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楚辞》是屈原的文选,一个是一种体裁 ，另一个是一本书。 楚辞”又称“楚词”，是战国时代的伟大诗人屈原创造的一种诗体。作品运用楚地（今两湖一带）的文学样

《楚辞》

式、方言声韵，叙写楚地的山川人物、历史风情，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汉代时，刘向把屈原的作品及宋玉等人“承袭屈赋”的作品编辑成集，名为《楚辞》。并成为继《诗经》以后，对中国文学具有深远影响的一部诗歌总集。《楚辞》的代表人物屈原（前340？－前278年），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早出现的爱国诗人。楚辞是《诗经》三百篇后的一种新诗。汉武帝时，刘向整理古藉，把屈原、宋玉等人的作品编辑成书，定名《楚辞》，从此，“楚辞”成为一部总集的名称。至于后人以《离骚》为代表称之为“骚”，这和后人称《诗经》为“风”一样，虽然名不符实，却是有意把楚辞和汉赋两种文体形区别开来。

2金文的定义？不懂

3甲骨文好像没有别名

4

对于汉语，我以为现在所说的汉语同中国古代汉语有着很大的区别，已经不能再成为传统意义上的汉语了。在从古汉语向现代汉语转变的过程中，大致经历了三个重大的变革，同正常情况的继承性的转变不同，汉语的这三次变革更多的是表现为同古汉语的割裂，而并非发展。下面让我们来看看这三个变革时期：

（1）五四时期，此时以胡适、鲁迅为代表的一批人发起了白话文运动，提倡使用白话。由此古汉语便从日常生活中逐渐退出，而现代汉语的语法也逐渐形成。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现代汉语的语法同古汉语语法有着很大的不同，基本上是在当时日常口语和西方语法的基础上形成的，并且由于时间所限，西方语法的民族化也没有很好的完成，移植痕迹比较明显。

（2）具体时间记不太清楚，大体是在建国后国家公布了一批简化字，日后又公布的第二批简化字，然而（幸而）在实际的推行中被抵制了。这一变革使得现代汉语和古汉语的字形发生割裂。

（3）就在前几年，中央政府开始在全国推广普通话，普通话是以北京地区方言发音为基础发展来的，很多字的发音都跟清朝乾隆时期统一规定的字音有着很大的不同，乾隆时期的发音更接近现在我国南方某些地区的方言。这样现代汉语在发音上也和古汉语割裂了。

5有时传写人误把前人在古书上旁记的字当成正文，造成衍文，如《史记·刺客列传》：“臣欲使人刺之，众终莫能就。”王氏以为，句中“众”本为“终”的借字，后人在“众”旁记了个“终”字，抄书人误把“终”字一并抄入了正文，遂成了衍文。

勘学术语，简称“脱”，也叫“脱字”、“夺文”。用来指明古籍中脱落了文字的现象。如“‘孔世家云：颀然而长’”“‘孔’下脱‘子’字”。

6象形

属于“独体造字法”。用文字的线条或笔画，把要表达物体的外形特征，具体地勾画出来。例如“月”字像一弯明月的形状，“龟”字像一只龟的侧面形状，“马”字就是一匹有马鬣、有四腿的马，“鱼”是一尾有鱼头、鱼身、鱼尾的游鱼，“艸”（草的本字）是两束草，“门”字就是左右两扇门的形状。而“日”字就像一个圆形，中间有一点，很像我们在直视太阳时，所看到的形态。

象形字来自于图画文字，但是图画性质减弱，象征性质增强，它是一种最原始的造字方法。它的局限性很大，因为有写事物是画不出来的。

形声

属于“合体造字法”。形声字由两部份组成：形旁(又称“义符”)和声旁(又称“音符”)。形旁是指示字的意思或类属，声旁则表示字的相同或相近发音。例如“樱”字，形旁是“木”，表示它是一种树木，声旁是“婴”，表示它的发音与“婴”字一样；“篮”字形旁是“竹”，表示它是竹制物品，声旁是“监”，表示它的发音与“监”字相近；“齿”字的下方是形旁，画出了牙齿的形状，上方的“止”是声旁，表示这个字的相近读音。

会意

属于“合体造字法”。会意字由两个或多个独体字组成，以所组成的字形或字义，合并起来，表达此字的意思。例如“酒”字，以酿酒的瓦瓶“酉”和液体“水”合起来，表达字义；“解”字的剖拆字义，是以用“刀”把“牛”和“角”分开来字达；“鸣”指鸟的叫声，于是用“口”和“鸟”组成而成。

7指事字是一种抽象的造字方法，也就是当没有、或不方便用

具体形象画出来时，就用一种抽象的符号来表示，例如「上」、「下

」、「凶」……等等。「上」、「下」两个字是用横线「一」为界，

在横线上用一点或较短的短线指出上方的位置，写成「二」，也就是

「上」字；而在横线下面画符号为「」，则是「下」字。「凶」字

是指地上有一个深坑，走路的人没看见而踏空掉进坑里，「ㄩ」代表

深坑，中间的「×」符号就是象征掉下坑的那种惊吓的感觉和危险的

情形。

《说文解字》释字 9353个 ,除了在对“上”、“下”二字诠释时 ,明确其为指事外 ,其他即便是后世公认的指事字 ,均以象形、会意例释之 ,再加上其《叙》中关于指事字之界说 ,言辞简约 ,语焉不详 ,故导致了古今对指事字结构类型认识上的分歧。如段玉裁《说文解字·叙》注云 :“指事之别与象形者 ,形谓一物 ,事众物 ,专博斯分。故一举日、月 ,一举上、下 ,上、下所之物多 ,日、月只一物也。学者知此 ,可以得象形指事之分矣……指事不可以会意淆 ,合两文为会意 ,独体为指事。”不难看出 ,段氏认为的指事字 ,就是那些独体的抽象符号字。

指事字的类型

1、独体指事

凡是独体的文，在形体上没有经过后来的增减或变更，用来表示抽象事类的叫作独体指事，也就是指事正例。这类独体的文，通常都是以线条符号来指明抽象事物的意象。独体指事字例：上、一、二、下、│、八、小、ㄔ、ㄐ、爻。

2、合体指事

当已有的文字形象或符号，不足以表达抽象概念时，就在这成文的形象上，加些点画以引出概念的方法，亦即以一个文为主体，附加不成文的符号，二者相合而成的文字，叫做合体指事。合体指事字例：元、示、王、中、屯、牟、牵。

3、变体指事

为了要表达抽象的意念，往往把一个成文的形象加以变化或减省一个成文形象的部分笔划，透过这种变化，使人领悟到另一层相关的概念。这种变易，通常是指位置上的变易，如有的左右相反，有的上下相倒。变体指事字例：ㄩ、乏、廷、逆、世、臣、幻、夏、巾。象形文字

象形文字(Hieroglyphic)是指纯粹利用图形来作文字使用，而这些文字又与所代表的东西，在形状上很相像。一般而言，象形文字是最早产生的文字。用文字的线条或笔画，把要表达物体的外形特征，具体地勾画出来。例如“月”字像一弯月亮的形状，“龟”(特别是繁体的[龟])字像一只龟的侧面形状，“马”字就是一匹有马鬣、有四腿的马，“鱼”是一尾有鱼头、鱼身、鱼尾的游鱼，“艹”（草的本字）是两束草，“门”(繁体的[门]更像)字就是左右两扇门的形状。而“日”字就像一个圆形，中间有一点，很像人们在直视太阳时，所看到的形态。

象形字来自于图画文字，但是图画性质减弱，象征性质增强，它是一种最原始的造字方法。它的局限性很大，因为有些实体事物和抽象事物是画不出来的。因此，以象形字为基础后，汉字发展成表意文字，增加了其他的造字方法，例如六书中的会意、指事、形声。然而，这些新的造字方法，仍须建基在原有的象形字上，以象形字作基础，拼合、减省或增删象征性符号而成。

现时世上最广为人知的象形文字，是古埃及的象形文字——圣书体。约5000年前，古埃及人发明了一种图形文字，称为象形文字。这种字写起来既慢又很难看懂，国此大约在3400年前，埃及人又演化一种写得较快并且较易使用的字体。此外，现时中国西南部纳西族所采用的东巴文和水族的水书，是现存世上唯一仍在使用的象形文字系统。随着时光的流逝，最终连埃及人自己也忘记了如何释讳早期的那种象形文字了。若不是因为拿破仑大军入侵埃及时，随军的法国古文字学家们的那次发现，极有可能至今考古学家们仍无法辩认这种文字。

1799年，这些法国古文字学家们发掘出一块文字的黑石碑。碑文用3种文字写成，分别是希腊文、古埃及象形文字和后期的埃及文字。一位法国古代语学者吉恩·保罗·商博良研究了这些文字，并设法释读了古埃及的象形文字。

商博良释讳古埃及象形文字的方法是：对石碑上的文字进行比较，先设法挑选出埃有最后一个法老王族托勒密王朝时期的象形字，随后再想方法辩认出其他象形文字的词意。商博良于1822年将自己的发现公诸于众。

罗塞塔石碑用3种文字记载了同样的内容，因此成为释读古埃及象形文字的关键所在。法国名将拿破仑·波拿巴在埃及地行过一场重大的战役。为了研究埃及文化，拿破仑派遣的历史学家们又发掘了许多古代遗址。

值得一说的是 ，中国最初的文字就属于象形文字。汉字虽然还保留象形文字的特征，但由于汉字除了象形以外，还有其他构成文字的方式；而汉字经过数千年的演变，已跟原来的形象相去甚远，所以不属于象形文字，而属于表意文字。然而，甲骨文和金文亦算是象形文字。此外，玛雅文字的“头字体”和“几何体”亦是

8诗词中要求严格的对偶，称为对仗。对仗主要包括词语的互为对仗和句式的互为对仗两个方面。

对仗多用于骈体文

9《左传》：《左传》的作者，至今都是未解之谜。西汉史学家司马迁、班固等人都认为《左传》是左丘明所写。司马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说：“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唐朝的赵匡首先怀疑《左传》不是左丘明所作。此后，有许多学者也持怀疑态度。叶梦得认为作者为战国时人；郑樵

《战国策》：主要记述了战国时期的纵横家的政治主张和策略，展示了战国时代的历史特点和社会风貌，是研究战国历史的重要典籍。 北宋时，《战国策》散佚颇多，经曾巩校补，是为今本《战国策》。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一批帛书，其中一部类似于今本《战国策》，整理后定名为《战国纵横家书》。该书共27篇，其中11篇内容和文字与今本《战国策》和《史记》大体相同。

《孟子》：一书是由孟子的言论汇编,是由孟子及其弟子编写的

《诗经》：的编订者是太师。孔子“删诗”说是不可靠的。从西周初期至春秋中叶大约500年间

《楚辞》：作者屈原，战国时代。

古注的内容 古书注解的内容非常丰富，可以说包罗万象。从释词注音到点明章旨，从说明典故出处到考辨名物制度，从分析句读到提示语法，凡是注释者认为有可能产生阅读障碍或理解困难的地方，无不进行注释或疏解。概括地讲，大致有以下内容： （一）解释词义 词义是理解语意的基础。因此，古人注释古书一般都是从注解词义开始的，解释词义也就成了古书注解的基础工作。古书的旧注对词义的解释与字典辞书的解词释义不同，它对词义的解释必须结合具体的上下文，它所解释的是词在某个具体的语言环境中的意义，即词的具体义或临时义。古书旧注的释词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直接释词，二是在串讲句意中释词。另外，古注在解释词义时，还注意辨析同义词之间的差异。 1、直接释词 就是直接拿出原文中的词语进行解释。例如上例我们所举《诗经·邶风·新台》中的毛传：“泚(zǐ)，鲜明貌；沵(nǐ)沵，盛貌。”郑笺：“鲜，善也。”都是直接释词。有时，古注中对同一字词有不同的解释，如上例我们所举《诗经·邶风·新台》中对“殄(tiǎn)”字的解释就有两种：毛传：“殄，绝也。”郑笺：“殄当作腆(tiǎn)，腆，善也。”这就需要我们根据情况决定取舍。 2、串讲中释词 有时古注并不对某词直接注释意义，而是在串讲句意中注释词义。例如《诗经·鄘风·相鼠》“人而无仪，不死何为”中的“仪”字，毛传并没有单独拿出来注释，而是在串讲句意中解释“无礼义者虽居尊位犹为暗昧之行”。“仪”解释为“礼仪”。 3．辨析同义词 古注在注释单词时，还注意同义词的辨析。例如 《诗经·大雅·公刘》：“于时言言，于时语语。”毛传：“直言曰言，论难曰语。”孔疏：“直言曰言谓一人自言，答难曰语谓二人相对。对文故别耳，散则言语通也。 4．注释虚词 古注主要是注释实词，有时也注释虚词。例如 《墨子·鲁问》：“公输子自鲁南游楚，焉始为舟战之器。”孙诒让注：“焉犹于是也。”就是对虚词“焉”的注释。 （二）古书的注解，常常在解释词义以外，还要串讲一下文句的大意。 文意赖词义而显，词义在文意串讲中而明，二者互为补充。例如《诗经·邶风·新台》毛传：“水所以洁污垢，反于河上而为*昏之行。”郑笺：“伋之妻齐女来嫁于卫，其心本求燕婉之人，谓伋(jí)也，反得籧篨不善，谓宣公也。籧(qú)篨(chú)，口柔，常观人颜色而为之辞，故不能俯也。”都是串讲文意。“疏”以下内容更是以串讲文意为主。或串讲正文之意，如疏解“新台至不鲜”；或串讲注文之意，如疏解“传：‘籧篨不能俯者。'” 古注串讲文意，有时相当于对上文的翻译或改写，有时则是点明或阐发正文的言外之意。如《楚辞·离骚》：“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王逸注：“言日月昼夜常行，忽然不久,春秋往来，以次相代。言天时易过，人年易老也。”前一“言”字之后的注文就是对原文的翻译，而后一“言”字之后的话则是点明诗句的含意，帮助读者加深理解。有的学者（特别是宋代学者），在串讲文意的过程中寄寓或发挥自己的思想观点，对这一类的古注，我们在参阅时须细心体察，这里不再举例。 （三）正字注音 “正字”即纠正错别字。古书在历代的传抄、刻印过程中，文字往往有讹误，为了帮助读者正确理解文意，古注常纠正这些错误。例如上例我们所举《诗经·邶风·新台》中郑笺“殄(tiǎn)当作腆”，即是正字例。 古注中注音的方式很多。早期的注音除用读若法外，多采用直音法。例如上例我们所举《诗经·邶风·新台》中“泚(zǐ)，音此”、“污，音乌”等都是采用的直音注音法。后来的注音多采用反切注音法，或直音、反切并用。上例《诗经·邶风·新台》中就是直音、反切并用，不复举例。 （四）分析篇章 古汉语中篇、章的含意与今天不同，“篇”大于“章”。如《学而》是《论语》的第一篇，下面分许多章。而每一章又是独立的，并无关联，所以“章”又不同于今天的“段”。篇章结构是文章的组织形式，是文章表达思想的脉胳。因此古书的注解在解词释句之外，有的还解说章旨，分析篇章结构。尤其是东汉出现的章句体注释，在串讲文意中往往夹有对篇章结构的分析，并且每章之后有“章旨”来点明此章的主要内容。例如： 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 朱熹注：“仁者，心之德，爱之理；义者，心之制,事之宜也。此二句乃一章之大指，下文乃详言之。” （五）补证史实 补证史实也是古注的重要内容之一。补证史实的目的是为使人能更清晰、更完整地了解文章内容。例如《左传·僖公四年》：“昭王南征而不复，寡人是问。”杜预注：“昭王，成王之孙。南巡守，涉汉，船坏而溺。周人讳而不赴，诸侯不知其故，故问之。”孔颖达疏：“旧说皆言汉滨之人，以胶胶船，故得水而坏，昭王溺焉。” （六）指明典故出处 用典是古人写文章常用的修辞表达方式。汉代以后的作家一般都喜欢引经据典，尤其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用典成风。注解这些作品时，有必要注明典故出处。唐代李善给梁萧统编撰的《文选》作注时，就是以注明典故的来源和某些词语的出处为主。例如： 拳拳之忠。终不能自列。 礼记子曰回得一善拳拳不失之矣郑玄曰拳拳捧持之貌说文曰列分解也 “拳拳之忠，终不能自列”是司马迁《报任安书》里的一句话，李善注指明“拳拳”之词来自《礼记》（见《礼记·中庸》，原文是：“子曰：回之为人也，择乎中庸，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并转引郑玄对这个词的注释。对“列”字，则转引《说文》的解释。 （七）说明名物制度 古代文献反映着古代丰富的社会生活，其中自然有许多关于社会制度、民间习俗、器物工具等等的记载。随着时间的演变，这一切也都不断地发生变化，对于前代的名物制度等，后人势必越来越感到生疏以至于很难弄懂了。因此解释名物制度也就成了古书注释的内容之一。例如 《左传·隐公元年》：“公闻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帅车二百乘以伐京。”杜预注：“古者兵车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注文把古代的兵车制度交代得很清楚。 《左传·成公二年》：“韩厥梦子舆谓己曰：‘旦辟左右。'故中御而从齐侯。”杜注：“居中代御者，自非元帅，御者皆在中，将在左。”孔疏：“韩厥为司马，亦是军之诸将也。以梦之故，乃居中为御，明其本不当中，先非御者。若御不在中，又不须云代御，以此知自非元帅，其余军之诸将，皆御者在中，将在左。” 又“蔡景公为左，许灵公为右”下孔疏：“若君亲在军，则君当车中，御者在左，勇力之士在右。” 了解古书中所涉及的历史事实和有关名物制度，实际上是读懂古书更高层次的要求。仅仅是扫除文字上的障碍，还只能说粗知古书。因此古注中比较详细的部分，往往是补充史实或考辨名物制度。

　从总体看来，历代流传下来的古籍分为抄写本、刻印本两类，抄写本即人工抄写的图书，那古书的收藏知识是什么呢下面是我为你整理的古书收藏知识，希望对您有用。

古书收藏知识

　古籍的装帧

　在印刷术发明以前，图书是抄写的缣帛和纸张上，采用长卷形式，阅读时展开，平时卷起。这一时期的图书只能是卷轴装。韩愈《送诸葛亮觉往随州读书》诗称："邺侯家多书，插架三万轴，一一悬牙签，新若手未触。"欧阳修《归田录》也说："唐人藏书皆作卷轴。"雕版印刷普及以后，由于书版各自成块，卷轴装已不适用，古籍装帧改进为册页形式，先后出现旋风装、经折装、包背装、线装几种形式。线装的形式一直沿用至今。

　卷轴装 又称卷子装，早期的图书装帧形式。与装裱好的书画相似。在长卷帛书、纸书的左端安装木轴，旋转卷起(图1)。敦煌石室中发现的大批唐五代写本图书，都采用这一方式。据记载，古代宫廷收藏的卷轴装图书十分考究，《隋唐经籍志》描述秘阁藏书："上品红琉璃轴，中品绀琉璃轴，下品漆轴";《唐六典》描述内府藏书："其经库书，钿白牙轴，黄带红牙签;史库书，绿牙轴，朱带白牙筌。"进入版刻时代，图书改为册页形式，仍有一些采用卷轴装，如《开宝藏》、《赵城金藏》等。

　旋风装 在一素纸长卷上面依次粘贴书页，每页正反两面书写文字，展开长卷可翻页阅读。守张邦基《墨庄漫录》形容其"逐叶翻飞，展卷至末，仍合为一卷。"这种装订特点是外表仍为长卷，里面却是错落有致的书页，实为介于卷轴装和经折装之间的一种装订形式。大约盛行于唐代。故宫博物院藏有唐写本《刊谬补缺切韵》五卷，即是采用这种旋风装。

　经折装 又叫梵夹装、折子装。将图书长卷按一定宽度左右折叠起来，加上书衣，使之成为可以随时展读的册子。历代刊刻佛经道藏，多采用这种装订形式。古代奏折、书简也常采用这一形式。

　蝴蝶装 将每页书在版心处对折，有文字的一面向里，再将若干折好的书页对齐，粘贴成册。采用这种装订形式，外表与现在的平装书相似，展开阅读时，书页犹如蝴蝶两翼飞舞，故称为蝴蝶装。蝴蝶装是宋元版书的主要形式，它改变了沿袭千年的卷轴形式，适应了雕版印刷的一页一版的特点，是一重大进步。《明史艺文志》序称秘阁书籍皆宋元所遗，无不精美。装用倒折，四周外向，虫鼠不能损。"但这种版心内向的装订形式，人们翻阅时会遇到无字页面，同时版心易于脱落，造成掉页，所以逐渐又为包背装取代。

　包背装 将印好的书页版心向外对折，书口向外，然后用纸捻装订成册，再装上书衣，由于全书包上厚纸作皮，不见线眼，故称凶背装。包背装出现于南宋，盛行于元代及明中期以前。清代宫廷图书如历朝实录、《四库全书》也采用这种装订方式。包背装改变了蝴蝶版心向内的形式，不再出现无字页面，但未解决易散脱页的缺点，所以后来又发展为线装形式。

　线装 线装书是传世古籍最常用的装订方式。它与包背装的区别是，不用整幅书页包背，而是前后各用一页书衣，打孔穿线，装订成册。这种装订形式可能在南宋已出现，但明嘉靖以后才流行起来，清代基本采用这种装订方式。其特点是解决了蝴蝶装，包背装易于脱页的问题，同时便于修补重订。

　从以上可以看出，古籍的装订有一个发展演进过程。不同时期流行不同的形式，了解这一进程，对古籍的年代鉴定十分重要。传世宋版书多经过后人重新装修，或改为包背装，或改成线装，但仔细观察，仍能在版心处发现粘贴痕迹，书页外沿则有磨损痕迹。

　几部古籍版本著作比较谈

　版本学的研究与探讨源于宋代。汉、唐虽经过几次大规模的古书校勘、注释、编目，但印刷业尚未形成，零星的版本记载仅限于正经正史的修订。南宋尤袤著《遂初堂书目》开创了一书兼载数种版本的先例;(宋)岳珂著《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被后世称为第一部系统记录版本知识的著作。明代视宋版为珍稀之物，藏书家、校勘家逐步摸索各种版本的特征、优劣，可惜这些版本学史料只散见于笔记、杂记中。清代学者开始罗列诸本、考证源流、登录刻工、详论纸墨。钱曾著《读书敏求记》奠定了古籍版本鉴定的基本原则。《天禄琳琅书目》及它的《后目》已把版本学的核心——善本书的收藏与鉴定推到了极致。清代学者对版本学贡献最大的当属专门记载版本状况的各种题跋记，尤以“顾批黄跋”为最。后人汇集成书的有为顾千里著的《思适斋书跋·书跋辑存》，为黄丕烈著的《士礼居藏书题跋》、《续记》、《再续记》，《荛圃藏书题识》等。

　近现代是版本学集大成的时代。叶德辉著《书林清话·书林余话》是古籍版本学第一部专门著作;张元济著《中国版本学》(1916年)与孙毓修著《中国雕板源流考》(1918年)把版本学从史学中独立出来;钱基博著《版本通义》总结了前人的成就，把版本学列入学术研究体系。

　新中国成立后，介绍版本知识的书，有毛春翔的《古书版本常谈》(1965年初版，1977年再版)。此书已是收藏品，配有插图，通俗易懂，可惜明代部分较凌乱，清代部分过于简单;陈国庆著《古籍版本浅谈》于版本学名词解释简明扼要，但不全面，适于入门者;魏隐儒著《古书版本鉴定丛谈》(1984年初版)，体例较完备，也有实际经验的总结，只是不谈价格，宜专业人员参考;李致忠著《古书版本学概论》、《中国古代书籍史》，刘国钧著《中国书史简编》，曹之著《中国古籍版本学》，张绍勋著《中国印刷史话》等，都是从史的角度论述版本学、目录学、内容系统可靠，又有最新史学发现佐证，惟厚古薄今，实用性差些。

　在谈到版本学专门著作时，不能不谈到两部流传稀少的油印品：一是北京大学陈宏天教授的《古籍版本概要》(1987年讲义稿)，其特点是专业性、系统性强，表列详尽，论断精到，清代部分尤为各书所不及;可惜重学术、轻市场，非专业人员不感兴趣。二是北京中国书店编《古籍版本知识》(上、下)，1980年油印本。书出于古籍鉴定大师雷梦水、张宗序手笔，在内部流传。笔者珍藏此书初版本，且有雷梦水先生签名，捧读二十年，收益最大。该书列举资料极为丰富，如清代武英殿刻书、官书局刻书、民国精刻本等都是各书所论不及的。关于版本鉴定方面，该书也极富特色，真假俱呈，详辨优劣，特别是从价格上来判断版本取舍，“实战”性极强;当然系统性、条理性就不够了。从价值、价格上判断版本的著作，最具参考性，爱好者也颇关心，但学者们却言之甚少。笔者醉心古籍收藏多年，有几本书在论及版本价格方面很实用，也很具史料价值，一并开列出来，供书友参考：

　《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1983年商务初版，详列1912年至1947年古籍善本收集价格及善本影印、复制印刷史话;

　《艺风堂友朋书札》(上、下)，1980年上海古籍初版(中华文史论丛增刊本)，详载缪荃孙先生等七十人清末民初收售善本价格及藏书聚散史话;

　《弢翁藏书年谱》，李国庆编，2000年黄山书社出版，详载藏书家周叔弢先生六十年购书、访书、藏书史料，价格精准，详备。

　目前北京中国书店联合中国嘉德、北京翰海、上海国拍、上海朵云轩、上海敬花等各大拍卖公司合作整理出版九年来《中国拍卖古籍文献目录》(2002年1月上海书店出版)及《续集》(2002年8月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详载百余场(2000年底前)拍卖实况，极具市场参考价值。书中对拍品的断代、提要、说明等都经专家审核、把关，恐怕这就是最新的版本学参考资料了。

　版本目录与鉴定古籍

　我国古代，虽自图书诞生之日起，藏书管理者就开始编制图书目录，但是直到雕版印刷术发明以后，人们才真正开始重视编制藏书的版本目录。

　所谓版本目录，就是指著录图书的篇目和主要内容，并详细著录图书的作者或编者，以及出版者、出版年代等情况的书籍，是著录和记载版本简况的专用工具书。南宋初年尤袤编制的《遂初堂书目》，被公认为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版本目录。

　明清时期，是著述版本目录的鼎盛时期。这一时期的公私藏书版本目录，对版本的著述更加详细，不仅记载了图书的篇目、主旨、作者、出版者，还简略记述了版本的特征、源流等情况。但明代的版本目录学术价值不大，而清代的则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与参考价值。如钱曾的《读书敏求记》、于敏中等的《天禄琳琅书目》、纪昀等的《四库全书总目》等，著录古籍版本最为翔实，在藏书界影响很大，是权威性很高的版本目录书。

　民国以后，著名版本学家孙殿起所著的版本目录《贩书偶记》及《贩书偶记续编》，是近一内蒙最实用和常用的版本目录工具书。新中国建立后，国家专业古籍出版社陆续编辑和出版了《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上海图书馆善本书目》、《中国古籍善本书提要》、《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等重要版本目录工具书，成为当代图书馆、藏书家及古籍藏书爱好者最好的参考书。

　古籍版本目录的编制，按不同标准有如下分类：一是按国家目录、私人目录、史志目录3种;二是按学术内容分类，有综合性目录和专科目录2种;三是按编篡目的分类，有举要目录、缺书目录、辨伪目录3种;四是按收录范围分类，有丛书目录、地方目录、个人著述目录、善本目录、知见目录等。

　版本目录与古籍鉴定紧密联系。因为从古至今的版本目录，系统揭示了各个时代古籍图书的存佚状况，著录了历代古籍不同版本的源流、特征及概况，成为鉴定古籍版本真伪及其价值的重要依据。具体来说，版本目录对于古籍鉴定有如下几个方面的作用：

　第一，帮助了解古籍概况。我国古代典籍浩如烟海，这些典籍分别著录在历代正史艺文志、经籍志、官修书目、私藏书目等目录中。阅览这些目录，能使我们较清楚地了解到各个朝代古籍的刊流、流通、收藏及存佚概况，从而便于比较、鉴定新近发现和收藏到的古籍。如果你看到一部古籍实物，可先对其外观、纸张等等进行初步鉴定，然后再与相应年代的版本目录进行对照。如果古籍实物与版本目录著述相符，即可做出鉴定结果;如果实物与著录不符，则要进一步查找资料，弄清是非，不能轻易下结论。

　第二，便于识别版本真伪。凡对版本目录了若指掌的人，都能详细了解古籍的书名、篇卷、作者、版刻、函册、提要的等情况，从而可以具体考证和辨别古籍的真伪。如汉代刘向父子所著《七略》，在《隋书经籍志》与《新唐书艺文志》两部目录书中均有著录，而在《宋史!艺文志》中却不见著录，说明《七略》一书在唐宋间已经失传。如果在宋代以后发现署名《七略》的古籍，除辑佚本外，其余可判定为伪本。

　第三，公正审定版本价值。当你发现收集到一部古籍时，可通过查阅《四库全书总目》、《贩书偶记》等版本目录，了解该书的递藏、传承等情况，从而可以正确判定其收藏价值;如果该书在以上版本目录中没有著录，则会有两种可能：一是伪书，二是海内孤本。到底属于哪种情况，则需进一步查阅其他古籍鉴定工具书，或请教有经验的鉴定人员协助鉴定。运用各种方法验明其正身后，就可以准确判定其价值。

　历代古籍版本目录有时也难免出现一些讹误。所以，利用版本目录鉴定古籍，还要有清醒的头脑和主见，不可盲从，以免出现错误。

　古籍的收藏与辨伪

　自古以来，中国人就有藏书的传统，在书房内放大镜置几册古书，既能显示出儒雅的生活情趣，又能体现出藏书者的文化修养。如今太平盛世，收藏风日渐趋浓，继字画、瓷器等收藏品之后，古籍又成为收藏者收藏投资的一个新热点。尤其是在拍卖会上，线装古籍连连拍出令人吃惊的高价后，更是激发了人们对古籍收藏的兴趣，同时，引得深藏民间的古籍纷纷浮出水面。近日，记者就古籍的收藏采访了南昌的古籍收藏家王令策和周海鹰先生。

　哪些古书具有收藏价值

　上世纪90年代以来，古籍拍卖会场场火爆，且价格越拍越高。书价大幅提升是否等于所有古籍都能升值王令策认为，善本古籍和版画古籍的增值潜能较大。

　善本古籍主要指具有历史文物、学术资料和版本艺术价值的版本书。它包括内府刊刻的殿版书，海内外绝无仅有的孤本，内容好、书法精的明清抄本，以及清初以前的精美刻本。年代越久远，书品就越珍贵。往往衡量私人藏书是否达到藏书家水平，也经常以收藏多少善本书为标准。

　宋版书一向被认为善本书之佼佼者，有“一页宋版，一两黄金”之说。由于宋版书弥足珍贵，有宋版书的人大都不愿意轻易出手，特别是收藏家手里的宋版书，别说让他出让，甚至从不示人。所以，一旦有缘与宋版书相遇，只要财力允许，下决心买下定是一条增值财路。元版书虽不能同宋版书相提并论，但收藏界一向认为，宋元本同属珍稀善本，爱好者值得关注。现在随着时光的流逝，许多年代较近的古书便自然升华，明版乃至清初版本，凡是具有文献价值和刻印精美的古籍，也已步入善本行列。王令策说，目前明清善本尚不难寻，价格也不算太高，但增值潜力颇大，收藏者值得关注。

　王令策告诉记者，善本的古籍有以下9种代表性：

　①元及元以前刻印、抄写的图书;②明刻本和明抄本(刻印模糊和流传较多的除外);

　③清代乾隆以前的流传较少的刻本和抄本;④太平天国及历年农民政权所刻印的图书;⑤辛亥革命前在学术研究上有独到见解或有学派特点，或集众说较有系统的稿本，以及流传很少的刻本、抄本;

　⑥辛亥革命以前反映某一时期、某一领域或某一事件资料方面的稿本，以及流传很少的刻本、抄本;

　⑦有名人学者亲笔批校、题跋、评论的刻本;⑧在印刷上能反映我国古代印刷技术发展，代表一定时期技术水平的各种活字印本、套印本，或有较精版画的刻本。

　⑨明代的印谱、清代的集古印谱、名家篆刻的印谱(有特色又系足本或有亲笔题记)。

　版画古籍

　在收藏者关注善本古籍的同时，也越来越重视版画古籍的收藏了。王令策说，从历次书刊拍卖会的图录看，无不将漂亮的版画画面精印拍卖图册中，哪怕书中只有一幅也从不放弃。我国版画古籍很多，诸如《芥子园画谱》、《芥子园画传》、《晚笑堂画传》、《百孝图说》、《红楼图咏》、《唐诗画谱》、《鸿雪因缘图记》、《三才图绘》、《孔子圣迹图》、《御制避暑山庄三十六景图诗》以及《耕织图》、《棉花图》和《蝴蝶秋斋所藏画册》等。最为精美的要属明末画家胡正言的版画力作《十竹斋书画谱》和《十竹斋笺谱》，这两套版画古籍不仅在于艺术上的卓越成就，而且还开创了木版水印先河，解放初年，一部明版装裱成册的《十竹斋书画谱》仅售10元，如今它的价值已经超过10万，可见版本好，刻印精美，书品完整的版画古籍，都值得投资收藏。

古书收藏方法

　古书有“科学价值、历史价值、艺术(经济)价值”，但不是所有的古书都“值大钱”。李洪啸总结说，总的来说所有藏品的通则是讲究“真、精、新”。因为自古以来，好东西会被精心爱护，很多好的古玩，看起来就像新的一样。除此以外，还有古书收藏的特有原则：

　年代是古书收藏的重要因素，现在宋版书论页拍卖，明版书论册拍卖。明版书普遍刻印较精美，万历前的书少而更珍贵。清光绪之后的受西方印刷技术冲击，书普遍质量下降。带画的书比纯文字的好，多色印的比黑的好。

　同一时代版本的看内容，古书以“经、史、子、集”四部分类。除了佛教道教带图的经书外，儒家的经类不值钱。“史”多是“够古不够玩”，价值居中。而“子”和“集”中，则不乏珍贵之物。越是冷门，生僻，少见的越珍贵。

　同内容的看印刷，在版本上，初印本最珍贵，一般只有几本，是红色印刷，用来校对和主人自留。其次是蓝本，一般也就10来本，送朋友。最后才是大批量印刷的黑本。黑本里，字迹清晰的版本较好。印刷到最后，版已被磨损，甚至断裂，此时书籍印刷模糊，价值较低。

　此外，特殊内容(如禁书)、知名度高的书的早期印本、精印本及殿刻本、官刻本、名家刻本等较珍贵。名家批校本或收藏本价值高。白纸比黄纸价值高。

鄙人于杨子，业忻慕为执鞭，辄于 占毕之暇，稍为是正，瓮天蠡海，亡当大方，异日者求忠臣于杨子之门，或为余屈其一 指也夫。

这句话表示的是修改杨慎著作瑕疵之余，对杨慎的崇拜和景仰之情。

意思是： 我对于杨慎，在道德文章学问方面，我仰慕至极，仅仅是作为杨公的执鞭坠镫之人，在研析杨慎著作的间隙，偶尔稍稍给杨慎作品修改讹误，这简直是不自量力，犹如自瓮罐子里面窥探苍天，以瓢测量大海般见识短浅，失去恰当和方正大气；改日当立于杨慎门墙作为信徒，也许杨慎能够引起注意、认可我的见解啊（为我弯曲一个小拇指啊）

胡氏在《丹铅新录自序》中说：“鄙人于杨子，业忻慕为执鞭，辄于 占毕之暇，稍为是正，瓮天蠡海，亡当大方，异日者求忠臣于杨子之门，或为余屈其一 指也夫。”(注：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续甲部，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

胡应麟丹铅新录引

杨子用修拮据坟典，摘抉隐微，白首丹铅，厥功伟矣！今所撰诸书盛行海内，大而穹宇，细入肖翘，耳目八埏，靡不该综，即惠施、黄缭之辨未足侈也。然而世之学士咸有异同，若以得失瑕瑜，仅足相补，何以故哉？余尝窃窥杨子之癖，大概有二，一曰命意太高，一曰持论太果。太高则迂怪之情合，故有于前人之说，浅也凿而深之，明也汩而晦之；太果则灭裂之衅开，故有于前人之说，疑也骤而信之，是也骤而非之。至剽敚陈言，盾矛故帙，世人率以訾杨子，则又非也。杨子早岁戍滇，罕携载籍，紬诸腹笥，千虑而一，势则宜然。以余读杨子遗文，即前修往哲只字中窾，咸极表章而屑屑是也。晦伯曰：“杨子之言间多芜翳，当由传录偶乏荩臣。”鄙人于杨子，业忻慕为执鞭，辄于占亻毕之暇稍为是正，瓮天蠡海，亡当大方，异日者求忠臣于杨子之门，或为余屈其一指也夫。庚寅人日识。

明代求实思潮的兴起与考据学的成就及影响

内容提要

在明代空疏学风弥漫的大背景下，一些有识之士态度鲜明地反对不良学风，提倡实学 。在求实思潮的影响下，一些学者一改空谈义理、束书不观的积习，开始把更多的注意 力放在读书博闻、考证求实上来。由此汉学复兴，考据学渐成气候，并取得不小的成就 。明代考据之风是对宋学内部考证求实风气的继承和发展，同时又直接或间接的启迪和 影响了清初和乾嘉的考据学，在唐宋以来考据学史上起到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 明代 求实思潮 考据学 影响

谈及明代尤其是明中叶以后的学风，人们往往笼统地称其为“空疏”、“浅薄浮泛” ，并将这种空疏学风的形成，归罪于王阳明“心学”的倡导。实际上，导致明代空疏学 风形成的原因很多，简单的归咎于王学的倡导，有失公允。

一

明代中叶空疏学风的形成，确实与王阳明“心学”派的“高谈性命，直入禅障，束书 不观”(注：全祖望：《鲒崎亭集外编》卷16“甬上证人书院记”，见朱铸禹《全祖望 集汇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的治学风气有关，但这决不是唯一的关系 。追本探源，明代的空疏学风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明代统治者奉行的文化政策和科举制 度造成的。

明初统治者在推行文化专制政策的同时确立了程朱理学的官学地位。明太祖多次诏示 ：“一宗朱子之书，令学者非五经、孔孟之书不读，非濂、洛、关、闽之学不讲”(注 ：陈鼎：《东林列传》卷2“高攀龙传”，[北京]中国书店1991年版。)。永乐年间，胡 广、金幼孜等39人奉诏纂修了《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等七部“大 全”，以作为士子必读之书和科举考试之依据。而这七部“大全”几乎全是抄录元人的 著作，并无学术价值可言。此举开了明代抄袭和剽窃风气之先。对此，顾炎武指出：“ 当日儒臣奉旨修《四书五经大全》，颁餐钱，给笔札，书成之日，赐金迁秩，所费于国 家者不知凡几。将谓此书既成，可以章一代教学之功，启百世儒林之绪，而仅取已成之 书抄誊一过，上欺朝廷，下诳士子，唐宋之时有是事乎岂非骨鲠之臣已空于建文之代 而制义初行，一时人士尽弃宋元以来所传之实学，上下相蒙，以饕禄利，而莫之问也。 呜呼!经学之废，实自此始”(注：顾炎武：《日知录》卷18“四书五经大全”，[长沙] 岳麓书社1994年版。)。明代八股取士，内容空洞，形式僵化，更是将士子们导向了不 学无术的歧路。明代著名学者杨慎指出：“本朝以经学取人，士子自一经之外，罕所通 贯。近日稍知务博，以哗名苟进，而不究本原，徒事末节。五经诸子，则割取其碎语而 诵之，谓之蠡测；历代诸史，则抄节其碎事而缀制，谓之策套。”(注：《升庵集》52 “举业之陋”，《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209别集类，台湾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顾炎 武也曾指出：“今日科场之病，莫过于拟题。且以经文言之，初场试所习本经义四道， 而本经之中，场屋可出之题不过数十。富豪巨族延请名士馆于家塾，将此数十题各撰一 篇，计篇酬价，令其子弟及童奴之俊慧者记诵熟习。入场命题，十符八九，即以所记之 文抄誊上卷，较之风檐结构，难易炯殊。《四书》亦然。发榜之后，此曹便为贵人，年 少貌美者多得馆选，天下之士靡然成风，而本经亦可以不读矣。……昔人所须十年而成 者，以一年毕之。昔人所待一年而习者，以一月而毕之。成于剿袭，得于假倩。卒而问 其所未读之经，有茫然不知为何书者。故愚以为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才有甚于 咸阳之郊所坑者，但四百六十余人也。”(注：顾炎武：《日知录》卷16“拟题”。)由 此可见，明代空疏学风的形成，其最主要是由于科举考试的导向所至。

在空疏学风弥漫的大背景下，并非所有的学者都望风披靡。在理学内部，一些有识之 士在对程朱理学反思和对王阳明“心学”批判的过程中，态度鲜明地反对不良学风，提 倡实学。著名思想家王廷相就曾指出：“大抵近世学者，无精思体验之自得，一切务以 诡随为事。其视先儒之言，皆万世不刊之定论，不惟遵守之笃，且随声附和，改换面目 ，以为见道，致使编籍繁衍，浸*于异端之学而不自知，反而证之于六经仲尼之道，日 相背驰，岂不大可哀也”(注：王廷相：《王氏家藏集》卷27“答许廷纶”，见《王廷 相集》，[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针对“心学”的误人、误国，他指出：“近世好 高迂腐之儒，不知国家养贤育才，将以辅治，乃倡为讲求良知，体认天理之说，使后生 小子澄心白坐，聚首虚谈，终岁嚣嚣于心性之玄幽，求之兴道致治之术，达权应变之机 ，则黯然而不知。以是学也，用是人也，以当天下国家之任，卒遇非常变故之来，气无 素养，事无素练，心动色变，举措仓皇，其不误人家国之事者几希矣。”(注：王廷相 ：《雅述》下篇，见《王廷相集》，[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他认为：“士惟笃行 可以振化矣，士惟实学可以经世矣。”(注：王廷相：《王氏家藏集》卷22“送泾野吕 先生尚宝考绩序”。)杨慎也尖锐地指出：“今之学者，谓六经皆圣人之迹，不必学， ……是无椟而欲市珠，无筌而欲得鱼也。”(注：杨慎：《升庵集》75“珠椟鱼筌”。) 为了矫正这种空疏的学风，他主张以实济虚。他指出：“儒教实，以其实实天下之虚； 禅教虚，以其虚虚天下之实。针对“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的不良学风，陈白沙( 献章)主张治学必须广读书，多闻见，由博而反约。胡应麟也认为：“凡著述贵博而尤 贵精，浅闻眇见，曷免空疏，夸多炫靡，类失卤莽。博也而精，精也而博，世难其人。 ”(注：胡应麟：《诗薮》外编《三唐上》，见《少室山房全稿》明万历汪氏刊本。)焦 竤也主张：“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是孔子所自言，岂非圣学，孔子之博学于文，正以为约礼之地。盖礼至约，非博无以通之。故曰：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也。”(注：焦竤：《澹园集》卷48“古城答问”，[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版。)同时他批评说：“近世以谈玄课虚，争自为言。而徐考其行：我之所崇重，经所绌也；我之所简斥，经所与也。向道之谓何，而卒与遗经相刺缪。此如法不禀宪令，术不本轩、岐，而欲以臆决为工，岂不悖哉!”(注：焦竤：《澹园续集》卷1“邓潜谷先生经绎序”，台湾商务印书馆1968年版。)在这种求实思潮的影响下，明中叶以来，一些学者一改束书不观的积习，开始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读书博闻、考证求实上。长期以来，心学家们一直将文字音韵视作与心性之学毫不相干的支离事业，致使文字音韵学久废。正如杨慎指出的：“今日此学(指字学)影废响绝，谈性命者，不过剿程朱之魄(糟粕)；工文辞者，止于拾史汉之聱牙。示以形声孳乳，质以《苍》(《苍颉》)、《雅》(《尔雅》)、《林》(《京林》)、《统》(《字统》)，反不若秦时刀笔之吏、汉时奇觚之童，而何以望古人之宫墙哉!”(注：杨慎：《升庵集》卷2“六书索隐序”。)因此他认为：“古之名儒大贤，降而骚人墨客，未有不通此者。”(注：杨慎：《升庵集》卷2“六书索隐序”。)要想真正读懂古书，必须研究小学，小学不通，读书终究是白读。焦竤也指出：“今人不通字学，而欲读古书，难也哉!”(注：焦竤：《焦氏笔乘》卷2“徐广注误”，台湾商务印书馆1971年版。)然而自宋以后，学者多以己意注释古书，甚而篡改古书，致使许多古书失其本意。正如杨慎所说：“宋儒之失，在废汉儒而自用己见耳”(注：焦竤编：《升庵外集》卷26，台湾学生书局1971年版。)。为了真正读懂古书，一些学者的注意力开始放在古字古音以及古注所涉及的史地、名物制度、鱼虫草木等的考证及伪书的考辨上。由此汉学复兴，考据学渐成气候。

二

明初一些学者虽有一些考据性的著作，但大多因袭旧说。如宋濂有考据性著作《诸子 辨》(一名《龙门子》)，写成于元顺宗至正年间，其中多袭用唐宋学者之旧说，算不得 开山之作。首开明代考据学之端的是杨慎。其后有梅鷟、陈耀文、胡应麟、焦竤、陈第、方以智等一批考据学家。他们对经子史集、小学、民间传说等各个方面都进行了考证，并取得了突出的成绩。在这些考据学家中，有专事考证经书的，如梅鷟；有把主要精力放在考订古字古音上的，如陈第；但更多的学者是广涉各个领域，其在考据学方面取得的成就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系统地开启了伪《古文尚书》的考证，为伪《书》的定案提供了确凿的证据。早在 宋代，一些学者如吴棫、朱熹等对东晋以来流传的《古文尚书》就提出了怀疑。元朝学者吴澄在其《书纂言》中断定：“梅赜所增二十五篇，体制如出一手，采辑补缀，虽无一字无所本，而平缓卑弱，殊不类先汉以前之文。”但均未展开深入地考证。吴澄的观点直接启发了梅鷟追索伪《书》二十五篇之“所本”。梅鷟考据学的代表作是《尚书谱》和《尚书考异》。其中《尚书考异》在总结前人对伪《书》考辨成果的基础上，主要从《古文尚书》的传授系统、二十五篇文字所本、文章体例、句法特点、文字风格、史实等各个方面对伪《书》及孔安国《书序》等进行了全面的考证。梅鷟的考辨是伪《书》考辨史上承上启下、非常重要的一环。

2首次系统地总结了辨伪方法和辨伪学理论。考辨古书、古说、古史的真伪是考据学 其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著名学者胡应麟在他的辨伪学代表作《四部正讹》中，较为 系统地总结了前人的辨伪成就，并将前人运用的辨伪方法归结为：“核之《七略》以观 其源；核之群志以观其绪；核之并世之言以观其称；核之异世之言以观其述；核之文以 观其体；核之事以观其时；核之撰者以观其托；核之传着以观其人。”(注：胡应麟： 《少室山房笔丛》卷32《四部正讹》下。)这八种方法言简意赅，对后世的辨伪工作具 有很强的指导作用。胡氏在《四部正讹》中还将伪书产生的原因、古人作伪之动机及伪 书的种类归纳为20余种，基本概括了伪书的种类和作伪之动机、原因。可以说《四部正 讹》是我国辨伪学史上一个里程碑，它的问世，标志着辨伪学的成立。正如梁启超所指 出的：“全书发明了许多原理、原则，首尾完备，条理整齐，真是辨伪学以来的第一部 著作。我们也可以说，辨伪学到了此时，才成为一种学问。”(注：梁启超：《古书真 伪及其年代》卷1《总论》第三章“辨伪学的发达”，见《梁启超国学讲录二种》，[北 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

3扩大了传统的考据范围。传统的考据一般限于考辨古书内容的真伪、校勘文字、考 证草木鸟兽和典章制度等。明代的学者在继承这一传统的同时，进一步扩大了考据的范 围，呈现出“炫奇好博”的特点。首开明代考据风气之先的杨慎在《丹铅录》等一系列 考据著作中，“凡宇宙名物，经史百家，下至稗官小说，医卜、技能、草木虫鱼，靡不 究心多识，阐其理，博其趣，而订其讹谬焉。”(注：陈文烛：《杨升庵太史慎年谱》 ，收入焦竤《国朝献征录》，台湾学生书局1971年版。)焦竤所编 《升庵外集》100卷，将杨慎著作分为天文、地理、宫室、人物、器用、饮食、经说、 史说、子说、杂说、文艺、文事、人事、诗品、词品、字说、动物、植物等类，由此可 见杨慎之博学，也足以证明其治学范围的广泛。杨慎在致力于经传考据的同时，还致力 于文字音义的考证。他认为：“凡观一代书，须晓一代语，观一方书，须通一方之言， 不得不尔也。”(注：焦竤编：《升庵外集》卷63“阿堵”。)为此他著有《说文先训》、《六书索隐》、《转注古音略》、《古音略例》等一系列考订文字音义的著作。或纠正前人解字之误，或厘定古字读音，或考订方言俚语。受此影响，稍后焦竤著有《俗书刊误》等书，专门订正各种俗字书写之误，厘定字音，考订字 义。陈第著有《毛诗古音考》、《读诗拙言》、《屈宋古音义》等，主要考证《诗经》 、屈原、宋玉等诗赋的韵字。晚明方以智著有《通雅》一书，纠正《说文》之误，厘定 字音，考订通假字、联绵字和方言俚语等，并提出“以音求义”的主张。被梁启超誉为 “近代声音训诂学第一流作品”(注：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十二“清初学 海波澜余录”，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自杨慎始，学者们还十分注重地理的考据。 杨慎著有《春秋地名考》一卷，另有关地理考据方面的文章还散见于《升庵外集》卷三 至卷七中。其中有考古今地名之变迁、命名、读音的，有考长江、黄河等水道之源等。 杨慎强调考证地理必须身历其境。他说：“故知山川经络，苟非目睹身历，而欲据文字 定之，鲜有不失者矣。”(注：焦竤编：《升庵外集》卷5“石熊峰滹沱河” 。)这种注重实践知识的精神直接影响了后来徐霞客、方以智、顾炎武对地理学的研究 。此外杨慎还开启了考证民间传说之风，此后王世贞、胡应麟、方以智等在其文集中都 有考证民间传说的内容。其中胡应麟著有《庄岳》，考证诸如西王母、八仙、钟馗等传 说中的人物，考证《西厢记》、《倩女离魂》、《琵琶记》等戏曲本事之来源。在“炫 奇好博”风气的影响下，一些学者考据成癖，甚至到了走火如魔的地步。如周婴在《卮 林》中考解鸟语之人、考妇女双性、男子双名等。

4勇于厘正当代前贤考据之缺失。杨慎虽以博学见称，受到一大批学者的景仰，但由 于他“炫奇好博”，其“论说考证，往往恃其强识，不及检核原书，致多疏舛，又恃气 求胜，每说有窒碍，辄造古书以实之”(注：《四库全书总目》卷119子部杂家类三“丹 铅余录”，海南出版社1999年版。)。因此缺失颇多。针对杨慎的缺失，首先起而纠正 的是陈耀文。他作有《正杨》四卷，专门驳正杨慎在考据中的种种缺失，共驳正杨书中 讹误150条。万历间胡应麟又著有《丹铅新录》八卷、《艺林学山》八卷，两书皆为辨 证杨慎之误而作。胡氏在《丹铅新录自序》中说：“鄙人于杨子，业忻慕为执鞭，辄于 占毕之暇，稍为是正，瓮天蠡海，亡当大方，异日者求忠臣于杨子之门，或为余屈其一 指也夫。”(注：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续甲部，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可见 其对杨慎的崇拜。然而胡应麟本着“爱而知其丑”的实事求是的精神指出：“余尝窃窥 杨子之癖，大概有二：一曰命意太高，一曰持论太果。太高则迂怪之情合，故有于前人 之说，浅也凿而深之，明也汨而晦之；太果则灭裂之衅开，故有于前人之说，疑也骤而 信之，是也骤而非之。至剽陈言，盾矛故帙。”(注：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5“ 丹铅新录引”。)针对杨书中存在的问题，胡氏一一予以订正。尤其是驳正了杨慎对朱 熹的一些偏颇的批评，并弥补了陈耀文在《正杨》中所引资料不足的缺憾。其后周婴在 《卮林》中也设有《明杨》、《注王》、《广陈》、《通焦》、《谂胡》等篇，以驳正 杨慎、王世贞、陈耀文、焦红、胡应麟等当代学者的在考证问题上的种种缺 失。

三

明代中期以后，学者们致力于考据，一方面是出于对宋明以来空疏学风的反动，另一 方面也是继承了宋代学者的怀疑精神和求实的学风。提及宋学，人们往往以“空言义理 ”加以概括，实际上宋人治学也有其求实的一面，宋代的考据学应该说十分发达。北宋 欧阳修曾作《易童子问》，考辨《系辞》非圣人所作，认为“十翼”之说不知起于何人 。在其它著作中，他还考辨了《诗序》的作者、《周礼》的真伪、《尚书》部分内容的 真伪等。司马光作《疑孟》，考证《孟子》中所谓“瞽叟杀舜”之类均为闾父里媪之说 。又作《通鉴考异》三十卷，考证史料的异同、真伪，说明对史料的取舍原因。南宋初 ，吴棫作《书稗传》，对伪《古文尚书》首先进行发难和考辨。郑樵作《诗辨妄》考证《诗序》作者、专攻《毛诗》之妄。洪迈在《容斋随笔》中多有考辨史实谬误的精道之论。尤其是朱熹，作为程朱理学的代表人物，他公开反对脱离儒经的语言文字而去穿凿附会义理，十分重视训诂考证。他说：“汉魏诸儒正音读，通训诂，考制度，辨名物，其功博矣。学者苟不先涉其流，则亦何以用力于此(指采宋人之说)”(注：朱熹：《论孟精义序》，见《朱子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他在注释儒家经典时就十分注重字音字义的诠释。他还先后作《诗序辨说》、《孝经刊误》等，对《毛诗》、《诗序》、《孝经》作者及内容进行考证。在他的《文集》、《语录》中，还有不少考辨《古文尚书》、《尚书序》、孔安国传的内容。明代杨慎等考据学家正是继承和发扬了宋代学者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和考据的传统方法，才开启了有明一代考据之风的。

明代学者在考据学领域所作的工作及取得的成绩还直接影响了清初以来的学风和考据 学的发展。清初以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三大启蒙思想家为代表的学者在治学上无不 以“博学”、“求实”为宗旨。他们以宋学为根底，兼采汉学博证、务实的学风。在很 大程度上受到明中叶以来以杨慎为代表的考据派的影响。如顾炎武作《日知录》，“论 一事必举证，尤不以孤证自足，必取之甚博，证备然后自表其所信。”(注：梁启超： 《清代学术概论》“顾炎武与清学的黎明运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在撰写 《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等地理考据著作时更是重视杨慎、徐霞客倡导的“目 睹身历”的求实精神。王夫之治学力求做到“言必证实，义必近理”(注：《四库全书 总目》卷6经部6易类6“周易稗疏”。)，在其《书经稗疏》、《诗经稗疏》、《周易稗 疏》一类著作中，有大量关于名物、典制等的考证内容。黄宗羲在治学中强调：“读书 不多，无以证斯理之变化，多而不求于心，则为俗学。”(注：全祖望：《鲒崎亭集外 编》卷16“甬上证人书院记”，见朱铸禹《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年版。)他所作的《易学象数论》、《授书随笔》等，均为考据性的著作。

在考据的内容、方法上，受明儒的启迪或直接承继其衣钵的也大有人在。如明儒十分 重视古代音韵、古字的音义的研究，并取得颇多成绩。顾炎武则继续其工作，作有《音 学五书》，其中的《诗本音》主要是根据陈第《毛诗古音考》的诗无叶韵说，并参其考 证方法，注明《诗经》韵字的古音原读。其后江永著《古韵标准》，其弟子戴震著《声 类表》、《声韵考》，进一步发展了古代音韵学的研究。《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42在 评论陈第《毛诗古音考》时说：“言古韵者自吴棫然《韵补》一书，庞杂割裂，谬种流传，古韵乃益以乱。国朝顾炎武作《诗本音》，江永作《古韵标准》，以经证 经，始廓清妄论。而开除先路，则此书实为首功。”可见陈第对清朝音韵学研究的影响 。乾嘉以后古代音韵更是成为一些学者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方以智的《通雅》考证名 物典制、文字声韵，集明代考据学之大成，更是影响了清初一代学人。正如《四库总目 提要》所云：“惟以智崛起崇祯中，考据精核，迥出其(按指杨慎、陈耀文、焦竑等人)上。风气既开，国朝顾炎武、阎若琚、朱彝尊等沿波而起，始一扫悬 揣之空谈。”(注：《四库全书总目》卷119子部29杂家类三“《通雅》提要”。)因此 可以说明代学者的考据成就或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清初和乾嘉时期的考据学家。

在伪《古文尚书》漫长的考辨过程中，梅鷟所采用的考据方法及取得的成绩 更是直接引导了清初阎若琚对伪《书》所作的最后定案。清朝学者朱琳在《尚书考异跋 》中对梅鷟作了这样的评价：“后儒阎百诗《尚书古文疏证》、惠定宇《古文尚书考》，其门径皆自先生开之。”顾广圻赞扬梅鷟的观点：“往往精确不磨，切中伪《古文》膏肓，卓然可传也。”(注：顾广圻：《校定尚书考异序》，见《尚书考异》，[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孙星衍也评价说：“明梅氏鷟创为《考异》，就伪书本文，究其据摭错误之处，条举件系，加总论于前，存旧文于后，于是阎氏若琚推广为《疏证》，惠氏栋、宋氏鉴皆相继辨驳，世儒方信廿五篇《孔传》之不可杂于二十九篇矣。”(注：孙星衍：《尚书考异序》见《尚书考异》，[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阎若琚在其《尚书古文疏证》中还直接吸收了梅鷟的不少成果，比如第三十一“言人心惟危、道心惟纯出《荀子》所引《道经》”条，第六十四“言《胤征》有玉石俱焚语为出魏晋间”条，第六十五“言今《英典》、《舜典》本一为姚方兴二十八字所横断”条等基本沿袭梅鷟的观点。卷三从第三十三条到第四十八条(其中第四十二条到第四十八条已缺失)其中多采用梅鷟的观点。

在辨伪学理论的总结上，梁启超在其《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古书真伪及其年代》中 沿袭了胡应麟的观点。他提出的辨伪十二公例，其中所谓的“其书前代从未著录，或决 无人征引而忽然出现者，十有九皆伪”，“其书虽前代有著录，然久经散佚，乃忽有一 异本突出，篇数及内容与旧本完全不同者，十有九皆伪”等诸多公例均沿用胡氏“八法 ”，略加阐发，其中只有一两条为梁启超所发明。此外，梁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