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主要著述

《西游记考论》，浙江古籍出版社，1991年3月版。

《金瓶梅新论》，（上海）学林出版社，1991年8月版。

《古训新编》，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5年8月版。

《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12月版。

《中国旅游文学大观·诗词卷》（上下册），（陕西）三秦古籍出版社，1998年8月版。

《全唐五代小说》（五册），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9月版。

《李汝珍及其〈镜花缘〉》，（辽宁）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年1月版。

《中国古代禁毁小说漫话》，（上海）汉语大辞典出版社，1999年3月版。

《古代短篇小说名作评注》（与何满子合作），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8月版。

《古今山水名胜诗词辞典》（主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9月版。

《中国古代禁毁小说大全》（主编），黄山书社，1992年5月版。

《明清小说鉴赏辞典》（与何满子合作主编），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9月版。

二、主要论文

《也谈〈狂人日记〉中的狂人形象》，《徐州师院学报》1981年3期。

《〈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成书时代考辨》（与蔡镜浩合作），《徐州师院学报》1982年3期。

《金瓶梅》中“金华酒”非“兰陵酒”考辨，《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83年2期。

《〈西游记〉中的唐僧出世故事》，《文学遗产》1983年3期。

《贾三近作〈金瓶梅〉说不能成立──兼论考证的态度与方法》，《徐州师院学报》1983年4期。

《〈西游记〉闹天宫故事形成考辨》，《徐州师院学报》1984年2期。

《关于〈说岳全传〉》，《中国通俗小说阅读提示》，江苏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西游记〉的成书过程和孙悟空形象的渊源》，《西游记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

《中国古代小说的主题问题和研究方法》，1985年1月22日《光明日报·文学遗产》

《关于中国古典长篇小说“主题研究”的思考》，《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85年1期。

《“百丈”也是人名》，《读书》1985年1期。

《谈〈金瓶梅〉的初刻本》，《文学遗产》1985年2期

《写情入物，苍凉凄动——〈诗经·秦风·蒹葭〉欣赏》，《名作欣赏》1985年2期

《关于〈金瓶梅〉的创作成书问题——与徐朔方先生商榷》，《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年3期。

《朱鼎臣〈西游释厄传〉考》，《明清小说论丛》第3辑，春风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

《“说唱词话”和〈金瓶梅词话〉》，《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5年5期。

《日本学者关于孙悟空形象来源的探索》，《中国社会科学·未定稿》1985年18期。

《〈聊斋志异〉与〈池北偶谈〉》，与于盛庭合作，《明清小说研究》2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年12月版。

《元代社会思想文化状况和杂剧繁盛》，《光明日报·文学遗产》1985年12月31日。

《“词话”新证》，《文学遗产》1986年1期。

《〈万历野获编〉“金瓶梅”条写作时间考》，《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6年1期。

《中国古代小说的仿作和续书问题思考》，《光明日报·文学遗产》1986年7月1日。

《〈四游记〉版本考》，《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86年2期。

《〈谈金瓶梅初刻本〉补正》，《文学遗产》1986年3期。

《关于〈红楼梦〉及其他古代小说研究问题的思考》，《云南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3期。

《美人图及其人体美观念——读〈卫风·硕人〉》，《诗经鉴赏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

《文化意义的〈文心雕龙〉和对它的文化审视》，《学习与探索》1987年1期。

《李汝珍“河南县丞之任”初考》，《明清小说研究》6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7年2月版。

《金瓶梅：中国16世纪后期社会风俗史》，《文学遗产》1987年5期。

《〈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发微》，《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88年2期。

《兰陵笑笑生》，《中国十大小说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9月版。

《李汝珍》，《中国十大小说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9月版。

《站在新的时代文化的高度观照〈金瓶梅〉》，《学习与探索》1990年3期。

《论〈金瓶梅〉的性描写》，《中国小说中的性描写》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

《萧兵的楚辞研究及有关问题》，《文学遗产》1992年4期。

《中国古代禁毁小说泛论——中国小说与中国文化谈片之一》，《北方论丛》1993年3期。

《中国古代小说的美学新风貌——谈〈金瓶梅〉的艺术新创造》，《河北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3期。

《三国演义：亚史诗和亚经典》，《光明日报·文艺观察》1994年11月9日。

《三国演义纵横谈》，《文汇报》1994年11月27日。

《西门庆：中国“前资本主义”商人的悲剧象征》，《光明日报·文艺观察》1995年7月19日。

《孙吴政权与江南世族》，《明清小说研究·1994年增刊》。

《出入乾嘉：李当珍及其〈镜花缘〉创作》，《国学研究》4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

《李渔小说创作论》，《文学评论》1997年3期。

《“世纪之交∶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回顾与前瞻研讨会”综述》，《文学评论》1997年5期。

《中国古代小说在韩国的传播与影响》，《复旦学报》1998年6期。

《小说观念与〈全唐五代小说〉的编纂》，《文学评论》1999年3期。

《20世纪唐五代小说研究的回顾——“中国古代小说研究史”之一》，《零陵师专学报》1999年4期。

《20世纪宋元小说研究的回顾——“中国古代小说研究史”之二》，《零陵师专学报》2000年1期。

《20世纪《金瓶梅》研究的回顾——“中国古代小说研究史”之三》，《零陵师专学报》2000年4期。

《越南汉文古籍〈岭南摭怪〉的渊源成书》，中华书局《文史》53辑，2001年4月。

《新罗崔致远生平著述及其汉文小说双女坟记的创作流传》，中华书局《文史》57辑，2001年12月。

《〈三国演义〉：史诗性质和社会精神现象》，《求是学刊》2002年4期。

《一部有开拓意义的研究力作——聂付生〈冯梦龙研究〉序言》，《浙江广播电视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3年1期。

《古代文学研究的现代道路与理论建设》，《光明日报·文学遗产》2003年3月26日。

《唐代女冠诗人：女性文学中的特殊现象——〈唐代女冠诗人研究〉代序》，《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4期。

《卓然不群：〈何满子学术论文集〉》，《中国图书评论》2003年8期。

《唐代文言小说与科举制度论略》，《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6期。

《中国古代小说与古代朝鲜半岛汉文小说》》，《人民政协报·学术版》2004年1月12日。

《论古代文学的“地域研究”与“流派研究” ——兼评邱昌员〈历代江西词人论稿〉》，《赣南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1期。

《中国古代小说在日本的传播与影响》，与杨彬合作，《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3期。

《〈游仙窟〉的日本古钞本和古刊本》，与詹绪左合作，《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3期。

《〈水浒传〉的“社会风俗史”意义及其“精神意象”》，《求是学刊》2007年1期。

《〈游仙窟〉古钞本、古刊本勘误与质疑》，与詹绪左合作，《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6期。

《唐代文言小说“诗化”的文学史意义——兼评邱昌员〈诗与唐代文言小说研究〉》，《赣南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5期。

《中国古代小说与朝鲜半岛古代小说的渊源发展》，与聂付生合作，《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1期。

《中国古代小说与越南古代小说的渊源发展》，《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2期。

《关于古代小说研究的一点思考》，《北方论丛》2009年3期。

《越南古代汉文诗叙论》，与刘廷乾合作，《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6期。

接受以上这些成果，是学好版本目录的第一步。过去，旧书店的学徒，只念过几年私塾。进店后，老板兼师傅边教他们背《书目答问》，边带着他们做买卖，让他们接触书、熟悉书，一般几年后就可满师成材。今天，有志于整理古籍者文化水平要比过去的旧书店学徒高得多，只要肯下苦功，博览各家书目、题跋、藏书志，和实物两相对照，相信不出几年，就可大体掌握这门学问，而不致永远做门外汉。

(1)这些成果无论简目、题跋、藏书志以至综合的版本目录都有错误，即使出于大藏书家之手者也难例外。如《绛云楼书目》把明宣德时建阳书坊叶氏广勤堂刊刻的《万宝诗山》误认为宋版，《读书敏求记》把从日本正平刻本影抄的《论语集解》误认为高丽旧抄，《荛圃藏书题识》中定为宋本的《注魏鹤先生渠阳诗》其实只是明人的翻刻本，定为元本的《丁鹤年集》其实只是明初本，《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定为元本的《平江纪事》其实只是明正德嘉靖时刻本。这些都可说是鉴别上的错误。此外，还有故意弄虚作假的，如缪荃孙《艺风藏书记》中著录的宋元本就不一定都靠得住，其中有些就是准备日后售高价而伪题宋元的。我当年在上海修文堂旧书店见过一部缪氏晚年自己在上面批有售价的《艺风藏书记》，其中有的书批“真元本”，可见未批“真元本”的所谓元本就有问题。在修文堂见过一部缪氏旧藏的《风俗通义》，是明万历时胡维新刻《两京遗编》的零种，卷九、卷十还是抄配的，但《藏书志》却定为元本，这岂不是明明在欺人至于综合的版本目录，如莫、邵两家也都脱误累累，有的是原批之误，有的是传抄致误而付印时未能校改。《书目答问》及范氏《补正》虽然校印比较认真，但原书仍存在着某些错误，新印本未能校正。

(2)简目、题跋、藏书志以至综合版本目录的邵、莫、朱三家，都着眼于记述旧本、善本，除《书目答问》等少数几种外，都很少注意通行易得的本子。同时他们心目中的善本，又多是从藏书家角度讲的成为文物的善本，很少是从校勘角度讲的善本。而如前所说，有些成为文物的善本，在校勘上往往并不是真善。如南宋建阳书坊黄善夫本《后汉书》，刻得很精美，是藏书家公认的善本，但文字错误很多，有的还错得很荒唐，“如《庾乘传》‘由是学中以下为贵’，‘由’误作‘曰’，《符融传》‘但即土埋藏而已’，误合‘即土’为‘堲’字，《许劭传》‘平舆人也’，误作‘千舆’”(傅增湘《藏园群书题记》，傅氏误记为刘元起刻本)，《郭太传》也和通行本一样把传末注文七十四字误作大字，而这些在明嘉靖汪文盛刻本即所谓闽本里反而不误。又如《四部丛刊》重印本所收《西昆酬唱集》，是用傅增湘所藏明嘉靖时张玩珠堂刻本影印的，这个本子虽是《酬唱集》仅存的一个明刻本，却乱改原书款式，把原书所记撰人职衔移至卷首作为“西昆唱和诗人姓氏”。其中，“懊恼鸳鸯未白头”七律的撰人本题“元阙”二字，即传本原阙撰人之谓，这个本子却把“元阙”列入“唱和诗人姓氏”中，好像真有个姓元名阙的诗人参加唱和。可见这个本子在某些地方反不如清初的几个刻本能保存原书本来面目，但傅氏在《藏园群书题记》中却对它大事夸扬，得毋敝帚自珍之失。类似这样的事例为数尚多，切勿震于旧本或收藏者盛名，以耳代目。

(3)简目、题跋、藏书志各书一般只记一种版本，即使不止一种，旁及其他，也很难把该书的所有版本备列齐全。综合的邵、莫、朱三家以及《书目答问》等虽列出各种版本，但仍未能弄清楚大多数版本之间的渊源递嬗关系，更很少在这些综合目录里加以说明。因此，在整理古籍时，仍需将该书的各种版本收集起来仔细地比较研究。例如《说文解字》一书，《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说“黄丕烈有宋刊小字本”，又说有“孙氏平津馆仿宋小字本”、“藤花榭仿宋小字本”，但没有说明孙氏所据宋本、藤花榭额氏所据宋本和黄藏宋本的关系。其实，传世的几个宋本，包括孙氏所据、额氏所据本都出于同一版所印，其中，第十五上第三页均特别短小便是明证。各本文字间有歧异，当是补版有先后所致(各卷题衔有作“许慎”而“慎”字避宋讳缺末笔者，有避宋讳改作“许氏”者，也有不避讳径作“许慎”者，前二者当系南宋时两浙地区原刻及补板，后者则系元代补板而决不会是北宋真宗前原板，因为如果是北宋原板，至南宋刷印时决无不事剜改之理)。又《标注》在此书下说“汲古阁影刊北宋本”，又说“明赵灵均影宋大字本，即毛本所仿”，二者自相矛盾。其实，汲古阁所据即上述宋本，“嫌其字小，以大字开雕”，书尾毛扆跋语足证，仿宋大字本之说绝不可信。《标注》还说此书有“朱筠刊本”，《续录》还说有“清同治十三年浦氏翻刻孙本，同治十二年陈昌治校刊本，光绪七年淮南书局刊本”。其实乾隆时朱筠椒花吟舫刻本，即用仿汲古阁本之经毛扆五次剜改者刊刻，淮南书局本即用仿汲古阁本之四次剜改者刊刻，陈昌治本是据孙本改为一篆一行刊刻。所有这些，《标注》、《续录》都没有讲对或讲清楚。当然，我们不能要求前人都给我们把事情做现成。前人疏略之处，正有待我们来补正。至少在整理到这部古籍时，必须首先把它的各种版本及其渊源递嬗关系弄清楚，不能马虎从事。

(4)即使弄清了各个版本的先后和渊源递嬗关系，还不一定能立即判断其优劣。一般说来，刻或抄在先的似乎总要比后的优，重出之本似乎总要比原本差，但有时偏偏相反。例如，南宋程大昌的《雍录》，宋本久已失传，现存最早的是明嘉靖十年李经刻本，还有一种是稍晚的万历时吴琯刻《古今逸史》本。我手边只有万历本，要整理点校，用嘉靖本作对校，发现凡有异同之处几乎都是万历本正确，可见万历本所源出的本子一定比这嘉靖本更早更善，应该用万历本做底本。清人著作刻本中也有晚胜于早的情况。如顾炎武的《日知录》，康熙初刻符山堂本只有八卷，而康熙三十四年潘耒刻足本有三十二卷。又如王引之的《经义述闻》，嘉庆二年初刻不分卷，道光七年重刻本才扩大为三十二卷；而三十二卷本里收入的《春秋名字解诂》，原名《周秦名字解诂》，嘉庆原刻本二卷，经增删改名编入了道光本《经义述闻》。现在八卷本《日知录》、不分卷本《经义述闻》以及《周秦名字解诂》已可登诸善本书目，但如选择底本自应用通行的足本。再如诗人黄景仁的集子，较早的有嘉庆四年赵希璜刻的《两当轩诗钞》十四卷、《悔存词钞》二卷，但并不足。其孙志述广搜遗篇，在咸丰八年刊刻了足本《两当轩集》二十二卷和考异二卷、附录四卷，稍后的印本还把附录增添为六卷。所以，校勘整理黄集自应以这个咸丰足本为底本而不能用较早的嘉庆本。至于重刻之本转胜于原本的事也不乏其例。如清季王鹏运校的《梦窗甲乙丙丁稿》，光绪二十五年初刻，三十年重刻，重刻时王氏又校改了多处，并改正了初刻的个别误字，因此后来居上。如果整理王校《梦窗甲乙丙丁稿》，就要用这个重刻本为底本而初刻本只能备参考。

由此可见，在接受前人成果、学习版本目录的同时，还必须进一步核对原书，自己下功夫钻研，在整理古籍选择版本时尤应如此，而决不能仅仅记诵一点前人的成果就自满自足。

典故纪闻一书，为研究明代的政治、经济，尤其是关于典章制度等方面提供了有用的史料，有些史料不见于它书的记载，或它书记载不详，就更值得重视了。 本书具体的内容，卷二记载：国初，中书省让役法，每田一顷出丁夫一人，不及顷者，以别田足之，民力劳困，岂能独安？自今凡有兴作，不得已者，暂借其力，至于不急之务，浮泛之役，宜为之。卷十五记载官吏俸禄将粮食折合成布匹计算：每阔布一匹，折合米四十石。成化十六年户部议减，改折为三十石，还相当白银三十两之数；卷十八记嘉靖初年边费，每年二十九万两白银，以后竟递增到二百五十一万两。明中叶以后吏治的腐败，边防的吃紧，于此可见一斑。

本书初刻于明万历时，后来《丛书集成》又几经排印出版。今有：《典故纪闻》中华书局“元明史料笔记丛刊”1981年版；典故纪闻书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典故纪闻》上海古籍出版社《明代笔记小说大观》200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