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苏辙兄弟少年时在家乡今四川省眉县天庆观读书，他们的启蒙老师是道士张易简。 当时张易简道长收的学生有几百人，苏轼是倍受张道长喜欢的学生之一，另一个是后来载入《仙鉴》的知名道士陈太初。

据东坡《志林》记载，在苏轼被贬黄州时，他的老同学陈太初在汉中羽化仙去。由于苏轼自小受道教的启蒙教育，他的一生对道教情有独钟，常穿道袍，游访道士。

如《放鹤亭记》对道人张天骥大加赞赏，而《后赤壁赋》又以道人入梦结尾。在他被贬时，仍给许多道观、道堂撰文，于是有了《众妙堂记》、《观妙堂记》、《庄子祠堂记》等等美文。

在《众妙堂记》文中他讲述了梦中见到自己的小学老师张易简道长并深受教诲之事，可见道教对其影响之深。

苏轼之弟苏辙在《龙川略志》开篇即言梦见小学时读书天庆观之事，梦中的苏辙通过与老子像的对话，泄露了一个鲜为人知的天道报应现象：不杀生可以长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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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037年1月8日，苏轼生于眉州眉山。苏轼的父亲苏洵，即《三字经》里提到的“二十七，始发奋”的“苏老泉”。

苏洵发奋虽晚，但用功甚勤。苏轼晚年曾回忆幼年随父读书的状况，感觉自己深受其父影响。

1056年(嘉祐元年)，虚岁二十一的苏轼首次出川赴京，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翌年，他参加了礼部的考试，以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

却因欧阳修误认为是自己的弟子曾巩所作，为了避嫌，使他只得第二。

1061年(嘉祐六年)，苏轼应中制科考试，即通常所谓的“三年京察”，入第三等，为“百年第一”，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

其母在家乡病故，1069年(熙宁二年)服满还朝，仍授本职。苏轼的许多师友，包括当初赏识他的恩师欧阳修在内，因反对新法与新任宰相王安石政见不合，被迫离京。朝野旧雨凋零，苏轼眼中所见，已不是他二十岁时所见的 “平和世界”。

1079年(元丰二年)，苏轼到任湖州还不到三个月，就因为作诗讽刺新法、以“文字毁谤君相”的罪名入狱，史称“乌台诗案”。

苏轼坐牢103天，几次濒临被砍头的境地。幸亏北宋时期在太祖赵匡胤年间既定下不杀士大夫的国策，苏轼才算躲过一劫。

元丰七年(1084年)，苏轼离开黄州，奉诏赴汝州就任。由于长途跋涉，旅途劳顿，苏轼的幼儿不幸夭折。汝州路途遥远，且路费已尽，再加上丧子之痛，苏轼便上书朝廷，请求暂时不去汝州，先到常州居住，后被批准。

当他准备要南返常州时，神宗驾崩。常州一带水网交错，风景优美。他在常州居住，既无饥寒之忧，又可享美景之乐，而且远离了京城政治的纷争，能与家人、众多朋友朝夕相处。于是苏东坡终于选择了常州作为自己的终老之地。

——苏轼

你问的句子是清代的万斯同所说：必尽读天下之书，尽通古今之事，然后可以放笔为文。苟其不然，则胸中不能无碍。胸中不能无碍，则笔下安能有神。 你又提到杜甫。杜甫的确说过类似的一句话：读书破万卷 下笔如有神 唐代诗人杜甫在他的《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一诗中，表达了自己徒有才华、壮志难酬的满腔愤激之情。其中的“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两句，是诗人的自我评价。在此诗中，诗人并无心绪表述读书与写作的关系，而我们却可以认为，杜甫的“下笔如有神”，是得益于他“诗书破万卷”。 《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 杜甫纨绔不饿死，儒冠多误身。丈人试静听，贱子请具陈。甫昔少年日，早充观国宾。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赋料扬雄敌，诗看子建亲。李邕求识面，王翰愿卜邻。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此意竟萧条，行歌非隐沦。骑驴十三载，旅食京华春。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主上顷见征，欻然欲求伸。青冥却垂翅，蹭蹬无纵鳞。甚愧丈人厚，甚知丈人真。每于百僚上，猥诵佳句新。窃效贡公喜，难甘原宪贫。焉能心怏怏，只是走踆踆。今欲东入海，即将西去秦。尚怜终南山，回首清渭滨。常拟报一饭，况怀辞大臣。白鸥没浩荡，万里谁能驯。

意思是:认识天下间所有的字，读过世间所有的书。

这句话出自北宋时期有名的文学家苏东坡。

苏东坡出生书香门第。他博览群书，聪明过人，长长得到人们的赞扬，于是，渐渐地骄傲起来了。

一天，他写了一副对联：“识遍天下字，读尽人间书。”

他得意洋洋地贴在大门上。谁料，对联贴出来没几天，就有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头儿手里拿着本小书，找上门来，说是特地登门来向苏公子求教的。苏东坡也不介意，可是接过书本一看，顿时目瞪口呆了，书上的字，他竟然一个都不认识。

“这……”苏东坡张口结舌，半晌说不出话来。老人却谦恭地说：“请苏公子赐教！”苏东坡面红耳赤，认错道：“请老先生原谅小生一时狂言！”随即提笔在上下联联头上，各加两个字，成了截然不同的一副新对联：“识遍天下字，读尽人间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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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又字和仲，号铁冠道人、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苏仙，汉族，眉州眉山（今属四川省眉山市）人，祖籍河北栾城，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画家。

苏轼的艺术成就

一、书法

苏轼擅长写行书、楷书，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为“宋四家”。他曾经遍学晋、唐、五代的各位名家之长，再将王僧虔、徐浩、李邕、颜真卿、杨凝式等名家的创作风格融会贯通后自成一家。

他曾自称：“我书造意本无法”、“自出新意，不践古人”。这说明苏轼一生屡经坎坷，致使他的书法风格跌宕。存世作品有《赤壁赋》、《黄州寒食诗》和《祭黄几道文》等帖。

二、绘画

苏轼擅长画墨竹，且绘画重视神似，主张画外有情，画要有寄托，反对形似，反对程序的束缚，提倡“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而且明确地提出了“士人画”的概念，对以后“文人画”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其作品有《古木怪石图卷》、《潇湘竹石图卷》等。

-苏东坡

1、触动心灵的书籍

苏轼很小的时候，父亲因进京赶考落第，便到江淮一带游历，母亲则在家管教孩子。母亲给予苏轼的教诲，对他的成长有很大影响。苏轼小时候很喜欢读《后汉书》。书上记载后汉时朝政不修，政权落入阉宦之手。当时书生儒士反抗不阴不阳的小人统治。

贪婪、纳贿、勒索、滥捕无辜，是经常有的，因为地方官都是那些太监豢养的走狗小人。许多忠贞廉正之士和太学生，不惜冒生命之险，上书弹劾奸党。改革与抗议之声，此起彼伏；调查与审讯之事，层出不穷。当时学者与太学生，在朝廷圣旨颁布之下，或遭皮肉之苦，或遭迫害折磨，或遭谋杀丧命。

在这群正人学者之中，有一个勇敢无畏的青年，名叫范滂。苏轼的母亲经常以范滂为榜样来教育苏轼。每当母亲讲起范滂的时候，苏轼便会问道：“娘，我长大之后若做范滂这样的人，您愿不愿意？”母亲欣喜地回答道：“你若能做范滂，我再高兴不过了！”

2、鸟巢

诗人苏轼6岁进入私塾学习。这个私塾不算小，有学童一百多人，却只有一位老师，是个道士。诗人苏轼的绝顶聪明，很快就显露出来。在那么多的学童之中，他最受老师的喜欢。平时，诗人苏轼在读书之外，也有多方面的兴趣。放学回家后，他常常观察院子中的鸟巢。

因为母亲已经严格告诫诗人苏轼和家中的使女，不得捕捉鸟雀，因此许多鸟雀就在庭院的树枝上做巢，低得孩子们都可以望得见。有一只羽毛极其美丽鲜艳的小鸟，一连数日到诗人苏轼家的庭院去，在庭院一棵果树上搭建了一个鸟巢，诗人苏轼对这个鸟巢视若珍宝，几乎每天放学回家都要看一次。

诗人苏轼对童年时候庭院里的这只小鸟印象特别清楚。

3、砚台

那时候，诗人苏轼的叔叔已经做了官，朝廷里的官员在经过眉山镇的时候，都要到苏家拜访。每次有官员的时候，家里都会忙乱一阵，使女们光着脚各处跑，到菜园去摘菜、宰鸡，准备筵席待客。诗人苏轼这时候也常常会帮忙，挥汗如雨地体会着劳动的快乐。

诗人苏轼和堂兄妹们那时候最大的乐趣就是在菜园中掘土。每次掘土，孩子们都会有不同的收获。一天，孩子们掘出来一块美丽的石板，这石板既有晶莹的光泽，又有精美的绿色条纹。当他们敲击的时候，石板发出清脆的金属声。诗人苏轼拿起这块石板说道：“我用它来做砚台怎么样？”

堂妹说：“我看石板这么漂亮，不如找个工匠打磨后做首饰。”诗人苏轼摇着头说：“你看石板纹理多疏，一定易吸收水分，保持潮湿，我看还是用来做砚台比较好。”

父亲得知这件事后，心中暗暗惊喜诗人苏轼小小年纪竟如此心思细腻，遂找来工匠，将石板打成一块砚台送给诗人苏轼，诗人苏轼一直把这个砚台带在身边，陪伴他度过金色的少年时光。

4、幼年写诗

诗人苏轼10岁的时候，已经能写出出奇的诗句。在他那篇《黠鼠赋》里，有两句是这样的：“不一于汝，而二于物，故一鼠之啮而为之变也。人能碎千金之璧，不能无失声于破釜；能搏猛虎，不能无变色于蜂虿。”

这篇短文描写的是一只狡猾的小老鼠，掉入一个瓦瓮里，假装已死，等人把瓮倒在地上，便急速逃去，这样把人欺骗过。诗人苏轼能写出这样的篇章与他平时兴趣广泛，热爱观察生活是分不开的。

5、“苏式”背书的好方法

苏轼11岁时便开始认真准备起了科举考试。为应付考试，学生必须读经史诗文，经典古籍必须熟读以至全篇能背诵。在班上背诵时，学生必须背向老师而立，以免偷看敞开在老师桌子上的文章。肯发奋努力学习的学生能把历史书上的文字整篇背过。

背书时不仅要注重文章的内容、知识，连文字措辞也不可忽略，因为作文章用的词汇就是从这里学来的。这种背诵记忆实在是一件艰难而费力的苦事。传统的老方法则是要学生背一整本书，书未加标点，要学生予以标点，用以测验学生是否彻底了解。

最努力苦读的学生竟会将经书和正史抄写一遍，苏轼读书时也用这种方法。因为将一本书逐字抄写之后，对那本书所知的深刻，决非仅仅阅读多次所能比。这样的用功方法，对苏轼的将来大有好处，因为每当他向皇帝进谏或替皇帝草拟圣旨之时，或在引用历史往例之时，

他决不会茫然无头绪，就如同现代律师引用判例一般。再者，在抄书之时，苏轼也会利用机会练习书法。苏轼的书法成就在历史上是很高的，他的《黄州寒食帖》被誉为天下第三行书。

他绝大部分的字都相当平实、朴素，虽然他的字的特征是外形左低右高，但一股汪洋浩大的气息自是他个人的特点，就像他渊博的学问一样——神龙变化不可测，他偶露一下手笔的《黄州寒食帖》就已经惊天动地了。由此，苏轼的书法成就被列为宋朝四大书法家之首。

意思是：发奋努力认识所有的字，立下志愿把所有的书读完，就是刻苦学习，表达了要读书治学，学无止境的意思。

苏轼自少年时就才华出众， 在父亲苏洵和业师的教诲之下， 他博览群书， 学识广进。 但是， 他因才华横溢而慢慢骄傲起来， 自负之情， 溢于言表。 这一天， 他饮酒赋诗， 觉得意犹未尽， 来了写字的兴趣， 于是龙飞凤舞一般写了一副对联， 将之贴在大门上：

识遍天下字，读尽人间书。

贴出对联后， 苏轼飘飘然陶醉于自满之中。 没多久， 这副对联招来了一位鹤发童颜的老翁前来观看。 他手拿一本小册子， 登门向苏轼请教。 老翁落座后， 笑着说： “闻说苏才子博学， 举世无双，老叟不才， 现不识书中几字， 还请赐教。”

苏轼接书一看， 只见异样篆体， 竟然一字不识。 他突然醒悟过来， 心想一定是来人看了我写的联语， 认为我自高自大， 所以特来警示我的。 

他不觉羞愧难当， 连忙拜服在地， 称自己写那副对联是一时狂兴， 言过其实， 表示今后一定谦虚为人， 不骄不躁。 老翁听了颔首微笑， 连声称好。 送走老翁后， 苏轼立即在门联上各加两字，成为：

发愤识遍天下字，立志读尽人间书。

此后， 他不再狂妄， 而是孜孜不倦地攻读学问， 终于获得巨大的成就， 留下许多千古绝唱， 他本人也成为流芳百世的大文豪。

扩展资料：

苏轼是我国古代百科全书式的人才，在文、诗、词三方面都达到了极高的造诣，堪称宋代文学最高成就的代表。而且苏轼的创造性活动不局限于文学，他在书法、绘画等领域内的成就都很突出，对医药、烹饪、水利等技艺也有所贡献。

苏轼在当时文坛上享有巨大的声誉，他继承了欧阳修的精神，十分重视发现和培养文学人才。当时就有许多青年作家众星拱月似的围绕在他周围，其中成就较大的有黄庭坚、张耒、晁补之、秦观四人，合称“苏门四学士”。

再加上陈师道和李廌，又合称“苏门六君子”。此外，李格非、李之仪、唐庚、张舜民、孔平仲、贺铸等人，也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苏轼影响。由于苏轼的成就包括各种文学样式，他本人的创作又没有固定不变的规范可循，所以苏门的作家在创作上各具面目。

黄庭坚、陈师道长于诗，秦观长于词，李廌以古文名世，张、晁则诗文并擅。同时，他们的艺术风貌也各具个性，例如黄诗生新，陈诗朴拙，风格都不类苏诗，后来黄、陈还另外开宗立派。

苏轼的作品在当时就驰名遐迩，在辽国、高丽等地都广受欢迎。北宋末年，朝廷一度禁止苏轼作品的流传，但是禁愈严而传愈广。到了南宋党禁解弛，苏轼的集子又以多种版本广为流传，以后历代翻刻不绝。

在后代文人的心目中，苏轼是一位天才的文学巨匠，人们争相从苏轼的作品中汲取营养。在金国和南宋对峙的时代，苏轼在南北两方都发生了深远的影响。苏诗不但影响有宋一代的诗歌，而且对明代的公安派诗人和清初的宋诗派诗人有重要的启迪。

苏轼的词体解放精神直接为南宋辛派词人所继承，形成了与婉约词平分秋色的豪放词派，其影响一直波及清代陈维崧等人。苏轼的散文，尤其是他的小品文，是明代标举独抒性灵的公安派散文的艺术渊源，直到清代袁枚、郑燮的散文中仍可时见苏文的影响。

苏轼还以和蔼可亲、幽默机智的形象留存在后代普通人民心目中。他在各地的游踪，他在生活中的各种发明都是后人喜爱的话题。在宋代作家中，就受到后人广泛喜爱的程度而言，苏轼是无与伦比的。

-苏轼

谈自学古文字

李学勤

李学勤先生，北京人，生于1933年，是我国著名的古文字研究专家，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西北大学兼职教授。主要著作有《殷代地理简论》、《中国青铜器的奥秘》(英文版)等。

案头这封长信，是远方一位青年教师寄来的。信中谈到他在十年浩劫期间失去了读书机会，但由于爱好篆刻，经常接触古文字，逐渐对古文字学发生兴趣，连同古文字产生的历史时代，也想深入研究。他迫切希望能根据业余自学的特点，告诉他怎样着手学古文字学，拟定一个系统学习的计划。

这样的信，近年我陆续收到过好多。写信的青年朋友，有文物考古界、艺术界的新同志，也有文史学科的教师或学生。每当我披读信里充满热情的文句，总是思绪萦回，沉浸于回忆之中。

我学习古文字，就是自学出身的。曾有人传说我得力于家学，这与事实不符。我的家庭是知识分子，却与古文字这一行无关，我在清华念书也没有学过与此有联系的课目。作为被古文字的“神秘感”牢牢吸引的年轻学生，我所仰赖的只有北京图书馆。巍峨的馆门，存衣处，目录箱，等候取书的长椅，阅览厅的净案明窗，至今追想，犹历历如新。不分寒暑，晨昏，奔走于文津街上的生涯，直到1952年，我去考古研究所参加编《殷虚文字缀合》，才告结束。这样一段经历，使我对有志自学古文字的青年朋友倍觉亲切。

中国的古文字学有悠久的历史渊源，然而出于种种原因，又是一门罕人问津的冷僻学科，过去甚至被称为“绝学”。建国以来，随着考古工作的繁荣开展，新发现古文字材料层出不穷，古文字学的实用价值日益显著。但是这门学科的研究力量仍很薄弱，同摆在面前的繁重任务很不相称。这种形势，限制了古文字学本身的发展，也不利于考古学和整个古代历史文化的研究。能看到不少年轻同志愿意学这个冷门，是多么令人高兴的事。

根据亲身经历的甘苦，我觉得有义务告诉大家，自学古文字学实在是很难的。今天的古文字学，已非历史上的小学、金石学可比，它介乎考古学、古代史、语言学、文献学之间，和这几门学问都有密切联系。因此，学古文字学，需要相当广博的基础知识。这是困难之—。古文字学的研究对象大都是珍贵文物，分散各地，有些不易见到。就连著录，一般也是印数甚少，价格昂贵，在图书馆列于善本。有关论著多较专门，缺乏有新水平并用现代语言编写的概论性书籍。这是困难之二。所以，有些自学者虽然努力，或不得门径，或缺乏必需的条件，成效不多，徒费精神，实在令人惋惜。

这么讲，意思绝不是要泼冷水。难学，不等于不能学，而是需要更大的决心和毅力。荀子有云：“真积力久则入，学至乎没而后止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

自学，自然比不上有导师可随时请益，不过俗话说：“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即便学有良师，功夫还得自己去做。导师的可贵，最要紧的是指点治学的方向方法，避免弯路错路。我们自学，更必须注重学习的方法和途径。不妨通过前辈古文字学家的论著，仔细体会他们所运用的方法，所走的路数，吸取其中的丰富经验。假如走的路子错了，再想改正，便得用许多时间和气力，这种教训，我们见过得也有不少。

那位教师问我怎样系统学古文字，依我看，可以有两种学法，因人而异。

对于以古文字研究为终身职志的人，我建议最好从《说文》入手，先学秦汉文字，如秦简、秦刻石、汉简、汉碑，以后再上溯两周金文，最后学甲骨文等商代文字。记得二十多年前，陈梦家先生讲过这样的学习法，我当时颇不以为然，事经多年，才认识到这样学能对古文字源流演变，文字形音义及其所以然，均有透彻了解，奠定古文学知识的深厚基础。表面看似乎迂缓，实则事半功倍。

《说文》一书，现在看来固然有很多时代局限，但仍不失为研究古文字的出发点。汉儒所见古籍，所闻师说，不少是后人无法直接接触的。许慎号称“五经无双”，《说文》集汉代文字学知识大成，清人注解《说文》更有重要成果。开始学古文字，不可不读《说文》，但不要单看大徐本本文(如最近影印的一字一行本)，应当兼读注释。大家喜欢读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这是对的。如果觉得段注卷帙浩繁，一时读不完，建议先读王筠的《说文句读》，比较简明。此外，徐灏的《说文解字注笺》，对读段注很有帮助。至于丁福保编纂的《说文解字诂林》，汇集众书，便于检索，不能作为阅读之用。

上 面说的自下而上，循序渐进的学习法，需时较多，只适用于专门研究这一学科的同志。如果出于工作要求，或本人兴趣，一开始就学甲骨文或金文，也无不可。比如，先读郭老《卜辞通纂》、《两周金文辞大系》，容庚《商周彝器通考》，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和《西周铜器断代》（《考古学报》1955—1956年连载），及《金文编》、正续《甲骨文编》等，都是很好的。我起初就是先学甲骨和战国文字的，到六十年代不得不补学青铜器，说明不管先学什么，想要在古文字学范围内有所建树，还得认识古文字发展的全过程。借用武术家一句话说，叫做“及其至，则一也”。

有些自学者担心古文字难记，以致把精力全用在摹写《说文》篆字或《甲骨文编》、《金文编》上去了。实际上，对古文字的理解，常比默记更为重要。为了弥补记诵的不足，可以尽量利用工具书。如《经籍纂古》、《说文通训定声》、《新编上古音韵表》、《广韵声系》、《甲骨文字集释》、《金文诂林》等书，与学习研究都有裨益。新出的高明同志《古文字类编》、徐仲舒先生主编《汉语古文字字形表》，分栏列举不同时代字体，尤有助于学者通习文字的流变。

唐兰先生说过：“古文字学的功夫不在古文字。”我这些年讲课，屡次介绍这句名言。我体会，唐先生的意思是强调文献知识对古文字研究的重要。研究古文字，必须充分运用文献学的成果。以我所知，著名的古文字学者，无不在文献方面有高深造诣。以杨树达先生为例，先生研治小学多年，但直到抗日战争时避难湘西，才着手考释金文。他所著《积微居金文说》，真是妙义纷呈，创获独多。推其本源，其功力和方法都是从文献研究中得来。又如不久前逝世的陈直先生，所著《史记新证》、《汉书新证》、《两汉经济史料论丛》、《三辅黄图校证》等多种，均以秦汉文物与古籍互相印证。即使是一砖一瓦，他信手拈来，都能用以说明一定的历史问题。没有对文献的精湛研究，怎么能做到这一点呢？

在学古文字时读古书，最好能以古文字材料与同时代的文献对照阅读。例如学西周金文，同时读《尚书》、《逸周书》及《诗经》中西周作品，必能收左右逢源之效。前几年，我们整理注释云梦秦简，特立一条凡例：“注释尽可能引用时代接近的古籍及其注释。”就是为便于对比研究。如一味追求高古，援弓《诗》、《书》古训，反与秦简不合。

读古书，首先要读常见书，不可偏好孤本秘籍。最普通的如《史记》，司马迁写作时将《诗》，《书》、《左传》、《国语》等熔于一炉，是研究古代历史文化的基本材料，三家注虽不理想，内容却很丰富，足资参考。有人以《史记》为常见，不值得细读，甚至治学多年，还没通读过《史记》，这是不足为训的。

古文字学又不能同考古学分开。在解放以前，绝大多数的古文字学材料得自偶然发现或者盗掘，学者研究甲骨、金文，不能不多靠拓本，侧重于文字的辨析，接触器物本身的机会较少，对出土情况更很难了解。现在的科学发掘材料，有明确的出土记录，其学术价值大为提高，所以学古文字的人不可不具备一定的考古知识。

考古学和古文字学相辅相成，把文字考释与考古学方法结合起来，常能解决单凭前者不能解答的疑难问题。研究青铜器，不仅注意铭文，还应观察其形制、纹饰、功能和冶铸技术。研究甲骨，也应该兼顾甲骨品种，修治方式及钻凿的形态。这些年新发现的重要古文字材料，象殷虚小屯南地甲骨，“妇好”墓青铜器、周原甲骨和青铜器、淅川下寺青铜器(我认为出令尹子庚鼎的墓不属于令尹子庚)、侯马等地载书、随县曾侯墓青铜器及竹简、云梦秦简、长沙马王堆帛书等等，都必须与遗址，墓葬结合研究，才能深入了解。所以，希望自学古文字学的同志多读有关的考古报告，如有机会参观博物馆或发掘现场，千万不要错过。

检索古文宇学论著及有关的考古材料，也应依靠工具书，即各种书目、索引。关于历代金石论著，可查容嫒的《金石书录目》，其补编刊于《考古通讯》1955年第三期。这部书近年又经增订，可望再版。解放以来的书籍论文，可使用考古研究所图书资料室编的《中国考古学文献目录》。专科的目录，甲骨方面，有胡厚宣先生五十年代出版的《甲骨学五十年论著目》。《古文字研究》第一辑所载萧楠《甲骨学论著目录》，可视为胡先生目录的续编。金文方面，容庚先生《宋代古金书籍述评》(《学术研究》1963年第六期)，《清代吉金书籍述评》(《学术研究》1962年第二期)及张维持《评中国青铜器外文著述》(《中山大学学报》1965年第三期)，对掌握著录情况都非常有用。

翻阅书目，不要被前人著述的繁多吓倒。自学读书，应当精于选择。我年纪小的时候，总幻想读尽天下之书，实际上生也有涯，一个人一生能从头到尾看完的书，不会有多少种。如果不加别择，拚命读了好多书，不能消化，也没有多大用处。小说《谐铎》所讽刺的“两脚书橱”，足为鉴戒。我建议把要读的书分为两类，一为精读，一为泛览。精读的书，必须是对本人确属必要的好书，不管卷帙多寡，一定要读通读懂。这样的书，一年能读一两种，已经获益不浅。泛览的书，不妨扩大范围，目的在开拓眼界，但为珍惜精力，也不能太多。我学甲骨时，曾力求把有关论著全部读过，费了许多不必要的功夫。有一种讲甲骨的线装书，册数很多，我从图书馆借来，用好些天时间通读，没有收获，本应到此为止。我又设法借到同一作者一种未刊稿，篇幅更长，苦读了不少天，仍归失望。自学者精力有限，这样的书，如不是为了写学术史，似可从缓阅读。

最后还想谈一下写作。我觉得练笔是很重要的，学到一定程度，能产生一些见解，就应该试写论文。过于矜慎，长期不肯开笔，容易陷于眼高手低的弊病。不过，论文应该有新见解，没有创见，那就不必写，至少不要发表。创见常与传统的成见相对立，要打破成见，需要很大的勇气。有人说：科学的特点就是从来不是“正统”的，即指研究工作要不断创新。李卓吾论治学为文，应有胆、有识、有才，所谓胆，便是克服困难，破除成见的勇气。在古文字学研究中，想建立新说，有时也得经过多年的论难，没有决心和勇气，便不易于坚持下去。但是，有胆还必须有识，所谓识，我认为就是实事求是的精神，明辨是非的能力。没有艰苦的功夫、真正的见识，虽然有李卓吾所说的“二十分胆”，结果只能是南辕北辙。

我个人对古文字学所知甚浅，学力非常有限，拉杂谈来，不知有没有足供青年朋友参考之处。至于古文字学的基础知识，以后还有机会介绍。谨祝大家在自学上取得新的成绩。

斋号趣谈·陆心源

陆心源(1834～1894)，字刚甫，号存斋，晚号潜园老人。祖籍浙江临安，世居吴兴。清末学者。咸丰间举人。年轻时聪慧过人，学识渊博，时人将他与同郡的戴望、黄宗羲等六人同称为 “七子”。曾任广东南韶兵备道台、高廉道、福建盐道道台。后由盐务加耗，被褫职回家，以藏书、校书终身。

主要书斋号有：皕宋楼、松竹堂等。

陆心源爱好读书，有志读尽天下书，每见好书，必倾囊而购。年仅30，就已通九经，精郑玄、许慎之学。有一年他回家奔丧，行装别无其他，惟随身携带百余只装满书的木柜，以致被人笑为书痴。

太平天国起义时，许多珍贵古籍流散民间。因家庭富有，陆心源乃大量收购古籍，尤注重收藏名贵的宋元版书，如蜀大字本《左传》、宋耿秉本《史记》、残蜀大字本《汉书》《后汉书》等，以及其他宋元刻名人校对的手抄本，大多为《四库全书》所未收。短短十余年间，其藏书骤增至15万卷以上。陆心源将吴兴月河街故宅中的藏书处一分为二，其一称“皕宋楼”，专藏宋元刊本，达200余种，故他将斋号命名为“皕宋楼”。“皕”者，双百也。即意为“二百部宋刻本之楼”; 其二称“十万卷楼”，专藏明以后秘刻及精钞本、精校本等。又在所居的庭园 “潜园” 内，建“守先阁”藏书室，以贮藏一般书籍。

陆心源充分利用皕宋楼等处藏书，穷经皓首，潜心治学，编校文集达900多种，其中有《皕宋楼藏书志》120卷。对皕宋楼的藏书，历来评价甚高。有学者甚至将它与范钦的天一阁相比，认为天一阁无论在数量、品种、质量诸方面，皆不及皕宋楼。可惜陆心源死后，其子耽于安乐，家境破落，后竟以十万银两之低价，将皕宋楼、十万卷楼、守先阁的全部藏书，出售于日本东京岩崎氏的静嘉堂文库。对此，当时有识之士无不扼腕痛惜，称之为我国文化史上的惨祸。

陆心源任高廉道时，在其官署之西辟有一室，庭前有篁竹百余枝，亭亭玉立; 老松几株，矫若游龙。微风吹来，松涛声萧萧然，与竹影相应和，自有一番意境，乃题斋名 “松竹堂”。

他在《松竹堂记》 中云： “且夫木之至节莫如松，而至直者莫如竹。春而众木荣矣，松不随之俱荣; 冬而众卉凋矣，松不与之俱凋。今之人有能炎凉一节如松者乎震之以风雨之骤，竹不以震撼而加靡; 压之以霜雪之严，竹不以凌压而少屈。今之人有能宠辱不惊如竹者乎” 因推崇松竹高直之志，他命其斋为 “松竹堂”。

皕宋楼外景

十万卷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