤地道：“同老一辈人约会，比人家后到，这算什么？”说完就走，道：“过五天早点来相会。”五天以后鸡一叫，张良就去了。那老人又已经先在那里了，又气愤地道：“又比我后到，这是为什么？”说完就走，道：“五天以后再早点来。”到第五天，张良不到半夜就去了。等了一会儿，老人也来了，高兴地道：“这样才对。”拿出一册书，说道：“读了它就可以做帝王的老师了。十年以后就会发迹。十三年后小伙子到济北来见我，谷城山下的黄石就是我。”说完便走了，再没有其他的话，从此也不再见过面。天明时一看这部书，竟是《太公兵法》。张良因此十分惊异，经常反复诵读它。

　（何满子译，选自《史记纪传选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出版）

　五、复述课文要内容

　教师点拨：记叙的六个要素：时间，地点，人物，起因，经过，结果。

　第二课时

　一、导入

　复习文学常识导入。

　二、理解人物形象

　1文中两个人物在我们心中已渐渐清晰，那么张良和老父给你留下了怎样的印象，默读全文，圈划能体现人物特点的词句。

　教师点拨：描写语句，形容词，动词。

　2分小组合作交流，根据圈划的词句，归纳张良及老人的特点。

　明确：

　张良：

　敬老：为其老，强忍，下取履。

　守信：平明，鸡鸣，夜未半，（赴约时间越来越早）。

　勤奋好学：常习诵。

　隐忍有度：欲殴之，强忍（忍辱）三次赴约（忍怒）。

　有思想，有主见：怪、精、异（心理描写）

　老人：善于发现人才、培养人才，教导有方的人。

　3从这些特点我们可以看出，张良有美好的德行，综全比较来看，他得黄石老人天书的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明确：忍

　三、理解作者的写作目的

　1司马迁写《史记》的目的可以一言以蔽之：“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他记述的这一部分，是想带给读者——我们怎样的启示呢？

　明确：有忍耐之心。

　小结：对张良来说忍能带来机遇，带来知识和能力，得到兵法，能够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对刘邦影响很大，在他的影响下刘邦能够忍耐韩信，得到咸阳而退居灞上，忍耐一时，建立西汉王朝，张良也成为开国功臣。在后世影响很大，三国时代水镜先生向刘备诸葛亮时说：“只有兴周八百年的姜子牙，胜汉三百年的张子房可与之相比。”其实对我们也一样。

　2对什么有忍耐之心？

　学业、梦想、美好的生活等等。

　3是不是什么事都要忍呢？

　不是。不能无原则的忍。古之所谓豪杰之士，必有过人之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这是北宋著名诗人苏轼《留侯论》开篇的一段话。

　小结：忍是一种境界，是一种修养，一种美德，一种气概，一种生活态度。忍，是能量的积蓄，是在苦难中站起来的准备，能够赢得好名声，感化一批人，忍使很多人成就大业。

　4成功需要“忍”，除了“忍”这种品质，从本文你还得到了哪些启示：

　参考：忍要有度，胸怀大志，重约守信，恭敬师长，德才兼备。

　四、拓展

　真正的忍者，是善于隐藏自己锋芒的人，忍住一时之不公，受暂时的委曲，在忍中磨炼意志，增长智慧。方能战胜自我，赢得机遇，成就事业，精彩人生。你能举例谈谈还有哪些人以忍成大业的吗？

　参考：司马迁、韩信、勾践、重耳

　总结：

　《史记》开篇一段话：西伯侯局厩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布韦迁蜀世传《吕贤》，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他们经历一翻磨难，都成就了大业。

　它告诉我们：大抵圣贤都是经历一番磨难，忍一时之辱，而成就大业，可见，《史记》这部书不仅记载历史，传承文化，更为我们启迪人生，是一部非常值得一读的书，本节作业，用两周的时间，挑选《史记》故事中，你感兴趣的人物或篇章读一读，写读书笔记，然后交流。

　五、作业：

　1积累文中学过的文言词语，抄写在积累本上。

　2课后阅读《史记留侯世家》或苏轼的《留侯论》，全面了解张良这个人物。

　3积累《史记》名言

　4完成练习题。

圯上敬履教学设计 篇2

　一、教学背景

　《圯上敬履》是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长春版下册的教学内容，被安排在第十五课，是本册的第一篇文言文。课文是《史记留侯世家》的节选，刻画的是青年时期张良的一段奇异的经历。课文所反映的张良的核心品质就是他的隐忍有容、对老者的尊敬。正是他的这种品质，黄石老人才最终将《太公兵法》传授于他，为其以后成就大业奠定基础。学习本文即引导学生学习张良的品质，培养学生良好的品质。这即学习本文的重点。根据《语文课程标准》对阅读文言文的要求，并结合我校的364教学模式改革，指导学生自主学习。

　二、流程介绍

　1、 预习

　1)下发预习提纲，将本文的学习内容编写到预习提纲中：作者，实词，背景，课文内容，主旨等，以问题的形式呈现给学生。如我设计的五组题

　预习提纲

　学生问题

　第一组题

　1、朗读全文

　2、解题及介绍背景

　3、理解良孺子可教矣。

　4、总结此层的实词

　第二组题

　1、朗读全文

　2、介绍作者

　3、理解后五日平明后五日早会。

　4、总结此层的实词

　第三组题

　1、朗读全文

　2、介绍《史记》

　3、理解五日鸡鸣后五日复早来。

　4、总结此层的实词

　第四组题

　1、朗读全文

　2、主题归纳

　3、理解五日常习诵读之。

　4、总结此层的实词

　5、编演课本剧

　第五组题

　1、 朗读全文

　2、介绍写作特色

　3、归纳张良及老人的形象

　4、学习本文的启示

　5、体会张良尊重老人，坚忍的精神，写一篇读后感。

　2)明确学习目标：让学生明确自学的方向，教给学生自学的方法。如：让学生查找工具书解决实词、作者、背景。合作交流解决文章内容等等。3)学生

　据预习提纲自学。4)交流质疑，小组内可先进行交流，落实基础知识，教师进行巡视指导。5)组内预习展示，由学困生展示文本的基础知识。如(1)实词：骈 称 食 见 等 策 材 意 临等。(2)介绍作者韩愈 (3)朗读 (4)背诵 (5)写作背景介绍等。

　2、展示

　展示课有五个环节组成：1)预习交流2)明确目标3)分组合作4)展示提升5)穿插巩固。学生们在展示过程中出现了一小插曲(也是本课的亮点)：有同学问抽到第一组题的小组老人再三为难张良，如果你是张良你怎样做两小组围绕这一问题展开激烈的辩论。在辩论中学生们对张良的形象有了清晰、深刻的认识。

　3、反馈

　以提问或试卷的形式检查学生对知识的掌握情况

　三、教学反思

　364教学模式，是我校于09年8月在总结山东杜郎口中学和江苏洋思中学教改经验的基础上，创建的一种教学模式。3即三个板块：预习、展示反馈。6即六个环节：1)预习交流2)明确目标3)分组合作4)展示提升5)穿插巩固6)达标测试。4即四清手段：堂堂清、日日清、周周清、月月清。 这种教学模式，真正改变了教师的角色，由传统的教学支配者、控制者转变为学习的组织者、促进者、指导者;教师营造了让学生得到充分施展才华、放飞自由心灵的空间。学生真正实现了自主学习。学生的表达能力、合作能力、感悟能力、写作能力都得到了提高。为让学生深入理解文本，避免展示只简单呈现预习内容，我采取以下措施对学生进行指导、训练：

　1、指导预习。学生自主学习并不意味着教师可以袖手旁观，应及时深入到各学习小组，与学生共同学习讨论，以引导学生深入理解课文并及时纠正理解上的偏差。在预习时有的学生认为张良的做法太傻，对这样的认识就应当及时加以引导。

　2、精心设计预习题。应设计具有探究空间的问题， 教师要想设计出具有一定的探究空间的问题必须从内容和形式两方面去努力。

　从内容上，教师设计的问题必须符合维果茨基的最近发展区理论。前苏林教育家维果茨基在谈到教学和发展的关系时，提出了最近发展区的理论。他认为儿童有两种水平，一种是儿童现实所实际具有的水平，叫现实水平;一种是在教师引导下儿童所能达到的水平，是潜在水平。在儿童的现实水平和潜在水平之间存在一定的空间，这个空间就是最近发展区。我们形象地把它称为是跳一跳，摘桃子。这个桃子不是伸手可得，需要跳起来才能摘到手;但又不是怎么跳也够不到。教师设计问题时，一定要把问题落在学生的最近发展区，这样的问题是最具探究价。太难或太易都没有探究价值。

　从形式上，教师要从教学目标出发，更多地设计一些发散类和探究类问题。从问题涉及的内容看，我们把问题类型分为四类：一是判别类问题。主要是对事物加以判定，代表性词语是是不是、对不对二是描述类问题。主要是对客观事物加以陈述和说明，代表性词语是是什么、怎么样三是探索类问题。主要是对事物的原因、规律、内在联系加以说明，代表性词语是为什么、你从中能发现什。四是发散类问题，主要是从多角度、多方面、多领域去认识客观事物，代表性词语是除此之外，还有哪些方法、你从中体会到了什么。如预习提纲五组题的第四题，这类问题最根本的特点是答案不惟一。

　3、相互质疑、层层深入。在展示时，听讲组与展示组相互提问、相互质疑，在质疑答疑过程中学生就会加深对文本的理解。

　4、课堂辩论。在展示时，如果学生即兴展开论辩，教师应放手让辩论双方尽情展示，并引导更多学生加入。理不辩不明，如前文提到的，在论辩中就会加深对文本内容的理解。

　5、及时评价、多加鼓励。对学生的好想法、好见解，要多鼓励，以激发他们的求知欲，和探索精神。

1鬼谷子是春秋战国的人，主要的言论教人游说，还有一个就是养生，学好这两个方面达到自身的精气神等和游说的水平相互结合的作用，当然这个方法需要一个人非常努力的去学习才能成功，苏秦就是用针来刺自己屁股刺了一年才学好的，我很感概鬼谷子这个人，一句话点名了人的一个中心思想“每个人都喜欢快乐，而讨厌对自己不喜欢的事情”当然这句话是圣人除外，可是圣人却是最少的。

2素书我没有接触过。百度上是这么说的：“有一个典故大概大家都知道，黄老先生故意把鞋子弄到桥下，张良毕恭毕敬的为老人拾鞋穿鞋，后来老人又几次考验张良，张良终于通过了考验，于是黄石公就把自己的一本书传授给了张良，这部书的名字有传说叫做《太公兵法》，其实是以讹传讹，这部书的名字应该叫做《素书》。张良却没有把这部书传给后人，而是将书埋进了自己的坟墓。张良死后大约五百年，盗墓人从张良墓里偷了这本书，才在民间流传开来。这段故事记载于宋朝人张商英为《素书》写的序里。张良虽然用这部书里的知识帮助刘邦取得了天下，但是张良也没有完全领悟书中的奥义”，楼主可以百度看看。

3欧阳居士这个很难说，百度上找不到，可能是一个人的借签名字，但是用这个名字的也许不止一个，如果要精确去查找的话我精确不来，不好意思了，只能帮你两个，但我告诉你，我的鬼谷子只是文言文加翻译，其它的自能靠自己背下来在今后的日子自己慢慢学，当然我不否认名师出高徒，在在的每一篇文章后面增加解析和概括确实能有效果，但现在的名师也有，只是一个人能碰上的机会非常少，只能说一本书你能读完没什么，要靠你的天赋和后天的努力这个门槛，苏秦受‘鬼谷子’这个毛泽东说成是中国第一个军校的地方学习后来失败了还是经过了非常艰苦的路才走出来的，学习没有真正的捷径，有的只是在无尽的痛苦中成长起来，慢慢的成为自己的本领，就好比真正明白快乐的人必定是了解过太多的痛苦。个人见解，楼主自己分析了。

东晋时历仕零陵内史、国子博士等。入宋后任中书侍郎。宋文帝以陈寿所著《三国志》记事过简，命他为之作补注。他在《上三国志注表》中说，“臣前被诏，使采三国异同以注陈寿《三国志》。寿书铨叙可观，事多审正。诚游览之苑囿，近世之嘉史。然失在于略，时有所脱漏。臣奉旨寻详，务在周悉。上搜旧闻，傍摭遗逸。

按三国虽历年不远，而事关汉、晋。首尾所涉，出入百载。注记纷错，每多舛互。其寿所不载，事宜存录者，则罔不毕取以补其阙。或同说一事而辞有乖杂，或出事本异，疑不能判，并皆抄内以备异闻。若乃纰缪显然，言不附理，则随违矫正以惩其妄。其时事当否及寿之小失，颇以愚意有所论辩。”

所以裴注不仅解释地理名物等,更主要的在于补充原书记载的遗漏和纠正错误。同一事几家记述不同的，他都收录进来，以备参考。对于史事和人物，裴注有所评论；对于陈寿议论的不当，裴注也加以批评。

裴注搜罗广博，引书首尾完整，不加剪裁割裂。为了注释《三国志》，他收集了三国时期的原始材料达一百五十多种，博引各家著作的原文，注文字数约超过原文的三倍。

据沈家本统计，注中引书“经部廿二家，史部一百四十二家，子部廿三家，集部廿三家，凡二百十家。”由此许多《三国志》中失载的历史事实得以保存。裴注中也有运用传统注释方法的地方，《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其初意似亦欲如应劭之注《汉书》，考究训诂，引证故实。……盖欲为之而未竟，又惜所已成，不欲删弃，故或详或略，或有或无，亦颇为例不纯。”侯康说：“至于笺注名物，训释文义，裴注间而有之而不详，盖非其宗旨所存。”

杨翼骧先生在《裴松之》一文中将这部分裴注归纳为字音、文义、校勘、名物、地理、典故若干类。他认为：“作注的目的主要是增广事实，而这一类的批注不过是附带的工作”。他注《三国志》的重点是补阙和纠谬。正如他在《上三国志注表》中所说：“寿所不载，事宜存录者，则罔不毕取以补其阙；或同说一事而辞有乖杂，或出事本异，疑不能判，并皆抄纳，以备异闻；若乃纰缪显然，言不附理，则随违矫正以惩其忘；其时事当否及寿之小失，颇以愚意有所论辩。”

裴注的最大特点，就是广采博引，极大地丰富了原书的内容。特别是他所引用的原始材料今天大部分已经亡佚，幸而保留在裴注中，因而史料价值就非常珍贵。我们在读《三国志》时，一定要把裴松之的注文当作正文来读。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对裴松之注《三国志》的评价:“宋元嘉中，裴松之受诏为注，所注杂引诸书，亦时下己意。

综其大致约有六端：一曰引诸家之论，以辨是非；一曰参诸书之说，以核讹异；一曰传所有之事，详其委曲；一曰传所无之事，补其阙佚；一曰传所有之人，详其生平；一曰传所无之人，附以同类。其中往往嗜奇爱博，颇伤芜杂。然网罗繁富，凡六朝旧籍今所不传者，尚一一见其厓略。又多首尾完具，不似郦道元水经注、李善文选注皆翦裁割裂之文。故考证之家，取材不竭，转相引据者，反多於陈寿本书焉。”这个归纳是准确的。但又说：“其初意似亦欲如应劭之注汉书，考究训诂，引证故实。……欲为之而未竟，又惜所已成，不欲删弃，故或详或略，或有或无。”这话毫无证据，只能认为撰提要者的臆测之辞罢了。

裴注为史书注释开辟了新的广阔道路。但裴松之的注解也有谬误之处，凡治三国史学者都熟知，裴松之注虽然可以作为陈寿《三国志》的补充，然其收集的稗官野史，当中的讹谬乖违之处不可尽信。 所谓备异与惩妄，是针对同说一事，而各书记载却“辞有乖杂，或出事本异，疑不能判”之情况而言的。“并皆抄内、以备异闻”为备异，依本志或引证它书做“随违矫正”工作，为惩妄。二者往往难以截然分开。如刘备三顾茅一事，《诸葛亮传》所记情节已人所共知，但魏人鱼豢《魏略》和西晋司马彪《九州春秋》所记则不同，认为是诸葛亮先拜访刘备。裴氏将两书记载均抄录于注中，可为备异；又对其说加以辨析，引《出师表》所说“先帝不以臣卑鄙，猬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一段，说明“非亮先诣备”这一结论，可谓惩妄。这种备异，惩妄，往往以寿书作为对比对象，再扩及到对其他史书的品评和总结。如在《魏书·文昭甄皇后传注》中，录有王沉《魏书》褒美甄后的记载，与寿书截然不同。裴氏依据《春秋》之义，认定《魏书》“崇饰虚文”，并说“推此而言，其称卞、甄诸后言行之善，皆难以实论”，从而断定“陈氏删落，良有以也”。对陈寿失误而他书正确处，亦作明确判断。如《吴书·楼玄传注》引虞博《江表传》所载楼玄自杀事，裴氏径直判断为“《江表传》所言，于理为长”。《吴书·诸葛恪传注》引胡冲《吴历》所载，裴氏判断为“《吴历》为长”。

这种评断，在论辨一条中有更多体现。论辨包括评史事与评史书两个方面，评史事者随处可见，是史家主体认识的直接表达，因与本论题关系不大，故略而不论，评论史书，则有总结同期史著优劣的史学批评的意义，是本文讨论的内容之一。裴氏对《三国志》一书的评论，既有在上表中的全面评价，又有散见于各注中的肯定或批评，是较为全面的；对同期其他史书，则多取零金碎玉式的评点，概括来看，这些评论大致可分为体例安排、叙事描写两个方面。 我国史书体例自《春秋》、《史记》后，编年、纪传两体渐趋成熟，尽管仍存在二体优劣的争论，但其体式已较固定，无需多言了。裴氏较关注的是对现有体例，尤其是做为正史的纪传体的规范化问题。纪传体以人物传记为主，专传、合传较好掌握，而类传如何划分，则颇不一致。裴氏主张取“事类相从”的原则，他说：“臣松之以为列传之体，以事类相从。张子房青云之士，诚非陈平之伦。然汉之谋臣，良、平而已。若不共列，则余无所附，故前史合之，盖其宜也。”肯定了司马迁首创“事类相从”的合理性，然后批评陈寿将非为一类的人放在一传中，有失体例。如贾诩之俦，实属“算无遗略、经权达变”的奇士，应放在善作筹划的程昱、郭嘉等人的类传中，但却放在了德智两全有王佐之风的二荀（荀彧荀攸）之列，裴氏以之“失其类”，“其犹夜光之与蒸烛乎？其照虽均，质则异焉”，本质的异同，应是区分类传的第一要义。其次，行事相类亦为重要原则。如鱼豢《魏略·勇侠传》不计人物生年而按人物行事将汉末孙宾硕四人编入魏，是依据“其人接魏，事义相类”的原则处理的。对此，如果说鱼豢还仅处于一种自发状态的话，那么，裴氏提出“事义相类”的原则，便已成为一种自觉的认识了。由实践升华为理论，再指实践，正是裴注史学意义在编纂学上的体现。

在叙事描写上，强调通顺合理，反对“语之不通”。注意容貌状写，如对荀彧之外貌，以陈寿不称述为遗憾，特引《典略》、《平原祢稀传》补充之，既反映了魏晋著文讲究人物容止风藻的时代特色，又符合了中国史学讲究形象描写的特色，还体现了裴氏对历史文学的审美要求，即生动形象的描写可使史著更具魅力，这一点同样具有史学意义。

晁公武首先涉及裴注的字数：“（裴注）博采群说，分入书中，其多过本书数倍。”（《郡斋读书志》卷二）在清代武英殿刻本《三国志》中，李龙官等在校刊识语中更为具体地指出“裴松之注更三倍于正文”。20世纪70年代初，黄大受据台北艺文印书馆影印的殿本统计，陈寿本书为350，833字，裴注为322，643字（《三国志及裴注字数统计表》，载《三国志选注》，台北中正书局，1972年版卷首。转引自吴金华《三国志丛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95页）。王廷洽根据中华书局陈乃乾校点本统计出《三国志》为366，657字，裴注为320，799字（《略谈〈三国志〉与裴注的数量问题》，《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85年第3期）。吴金华据百衲本统计，陈寿本书为368，039字，裴注为322，171字（《三国志校诂附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崔曙庭根据金陵活字本统计，《三国志》为367，327宇，裴注为320，805字（《〈三国志〉本文确实多于裴注》，《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2期）。如果以上述统计最少的《三国志》与统计最多的裴注字数比较，《三国志》也比裴注多38，014字，即便裴注中尚有佚文或混入正文，也不可能达到数倍于本书的文字。张子侠则认为：“《三国志》的版本和流传的经过极为复杂，既有文字脱漏问题，也有注文混入正文的现象，因而正文与注文孰多孰少不能轻下结论。”（《〈三国志〉裴注研究三题》，《史学史研究》2000年第2期）。

明以前人若王通、刘知几都讥其繁芜，叶适至认为“注之所载，皆寿书之弃余”（《文献通考》一九一）。清代学者虽然推崇裴注，但也有人指责他有的应注而不注，有的不应注而注，引书有改字等等（见赵翼陔余业考六、四库提要四五及卢文弨的批注）。其实这些都是小缺点，并不能因此掩没它的长处。裴注引用的魏、晋人著作多至二百十种，著录在隋书经籍志中的已经不到四分之三，唐、宋以后就十不存一了。而且裴注所引的材料，都首尾完整，尽管说它“繁芜”，说它“寿之弃余”，单就保存古代资料这一点说，也是值得重视的。 由于裴注引书具有较高的文献学价值，因此裴注引书数量和书目的考证成了裴注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分歧最大的问题。

钱大昕统计裴注引书“凡百四十余种，其与史学无涉者不在数内”，所列书名144种（《廿二史考异》卷十五）。赵翼统计裴注引书“凡〔百〕五十余种”，所列书名151种，亦为史部类数目（《廿二史札记》卷六）。赵绍祖统计裴注引书“凡一百八十余种”，另外，引诸经及诸子字书“又四十余种”（《读书偶记》卷六）。钱大昭以时代，地理，人物，官制，类书，文章，别集，家传，别传为类，统计裴注引书160余种（《三国志辨疑》）。沈家本将裴注引书“依《隋书　经籍志》之例分为四部：计经部廿家，史部一百四十二家，子部廿三家，集部廿三家，凡二百十家”（《三国志注引书目》）。王钟翰统计“裴氏注记所引诸书名，凡二百四五十种”，并按钱大昭的分类列书名256种（《三国志裴注考证》，载《中国文化研究汇刊》第五卷，1945年）。王祖彝除“诸家评论与裴氏自注，傅子，袁子，孙盛，习凿齿等论注以及引古书为诠释者不计”外，统计“裴注征引之书凡百五十六种”（《三国志人名录裴注引用书目》，商务印书馆，1956年）。马念祖统计裴注引书“二百零三种”（《水经注等八种古籍引用书目汇编》，中华书局，1959年）。杨翼骧统计“以裴氏所引书目全部而言，为二百一十余种；若除去关于诠释文字及评论方面的，则为一百五十余种”（《裴松之与〈三国志注〉》，《历史教学》1963年第2期）。高秀英，杨济安统计裴注引书203种（《三国志人名索引裴注引书索引》，中华书局，1980年）。陈垣统计裴注“所引书在二百三十种以上”（《三国志注引书目》，载《中国古代史论丛》第七辑，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10月，第331页）。王树民对赵翼的“裴松之三国志注”条裴注引书进行了部分考证（《廿二史札记校证》，中华书局，2002年修订版）。周国林统计裴注引用书目为224种，其中“用于笺释名物训诂音义的先秦至东汉中期著作及其为之作注的和文字训诂方面的著作共四十余种，用于补阙备异惩妄论辩方面的汉末迄晋著作共一百八十余种”（《裴松之〈三国志注〉引书考》，载《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一）》，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高振铎统计“裴松之注《三国志》共引书二百三十六种”（《裴注〈三国志〉引书考订－－兼评〈廿二史札记校证〉》，《汉中师范学院学报》1993年第3期）。虞万里统计裴注引书“二百三十五种”（《〈三国志〉裴注引书新考》，《温州师院学报》1994年第4期）。伍野春统计裴注引书凡229种，“另有十则未注明出处”（《裴松之评传》，第250页）。张子侠统计“裴氏共引书二百二十七种”。高敏曾与人合作《〈三国志〉裴注引书考》一文，统计引书达二百四五十种（《〈三国志〉说略》，载《经史说略二十五史说略》，北京燕山出版社，2002年，第87页）。 元嘉六年也就是“公元429年”奉宋文帝命为《三国志》作注释，以补缺、备异、惩妄、论辩等为宗旨，博采群书一百四十馀种，保存大量史料，注文较正文多出三倍，开创了作注的新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