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某些具有麻醉性能的药品作为麻醉剂，在华佗之前就有人使用。不过，他们或者用于战争，或者用于暗杀，或者用于执弄，真正用于动手术治病的却没有。华佗总结了这方面的经验，又观察了人醉酒时的沉睡状态，发明了酒服麻沸散的麻醉术，正式用于医学，从而大大提高了外科手术的技术和疗效，并扩大了手术治疗的范围。据日本外科学家华冈青州的考证，麻沸散的组成是曼陀罗花一升，生草乌、全当归、香白芷、川芎各四钱，炒南星一钱。自从有了麻醉法，华佗的外科手术更加高明，治好的病人也更多。他治病碰到那些用针灸、汤药不能治愈的腹疾病，就叫病人先用酒冲服麻沸散，等到病人麻醉后没有什么知觉了，就施以外科手，剖破腹背，割掉发病的部位。如果病在肠胃，就割开洗涤，然后加以缝合，敷上药膏。四五天伤口愈合，一个月左右，病就全好。华佗在当时已能做肿瘤摘除和胃肠缝合一类的外科手术。一次，有个推车的病人，曲着脚，大喊肚子痛。不久，气息微弱，喊痛的声音也渐渐小了。华佗切他的脉，按他的肚子，断定病人患的是肠痈。因病势凶险，华佗立即给病人用酒冲服“麻沸散”，待麻醉后，又给他开了刀。这个病人经过治疗，一个月左右病就好了。他的外科手术，得到历代的推崇。明代陈嘉谟的《本草蒙筌》引用《历代名医图赞》中的一诗作了概括：“魏有华佗，设立疮科，剔骨疗疾，神效良多”。

　　华佗医术十分精湛，他首创用全身麻醉法施行外科手术，被后世尊之为“外科鼻祖”。他不但精通方药，而且在针术和灸法上的造诣也十分令人钦佩。他每次在使用灸法的时候，不过取一两个穴位，灸上七八壮，病就好了。用针刺治疗时，也只针一两个穴位，告诉病人针感会达到什么地方，然后针感到了他说过的地方后，病人就说“已到”，他就拔出针来，病也就立即好了。另外，他创用了夹脊穴，“……点背数十处，相去一寸或五寸……灸处夹脊一寸上下”。

　　如果有病邪郁结在体内，针药都不能直接达到，他就采用外科手术的方法祛除病患。他所使用的“麻沸散”是世界史最早的麻醉剂。华佗采用酒服“麻沸散”施行腹部手术，开创了全身麻醉手术的先例。这种全身麻醉手术，在我国医学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医学史上也是罕见的创举。

　　五禽戏

　　在医疗体育方面也有着重要贡献，创立了著名的五禽戏，华佗还善于应用心理疗法治病。华佗还是一五禽戏名能运用心理疗法治疗疾病的专家。一次，一位太守请他看病，华佗认为经过一次大怒之后，他的病就会好。于是他接受了许多财物，却不给他好好看病，不久又弃他而去，并留下了封书信骂他。太守大怒，让人去追，他的儿子知道事情的真相，便悄悄拦住了去追赶他的人。太守在极度愤恨之下，吐出了几升的黑血，病很快就好了。他创编了“五禽戏”，就是模仿五种动物的形态、动作和神态，来舒展筋骨，畅通经脉。五禽，分别为虎、鹿、熊、猿、鸟，常做五禽戏可以使手足灵活，血脉通畅，还能防病祛病。他的学生吴普桑用这种方法强身，活到了90岁还是耳聪目明，齿发坚固。五禽戏是一套使全身肌肉和关节都能得到舒展的医疗体操。华佗认为“人体欲得劳动，……血脉流通，病不得生，譬如户枢，终不朽也”。五禽戏的动作是模仿虎的扑动前肢、鹿的伸转头颈、熊的伏倒站起、猿的脚尖纵跳、鸟的展翅飞翔等。相传华佗在许昌（县名，在河南省）时，天天指导许多瘦弱的人在旷地上作这个体操。说：“大家可以经常运动，用以除疾，兼利蹄足，以当导引。体有不快，起作一禽之戏，怡而汗出，因以着粉，身体轻便而欲食”。

　　华佗的医术据说被全部焚毁。他的学术思想却并未完全消亡，尤其是华佗在中药研究方面。除麻沸散这样的著名方剂外，在后世医书中记载的华佗方剂不能都视为伪托华佗之名（聂文涛）。其弟子吴普则是著名药学家。《吴普本草》得很多内容可以在后世医书中看到。

　　华佗是我国医学史上为数不多的杰出外科医生之一，他善用麻醉、针、灸等方法，并擅长开胸破腹的外科手术。外科手术的方法并非建立在“尊儒”的文化基础上的中医学的主流治法，在儒家的“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主张之下，外科手术在中医学当中并没有大规模的发展起来。有些医史学家考证出，华佗所用的治疗方法在印度医学中有所记载，他使用的麻沸散中主要药物“蔓陀罗花”也是印度所产，因此他们提出华佗一生游历于中原各地，他很有可能是来自印度的天竺医生。这种说法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中医外科远在汉代，就曾经达到过相当高的水平，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中医学在理论和实践方法上的不断进步，大部分的疾病都可以通过针灸、药物等治疗方法达到治愈的效果，而这些痛苦大、损伤重、伤经断络的外科方法就渐渐被更加“文明”和“简便”的内治法取代了。在这种条件下，中医学同样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许多其它医学不得不承认它超越的科学性和其理论的精妙深远。

　　[编辑本段]临症秘传

　　华佗治头痛身热要诀 表外实，下内实，忌 世治外实，多用表剂，表则外虚，风寒得入，而病加剧。世治内实，多用下剂，下则内虚，肠胃气促，而肢不畅。

　　华先生治府吏倪寻，头痛身热，则下之，以其外实也。治李延头痛身热，则汗之，以其内实也。盖得外实忌表、内实忌下之秘也。又按内实则湿火上冲，犹地气之郁，正待四散也。外实则积垢中留，犹山闲之水，正待下行也。其患头痛身热同，而治法异者，虽得之仙秘，实本天地之道也。余屡试之，果屡见效。（孙思邈注）

　　华佗治肢烦口乾要诀 汗愈，不汗死 县吏尹世，苦四肢烦，口中干，不欲闻人声，小便不利。华先生曰：“试作热食，得汗即愈，不汗后三日死。”即作热食，而汗不出。华先生曰：“脏气已绝于内，当啼泣而绝。”已而果然。先生盖有所本而云然也。按肢烦口干，不欲闻声，热症也。医者遇此症，决不敢曰热食，多主用凉剂，然一用凉剂，便起搐搦，却无啼泣之状，缘先生进热食，故有啼泣之状耳。余昔遇此症，常用热表剂，见汗涔涔而愈，益信先生言之不诬。窃怪世之治此症者，不能决其愈不愈，死不死。观于先生之治法，可以知所从事矣。（孙思邈注）

　　华佗治牙痛要诀 宜辛散，忌凉遏 世传华先生治牙痛：一撮花椒小一盅，细辛白芷与防风，浓煎漱齿三更后，不怕牙痛风火虫。实则先生之医术，虽本乎仙人，其用药则由己。如宜辛散，忌凉遏，即治百般牙痛之秘诀也。故知治病不必拘定汤药，盖汤药可伪造，可假托，且当视其病之重轻，人之上虚实，时之寒（火奥），而增减之，故有病同药同，而效与不效异。医者于此，宜知所酌夺矣。

　　华佗治死胎要诀 朱砂、鸡白、蜜、当归末等分，酒服出。 按此系《普济方》。考《魏志》甘陵相夫人有身六月，腹痛不安，先生视之曰：胎已死。使人手摸知所在，在左则男，在右则女。人云在左，于是为汤下之，果下男形。即愈。然用何汤药，则未言明，不能无疑。意先生善解剖，固有下之之术，不专恃汤药，特以汤药为辅佐品乎。今观此书，则知先生之治斯症，固有汤药在也。因为稽考故事以实之，且余亦尝用此方下胎屡见奇效，人且视为仙方也。 （孙思邈注）

　　华佗治矢镞入骨要诀 刮骨、理骨、理筋、补筋 按《襄阳府志》：关羽镇襄阳，与曹仁相拒，中流矢，矢镞入骨，先生为之刮骨去毒，出血理筋，创果愈。盖即本此二语，而见之于实事也。若治毒不敢刮，必致毒气蔓延；见筋不敢理，必致筋肉短缩；其害无穷。凡为医者，宜熟习此二语，勿见筋骨而胆怯，只求刮理得法，自不难立见奇效，而病家亦不得以须受刮理，而遽增惶骇也。（孙思邈注）

　　华佗治膝疮要诀 巳戌相投 凡蛇喜嗅血腥，故人染蛇毒，或服蛇子，必能生蛇，以其遇血腥能生长也。犬之**者，其血腥尤甚，使之用力于足部，其血郁闷已极，有直冲之性，蛇嗅之必出也。昔余见有屠狗者，旁有数童子围观之，忽有一童子目注墙角咋曰：“蛇来矣。”旋又有二童子，惊相告，谓有二蛇在屋瓦上蜿蜒来集。余初不解其故，今读华先生秘方，始知之。建安中，琅琊有居民曰刘勋者，其女年二十许，左膝上忽发一疮，痒而不痛，凡患数十日而愈，已而复发，如是经七八年，迎先生使治之。先生视之曰：易耳。当得稻糠色犬一头，良马三匹，以绳犬颈，使驰骤，马前而犬后，马力竭辄易之，计马与犬共行三十余里，俟犬不能驰，再令人强曳之，使续之二十余里。乃以药饮女，女即安卧，昏不知人，急取犬剖腹，俾血如泉涌，以犬之近后足之前所断之处，令向疮口相距二三寸许停之，须臾则有若蛇者，蜿蜒从疮中出，速以铁锤贯蛇项，蛇在皮中，摇动良久，移时即不动，引出长凡三尺许，惟有眼球而无瞳，又为逆鳞耳。乃以膏敷于疮面，凡七日而愈。（孙思邈注）

　　华佗治湿浊上升要诀 病有不能顺治，可逆治。 有人苦头眩，头不得举，目不得视，积时年许，先生视之，使悉解衣倒悬，令头去地一二寸，濡布拭身体，令周匝，候视诸脉尽出五色，乃令弟子数人，以铖刀决脉，五色血尽，视赤血出乃下。以膏摩、被覆，汗出周匝，饮以葶苈犬血立愈。此即逆治之法也。（孙思邈注）

　　华佗治寒热要诀 冷浴生大热 有妇人久病经年，世谓寒热交注病。冬日十一月中，先生令坐石槽中，以寒水汲灌之，云当满百。始七八灌，战欲死，灌者亦惧而欲中止。先生令满数，至将八十灌，热气乃蒸出，嚣嚣高二三尺，满百灌，乃命燃火温床厚覆，良久汗洽出，著粉汗糁便愈。按冷浴有反激之力，初极冷，继极热，足以清毛管，出废料。有经络肌肤为寒湿所困，不能发汗者，冷浴最效。余体服，从不服表剂，不适则冷浴，浴后辄觉脚畅神爽 ，始信仙方不欺人也。惟体弱者不宜冒昧行之，违之则有损。又冷浴后，宜用干布揉擦，斯不可不察耳。（孙思邈注）

　　华佗治腹痛脾腐要诀 物生于土，土燥物枯，可掘而润之，体此可以治脾 一人病腹中半切痛，十余日中，须眉堕落，先生视之曰：“此脾半腐也，宜刳腹，施以洗伐”。即饮以药，令卧，破腹视脾，半腐坏，刮去恶肉，以膏敷创，饮以药，百日而平复。（孙思邈注）

　　华佗治脚病要诀 阴络腹行，阳络背行，缘督为治，支无不伸 一人病脚躄不能行，先生切脉后，即使解衣，点背数十处，相间一寸或五寸（分？），从邪不能当，言灸此各七壮，灸创愈，即能行也。后灸愈，灸处夹背一寸上下行，端直均调，如引绳也。 按先生以四言为主要，知药所不及，乃易之以灸。人谓灸不难，得穴难。余谓得穴非难，因有图可按，体格部位可稽也。惟病之应久与否，又灸从何起，迄何止，有胆有识，斯诚难也。（孙思邈注）

　　华佗治酒毒要诀 讳疾忌医，死 酒之发酵，足伤肺翼，害肠胃，惟葛花可解。暨渎严昕与数人共候，先生适至，谓昕曰：“君身中佳否？”昕曰：“无他”先生曰：“君有急疾见于面，毋多饮，多饮则不治。”与以葛花粉令服之，昕不能信，复饮，归行数里，卒头眩堕自车，人扶之，辇回家，越宿死。（孙思邈注）

　　华佗治虚损要诀 乘虚御内，亡 故督邮顿子献得病，已差，诣先生。先生为切脉曰：“尚虚未得复，勿为劳事。御内即死，临死当吐舌数寸。”其妻闻其病除，自百余里来省之，止宿交接，中间三日，病发，一如先生言。 按肾水不足，相火愈妄动，故患虚损者，愈喜女色。此女欲拒而不能，非腰痛如割，则粘汗如流，此正先生且无方，仙且无术，人其鉴之。（孙思邈注）

　　华佗治胃管要诀 地数五，土求其平，毋使术梗 督邮徐毅得病，先生往省之。毅谓先生曰：“昨使医吏刘租针胃管讫，便苦咳嗽，欲卧不安。”先生曰：“刺不得胃管，误中肝也，食当日减五日不救。”果如先生言。 按人咳嗽从肺，不知肝风煽动，使肺不舒，亦足致嗽，所谓木刑金也。人谓减食由胃，不知肝气不行，使胃作胀，不能进食，所谓木克土也。人谓不眠由肾，不知肝为血海，肝病血虚，势难安眠，所谓木耗水也。胃属土，地数五，五为地数之终，终而不能复始，故五日不救也。仙传数语，足以当千万部医书，有如是者。（孙思邈注）（谁曾由史书医案中悟出这许天机？可惜天下能如孙真人之智慧者罕也。）

又名又老的中医泰斗邓铁涛先生经常信口开河一些昏话，比如他曾说“中医

不怕流感，早在1700年前的汉代张仲景已留给我们有效的学术与经验，加上明清

医学家的研究成果，我们胸有成竹！”，“中国从未有一次瘟疫流行死亡过百万，

上世纪60年代流感流行就被‘达原饮’一个方子制止了”。我在37度医学网论坛

里曾经对老先生的惊人之语作过一番“考证”和批驳，完全可以为他的“昏话”

作一个注解!

古代瘟疫的说法很多，古籍记载约有数十种，如疫、疫气、疠气、疫疠、温

热、天行、疠、瘥、大头瘟症、疾疫、大瘟、痘疹、痘疫、疙瘩瘟、羊毛瘟、疟

疾、天花、番痧、螺痧、痧症、烂喉痧、喉症、痒子症、瘪落痧、痒疥疾、首疾、

气疾、茄妈瘟、闷头疟、疫瘴、霍乱、转筋霍乱、阴霍乱、鼠疫、鼠瘘等等。无

论何种名目，毫无疑问，古人并不知道瘟疫的真正原因！吴有性虽然天才地感觉

到“天地间别有一种戾气”，究竟是一种猜测。人类真正认识瘟疫原因的是从病

毒学之父巴斯德开始的（详情略）。

从历史看，中国大疫频发，史不绝书! 现知最早的疫病发生于殷商，甲骨文

有：“贞：疒�不�。”意思是说：当时疫病流行，人们去占卜，希望疫病不要

再流行。从公元前674年至1949年，这 2632年间，共记载有772年次程度不等的

瘟疫,平均不到4年就有一次。从1500年至1911年不到500年中，共发生大疫238次，

平均不到两年就有一次。大疫流行时，往往“死者不可胜计”，“丁尽户绝”，

“户灭村绝”，是真正的人间惨象!

自西周以来，中国历史上瘟疫大流行的高峰期有以下几段时期：

一是西汉至东汉时期。东汉末年从公元204年至219年,中原地区瘟疫凶猛。

张仲景：“余宗族素多，向逾二百，自建安以来，犹未十年，其亡者三分之二，

伤寒十居其七”(医圣家族尚且如此,其余可想而知!他又哪有什么可以效验千年

的“有效的学术与经验”呢！) 。特别是建安二十二年（217年）死人尤多。魏

文帝曹丕：“家家有伏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声，或合门而亡，或举族而丧者”

。尽管当时没有准确的数字统计,也不难想象这种疫病究竟猖獗到了什么程度!

另一是明末至清初（公元16—17世纪）。从1109年至1234年，“疫死者半”、

“开封大疫，诸门出柩90余万人。”明代万历、崇祯至清康熙年间，即1580至

1663年,疠疫流行，死亡枕籍。最严重的是1641年，南北两直隶，山东、安徽、

浙江、贵州、湖南等地疾疫大作，山东东明县“春二月瘟疫大作，有一家死数口

者，有一家全殁者，白骨山积，遗骸遍野” 。1643年的瘟疫，“有疙瘩瘟、羊

毛瘟等，呼病即亡，不留片刻。八、九月间，死者数百万…至霜雪渐繁，势始渐

杀（古人也观察到瘟疫是被“自然”所控制的，没中医什么事儿）。” 山东

“春夏间瘟疫盛行，甚至户灭村绝。”有历史学家保守估计，明末大瘟疫死亡人

数在千万以上。中医对付这种瘟疫又何尝“胸有成竹”过呢！

近代中国瘟疫大暴发是从光绪十四（1888）年、民国十（1921）年和民国二

十一（1932）年。仅1888年霍乱流行，被清政府统计到的感染的市县达 306处。

1900--1949年，“仅仅死于鼠疫的人数就有102万。病死率89%”1921年，云南瘟

疫流行，病名是“烂喉丹痧（猩红热兼白喉）”。连“云南省长刘祖武全家传染

此症，不治死亡”。

总之，只要不是睁眼说瞎话，我们从历史里从来就看不到中医曾经对瘟疫有

过有效的办法，医圣张仲景也不例外！铁涛老自豪而轻松的狂言不过是昏话而已!

http://xysfreednsus/xys/ebooks/others/science/dajia7/zhongyi148txt

明末崇祯时期的瘟疫

崇祯朱由检是明朝最后—个皇帝，当时社会秩序十分混乱，自然灾害不断，农民起义不断。崇祯年间，明朝统治区域内许多地方都流行起了鼠疫，尤其是崇祯末年，各地的瘟疫是一场连一场。 崇祯六年(1633年)，山西突然很多地方出现疫情。万历《山西通志》记载这年垣曲、阳城、沁水大疫，“道□相望”。高平、辽州大疫，“死者甚多“。这年山西南部普遍出现旱灾，而疫情主要是在山西东南地区流行。沁州沁源县城中仅数百家，但由于“岁荒，斗米钱半千，夏遭瘟疫，死者不计其数”。 崇祯七年、八年，山西西部靠近黄河的兴县“盗贼杀伤人民，岁馑日甚”。社会不安定，自然灾害交加，兴县就出现了疫病，“天行瘟疫，朝发夕死。至一夜之内，一家尽死孑遗。百姓惊逃，城之为空。” 靠近兴县的临晋这年也有大疫，疫病的高峰在三四两月之间。 崇祯十年(1637年)以后，山西自北到南瘟疫大流行，这年大同瘟疫流行，“右卫牛也疫”。十四年，“瘟疫大作，吊问绝迹，岁大饥”。南部的稷山县也出现大疫“死者相枕藉”。崇祯十六、十七两年是山西流行瘟疫的高峰。浑源县崇祯十六年大疫，“甚有死灭门者”。崇祯十七年大同府“瘟疫又作”，而灵邱县“瘟疫盛作，死者过半”。南部的潞安大疫，“病者生一核，或吐痰血，不敢吊问，有阖家死绝不敢葬者”。 疫情也传到河南地区。河南内黄县《荒年志碑》记述了黄河两岸崇祯十三年“风大作，麦死无遗，有家无人。食糠榆皮，受饥者面黄身肿，生瘟疫，死者过半”。崇祯十四年，中原大地疫病四起。春二月，内黄县一带家家遭瘟，人死七分。当时有地无人，有人无牛，地遂荒芜，偃师县“春大疫，死者枕藉”。阌乡县春天饥荒大疫。阳武县“瘟疫大作，死者十九，灭绝者无数”。荥阳县“春大疫，民死不隔户，三月路无人行”，商水县“春大疫，抵秋方止，死者无数。初犹棺敛，继买薄卷，后则阖门皆死，竟无一人能敛者。至六月间，街少人迹，但闻蝇声薨薨而已”(顺治《商水县志》)。这些地区的疫病十分剧烈，挨家挨户传染，一批又—批地死人，连棺材也来不及制作，马路上吓得连行人也没有。 今江苏吴江县曾遭到连续二次的大疫袭击，崇祯辛巳年(1641年)吴江突然大疫流行。这场大疫中死去的人不计其数，死亡率之高令人惊讶。有一大户人家，先是一人染病但几天里全家数十人一一被感染，最后全部不治身死。《吴江志》称：“阖门相枕藉，死无遗类者。”这种高死亡率的疫病当时人十分少见，只觉得“偶触其气”必死无疑。 崇祯十七年(1644年)春，距上次瘟疫流行仅隔三年，吴江再次瘟疫大流行，得病者最主要的症状是口中不时喷血，喷血后不久就毙命不起。吴江城内死掉的人在历史上从未有过这么多，甚至一条巷内的居民全部得了这种病而死亡，更不知有多少人全家死绝，一个活的也没留下。这场大疫持续了一个多月，夺走了大量吴江人的性命。 河北京津地区，崇祯十三年后也是大疫流行。崇祯十三年，顺德府、河间府有大疫出现。大名府“瘟疫传染，人死八九”。第二年，河北的疫情继续有所发展。大名府上年的瘟疫传染一直延及到了崇祯十四年。当年春天无雨，“瘟疫大行，人死十之五六，岁大凶”。顺德府由于连年荒旱，“瘟疫盛行，死者无数”。广平府、真定府、顺天府均出现大疫，并于这年七月疫病传进了京师。 崇祯十六年，顺天府通州于七月流行疫病，“名曰疙疸病，比屋传染，有阖家丧亡竟无收敛者”(康熙《通州志》)。京师北部的昌平州“十六年大疫，名曰疙疸病，见则死，至有灭门者”。保定府处于京师南约200多里，这年“郡属大疫”，其中雄县的瘟疫最为严重，“人心惊畏，吊问之礼几废’。疫病蔓延进京师是在这年的二月。《明史》云：“京师大疫，自二月至九月。”这场瘟疫流行造成了20多万人的死亡。 据吴震方《花村谈往》记载：崇祯十六年(1643年)八月至十月，京师内外疫病流行进入高峰。流行的病叫疙瘩病。不论贵贱长幼，得了这种病很快就会死亡，甚至一呼病名，病就来了，不留片刻，人就死去了。患者胸腹稍满，生白毛如羊，日死人数千，很多人死了连病名都还不知道。兵科曹良直正与客人对谈，举茶打恭行礼，人站不起就死去了。兵部朱希莱拜访客人急急赶回来，刚进室内就死去。宜兴吴彦升受命为温州通判，刚想登船去上任，一个仆人就死了，另一仆人去买棺材，很久还未回来，赶去一看，这个仆人已经死在棺材店。有同在一个旅馆住宿的朋友鲍某劝吴某搬迁到另一个旅馆，鲍某先背负行李到新居，吴某稍微落后一会赶来，他看见鲍某已死在新居里。吴某赶忙又搬出去，等到第二天清晨，他也死去。金吾钱晋民陪同客人饮酒，话还未说完就断了气，过了一会儿，他的妻子及婢女仆辈在短时间内死了15个人。又有两个同伴骑著马赶路，后面的人先说话，前面的人答了话，后面的人再说话，前面的人已经死在马鞍上，手里的马鞭还在高高扬起。沿街小户人家死的人更是无法计算，街道上已经没有人在闲谈、散步了。死的人实在太多，很多人连棺木都设有，因为棺材店来不及赶制。根据官方计数，九扇城门抬出的死者有20余万人。崇祯十七年，天津督理军务骆养性谈到京师的鼠疫时说，“昨年京师瘟疫大作，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户丁尽绝，无人收敛者。”所谈和吴震芳的记述完全符合。 与京师很近的天津也受到瘟疫的侵袭，不过已是崇祯十七年了。骆养性谈到：“上天将灾害降临人间，所以瘟疫流行。自八月至九月，疫病传染到达顶峰。感染疫病者时间长的，一二天中死亡，而时间短的，早晨得病，晚上已经死了。天津城内每天就有好几百人死亡，甚至有的全家不留一个活的。这种病一户挨著一户传染，没有一户能幸免的。只要有一个人得了病，就会传给全家人。这病在天津城内已经传播了有二个月，引起了重大丧亡，至九月达到高潮，城内外都在死人，而城中心死的更加多。现在的天津城中路途上到处都是棺材，耳朵听到的都是哀号之声，人们个个都是悲凉惶恐。” 崇祯十七年二月，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攻占了太原，遂分兵直趋北京。北京西北的宣府地区在李自成大军经过后疫病重又活跃，“凡贼所经地方皆大疫，不经者不疫”。京师周围的瘟疫直到清初仍未停息。顺治元年(1644年)九月，保安卫、沙城堡大疫后死绝的不下一千家。康熙《怀来县志》载：“生员宗应祚、周证、朱家辅等皆全家疫殁，鸡犬尽死，黄昏鬼行市上，或啸语人家，了然闻见，真奇灾也”。

参考资料：

瘟疫一直伴随着人类的成长，时不时地暴发。它是各种急性传染病的总称，种类非常多，天花、伤寒、鼠疫、黑死病等，是我们熟知的瘟疫。瘟疫的传播性强度不一，危害性大，令人猝不及防，大家不免谈疫色变。

中国古代很早就有关于疫灾的记载。殷墟甲骨文中有关于“疾年”的记载，表达出当时人对瘟疫的初步认识。秦汉以来，有关于瘟疫的记载较为丰富，对于我们认识历史上的瘟疫有很好的帮助。总体上看，中国的疫灾频度总体上呈现越来越高的趋势。

汉代发生的瘟疫明确记载的有42次，主要发生在三类地区：一是南方和东部等气候温暖湿润地区，二是人口众多的京师洛阳，三是行军打仗中。东汉时，南方多次发生大规模的疫病，主要发生在长江中下游的荆州、九江、庐江、会稽诸郡；首都洛阳共有5次疫病发生，这显然与京师人口众多，疫病容易流行有关。疫灾与自然灾害的关系也很紧密，数据显示，水、旱、饥荒与疫灾的关系最为紧密。

魏晋南北朝时期有76年发生过疫灾，暴发频率高于先秦和秦汉时期，可说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疫灾高峰期。其中西晋时期（265-316年）疫灾年份18个，发生频率最高。从季节来看，春季有17次，夏季30次，秋季11次，冬季15次，季节不详者9次，说明夏季是这一时期瘟疫流行的最主要季节。

从空间范围来看，以今省为地域单位统计，疫灾范围随着时间推移有逐步扩大的趋势，三国时期仅有4个省发生疫灾，西晋时期扩大到7个省，东晋时期又增至10个省，南北朝时期为12个省。共有17个省遭受到疫灾，这些地区涵盖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大部分疆土。

总体来看，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疫灾主要分布在人口相对密集、经济相对发达、战争相对较多的黄河中下游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及其之间的淮河流域，边疆地区的疫灾基本都与战乱有关，都城地区是疫灾的高发地区。

隋唐五代时期有疫灾之年47个，平均806年发生一次，频率与秦汉时期相差不多，但远低于魏晋南北朝时期。从百年尺度来看，盛唐所在的8世纪发生频率最低。从季节来看疫年，春季的有11个，夏季18个，秋季4个，冬季2个。显然，夏季是疫灾高发季节。空间分布上，隋代6次疫灾中有5次疫灾区分布在北方，南方仅有1次。

唐朝、五代时南北疫灾频率相差不大。北方疫灾主要分布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今陕西、河南、山西、河北境内，南方疫灾主要分布在江淮之间和长江下游三角洲地区的今江苏、安徽、上海、浙江境内。

宋代据统计有疫灾49次，其中北宋13次，南宋36次。从时段上看，公元1163-1279年间，有疫灾29次，是疫灾最为频繁的时期，特别是1164-1223年间，有27次，频率高达045次/年，接近两年一次。从季节、月份来分析，夏季是宋代疫灾的高发季节，其次是春季，而3、4、5三个月是疫灾的高发月份。

从空间来看主要分布在今浙江、河南、江苏、安徽、湖南、四川、江西、陕西、甘肃、河北。而浙江以28次疫灾占据总次数的58%，是最大的重灾区。从城市来看，北宋首都开封有6次，南宋临安有16次，共22次疫灾，占据宋代疫灾总次数的45%，说明首都的疫灾问题非常严重。

蒙元时期（1226-1368年）疫灾至少有64次，平均0451次/年，有越来越频繁的趋势，末代皇帝元顺帝在位时期达到疫灾的高峰。从季节来看，春夏时期的疫灾要远多于秋冬两季。从空间来看，在元政府统一中国后，南北方的疫灾次数相差不大，南方略多于北方，但北方在元代后期的次数要高于南方，这可能与当时的战乱有关。从当时的行省范围来看，河南行省与中书省最多，其次是江浙行省与湖广行省。元代疫灾对军队的影响非常大。蒙古军队与西夏战争、与南宋战争期间都曾有严重的疫灾。元朝军队攻打越南、缅甸以及日本时，也曾遇到疫灾的困扰。

明代据统计有瘟疫187次，119个灾年，呈现越来越严重的趋势，在1601-1644年间，高达47次，约107次/年，是最严重的阶段。从季节来看，夏季最多，春季次之。从疫灾发生范围来看，当时的十五省，除广东未见有记载外，其余地区都有发生。以今天的政区来看，浙江、山西、北京、福建、江西、湖北等省市发生频繁，其余省市区频率较低。总体来看，南方疫灾比北方频繁，也更严重。

根据《清史稿》统计清代有瘟疫207次，频率为077次/年。同治朝的疫灾最为频繁，其次是雍正朝，次数最少的是光绪朝。《清史稿》对疫灾的记录很不充分，只能大致反映全国瘟疫的趋势。龚胜生曾统计清代湖北地区的疫灾有73个年份，而《清史稿》对此记载就不多。

瘟疫主要暴发在夏季，春、秋两季的次数略少一些。从月份来看，3至8月是疫灾高发月份，特别是5、6月最多，10、11、12月极少，仅有零星发生。浙江、山东、湖北、河北、江苏是疫灾的重灾区，甘肃、安徽、陕西、山西等省疫灾要少很多，其余各省市区疫灾更少。

从中国历史上瘟疫的时空分布来看，主要有以下三个特点：

一、暴发时间一般较长，短暂几个月，长则数年。这对疫区的民众来说杀伤力大，死亡率较高。如果是在王朝的后期大规模暴发，容易动摇政府的统治。东汉、明代的末年都是瘟疫流行。清末也曾发生多次大规模瘟疫，特别是东三省的鼠疫，对处于风雨飘摇中的清政府是重大打击。

二、范围较广，每次疫灾可能涉及多省，每个时期涉及多地。长江中下游和黄河中下游地区是重灾区，都城是重灾地，这与人口密集有很大关系。

三、从季节来看，春夏季较多，秋冬季较少。我们不能期望瘟疫在天气转暖后自然消失。

在与瘟疫长期斗争中，中国人民积累了丰富的防疫经验。一是通过祈福、求神实施禳灾，二是政府积极指导救治。历代政府一方面派遣使者、太医等到疫区调查，治疗，送药，另一方面会组织患者隔离。唐政府曾屡次命令地方各州誊抄药方、方剂，控制疫病传播，抵制巫医误诊，玄宗时下令抄写南朝时期陶弘景撰写的《神农百草经》，不久又组织编撰颁布《广济方》。可以看出中医应对瘟疫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经验。

瘟疫传染性强，及时处理尸体也是阻止瘟疫蔓延的必要措施，历代政府和慈善组织、个人都有出资掩埋尸体的措施。

实际上，很多瘟疫的消亡我们并不清楚原因。2003年的SARS病毒当时究竟是如何消失，我们其实长时期也不清楚。中外历史上，瘟疫横行曾多次发生，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难以避免，成为大自然与人类相处的方式之一，人类虽然不欢迎它们，但要有接受它们的心态。

大灾大难时，肯定会造成大规模的损失，瘟疫首先会造成大量的人口死亡，其次会带来大量的次生灾害，短期内肯定会带来经济的衰落，但多难兴邦，一般都会走出来，迎来下一阶段的繁荣，社会还会焕发新机。黑死病在第一次大流行时持续了7年（1347-1353），欧洲有1/3以上的人死亡，但却因为对死亡的恐惧，开始了身体解剖和思想的启蒙，诞生了欧洲文艺复兴。瘟疫从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历史，促进了社会的新陈代谢。

瘟疫暴发，短则数月，长则数年，会折射世间万象，特殊时期，也更考验人性，出现各种平时无法想到的状况。对于处于困境时期的人类来说，如何生存下来是值得思考的问题。防护物资紧缺，生活、生产都会受到很大影响，这提醒我们在保护好自身安全的情况下，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互相支持，尽量节省物资，好钢用在刀刃上，不要随意浪费！

我们所烦恼的事，可能有九成都不会发生，但未雨绸缪，还是非常必要的。大家利用身边的条件多保护自己，关爱他人，病毒早晚都会消失，不要过于惊慌，实际上，恐慌用来对付病毒这样看不见的敌人是没有用的。大家熬过这次疫情，各国经济会逐步恢复，当然，有些国家恢复得快，有些稍微慢一些。很多产业布局、组织形式，甚至人们的思维方式，因为这次疫情会发生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