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五万年前，我们祖先的形体已经进化到和我们现代人一样，他们学人会了用骨针缝制兽皮衣服，氏族社会逐渐形成。又经过了漫长的岁月，近几十年发掘的属于这个时代的文化胜中，除发现了大量的石器和用兽骨磨制的刀、齿、镞之外，还发现了很多鱼叉和鱼钩，这对了解中国的垂钓历史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陕西省西安半坡村仰韶文化胜发现的骨都发现了许多骨制鱼钓。由此可证明当时磨出了的垂钓活动已具有较高水平。这些遗址都位于内陆地区淡水水域钓鱼已是十分普遍的了。　

中国最早的关于竹制钓竿的文字记载见于二千多年前的诗歌总集《诗经》,比如在《季风》这一章中，有“籊籊竹竿，以钓于淇”，的诗句（淇，指黄河的一条支流，位于今天的河北省北部），这表明了春秋载国时期，人们已经用细细的竹竿在江河中垂钓了。

从明代开始，钓鱼岛名称开始确定下来，该岛因成为大陆与琉球交通的必经之路而成为明代古籍重点记录对象。据《明史》记载，朱元璋为册封琉球国国王而遣使入海，在日后长达数百年的时光中，琉球使者和中国朝廷册封使往来大陆的必经之路就是这个“钓鱼屿”。1403年明代出版的《顺风相送》一书原本被保留在英国牛津大学的图书馆中，该书是记载中国元明两朝航海的指南。在该书中重点提到，“钓鱼屿”是大陆通向琉球的必经之路，有着地标性的作用。

　　明嘉靖十三年，明世宗命吏科左给事中陈侃为正使，行人司行人高澄为副使出使琉球国，该团由琉球使团陪行。归国后的当年，陈侃为向皇上说明旅途见闻而撰写了《使琉球录》（1534年）一书，书中记载了途经钓鱼岛的情形：“五月朔，予等至六石大舟。亦始，至二日，祭海登舟。九日，隐隐见一小山，乃小琉球也。十日，南风甚迅，舟行如飞……过平嘉山（彭佳屿），过钓鱼屿，过黄毛屿，过赤屿，目不暇接，一昼夜兼三日之路。十一日夕，见古米山，乃属琉球者。夷人歌舞于舟，喜达于家。”这段话表明两个意思，第一，钓鱼岛是途经琉球的必经之路，早已为我国海图所标记；第二，钓鱼岛属于中国领土，因为“夷人”在过了钓鱼岛，“一昼夜兼三日路”，看到“古米山”后，才开始因为快到家而高兴起来。由此可见，钓鱼屿、黄毛屿（黄尾屿）、赤屿（赤尾屿）自古以来就不属于琉球管辖。

　　戚继光曾以钓鱼岛为战略防线

　　在明嘉靖三十四年，因为倭寇频繁袭扰我海防一事，明世宗命时任兵部尚书杨博，负责派遣使者移谕日本国王，命其管束倭人，释放掠虏的中国国民。杨博派出去的使者的名字叫郑舜功，这是我国首次向日本正式派遣的“问责使”。

　　郑舜功回国后把考察的日本国民风俗、自己所经历的事情写成名为《日本一鉴》（1555年）的书籍，共计九卷，包括“万里长歌”、“沧海津镜”和“天使纪程”三部分，其中关于台湾、琉球及钓鱼列岛的重要记载，成为后世研究明朝嘉靖年间中、日、琉球以及中国台湾的第一手资料。书中“万里长歌”中明确记载了钓鱼岛属于台湾附属岛屿：“取小东岛之鸡笼山，约至十更，取钓鱼屿。自梅花渡澎湖，之小东，至琉球，到日本，为昔陈给事中出使琉球时从其从人得此方程也。而澎湖岛在泉海中，相去回头百六十里。”其中所谓“小东”指的是当时对台湾岛的称谓，明确了台湾、澎湖以及钓鱼岛为中国所有。

　　书中还尤其强调了钓鱼岛所属台湾岛：“钓鱼屿，小东小屿也”，即钓鱼岛是台湾的附属岛屿。之所以在这里重点强调了钓鱼岛的所属与位置，是与当时抗倭背景分不开的。那时，戚继光抗倭曾以钓鱼岛为战略防线遏制倭寇入侵。自此以后，钓鱼岛成为中国大陆抵抗倭寇入侵和海盗骚扰的重要前沿阵地。不论是明代郑若曾绘制的“万里海疆图”，以及他与浙江提督胡宗宪共同编纂的《筹海图编》，还是后来茅元仪绘制出版的中国海防图《武备志·海防二·福建沿海山沙图》和乾隆皇帝钦命绘制之《坤舆全图》等，都标明了“钓鱼屿”、“黄尾山”和“赤屿”为中国领土，并加以重点防御。

　　垂钓，不仅是一项运动，更是赏心乐事。对于文人来说，还是一件雅事。

　“垂钓乐，岂在得肥鲜。”唐代诗人参岑的《渔父》诗中：“扁舟沧浪叟，心与沧浪清”，“世人那得识深意，此翁取适非取鱼”。原来渔翁是为了寻求舒适和快乐，而不是为了获鱼。清代诗人马朴臣在《渔》的五言诗中：“自把长竿后，生涯逐水涯”，“不争鱼得失，只爱傍桃花”。从持竿钓鱼以来，经常活动在河湖的水边，从未计较过鱼的得失。

　范蟊离开越王勾践后，驾小船于洞庭湖中。遇到大风浪，就停舟靠岸钓鱼。钓到大鱼就煮熟吃了，钓到小鱼则放生于湖中。后人为了纪念范蠡，把他放生的鱼称之为“范蠡鱼”。后来，范蠡隐居无锡太湖之滨，他提出“种竹养鱼千倍利”的`主张。齐威王见他，问道：公富足千方，家累仪金，用什么办法致富的呢范蠡回答说：“治生之法有五，养鱼第一。”公元前475前，范蠡写成《养鱼经》，这是我国第一部养鱼著述。范蠡钓鱼，食和乐兼得之。

　严光严子陵，少年时是刘秀的同学。刘秀复兴灌室称帝以后，召严光到京师任议谏大夫。严光不愿为官，不吞荣华富贵之钩，而隐居富春山，以耕田、钓鱼自食其力，千古传为美谈。关于严子陵钓鱼，古代典籍中也有记载。《东观灌记》记载：“光武帝与子陵友旧，及登位望之，陵隐于孤亭山垂钓为业。访得之，子陵不受封。”至今，浙江桐庐县城西17公里的富春山还有严子陵钓鱼台遗址。富春山清丽奇绝，素有“锦峰秀岭”之称。山前临清溪江，江侧有一“七里濑”，又名“严光濑”，濑的东西有两处古迹，东是严子陵钓鱼台，西是谢翱台。严子陵隐居垂钓的高风亮节，深受古代文人逸士赞扬。唐代诗人李白写的《独酌清溪江》一诗赞美说：“我携一樽酒，独上江祖石。自从天地开，更长几千石。举杯向天笑，天回日西照。永望坐此台，长垂严陵钓。寄语山中人，可与你同调。”

　诗人张志和好隐居，曾写了五首《渔歌子》，其中“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隐者垂钓之乐，跃然纸上。宋代时，垂钓作为一种事业可谓是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那时候宫廷里盛行钓鱼。为此，王安石还在诗中写道：“珠蕊受风寒天下暧，锦鳞吹浪日边明”。可见当时游钓的盛况。北宋大文学家苏轼，也是爱垂钓之人。他曾有诗曰：“湖上移鱼子，初生人不畏。自从识钓饵，欲见更无烟。”可见他悠悠然自得的垂钓情趣。陆游晚年，有段时间非常迷恋垂钓。那时候，他在故乡绍兴鉴湖边上以垂钓为乐。有“闲时钓秋水”之语传世，更有“一竿风月，一蓑烟雨……时人错把比严光，我自是无名渔父”的渔夫情怀。

　垂钓有时超越了行动本身，而走向一种禅悟的高度。白居易的“浮生多变化，外事有盈虚。今来伴江叟，沙头坐钓鱼”，景云的“潇洒尘埃外，扁舟一草衣”，都寄寓了诗人看淡世事人情的隐逸情怀。清代释敬安《寒江钓雪图》中写道：“垂钓板桥东，雪压蓑衣冷。江寒水不流，鱼嚼梅花影。”这是题画诗，同时也是明志诗：寒江垂钓本就不合时宜，诗人却能忘掉蓑衣冷的痛苦，细赏“鱼嚼梅花影”的奇妙之景，令人击节三叹。

现如今，市场上有品种繁多的钓鱼用具。那么，古代的人没有这些先进钓具又怎么钓鱼呢？当然，古人自有办法。先说钓钩，最初是用两头尖的小石条、竹条、木条和兽骨等物品充当钓钩，将其包在钓饵中，等待鱼儿吞食时卡住喉咙后将之钓起；到新石器时代，人们便会磨制骨质钓钩；到商代和西周以后，便有了铁制钓钩，东汉许慎在其《说文解字》里对“钓”解析为：“钩鱼也。钩者曲金也，以曲金取鱼谓之钓。”再说钓线，除麻线、丝线，古时将结茧的蚕体内的丝浆收集后，人工拉成单股粗丝，天然干燥后使用。这种丝线，柔软、光滑、透明、强度大。至于钓竿，古代的人常用细而长的竹子来制作，从《诗经》里就可找到根据，《国风·卫风·竹竿》：“籊籊竹竿，以钓于淇。”同时，古人对于钓鱼季节、天气的选择以及钓鱼技巧的运用等方面，也颇有经验。我们把春、秋季视为钓鱼的“黄金季节”，这在古籍里也早有描述，如张志和《渔歌子》中“桃花流水鳜鱼肥”的诗句，指的就是在春季钓鱼的情况；孟浩然《临洞庭上张丞相》：“八月湖水平

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便道出了秋季正是钓鱼好时节。此外，古人对于线与水色相配的重要性也有所研究，唐朝诗人方干在其《赠江上老人》诗中提到：“潭底锦鳞多识钓，未设香饵即先知。欲教鱼目无分别，须学揉兰染钓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