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十二乐章》这本书以生命的乐章为序，深刻探讨了人生的各个方面，指出我们在生活中面临的各种挑战。

第一乐章描述了人生的开端，提出了给孩子们的一些基本原则，即“善良、正直、勤劳、宽容”。它说明了我们在任何时候都应该尊重他人，接受他们，与他们和睦相处，以及把乐观和正能量传播给每一个人，这将帮助我们度过人生的旅程。

第二乐章探讨了追求自由的欲望和把握机会的必要性。它让我们认识到，自由不仅仅是一种梦想，而是一种可以通过努力实现的目标。我们应该抓住机遇，勇敢地追求理想，不断改善自己的生活。

第三乐章讲述了关于爱的真谛和奉献的重要性。它告诉我们，爱是比财富更重要的财富，我们应该学会爱自己，也应该学会去爱他人，奉献精神也是我们应当追求的。

最后一乐章谈到了给予他人正义的重要性。它指出，我们需要提供正义，尊重别人，为他人着想，也为自己着想，这样才能实现真正的幸福。

总的来说，《生命的十二乐章》以生命的乐章为序，展示了人生的各个阶段和面临的挑战，并提供了一些基本原则和观点，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和应对这些挑战。

　1生命的大智者老子

　　老子（传说前600年左右—前470年左右）,姓李名耳,字伯阳,汉族,楚国苦县人,是我国古代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道家学派创始人,世界文化名人老子又名老聃,相传他一生下来就是白眉毛白胡子,所以被称为老子；老子生活在春秋时期,曾在东周国都洛邑任守藏史他博学多才,孔子周游列国时曾到洛阳向老子问礼老子晚年乘青牛西去,并在函谷关前写成了五千言的《道德经》

　　2、永远的”至圣先师”孔子

　　孔子(前551年9月28日～前479年4月11日)名丘,字仲尼,春秋末期鲁国陬邑人,汉族英文：Confucius,Kung Tze 孔子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教育家和思想家,儒家学派创始人,世界文化名人孔子的思想及学说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他品格中的优点与缺点,几千年来影响着中国人,特别是影响着中国的知识分子

　　3、积极而潇洒的退守者庄子

　　庄子（约前369年—前286年）,汉族名周,字子休（一说子沐）,战国时期宋国蒙(今安徽省蒙城县,又说今河南省商丘县东北民权县境内）人著名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是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老子哲学思想的继承者和发展者,先秦庄子学派的创始人他的学说涵盖着当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根本精神还是归依于老子的哲学后世将他与老子并称为“老庄”,他们的哲学为“老庄哲学”

　　4、民本思想的先驱者孟子

　　孟子（前372年—前289年）（生于周烈王四年,卒于周赧王二十六年）,汉族,山东邹城人名轲,字子舆又字子车、子居父名激,母仉氏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战国时期儒家代表人物之一著有《孟子》一书,属语录体散文集《孟子》一书是孟子的言论汇编,由孟子及其弟子共同编写而成,记录了孟子言行的儒家经典著作

　　5、不是“醇儒”的荀子

　　荀子（xunzi）（前313年－前238年）名况,字卿,后避汉宣帝讳,改称孙卿战国时期赵国猗氏（今山西新绛）人,著名思想家、文学家、政治家,儒家学派代表人物,时人尊称“荀卿”他曾经传道授业,战国末期两位最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韩非、李斯都是他的入室弟子

　　6、“大一统”的设计者董仲舒

　　董仲舒（前179～前104）,董子,汉代思想家,政治家为儒学取得正统地位作出巨大贡献广川人(今河北景县),汉族是西汉一位与时俱进的思想家,西汉时期著名的唯心主义哲学家和今文经学大师景帝时任博士,讲授《公羊春秋》汉武帝元光元年（前134）,董仲舒在著名的《举贤良对策》中,提出其哲学体系的基本要点,并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汉武帝所采纳

　　7、理学集大成者朱熹

　　朱熹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他继承了北宋程颢、程颐的理学,完成了客观唯心主义的体系认为理是世界的本质,“理在先,气在后”,提出“存天理,灭人欲”朱熹学识渊博,对经学、史学、文学、乐律乃至自然科学都有研究其词作语言秀正,风格俊朗,无浓艳或典故堆砌之病不少作品的用语看得出都经过斟酌推敲,比较讲究但其词意境稍觉理性有余,感性不足,盖因其注重理学的哲学思想故也

　　8、“致良知”说的宣导者王守仁

　　王阳明 （1472-1529）,汉族,名守仁,字伯安,浙江余姚人,因被贬贵州时曾居住于阳明洞,世称阳明先生、王阳明是我国明代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政治家和军事家,是朱熹后的另一位大儒,“心学”流派创始人

　　9、民主思想的启蒙者黄宗羲

　　宗羲（1610-1695） 汉族,字太冲,号南雷,尊称为南雷先生,晚年自称梨洲老人,学者称梨洲先生浙江余姚人明末清初经学家、史学家、思想家、地理学家、天文历算学家、教育家黄宗羲学问极博,思想深邃,著作宏富,与顾炎武、王夫之并称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或清初三大儒）；与弟黄宗炎、黄宗会号称浙东三黄；与顾炎武、方以智、王夫之、朱舜水并称为“清初五大师”

　　10、被遗忘的隐居思想家王夫之

　　(1619～1692) 中国明末清初思想家,哲学家字而农,号涢斋,学者称船山先生湖南衡阳人,汉族字而农,号姜斋,别号一壶道人,是明清之际杰出的哲学家、思想家,与方以智,顾炎武,黄宗羲同称明末三大学者晚年居衡阳之石船山,学者称“船山先生”

前几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打造的大型文化节目《典籍里的中国》将目光聚焦在了1400多年前的《齐民要术》一书上，这部中国现存最早最完整的农业百科全书也因此走入了更多人的视野。

《齐民要术》的书名是什么意思呢？

《自序》说：“起自耕农，终于醯醢，资生之业，靡不毕书，号曰《齐民要术》。”顾名思义，书中的“齐民”，意思就是平民百姓，“要术”，是指谋生的重要方法，四字合起来说，就是民众从事生活资料生产的重要技术知识。

《齐民要术》主要讲了什么内容呢？

《齐民要术》，全书共十卷，九十二篇，内容几乎囊括了古代农家经营活动的所有事项。除记述包括农、林、牧、渔、副“大农业”的全部，从农作物栽培、动物饲养到农副产品加工，诸如酿造酒、醋、酱、豆豉，制作饴糖，腌制咸菜，乃至文化用品（如笔墨）的制作，

但因其记述多用民间“土语”和生产“术语”，又兼流传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抄刻错误，其书世称难读。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齐民要术译注》，由著名农史学家缪启愉先生加以注释翻译，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

在上古文化里，有许多文化瑰宝，并且在漫漫历史长河中流传下来，今天我们来讲讲其中的三大奇书。

第一本就是《山海经》，《山海经》一共分为两部分《山经》和《海经》。其中《海经》又有两部分区别，一个是《大荒四经》和《海内经》，另一个是《海外四经》和《海内四经》。《山海经》当中记载了上古时期当时的奇珍异宝，里面记录了许多的神话故事和奇珍异兽。此书对后世的影响力很大，只不过可惜的是在流传的时候里面的各种奇珍异兽的图画和神仙的图画都没了，只剩下了文字解说部分。由于里面记录的东西和事物太过于玄幻，专家们说这本是不可信。

第二本书就是《黄帝内经》，这是在古代一本很有影响力的书。它是早期的中医论理典籍，也是传统医学宝典之一，这本书从自然，生物，心理，社会整体上来论述医学。它既是养生宝典，也是一部关于生命的百书全科，也是一本中医理论书籍。《黄帝内经》不仅对中国医学有着在深远影响，也成为西方医学研究者学习中医的必读书目。

第三本书就是《易经》，在古代相传有三本书可以神奇的预测未来的奇书，其中有一本就是《易经》。《易经》用卦的形式来揭露着世间万物因果循环的变化道理，这本书里面的有着非常深刻的自然法则和思想，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也正是因为里面的内容太过神奇，博大精深，从秦汉之后就再也没有人能够真正理解里面所存在的智慧。当然《易经》能够成为书籍，肯定还是由其所在的的价值，读不懂也是我们要看一下自身的问题所在。

这三本就是上古的三大奇书，也是文化瑰宝，

一、《脉经》

《脉经》全书共十卷，九十七篇，为西晋·王叔和编撰。这是我国医学史上现存第一部有关脉学的专书，是公元三世纪以前我国有关脉学知识的一次总结。《脉经》开宗明义指出“脉理精微，其体难辩”，“在心易了，指下唯明”，《脉经》正是针对这些难点来进行编撰总结的。

《脉经》虽然是一部综合前代脉学成就的著作，但由于它篇幅简练、集中，便于学习，在我国医学发展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位置，在国内外影响极大。如唐代太医署就把它做为必修课程，日本古代医学教育仿唐制，当然也不例外。该书著成后，就陆续传到我国西藏地区，对藏医学的相关学科起着重大的影响。通过这里，中国脉学又传入印度，并辗转传入阿拉伯国家，对西欧脉学的发展也有所影响。如：古波斯（伊朗）由拉·阿·阿尔哈姆丹（1247～1318）编写的一部波斯文的医学百科全书《伊儿汗的中国科学宝藏》（十三世纪～十四世纪初）一书中，就有王叔和的名字，其中脉学方面的内容也与《脉经》相似。中世纪阿拉伯医圣阿维森纳（980～1037）的《医典》中有关脉学的内容，也多大同小异，可见《脉经》在国内外医学发展史上影响之深远。

《旧唐书》载《脉经》二卷，但到宋初本书已濒于湮没。至宋林亿等校正医书时，发现此书，予以删繁补缺。今存版本较早的有天历三年广勤书堂刻本。其后历明清诸代，直至现代，各种刻本、排印本等等，计有数十种之多。其中如清守山阁丛书本较有影响，新中国成立后，有商著印书馆铅印本，人民卫生出版社、上海卫生出版社，上海科技出版社等影印本。

二、《针灸甲乙经》

全名有时也称《黄帝甲乙经》（《隋书·经籍志》）、《黄帝三部针灸经》（《新唐书，艺文志》等），现一般通称《针灸甲乙经》。各书所载卷数不一，今本多取其自序所述的十二卷。

今本《针灸甲乙经》全书十二卷，一百二十八篇，其内容系撷取《素问》、《铖经》（即《灵枢》和《明堂孔穴灸治要》这三部书的有关部分的精华，予以整理重编。

卷一至卷六，依次叙述人体的生理功能，包括五脏六腑、营卫气血、精神魂魄、精气津液及肢体五官与脏腑功能的关系等；其次是人体经脉、经筋等经络系统的循环路线、骨度肠度及肠胃所受；再次是人体俞穴，依身体部位分部叙述其位置，主治，书中计叙述俞穴348个（其中单穴49个；双穴299个）而不是如其所说的365穴，这些穴位是按头、面、项、胸、腹、臂、股等部位排列的；很便于寻检。每一穴均有针刺的深度、灸灼的壮数，再次叙述诊法、重点介绍脉诊的内容。尤其是三部九候；其后介绍针道，针灸禁忌，包括禁穴；最后介绍了病理及生理方面的一些问题，并以阴阳五行学说为纲进行阐释。

临床部分也是六卷，依次介绍内科（包括伤寒热病、中风、杂病）、五官科、妇科、儿科等病症的针灸治疗，其中内科共43篇，有外感六*、内伤七情、五脏病、六腑病、经脉病及五官病等，外科有三篇，主要论述痈疽，至于妇科及儿科，各有一篇各论述20种及10种该科病症。

《针灸甲乙经》的著成，对于我国针灸学的发展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宋、公元6～8世纪，中、朝、日之教学均规定为教授学生的必修课；宋、金、元、明、清重要针灸学著作基本上都是在本书的基础上的发挥。国外早已有本书英译本，对国外针灸学的发展也有重要的影响。

三、《肘后备急方》

本书原名《肘后救卒》，计三卷，东晋葛洪所著。今本《肘后备急方》共八卷，其内容主要是一些常见的病证的简便疗法，包括内服方剂、外用、推拿按摩、灸法、正骨等一些十分实用的内容。这部书虽号“肘后”，但却包含相当多宝贵的医学史料实用的方剂方法，有不少医学史上的重要发明发现，对今天的医疗实践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他所描绘的“虏疮”即天花，是外界传入，并非我国固有，具有重要的医学史价值。

书中还提到射工、沙虱、马鼻疽等多种传染病，论者认为所谓射工是对一种血吸虫病的得病描述。而沙虱所描述的是恙虫病，山有人认为这是血吸虫病的得病过程。更可宝贵的是书中还指出这种沙虱钻入皮肉后。如果以针挑取虫子，正如疥虫，著爪上映光方见行动也。这可证明当时已经认识疥虫，它用疥虫的大小，检得方法来比喻沙虱，十分恰当。总之，《肘后备急方》一书，对古代几种传染病作了细致的描述在世界传染病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肘后备急方》中专有一节讨论“猘犬所咬毒”的处理。书中首先认识到猘犬（亦即狂犬）咬人的严重性，指出其潜伏朗和病程经过。提出治疗狂犬病的方法计约二十种，其中有“仍杀咬犬，取脑傅之，便不复发”之法。这方法的宝贵之处在于它是以该狂犬的脑组织来敷贴伤口以预防狂犬病之发作，是一种免疫治疗的思想萌芽。狂犬病毒原是亲神经组织的病毒，在狂犬的脑组织中大量繁殖。用这种组织来治疗狂犬病，如果说是在“以毒攻毒”的思想的影响下提出的，它也符合现代免疫治疗的基本原理。

《肘后备急方》虽然都是一些简便易得的治疗方法，而这一部著作及其所宣扬的治疗思想，似乎与一向认为正统的“辩证论治”的思想不相协调，因而使一些后代“正统”医家认为不足轻重，甚至不值一提，不能登大雅之堂。然而，正是这些简便易得的治疗方法、方剂中涵有宝贵精华，应予以重视。如以青蒿治疗疟疾“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这也是长期经验积累所得的珍贵结论。现代研究证明，青蒿中含有抗疟作用十分明显的青蒿素，是一种不耐热的化学成分，因而虽然中药一般都用煎剂，葛洪强调要生服其汁。青蒿素的分离研究导致了现代抗疟史上的一大重要发现，（青蒿抗疟的研究，载《中国中医研究院三十年论文选》，中医古籍出版社，1985）。又如书中有关脚弱病的记述，可以认为是最早的脚气病的历史，尤其是心脏型脚气病的描述以及含有足够的维生素乙来治疗脚气病等。

四、《名医别录》

原书早佚，但其有关内容仍可从后世的《大观本草》、《政和本草》中窥知。陶弘景《本草经集注》的内容，365种系陶弘景录自《名医别录》。

《名医别录》原书的收药数目，应该在730种以上，因为这一数目是陶弘景在编录成二部独立的著作时筛选出来的，当时可能摒弃了一部分主观上认为不用的药物。从药物的分类方法来看，仍然是《本草经》那种三品分类法，即按药物的治疗作用粗分上、中、下三品，同时在每一品之下，又粗略地将植物、矿物、动物等类药大致做了归类。

对每一种药，本书都载有其正名、性味、主治、别名（或一名）、用法、用量、药物形态、产地采集炮制法及七情畏恶等项目。这基本上与《本草经》是相同的。在《名医别录》中，个别药味之后己附有方剂，如说”露蜂房，合乱发、蛇皮三味合烧灰，酒服方寸匕，日二，治诸恶疽、附骨痈，根在脏腑，历节肿出，丁肿恶脉诸毒皆差，”这是本草著作中最早附有方剂的体例，为后世本草附方开创一个良好的实用开端。此外，《名医别录》中记载的药物主治功效，有一些已经超过《本草经》，如桂可发汗，百部根可止咳等等，都是《本经》所无，故此书对于研究汉魏六朝的本草学有较重要的实用价值。

五、《本草经集注》

梁陶弘景撰，是根据《神农本草经》、《名医别录》的内容各365种，共730种编撰而成，也是本时期本草发展史上的一项重大成就。《本草经集注》存有两种残卷，一是出土于敦煌石窟的残卷，一是出土于吐鲁番的残卷。

敦煌本残卷只存一卷，也即“序录”部分，原卷长十七米，正背两面均书写。1908年日本人桔瑞超及吉川小一郎受龙谷光瑞之命，在中亚细亚进行探险时，由敦煌携往日本。此卷正面及背面小部分为其他文献内容，背面有720行属《本草经集注》的序录，但缺卷首。据文字内容最末两行写有“开元六年九月十一日尉迟卢麟于都写本草一卷。辰时写了记”的记录，罗振玉氏认为此段文字与原文书法不同而认为应是六朝时的作品。此残卷1955年群联出版社有影印本。

吐鲁番出土的残卷为一285×27厘米的残片，卷上只有燕屎、天鼠屎的全文，及豚卵后半部的注文，还有鼹（鼠泉）的前部正文，应是《本草经集注》中兽类药的部份内容。

此两件一在日本龙谷大学（一说在英国伦敦博物馆），一在德国普鲁士学院。

六、《刘涓子鬼遗方》

《刘涓子鬼遗方》据说是晋末的刘涓子在丹阳郊外巧遇“黄父鬼”时所遗留的一部外科方面的专著，又称《神仙遗论》。据《隋书·经籍志》所载为十卷，今本则只存五卷，后刘涓子后人传与北齐龚庆宣而传世，原书又你《痈疽方》，经龚庆宣整理后，成今本《刘涓子鬼遗方》。

有关外科痈疽方面的认识，魏晋以后，服石之风渐盛，痈疽的发病率大增。客观上要求提高对痈疽病的认识和改进治疗，《鬼遗方》正是在这个时期出现的，基本上是一部痈疽证的专著。此外，还涉及金疮、瘀血、外伤治疗，包括止痛止血，取出箭镞等等，全书计载方140余首，其中治疗金疮外伤跌仆的方子共计34首；对痈疽的辨证论冶，尤其详尽，可称为现存我国最早的一部外症痈疽及金疮方面的专著。

书中对痈与疽首先从病机和症象方面作了明确的鉴别，对痈疽等证的辨脓，已经十分精细。除辨别成脓与否以外，还特别指出发病部位与愈后的关系，说明严重痈疽症引发全身性感染的预后严重。

《鬼遗方》在治疗痈疽外证、石发中毒，都有较详细的论述，它是根据痈疽的不同情况而给予辨证治疗提出了许多解毒的治疗方法。如对钟乳石中毒，书中用“雄鸡肘上血一合，将铁粉汤一茶碗调服之”。又如丹砂发，书中用“黑铅、黄芪、防风、伏龙肝各半两，水一升，煎半茶碗去滓服之”。

《刘涓子鬼遗方》代表着我国南北朝时期外科的发展水平。

本书现存最早版本为北京图书馆所藏之宋代刻本，新疆吐鲁番曾出土本书残卷二页。清代也有若干刻本，人民卫主出版社1956年出版仿宋刻影印本。

七、《小品方》

《小品方》又称《经方小品》，是本时期一部重要著作。作者陈延之，生平失考。据学者考证约著成于公元五世纪下半叶之南朝宋齐间。

《小品方》，其具体内容在宋代已佚，1985年从日本尊经阁文库《图书分类目录》医学部中发现此书残卷，其内容包括序、总目及卷一，使《小品方》恢复其全貌的可能性大大加强了。根据总目得知，全书共十二卷，除卷首有序文、全书参考书目，全书日录外，其内容为：第一卷包括用药合药法、调三焦诸方27首及治胸痹等八种病证诸方，从第二卷至第五卷为治疗各种杂病方，第六卷为治伤寒温热病方，第七、八卷分别为女子众病及少小百病方，第九卷治服石诸证方，第十卷为外科疮疡折伤等方，第十一卷为本草，第十二卷则为灸法要穴。

《小品方》内容丰富，可谓唐以前的一部包罗广泛的小百科全书，在当时具有相当影响，被视为与《伤寒沦》具有同样重要意义的经典作品。同时又是一部门径书，所谓“童幼始学治病者，亦应先习此《小品》，以为入门”。正由于此，在本书散佚之前，影响极大，唐太医署规定《小品方》为学生心修课程。后来仿效唐制的日本的《大宝律令》及《延熹式》十分重视把本书作为教科书，要求学习时间长达300天，《千金方》、《外台秘要》以及《医心方》所引该书不少佚文中有不少独创性的治疗方法。如《外台》引书卷十所载的既简易而又是科学的测定井冢内有否毒气的方法，是防止中毒的有效措施。又如《医心方》所引的“疗自缢方”，其方法极为详尽，较张仲景《今匮要略》中所述者，已有所发展。

《小品方》自宋末后，就已亡佚，其佚文散见于后世增补之《肘后备急方》、《千金要方》、《外台秘要》及《诸病源侯论》，此外，日本的《医心方》及朝鲜的《东医宝鉴》也录有一些佚文。近代在日本发现本书的残卷。现有辑佚本，于1983年由天津科技出版社出版。

参考资料：

古代医学著作发展

公元475-公元265年（战国-三国）

《黄帝内经》的出现绝非偶然，而是先秦医学发展的必然结果。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当时有医经七家，共计216卷，但绝大部分已经失传，而《内经》是仅存者。《黄帝内经》包括现存的《素问》和《灵枢》两个部分，其成书时期一向有争议。它并非一人一时之手笔，大约是战国至秦汉时期，许多医家进行搜集、整理、综合而成。中医学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整体观念，二是辨证论治，两者在《内经》中均有充分反映，尤以整体观念最为突出。

《难经》，原名《黄帝八十一难经》，共计三卷（也有分五卷的），作者及成书年代均不详。此书以问答解释疑难的形式编撰而成，共讨论了八十一个问题，故又称《八十一难》。

《伤寒杂病论》为张仲景著作，成书于东汉末年。《伤寒杂病论》问世以后不久，由于战乱原著散失，后人分别搜集其中的伤寒部分和杂病部分，整理成两部书，即《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伤寒杂病论》是我国医学发展史上影响最大的著作之一。它成书以后，一直指导着后世医家的临床实践。

公元265-960年（晋-五代）

这一时期，有不少医家从事《内经》的整理和注释工作。最早进行此项工作的，为齐梁间的全元起，他注释《皇帝素问》八卷，书名《素问训解》。此书到南宋时失传。

隋唐时期，杨上善又将《内经》分类编纂和注解，编成《黄帝内经太素》三十卷，是现存最早的《内经》注本。

注释《素问》影响较大的，是中唐时期的王冰。他历时十二年，于762年撰成《注黄帝素问》二十四卷。

《脉经》作者王叔和，成书于魏晋。《内经》《难经》均有关于诊脉法的阐述，王叔和搜集有关脉法的资料，采集各家之说，并结合自己的临床经验，著成《脉经》十卷。

《诸病源候论》于公元610年由巢元方等人编撰。全书共50卷，分67门，论述了1739种病候。该书最大的贡献在于对疾病记载的广泛和详细，对病源的认识。

《肘后救卒方》晋代葛洪著，他先著成《金匮药方》100卷，因篇幅浩繁，不便携带，将其中救急、多见、简要实用的部分，摘要编成《肘后救卒方》3卷。《肘后救卒方》现存8卷，书中突出之点是对某些传染病的认识，达到很高的水平。

《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为唐代孙思邈著。孙思邈十分重视医家的医德。孙思邈重视前人的宝贵经验，但尊古却不拘泥。他很重视妇科、儿科疾病的诊治，《千金要方》首列妇人方3卷，少儿婴孺方2卷。

《外台秘要》是唐代王焘著作。全书40卷，分1104门，是唐代另一部规模巨大的综合性医籍。内容包括有今天的内、外、骨、妇产、小儿、传染病、皮肤、五官、畜疾等科的证治。本书主要选辑东汉到唐的很多方书而成。临床各科编排较为合理，先论后方，次序井然。重视急性传染病，伤寒、温病、疟疾等，所占篇幅较大，说明对传染病具有相当知识。

《针灸甲乙经》晋代皇甫谧著，成书于256-282年，为现存最早的针灸专书。全书分12卷128篇。书中叙述了人体的生理、病理变化，重点介绍腧穴总数、厘定部位，详细介绍了针灸操作方法，并把各种适应证按照临证需要排列出来。此书影响久远，其他一些著名的针灸著作，基本上都是在此书的基础上发挥而成的。此书也较早传到国外。

《刘涓子鬼遗方》南齐人龚庆宣著，约成书于475-502年之间，是现存最早的外科专书。主要内容，载金疮、痈疽、疮疖、疥癣及其他皮肤疾患，有内外治处方140多个。

《仙授理伤续断秘方》隋唐蔺道人著，约成书于841-846年。这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很有学科价值的伤科专书。它反映了隋唐时期治疗骨伤科疾病的水平已相当先进。书中载40余方，为伤科用药奠定了理论基础。

公元960-1368年（宋-元）

《太平圣惠方》是宋廷编著的大型方书之一。共100卷，分1670门，载方16834首，广泛地收集宋以前方书及当时民间验方，内容颇为丰富。对方剂、药物、病证、病理都进行了论述。

《圣惠选方》，成书于1046年，由何希彭节选《太平圣惠方》中的精要部分，编辑而成。作为教本应用了数百年，对后世方剂学的发展有较大影响。

《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由宋朝诏令太医裴宗元等人将官药局所收医方加以校订，编成《和剂局方》。全书共5卷，分21门，载方297首。后来《和剂局方》经多次增补，内容日益丰富，1151年，经许洪，定名为《太平惠民和剂局方》颁行全国，为世界最早的国家药局方之一。《太平惠民和剂局方》颁行时全书10卷，附《用药指南》3卷，分诸风、伤寒、诸气等14门，载方788首。

《圣济总录》：北宋末年，政府组织医家广泛收集历代方书及民间方药，历时7年（1111-1117年）编成此书。共200卷，达200万字，分60余门，方近2万首，前代方书几乎全部被囊括。

《济生方》宋代严用和著于1253年，是严氏五十余年临床经验的总结，全书10卷，分80门，载方400首。原书已佚。

《三阴极一病证方论》，宋代陈言著，全书15卷，分180门，载方1500余首，有方有论，论后附方，使读者易于洞晓病因，论因求治，在传播方剂学上也有贡献。

金代刘完素著有《素问玄机原病式》2卷，《宣明论方》15卷，《伤寒直格方》3卷，《伤寒标本心法类萃》2卷。可靠而价值较大的有《素问玄机原病式》与《宣明论方》二书。

金代张元素著有《医学启源》、《珍珠囊》、《脏腑标本虚实用药式》等。

金代张从正著《儒门事亲》。

金代李杲著《脾胃论》、《内外伤辨惑论》、《兰室秘藏》。

元代王好古著有《阴证略例》、《医垒元戎》、《汤液本草》、《此事难知》等。

元代朱震亨著有《格致余论》、《局方发挥》、《本草衍义补注》、《伤寒辨疑》等。

公元1368-1840年（明-清·鸦片战争前）

《本草发挥》1384年徐用诚编撰。

《救荒本草》1406年朱骕编撰，它既是15世纪初我国一部药、食两用的植物学著作，也是一部植物学图谱。

《滇南本草》约1476年，兰茂编撰。

《本草集要》1492年，王纶编撰。

《本草纲要》1578年，李时珍著，共52卷。李时珍还著有《濒湖脉学》、《奇经八脉考》。

《证治准绳》1602-1608年，王肯堂著，全书以证治为主，每证引经据典，结合己见论述，内容丰富，条理清楚，议论持中，选方较精。

《寿世保元》1615年，龚廷贤著，共10卷。

《外科正宗》1617年，陈实功编著，此书主要是作者对其外科理论和经验的总结，书中尚有外科疾病插图若干。

《瘟疫论》1642年，吴有性著。该书创立“戾气”学说，对温病病因提出了伟大创见，对传染病方面有独到见解。

《温热论》叶桂著。书中总结了温热病的理论和经验，在温病学说的发展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为温病学说理论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湿热条辨》薛雪著，此书对湿热病的病因、证侯、发展变化特点及其诊治法则，以条文形式作简要阐述，其中还注明作者自己的见解，对温病学的发展有一定贡献。

《本草纲目拾遗》1765-1802年，赵学敏著。载药921种，其中有716种是《本草纲目》所未收载或叙述不详者

#头条创作挑战赛#

“脾胃论”

是中国传统医学著作之一，作者李杲乘数约在公元1249年共三卷此书引用了大量的（内经）原文来阐述脾胃论的主要观点和治疗方药，补中易启堂中易气汤升阳益胃汤，升阳散火汤等至今为临床所习用

“瘟疫论”

瘟疫论的作者是明代“吴又可”中医温病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标志性著作。

传染病 对人类的危害很大，它在一定的外界环境条件下可以在人群中传播，造成流行。传染病流行时，发病迅速，症状剧烈，波及人数多，影响范围大，严重危害广大人民的生命健康。我国古代的传染病不断流行，使大批人员死亡。特别明清两代更是大量发生。据有人统计，明代276年间发生了传染病大流行64次，而清代266年间发生了74次，可见传染病流行之频繁。我国历代医家对传染病的防治十分重视。如《黄帝内经》、《伤寒论》、《诸病源候论》、《千金方》、《外台秘要》等著名医著中都有防治传染病的经验的记载，但这些记载都不系统。我国第一部治疗急性传染病的专门著作是明代吴有性所作的《温疫论》。

“食疗本草”

食疗本草的作者是孟诜这本书对多数实物疗效和使用药品合理应用的阐述切合实际。

从现有残存佚文看，有不少条为《唐本草》失载的药物。如荞麦、绿豆、菠菜、白苣、胡荽、鲈鱼、鳜鱼、石首鱼等，都是本书首次记载。所录波斯石蜜、高昌榆白皮等,能反映亚洲中部地区使用食疗药的情况。

至今仍有高价值食疗，专著一共3卷成书有唐开元年间（713年-741年）涉及了260种食疗品，充分顾忌食品毒性宜忌及地区性为唐代系统全面之食疗专著。

“温热论”

温热论为温病学说的奠基性著作，全篇文章十分简短仅仅只有4000余字，有师傅叶桂口述，弟子顾景文执笔著录的是师徒间的问答授课，但为温病论学说奠定了基础内容提出了温热病的卫气营血辩证体系，该书并论述了卫气营血相应的治疗方法，通过对舌苔、皮肤斑疹及验齿的观察来诊断病情。

“四部医典”

四部医典是藏医药百科全书别名“医方四续”作者：宇妥宁玛云丹贡布。

敦巴辛饶是最早的藏医，象雄是藏族文化最早的发源地，也是藏族原始本教的发源地。象雄位于今天西藏自治区阿里地区普兰县一带。这个地方是雍仲本教创始人幸饶弥沃如来佛祖的诞生地。根据本教的传说，他诞生有一万多年。他从小就开始学习本教等文化知识并长期精心从事自然界的观察和研究,在这个过程中，他发现任何事物都包含着4种元素:即土、水、火、风这4种最小的分子。他认为世间万事万物的变化都是由于这4种元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后来他写出了《宇宙从蛋生》、《藏医九显论》、《五行历算》、《天文历算》等一些理论著作。

这是一部集藏医药医疗实践和理论精华于一体的藏医药学术权威工具书，也是藏医药学中最系统最完整最根本的一套理论体系。

“本草纲目”

本草纲目被称为是中医药的百科全书，明朝医学家“李时珍”历经30年色医学著作，此书所含药物数量超过了古代任何一本医学著作。

书中不仅考正了过去本草学中的若干错误，综合了大量科学资料，提出了较科学的药物分类方法，溶入先进的生物进化思想，并反映了丰富的临床实践。本书也是一部具有世界性影响的博物学著作。被国外学者誉为“东方药学巨典”。

“洗冤集录”

看名字就知道这本医学著作就不简单了，世界上首部法医学著作。

宋朝法医“宋慈”所著他总结了历代医学的经验详细记录了人体解刨和尸体检验等内容。

中国古代地大物博 人杰地灵 出现了很多非常伟大的任何物，他们留给后代许多经典及价值不可估量。

《洗冤集录》主要成就有:尸斑的发生与分布;腐败的表现和影响条件;尸体现象与死后经过时间的关系;棺内分娩的发现;缢死的绳套分类;缢沟的特征及影响的条件;自缢、勒死与死后假作自缢的鉴别;溺死与外物压塞口鼻而死的尸体所见;窒息性玫瑰齿的发现;骨折的生前死后鉴别;各种刃伤的损伤特征;生前死后及自杀、他杀的鉴别;致命伤的确定;焚死与焚尸的区别;各种死亡情况下的现场勘验方法等。第 52 目"救死方"下，收集了自缢、水溺、暍死、冻死、杀伤及胎动等抢救办法及单方数十则，都是通过经验证明是行之有效的。

在人类历史上也是璀璨夺目。为人类的健康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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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生命有关的书

《平凡的世界》 作者:路遥

《穆斯林的葬礼》 作者:霍达

《挪威的森林》 作者:村上春树

《基督山伯爵》 作者:大仲马

《教父》 作者:马里奥·普佐

《苏菲的世界》 作者:乔斯坦·贾德

《麦田里的守望者》 作者:塞林格

《白鹿原》 作者:陈忠实

《破碎的四月》 作者:卡达莱

《万历十五年》 作者:黄仁宇

《美的历程》 作者:李泽厚

《围城》 作者:钱钟书

《汤姆叔叔的小屋》 作者:斯托夫人

《尘埃落定》 作者:阿来

《根》 作者:亚历克·黑尔

《生命从明天开始》 作者:心曼 春曼

《活着》 作者:余华

《许三观卖血记》 作者:余华

《牛虻》 作者:伏尼契

《呼啸山庄》 作者：艾米莉·勃朗特

《拿破仑全传》 作者:刘乐土

《曹禺剧本选》 作者:曹禺

与生命有关的**

 西藏度亡经

2 我们的幸福时光

3 五岛医生诊疗所

4 迷路的大人们

5 没有青春的青春

6 时空恋旅人

7 再见索罗

8 世上最美的离别

9最后一周 One Week

10朝圣之路 The Way

唐宋词人的生命意识　：

　　唐宋，中国封建历史的颠峰时期。无论政治、经济、文化，都有着震古烁今的意义。唐宋词人之多更如过江之鲫，如云如雨，不可计数。鬼才，未见其珍。诸如唐宋八大家、唐宋十大词人、三苏、范文正、欧阳文忠、柳永、辛弃疾，更有风华卓绝的女词人李清照。

　　生命意识，何谓生命意识？听者一听难免感慨万千，一下子有种思接千载，神游八荒的感觉。古之有楚，楚有屈原，一代《天问》，流传千古。我不禁觉得我今天

　　所想的这个“生命意识”，古人也一定如此询问深思过。只是我一直这样看待：中国古代文人身上总有一种契合，那是一种内在的相似性，毕竟中国五千年博大精深

　　的文化有着强大的渗透性和感染力。有陈子昂的“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就有晏殊“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

　　路”那种超越时空的孤独和凄凉的悲壮；有东晋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就有鹤梅老人“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那种超越世俗，物我两

　　忘，归返自然的人生境界；有诸葛孔明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就有范文正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那种生为苍生，福为社稷的胸怀、理想和气

　　魄；有王昌龄的“但使龙城飞将在，不叫胡马渡阴山”，就有辛弃疾的“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那种征战沙场，保卫边疆，以及守疆拓土的雄心壮志，

　　更有一种英雄迟暮，壮志未酬的恨。

　　这是一种继承，历史的继承，这是历史的不可逆转性。米兰·昆德拉有这样一句话：伟大的文学作品总是出现在伟

　　大的历史时刻，那里有伟大的历史背景……而唐宋正是有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时刻的伟大的历史背景，因而这些文人才更为夺目，这些既是一种继承也是一种开创。

　　王国维在《人间诗话》中这样讲：“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朝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

　　如此结合看来，唐宋词人在“生命意识”这个问题的看待上，既有其历史的继承性，也有其特定历史背景下的独特性，只不过这种历史的独特性会对前人认识有所补

　　充和拓展；而且如果单单是从唐宋词人本身的生活历程和感情的变化来看，他们又会有所不同。就如词人本没有豪放的词人和婉约的词人之分，只是在一定时期的一

　　定作品中体现词人那时的心理特征而已。

　　如果要了解唐宋词人的生命意识，就需要从三方面来分析入手：一、中国古代历史文人的“天人思想”。二、

　　唐宋词人的历史和命运。三、唐宋词人的生命历程和人生境界，也就是唐宋词人的“心路”。本来是忽略了第一点的，只是王国维的“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

　　罔不过三种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界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界也；‘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

　　蓦见，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界也。……”解释上说：第一境界是所谓世无明王，栖栖惶惶者，第二境界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第三境界是非归与归。我想

　　这也算是对唐宋词人的一种描写吧。

　　唐宋词人逃脱不了中国古代文人的命运，出则入仕，“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中国文人的宿命。苏东坡的一生也

　　曾风光过，“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人物”，曾位及人相，也曾低落过，被贬闽南，方有“日啖荔枝三百颗”的闲情雅兴。这种大开大合的人生历程，使

　　得苏轼也只能“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柳永，天纵其才，却不能为当权者所用，只能在醉生梦死的边缘挣扎，“杨柳岸，晓风残月”何其凄婉。我们只能感受

　　到他们那一时的生命意识，没有哪个人就是那种意识的对号入座，在他们身上有很多矛盾和冲突，也有他们自身情绪上的“维恒”。他们的思想是复杂的，他们的生

　　命意识也是复杂的，这是个人历史的不可逆转性造成的。

　　在大的历史背景上，人的意识也是顺应历史潮流的。在南宋，词人们就表现出一种强烈的思

　　想，抵抗外敌，收复失地，维护大宋。于是有岳飞、辛弃疾抗金，只是希望越大，当希望破灭时失望越大。这两个抗金的代表人物，一个以死来增添了《满江红》中

　　的悲愤，一个则清醒地看着王朝的衰败，“塞马空肥”。当他们认识到现实的残酷时，意识也变得消沉，于是有归隐，不仅是人的归隐，也是心的归隐，终日不谈国

　　事，放逐于山水田园之间。

　　唐宋词人也在出世与入世之间，在个人与国家之间，在现实与理想之间，都有一个心的放置点，只是这点是不固定的，这个

　　点的变化轨迹也是唐宋词人们的心路历程。他们既想维持这种“恒”，又想打破它，于是他们转而追求另外一种平衡：天与人之间的恒，就像所谓的“天人合一”，

　　只是在这当中他们能做到的很有限。这是一种残缺美，残缺本身就是一个人世间不可变更的规律。

　　唐宋的词人们也都认识到这种不可变更的残缺，但是

　　他们却也跳脱不出这世俗的框框，他们仍是一个劲的追寻“什么是他们生命的价值和意义”。这悲惨的命运仿佛西方神话故事里的西西佛，更像中国文化故事里的

　　“井底之蛙”，坐在井中观天，虽不能一窥全貌，却也能在这井的促狭下观天。也许当他们跳出去的时候反而什么也看不到，这是命运的不可逆转。

　　唐

　　宋词人的生命意识中承担了太多东西，中国文人一直如此，有国家意识、民族意识、思想意识、文化意识……这些许许多多的意识都穿插在他们的生命意识中。生命

　　更像一面镜子，它反射了太多的东西，以至于它本身的影子都很难被人认清，包括他人和自己。于是此时仿佛认识到了这样一个现实：苏东坡、范仲淹、柳永、李清

　　照……所有的词人不过只是符号，他们的生命意识就是唐宋所有词人的生命意识，他们其实没有姓名。有一本书叫《生命不能承受之轻》，有些东西是生命所不能承

　　受的，当他们承受不了的时候他们就需要一种东西来维系他们自身以及他们所承受的……。

　　可他们还是他们自己，他们有曲调高低之分，有境界高低之

　　分。虽然他们所登场的舞台一样，可他们还是有一些细微的、标志性的区别。就像王国维说的那样，他们之间还有三种层次之分，因而即使他们认识到了一定的生命

　　意识，他们对待人和事都有不同的看法和谴怀方式。有柳永的醉生梦死，整日游戏于红粉胭脂中，不知终日；有苏东坡的满怀凄清的“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只是在最后一刻一转文章基调，变的开阔深远转而成为一种祝福“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这是一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境界，也是一种在归与非归之间的挣

　　扎。

　　不过在唐宋词人的生命意识中，好象有一种意识例外，那就是感情。每个词人都有自己的知己，或感情上的知己，或政治上的知己，或文学上的知

　　己。这其实是一种认识自我的交流探究过程，是中国文人认识自我和探究天地的一种奇怪方式。苏东坡有丧妻之痛和怀念故人的时候，陆游也有和小婉缠绵惨痛的经

　　历，柳永也有假假真真的时候。苏轼和秦少游之间，苏轼和王安石之间……这其实也是他们的一种人生经历，只是和家国、道德、思想、政治等等比较起来，它显得

　　太微小，好象微不足道了，这反而给了它一片广阔而轻松的天地。

　　在南宋和北宋的文学中，后人常常褒北宋而弃南宋。也许是感情上难以接受。只是“文以载道，歌以咏物”，在北宋的大巧不拙和南宋的伤怀悲物的物我之境中，他们最起码都能表达词人的生命意识吧。

　　唐宋词人的生命意识从一方面讲更反映了中国古代文人的生命意识，毕竟唐宋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颠峰时代。而且在这五千年的传统文化下，有着深深的延续性，这

　　也是一个民族的标志。有着如此多的相同和类似，他们也就有了相同和类似的生命意识，这就由许许多多的千古人物孕育出这些唐宋词人们的生命意识，我们也可以称之为中国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