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79年西晋从古墓中出土的神秘古籍,是一本什么书?

栏目:古籍资讯发布:2023-08-03浏览:1收藏

公元279年西晋从古墓中出土的神秘古籍,是一本什么书?,第1张

中国古代浩如烟海的文献中,有一部充满神秘色彩的《竹书纪年》。《竹书纪年》是西晋时从古墓中发现的一部先秦纪年体史书。晋武帝咸宁五年(279年)十月汲郡汲县(今河南汲县)的一座战国时魏王的墓被盗,墓中沉睡了五百多年的一批古书得以重见天日。这批写在竹简上的古书据说整整装了几十年。晋武帝对这一发现十分重视,命令将墓中出土的全部文物“藏于秘府”。

两年后,西晋朝廷征调了一批当时著名学者,对这批竹简古加以校读整理并将它们由古文改写为当时通行的隶书字体。

这批竹简是什么样子呢

据有关资料,竹简用素竹编联成册,每长度约为晋尺二尺,当战古尺二尺四寸,一简四十字,分为两行,每行二十字,用黑漆书写。简上文字为战国古文,即篆书,人们习称为科斗文。这种文字在秦统一后即已废弃,到了晋代、在当时人们看来简直茫光然若天书,且由于盗墓者的破坏,灯简散乱不全,所以整理起来十分困难。学者们整整花费了二十年时间,才大体整理完毕,计编校出古书十六种七十五篇,包括传世的《易经》《国语》等。

其中尤使人注目的是十三篇编年体史书,记载了夏、商、周、三代史事,西周灭亡后,即接晋国纪年,至战国三家分晋后,又用魏国纪年至

“今王二十年而止”,

所谓今据推算为魏襄王,襄王二十年即公元前299年。令人惊异的是,这部书记述的许多史事与儒家经典所言截然相反,如太甲杀伊尹,文王杀季历、幽王被逐等。以幽王时史事为例,史书称周、召二相共和,竹年称是共伯和执政,孰是孰非,这就在当时学术界中引起轩然大波,至今仍未得出定论。

唐代以后,随着儒家思想统治地位加强,与儒家经典不合的《竹书纪年》,为世人所漠视,经唐末五代战乱,到宋代仅剩残本三卷,约在宋末元初,连残本也流失了。

后代又出现了今本和古本。

今本是元末明清以来的通行本里混入了某些其它古书的内容。一些学者鉴于此,从古书中汇辑出竹书纪年的佚文,即竹书纪年的“古本”。古本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可订正和补充一些史籍的失误和遗漏。如《史记》记战国自田成子杀简公自立为齐王,至秦灭齐,共历十世。但《纪年》则记为十二世,与《庄子·肤箧》

“田成子…十二世有齐国”

的记载是一致的,纪年的记载是正确的。

其记越王朱句名,《史记》中不见。传世的与新发现的两柄越王州句剑铭文有

“越王州句自作自剑”

说明历史上确存在过一位名闩“朱句”的越王。又是《竹书纪年》的记载正确。

再如《尚书·无逸》篇提到商王中宗。《史记》认为中宗为太戊,《竹书纪年》则称“

祖乙胜即位,是为中宗”。

殷墟卜辞出土后,人们发现甲骨文中有“中宗祖乙”四字连文,证实了纪年记载的正确性。

而今本竹书纪年,经著名学者王国维考证,为后人重编,有许多作伪的东西。

关于《竹书纪年》至今还有不少没有解开的谜。

其一、《竹书纪年》是不是晋之《乘》?

《孟子》曾提到

“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

秦焚书坑儒后,除鲁之《春秋》外,其他诸侯国的史书差不多都失传了。那么《竹书纪年》按其用晋国纪年,是否与晋之乘有关系呢历代史学家就持有这一看法,并为许多学者赞同,但这仅是推测,无直接证据。

其二,所谓今本《竹书纪年》,究竟哪些为原文

哪些是混入的他书,仍然没有完全弄楚。

所以史学家没有绝对把握,是不会随引用今本《竹书纪年》的。

这个应该怎么说呢,在建国初期,刚刚开始组建考古队的时候,国家因为缺少经费,就向民间征集“考古学家”,这个时候确实有一部分盗墓贼弃暗投明投入考古队,但是后期像现在的话,考古界大多数科班出身的起码也是大学生学位,所以说盗墓贼变成考古学家的现象基本上不存在了。

而盗墓贼成为考古学家中最著名的大概就是发掘马王堆的,被称为“土夫子”的任全生了。任全生是民国时期的人,是长沙人,因为家里贫困,所以被人带上了盗墓的道路。任全生这个人很是聪明,在经历过几次盗墓之后,他迅速积攒了很多关于盗墓的知识,而后将这些知识运用到盗墓之中,一时之间盗出许多宝物,而这些文物基本上全部落入外国人的手中。

建国之后,国家需要组织考古队,所以向民间征集,任全生想要金盆洗手,并且想要将自己多年来累积下来的经验贡献给国家,所以就报名参加了考古队。后来有人在挖地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小洞,洞中冒出蓝色火焰,就上报给了考古部门,考古部门带着任全生一起到了现场,任全生灭掉了蓝色火焰,并且抢救性发掘出几件文物。后来更是在考古队挖掘方向错误时给予指导,顺利挖掘出了“辛追夫人”。

而且他还抢救、保护性发掘出二十五本失传的古籍,为我国研究历史做出了相当大的贡献。盗墓贼成为考古学家这种事,对我个人来说觉得挺好的,毕竟这么多的亲身经历累积下的经验,比单纯书本上教的要生动得多。况且,少一个盗墓贼,多一个考古学家,我们国家的文物就可以得到一定的保护,不会被随随便便卖出去。

 1、伍子胥——最毒的盗墓者

伍子胥成为中国历史上有名的盗掘者,源于其出走吴国之前,与楚平王结下的仇恨。《左传》记载,公元前522年(周景王二十三年),因遭楚太子少傅费无忌陷害,父、兄均为楚平王所杀,伍子胥被迫出逃吴国,发誓要搞垮楚国,以报杀雪恨。据说入楚后的伍子胥最想干的第一事,就是找到死去不久的楚平王陵墓。开始找了一天也未找到,原因是当年楚平王为防止陵址被人知晓,下令把参与修陵的工匠全杀掉了。经一个侥幸逃脱的老工匠指点,伍子胥顺利掘得楚平王陵,把他的尸体挖了出来,用鞭子抽打解恨,一直抽了三百下才住,此即“鞭尸三百”典故。

2、项羽——最牛的盗墓者

项羽与伍子胥是老乡,都是现在的宿迁人(这层历史关系恐怕不少人不是太清楚吧),时人称西楚霸王,其战争的竞争对手是邻边徐州的刘邦。项羽在进入关中后,实行了杀光(杀掉已投降刘邦的秦王子婴,杀掉王室贵族)、抢光(掳掠咸阳城)、烧光(火烧咸阳、阿房宫)的“三光政策”。由于项羽与秦始皇一样野蛮,很不得人心,天下归心刘邦。刘邦也会拍天下马屁,《史记》中记载,刘邦把“掘始皇帝冢”作为项羽的一大罪过,昭示天下。现代考古探测则发现,秦陵“完好无损”。项羽当年到底是否掘开了秦陵,在秦陵被充许考古发掘之前,仍是历史之谜,无从验证史实的真伪。

3、刘去——最变态的盗墓者

盗墓有的是泄愤,有的是贪财,但中国历史上有一盗墓者却很变态,首先是为了好玩,他就是西汉时期广川王刘去。据晋人葛洪编着的《西京杂记》记载,在其封国内“国内冢藏,一皆发掘”,有点名气的古墓几乎没有一座能逃过刘去的铁锹。刘去盗掘的对象主要是春秋战国时期的王族墓,魏襄公、晋灵公的陵墓都让他掘开了。但盗墓多了,刘去也害怕。《太平广记》记载,在掘开且渠墓时,刘去被吓得半死,里面的人竟然栩栩如生。刘去赶忙让手下人住手,退出,重新封好。史称,刘去盗掘古墓的数量“不可胜数”,但具体有多少,又获得多少宝物,现在已无从考证。

 4、曹操——最专业的盗墓者

盗墓,多是王者行为,从伍子胥,到项羽,再到刘去,都是这样。这也说明一个问题,历史上大规模的盗墓行为都掺杂有官方性质。但设专职,设“盗掘办公室”,有明确记载的,最早应该是三国时期的曹操。史书中称他在军中设“发丘中郎将”、“摸金校尉”,专门研究、执行盗墓,曹操堪称中国历史上是最专业的盗墓者。曹操盗得的最着名陵墓是芒砀山王墓,这里是汉梁孝王刘武和李王后的陵墓。此陵构建规模宏大,有北京“十三陵”的四倍大,人称“天下石室第一陵”。

5、董卓——最恶的盗墓者

在中国历史上三大盗墓高潮中的第一波,即出现在西汉末年至南北朝这一段时间。这一历史时期,小朝小廷如玩游戏般交替频繁,因此世道很乱,饥民遍野,民间盗墓之风盛行,你盗我亦盗,大家一起盗。除了上文中提到的掘墓大盗曹操外,还有董卓、黄巢等人。西汉最有为作为,也是中国众多帝王颇有作为的皇帝汉武帝刘彻的茂陵被掘开,董卓就是最大的罪人之一。自茂陵地宫封上那一刻起,不少人就盯上了,有记载的第一盗是东汉初年农民起义军赤眉军干的。盗掘茂陵前,赤眉军先把汉高祖刘邦的长陵掘开,已盗走了大量财宝。

6、黄巢——最蠢的盗墓者

黄巢成为中国盗墓史上的狂人,是因为其盗掘的对象都是重量级。一是效法项羽,掘秦始皇陵;二是学赤眉军、董卓,掘汉武帝刘彻的茂陵,三是掘武则天与李治的合葬墓乾陵。对于黄巢盗掘的文字散见诸陵的盗掘记载中。在乾陵记载中,黄巢掘陵时动用40万起义军在梁山西侧挖山不止,据说差不多挖了半座梁山,但最后仅挖出了一条深40米的“黄巢沟”,此至今仍有迹可寻。由于农民军中文化人少,加上乾陵的结构实在太坚固,兵士弄不清乾陵的内部结构,结果挖错了方向,乾陵躲过了劫难,否则保存不到今天。手下有那么多人,随便挖挖也能弄出不少宝物啊,真是蠢死了。

7、温韬——危害最大的盗墓者

温韬,易名李彦韬,五代时梁国人。温韬祖籍京北华原(今陕西耀县),曾任耀州、崇州、裕州等地节度使,镇辖关中地区。有一个传说,温韬生下来时刚好有匪星殒落在昭陵所在地区的嵯峨山,迷信者遂传将给唐皇陵带来一场灾难的人物出世了。温韬在长安做了七年行政长官,关中地区几乎所有唐朝皇陵,就是温韬趁战乱,在这一时间内动手掘掉的。

8、刘豫——最不义的盗墓者

目前考古界判断,中国现存的所有帝王陵都已被盗墓者光顾过。唐“十八陵”让温韬盗掘了,北宋“巩义八陵”则让叫刘豫的人盗掘破坏干净。北宋皇陵在今河南省巩义市,葬有北宋七位皇帝和太祖赵匡胤之父赵弘殷(追尊“宣祖”)的迁葬陵,号称“七帝八陵”。相比汉、唐帝王陵冢巨葬丰,北宋帝王陵普遍简单;汉、唐帝王生前就开始卜穴营建了,而且宋朝皇帝生前不预筑寿宫。

 9、杨琏真珈——最没道行的盗墓者

历史上,僧人盗墓并不鲜见,但如杨琏真珈这般丧尽天良的十分罕见。其罪行,史上记载也很清楚。元世祖至元二十二年(公元1285年),深受忽必烈青睐的杨琏真珈被任为江南释教总摄(总管江南地区佛教事务的官员)。宋末元初人周密所着《癸辛杂识》、元末明初黄岩人陶宗仪所着《辍耕录》,均记载有杨琏真珈盗墓一事:至元二十二年九月,杨琏真珈伙同僧人允泽等人,带人到陵区。当时负责护陵的罗铣坚决阻止,允泽竟然抽出刀来,当场要杀了罗铣。在毁陵盗物之外,还有最令人发指的事情。杨琏真珈将帝、后们的骨骸全出掘出,弃之荒野。

 10、陈奉——最荒唐的盗墓者

陈奉,明湖广承天(今湖北钟祥)人。本为御马监奉御太监,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奉朱翊钧旨意,去湖广一带征收矿税,官方身份是“税监”。陈奉每到一地都劫掠行商,欺压官民,所求稍有不遂,官吏即遭鞭笞等。陈奉及其手下剖孕妇,溺婴儿,无恶不作。谁家有钱敲诈哪家,弄得众多殷实人家倾家荡产。陈奉最让人痛恨的行为是挖坟掘墓,《明史》对他的评价是八个字,“剽劫行旅,恣行威虐”。陈奉的盗墓歪念是受到了武昌境内发生的乡民盗掘李林甫之妻杨氏墓“得黄金巨万”的一事启发,而“悉发境内诸墓”,走上盗墓之绝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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