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华佗,要全
利用某些具有麻醉性能的药品作为麻醉剂,在华佗之前就有人使用。不过,他们或者用于战争,或者用于暗杀,或者用于执弄,真正用于动手术治病的却没有。华佗总结了这方面的经验,又观察了人醉酒时的沉睡状态,发明了酒服麻沸散的麻醉术,正式用于医学,从而大大提高了外科手术的技术和疗效,并扩大了手术治疗的范围。据日本外科学家华冈青州的考证,麻沸散的组成是曼陀罗花一升,生草乌、全当归、香白芷、川芎各四钱,炒南星一钱。自从有了麻醉法,华佗的外科手术更加高明,治好的病人也更多。他治病碰到那些用针灸、汤药不能治愈的腹疾病,就叫病人先用酒冲服麻沸散,等到病人麻醉后没有什么知觉了,就施以外科手,剖破腹背,割掉发病的部位。如果病在肠胃,就割开洗涤,然后加以缝合,敷上药膏。四五天伤口愈合,一个月左右,病就全好。华佗在当时已能做肿瘤摘除和胃肠缝合一类的外科手术。一次,有个推车的病人,曲着脚,大喊肚子痛。不久,气息微弱,喊痛的声音也渐渐小了。华佗切他的脉,按他的肚子,断定病人患的是肠痈。因病势凶险,华佗立即给病人用酒冲服“麻沸散”,待麻醉后,又给他开了刀。这个病人经过治疗,一个月左右病就好了。他的外科手术,得到历代的推崇。明代陈嘉谟的《本草蒙筌》引用《历代名医图赞》中的一诗作了概括:“魏有华佗,设立疮科,剔骨疗疾,神效良多”。
华佗医术十分精湛,他首创用全身麻醉法施行外科手术,被后世尊之为“外科鼻祖”。他不但精通方药,而且在针术和灸法上的造诣也十分令人钦佩。他每次在使用灸法的时候,不过取一两个穴位,灸上七八壮,病就好了。用针刺治疗时,也只针一两个穴位,告诉病人针感会达到什么地方,然后针感到了他说过的地方后,病人就说“已到”,他就拔出针来,病也就立即好了。另外,他创用了夹脊穴,“……点背数十处,相去一寸或五寸……灸处夹脊一寸上下”。
如果有病邪郁结在体内,针药都不能直接达到,他就采用外科手术的方法祛除病患。他所使用的“麻沸散”是世界史最早的麻醉剂。华佗采用酒服“麻沸散”施行腹部手术,开创了全身麻醉手术的先例。这种全身麻醉手术,在我国医学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医学史上也是罕见的创举。
五禽戏
在医疗体育方面也有着重要贡献,创立了著名的五禽戏,华佗还善于应用心理疗法治病。华佗还是一五禽戏名能运用心理疗法治疗疾病的专家。一次,一位太守请他看病,华佗认为经过一次大怒之后,他的病就会好。于是他接受了许多财物,却不给他好好看病,不久又弃他而去,并留下了封书信骂他。太守大怒,让人去追,他的儿子知道事情的真相,便悄悄拦住了去追赶他的人。太守在极度愤恨之下,吐出了几升的黑血,病很快就好了。他创编了“五禽戏”,就是模仿五种动物的形态、动作和神态,来舒展筋骨,畅通经脉。五禽,分别为虎、鹿、熊、猿、鸟,常做五禽戏可以使手足灵活,血脉通畅,还能防病祛病。他的学生吴普桑用这种方法强身,活到了90岁还是耳聪目明,齿发坚固。五禽戏是一套使全身肌肉和关节都能得到舒展的医疗体操。华佗认为“人体欲得劳动,……血脉流通,病不得生,譬如户枢,终不朽也”。五禽戏的动作是模仿虎的扑动前肢、鹿的伸转头颈、熊的伏倒站起、猿的脚尖纵跳、鸟的展翅飞翔等。相传华佗在许昌(县名,在河南省)时,天天指导许多瘦弱的人在旷地上作这个体操。说:“大家可以经常运动,用以除疾,兼利蹄足,以当导引。体有不快,起作一禽之戏,怡而汗出,因以着粉,身体轻便而欲食”。
华佗的医术据说被全部焚毁。他的学术思想却并未完全消亡,尤其是华佗在中药研究方面。除麻沸散这样的著名方剂外,在后世医书中记载的华佗方剂不能都视为伪托华佗之名(聂文涛)。其弟子吴普则是著名药学家。《吴普本草》得很多内容可以在后世医书中看到。
华佗是我国医学史上为数不多的杰出外科医生之一,他善用麻醉、针、灸等方法,并擅长开胸破腹的外科手术。外科手术的方法并非建立在“尊儒”的文化基础上的中医学的主流治法,在儒家的“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主张之下,外科手术在中医学当中并没有大规模的发展起来。有些医史学家考证出,华佗所用的治疗方法在印度医学中有所记载,他使用的麻沸散中主要药物“蔓陀罗花”也是印度所产,因此他们提出华佗一生游历于中原各地,他很有可能是来自印度的天竺医生。这种说法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中医外科远在汉代,就曾经达到过相当高的水平,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中医学在理论和实践方法上的不断进步,大部分的疾病都可以通过针灸、药物等治疗方法达到治愈的效果,而这些痛苦大、损伤重、伤经断络的外科方法就渐渐被更加“文明”和“简便”的内治法取代了。在这种条件下,中医学同样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许多其它医学不得不承认它超越的科学性和其理论的精妙深远。
[编辑本段]临症秘传
华佗治头痛身热要诀 表外实,下内实,忌 世治外实,多用表剂,表则外虚,风寒得入,而病加剧。世治内实,多用下剂,下则内虚,肠胃气促,而肢不畅。
华先生治府吏倪寻,头痛身热,则下之,以其外实也。治李延头痛身热,则汗之,以其内实也。盖得外实忌表、内实忌下之秘也。又按内实则湿火上冲,犹地气之郁,正待四散也。外实则积垢中留,犹山闲之水,正待下行也。其患头痛身热同,而治法异者,虽得之仙秘,实本天地之道也。余屡试之,果屡见效。(孙思邈注)
华佗治肢烦口乾要诀 汗愈,不汗死 县吏尹世,苦四肢烦,口中干,不欲闻人声,小便不利。华先生曰:“试作热食,得汗即愈,不汗后三日死。”即作热食,而汗不出。华先生曰:“脏气已绝于内,当啼泣而绝。”已而果然。先生盖有所本而云然也。按肢烦口干,不欲闻声,热症也。医者遇此症,决不敢曰热食,多主用凉剂,然一用凉剂,便起搐搦,却无啼泣之状,缘先生进热食,故有啼泣之状耳。余昔遇此症,常用热表剂,见汗涔涔而愈,益信先生言之不诬。窃怪世之治此症者,不能决其愈不愈,死不死。观于先生之治法,可以知所从事矣。(孙思邈注)
华佗治牙痛要诀 宜辛散,忌凉遏 世传华先生治牙痛:一撮花椒小一盅,细辛白芷与防风,浓煎漱齿三更后,不怕牙痛风火虫。实则先生之医术,虽本乎仙人,其用药则由己。如宜辛散,忌凉遏,即治百般牙痛之秘诀也。故知治病不必拘定汤药,盖汤药可伪造,可假托,且当视其病之重轻,人之上虚实,时之寒(火奥),而增减之,故有病同药同,而效与不效异。医者于此,宜知所酌夺矣。
华佗治死胎要诀 朱砂、鸡白、蜜、当归末等分,酒服出。 按此系《普济方》。考《魏志》甘陵相夫人有身六月,腹痛不安,先生视之曰:胎已死。使人手摸知所在,在左则男,在右则女。人云在左,于是为汤下之,果下男形。即愈。然用何汤药,则未言明,不能无疑。意先生善解剖,固有下之之术,不专恃汤药,特以汤药为辅佐品乎。今观此书,则知先生之治斯症,固有汤药在也。因为稽考故事以实之,且余亦尝用此方下胎屡见奇效,人且视为仙方也。 (孙思邈注)
华佗治矢镞入骨要诀 刮骨、理骨、理筋、补筋 按《襄阳府志》:关羽镇襄阳,与曹仁相拒,中流矢,矢镞入骨,先生为之刮骨去毒,出血理筋,创果愈。盖即本此二语,而见之于实事也。若治毒不敢刮,必致毒气蔓延;见筋不敢理,必致筋肉短缩;其害无穷。凡为医者,宜熟习此二语,勿见筋骨而胆怯,只求刮理得法,自不难立见奇效,而病家亦不得以须受刮理,而遽增惶骇也。(孙思邈注)
华佗治膝疮要诀 巳戌相投 凡蛇喜嗅血腥,故人染蛇毒,或服蛇子,必能生蛇,以其遇血腥能生长也。犬之**者,其血腥尤甚,使之用力于足部,其血郁闷已极,有直冲之性,蛇嗅之必出也。昔余见有屠狗者,旁有数童子围观之,忽有一童子目注墙角咋曰:“蛇来矣。”旋又有二童子,惊相告,谓有二蛇在屋瓦上蜿蜒来集。余初不解其故,今读华先生秘方,始知之。建安中,琅琊有居民曰刘勋者,其女年二十许,左膝上忽发一疮,痒而不痛,凡患数十日而愈,已而复发,如是经七八年,迎先生使治之。先生视之曰:易耳。当得稻糠色犬一头,良马三匹,以绳犬颈,使驰骤,马前而犬后,马力竭辄易之,计马与犬共行三十余里,俟犬不能驰,再令人强曳之,使续之二十余里。乃以药饮女,女即安卧,昏不知人,急取犬剖腹,俾血如泉涌,以犬之近后足之前所断之处,令向疮口相距二三寸许停之,须臾则有若蛇者,蜿蜒从疮中出,速以铁锤贯蛇项,蛇在皮中,摇动良久,移时即不动,引出长凡三尺许,惟有眼球而无瞳,又为逆鳞耳。乃以膏敷于疮面,凡七日而愈。(孙思邈注)
华佗治湿浊上升要诀 病有不能顺治,可逆治。 有人苦头眩,头不得举,目不得视,积时年许,先生视之,使悉解衣倒悬,令头去地一二寸,濡布拭身体,令周匝,候视诸脉尽出五色,乃令弟子数人,以铖刀决脉,五色血尽,视赤血出乃下。以膏摩、被覆,汗出周匝,饮以葶苈犬血立愈。此即逆治之法也。(孙思邈注)
华佗治寒热要诀 冷浴生大热 有妇人久病经年,世谓寒热交注病。冬日十一月中,先生令坐石槽中,以寒水汲灌之,云当满百。始七八灌,战欲死,灌者亦惧而欲中止。先生令满数,至将八十灌,热气乃蒸出,嚣嚣高二三尺,满百灌,乃命燃火温床厚覆,良久汗洽出,著粉汗糁便愈。按冷浴有反激之力,初极冷,继极热,足以清毛管,出废料。有经络肌肤为寒湿所困,不能发汗者,冷浴最效。余体服,从不服表剂,不适则冷浴,浴后辄觉脚畅神爽 ,始信仙方不欺人也。惟体弱者不宜冒昧行之,违之则有损。又冷浴后,宜用干布揉擦,斯不可不察耳。(孙思邈注)
华佗治腹痛脾腐要诀 物生于土,土燥物枯,可掘而润之,体此可以治脾 一人病腹中半切痛,十余日中,须眉堕落,先生视之曰:“此脾半腐也,宜刳腹,施以洗伐”。即饮以药,令卧,破腹视脾,半腐坏,刮去恶肉,以膏敷创,饮以药,百日而平复。(孙思邈注)
华佗治脚病要诀 阴络腹行,阳络背行,缘督为治,支无不伸 一人病脚躄不能行,先生切脉后,即使解衣,点背数十处,相间一寸或五寸(分?),从邪不能当,言灸此各七壮,灸创愈,即能行也。后灸愈,灸处夹背一寸上下行,端直均调,如引绳也。 按先生以四言为主要,知药所不及,乃易之以灸。人谓灸不难,得穴难。余谓得穴非难,因有图可按,体格部位可稽也。惟病之应久与否,又灸从何起,迄何止,有胆有识,斯诚难也。(孙思邈注)
华佗治酒毒要诀 讳疾忌医,死 酒之发酵,足伤肺翼,害肠胃,惟葛花可解。暨渎严昕与数人共候,先生适至,谓昕曰:“君身中佳否?”昕曰:“无他”先生曰:“君有急疾见于面,毋多饮,多饮则不治。”与以葛花粉令服之,昕不能信,复饮,归行数里,卒头眩堕自车,人扶之,辇回家,越宿死。(孙思邈注)
华佗治虚损要诀 乘虚御内,亡 故督邮顿子献得病,已差,诣先生。先生为切脉曰:“尚虚未得复,勿为劳事。御内即死,临死当吐舌数寸。”其妻闻其病除,自百余里来省之,止宿交接,中间三日,病发,一如先生言。 按肾水不足,相火愈妄动,故患虚损者,愈喜女色。此女欲拒而不能,非腰痛如割,则粘汗如流,此正先生且无方,仙且无术,人其鉴之。(孙思邈注)
华佗治胃管要诀 地数五,土求其平,毋使术梗 督邮徐毅得病,先生往省之。毅谓先生曰:“昨使医吏刘租针胃管讫,便苦咳嗽,欲卧不安。”先生曰:“刺不得胃管,误中肝也,食当日减五日不救。”果如先生言。 按人咳嗽从肺,不知肝风煽动,使肺不舒,亦足致嗽,所谓木刑金也。人谓减食由胃,不知肝气不行,使胃作胀,不能进食,所谓木克土也。人谓不眠由肾,不知肝为血海,肝病血虚,势难安眠,所谓木耗水也。胃属土,地数五,五为地数之终,终而不能复始,故五日不救也。仙传数语,足以当千万部医书,有如是者。(孙思邈注)(谁曾由史书医案中悟出这许天机?可惜天下能如孙真人之智慧者罕也。)
又名又老的中医泰斗邓铁涛先生经常信口开河一些昏话,比如他曾说“中医
不怕流感,早在1700年前的汉代张仲景已留给我们有效的学术与经验,加上明清
医学家的研究成果,我们胸有成竹!”,“中国从未有一次瘟疫流行死亡过百万,
上世纪60年代流感流行就被‘达原饮’一个方子制止了”。我在37度医学网论坛
里曾经对老先生的惊人之语作过一番“考证”和批驳,完全可以为他的“昏话”
作一个注解!
古代瘟疫的说法很多,古籍记载约有数十种,如疫、疫气、疠气、疫疠、温
热、天行、疠、瘥、大头瘟症、疾疫、大瘟、痘疹、痘疫、疙瘩瘟、羊毛瘟、疟
疾、天花、番痧、螺痧、痧症、烂喉痧、喉症、痒子症、瘪落痧、痒疥疾、首疾、
气疾、茄妈瘟、闷头疟、疫瘴、霍乱、转筋霍乱、阴霍乱、鼠疫、鼠瘘等等。无
论何种名目,毫无疑问,古人并不知道瘟疫的真正原因!吴有性虽然天才地感觉
到“天地间别有一种戾气”,究竟是一种猜测。人类真正认识瘟疫原因的是从病
毒学之父巴斯德开始的(详情略)。
从历史看,中国大疫频发,史不绝书! 现知最早的疫病发生于殷商,甲骨文
有:“贞:疒�不�。”意思是说:当时疫病流行,人们去占卜,希望疫病不要
再流行。从公元前674年至1949年,这 2632年间,共记载有772年次程度不等的
瘟疫,平均不到4年就有一次。从1500年至1911年不到500年中,共发生大疫238次,
平均不到两年就有一次。大疫流行时,往往“死者不可胜计”,“丁尽户绝”,
“户灭村绝”,是真正的人间惨象!
自西周以来,中国历史上瘟疫大流行的高峰期有以下几段时期:
一是西汉至东汉时期。东汉末年从公元204年至219年,中原地区瘟疫凶猛。
张仲景:“余宗族素多,向逾二百,自建安以来,犹未十年,其亡者三分之二,
伤寒十居其七”(医圣家族尚且如此,其余可想而知!他又哪有什么可以效验千年
的“有效的学术与经验”呢!) 。特别是建安二十二年(217年)死人尤多。魏
文帝曹丕:“家家有伏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声,或合门而亡,或举族而丧者”
。尽管当时没有准确的数字统计,也不难想象这种疫病究竟猖獗到了什么程度!
另一是明末至清初(公元16—17世纪)。从1109年至1234年,“疫死者半”、
“开封大疫,诸门出柩90余万人。”明代万历、崇祯至清康熙年间,即1580至
1663年,疠疫流行,死亡枕籍。最严重的是1641年,南北两直隶,山东、安徽、
浙江、贵州、湖南等地疾疫大作,山东东明县“春二月瘟疫大作,有一家死数口
者,有一家全殁者,白骨山积,遗骸遍野” 。1643年的瘟疫,“有疙瘩瘟、羊
毛瘟等,呼病即亡,不留片刻。八、九月间,死者数百万…至霜雪渐繁,势始渐
杀(古人也观察到瘟疫是被“自然”所控制的,没中医什么事儿)。” 山东
“春夏间瘟疫盛行,甚至户灭村绝。”有历史学家保守估计,明末大瘟疫死亡人
数在千万以上。中医对付这种瘟疫又何尝“胸有成竹”过呢!
近代中国瘟疫大暴发是从光绪十四(1888)年、民国十(1921)年和民国二
十一(1932)年。仅1888年霍乱流行,被清政府统计到的感染的市县达 306处。
1900--1949年,“仅仅死于鼠疫的人数就有102万。病死率89%”1921年,云南瘟
疫流行,病名是“烂喉丹痧(猩红热兼白喉)”。连“云南省长刘祖武全家传染
此症,不治死亡”。
总之,只要不是睁眼说瞎话,我们从历史里从来就看不到中医曾经对瘟疫有
过有效的办法,医圣张仲景也不例外!铁涛老自豪而轻松的狂言不过是昏话而已!
http://xysfreednsus/xys/ebooks/others/science/dajia7/zhongyi148txt
明末崇祯时期的瘟疫
崇祯朱由检是明朝最后—个皇帝,当时社会秩序十分混乱,自然灾害不断,农民起义不断。崇祯年间,明朝统治区域内许多地方都流行起了鼠疫,尤其是崇祯末年,各地的瘟疫是一场连一场。 崇祯六年(1633年),山西突然很多地方出现疫情。万历《山西通志》记载这年垣曲、阳城、沁水大疫,“道□相望”。高平、辽州大疫,“死者甚多“。这年山西南部普遍出现旱灾,而疫情主要是在山西东南地区流行。沁州沁源县城中仅数百家,但由于“岁荒,斗米钱半千,夏遭瘟疫,死者不计其数”。 崇祯七年、八年,山西西部靠近黄河的兴县“盗贼杀伤人民,岁馑日甚”。社会不安定,自然灾害交加,兴县就出现了疫病,“天行瘟疫,朝发夕死。至一夜之内,一家尽死孑遗。百姓惊逃,城之为空。” 靠近兴县的临晋这年也有大疫,疫病的高峰在三四两月之间。 崇祯十年(1637年)以后,山西自北到南瘟疫大流行,这年大同瘟疫流行,“右卫牛也疫”。十四年,“瘟疫大作,吊问绝迹,岁大饥”。南部的稷山县也出现大疫“死者相枕藉”。崇祯十六、十七两年是山西流行瘟疫的高峰。浑源县崇祯十六年大疫,“甚有死灭门者”。崇祯十七年大同府“瘟疫又作”,而灵邱县“瘟疫盛作,死者过半”。南部的潞安大疫,“病者生一核,或吐痰血,不敢吊问,有阖家死绝不敢葬者”。 疫情也传到河南地区。河南内黄县《荒年志碑》记述了黄河两岸崇祯十三年“风大作,麦死无遗,有家无人。食糠榆皮,受饥者面黄身肿,生瘟疫,死者过半”。崇祯十四年,中原大地疫病四起。春二月,内黄县一带家家遭瘟,人死七分。当时有地无人,有人无牛,地遂荒芜,偃师县“春大疫,死者枕藉”。阌乡县春天饥荒大疫。阳武县“瘟疫大作,死者十九,灭绝者无数”。荥阳县“春大疫,民死不隔户,三月路无人行”,商水县“春大疫,抵秋方止,死者无数。初犹棺敛,继买薄卷,后则阖门皆死,竟无一人能敛者。至六月间,街少人迹,但闻蝇声薨薨而已”(顺治《商水县志》)。这些地区的疫病十分剧烈,挨家挨户传染,一批又—批地死人,连棺材也来不及制作,马路上吓得连行人也没有。 今江苏吴江县曾遭到连续二次的大疫袭击,崇祯辛巳年(1641年)吴江突然大疫流行。这场大疫中死去的人不计其数,死亡率之高令人惊讶。有一大户人家,先是一人染病但几天里全家数十人一一被感染,最后全部不治身死。《吴江志》称:“阖门相枕藉,死无遗类者。”这种高死亡率的疫病当时人十分少见,只觉得“偶触其气”必死无疑。 崇祯十七年(1644年)春,距上次瘟疫流行仅隔三年,吴江再次瘟疫大流行,得病者最主要的症状是口中不时喷血,喷血后不久就毙命不起。吴江城内死掉的人在历史上从未有过这么多,甚至一条巷内的居民全部得了这种病而死亡,更不知有多少人全家死绝,一个活的也没留下。这场大疫持续了一个多月,夺走了大量吴江人的性命。 河北京津地区,崇祯十三年后也是大疫流行。崇祯十三年,顺德府、河间府有大疫出现。大名府“瘟疫传染,人死八九”。第二年,河北的疫情继续有所发展。大名府上年的瘟疫传染一直延及到了崇祯十四年。当年春天无雨,“瘟疫大行,人死十之五六,岁大凶”。顺德府由于连年荒旱,“瘟疫盛行,死者无数”。广平府、真定府、顺天府均出现大疫,并于这年七月疫病传进了京师。 崇祯十六年,顺天府通州于七月流行疫病,“名曰疙疸病,比屋传染,有阖家丧亡竟无收敛者”(康熙《通州志》)。京师北部的昌平州“十六年大疫,名曰疙疸病,见则死,至有灭门者”。保定府处于京师南约200多里,这年“郡属大疫”,其中雄县的瘟疫最为严重,“人心惊畏,吊问之礼几废’。疫病蔓延进京师是在这年的二月。《明史》云:“京师大疫,自二月至九月。”这场瘟疫流行造成了20多万人的死亡。 据吴震方《花村谈往》记载:崇祯十六年(1643年)八月至十月,京师内外疫病流行进入高峰。流行的病叫疙瘩病。不论贵贱长幼,得了这种病很快就会死亡,甚至一呼病名,病就来了,不留片刻,人就死去了。患者胸腹稍满,生白毛如羊,日死人数千,很多人死了连病名都还不知道。兵科曹良直正与客人对谈,举茶打恭行礼,人站不起就死去了。兵部朱希莱拜访客人急急赶回来,刚进室内就死去。宜兴吴彦升受命为温州通判,刚想登船去上任,一个仆人就死了,另一仆人去买棺材,很久还未回来,赶去一看,这个仆人已经死在棺材店。有同在一个旅馆住宿的朋友鲍某劝吴某搬迁到另一个旅馆,鲍某先背负行李到新居,吴某稍微落后一会赶来,他看见鲍某已死在新居里。吴某赶忙又搬出去,等到第二天清晨,他也死去。金吾钱晋民陪同客人饮酒,话还未说完就断了气,过了一会儿,他的妻子及婢女仆辈在短时间内死了15个人。又有两个同伴骑著马赶路,后面的人先说话,前面的人答了话,后面的人再说话,前面的人已经死在马鞍上,手里的马鞭还在高高扬起。沿街小户人家死的人更是无法计算,街道上已经没有人在闲谈、散步了。死的人实在太多,很多人连棺木都设有,因为棺材店来不及赶制。根据官方计数,九扇城门抬出的死者有20余万人。崇祯十七年,天津督理军务骆养性谈到京师的鼠疫时说,“昨年京师瘟疫大作,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户丁尽绝,无人收敛者。”所谈和吴震芳的记述完全符合。 与京师很近的天津也受到瘟疫的侵袭,不过已是崇祯十七年了。骆养性谈到:“上天将灾害降临人间,所以瘟疫流行。自八月至九月,疫病传染到达顶峰。感染疫病者时间长的,一二天中死亡,而时间短的,早晨得病,晚上已经死了。天津城内每天就有好几百人死亡,甚至有的全家不留一个活的。这种病一户挨著一户传染,没有一户能幸免的。只要有一个人得了病,就会传给全家人。这病在天津城内已经传播了有二个月,引起了重大丧亡,至九月达到高潮,城内外都在死人,而城中心死的更加多。现在的天津城中路途上到处都是棺材,耳朵听到的都是哀号之声,人们个个都是悲凉惶恐。” 崇祯十七年二月,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攻占了太原,遂分兵直趋北京。北京西北的宣府地区在李自成大军经过后疫病重又活跃,“凡贼所经地方皆大疫,不经者不疫”。京师周围的瘟疫直到清初仍未停息。顺治元年(1644年)九月,保安卫、沙城堡大疫后死绝的不下一千家。康熙《怀来县志》载:“生员宗应祚、周证、朱家辅等皆全家疫殁,鸡犬尽死,黄昏鬼行市上,或啸语人家,了然闻见,真奇灾也”。
参考资料:
瘟疫一直伴随着人类的成长,时不时地暴发。它是各种急性传染病的总称,种类非常多,天花、伤寒、鼠疫、黑死病等,是我们熟知的瘟疫。瘟疫的传播性强度不一,危害性大,令人猝不及防,大家不免谈疫色变。
中国古代很早就有关于疫灾的记载。殷墟甲骨文中有关于“疾年”的记载,表达出当时人对瘟疫的初步认识。秦汉以来,有关于瘟疫的记载较为丰富,对于我们认识历史上的瘟疫有很好的帮助。总体上看,中国的疫灾频度总体上呈现越来越高的趋势。
汉代发生的瘟疫明确记载的有42次,主要发生在三类地区:一是南方和东部等气候温暖湿润地区,二是人口众多的京师洛阳,三是行军打仗中。东汉时,南方多次发生大规模的疫病,主要发生在长江中下游的荆州、九江、庐江、会稽诸郡;首都洛阳共有5次疫病发生,这显然与京师人口众多,疫病容易流行有关。疫灾与自然灾害的关系也很紧密,数据显示,水、旱、饥荒与疫灾的关系最为紧密。
魏晋南北朝时期有76年发生过疫灾,暴发频率高于先秦和秦汉时期,可说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疫灾高峰期。其中西晋时期(265-316年)疫灾年份18个,发生频率最高。从季节来看,春季有17次,夏季30次,秋季11次,冬季15次,季节不详者9次,说明夏季是这一时期瘟疫流行的最主要季节。
从空间范围来看,以今省为地域单位统计,疫灾范围随着时间推移有逐步扩大的趋势,三国时期仅有4个省发生疫灾,西晋时期扩大到7个省,东晋时期又增至10个省,南北朝时期为12个省。共有17个省遭受到疫灾,这些地区涵盖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大部分疆土。
总体来看,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疫灾主要分布在人口相对密集、经济相对发达、战争相对较多的黄河中下游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及其之间的淮河流域,边疆地区的疫灾基本都与战乱有关,都城地区是疫灾的高发地区。
隋唐五代时期有疫灾之年47个,平均806年发生一次,频率与秦汉时期相差不多,但远低于魏晋南北朝时期。从百年尺度来看,盛唐所在的8世纪发生频率最低。从季节来看疫年,春季的有11个,夏季18个,秋季4个,冬季2个。显然,夏季是疫灾高发季节。空间分布上,隋代6次疫灾中有5次疫灾区分布在北方,南方仅有1次。
唐朝、五代时南北疫灾频率相差不大。北方疫灾主要分布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今陕西、河南、山西、河北境内,南方疫灾主要分布在江淮之间和长江下游三角洲地区的今江苏、安徽、上海、浙江境内。
宋代据统计有疫灾49次,其中北宋13次,南宋36次。从时段上看,公元1163-1279年间,有疫灾29次,是疫灾最为频繁的时期,特别是1164-1223年间,有27次,频率高达045次/年,接近两年一次。从季节、月份来分析,夏季是宋代疫灾的高发季节,其次是春季,而3、4、5三个月是疫灾的高发月份。
从空间来看主要分布在今浙江、河南、江苏、安徽、湖南、四川、江西、陕西、甘肃、河北。而浙江以28次疫灾占据总次数的58%,是最大的重灾区。从城市来看,北宋首都开封有6次,南宋临安有16次,共22次疫灾,占据宋代疫灾总次数的45%,说明首都的疫灾问题非常严重。
蒙元时期(1226-1368年)疫灾至少有64次,平均0451次/年,有越来越频繁的趋势,末代皇帝元顺帝在位时期达到疫灾的高峰。从季节来看,春夏时期的疫灾要远多于秋冬两季。从空间来看,在元政府统一中国后,南北方的疫灾次数相差不大,南方略多于北方,但北方在元代后期的次数要高于南方,这可能与当时的战乱有关。从当时的行省范围来看,河南行省与中书省最多,其次是江浙行省与湖广行省。元代疫灾对军队的影响非常大。蒙古军队与西夏战争、与南宋战争期间都曾有严重的疫灾。元朝军队攻打越南、缅甸以及日本时,也曾遇到疫灾的困扰。
明代据统计有瘟疫187次,119个灾年,呈现越来越严重的趋势,在1601-1644年间,高达47次,约107次/年,是最严重的阶段。从季节来看,夏季最多,春季次之。从疫灾发生范围来看,当时的十五省,除广东未见有记载外,其余地区都有发生。以今天的政区来看,浙江、山西、北京、福建、江西、湖北等省市发生频繁,其余省市区频率较低。总体来看,南方疫灾比北方频繁,也更严重。
根据《清史稿》统计清代有瘟疫207次,频率为077次/年。同治朝的疫灾最为频繁,其次是雍正朝,次数最少的是光绪朝。《清史稿》对疫灾的记录很不充分,只能大致反映全国瘟疫的趋势。龚胜生曾统计清代湖北地区的疫灾有73个年份,而《清史稿》对此记载就不多。
瘟疫主要暴发在夏季,春、秋两季的次数略少一些。从月份来看,3至8月是疫灾高发月份,特别是5、6月最多,10、11、12月极少,仅有零星发生。浙江、山东、湖北、河北、江苏是疫灾的重灾区,甘肃、安徽、陕西、山西等省疫灾要少很多,其余各省市区疫灾更少。
从中国历史上瘟疫的时空分布来看,主要有以下三个特点:
一、暴发时间一般较长,短暂几个月,长则数年。这对疫区的民众来说杀伤力大,死亡率较高。如果是在王朝的后期大规模暴发,容易动摇政府的统治。东汉、明代的末年都是瘟疫流行。清末也曾发生多次大规模瘟疫,特别是东三省的鼠疫,对处于风雨飘摇中的清政府是重大打击。
二、范围较广,每次疫灾可能涉及多省,每个时期涉及多地。长江中下游和黄河中下游地区是重灾区,都城是重灾地,这与人口密集有很大关系。
三、从季节来看,春夏季较多,秋冬季较少。我们不能期望瘟疫在天气转暖后自然消失。
在与瘟疫长期斗争中,中国人民积累了丰富的防疫经验。一是通过祈福、求神实施禳灾,二是政府积极指导救治。历代政府一方面派遣使者、太医等到疫区调查,治疗,送药,另一方面会组织患者隔离。唐政府曾屡次命令地方各州誊抄药方、方剂,控制疫病传播,抵制巫医误诊,玄宗时下令抄写南朝时期陶弘景撰写的《神农百草经》,不久又组织编撰颁布《广济方》。可以看出中医应对瘟疫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经验。
瘟疫传染性强,及时处理尸体也是阻止瘟疫蔓延的必要措施,历代政府和慈善组织、个人都有出资掩埋尸体的措施。
实际上,很多瘟疫的消亡我们并不清楚原因。2003年的SARS病毒当时究竟是如何消失,我们其实长时期也不清楚。中外历史上,瘟疫横行曾多次发生,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难以避免,成为大自然与人类相处的方式之一,人类虽然不欢迎它们,但要有接受它们的心态。
大灾大难时,肯定会造成大规模的损失,瘟疫首先会造成大量的人口死亡,其次会带来大量的次生灾害,短期内肯定会带来经济的衰落,但多难兴邦,一般都会走出来,迎来下一阶段的繁荣,社会还会焕发新机。黑死病在第一次大流行时持续了7年(1347-1353),欧洲有1/3以上的人死亡,但却因为对死亡的恐惧,开始了身体解剖和思想的启蒙,诞生了欧洲文艺复兴。瘟疫从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历史,促进了社会的新陈代谢。
瘟疫暴发,短则数月,长则数年,会折射世间万象,特殊时期,也更考验人性,出现各种平时无法想到的状况。对于处于困境时期的人类来说,如何生存下来是值得思考的问题。防护物资紧缺,生活、生产都会受到很大影响,这提醒我们在保护好自身安全的情况下,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互相支持,尽量节省物资,好钢用在刀刃上,不要随意浪费!
我们所烦恼的事,可能有九成都不会发生,但未雨绸缪,还是非常必要的。大家利用身边的条件多保护自己,关爱他人,病毒早晚都会消失,不要过于惊慌,实际上,恐慌用来对付病毒这样看不见的敌人是没有用的。大家熬过这次疫情,各国经济会逐步恢复,当然,有些国家恢复得快,有些稍微慢一些。很多产业布局、组织形式,甚至人们的思维方式,因为这次疫情会发生改变。
本文2023-08-05 14:50:01发表“古籍资讯”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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