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键词花氏；元代；女性；墓志铭>　中图分类号：K23>　一九九八年初春，元代蔡国公张柔之子、河南行省参知政事张弘略之妾花氏墓葬，发掘于满城县岗头村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张柔及附属墓群”内。这一发现，为元史研究提供了有重要价值的实物资料。范福生主编的《满城历代碑石刻辑录》就将花氏墓葬的情况记录了下来。>　目前学界对元代女性的研究尚较为缺乏，且在研究元代女性时，大多是从元代戏剧进行观照，对墓志铭这种文本的研究涉及较少。因此以墓志铭为切入点，着眼于对花氏墓志铭的个案研究，运用性别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多学科视角，对元代女性的相关问题进行分析探讨，如有错漏之处还请专家学者指正。>　一、花氏墓志及其考释>　（一）满城花氏墓概况>　张弘略墓、略之妾花氏墓在满城县北8公里岗头村西月明山下，附于其父张柔墓，柔墓居北，弘略墓在柔墓南稍偏西，花氏墓在弘略墓西稍偏北。>　花氏墓为青石质料，由篆盖、志铭两部分组成。篆盖：长067米，宽043米，高006米。志铭：长067米，宽043米，高006米。篆盖上用篆书阴刻三行十二字：“元故清河郡太夫人花氏墓志”。志铭上用隶书阴刻二十三行，每行十五字。志文内容为花氏的生平情况及生活经历。镌刻时间为元至正元年（一三四一年）十月二十八日。现存于满城县文管所，保存完整。>　（二）花氏墓志铭及释文>　花氏墓志铭录文如下：>　夫人花氏，出涿郡范阳人，年二十有三归张氏。性贞而，和而敬，上下仪式弥久，益孚一言一行，必主行善。曰：“我不能虚语取悦达。”正路以步，一衣一食必叩额。曰：“天福我，我知天。”终日端居，不逾闺，浮华侈靡，一皆厌绝。始，子早夭，继生瑾，年十六，蔡国忠毅公薨。夫人训以义方，虽贵如贱，虽富如贫。不使志骄夺学，遂自京来居亳。泰定元年，夫人年八十，六月六日生辰，封清河郡太夫人。三庆具贺，颂者百人。三年，年八十二，赐一帛。至顺二年，年八十七，以高年耆德旌门。至元元年，年九十一，赐二帛。至正元年，年九十七，生之明日，卒于亳第。阖郡咸祭，咸泣，咸叹，五福能具。孤子瑾以十月廿八日奉柩葬于满城岗头里忠毅公墓西异穴。边树石二柱一碣。碣书之曰：“有元旌门赐帛生封清河郡太夫人寿九十七岁张族贤母花氏之墓。”>　□泣血铭曰：>　天之期我，我则多有，孰有其母，近百之祀，我之期天，何斯可山，勿使逾百，虽我母子，昔我母寿，人不我似，今边无母，人皆有恃，铭以告哀，痛与天始。>　刊者高远>　释文：夫人花氏，是涿郡范阳人，在二十三岁时嫁给了张弘略。性情坚贞柔顺，温和慎重，面对上下，长久以来都很有礼数，她的一言一行为人所信服，主张实行善行。她说：“我不能说虚假的话取悦于别人。”行路端庄稳重，穿衣吃饭一定做叩额礼。说：“上天赐福于我，我能理解（这份苦心）。”（所以）整日端正处室，不跨出闺户，对于浮躁奢华靡费的东西，全都厌弃废绝。起初，儿子早年夭折，然后又生下瑾，瑾十六岁的时候，蔡国忠毅公去世了。夫人训导他忠义正直，即使地位高贵要如地位低贱一般，即使家庭富裕要如家庭贫穷一般。不使他志气骄傲荒废学识，因此自己从京城来到亳。泰定元年，夫人八十岁，六月六日生日的时候，被封为清河郡太夫人。大家都来庆贺，称颂的有近百人。三年，八十二岁时，被赐给一帛。至顺二年，八十七岁时，以年高德劭、素孚众望（被）旌表其门。至元元年，九十一岁时，被赐给二帛。至正元年，九十七岁时，她生日的第二天，在亳第去世。整个郡都祭拜她，都哭泣着，叹息着，说她五福全具备了。独子张瑾在十月廿八日奉着她的灵柩埋葬在满城岗头里忠毅公墓西边的异穴。旁边树立两根石柱一块墓碑。碑上这样写道：“有元旌门赐帛生封清河郡太夫人寿九十七岁张族贤母花氏之墓。”>　□泣血铭刻到：上天对我的期望，我大多都获得了，谁有母亲，能活到近百岁呢？我对上天的期望，怎敢像这座可山一样高大，即使我们是母子，也不敢求让她的寿命超过百岁，因为以前没有人像我这样有高寿的母亲。其他人不像我一样，从现在开始就失去了母亲，别人都有所依靠，记述这些事诉说我的哀伤，悲痛与天地同生共存啊。>　刊刻铭文的人是高远。>　二、花氏墓志及相关问题研究>　从花氏墓的位置和其墓志铭来看，她作为张弘略的妾室，地位却是相当高的，“泰定元年，夫人年八十，六月六日生辰，封清河郡太夫人。三庆具贺，颂者百人。三年，年八十二，赐一帛。至顺二年，年八十七，以高年耆德旌门。至元元年，年九十一，赐二帛。”无论是被封为外命妇“清河郡太夫人”，还是被旌表其门，都体现了这一点。她不仅多次受到朝廷封赏，在郡内也有很高的威望，当她在九十七岁去世时，“阖郡咸祭，咸泣，咸叹，五福能具。”就此，试图结合元代的社会环境来浅析花氏取得这样地位威望的原因，并将其大致归结为以下四个因素：>　（一）正妻早逝，妾以子贵>　花氏“年八十”时，就被封为外命妇“清河郡太夫人”。命妇制度，是封建 对妇女身份等级的公开确认，从而别门第、定等级、辨尊卑的一种爵誉制度。命妇有两种形式，内命妇和外命妇。“皇帝妃嫔及太子良娣以下为内命妇，公主及王妃以下为外命妇。”>　外命妇是对公主及王妃以下贵族妇女的封赠。唐时外命妇封赠制度完全确立。诸王母妻及妃、嗣王、郡王母妻，文武官一品，及国公、母妻为国夫人；三品以上，母妻郡夫人；四品，母妻郡君；五品，母妻县君；散官同职事。“勋官四品，封母妻为乡君。其母邑号皆加太。各视夫子之品；其不因夫子别加邑号者，夫人云某品夫人，郡君云某品郡君，县君、乡君准此。”外命妇封号有国夫人、郡夫人、淑人、硕人、令人、恭人、宜人、安人、孺人九个等第。金代“亲王母妻封一字王，正从一品次室封孺人；郡王母妻封郡王夫人；国公母妻封郡侯夫人；四品官母妻封郡君；五品母妻封县君；六品母妻封恭人；七品封宜人。”金代外命妇封赠之制大体沿用唐制，区别只是，在一至五品官之内封赠命妇，而金朝则封六品、七品为恭人、宜人。元代外命妇封赠制度是唐宋金制的继承与发展。元代法律规定，庶子为官到达一定级别后，其母可以因而获得封赠。母、妻封赠，依夫、子官品爵禄等第而行，即“妇人无爵，从夫之爵，坐以夫之齿”。“母以子贵，妻以夫荣”，其夫张弘略袭蔡国公，为河南行省参知政事，在朝地位很高，而花氏又生下瑾这一子，虽是庶子（弘略第二子），但是在朝为官有所建树，这无疑是花氏地位提升，获得封号的基础。　至治三年，“诏从新设法议拟与行，毋致冗滥”礼部从新分立等第……诸子应封父母，嫡母在，所生之母不得封，“嫡母亡，得并封”。若所生母未封赠者，不得先封其妻……“妇人因夫、子得封者，不许再嫁，如不遵守，将所受宣救追夺，断罪离异”。由这段记载我们看出，所生母获得封赠的权利位列嫡母之后，而先于庶子之妻。即，所生母只有在嫡母亡故的情况下才可以母以子贵，获得封赏；在所生母健在而嫡母不在的情况下，所生母优先获得封赏，其后庶子之妻才能被封。>　而张弘略墓神道碑碑阴处刊刻着这样一段话：“二夫人皆王姓，皆有懿行，皆前卒。子三人。，中顺大夫、卫辉路总管兼本路诸军奥鲁总管兼管内劝农事，丧公不上，诸侯之子不短通丧他日者，必自始之，可日贤文克世□家□。次瑾、琰、咸备宿卫。女二人，咸归名族。”可知张弘略的两位姓王的夫人都早逝了，也是花氏作为弘略的妾室和瑾的生母，获得封号等较高地位的前提条件。>　（二）生者高寿，受到礼遇>　中国古代社会生产力水平较低，生存条件没有保障，人口平均寿命很低，元代也是如此。李莎在《试析<元史>中的元代个人寿命》中统计到：“男性351人，寿命总数22364岁，平均寿命637岁；女性12人，寿命总数898岁，平均寿命748岁”。“蒙古族65人，寿命总数3353岁，平均寿命516岁。汉族231人，寿命总数15832，平均寿命685岁。其他民族共67人，寿命总数5291岁，平均寿命608岁。”由此可知，元代人均寿命普遍不长，另外， 还承袭了以往“礼高年”的做法，对老者加以照顾。按规定80岁以上的老人，可以“存侍丁一名”，即免除一名子孙的杂役，使之侍养老人。90岁以上的老人，“存侍丁二人”。在皇帝即位时，往往还要特别赐给80岁以上老人绢帛等，以表示关怀。花氏“年九十七，生之明日，卒于亳第”。九十七岁的高寿，在现今也是比较难得的，况且是在当时而言，实属不易，所以受到礼遇，屡次被赐给绢帛等。>　（三）品质优秀，教子有方>　从墓志记载来看，花氏具有元代社会阶层要求女性所具备的一些优秀品格，如坚贞柔顺、温和慎重、不出门户、节俭等，这也是她获得赞誉和威望的重要因素之一。>　1“性贞而，和而敬”>　元代社会妇女的贞节观念，应该说首先是对两宋王朝纲常伦理的直接继承。随着理学逐渐被蒙古统治者的重新启用，传统伦理道德观念在元代上层社会传播。元代中期蒙古族统治者确立了程朱理学的思想统治地位，提倡：“饿死者事小，失节者事大。”。>　元代 士大夫大力对女子贞节进行鼓吹和旌表。他们强调“名节之于人，不金币而富，不轩冕而贵”。所谓“爵禄易得，名节难保”。实际上是为了突出妇女忠贞。“则何家不从、何类不附。虽有他美，亦不足赎也”这样一种认识强化了封建社会的道德伦理准则，从而使妇女贞节观念有了理论上的根据。>　“妇德以顺为本，内能顺夫，外能顺族，行之以不欺，济之以不妒。”这样看来，“以顺为本”的妇德应该也是妇贤的具体表现。花氏在墓志中被赞扬到“性贞而，和而敬”，她坚贞柔顺的贤德，正是元代社会所尊崇的一种品质。>　2“终日端居，不逾闺”>　在元代，受封建礼教的影响，有不少家庭对女性的交游采取种种极端严格的措施。燕（今北京）人张弘纲，官万户，“家法整肃，内外截截。女子无大故，不出中门”。汉中（今陕西汉中）王得舆，“家法之严，尤谨于内外男女之别，诸妇送其子女，止于中门；男宾未有辄至中门者。有事，择书童幼而谨愿者以将命”。花氏“终日端居，不逾闺”，她自主地把自己束缚在家庭中，不出门户，严格遵守礼仪之道，这种“端正”的行为受到世人的表彰。>　3教育子女，“训以义方”>　当女性扮演母亲角色时，最首要的任务就是对子女成长的道德教化。“相夫教子”，使其家中的男性健康成长、取得成就，是妇女生活中非常自觉的行为和重要思想。元人认为：“古今称妇人必日：‘功、容、言、德’，虽然，常事耳，不必书，为能教子者为贤母。”而花氏“训以义方，虽贵如贱，虽富如贫。不使志骄夺学，遂自京来居亳。”她对其子成长的道德教化，也受到世人的普遍认可。>　4家族显赫，等级地位高>　在她“以高年耆德旌门”之类的墓志中体现出较高地位威望，也跟她丈夫及其家族的等级地位有关。>　元代节烈旌表制度始于世祖。有元一朝，代有建置而逐渐形成定制。元世祖时，以仁立国，“敦节申义”，“累下诏郡县，孝子节妇按实旌植”，从而开启元代节烈旌表之制。>　元代节烈旌表制度是由具体的旌表原则、程序及方式而构成的。旌表是对具备卓然异行妇女的激赏。品端节亮者，往往由基层组织（如里甲村社推排，里长、社长、乡老，以及所居地方儒士）向郡县举荐，郡县再上达州府，州府上呈行省，直至中央礼部。层层上达的事迹，朝廷派廉访司、宜慰司负责体覆核查。情况属实，再下文旌表门闾。旌表文状，一般是按照所旌表的对象的级别，由词臣撰写，再署以官府印牒。上传下达的旌表程序，是元朝旌表制度的明显特点。>　元代妇女阶层的地位是不一致的，妇女节烈事迹也是千差万别的。不同地位的妇女，其事迹的旌表范围以及所享受的 优遇也截然不同。普遍妇女节烈事迹只是地方郡县官吏按例旌表，规格低、影响小、待遇薄。轮不上“有司旌门闾”的，便有“乡里称孝”，这种类型的旌表行为影响范围更为狭窄。属于统治阶层的命妇的旌表方式和普通妇女的旌表方式是大不相同的，它往往由行省一级的 官吏圆署旌表。>　以 名义旌表，且影响面较大的节妇义女，绝大多数是上层的贵族妇女。作为一种政治行为，旌表方式以及旌表对象的选择，具有浓厚的倾向性也是很自然的。>　正是由于花氏夫家的家族显赫，社会等级地位高，属于上层的贵族妇女，才为她被旌表其门的荣耀地位创造了必要条件。同时，相呼应的是，受旌表也是花氏这样的女性对家庭、宗族荣誉的一种贡献。>　三、结语>　一九九八年发掘于满城县岗头村“张柔及附属墓群”内的花氏墓葬，为我们研究元代女性的相关问题提供了新的资料。从花氏墓的位置和其墓志铭来看，她作为张弘略的妾室，地位却是相当高的，不仅在家庭中具有很高威望，而且还被朝廷封为外命妇“清河郡太夫人”，被旌表其门，多次受到封赏。>　花氏拥有较高家庭与社会地位的原因在于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张弘略正妻早逝，而花氏又生下瑾这一子，虽是庶子，但在朝为官有所建树，这无疑是花氏地位提升，获得封号等较高地位的前提条件和基础。其次，元代人均寿命普遍不长，元朝 承袭了以往“礼高年”的做法，对老者加以照顾，花氏生有九十七岁的高寿，所以受到礼遇，屡次被赐给绢帛等。另外，从墓志记载来看，花氏具有元代社会阶层要求女性所具备的一些优秀品格和礼仪规范，“性贞而，和而敬”，“终日端居，不逾闺”，教子有方等，也是她获得赞誉和威望的重要因素之一。最后，花氏的丈夫张弘略，为河南行省参知政事，银青荣禄大夫、平章政事、上柱国、蔡国公，花氏夫家的家族显赫，社会等级地位高，这是她获得荣耀地位的必要条件。>　综上所述，在此看来，满城花氏获得较高社会家庭地位和声望的原因不是孤立的，是在时代大背景下，在元代上层统治者对于女性的规范和期许下，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而对于元代女性墓志铭的研究，也是把握元代女性生存与生活状况的一种新的途径。>　参考文献：>　[1][唐]杜佑通典[M]浙江：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　[2][明]宋濂元史[M]上海：中华书局，1976>　[3]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纂委员会元典章[M]山东：齐鲁书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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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发展到元代，由于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上以及文学本身的种种原因，传统的诗词古文创作局限于少数文人的范围，新起来的戏曲小说引起广大人民群众的爱好，流行南北。诗词古文的语言风格一味模唐仿宋，有人还甚至标榜学习周秦汉魏，脱离广大人民群众，曲高和寡，与那语言浅近通俗的戏曲、小说相比较就不易的人们接受。戏曲、小说的题材大都取自人民群众所关心和熟悉的生活，同时由于作者多数出身于社会中下层，他们看问题，谈人论事，也都和人民群众好恶接近，所以戏曲小说，特别是杂剧成了元代趺学创作中最受欢迎的剧艺。前人把它和唐诗、宋词并称，作为一个朝代文学艺术的代表，许多作家也享受很高的荣誉。

诗词只是在少数文人学士之问传播，散文多经世、酬世应用之作，不像戏曲小说在大庭广众的勾栏中说唱演出。戏剧演出必须争取看官听众，故事须群众喜见乐闻。因为演员和少数作者都要靠此谋生。不像诗词作者并不以写诗作词为生，多数是公余闲暇，或家有钱财，舞文弄墨，自我陶醉或者发发牢骚而已。当然也有少数人把写作诗词当做政治斗争的工具。不过总的说来，戏曲小说真正能做到雅俗共赏，而诗词古文却只能在官场和骚人雅士中问流传，主要是士大夫独抒怀抱或互相唱和。

一般说来，元代文学中少数诗词、古文，多数小说、散曲、杂剧、南曲戏文等等中的一个共同东西，就是或多或少反映出来了那种同情民生疾苦和抗议民族压迫的忧国忧民思想。这个思想是蒙古统治阶级推行民族歧视政策和疯狂奴役劳动人民的必然产物。但是诗词、戏剧等除开这个共同点以外，也还各有其自身的特征。文学体裁的运用，和作家的社会地位自然没有必然的联系，不过体裁有雅俗新旧，采用某种体裁却和作家的身份地位以及文学修养有关系。传统的诗词古文更多的被社会地位高而持有正统思想的人所选用，至于戏剧小说本不登大雅之堂，写作者大半社会地位低下而思想受到传统束缚较少。这样诗词古文是一个情调，而戏曲小说另是一个情调。惟有散曲较为复杂，它和杂剧相近，只是体制长短不同，有曲子而无科白，仅供清唱，不能上演。思想内容有时和杂剧接近，有时和诗词接近。换句话说，诗词古文的总的特点是作者多半是社会地位较高，题材偏于酬世赠答、寻亲访友和离愁别恨。反映出来的是封建社会上层人士的生活情况。有时也出现一些反映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作品。至于戏剧小说的作者一般是“门第卑微，职位不振”的社会地位比较低下的人士，作品题材也偏于人民群众所喜闻乐道的民间传说和普通人民日常生活。这里，作为上流人士的怡情遣兴、怨乱伤离的诗词，和作为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食粮的戏剧小说，不仅是题材不同，而在内容上也有很大的区别。诗词中，官场得失和人世悲欢离合成了常见的主题，而戏剧小说中，出现了一些敢于摆脱封建道德枷锁的叛逆人物，性格泼辣明快，却是诗词中少见的。这中问散曲的情况比较复杂，普通知识分子写，达官贵人也写，多数场合是供给伎女在筵席上唱的，也就沾染上一些不健康的情感。但叹世、归隐之类的作品大量出现，却深深地打上时代的烙印。总之，元代文学创作从各个方面、各种角度，广泛反映了那个时代中个人得丧悲欢和社会生活面貌。而由于作者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不同，和政治地位的差异，加上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复杂关系，不同体裁的文学作品分别表现了不同阶级不同阶层的人们的世界观和人生理想。其中用通俗的语言描述新生的事物并以新的道德标准评价生活的作品的出现，标志着文学史上一个新的时期的开始。

元代文学中诗词、散文、小说、戏剧等体裁的消长变化，就文学本身说，还表现为由篇幅短小过渡到长篇巨制，由作者个人抒情，或者评论、记事变为叙事和代言。单纯诗词、单纯散文体裁之外，有诗词有散文的混合体制戏剧、小说的大量出现，这种文化充分体现新的体裁的出现比起旧体诗词、古文便于塑造完美的艺术形象和容纳深广而复杂的社会生活。

此外，元代虽然为期只有百年左右，但由于岁月迁流，人事代谢，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此起彼落，历史不断前进，文学也跟着向前发展，不同时期，不同阶段，也表现不同的特色。

元代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成吉思汗攻人金中都后使人寻觅辽朝宗室，得耶律楚材。后耶律楚材随从成吉思汗西征，写了许多描绘北方少数民族生活的诗篇。耶律楚材是～个很有才华的人。他于成吉思汗死后，太宗窝阔台当权时，曾上书窝阔台，建议成立燕京编修所和平阳经籍所，保存汉族古籍，吸收一批汉族儒生，对于保护文化，和给文学活动创造了条件。《元史·耶律楚材传》说：“楚材奏言：‘制器者必用良工，守成者必用儒臣。儒臣之事业，非积数十年殆未易成也。’帝曰：‘果尔，可官其人。’楚材日：‘请校试之。’乃命宣德州宣课使刘中随郡考试，经义、词赋、论分为三科。儒人被俘为奴者，亦令就试，其主匿弗遣者死。得士凡四千三十人。免为奴者四之一。”这是元灭金后，吸收最多的一批文人学士。当时“中选者除本贯议事官”。是一个临时性的措施。此外元好问的《上耶律中书书》说：“窃见南中大夫士归河朔者在所有之。”时辈如“平阳王状元纲、东明王状元鹗，滨人王夔，临淄人李浩，秦人张徽、杨涣然、李庭训，河中李献卿，武安乐夔，固安李天翼，沛县刘汝翼，齐人谢良弼，郑人吕大鹏，山西魏瑶，泽人李恒简、李禹翼，燕人张圣俞，太原张纬、李谦、冀致君、张辉卿、高鸣，孟津李蔚，真定李冶，相人胡德珪，易州敬铉，云中李微，中山杨果，东平李彦，西华徐世隆，济阳张辅之，燕人曹居一、王铸，浑源刘祁及其弟郁、李同，平定贾庭扬、杨恕，济南杜仁杰，洛水张仲经，虞乡麻革，东明商挺，渔阳赵著，平阳赵维道，汝南杨鸿，河中张肃，河朔勾龙瀛，东胜程思温及其从弟思忠，凡此诸人，虽其学业操行，参差不齐，要之，皆天民之秀，有用于世者也。”元好问开了这一串名单，希望耶律楚材推荐引进。后来这些人有的出来做官，有的没有做官。这些人中有不少学者文人，诗人作家。其中杨果、杜仁杰、商挺还是散曲作者。

杜仁杰有[般涉调]耍孩儿(庄家不识构阑)，描写院本演出情况。其中有一句说“爨罢将幺拔”，与陶宗仪所说院本演唱者为五人，谓之“五花爨弄”正合。今山西洪洞元代壁画大行散乐忠都秀的演出，前排亦是五人。疑忠都秀即中都秀，乃金中都的名演员而流落山西各地，所演者亦为院本。不过金末院本与杂剧十分接近，所以陶宗仪说金代院本杂剧是一回事，到元朝才“厘而为二”。杂剧初期可能和院本演出形式差不多，杂剧本由院本蜕变而来，胡祗遹在《赠宋氏序》已指出这一点。金代末年的院本演出中的“五花爨弄”，实元杂剧四折加楔子这种形式的渊源所自。早期院本杂剧多由妓女演出，故杜仁杰所描述的院本演出的演员都是女的，杂剧既从院本演化而来，故演出形式亦承袭衣钵。耶律楚材《赠蒲察元帅》诗中说：“素袖佳人学汉舞，碧髯官伎拔胡琴。”这里“碧髯官伎”也是女的。他另有一首《戏作》诗说：“歌姬窈窕髯遮口，舞伎轻盈眼放光。”既然要女扮男装，似乎不是纯粹的歌舞，而是带表演的，正如杜仁杰所描绘那样“一个装做张太公”，是演戏的。蒲察元帅当是金朝右副元帅蒲察七斤，他降元后，仍官原职，和杜仁杰是同时人。他们所见的应是初期的杂剧。元代军中有戏班，叫做女乐。初期杂剧大都是写婚姻爱情的，杜仁杰散曲中所写的就是《调风月》院本。关汉卿有《诈妮子调风月》杂剧，虽然不是一回事，但调情却是相同的。白朴的《裴少俊墙头马上》、《董秀英花月东墙记》等，莫不皆然。关汉卿《闺怨佳人拜月亭》以金人撤离中都为背景，创作年代似亦较早，而王实甫《崔莺莺待月西厢记》，如果作者王实甫与关汉卿为同时人，当为元代早期作品。

元好问向耶律楚材推荐的一批人中，有的还是著名的诗人如杨奂、麻革。杨奂除写散曲外，也能写诗。他们诗中流露出两种思想感情：一是归隐，一是对金亡的悼念。有位诗人杨宏道在一首《六国朝》词中说：“虚名何益，薄宦徒劳，得预俊游中，观望好。”面对现实社会，袖手旁观，代表一些知识分子的政治态度。杨奂说：“林泉忧患少，京国是非多。”亦复如此。元好问于金亡后，不再做官，过的也是这种生活。一般说，元代初期，确切地说应叫蒙哥时期，这个时期中国北方政治虽然统一，但文化并没有建立一个中心。当时文人活动大都集中在山西、河北两个地区。所谓河汾诗派就是以山西元好阀为主帅，这派诗的特点是“当金元混扰困郁之中，其词藻风标如层峰荡波，金坚玉莹，绝无突梯脂韦之习，纤靡弛弱之句。”作者有麻革、张宇、陈赓、陈庾、房嗥、段克己、段成己、曹之谦，而以元好问“为之冠”。所谓“不观遗山之诗，无以知河汾之学；不观河汾之诗，无以知遗山之大”，他们大都不满于江西诗派，而摹仿中晚唐。至其内容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对金朝灭亡，怀着淡淡的留恋，如陈庾的《清明后书怀》说：“江山信美非吾土，怀抱何时得好开。”曹之谦的《北宫》说：“登临欲问前朝事，红日西沉碧水东。”二是这些诗人都自甘贫贱，不做新朝的官，消极不合作，怀才不用，不住大城市，经常各地奔走。这样他们有机会看到祖国河山壮丽，写出了一些刚健清新的风景诗。如麻革的《阻雪华下》、陈赓的《游龙洞词》、段克己的《乙巳清明游清阳峡》。当我们读到“东山气象太猛悍，万马骎骎来楚甸。中分不肯割鸿沟，锻砺戈矛期一战”时，感到气魄雄伟，和那写风景幽美，山清水秀的山水诗完全不一样，这种写山水同时也表现了人物的傲岸。三是这些诗人来往各地于长途跋涉之中，注意到人民的穷困生活，写出一些同情民生疾苦的诗。如房嗥的《贫家女》说：“终身辛苦不下机，身上却无丝一缕。”曹之谦的《自赵城还府》说：“独怜疲俗诛求困，愁叹声多不可闻。”

除河汾诗派外，有一个和元好问几乎同时的老作家李俊民，他的作品内容和河汾诗派也大致相同。他的《寄伊阳令周文之括户》说：“疲俗脂膏今已尽，看看鞭算及舟车。”揭露了官吏的压迫和掠夺。统治者无穷无尽的诛求，人民的困苦不堪，这种现象在当时是普遍的，不是个别现象，杨宏道《空村谣》就作了有力的说明。

元太宗窝阔台、耶律楚材、元好问相继去世，宪宗蒙哥让他的弟弟忽必烈治理汉族人民居住的地方。忽必烈是一位“思大有为于天下”的人，在这以前他早就搜罗了一批汉族知名文士刘秉忠、王鹗、张之谦、窦默、姚枢、许衡、赵复、魏瑶、赵璧等人作他的助手。连大名鼎鼎的元好问也和史天泽的幕僚张德辉一起北上见忽必烈，称奉忽必烈为儒教大宗师。忽必烈就是依靠这个汉人慕僚集团，用汉法治理汉人，得到汉人地主儒生的广泛支持。宪宗蒙哥于l259年攻宋合川，死于军中，忽必烈此时也正围攻宋的鄂州，闻讯即许宋议和，返回开平，召集塔察儿等宗王大将举行选汗大会，忽必烈被推为大汗。即位后，依据汉人封建王朝的传统，颁布即位诏，称皇帝(世祖)。自成吉思汗建立国家以来，从未建立年号，忽必烈建元中统，表示他是中原汉地封建王朝的继承人，后来他听从刘秉忠的建议，又改国号为大元。正当忽必烈在开平举行选汗时，留守和林的阿里不哥认为选汗应在鄂嫩河、克鲁伦河地方举行，忽必烈在汉地进行选举，显然违背传统惯例，不予承认。乃在和林另行召集大会，蒙哥诸子及察合台系宗王数人，拥立阿里不哥为汗，出现一国二主的现象。经过几次战争，忽必烈打败了阿里不哥，但西北几个汗国从此实际上走向独立，和元朝中央只维持名义从属关系，他们大部分仍过着游牧生活，他们的文学创作和中原不同。

忽必烈于夺取并巩固了汗位后，即着手继续进行侵宋战争。1267年南宋叛将刘整献攻宋之策，先攻襄阳，撤除南宋屏障。忽必烈依计而行，先后攻占樊城、襄阳，并大练水军，准备沿江东下，乘胜灭宋。忽必烈召集姚枢、许衡等商议，大家都说“乘破竹之势，席卷三吴”，正是时机。乃移师东向，一举而攻下临安，宋帝投降，国亡。这次出兵，忽必烈告诫统帅伯颜，要效法曹彬，“勿得妄加杀掠”，但是一位前锋张弘范却直认不讳地说：“我军百万战袍红，尽是江南儿女血。”屠杀还是凄惨的。

忽必烈在争夺汗位，侵宋灭宋期间，北方一些汉族文人感到进退两难。前一段的难是夹在蒙古诸王贵族的纠纷之中，难处。因为这种纠纷中牵涉到治理国家使用汉人不使用汉人问题。后一段的难是赞成伐宋还是不赞成伐宋。赵复是从宋过来的，就认为宋父母之国，不可伐。郝经、徐世隆却希望两国共存共荣，郝经《宿州夜雨》诗说：“星麾何日平康了，两国长令似一王。”刘因于无可奈何之中，作赋哀悼，姚枢、许衡赞成，这时候的难是难办。许衡说：“国家既自朔漠人中原，居汉地，主汉民，其当用汉法无疑也。”得到忽必烈的信任，但不断遭到其他蒙古贵族的反对，他时而做官，时而辞官，在《训子》诗中说“身居畎亩思致君”，而在《偶成》一诗中又说“老作山家亦分甘”。有一首《辞召命》的诗说：“一天雷雨诚偃畏，千载风云漫企思，留取闲身卧田舍，静看蝴蝶挂蛛丝。”他的思想十分矛盾。产生这种矛盾思想大概有两个原因：一是在元代重武轻文的情况下，虽然被起用而不被倚重，有屈才之感。另一是在民族矛盾中，怕遇到意想不到的祸害。许衡这种人不像河汾诗派那些人甘心隐姓埋名，做诗而不做官。所以怀才不遇和隐居情思成了这个时期的重要主题。许衡诗中的思想也代表了一些出仕做官的汉人的共同感受。

忽必烈灭宋后，在中国北方和南方都引起了波动，而南方文坛，变化更大，反响强烈。文天祥《过零丁洋》诗说：“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对以暴力强加于人的反抗，十分坚决。他的《正气歌》更是激励人心的作品。谢翱、谢枋得、郑思肖、林景熙、邓剡、汪元量等人的诗词一扫宋季江湖、四灵的空洞纤弱的积弊，发扬刚健悲壮的作风。尤其是汪元量，他被俘至燕京，后放归，为道士，漫游各地，写了不少诗词。他的组诗《潮州歌》九十八首最有名。一般说，宋亡后诗人词人对待新朝采取三种不同的态度。除上面所讲抗元不仕这种人外，还有一种背宋仕元。如方回、王沂孙、仇远、赵孟頫等。还有一种人采取消极态度，他们既不抗，也不仕，过着隐居生活，写的诗词，托物寄兴，情调低沉。如蒋捷、张炎、刘辰翁、周密等人。蒋捷的《贺新郎》(兵后寓吴)，刘辰翁的《柳梢青》(春感)，张炎的《南浦》(春水)，周密的《一萼红》(登蓬莱阁有感)，其中似有寓意而不明显，至于仕元的王沂孙、仇远所写的诗词，情调和周密等人大致相同。他们过往甚密，并结为诗社。还有一些诗人控诉战争给人民带来了灾难，如尹廷高的《过故里感怀》，吴澄的《怀黄县丞时避乱寓华盖山》，刘诜的《感旧行》等。自然也还有些人的作品，对国家兴亡，无动于衷。

这个时期的北方诗人思想情况，波动不如南方大，所写诗词有点接近张炎、蒋捷。徐世隆《挽文丞相》诗说：“大元不杀文丞相，君义臣忠两得之。义似汉王封齿日，忠如蜀将斩颜时。乾坤日月华夷见，岑海风霜草木知。只恐史官编不尽，老夫和泪写新诗。”言外之意，对不仕元朝，还是同情的。北方汉人由于长期在辽金统治之下，过了几个世代，对于南宋赵家，感情已经不是那么深厚了。况且蒙哥把女真和汉族人民统统目为汉人，政治待遇一样，冲淡了民族的观念，对南宋的灭亡自然不太关心了。至于忽必烈叫赵孟頫写诗讥讽留梦炎，未免使人难堪。龙仁夫《题琵琶亭》诗，说：“老大蛾眉负所天，尚留余韵人哀弦。江心正好看明月，却抱琵琶过别船。”据《隐居通议》说：“诸吕家于江州，仕宋累朝穷富极贵。及北兵至，自文焕而下，相率纳款，无一人抗节报国。”有人在琵琶亭上题了这首诗，“一日吕老见而挥泪，语意深婉，佳句也。”这首诗的确是婉而多讽，也算是元灭宋后文学创作上的一点余波。

但在北方杂剧中反映这一历史情况更曲折。马致远的《汉宫秋》不让昭君出塞，而写她投江自尽，或有深意。《艺林伐山》载：“宋宫人王婉容，随徽钦北去。粘罕见之，求为子妇。婉容自刎车中，虏人葬之道傍。”元宋无有诗记其事云：“贞烈那堪黠虏求，玉颜甘没塞垣秋。孤愤若是邻青冢，地下昭君见亦羞。”马致远不使昭君远嫁成亲，地下与婉容相见，自不羞惭。但不知马致远写此剧时，是否有此一层意思。马致远写得最多的是“神仙道化”剧，曾被人说成“万花丛里马神仙”。自然他不是最初写神仙道化剧的人。最早作者似是史樟。史樟乃散曲家史天泽的儿子，常麻衣草履，以散仙自名，称为“史九散仙”一作“史九敬先”。写有《老庄周一枕蝴蝶梦》杂剧。这个剧本第一折[混江龙]唱词有“名利似汤浇瑞雪，荣华如秉烛当风。”第二折李府尹道白中有“莫恋五花官诰，莫爱七贤朝帽。惧祸忧谗何日了，几人能到老。”“惧祸忧谗”是元初汉族文人进入官场，在民族矛盾中最担惊受怕的一件事，看来神仙道化剧所宣传的得道成仙和儒生弃官归隐有同样的现实意义。这个剧和马致远《太华山陈抟高卧》、《吕洞宾三醉岳阳楼》等所宣传的都是清心寡欲，同属于全真教。全真教派的重要人物邱处机曾受到成吉思汗的召见，享受到一些特殊待遇。在蒙哥时期曾盛极一时。宪宗蒙哥时期，全真教道士横行霸道，毁坏孔庙和释迦佛像，并占领佛寺达四百八十二处，因此佛道发生激烈冲突。宪宗四年(1254)全真道教和佛教在哈剌和林展开御前辩论，道教的教义被驳倒而失败，道经被称为伪经而遭焚毁。后于至元十七年道教又和儒士争论失败，许多道士被迫还俗，北方全真教的势力逐渐衰落。元代掌管宗教的机构是宣政院，但道教却由征辟隐士、召举贤良的集贤院兼管，南北道教，各树宗派，未能统一。全真派衰落后，神仙道化剧也渐渐少了。

关汉卿的《窦娥冤》也作于元灭宋后，时间在至元二十八年以后，民族矛盾渐趋和缓。从他的散曲《杭州景》看来，他对赵宋并无特殊感情，他的剧作也不反映南宋灭亡这一波动南北的事件。《窦娥冤》中反映了两件事却是元代所特有的。一是窦天章借蔡婆的二十两银子，一年后本利变成四十两。这是元代回回商人传来的高利贷，所谓羊羔息。另一个是楚州太守桃杌向来告状的人下跪。祗候说：“相公，他是告状的，怎生跪着他”桃杌回答说：“你不知道，但来告状的，就是我的衣食父母。”这虽是一句戏言，但元代地方官薪俸微薄，往往不足以自养，几乎是无官不贪赃枉法。大德七年十二月七道奉使宣抚所罢赃款四万五千八百六十五锭，冤狱五千一百七十六件。这事实就说明，戏言中包藏着一些真实。元代这么多冤狱，人民希望平反冤狱，这样就出现了公案戏。公案戏除《窦娥冤》外，李潜夫的《灰阑记》，也很出色。

这个时期散曲作家卢挚有《[双调]水仙子》(西湖)四首，说：“谁僝僽鸱夷子，也新添两鬓丝，是个淡净的西施。”这支曲子写的是西湖雪景，但伍子胥、西施都是和吴国灭亡有关的人物，可能寓意宋亡。卢挚不仅是一个散曲家，他的诗文也很有名，为人所称赏。他的文被认为与姚燧并肩，诗亦同刘因不相上下。苏天爵说：“国家平定中原，士踵金宋余习，率皆粗豪衰茶。涿郡卢公始以清新飘逸为之倡。”他在元代文学发展变化中，起了一点推动的作用。当时有个著名歌妓珠帘秀和他以散曲互相赠答，可见其人并非保守的道学家。珠帘秀和当时一些著名文人学士如王浑、胡祗通、冯子振、关汉卿都有往来，虽为妓女，但身价颇高。谢枋得、郑思肖并谓元代社会中人分十等，八倡九儒，所谓倡，殆指珠帘秀这种人说的。元世祖忽必烈对赵良弼说：“高丽小国，匠人菜人，皆胜汉人，至于儒人通经书，学孔孟，汉人只是课赋吟诗，将何用!”可见元代对于儒人，并非笼统轻视。轻视的只是那些只知“课赋吟诗”的人，而对于“通经书，学孔孟”还是重视的。姚枢、许衡等人的社会地位决不在妓人之下。

元人攻宋，引起了文学上一场风波，经过十多年才恢复平静。元世祖忽必烈不重视诗词，认为吟诗作赋无用，也就不注意这些作品，所以没有人因为写诗作词受到迫害。相反的却是他还派人请这些人出来做官。只是有人肯出来，有人不肯出来。明人吴讷说：“元世祖初克江南，畸人逸士浮沉里闾间，多以诗酒玩世。元贞、大德以后稍出。”戴表元写《读书有感》说：“如今已免多人笑，老大知无欲嫁心。”拒绝征召。赵孟頫、袁桷、邓文原等接受礼聘。赵孟頫以“宋室王孙人仕，风流儒雅，冠绝一时。”他和袁桷互相唱和，“诗学为之一变。”他们这些南方人和北方的元明善、姚燧、马祖常等人一起，写诗古体模仿汉魏，律诗学盛唐，风格清丽而遒壮，开始形成南北诗风统一的格调。欧阳玄说：“承平日久，四方俊彦，萃于京师，笙镛相宣，风雅迭唱。…‘弥文日盛，京师诸名公咸宗魏晋唐，一去金宋季世之弊，而趋于雅正，诗丕变而近古。”所谓金宋季世之弊，即金宋人崇奉苏黄，而宋季诗人学晚唐，这个变化标志着元代诗歌发展的新里程。

如上所言，元政府派程钜夫到江南搜访隐逸，礼聘贤才，吴澄、赵孟頫、袁桷等人相继出仕，有些剧作家也跟着北上。《录鬼簿》卷上说：“范居中，字子正，杭州人，大德问被旨赴都，公亦北行。以才高不见遇，卒于家。有乐府南北腔行于世。”他和施惠、黄天泽、沈珙合编了一个剧本叫《鹩鹩裘》。《太和正音谱》把他的杂剧列入杰作，并说：“其词势非笔舌可能拟，真词林之英杰。”评价颇高。但他没有赵孟頫等人的幸运，却“才高不见遇”，回到杭州老家。他著有乐府“南北腔”，当即南北合套，南戏《宦门子弟错立身》亦有南北合套现象。南北曲的声腔是不一样的。元人徐士荣《新街曲》说：“东街南曲声婉扬，西街北曲声激昂。佳人唱曲不下楼，楼下白马青丝缰。昨日开筵击鼍鼓，今夜合席调笙簧。乐声一似曲声杂，人意岂如物意长。”一个套曲里面有两种声腔，即一会儿“婉扬”，一会儿“激昂”，这是北曲进入杭州后和南曲结合后产生的现象。北杂剧和南戏文互相影响的结果，这是～种戏剧改革的尝试，不过这种改革是一个失败的改革，所以范居中“才高不见遇”。南戏改革应是南戏吸收北杂剧一些优点，如唱曲采用联套，科诨减少，结构严密，集中刻画人物性格等等，不是南北合套，叫人听起来不谐和，破坏了审美享受。只有把《刘知远诸宫调》改为《白兔记》，关汉卿的《拜月亭》改为《月亭记》比较成功。也表现南戏的进步和发展。

元代杂剧作家参加征召失意而归，除范居中外，不见记载。但职位不振，沉抑下僚的作家却是很多的。被称为元曲四大家之一的郑光祖，他的《王粲登楼》就表现一个“空学成补天才”，而“寻不着上天梯”的人牢骚不平和怀才不遇者的怨气。乔吉流落江湖四十年，宫天挺终身为人陷害而不见用，处境和郑光祖相同。乔吉除写杂剧外，散曲也写得十分出色。他说：“看遍洛阳花似锦，荣也在你；枯，也在你。”表现他一生潦倒，壮志销磨。

元朝政府征召隐逸，虽然有些人不遇而归，但总的说来还是成功的。袁士元《题寒江独钓图》说：“堪笑江湖几钓徒，朝来相唤暮相呼。只今风雪蒙头处，回首烟波一个无。”隐士们全都出仕了。后来有些人，不征召也自动北上求官。方回《再送王俞戴溪》说：“宇宙喜一统，于今三十年。江南诸将相，北上扬其鞭。书生亦觅官，裹粮趋幽燕。”被称为元代四大文学家的虞集、杨载、范梈、揭傒斯就是这个时期的代表人物。他们的作品多数是歌颂民安物阜的，但都掌握了写作技巧，而虞集名气尤大。虞集的《风人松》词有一句“杏花春雨江南”，字句十分凝炼，当时人极为赞赏，他自己也很满意。吴师道《陈监丞安雅堂集序》说陈旅作文“用心甚苦，功甚深，藻绩组织，不极其工不止。”虞集、陈旅的文风上这种变化，当时有一种代表性，因为不只是诗文，杂剧、散曲也如此。郑光祖、张可久、乔吉等人的作品表现典雅工丽，讲究辞藻，渐渐丧失了早期戏曲中的朴野。

在虞、杨、范、揭之外，这时别树一帜的是马祖常、萨都刺。他们都是少数民族的诗人，而萨都刺的词写得尤其出色。他的[满江红](《金陵怀古》)，吊古伤今，胸怀磊落，继承和发扬了苏东坡、辛弃疾以后豪放派的风格。

元朝建立之前的蒙古

蒙古高原地区的众多蒙古部落原为金朝的臣属民族，随着金朝的逐渐衰落，蒙古的势力也开始壮大起来，逐渐脱离金朝政权的统治。金泰和四年（1204年），蒙古族领袖铁木真通过残酷战争统一了蒙古高原各蒙古部落。泰和六年（公元1206年），铁木真被各部落推举为“成吉思汗”，建立政权于漠北，国号“大蒙古国”（Yeke Mongghol Ulus），即大蒙古帝国。建立大蒙古国后，不断发动征服战争扩张其疆域，1217年灭亡西辽、1219年西征花剌子模，一直进攻到伏尔加河流域。于1225年东归，1227年又灭西夏，成吉思汗也在对西夏的远征中病逝。蒙古军队的对外战争具有征服性质，为了减少蒙古军队的伤亡，加快战争的进度，蒙古军队在战争期间对敌人采取了残酷而野蛮的政策。大量敢于英勇反抗的地区破城之后人口被屠杀和奴役，无数财产被掠夺损毁。战争的结果是建立起了疆域空前广阔、人口规模和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一、影响力盛极一时的庞大帝国，基本实现了世界一统、天下大同的格局，对后世的影响很大。

元朝的建立

蒙古帝国可汗蒙哥于1259年在四川驾崩，享年52岁。其四弟忽必烈与七弟阿里不哥开始争夺汗位。1260年3月，阿里不哥在宗王阿速台等大多数蒙古正统派的支持下于蒙古帝国首都哈拉和林通过“忽里勒台”大会即大汗位。与此同时，忽必烈与南宋议和后返回开平（今内蒙古多伦），在中原儒臣及部分蒙古宗王的支持下集会自称大汗。1260年4月，忽必烈设立中书省，总管国家政务。1260年5月，忽必烈颁布《即位诏》法令，并建元中统。由于忽必烈在中原汉地自行集会称汗，并且推行汉法，明显违背了蒙古传统，引起了阿里不哥和蒙古正统派的强烈不满，忽必烈与阿里不哥随即展开了四年的汗位战争。直到1264年阿里不哥兵败投降，忽必烈定为一尊，但他推行的“行汉法”主张却造成许多蒙古贵族的不满，拒绝归附忽必烈汗国，结果导致其他几个蒙古汗国纷纷敌对，忽必烈的政权遂只包括“中国”（并非完全今天意义上的中国）与蒙古高原地区，从此蒙古帝国不复存在。

至元八年（公元1271年），忽必烈公布《建国号诏》法令，取《易经》中“大哉乾元”之意，正式建国号为“元”。这是蒙古帝国政权由世界性大一统帝国转为中原王朝的分水岭，蒙古政权之前对中原地区推行的是极具游牧性质的掠夺式统治，中原地区仅是其属地的一部分，到忽必烈时才转型为以中国为主要占领地的王朝，且在这之前“元”之名尚未出现，故“大元”的建立应由此算起。

至元九年（公元1272年），在刘秉忠规划下，建都于中原的大都（今北京市）。至元十三年（公元1276年），元军攻陷南宋都城临安（今浙江省杭州市），俘虏6岁的宋恭帝及谢太皇太后。至元十六年（公元1279年），元军在崖山海战消灭了南宋最后的抵抗，陆秀夫背着9岁的小皇帝赵昺投海而死，中国（南宋）灭亡。

之后，元军曾进攻过周边一些地区，如越南和日本等，其中以试图征服日本的战争最为著名，通常认为台风（日本人称之为“神风”）是造成元军失败的最大原因。然而，最新的科学发现却否定了这个原因。近期发表在英国《新科学家》周刊的一项考古新发现指出：为忽必烈建造战舰的高丽人有意建造和设计质量极其低劣的船只是导致忽必烈的蒙古舰队葬身鱼腹的主要原因。

[编辑本段]科学文化

元朝的文化艺术和科学技术有较高的成就。天文学居于当时世界最先进的地位，数学、医学也都在世界先进之列,科学家郭守敬于1276年修订新历法，经4年时间制订出《授时历》，通行360多年，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一种历法。他还曾担任都水监，负责修治元大都至通州的运河（其后被忽必烈命名为“通惠河”），再加上济州河、会通河等其它几项重大工程，最终形成了今天的京杭大运河，全长1700多公里；戏曲与小说创作繁荣，涌现关汉卿等一批优秀的剧作家。元曲成为与唐诗、宋词并称的中国优秀文学遗产。中华文化是中国各民族人民智慧的结晶。草原文化与黄河文化、长江文化碰撞，曾经激起过无数绚丽的火花，为中华文化绵延发展提供了不竭的动力。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每一个民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为中华文明的进步和发展作出过贡献。元朝是指公元1206年至1368年间由蒙古族统治者建立的封建政权。在中国王朝序列中，尽管该政权存在的时间较短，但它对中国历史发展产生的影响却是极其重要的。

推进了中国多元一体文化格局的进程

13世纪初，蒙古族统治者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征服战争，先后消灭西夏、西辽、金朝、大理、吐蕃、南宋等政权，完成了多民族国家的空前统一，形成了有利于各民族文化交流发展的有利环境。

中国多民族文化并存的格局进一步得到肯定。自春秋时代开始，中原地区所形成的“夏夷”之说，强调“尊夏攘夷”、“以夏变夷”的思想，对各民族之间的平等交往形成障碍。例如在史学领域极具影响的“正闰”说，主张“四夷不得正统”，将北方民族入主中原的政权，与“窃国”、“篡国”者并列，纳入非“正统”序列，事实上对其他民族政治文化形成排斥。由于元朝亦属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统治者为了确立自身地位的合法性，需要努力扭转这一传统观念。在编纂《辽》、《宋》、《金》史时，三史都总裁官、中书右丞相脱脱力排众议，“独断曰:‘三国各与正统，各系其年号。’议者遂息。”这一举措结束了自辽朝灭亡后200多年的“正统”之辩，同时也在中国史学史上，第一次以中央政府的名义肯定了各民族政权的合法地位。其意义正如韩儒林先生所总结的那样：“这一决定确定了三史以平等看待的基本原则，它符合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的客观实际，也符合辽、金、宋三朝互不相属的历史状况，因而是正确的，所以脱脱对三史的贡献不能忽视。”

加速了各民族文化的交流。元朝统治者实施的民族政策和文化政策，使古代中国各民族文化的交融和发展出现了很多新的气象。蒙古族文字产生于这一时期，并沿用至今；北方游牧民族历史上第一部用本民族文字撰写的历史著作《蒙古秘史》诞生；在中国封建王朝历史上，元朝政府官员的民族成份最为复杂；元朝也是中国统一王朝史上第一个多民族文字并用的王朝；《辽史》、《宋史》和《金史》，是廿四史中仅有的、由多民族史家共同编修的史籍，也在中国史学史上首开一朝官修三朝历史之先河，为后世保存了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中原文化在边疆民族地区得到广泛传播，儒家经典著作被翻译成蒙古文出版，漠北、云南等偏远地区首次出现了传授儒家文化的学校；中国首次出现了由中央政府批准成立的、全国性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教育机构——蒙古国子学和回回国子学，蒙古、契丹、女真和色目人中间涌现出一大批汉文著述家；西域各民族文化进一步向中原社会流传，藏传佛教在中原得以传播，海南黎族的木棉种植和纺织技术推动了中国棉纺业的发展；在宽松的政治文化氛围下，各民族间的交融也进入又一个高潮期，契丹、女真、党项等民族悄然融入到蒙古族、汉族和周边其他民族之中，而一个全新的民族——回回族在中华大地上诞生。对于元朝各种文化和谐并存的局面，中世纪欧洲“四大旅行家”之一的鄂多利克，曾感慨地称之为“世界上最大的奇迹”。

由此可见，元朝的建立，打破了此前历史上出现过的人为的文化屏蔽现象，中华文化多样性的现实得到普遍认可，“四海为家”、“天下一家”的观念深入人心，多元一体格局在统一的环境里变为事实。兼容务实的文化政策推进了中国封建文化的发展

与大多数中国封建王朝相比较，蒙元时期思想文化观念有两个特点是十分显著的：其一是兼容，其二是“不尚虚文”。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元朝的文化环境表现出兼容务实的特征。

蒙元王朝的文化兼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它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唯一没有从官方角度提出“避讳”制度的王朝；它是中国封建历史上思想文化禁锢制度最少的王朝之一，目前尚未发现元代人士因言论遭受不幸的实例。据统计，元代的文化禁令仅是明清两朝的几十分之一；它还是中国封建历史上唯一明确提出宗教信仰自由的王朝，当时世界上所有的主要宗教在中国都有活动场所和信徒，这在当时的整个欧亚大陆恐怕是绝无仅有的文化现象。

兼容的文化氛围为中国文化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中国“戏剧史和文学史上的重大事件”——元曲（散曲和杂剧）就是在此环境下形成的。今人把元曲与唐诗、宋词并列，视之为中国文化的瑰宝。一些学者认为元曲之所以在元代诞生并繁荣，主要得益于元代北方少数民族伦理道德的影响和文化政策的宽松，“使得社会思想能够较多地摆脱传统规范的束缚”自由创作。

儒家文化的社会地位进一步提高。孔子在元代被封为“大成至圣文宣王”，使其美誉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孟子等历代名儒也获得了崇高的封号；元朝在中国历史上首次专门设立“儒户”阶层，保护知识分子，“愿充生徒者，与免一身杂役”。元代的民众普及教育超过了前代，书院达到400余所，州县学校的数量最高时达到24400余所。对元代儒家文化的发展，陈垣先生是这样评价的：“以论元朝，为时不过百年。……若由汉高、唐太论起，而截至汉唐得国之百年，以及由清世祖论起，而截至乾隆二十年以前，而不计乾隆二十年以后，则汉、唐、清学术之盛，岂过元时！”

务实的精神推动了文化与社会实践的互动。建立元朝的蒙古族处在封建社会上升阶段，有着较为迫切的发展要求。因此与宋代相比较，元朝务实的文化精神是十分显著的。元朝的奠基人忽必烈主张“应天者惟以至诚，拯民者惟以实惠”，强调“务施实德，不尚虚文”。据此，他提出了“科举虚诞，朕所不取”，废止了科举制度，在人才选拔上强调才干，而不单纯是“以文取胜”；一些关乎国计民生的科学文化在政府的扶持下也得到了快速发展：由政府组织的一系列大规模的天文实测活动，使中国在很多天文学领域处于世界先进水平（如黄道夹角的科学数据、星辰的数量、历法等）；在地理学方面，《大元一统志》开中国官修地理总志之先河，也是中国古代史上篇幅最大的一部官修地理志书；元代编修的方志达到160种，数量超过了宋代；元政府还组织了中国历史上首次对黄河河源的实地科考；在农业技术及农学普及方面，南北东西农作物广泛交流，各地农业技术（如生产工具）取长补短，棉花种植在元代得到全面推广，很多农作物得到普及。政府加强了农业科技的总结和普及工作，司农司编辑的《农桑辑要》是中国古代政府编行的最早的、指导全国农业生产的综合性农书，鲁明善的《农桑衣食撮要》是中国月令体农书中最古的一部，王祯的《农书》是中国第一部对全国农业进行系统研究的农书；在宋代发明活字印刷术的基础上，元代发明了金属活字、转轮排字法和套色印刷术。此外，元政权对医学、造船业、陶瓷制造和水利也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在元朝，中医药学有很大发展，出现了金元四大学派，特别是中国与阿拉伯、波斯等地密切而频繁的交往，不但大大促进了中国人的重大发明及中医药知识广泛向外传播，而且使得当时处于领先水平的阿拉伯及波斯医药学典籍被带来中国并翻译成中文。阿拉伯式的芳香挥发剂、滴鼻剂、露酒剂、油剂与糖浆剂等已经普遍得到推广应用。在元朝的秘书监中，保存了不少阿拉伯人关于医药学方面的著作。中国传统医药学此时已经深受这些外来医药学的影响，特别是中药学扩大了“中药”的内涵，大量吸收、使用由阿拉伯人、波斯人甚至印度人传来的“海药”。元朝政府在太医院下面专门设置广惠司，掌管回回医药事务；公元1291年先后在大都、上都建立“回回药物院”。著名的“回回药方”也是元朝时期从伊斯兰国家传来的。另外，元末杭州穆斯林已经开始设立比较正规的医院为国人治病。元朝不但是中国古代天文学发展的巅峰，而且还是中国数学的最后一个黄金时期。中国人使用阿拉伯数字是从元朝开始的。这些美妙的数字是元朝时期来华穆斯林赠与我们的礼物。1957年，在西安元代安西王府遗址中，考古队员发现五块铸有阿拉伯数字撤离形铁块，其中四块出土时夹在凿刻整齐的两块方石中。经研究，这是用阿拉伯数字排列的六六幻方，其纵、横、对角线的数字之和为“111”。

元时的中国，医药学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出现了兼收并蓄、互通有无的局面，大大丰富了医药学知识的内容。

《回回药方》（以下简称《药方》）是中国大型综合性回回医药学典籍（作者不详），原有36卷，少数残存本现可见于北京图书馆。该书多以汉语书写，同时夹杂许多阿拉伯语与波斯语医药术语及汉语音译。仅以少数残存本目录就可以看出，《药方》是一部包括内科、外科、妇科、儿科、骨伤和皮肤病等科、内容丰富、具有中西合璧特色的医学典籍；研究中国医药史的学者根据残存部分推断，《药方》约有药方6000～7000首之多，其价值与中医古籍《外台秘要》相当。

开创了中国封建时期中西文化交流最繁荣的时代

元朝以及四大汗国等政权的产生，使13世纪之后的欧亚政治格局发生重大的变化，东亚、中亚和西亚地区昔日林立的诸多政权顷刻间消失，欧洲的部分地区也纳入蒙古汗国的统治之下。毫无疑问，残酷的战争，剧烈的社会动荡，曾给欧亚各国人民带来巨大的痛苦。但是，征服战争以及随之建立的蒙古政权，在客观上带来的积极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它使欧亚之间经济文化交流的壁垒被打破。蒙古族统治者鼓励通商的开放政策，便利、安全的驿站交通，拉近了欧亚之间的距离，使各种文化之间的直接对话成为现实，缩短了欧亚大陆区域之间因发展不平衡以及由于地理空间和人为封闭造成的文明进程的差距。交流让中国认识了世界，世界也认识了中国，东西方之间的神秘面纱被揭开，世界文明史由此进入了新的时代。如果从中国文化史角度观察，蒙元王朝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促进了中国的国际化。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对外影响最大的王朝是唐朝和元朝。但是，如果从对外影响范围、往来国家数量和国际地位角度比较，唐朝与元朝是无法比拟的。优惠的通商政策、通畅的商路、富庶的国度、美丽的传说，使元朝对西方和阿拉伯世界的社会各界形成了巨大的吸引力。上都、大都、杭州、泉州、广州已具有国际化都市的色彩，泉州港成为国际最大的对外贸易口岸。旅行家、商人、传教士、政府使节和工匠，由陆路、海路来到中国，他们当中的部分人长期旅居中国，有些人还担任政府官员。据统计，这些人分别来自波斯、伊拉克、阿速、康里、叙利亚、摩洛哥、高丽、不丹、尼泊尔、德里苏丹国、波兰、匈牙利、罗斯公国、英格兰、法兰西、意大利、亚美尼亚、阿塞拜疆、阿富汗等国。归国后一些人记录了他们在中国的见闻。正是这些游记，使西方人第一次较全面地掌握了中国和东方的信息，一个文明和富庶的中国真实地展示在世界面前。这些信息改变了欧洲人对世界的理解和认识。学术界普遍认为，马可波罗等人的著作对大航海时代的到来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开创了古代中西文化交流最繁荣的时代。元朝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进行经贸往来的国家和地区由宋代的50多个增加到140多个。海路到达非洲海岸，陆路往来直抵西欧，统一的环境为国际间、地区间的交往创造了前所未有的便利条件，史称“适千里者，如在户庭；之万里者，如出邻家”。在大量阿拉伯人、欧洲人涌向东方的同时，中国人的视野也更加开阔，对周边国家、中亚、南亚和印度洋地区的了解更加清晰，足迹甚至延伸到西亚和西欧。人们对外部世界的了解和介绍，不再局限于道听途说，而大多是亲身经历。如汪大渊的《岛夷志略》一书，所记印度洋沿岸和南海各国史实“皆身所游览，耳目所亲见，传说之事，则不载焉”。该书记录了数百个地名，以及各地的山川险要、气候物产、人物风俗，与我国的经济、文化交往情况等等，多属前人未载内容。类似的文献还有《西游记》、《西游录》、《北使记》、《西使记》、《真腊风土记》、《异域志》等，反映了元代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的新认识和开阔的文化视野。

元上都文化的多元化和繁荣

上都，又称上京、滦京，地处中原与漠北的交界处。上都是蒙元帝国继哈刺和林之后建立的第二个都城，也是标志着蒙元帝国走向辉煌的历史名城。

1251年蒙哥汗即位后，命其弟忽必烈总领“漠南汉地军国庶事”。为了对刑州、河南、陕西关中等地进行治理，忽必烈由漠北南下，驻帐于桓州、抚州一带，在滦河上游的冲击平原——金莲川广招天下名士，建立了“金莲川幕府”，形成了忽必烈总理中原军国事务兼有文韬武略的人才库、智囊团。确立了崇尚懦学的王道思想，兴复“文治”，以“实天下太平之基”。

1256年，忽必烈奉蒙哥汗旨，命刘秉忠“于岭北滦河之阳，筑城堡，营宫室”。北依龙岗，南临滦河，放眼金莲川，1259年建成开平城。 1260年忽必烈在开平即大汗位，开平升为府，一跃为夏都，置中书省，总理全国政务。1263年扩建开平府正式加号为上都，设上都总管府。当时的北平称作燕京，1264年改为中都，八年后改为大都。

上都是蒙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