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著的概说(包括作者简介、环境、人物、一些细节等)

栏目:古籍资讯发布:2023-08-05浏览:1收藏

名著的概说(包括作者简介、环境、人物、一些细节等),第1张

《史记》最初没有固定书名,或称“太史公书”,或称“太史公记”,也省称“太史公”。“史记”本来是古代史书的通称,从三国开始,“史记”由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名。

《史记》是一部贯穿古今的通史,从传说中的黄帝开始,一直写到汉武帝元狩元年,叙述了我国三千年左右的历史。

据司马迁说,全书有本纪十二篇,表十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三十篇。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提到《史记》缺少十篇。三国魏张晏指出这十篇是《景帝本纪》、《武帝本纪》、《礼书》、《乐书》、《律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列传》。后人大多数不同意张晏的说法,但《史记》残缺是确凿无疑的。

今本《史记》也是一百三十篇,有少数篇章显然不是司马迁的手笔,汉元帝、成帝时的博士褚少孙补写过《史记》,今本《史记》中“褚先生曰“就是他的补作。

《史记》取材相当广泛。当时社会上流传的《世本》、《国语》、《国策》、《秦记》、《楚汉春秋》、诸子百家等著作和国家的文书档案,以及实地调查获取的材料,都是司马迁写作《史记》的重要材料来源。特别可贵的是,司马迁对搜集的材料做了认真地分析和选择,淘汰了一些无稽之谈。对一些不能弄清楚的问题,或者采用阙疑的态度,或者记载各种不同的说法。由于取材广泛,修史态度严肃认真,所以,《史记》记事翔实,内容丰富。

《史记》的写作

《史记》是一部纵横古今数千年的巨著。它的出现一方面是时代提出的必然要求,另一方面则是史学家艰苦劳动的产物。

对司马迁而言,首先是秉承遗命,继续先祖的太史事业。他的父亲司马谈早就打算编写一部史书,但是,这个愿望未能实现。临终司马谈嘱咐儿子:“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称诵周公,言其能论歌文武之德,宣周召之风,达太王王季之思虑,爰及公刘以尊后稷也。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鳞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

修纂史记,这是延续祖先文化生命的名山事业,作为太史令,不能履行使命,罪莫大焉。此后,父亲的遗命总是在司马迁的耳际回旋着:“先人有言,自周公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

时代也提出了构建新的历史文化文本的内在要求——�“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淳厚,作《易》八卦。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礼乐作焉。汤武之隆,诗人歌之。《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瑞符,封建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

为了写作,司马迁可以说耗尽了毕生精力。撰写史书,需要大量收集材料。《史记》的取材极其广泛,一是文献材料,其中有《夏小正》、《世本》、《秦纪》、《春秋》、《国策》、《楚汉春秋》等数十种。二是交游所得。司马迁一生交游很广,彼此过从往来,也获得了许多极珍贵的史料。三是实地采访。司马迁二十岁即四处游历,行程几乎达到西汉王朝的全境,看了好些古代遗迹,听到了好些古代的轶闻,这也极大地丰富了他的历史材料宝库。在游历的过程中,司马迁还特别注意金石碑刻的记录,开创了运用金石材料的先例,如《秦始皇本纪》等。

如果仅仅是历史材料的堆积,当然也完成不了一部伟大的著作。司马迁之所以蒙受奇耻大辱却“就极刑而无愠色”,是因为具有伟大的抱负。他说:“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衰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报任安书》)只有如此崇高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才支撑着艰苦卓绝的编写工作,给中国历史学留下一部光辉不朽的著作。

《史记》的体例

《史记》是一部贯穿古今的通史,从传说中的黄帝开始,一直写到汉武帝元狩元年(前122年),叙述了我国三千年左右的历史。据司马迁说,全书有本纪十二篇,表十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三十篇。�

“本纪”实际上就是帝王的传记,因为帝王是统理国家大事的最高的首脑,为他们作纪传而名之曰“本纪“,正所以显示天下本统之所在,使官民行事都有一定的纲纪的缘故。

同时,也是全书的总纲,是用编年体的方法记事的。在“本纪”的写作中,司马迁采取了详今略远的办法,时代愈远愈略,愈近愈详。“本纪”托始黄帝,是因为黄帝是中华民族的始祖,又是“正名百物”的祖师。将项羽列入“本纪”,一是秦汉间几年“政由羽出”,一是推崇其人格。�

“表”,所以列记事件,使之纲举而目张,以简御繁,一目了然,便于观览、检索。

“书”,是记载历代朝章国典,以明古今制度沿革的专章,非是熟悉掌故的史家,是无法撰写成书的。班固《汉书》改称“志”,成为通例。“书”的修撰,为研究各种专门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世家”是记载诸侯王国之事的。这因诸侯开国承家,子孙世袭,也就给了他们的传记叫做世家。从西周的大封建开始,发展到春秋、战国,各诸侯国先后称霸称雄,盛极一时,用“世家”体裁记述这一情况,是非常妥当的。司马迁把孔子和陈涉也列入“世家”,是一种例外。孔子虽非王侯,但却是传承三代文化的宗主,更何况汉武帝时儒学独尊,孔子是儒学的创始人,将之列入“世家”也反映了思想领域的现实情况。至于陈涉,不但是首先起义亡秦的领导者,且是三代以来以平民起兵而反残暴统治的第一人,而亡秦的侯王又多是他建置的。司马迁将之列入“世家”,把他的功业和汤放桀,武王伐纣,孔子作《春秋》相比,将他写成为震撼暴秦帝国统治、叱咤风云的伟大历史英雄,反映了作者进步的历史观。

“列传”是记载帝王、诸侯以外的各种历史人物的。有单传,有合传,有类传。单传是一人一传,如《商君列传》、《李斯列传》等。合传是记二人以上的,如《管晏列传》、《老庄申韩列传》等。类传是以类相从,把同一类人物的活动,归到一个传内,如《儒林列传》、《循吏列传》、《刺客列传》等。司马迁把当时我国四周少数民族的历史情况,也用类传的形式记载下来,如《匈奴列传》、《朝鲜列传》、《大宛列传》等,这就为研究我国古代少数民族的历史,提供了重要的史料来源。

七十篇列传的最后一篇,是《太史公自序》,把自序摆在全书的最后,这是古代学者著书的惯例。

总之,司马迁写作《史记》以“本纪”叙帝王,以“世家”载诸侯,以“列传”记人物,以“书”述典章制度,以“表”排列大事,网罗古今,包括百代,打破了以年月为起迄如《春秋》的编年史、以地域划分如《国语》的国别史的局限,创立了贯穿古今和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通史先例,成为正史的典范。

《史记》的评价

《史记》的诞生,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鲁迅先生在他的《汉文学史纲要》一书中称赞《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为知言。就中国史学的具体发展而言,《史记》的贡献巨大。

第一,建立杰出的通史体裁。《史记》是中国史学史上第一部贯通古今,网罗百代的通史名著。无论说它是古代中国史学史的最辉煌成就,还是说它是世界古代史学史的最辉煌成就,都毫不为过。这一点,只要将之与希罗多德的《历史》相比较,就会非常明白。正因为《史记》能够会通古今撰成一书,开启先例,树立了榜样,于是仿效这种体裁而修史的也就相继而起了。通史家风,一直影响着近现代的史学研究与写作。

第二,建立了史学独立地位。我国古代,史学是包含在经学范围之内没有自己的独立地位的。所以史部之书在刘歆的《七略》和班固的《艺文志》里,都是附在《春秋》的后面。自从司马迁修成《史记》以后,作者继起,专门的史学著作越来越多。于是,晋朝荀勖适应新的要求,才把历代的典籍分为四部:甲部记六艺小学,乙部记诸子兵术,丙部记史记皇览,丁部记诗赋图赞。从而,史学一门,在中国学术领域里才取得了独立地位。饮水思源,这一功绩应该归于司马迁和他的《史记》。

第三,建立了史传文学传统。司马迁的文学修养深厚,其艺术手段特别高妙。往往某种极其复杂的事实,他都措置的非常妥贴,秩序井然,再加以视线远,见识高,文字生动,笔力洗炼,感情充沛,信手写来,莫不词气纵横,形象明快,使人“惊呼击节,不自知其所以然”。(《容斋随笔·史记简妙处》)

《史记》不但是中国史传文学的集大成者,而且,它的文章对于魏晋小说、唐宋古文,甚至宋元戏曲,都有很大影响,成为中国文学重要的源头活水。

当然,司马迁修撰《史记》的最高理想是“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是要建立一个包罗万象的历史哲学体系。更深入的理解,要留待我们对《史记》的具体学习中去体会了。

司马迁是汉武帝时期的一位执掌天时星历,记录、搜集保存典籍文献的一个史官。史官无权无势,无名无利,他因罪得罪了汉武帝,在死刑和宫刑之间他选择了一个男人最为耻辱的宫刑,包羞忍耻活了下来。后来呢,他又充当了本应该由太监来充当的一个官,也就是中书令。当中书令的时候,他为官又不能推贤进士,也就是说并不是个好官。但是就是这位司马迁,撰写了中华文化史上一部宏伟的巨著《史记》。这部《史记》影响了,并且继续影响着中国文化和社会生活,司马迁是不是一位英雄?如何评价他的人格?司马迁有着怎样的传奇的人生?他对中华民族的贡献究竟在哪里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探讨的问题,我们将沿着司马迁生命的轨迹走进这位历史文化名人的精神世界,来解读两千多年前的一个历史之谜。

我想分四个问题讲一讲,第一个问题谈的是二十漫游,二十岁的一次漫游。司马迁字子长,生于公元前145年,出生地在龙门,也就是今天的陕西省韩城县。据司马迁自己说,他少年时期曾经“耕牧河山之阳”,也就是说他儿童时期曾经在家乡从事过一些农业劳动。后来他的父亲司马谈到长安做了太史令,司马迁随父亲也到了长安,在父亲的指导下,他刻苦读书,打下了深厚的文化基础,他拜了很多名师做老师。司马迁的家族,就是他这个家族,世代都是史官,而作为史官,他有责任来记载帝王圣贤的言行,也有责任来搜集整理天下的遗文古事,更有责任通过叙事论人而为当时的统治者提供借鉴。那么他的父亲司马谈就有志于整理中华民族数千年历史,试图撰写一部规模空前的史著。就是写一部史书,从他父亲开始就已有这么一个理想,他的父亲做太史令之后,就开始搜集阅读史料,为修史做准备。但是司马谈感到自己年事已高,要独立地修成一部史著,无论是时间、无论是精力,还是才学知识都还不够,所以司马谈寄厚望于他的儿子司马迁,希望他能够早日参与其事,最终实现这样一个宏愿。

于是,他让儿子在读万卷书的基础上,开始行万里路,他要求他儿子来进行一次为期两年多的一次全国的漫游。所以我这里要介绍司马迁的漫游,于是司马迁从20岁开始,就做了一次漫游,司马迁是为写《史记》做准备的一次实地考察,他亲自采访,获得了许多第一手材料,保证了《史记》的真实性和科学性。那么他这个漫游,也是《史记》实录精神的一种具体体现。

我举几个例子,比如说他漫游到汨罗江畔,在汨罗江畔,在当年屈原投江自沉的地方,他高声朗诵着屈原的诗,他痛哭流涕,所以他写《屈原列传》写得那么有感情,他是亲自去考察过,他是在学习屈原的基础上来写屈原的。比方说,在韩信的故乡淮阴,他也搜集了许多有关韩信的故事,你比如说他亲自去问别人,说当年韩信受胯下之辱,这大家知道,这个典故,韩信为什么能够受胯下之辱而不发怒?而不愿意去做出非法的事来,忍了。韩信那么高的个子,从一个流氓两个腿之间爬过去,如果按照他的个性,一刀就把他杀了。但是如果把他杀了,后来还能够建功立业吗?韩信后来帮助刘邦推翻了秦王朝,建立了西汉,封王封个侯,回了故乡,韩信自己说,如果当初我把你杀了,我就没后来的建功立业,所以小不忍则乱大谋。

再比如说在曲阜他去瞻仰了孔子的墓,还和孔子故乡的一些儒生在一起揽衣挽袖、一步一揖,学骑马、学射箭,学行古礼,以此表达他对孔子的纪念,高山仰止,对孔子的纪念。

再比如讲,在孟尝君的故乡薛城,他走乡串巷,考察民风,而且他考察这个地方的民风跟当年孟尝君好客养士有什么关系,所以他走一路、考察一路,可以这样说,司马迁在漫游的旅程中,不放过任何一个了解历史的人,不放过任何一个存留于人们口碑上的故事,获得了许许多多从古籍当中所得不到的历史材料,同时他深入民间,广泛地接触了人民群众的生活,使得他对社会,对人生的观察、认识逐渐深入。

此外他遍历名山大川,饱览了祖国山河的壮美,陶冶了性情,从而也提高了他的文学的表现力,所以我要讲司马迁这的这次漫游,正是司马迁走向成功的极为坚实的一步,是非常典型的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第二件事情,就是李陵之祸。就是司马迁因为受李陵事件的影响,而被下到牢里边去了,所谓“李陵之祸”。司马迁22岁漫游回来以后,22岁就开始做官,但是做的是一个郎中,郎中是什么,就是“掌守门户,出充车骑”,就是皇帝的一个侍从。一直到38岁的时候,他才继承他父亲的职位,就是他父亲去世以后,他继承了父亲的职位做了太史令。从做太史令那天开始,他就开始《史记》的资料准备和撰写工作,38岁一直当太史令,然后就开始写《史记》。

正当司马迁专心著述,专心写《史记》的时候,巨大的灾难降临到他的头上,我刚才讲了,一部文学史,就是文人的辛酸史,文人的不幸才给我们文学史上留下了这么伟大的作品。在汉武帝天汉二年,也就是公元前99年,司马迁47岁。这一年的秋天,匈奴发动了对汉朝的进攻,汉武帝就任命他的宠妃,李夫人的哥哥,李广利为主帅去抗击匈奴,而要李陵,李陵是什么人物呢?就是汉代另外一个很有名的人物飞将军李广的孙子,李陵这个人心劲很高,他提出来,我带一支军队,五千人,我要横行匈奴。名将之后很有气魄,汉武帝看他如此有勇气,于是就给他五千精兵,这五千精兵都是五千荆楚壮士,非常勇敢、非常能打仗,李陵开到前线去,到前线去以后,跟匈奴打仗,连打了几仗,连打连胜,消灭了几倍于他的匈奴敌人。

当李陵打胜仗的消息不断传到朝廷的时候,汉武帝非常高兴。看着汉武帝高兴,那么周围大臣都纷纷祝贺汉武帝,哎呀!陛下得此良将,李陵不愧是名将之后,都恭贺汉武帝。但李陵毕竟带的是五千人,寡不敌众,而且后来匈奴以为这就是汉朝的主力军,整个匈奴把军队都拉来对付李陵,最后李陵终于敌众我寡,打了几次仗以后,最后战败被俘了。李陵被俘虏之后,汉武帝非常生气,挫败了我大汉王朝的军威,挫动了我的国威,很恼火,很生气,而这些大臣朝廷大臣们,看着汉武帝生气,于是又转过来纷纷来咒骂李陵,说李陵本来就不是个好东西,李陵本来就不是个好人,就纷纷骂李陵。

结果有一次在朝廷议事的时候,史官不是陪侍在旁边吗?汉武帝就问司马迁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司马迁就说了一番话,是替李陵辩护,好!这就惹恼了汉武帝,于是司马迁被定了一个什么罪呢?“诬罔主上”。就是攻击诬蔑咒骂皇上,于是把司马迁打入大牢,司马迁这样得罪了汉武帝,开始司马迁并没有定为死罪,大概过了将近一年,半年多到一年的时间,一直没有李陵消息,汉武帝就想派人打听李陵被俘虏以后,究竟是投降了?还是现在情况怎么样呢?就派一个人叫公孙敖到匈奴去打听李陵的消息,公孙敖在匈奴那个地方转了几个月,始终没有得到李陵的准确的消息,到底李陵现在怎么样了?是死了?还是活了?是投降了?还是干什么去了?不知道。后来听信一个传言,说李陵正在某处帮助匈奴训练军队,他得不到别的准确消息,于是带着这个消息回来告诉汉武帝,说李陵在那里帮助匈奴训练军队,汉武帝大怒,这就是叛徒,你被俘虏还不说,你现在帮助匈奴训练军队打我们,于是李陵被诛灭九族,那么司马迁就被定为死罪。司马迁是为李陵辩护,因此我的结论是:在李陵事件当中,司马迁只是尽到了一个史官直言的职责。司马迁如果不说话什么都没有,皇上问我,我不说,或者跟其他大臣一样,也把李陵骂一通,他什么事都没有,他不过是尽到了一个史官坦诚说自己意见,也许这个意见可能错,但是这个史官该说真话,所以坦诚直言的职责,他因此而蒙冤下狱,甚至被判了死刑,死罪,那么这正是封建统治者的专横。

关于司马迁生平第三件事情,就是“痛下蚕室”,司马迁以诬罔主上而被定为死罪,那么按照汉朝的刑法呢,死罪犯人有两种方法可以免死:一就是缴纳五十万钱,二是接受宫刑。司马迁作为史官,家境清贫,再加上下到死牢里面去,人们逃避惟恐不及,谁还去资助他钱呢?就算借得到钱,也没有人敢借给他,自己拿不出来,也没有人借,所以无法筹措那五十万。因此,司马迁要想活命,只能接受宫刑,什么叫宫刑呢?宫刑就是施刑于男人的下身,而且接受这种刑法的人,他畏冷怕风,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因此在施刑的牢房当中必须保暖,就好像民间养蚕的屋子一样,所以,受宫刑也叫下蚕室。司马迁对此事来说,去死和接受宫刑更容易接受的是什么?是死。司马迁并不怕死,因为他知道,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这是他自己的话了,那么他认为,即使是奴隶,即使是婢妾在受到侮辱的时候,也知道以死来摆脱,何况我司马迁。自己是一个深明是非的史官,我难道不懂得羞辱的活着比死还可耻吗?难道还怕死吗?但是司马迁不能够选择死,这是因为他不能让《史记》的写作半途而废,因为这是继承祖业实现父亲遗愿的大事,如果自己死去,他将以何种面目去见九泉下的先人呢?而作为一位史官,没有留下半点文字,如何向后人交代?再说,如果他选择自杀,或者是被杀,人们并不会把他看做是殉节,而只会认为他智尽无能,或者是罪大恶极,死有余辜。在这种情况下死,那就是轻于鸿毛了。那么惟一的选择就是接受宫刑,在这时候司马迁想到了,古代的周文王、孔子、屈原、孙膑、吕不韦、韩非子等这样一些圣贤,他们都是在逆境当中坚韧不拔,最后都完成了轰动天下的文化巨著。于是司马迁为了保存自己以完成撰写《史记》的大业,决定自请宫刑,减死一等,我愿意接受宫刑,免死。

司马迁终于被处以宫刑,他前后在狱中呆了三年,他隐忍苟活,在狱中还坚持写《史记》,大概是在汉武帝太始元年,也就是公元前96年,司马迁50岁的时候,他出狱了,47岁被打到牢中,50岁出狱,出了狱以后做了中书令,中书令的职务是“领赞尚书,出入奏事”,什么意思呢?就是把各部的尚书有什么表,有什么奏章呈现给皇上,把皇上有什么圣旨,旨意,传达给大臣们。但这个职务一般是由宦官来担任的,现在司马迁担任这个职务,也就是说汉武帝实际上把他看作一个宦官,实际上是以一个宦官的身份在朝廷做官。司马迁是为了做官活下来的吗?不是!所以他对中书令,对朝廷的事务没有兴趣,出狱以后的司马迁,须发脱落、形容枯槁、弱不禁风,他经常是精神恍惚,他自己在《报任安书》里边这样写到,他说我“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往”,他说我动不动人精神恍惚,不知道怎么回事,或者走着走着,哎呀!我怎么走到这儿来了,人处在一种恍惚状态,心里面经常忍受着痛苦的煎熬和无限的愤恨。他想到他受宫刑,想到是作为一个男人接受最耻辱的刑罚,侮辱祖先,所以这是奇耻大辱。“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什么意思?想到我司马迁受了这种刑罚,我一想到冷汗直冒,经常是汗湿衣裳,衣裳都湿透了。可以看到此时司马迁这种精神状态,而且由于古代这种被阉割的人,历来被人们所鄙视,为人所不耻,所以司马迁被视作是“无行之人”。常常遭到诽谤和中伤,他的好朋友任安也不理解他,任安写信给他,劝他要谨慎地待人接物,要以推举贤能引荐人才为己任,实际上是委婉地批评他,你做官不谨慎,你做官不推举贤能,你不引荐人才,你是个默默无语,没有什么创见,没有什么创新,没有什么主见的中书令。连朋友都不理解他,其实出狱之后,司马迁在精神上是十分痛苦的,我们刚才讲到,经常是恍恍惚惚的,经常走着走着不知道走到这个地方来干什么。但是一提到《史记》,一写《史记》他清醒了,只有一个伟大的理想支持着他,那就是著书的事业,可以说司马迁为《史记》而活着,为《史记》而奋斗。

在汉武帝太始四年,也就是公元前93年11月,司马迁给他的朋友任安写了一封信,这就是著名的《报任安书》,在这封信里面他详细地申诉了自己对李陵事件的看法,以及接受宫刑前后的心态。他为什么接受这个刑罚,接受这个刑罚之后,他又是一种什么心态,也就是我刚才讲这些,也是这封信里面他跟他朋友诉说的。而且在这封信里面,最后他郑重的宣布《史记》一百三十篇完成了。

司马迁用生命写成的《史记》原来准备是藏之名山,传之其人,也就是司马迁原来写《史记》,并不是要公开,这个书准备藏之名山的,特别在他写书过程中遭受那么多经历,那么多挫折,那么多磨难,所以这部书他是准备藏之名山,这是司马迁在《报任安书》里面说的,那么司马迁《史记》写成之后,他传给谁了呢?在司马迁死后,他的家人把《史记》转移藏匿在他女儿家中,现在的人所看到的史料很少谈到司马迁的亲属,关于司马迁的材料很少,一个就是《报任安书》,再就是《史记》有个《太史公自序》,再就是后来《汉书》上有个《司马迁传》,《司马迁传》基本上是抄他的《太史公自序》,所以司马迁的直接史料是非常少的。但是司马迁有一个女儿,而且女儿所嫁的丈夫,叫杨敞,这是有史可据的,杨敞在汉昭帝时期,还曾经官至宰相。杨敞有两个儿子,也就是司马迁的女儿给杨家生了两个儿子,大儿子名叫杨忠,小儿子名叫杨恽。杨恽呢,自幼聪颖好学,他的母亲也就是司马迁的女儿把自己珍藏着的并且深爱着的这个《史记》,拿出来给他读。杨恽初读此书,便被书中的内容吸引住了,爱不释手,一字字、一篇篇,非常用心地把它读完了。杨恽成年之后,还把它读了好几遍,每读一遍总是热泪盈眶,扼腕叹息。在汉宣帝的时候,杨恽被封为平通侯,那么这时候他看到当时朝政清明,想到他的外祖父司马迁这部巨著正是重见天日的时候,于是上书汉宣帝,把《史记》献了出来,从此天下人得以共读这部伟大的史著。

一部《史记》经历了多少磨难多少坎坷,司马迁《史记》完成了,完成之后呢?历史上再也找不到司马迁的消息,司马迁是怎么死的呢?这就是我谈的第四个问题,神秘之死。自从司马迁写完《报任安书》之后,人们便再也不知道他的消息,历史的记载在这里留下了一页空白,后人只能从一些零星的,甚至互相有些矛盾的一些传说当中,一些不完全的资料当中,去揣测司马迁后来的结局。我搜集些资料,我认为司马迁后来结局有四种可能。第一、司马迁可能是自杀身亡。《史记》完稿之后,生命对于司马迁而言,已经无足轻重了,特别是受宫刑之后,人们对他所谓贪生怕死的误解该是洗刷时候了。我司马迁是不是个贪生怕死的人,那么基于这些,他可能自杀,我是从《报任安书》分析出来的。也就是说,司马迁有自杀的这种意图,从《报任安书》里面已经可以透露出不少信息了,你们想一想,司马迁当时给任安写信的时候,当时任安在狱中,后来任安被处死了,司马迁给任安回信,任安写信给司马迁,是在下狱之前,他一直没有时间给他回信,后来任安在狱中,要把汉武帝杀了的时候,他匆忙写这封信给他,写那么长,为什么写这么长,任安因为受了一个案子的牵连,正在狱中羁押在牢中,而且随时可能行刑处斩,司马迁为什么要对一个快要死的人,写下如此长篇,而又悲愤激昂的书信呢?他又为什么要在信中反复诉说自己忍受不了腐刑之后的这种耻辱呢?他又为什么要选择这样一个时机和对象来宣告《史记》一百三十篇完成呢?他又为什么在信中大谈“人故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而且在信里面说,“要死之日,然后是非乃定”。他说一个人生前你不要说我是和非,人生的是非留在身后,一个人等死后的若干年,人们才能给他论定是非,那就是说我司马迁究竟是个什么人,留待后人评价,现在你们怎么攻击我,怎么瞧不起我都可以,死后你们来看我是个什么人。我这个信把我的心情、我的想法、事实经过,我都讲清楚了,所以《报任安书》也许就是一封遗书。

第二种可能,司马迁受任安这个案子的牵连,被汉武帝下令腰斩于市。当时宫廷里面有一场斗争,那么任安牵涉进去了,而当司马迁辗转托人把他的《报任安书》送到狱中以后,任安已经被腰斩了。任安腰斩以后,狱吏在抄检狱室的时候发现了司马迁的信,于是便呈奏给汉武帝,信里面是非常愤慨地表达对汉武帝的不满,那么汉武帝读罢,看到信里面那么多怨愤之词,勃然大怒,再加上有人趁机诬告司马迁和任安是同党,他们俩是好朋友嘛,于是汉武帝便下令把司马迁打入天牢,随后腰斩于市。那么这样看来,似乎是《报任安书》惹的祸,其实司马迁何以不知道《报任安书》会带来什么结果呢,司马迁并非不知道任安作为死囚犯,可能终生读不到这封信,司马迁也并非不知道这封信可能成为一封公开信,因为自己在信中所发泄的不满会招致灾祸,这点司马迁是非常清楚的。但是他不能不说,因为当他完成了《史记》的伟大的著述以后,灾祸对于他而言已经是无足轻重了,况且他选择这样一个与他患难与共的朋友写信的这种方式,选择给朋友写信,而且向世人公布《史记》的完成,这本身就是一种抗争,也是对朋友甚至对朋友死后的灵魂是一种极大的安慰。

第三种可能司马迁再次下狱之后,随同长安狱中的罪犯,无辜地被集体处死的,这是怎么回事呢?据《汉书·宣帝纪》记载,当《报任安书》被汉武帝知道之后,汉武帝看到信中有很多怨言,于是便下诏把司马迁逮捕了,并且叫御史台论罪,就是说并没有判死罪、论罪。就在论他的罪这个期间,不久汉武帝病重,那么有巫师就给他算风水,然后巫师告诉汉武帝,说长安监狱当中有天子气冲撞了圣上,究竟是谁呢?不知道,于是汉武帝下令把狱中所有的囚犯,无论轻重一律处死。这是历史上有记载的,曾经一次把长安城的犯人全部杀了,所以司马迁就这样集体地无辜地被杀了,一代史家就这样死于非命,这是第三种可能。

第四种可能司马迁寿终正寝,其实关于司马迁是被杀,史料还不能够充分地予以证实,说司马迁是自杀,也不过是一种推测。在史料不足的情况下,我们还只能够把他看成是正常病故,司马迁大概活了60岁,司马迁死了,在《史记》完成之后,他悄然无声地离开人世了,他以生命的终结换来了《史记》的诞生,他的死留下一个历史之谜,他的著作却竖立起一块历史的丰碑。

  司马迁家族世代掌管太史的官职,修史是家族的事业。他写《史记》前,是中国封建时代空前绝后的漫游者,他在父亲的要求下,从二十岁开始曾作为期两年的漫游,司马迁的漫游,是一次实地考察。他亲自采访,获得了许多第一手材料,保证了日后写《史记》的真实性、科学性。

  司马迁因李陵事件而蒙受人生灾祸。他因为替李陵辩护,汉武帝震怒,司马迁下狱。他想到了接受死亡甚至有自杀的念头。但他毅然接受宫刑,在死刑与宫刑之间选择。为了著述的理想,司马迁忍辱含诟,隐忍苟活,选择了辱没祖先和个人人格的宫刑。生前人所不耻,死后光耀千古,成为一个另类的英雄。

  自从司马迁写完《报任安书》之后,人们便再也不知道他的消息了,历史的记载在这里留下了一页空白,后人只能从零星的、甚至是互相矛盾的传说中去揣测他的结局。司马迁死了,在《史记》完成之后,悄然无声地离开人世了。他以生命的终结,换来了《史记》的诞生;他的死留下一个历史之谜,他的著作却矗立起一块历史的丰碑。

  (全文)

  司马迁是汉武帝时期的一位执掌天时星历,记录、搜集保存典籍文献的一个史官。史官无权无势,无名无利,他因罪得罪了汉武帝,在死刑和宫刑之间他选择了一个男人最为耻辱的宫刑,包羞忍耻活了下来。后来呢,他又充当了本应该由太监来充当的一个官,也就是中书令。当中书令的时候,他为官又不能推贤进士,也就是说并不是个好官。但是就是这位司马迁,撰写了中华文化史上一部宏伟的巨著《史记》。这部《史记》影响了,并且继续影响着中国文化和社会生活,司马迁是不是一位英雄?如何评价他的人格?司马迁有着怎样的传奇的人生?他对中华民族的贡献究竟在哪里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探讨的问题,我们将沿着司马迁生命的轨迹走进这位历史文化名人的精神世界,来解读两千多年前的一个历史之谜。

  我想分四个问题讲一讲,第一个问题谈的是二十漫游,二十岁的一次漫游。司马迁字子长,生于公元前145年,出生地在龙门,也就是今天的陕西省韩城县。据司马迁自己说,他少年时期曾经“耕牧河山之阳”,也就是说他儿童时期曾经在家乡从事过一些农业劳动。后来他的父亲司马谈到长安做了太史令,司马迁随父亲也到了长安,在父亲的指导下,他刻苦读书,打下了深厚的文化基础,他拜了很多名师做老师。司马迁的家族,就是他这个家族,世代都是史官,而作为史官,他有责任来记载帝王圣贤的言行,也有责任来搜集整理天下的遗文古事,更有责任通过叙事论人而为当时的统治者提供借鉴。那么他的父亲司马谈就有志于整理中华民族数千年历史,试图撰写一部规模空前的史著。就是写一部史书,从他父亲开始就已有这么一个理想,他的父亲做太史令之后,就开始搜集阅读史料,为修史做准备。但是司马谈感到自己年事已高,要独立地修成一部史著,无论是时间、无论是精力,还是才学知识都还不够,所以司马谈寄厚望于他的儿子司马迁,希望他能够早日参与其事,最终实现这样一个宏愿。

  于是,他让儿子在读万卷书的基础上,开始行万里路,他要求他儿子来进行一次为期两年多的一次全国的漫游。所以我这里要介绍司马迁的漫游,于是司马迁从20岁开始,就做了一次漫游,司马迁是为写《史记》做准备的一次实地考察,他亲自采访,获得了许多第一手材料,保证了《史记》的真实性和科学性。那么他这个漫游,也是《史记》实录精神的一种具体体现。

  我举几个例子,比如说他漫游到汨罗江畔,在汨罗江畔,在当年屈原投江自沉的地方,他高声朗诵着屈原的诗,他痛哭流涕,所以他写《屈原列传》写得那么有感情,他是亲自去考察过,他是在学习屈原的基础上来写屈原的。比方说,在韩信的故乡淮阴,他也搜集了许多有关韩信的故事,你比如说他亲自去问别人,说当年韩信受胯下之辱,这大家知道,这个典故,韩信为什么能够受胯下之辱而不发怒?而不愿意去做出非法的事来,忍了。韩信那么高的个子,从一个流氓两个腿之间爬过去,如果按照他的个性,一刀就把他杀了。但是如果把他杀了,后来还能够建功立业吗?韩信后来帮助刘邦推翻了秦王朝,建立了西汉,封王封个侯,回了故乡,韩信自己说,如果当初我把你杀了,我就没后来的建功立业,所以小不忍则乱大谋。

  再比如说在曲阜他去瞻仰了孔子的墓,还和孔子故乡的一些儒生在一起揽衣挽袖、一步一揖,学骑马、学射箭,学行古礼,以此表达他对孔子的纪念,高山仰止,对孔子的纪念。

  再比如讲,在孟尝君的故乡薛城,他走乡串巷,考察民风,而且他考察这个地方的民风跟当年孟尝君好客养士有什么关系,所以他走一路、考察一路,可以这样说,司马迁在漫游的旅程中,不放过任何一个了解历史的人,不放过任何一个存留于人们口碑上的故事,获得了许许多多从古籍当中所得不到的历史材料,同时他深入民间,广泛地接触了人民群众的生活,使得他对社会,对人生的观察、认识逐渐深入。

  此外他遍历名山大川,饱览了祖国山河的壮美,陶冶了性情,从而也提高了他的文学的表现力,所以我要讲司马迁这的这次漫游,正是司马迁走向成功的极为坚实的一步,是非常典型的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第二件事情,就是李陵之祸。就是司马迁因为受李陵事件的影响,而被下到牢里边去了,所谓“李陵之祸”。司马迁22岁漫游回来以后,22岁就开始做官,但是做的是一个郎中,郎中是什么,就是“掌守门户,出充车骑”,就是皇帝的一个侍从。一直到38岁的时候,他才继承他父亲的职位,就是他父亲去世以后,他继承了父亲的职位做了太史令。从做太史令那天开始,他就开始《史记》的资料准备和撰写工作,38岁一直当太史令,然后就开始写《史记》。

  正当司马迁专心著述,专心写《史记》的时候,巨大的灾难降临到他的头上,我刚才讲了,一部文学史,就是文人的辛酸史,文人的不幸才给我们文学史上留下了这么伟大的作品。在汉武帝天汉二年,也就是公元前99年,司马迁47岁。这一年的秋天,匈奴发动了对汉朝的进攻,汉武帝就任命他的宠妃,李夫人的哥哥,李广利为主帅去抗击匈奴,而要李陵,李陵是什么人物呢?就是汉代另外一个很有名的人物飞将军李广的孙子,李陵这个人心劲很高,他提出来,我带一支军队,五千人,我要横行匈奴。名将之后很有气魄,汉武帝看他如此有勇气,于是就给他五千精兵,这五千精兵都是五千荆楚壮士,非常勇敢、非常能打仗,李陵开到前线去,到前线去以后,跟匈奴打仗,连打了几仗,连打连胜,消灭了几倍于他的匈奴敌人。

  当李陵打胜仗的消息不断传到朝廷的时候,汉武帝非常高兴。看着汉武帝高兴,那么周围大臣都纷纷祝贺汉武帝,哎呀!陛下得此良将,李陵不愧是名将之后,都恭贺汉武帝。但李陵毕竟带的是五千人,寡不敌众,而且后来匈奴以为这就是汉朝的主力军,整个匈奴把军队都拉来对付李陵,最后李陵终于敌众我寡,打了几次仗以后,最后战败被俘了。李陵被俘虏之后,汉武帝非常生气,挫败了我大汉王朝的军威,挫动了我的国威,很恼火,很生气,而这些大臣朝廷大臣们,看着汉武帝生气,于是又转过来纷纷来咒骂李陵,说李陵本来就不是个好东西,李陵本来就不是个好人,就纷纷骂李陵。

  结果有一次在朝廷议事的时候,史官不是陪侍在旁边吗?汉武帝就问司马迁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司马迁就说了一番话,是替李陵辩护,好!这就惹恼了汉武帝,于是司马迁被定了一个什么罪呢?“诬罔主上”。就是攻击诬蔑咒骂皇上,于是把司马迁打入大牢,司马迁这样得罪了汉武帝,开始司马迁并没有定为死罪,大概过了将近一年,半年多到一年的时间,一直没有李陵消息,汉武帝就想派人打听李陵被俘虏以后,究竟是投降了?还是现在情况怎么样呢?就派一个人叫公孙敖到匈奴去打听李陵的消息,公孙敖在匈奴那个地方转了几个月,始终没有得到李陵的准确的消息,到底李陵现在怎么样了?是死了?还是活了?是投降了?还是干什么去了?不知道。后来听信一个传言,说李陵正在某处帮助匈奴训练军队,他得不到别的准确消息,于是带着这个消息回来告诉汉武帝,说李陵在那里帮助匈奴训练军队,汉武帝大怒,这就是叛徒,你被俘虏还不说,你现在帮助匈奴训练军队打我们,于是李陵被诛灭九族,那么司马迁就被定为死罪。司马迁是为李陵辩护,因此我的结论是:在李陵事件当中,司马迁只是尽到了一个史官直言的职责。司马迁如果不说话什么都没有,皇上问我,我不说,或者跟其他大臣一样,也把李陵骂一通,他什么事都没有,他不过是尽到了一个史官坦诚说自己意见,也许这个意见可能错,但是这个史官该说真话,所以坦诚直言的职责,他因此而蒙冤下狱,甚至被判了死刑,死罪,那么这正是封建统治者的专横。

  关于司马迁生平第三件事情,就是“痛下蚕室”,司马迁以诬罔主上而被定为死罪,那么按照汉朝的刑法呢,死罪犯人有两种方法可以免死:一就是缴纳五十万钱,二是接受宫刑。司马迁作为史官,家境清贫,再加上下到死牢里面去,人们逃避惟恐不及,谁还去资助他钱呢?就算借得到钱,也没有人敢借给他,自己拿不出来,也没有人借,所以无法筹措那五十万。因此,司马迁要想活命,只能接受宫刑,什么叫宫刑呢?宫刑就是施刑于男人的下身,而且接受这种刑法的人,他畏冷怕风,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因此在施刑的牢房当中必须保暖,就好像民间养蚕的屋子一样,所以,受宫刑也叫下蚕室。司马迁对此事来说,去死和接受宫刑更容易接受的是什么?是死。司马迁并不怕死,因为他知道,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这是他自己的话了,那么他认为,即使是奴隶,即使是婢妾在受到侮辱的时候,也知道以死来摆脱,何况我司马迁。自己是一个深明是非的史官,我难道不懂得羞辱的活着比死还可耻吗?难道还怕死吗?但是司马迁不能够选择死,这是因为他不能让《史记》的写作半途而废,因为这是继承祖业实现父亲遗愿的大事,如果自己死去,他将以何种面目去见九泉下的先人呢?而作为一位史官,没有留下半点文字,如何向后人交代?再说,如果他选择自杀,或者是被杀,人们并不会把他看做是殉节,而只会认为他智尽无能,或者是罪大恶极,死有余辜。在这种情况下死,那就是轻于鸿毛了。那么惟一的选择就是接受宫刑,在这时候司马迁想到了,古代的周文王、孔子、屈原、孙膑、吕不韦、韩非子等这样一些圣贤,他们都是在逆境当中坚韧不拔,最后都完成了轰动天下的文化巨著。于是司马迁为了保存自己以完成撰写《史记》的大业,决定自请宫刑,减死一等,我愿意接受宫刑,免死。

  司马迁终于被处以宫刑,他前后在狱中呆了三年,他隐忍苟活,在狱中还坚持写《史记》,大概是在汉武帝太始元年,也就是公元前96年,司马迁50岁的时候,他出狱了,47岁被打到牢中,50岁出狱,出了狱以后做了中书令,中书令的职务是“领赞尚书,出入奏事”,什么意思呢?就是把各部的尚书有什么表,有什么奏章呈现给皇上,把皇上有什么圣旨,旨意,传达给大臣们。但这个职务一般是由宦官来担任的,现在司马迁担任这个职务,也就是说汉武帝实际上把他看作一个宦官,实际上是以一个宦官的身份在朝廷做官。司马迁是为了做官活下来的吗?不是!所以他对中书令,对朝廷的事务没有兴趣,出狱以后的司马迁,须发脱落、形容枯槁、弱不禁风,他经常是精神恍惚,他自己在《报任安书》里边这样写到,他说我“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往”,他说我动不动人精神恍惚,不知道怎么回事,或者走着走着,哎呀!我怎么走到这儿来了,人处在一种恍惚状态,心里面经常忍受着痛苦的煎熬和无限的愤恨。他想到他受宫刑,想到是作为一个男人接受最耻辱的刑罚,侮辱祖先,所以这是奇耻大辱。“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什么意思?想到我司马迁受了这种刑罚,我一想到冷汗直冒,经常是汗湿衣裳,衣裳都湿透了。可以看到此时司马迁这种精神状态,而且由于古代这种被阉割的人,历来被人们所鄙视,为人所不耻,所以司马迁被视作是“无行之人”。常常遭到诽谤和中伤,他的好朋友任安也不理解他,任安写信给他,劝他要谨慎地待人接物,要以推举贤能引荐人才为己任,实际上是委婉地批评他,你做官不谨慎,你做官不推举贤能,你不引荐人才,你是个默默无语,没有什么创见,没有什么创新,没有什么主见的中书令。连朋友都不理解他,其实出狱之后,司马迁在精神上是十分痛苦的,我们刚才讲到,经常是恍恍惚惚的,经常走着走着不知道走到这个地方来干什么。但是一提到《史记》,一写《史记》他清醒了,只有一个伟大的理想支持着他,那就是著书的事业,可以说司马迁为《史记》而活着,为《史记》而奋斗。

  在汉武帝太始四年,也就是公元前93年11月,司马迁给他的朋友任安写了一封信,这就是著名的《报任安书》,在这封信里面他详细地申诉了自己对李陵事件的看法,以及接受宫刑前后的心态。他为什么接受这个刑罚,接受这个刑罚之后,他又是一种什么心态,也就是我刚才讲这些,也是这封信里面他跟他朋友诉说的。而且在这封信里面,最后他郑重的宣布《史记》一百三十篇完成了。

  司马迁用生命写成的《史记》原来准备是藏之名山,传之其人,也就是司马迁原来写《史记》,并不是要公开,这个书准备藏之名山的,特别在他写书过程中遭受那么多经历,那么多挫折,那么多磨难,所以这部书他是准备藏之名山,这是司马迁在《报任安书》里面说的,那么司马迁《史记》写成之后,他传给谁了呢?在司马迁死后,他的家人把《史记》转移藏匿在他女儿家中,现在的人所看到的史料很少谈到司马迁的亲属,关于司马迁的材料很少,一个就是《报任安书》,再就是《史记》有个《太史公自序》,再就是后来《汉书》上有个《司马迁传》,《司马迁传》基本上是抄他的《太史公自序》,所以司马迁的直接史料是非常少的。但是司马迁有一个女儿,而且女儿所嫁的丈夫,叫杨敞,这是有史可据的,杨敞在汉昭帝时期,还曾经官至宰相。杨敞有两个儿子,也就是司马迁的女儿给杨家生了两个儿子,大儿子名叫杨忠,小儿子名叫杨恽。杨恽呢,自幼聪颖好学,他的母亲也就是司马迁的女儿把自己珍藏着的并且深爱着的这个《史记》,拿出来给他读。杨恽初读此书,便被书中的内容吸引住了,爱不释手,一字字、一篇篇,非常用心地把它读完了。杨恽成年之后,还把它读了好几遍,每读一遍总是热泪盈眶,扼腕叹息。在汉宣帝的时候,杨恽被封为平通侯,那么这时候他看到当时朝政清明,想到他的外祖父司马迁这部巨著正是重见天日的时候,于是上书汉宣帝,把《史记》献了出来,从此天下人得以共读这部伟大的史著。

  一部《史记》经历了多少磨难多少坎坷,司马迁《史记》完成了,完成之后呢?历史上再也找不到司马迁的消息,司马迁是怎么死的呢?这就是我谈的第四个问题,神秘之死。自从司马迁写完《报任安书》之后,人们便再也不知道他的消息,历史的记载在这里留下了一页空白,后人只能从一些零星的,甚至互相有些矛盾的一些传说当中,一些不完全的资料当中,去揣测司马迁后来的结局。我搜集些资料,我认为司马迁后来结局有四种可能。第一、司马迁可能是自杀身亡。《史记》完稿之后,生命对于司马迁而言,已经无足轻重了,特别是受宫刑之后,人们对他所谓贪生怕死的误解该是洗刷时候了。我司马迁是不是个贪生怕死的人,那么基于这些,他可能自杀,我是从《报任安书》分析出来的。也就是说,司马迁有自杀的这种意图,从《报任安书》里面已经可以透露出不少信息了,你们想一想,司马迁当时给任安写信的时候,当时任安在狱中,后来任安被处死了,司马迁给任安回信,任安写信给司马迁,是在下狱之前,他一直没有时间给他回信,后来任安在狱中,要把汉武帝杀了的时候,他匆忙写这封信给他,写那么长,为什么写这么长,任安因为受了一个案子的牵连,正在狱中羁押在牢中,而且随时可能行刑处斩,司马迁为什么要对一个快要死的人,写下如此长篇,而又悲愤激昂的书信呢?他又为什么要在信中反复诉说自己忍受不了腐刑之后的这种耻辱呢?他又为什么要选择这样一个时机和对象来宣告《史记》一百三十篇完成呢?他又为什么在信中大谈“人故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而且在信里面说,“要死之日,然后是非乃定”。他说一个人生前你不要说我是和非,人生的是非留在身后,一个人等死后的若干年,人们才能给他论定是非,那就是说我司马迁究竟是个什么人,留待后人评价,现在你们怎么攻击我,怎么瞧不起我都可以,死后你们来看我是个什么人。我这个信把我的心情、我的想法、事实经过,我都讲清楚了,所以《报任安书》也许就是一封遗书。

  第二种可能,司马迁受任安这个案子的牵连,被汉武帝下令腰斩于市。当时宫廷里面有一场斗争,那么任安牵涉进去了,而当司马迁辗转托人把他的《报任安书》送到狱中以后,任安已经被腰斩了。任安腰斩以后,狱吏在抄检狱室的时候发现了司马迁的信,于是便呈奏给汉武帝,信里面是非常愤慨地表达对汉武帝的不满,那么汉武帝读罢,看到信里面那么多怨愤之词,勃然大怒,再加上有人趁机诬告司马迁和任安是同党,他们俩是好朋友嘛,于是汉武帝便下令把司马迁打入天牢,随后腰斩于市。那么这样看来,似乎是《报任安书》惹的祸,其实司马迁何以不知道《报任安书》会带来什么结果呢,司马迁并非不知道任安作为死囚犯,可能终生读不到这封信,司马迁也并非不知道这封信可能成为一封公开信,因为自己在信中所发泄的不满会招致灾祸,这点司马迁是非常清楚的。但是他不能不说,因为当他完成了《史记》的伟大的著述以后,灾祸对于他而言已经是无足轻重了,况且他选择这样一个与他患难与共的朋友写信的这种方式,选择给朋友写信,而且向世人公布《史记》的完成,这本身就是一种抗争,也是对朋友甚至对朋友死后的灵魂是一种极大的安慰。

  第三种可能司马迁再次下狱之后,随同长安狱中的罪犯,无辜地被集体处死的,这是怎么回事呢?据《汉书·宣帝纪》记载,当《报任安书》被汉武帝知道之后,汉武帝看到信中有很多怨言,于是便下诏把司马迁逮捕了,并且叫御史台论罪,就是说并没有判死罪、论罪。就在论他的罪这个期间,不久汉武帝病重,那么有巫师就给他算风水,然后巫师告诉汉武帝,说长安监狱当中有天子气冲撞了圣上,究竟是谁呢?不知道,于是汉武帝下令把狱中所有的囚犯,无论轻重一律处死。这是历史上有记载的,曾经一次把长安城的犯人全部杀了,所以司马迁就这样集体地无辜地被杀了,一代史家就这样死于非命,这是第三种可能。

  第四种可能司马迁寿终正寝,其实关于司马迁是被杀,史料还不能够充分地予以证实,说司马迁是自杀,也不过是一种推测。在史料不足的情况下,我们还只能够把他看成是正常病故,司马迁大概活了60岁,司马迁死了,在《史记》完成之后,他悄然无声地离开人世了,他以生命的终结换来了《史记》的诞生,他的死留下一个历史之谜,他的著作却竖立起一块历史的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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